瞭望新闻周刊2011年第15期
本期目录
[瞭望论坛]
·增强国家战略能力
[热点观察]
·玉树重建之难
·房租骤涨的四大推手
·绥江‘63.25"事件的移民诉求
·湛江清明枪击案还原
·黑哨背后的“黑洞”
[时评]
·企业重组为何频现震荡
·防海产染“盐慌”闹剧
·读者笔锋
·漫画杂感
[特别报道]
·谋划“亚洲崛起”
·建构“亚洲胸怀”
·专访博鳌亚洲论坛秘书长周文重“一切为了亚洲”
·博鳌故事
·专访博鳌亚洲论坛前理事长拉奠斯“博鳌亚洲论坛使亚洲国家形成了很强的整体感”·海南“世界岛”
·声音
·时事聚焦
·暇望前瞻
[高层决策背景]
·事业单位改革全面开闸
[特稿]
·“选举季”的政治动向
·政法队伍新风
·“金砖国家”的欧洲视角
·新兴经济体谋求更大话语权
·专家肴“金砖”
[时评]
·华为再碰“安全天花板”
·美国债务难题逼底线
[视野]
·新媒俸与言论表达
[国情国策lI]
·中药热的“紧箍咒”
[社会]
·一周网谈：北京两次直升机救“驴友”引网民热议（三则）
[人物]
·李太生：打开攻克艾滋病的希望之门
·焦点人物
[政治]
·监狱警察职务犯罪多发调查
[财经]
·再度加息“剑”指何方？
·南辰汽车聚焦为何“公车”定义引争议
[国际评论]
·“金砖五国”峰会共议国际风云
[国际]
·地震撼动日本“国债安全神话”
·欧盟新方案治标难治本
·利比亚局势投射国际战略态势
[文化]
·电子阅读遭遇“下热上冷”
[专家视点]
·军事透明是手段不是目的
增强国家战略能力
《瞭望新闻周刊》 2011015期作者/本文总字数：2026字
文／韩保江
“十二五”规划纲要明确指出，综合判断国际国内形势，我国发展仍处于大有可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然而，在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趋势深入发展，世界经济政治格局出现新变化，大国博弈和国际竞争更加激烈的时代背景下，要利用好重要战略机遇期，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有效维护国家安全与发展，必须增强战略能力意识，从根本上增强国家战略能力。
国家战略能力，说到底就是国家在一个较长的时期内有效组织、协调和运用国内外战略力量，预防和应对各种重大威胁，维护和拓展国家利益的能力。一个国家战略能力的强弱，直接取决于其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军事实力等“硬实力”，而且取决于其政治掌控能力、民族凝聚能力、文化影响能力和体制运作能力等“软实力”。国家战略能力是这“硬”、“软”两种实力的有机结合、辩证统一。硬实力是提升国家战略能力的核心和基础，软实力是提升国家战略能力的“倍增器”。
强调要从根本上增强国家战略能力，首先是为了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维护包括政治、经济、科技、文化、生态、资源等的发展利益。随着中国经济总量的扩大和国际地位的提升，防范中国崛起、破坏中国发展的势力不会甘于寂寞，由此，必须警惕敌对势力对我们国家安全和发展利益的损害。其次是为了有效预防和应对危机、冲突和战争，维护我国良好经济社会发展环境。尽管和平发展合作是时代潮流，大规模战争发生的可能性不大，但是局部冲突、利益摩擦将不可避免，由此，不但需要在各种威胁出现之后运用综合国力积极应对和有效化解，还需注重艺术地运用国内国际战略力量，积极创造有利战略态势，预防危机、冲突和战争的发生。
增强国家战略能力，从根本上还是要“练内功”，继续壮大我们自己的经济实力、科技实
力、军事实力，大力提升我们自己的政治掌控能力、民族凝聚能力、文化影响能力和体制运作能力。
经济实力是国家战略能力的基础，它既决定于一个国家的经济总量和人均规模，又决定于其经济增长的速度和质量。30多年来，我国经济保持年均9.7%以上的增速，GDP总量从3645亿元增至2010年的39.8万亿元，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人均GDP从190美元增至4000美元，中国经济总量占世界经济总量的比重达9.3%。也正是持续不断的经济增长和不断做大的经济规模，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国际影响力才不断提升，由此为增强国家战略能力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十二五”期间，为了进一步务实提升国家战略能力的物质基础，必须继续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心无旁鹜抓发展，既保持一定的经济增长速度，又要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进而提高国民经济可持续发展能力。
军事实力是国家战略能力的强制性要素，是国家能够直接用于战争并维护国家主权的关键力量。增强军事实力，必须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保持必要军费和国防投入，不仅要大力改善军队的武器装备，而且要加大军事科研的经费投入，努力提升我国军队建设的现代化水平。
科技实力是国家战略能力的先导性因素，它决定着国家战略能力的长远发展。“十二五”期间，要实现综合国力再次跃升和国家战略能力重大发展，关键要靠科技自主创新。为此，要不遗余力地推进国家创新体系建设，加大对自主创新的投入力度。既要加强基础领域研究，改变基础研究薄弱、科技创新原动力不足的状况，同时还要着力突破制约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技术，促进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的转化，以科技进步带动产业升级和结构优化。
政治掌控能力是国家战略能力的核心，是把经济实力、军事实力、科技实力有效转换成国家战略能力的关键。它来自于国家政治体制和政治文明的优越性和生命力。要提高政治掌控能力，必须既要充分发挥“全国一盘棋”和“集中力量办大事”的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又要深刻洞察和准确把握国际格局的特点走向，创造有利于国家安全和发展的战略态势，特别是要统筹驾驭国际国内两个大局，灵活应对国际风云变幻，有效化解重大危机。
民族凝聚能力和文化影响能力则是国家战略能力中的非物质因素，是社会文化领域中具有精神感召力、思想影响力与心理驱动力的文化资源和精神力量。它既是一种充满韧性，无坚不摧的战斗力，又是一种凝聚人心，形成合力的向心力。
然而，有了上述诸力不等于就有了战略能力，还需对这些能力有机整合和统筹配置。由此需要包括战略动员能力和战略谋划能力在内的体制运作能力。前者是为应对各种事关国家利益的重大危机、冲突或战争所采取的统一调动人力、物力、财力的紧急措施，将各种战略资源转化成能够立即被调用的战略力量。后者是指在预防和消除国家面临的重大威胁时体现出的分析复杂问题的能力和运用战略力量的艺术，它取决于国家的战略文化，领袖集团的素养和参谋集团的素质。只有同时具备这两种体制运作能力，上述能力才能形成有机统一的“合力”。这种“合力”才真正是使得中华民族能够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国家战略能力。
玉树重建之难
《瞭望新闻周刊》 2011015期作者/本文总字数：4424字
·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吕雪莉
“4. 14”玉树大地震临近一周年，县城结古镇这些日子几乎天天都有大风雪，当地人说，这是老天为那场大灾难中涂炭的生灵致意。
风雪之下，一个新玉树正在重生，大街小巷塔吊林立，拉运重建物资的车辆往来穿梭，到处都是援建大军紧张忙碌的身影。然而，“情况远比想象的复杂”，接受《瞭望》新闻周刊采访时，杨宝军双眉紧锁、表情凝重。他是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副院长，被称为玉树地
震灾后重建总体规划的“总设计师”。土地权属：焦点中的焦点
按照国务院部署，2010年6月20日，灾后两个多月，玉树重建即全面启动。
在去年5个月左右的时间里，298个项目开工建设，完成投资50.1亿元，实现年度重建目标，即：完成了大部分农牧民住房重建，开工建设大部分城镇居民住房，全面完成可修复住房维修加固。部分受灾群众迁往新居，一些支撑长远发展的项目相继开工或建成。进人工程冬歇期后，青海省在做好受灾群众的过冬安置和生活救助，部署冬歇期各项工作的同时，着力做好今年重建的准备工作，抓紧所有项目的规划设计。截至目前，委托规划设计项目已达463项，占总设计任务的99%，已完成规划设计方案项目438项。玉树州博物馆等10项重点工程已进行了5轮审查。
拆危清墟和征地拆迁也利用施工冬歇期全力开展。截至今年3月中旬，共完成拆危清墟任务448万立方米，完成总任务量的98%，为重建项目的全面铺开建设做好了场地的准备。
但这一成绩单，在杨保军看来，犹嫌缓慢。一个数据是，去年玉树重建完成投资50.1亿元，不足当年投资额的一半。
缓慢源于“没有经验”。这位资深的规划专家说，当地政府要求他和其团队借鉴北川的经验，提供“一个漏斗”即统一规划、统一设计、统一协调、统一技术服务的团队，但玉树情况比较特殊，土地产权等问题很复杂，一系列矛盾问题导致很多重建项目难以落地，尽管当地政府、援建单位等各方面的工作都很努力，但重建进展仍然不尽如人意。
为加速进展，今年玉树重建机制进行调整，突出一点即甘肃省放权由玉树州主导重建，以因应具体情况。
重建任务中，最重要的一块是居民住房，规划要在今年完成绝大多数住房的重建。杨保军说，针对玉树的情况，寻找适合当地特点的重建方式，这就需要充分了解老百姓的意愿。
杨宝军带领20多人，对当地的群众进行过回访，以了解他们对住房重建的诉求，尽可能多地了解和掌握他们的真实想法和意图。
“规划一定要把城市长远的发展蓝图和老百姓的诉求相结合起来，不能只顾一头。”他说，去年重建方已经感到不同的重建模式需要有不同的方法，于是尽量照顾老百姓的需求，做了一个示范片区——德宁格片区，得到老百姓的认可和喜欢。杨保军和他的团队今年3月到玉树后，就把德宁格片区模式的一整套方法教给其他的设计单位，并负责督导和技术的把关。
同时，玉树州委州政府也建立了强有力的组织系统。今年将过去的11个片区管理委员会改进为建设委员会，每个建设委员会派两个技术人员作为督导员去督导工作落实。
即便如此，杨保军说，实际的困难仍比预想的要多、要大。
土地和房屋补助是玉树灾后重建的焦点，而个人宅基地和商铺土地权属的认定及其权益处置和补偿安置等，又是土地问题的焦点。
有关部门调查显示，结古镇及外围共有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个人使用的土地10446宗，其中个人宅基地10222宗。结古镇个人宅基地使用管理情况错综复杂。仅有42.2%发放了土地使用证，其余的宅基地，有的持有的是村社证明；有的是其他相关部门批准建房；有的没有办理土地使用证；还有相当一部分是未经批准私自建房，其中又包括私下交易的，在耕地上建房的，在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公共场所内建房的，还有私自挖山、填河建房的，情况十分复杂。
据有关方面介绍，结古镇受灾群众对灾后宅基地补偿的期望值过高，过去宅基地管理长期处于混乱状态，重建过程中宅基地调整困难多、矛盾突出。灾后重建全面启动后，青海省就灾区群众和社会各界普遍关注的灾区土地和房屋补助问题，研究制定了有关补助政策和处置意见。但是由于对相关政策不够了解，有相当一部分群众还是持怀疑观望甚至抵触的态度。
让杨保军感到欣慰的一点是，通过解疑释惑、说服教育，一些群众已转变了态度，对重建予以支持。在回访中，有一户人家反应比较激烈，说因为政府要修路，把他家原来的院子
征用了。杨保军解释说，这是城市建设的大局。对方表示理解，但又说他母亲年纪大了，上不了楼，要求给他母亲一间平房。最终通过耐心的解释，这户人家表示，如果能解决最好，如果尽最大努力还是解决不了，他也会接受的。
资金压力超出预期
本刊记者从青海省玉树地震灾后重建工作领导小组获悉，今年是玉树灾后重建的关键之年，青海省将投入资金逾255亿元，占三年重建总投资规模316.5亿元的80.7%。项目包括城乡居民住房、基础设施、公共服务设施、和谐家园、特色产业、生态环境、征地拆迁等七个方面。青海省发改委副主任，玉树灾后重建现场指挥部规划、项目、资金管理协调组组长沈传立说，这些项目涵盖了灾后重建的所有领域。
他说，今年玉树重建的目标任务是：力争形成实物量150亿元，完成全部重建项目规划设计和农村住房重建，完成大部分城镇住房重建，开工建设大部分公共服务设施和基础设施项目。
投资额以百亿计，各路援建大军却仍然感到资金方面的压力巨大。
玉树灾后重建资金来源模式与汶川不同。汶川重建，援建单位出钱出力；而玉树重建是由国家投资，援建单位在极重灾区和重灾区进行援建，只出力不出钱。
据青海省发改委灾后重建办公室第一副主任郝齐舒介绍，去年，共开工298个项目，6家援建单位以及省内4个州地市、17家施工企业共有124支队伍近3万人参加。但是，受多重因素的影响，目前援建单位普遍反映钱不够用。
以城乡居民住房为例，按照国务院的投资测算，城乡居民住房的建造成本单价分别为2100元／平方米和1900元／平方米，略高于此前当地的住房造价成本。但让承建方始料不及的是，建设成本在重建过程中不断攀升。
据分析，造成重建项目成本居高不下的原因，首先是去年以来物价大幅上涨，水泥、建材等价格本身不断上涨；加之除沙石料外，所有建材都要外运，运距长，油价不断上涨等，也使成本增加。
其次是劳动力成本飞涨。由于玉树当地施工力量弱，劳动力紧缺，这两年劳动力价格已从原来的60～80元／人天涨到200～300元／人天。
此外，援建单位远距离施工，本身建设成本较高；住房相关的水电路等配套建设工程，使工程造价升高；预算外增加的工程项目使成本增加；受规划设计、拆危清墟、…征地拆迁推进难、进展慢的影响，援建单位长达两三个月甚至更长时间开不了工，浪费性费用较大。
对此，规划设计方面的相关人士也透露，当时测算重建资金总盘子的时候，财政部提的标准偏低，其后在国家发改委建议下稍微提高了一些，“玉树重建比照北川重建的标准，肯定是不够的。”
本刊记者从青海省有关方面获悉，关于工程造价过低的问题，各施工单位已多有反映，目前，青海省已于今年3月以“青建工[2011] 154号”文件，对玉树地震灾后重建城乡住房工程造价指导标准进行了调整．城镇住房和农牧民住房建设的总造价单价比去年提高了大约200元。
但是，这与援建单位反映的实际造价仍相去甚远。据了解，目前农牧民住房总造价单价为1990元／平方米，但据援建方初步测算，实际造价至少在2800元／平方米。
距离结古镇70多公里的仲达乡，共有4村28个社696套农牧民住房重建任务。从结古镇到仲达乡，只有一条土路，而从仲达乡到各个村，连土路都没有，只有放牧的小道，援建单位中国铁建投资4000多万元修了一条长70多公里的沙石路，基本满足了施工运输的需求。
中国铁建玉树地震灾后重建指挥部有关负责人告诉本刊记者，这条路修得特别艰难，大量的机械、人力自不必说，还经常遇上恶劣天气，人员的各项保障费用都很大。没有电，施工的动力全部来源于自备的柴油发电机，成本很高。
“在仲达乡，最小的一个村只有5户居民，5套住房，但是为了这5套住房，施工的人员、车辆、机械设备、各项保障措施，一个都不能少。成本肯定很高。央企都是机械化作业，质量、管理都有严格的流程，即便标准再低，也不可能偷工减料。”这位负责人说。
这位负责人坦言，建设资金是按照工程造价下达的，干到最后肯定有窟窿，干得越多，窟窿越大。
北京市政路桥控股公司玉树援建工程指挥部办公室主任孟凡龙也给本刊记者算了一笔小账：一块砖，在北京3毛钱，到这里就2元钱；水泥最多300元一袋，这里去年最高时达到1065元一袋；小工在北京一天赚六七十元就挺不错的了，在这里最少也要160元。另外，所有场站的运转全部是靠柴油发电机，每度电的成本为5元钱，是当地民用电价的10多倍。北京市政路桥控股公司承担市政道路、管线包括供排水、燃气、电力、电信以及污水处理厂、自来水厂、垃圾填埋场等重建任务，涉及资金25亿～30亿元，占北京市援建总盘子的一半。“全面开花”后的考验
援建者面临的难题还不仅仅是资金，“这里资源极度匮乏。”孟凡龙说。
比如，所有主材料都靠外运，长距离运输导致供应不及时进而使得停工待料，不仅形成人员设备的闲置、浪费，还影响重建进程。
生活用水也极度困难，饮用水要靠自己打井。还有缺氧。不但人难适应高原环境，机械出力也受影响。缺氧导致机械降效，大致下降两三成。
作为今年重建的重点，结古镇的建设项目要“全面开花”。结古镇11个片区中，将有5到8个片区在4月14日当天全面开工，形成一个大的施工场面。
在结古镇南出口，虽然离开工的日子还有一段时间，中国铁建玉树地震灾后重建指挥部里已经汇集了300多名管理人员，他们负责开工的前期准备、材料的调运、施工队伍的组织进场等工作。
“现在都已经堵得没办法了。一旦大面积的施工开始，车辆数量将大幅增加，局面难以想象。”一位在现场指挥的援建人员说。按照今年的重建部署，最高峰的时候援建大军将有5万～6万人。受访人士担忧，全面开工后，援建单位之间争水、争电、争施工场地等问题将层出不穷。
“缺氧、条件艰苦，我们都不怕。最怕的是资金没保障、交通瘫痪、后勤物资保障跟不上。”一位援建指挥人员说。
受访人士说，在今年的重建关键年，各项重建项目能否按照预期目标推进，将取决于十地、资会等难题的破解。口
房租骤涨的四大推手
《瞭望新闻周刊》 2011015期作者/本文总字数：2610字
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邓华宁任会斌殷丽娟黄玫
“我去年4月在西便门租了一套63平方米的两居室，月租3200元；昨天房东通知我说，要求将月租金提高到3600元，我不想再续租了。但是找了一圈后发现，房租都涨了。”在北京工作的高田既郁闷又疑惑，为什么房租涨得这么猛？
《嘹望》新闻周刊近来在房屋租赁市场调研了解到，北京、上海、广州、南京等热点城市房租连续两年呈快速上涨态势。今年一季度，部分城市房租同比增幅超过10%，有的超过20%。
业内人士告诉本刊记者，租金快速上涨与房价居高不下、中介公司借“限购令”炒作等因
素密切相关，也暴露出中小户型房源严重不足的结构性矛盾，“我国要形成租售并举、多渠道解决住房问题的格局，还需要加大楼市结构调整力度，同时要有效监管租赁市场。”城市房租全线快速上涨
前述高田租房的经历并非孤例，在南京工作的黄静也有相似的遭遇，“去年房东已经涨两次房租了，60平方米不到的房子，去年初也就1200元，现在已经1 800元了。”在南京后宰门租房居住的黄静向本刊记者叫苦不迭，“最近，房东又来电表示要涨房租了。”
从本刊记者采访看，东部一线城市近两年房租上涨可谓“来势汹汹”，与此同时，二三线城市房租也逐步跟进。
“京15条”出台以后，引发北京的房租上涨声一片。根据“我爱我家”市场研究院的统计，3月中旬，北京市租赁市场交易总量环比3月上旬上涨了8.5%，与去年同期相比上涨了22.2%。北京市租赁均价为3162元／月／套，与去年同期相比则上涨了16.6%。上海房屋租赁指数办公室发布的报告显示，2月上海房屋租赁指数为1276点，较1月份上升15点，涨幅比1月扩大1.03个百分点。高、中、低端租金全线大幅攀升。
据国家统计局广州、江苏、内蒙古、陕西调查总队的统计数据，今年以来，广州房租出现较大幅度的增长。2月份广州房租环比上涨1%，同比大幅上涨了21.9%；江苏省2月私房出租价格同比上涨12.5%，与1月份相比上涨了1.8%；内蒙古自2010年四季度起，到今年2月底，呼和浩特、包头、鄂尔多斯、呼伦贝尔等城市的房屋租金，涨势明显。调查显示，这些城市的租金水平总体上的涨幅一般在3%到4%左右，其中学校周边区域和城乡结合部区域，上涨的幅度较大，一般在5%左右，最高的涨幅在7%左右；陕西省2月份私房租金同比上涨19%。
值得关注的是，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居住类价格同比上涨过快是推动目前CPI上涨的重要因素，仅次于排在第一的食品价格上涨。四因素合力推涨
多位受访业内人士和租房者表示，有四种因素在推高房租：
其一，房租快速上涨背后有中介公司炒作“限购令”的因素。本刊记者到位于北京西城区的中大恒基房屋中介机构询问租房时，一位中介人员说，“京15条”对外地人购房进行了严格限制，导致大量欲购房者由买转租，增加了租赁需求，“租吧！现在不租，往后租金还会上涨。”
“一些人把租金上涨归因于…限购?，这是不正确的。”北京中原地产市场总监张大伟解释说，事实上，“限购”使各地本来用于出售的房源很可能转移到租赁市场上，增加的房源有可能消化增加的需求。北京一家楼盘在“限购”后增加了10%的出租房源就是证明。
“租金上涨中介得到的佣金就会提高。”南京“满堂红”置业公司主管李宁告诉本刊记者，比如一些城市规定了租金在1500元以下，只能收取房客半个月的租金作为佣金，如果租金超过了1500元，就可以收取租赁双方各半个月的佣金，“有的中介为了多挣钱，会想方设法拉抬价格。”
北京居民宋先生也向本刊记者表示，近期全国住房成交量萎靡不振，于是房租收入成了房产中介用来弥补收入的重要手段，“中介劝房东提价现象普遍，有的片区甚至报出的价格惊人的一致，其背后有明显的人为操纵痕迹。不排除中介联手炒作抬高房屋租赁价格。”
其二，“结构性短缺”。李宁说，许多大城市中租赁房供应总体充足，但供应结构严重失衡，“中低租金的中小户型紧缺，近些年新建商品住宅户型偏大，而小户型比较集中的房改房小区、城中村由于旧区改造和市政建设拆迁而越来越少。”也正因此，一遇需求增加，中低价位、中小户型房源的租金便容易上涨。
其三，通胀预期驱动。从通胀的角度看，至少有两大因素会使房东提高租金，一是各类生活消费品价格明显提高；二是与房屋直接相关的水、电、装修建材等成本也在上升。
其四，“租房旺季”使然。许多大城市春节后的租房客比节前要增加三四成甚至更多。春
节后新增租赁需求的主要是返城务工人员和大学毕业生。每年到4月份，房租会趋于平稳，但是6月份又会因大学生毕业而紧张。租金骤涨需综合治理
国家统计局江苏调查总队消费价格处处长赵继东告诉本刊记者，租金上涨与房价高有关，房东都认为现在房价高，租金也应该涨，“房价久调不下，一定程度上也支撑了房租上涨。要通过持续调控改变房价只涨不跌的预期，这是遏制租金过快上涨的根本。”
李宁说，楼市的结构调整要下大力气抓落实，“相关部门几年前就有鼓励建设中小户型住房的政策，但是这么多年来，开发商出于利益考虑，多是以大户型为主打产品。有关部门新近规定70%以上的土地用于廉租房和中小户型住宅开发，这个要求一定要落到实处。”
他分析说，目前南京市场每年出租房需求量约10万套，公共租赁房今年的建设任务是2万套，“即便是今后维持这么大的建设力度，扭转结构也要好几年。从市场供需来看，房租上涨可能是一个较长的趋势，调结构要常抓不懈。”
“我爱我家”经理舒莉莉为本刊记者分析说，按照国家规定，房屋出租先要到房管部门备案，出租后要交纳5.5%的税收。为了逃税，市场上90%以上的出租户没有备案登记，管理部门掌握不到情况。这也是租金市场难以规范的原因。住建部近日表示要规范租金市场，建议加大对出租户的监管力度，可以通过减税收的方式，鼓励备案登记。
受访业内人士还建议，今年确定的保障性住房建设目标为1000万套，较去年几乎翻了一番，而公租房将成为其中的“主力军”，“既要大力发展公租房这种融合保障和市场的有力…武器?，也要加快促进市场化租赁房的供应，让更为广泛的社会群体通过租赁解决…住有所居?的问题。”口
绥江…63.25"事件的移民诉求
《瞭望新闻周刊》 2011015期作者/本文总字数：3630字
《嘹望》新闻周刊记者
李自良吉哲鹏伍晓阳
被移民围堵5天4夜后，地处川滇交界处的云南省昭通市绥江县恢复了往日的平静。在这座金沙江边的山城里，三轮摩托车一字排开在路边候客，狭窄的老城区道路时堵时通。如果不是巡逻的武警，这与3月25日之前的绥江没有什么不同。
从3月25日开始，两千余向家坝水库移民走上街头，表达他们对安置政策的不满。事件至29日方平息。
事件虽已平息，但向家坝水电站蓄水日期临近，移民诉求依然悬而未决，安置补偿政策尚不明朗，移民安置意愿签订期限推后。多位受访的绥江县干部对此表示无奈，他们说，在大型水电工程移民工作中，基层政府对移民政策基本没有发言权，但维护移民稳定是压倒一切的任务，“权力无限小，责任无限大”。冲突意外升级
聚集移民最多的绥江县城B.C区（绥江县根据移民搬迁安置划分的区域）进场路口是一个三岔路口，县城主干道、绥江至水富和通往新县城建设工地的三条道路在此交汇。
此处是“3·25”事件的主要现场。“如果把这里阻断，也就断掉半个县城的交通。”绥江县城所在的中城镇副镇长杨凯说。
3月25日，正是绥江县启动移民人口身份界定、移民安置意愿调查和签订工作预定完成日期。当天上午，部分移民陆续聚集在县城B、C区进场路口，南岸镇金沙江大桥，老城区回头湾等路段，搬来沙发、停放摩托车设置路障，将进出县城的主要路口阻断。
“绥江县各项移民工作启动早，对群众上访聚集有预案。当天参与的群众本来不多，也
没有什么过激行为，但两个偶然事件使冲突升级了。”绥江县委常委、常务副县长黄勇说。
《嘹望》新闻周刊记者采访相关目击者、凋阅录像、查看被砸车辆后，“两个偶然事件”得以清晰：25日上午11时左右，移民在县城B、C区进场路口聚集后，昭通市某房地产公司的一辆丰田越野车坚持要进入绥江县城，车主欧某在与移民交涉中遭到移民攻击，情绪激愤的移民将车辆后窗玻璃、后视镜等砸烂。
“他们把车砸烂后我非常恐惧，就开车想冲出来，可能在倒车的时候撞伤了人。”欧某在录像中称，他本人、乘坐人员和所驾车辆与新县城安置房的承建方云南建工集团无任何关系。由于他撞人后驾车逃离的方向正好是云南建工集团的新县城建设工地，这使得移民和围观群众误认为欧某是建工集团的人。
13时左右，云南建工集团绥江项目部的工作人员陈某和一名绥江本地的广告商从工地上查看广告牌设置后，两人驾驶一辆私家车从新县城建设工地路过进场路口，车辆被堵在路口，陈某随手拿出相机对现场拍照。“陈某穿着建工集团的工作服，移民认为建工集团的车辆刚刚撞伤了人，还敢再来拍照，就把他围起来了，这一困就是35个小时。”黄勇说。五天四夜对峙
绥江县官方在第一时间控制了欧某和肇事车辆，但事态很快朝恶性方向发展，聚集群众最多时达两千多人，一些参与堵路的移民还阻碍商铺正常营业、阻止蔬菜等农副产品入市，向过往群众收取“捐款”。
事件前两天，解救被扣人质成为处置事件的工作重点，多起公安民警被打事件也围绕解救人质发生，包括绥江县副县长、公安局局长高发兴。
3月31日，仍在县人民医院住院的高发兴接受了本刊记者的独家采访。
他介绍，26日晚，绥江县建设局局长和一名副局长到移民过渡安置点开展工作，被移民误传为小偷到家里偷东西，遭到移民扣押和围攻殴打。“27日凌晨2时左右，我上前制止移民殴打建设局的同志，要求群众不要打人，但极少数人员不听劝阻，反而对我进行围攻殴打，在场的几个民警也被殴打。”
事发后不久，政府即投入了警力，但保持了克制、慎用。县城B、C区进场路口附近的商户们回忆，25日发生时街道上只有疏导交通与维持秩序的交警。此后多日，警察虽然多次来现场解救被围困人员，大多数时候没有穿制服，都是拿着扩音器来用喊话和疏导。
与此同时，绥江县两千多名干部职工正分散到各个村组、社区劝导群众，县政府多次召开移民工作会议，县长杨淞和常务副县长黄勇等人直接与移民对话。
28日，聚集堵路的移民仍然与政府对峙，期间共有17名公安干警、3名入户工作队员、1名返家的移民站副站长、1名市民遭到移民围攻殴打，一辆120救护车被损坏，几近虚脱的陈某终被救出。
当天晚上，绥江县电视台滚动播出了杨淞的电视讲话，宣布堵路的举动严重扰乱了公共秩序，要求移民立即停止非法行为，撤离现场、撤掉路障。21时许，绥江县政府派出车辆用扩音器向堵路的移民喊话，要求移民在当天24时前离开现场，否则将“强制清场”。这时距离事件发生之初已有80余小时。
本刊记者获得的一份视频显示，3月29日下午最后疏散移民时，昭通特警的一辆防暴装甲车开到了县城，开展巡逻和对移民喊话，武警和公安民警也在现场维持秩序，但没有对移民采取强制措施，劝说疏散移民的都是当地干部。
“政府的人挂着牌子，把躺在沙发上的老太太扶走，把路障拆掉运走、打扫卫生，动作很快。”县城B.C区进场路口处的商户王某回忆当时所见情况。
29日16时30分左右，三岔路口的路障拆除工作完成，期间并未发生过激肢体冲突。在这之前，其余4个地方的路障已经陆续被政府工作人员拆除，聚集群众也被劝离。至此，这起持续5天4夜的群体事件得以平息。诉求悬而未决
“3·25”事件发生后，绥江县政府将移民人口身份界定、移民安置意愿调查和签订的完成日期推后一个月，定于4月底之前完成。但移民反映的主要诉求仍然悬而未决。
本刊记者调查发现，移民普遍期望搬迁后能保障、改善生活，也更担心搬迁造成的利益损失得不到合理补偿。但尚未明朗的安置政策是造成移民聚集上访事件的直接原因，不安和焦虑情绪因此在绥江县城升温。这对移民工作顺利推进形成障碍，也是绥江今后必须解决的关键问题。
据多名移民反映，尚未解决的移民诉求涉及如下方面：一是农村移民到城镇安置后每人每月160元的生活补助偏低；二是房屋补偿款偏低，部分农村移民到城镇安置后买不起房子；三是500余名生活在农村的非农户口移民安置政策不明确；四是部分农村移民的田地在测算产值时被人为降低；等等。
对于失去原有生产条件的移民来说，提高生活补助、配置店铺门面、提供技能培训和就业岗位等成为今后生活的指望。“如果问题不解决，我们肯定不会搬的。”中城镇后坝村移民沈某说，“我们愿意支持国家建设，但不能让我们作出太多牺牲，不能让我们越搬越穷嘛！搬迁给我们带来的损失应该有个合理补偿，让我们在新城买得起房子，以后生活能够有个着落。”
绥江县一名干部表示，移民安置政策确实存在滞后性和模糊性，表现为搬迁安置政策出台时间晚，对新情况新问题不能及时反映，对涉及移民切身利益的一些补偿问题没有明确方案，已经公布的补偿方案也难以让移民满意。
3月30日，指挥处置移民事件的昭通市委副书记李勇向记者介绍，30日上午，指挥部已对进一步妥善处理后续事宜作出全面安排，对移民反映的合理诉求，符合政策的要明确兑现；超出政策规定的诉求要给予明确解释和答复；对事件过程采取违法犯罪行为的人员，要依法进行惩处。从30日开始，绥江县还对全县有关干部进行移民政策培训，随后将深入移民家中。基层政府之困
绥江县不少干部反映，移民工作的权责不匹配是造成工作困难的根本原因。水电站开发是企业的市场行为，而移民工作是政府的行政责任，企业与政府之间沟通协调有时并不顺畅。尤其基层政府在移民工作中“权力无限小，责任无限大”，县级政府对移民政策基本没有发言权，但维护移民稳定是压倒一切的任务。
黄勇说，在实际工作中，水电站建设在国家核准之前就可以开展前期工作，通常是边施工边申报，而移民工作只能在电站核准以后才开始，这就造成移民工作必须赶时间配合电站建设进度。
在向家坝水电站建设中，绥江县要移民近6万人，涉及县城和3个乡镇，是云南水库建设史上移民规模最大的县。向家坝水电站计划明年6月开始下闸蓄水，库区水位将提高到354米，这意味着绥江县绝大多数移民必须在此之前搬迁安置。
本身也是移民的基层工作人员压力极大。绥江县兴汶社区党总支书记刘正英说：“我们劝导社区移民不要上访，有问题通过社区以集体的名义反映，相信政府会帮助我们解决。但是我们反映的诉求迟迟没有答复，如果长期这样下去，移民再也不相信社区干部、不相信党委政府了啊！”
“3·25”事件发生后，向家坝水电站所属的三峡集团公司，云南省移民局等方面已派人到绥江县与移民群众面对面沟通对话，对移民反映的诉求正在研究解决。绥江县干部群众提出，应完善制度设计，理顺移民工作的权责关系，使电站开发主体对移民工作承担起相应的责任，加大力度支持地方经济和移民长远发展。
湛江清明枪击案还原
《瞭望新闻周刊》 2011015期作者/本文总字数：1869字
文／《暸望》新闻周刊记者詹奕嘉
清明本是祭奠先人的日子，广东省湛江市南畔村却在这一天发生一起导致l死2伤的枪击案。随后，“枪案起因或是土地纠纷”、“凶手之兄曾任南畔村村干部”、“粤西地区黑枪泛滥”等各种说法在坊间及互联网上迅速蔓延。
《暸望》新闻周刊记者赴湛江实地采访发现，一块仅三分左右面积的宅基地，成为引发这场血案的直接导火索。当地党委及公安机关在接受本刊记者独家采访时透露，行凶者之兄确系前任村干部，因涉嫌参与此次冲突，正受到公安机关追捕调查；警方将继续对非法持枪行为展开严厉打击，力求根除这一影响社会治安的毒瘤。祸起三分宅基地
4月5日14时许，湛江市麻章区麻章镇南畔村村民戴田兴持火药枪，将同村村民戴启慎和戴志森击伤。戴志森15时许因抢救无效死亡，戴启慎受重伤后入院治疗。持枪行凶的戴田兴被现场愤怒的村民打伤，至今仍在医院接受治疗，每天有十多位干警四班倒轮流管控。
公安机关勘查判定，案发现场是南畔村村道边上的一块平地，距离村口的疏港大道不足一百米。在这块明显经过平整的土地上，零零散散地歪倒着几十株被当地人称为“鸭脚树”的观赏性树苗。
本刊记者绕着这块土地走了半圈，其长约60步，宽约15步，按每步0.5米的距离测算，其面积约为225平方米，也就是大约三分地。
湛江市公安局麻章分局负责刑侦工作的副局长陈永透露，4月4日晚上，戴志森和戴田兴两家人一起讨论这块宅基地的归属问题，双方没有达成一致结论，戴田兴随后和妻子连夜将“鸭脚树”种在这块地上，5日下午来浇水时刚好碰上戴志森等20余人到附近扫墓。戴志森等人一边质问戴田兴为何抢种树苗，一边动手拔栽下不久的鸭脚树。
冲突由此而起，戴田兴随后开摩托车离去，但他不久后回到这块土地旁边却手持一把火药枪，向只有五到六米距离的戴志森等人开枪，戴志森被子弹打中胸部，送院后抢救无效死亡。
“不可思议”，湛江市麻章区委副书记梁建辉感慨。他表示，为避免发生类似惨剧，对各村的宅基地安排将制定详细、科学的规划和管理举措，“给群众一颗定心丸，尽可能使群众住有其所，要强调村民集体协商，用比较公开、公平、公正的办法来处理宅基地归属，使那些宅基地比较紧张的村庄能尽量化解土地纠纷。”警方正追查涉案原村官
该案一时引来大量关注，一个重要原因是网上盛传“行凶者有一哥哥曾任南畔村村干部”。网络舆论痛斥曾任村干部者仗势欺人、恃强凌弱的行为。
针对“原村干部是否涉案”的问题，陈永向本刊记着证实，犯罪嫌疑人戴田兴的哥哥戴吴九确系南畔村上届村民小组的组长，且有群众反映戴吴九涉嫌指使戴田兴开枪杀人。
死者戴志森的大哥戴志青说，双方5日发生冲突时戴吴九一开始在场，当戴志森和戴田兴发生冲突时，戴吴九走过来大声说“拿枪打他，有什么事大哥包”。
“不过，戴田兴拿枪回来之前，戴吴九已经离开了现场”，陈永告诉本刊记者，“湛江市公安局刑警支队也正在和我们一起努力追捕戴吴九，目前还不好确定他是不是违法，但我们一定要将他追捕回来调查取证。”
“根据现有材料分析，枪手的哥哥戴吴九可能是整个事情的主谋”，梁建辉表示。他向记者强调，绝不容许有人在农村地区恃强凌弱，“区委、区政府已要求公安部门加大破案力度，争取短时间内把事情真相搞清楚，把应该绳之以法的犯罪嫌疑人拘捕归案”。
犯罪嫌疑人手中杀伤力极大的火药枪，究竟从何而来？
“戴田兴在受伤昏迷之前，对我们说枪支不是他带来的，也不清楚是谁带来的，所以这个问题我们有待核实。”陈永告诉记者，警方已在戴田兴家中搜出12发猎枪子弹、5发已经打完的弹壳、一支枪托、一根枪管和可能用于装枪的白色长条布袋。
由于疑犯目前因身体状况无法接受审讯，围绕这一枪支产生的种种困惑还得不到完全解答。陈永透露，公安机关正在鉴定枪支的所有人和使用者是否同一个人，鉴定现场留下的弹壳和家里的弹壳是不是同一枪发出，同时加大力度追查枪支来源，争取尽早弄个水落石出。
本刊记者从湛江市公安局了解到，当地警方近年来一直高压清剿非法持枪行为。2009年11月开始为期4个月的“春声行动”，当地警方就收缴各类非法枪支1 584支、子弹7741发，侦破各类涉枪案件共187宗，端掉重大制贩枪支窝点2个。
近期，湛江公安机关准备结合广东省公安机关“断源”专项行动的统一部署，发起“春声二行动”，对当地涉枪违法犯罪进行严厉打击。口
黑哨背后的“黑洞”
《瞭望新闻周刊》 2011015期作者/本文总字数：4063字
文／陈鹏
1998年，大连万达俱乐部董事长王健林撂下狠话：“假如有司法介入，我们有充分证据证明，中国足球有多少黑哨和假球！”
13年过去了，中国足球的沉渣和浊流、疼痛与悲哀终于被2009年底以来的反赌扫黑风暴逐一掀起；2011年3月末，落网的“金哨”，陆俊、“银哨”黄俊杰、周伟新等人的“现身说法”更将中国足球黑幕细节摆到公众面前。这帮“操盘手”的行径触目惊心，而中国足球蛀虫又岂止这区区数人？这一次，中国足球的光明能否从撕破黑哨背后巨大的黑洞开始？从龚建平到陆俊：年收入千万的黑金链
当年的龚建平被认为是唯一落网的“好人”，10年徒刑让他病死狱中。阎世铎掀起的反黑风暴让50多名裁判“受累”，当时披露的数字令人震惊：人人都有问题，黑金量高达2000万～3000万元。龚建平站了出来，坦白了收受30余万元黑金，更多的黑哨却躲了起来。
一个龚建平轻而易举地抹掉了职业联赛的污点，“大鱼”们继续逍遥法外，中国足球在2002年成功登陆日韩世界杯之后风光无二，“反赌扫黑”由于司法的“无法介入”沦为鸡肋，最终不了了之。直到2009年末足坛反黑风暴的真正来临，陆俊、黄俊杰、周伟新、张建强这些早有问题的裁判和官员才终于等来迟到8年的严惩。
当年没能及时割除的“毒瘤”已经给中国足球带来难以估量的伤害。一句“证据说”曾阻止司法介入，足球黑哨身后拖着的黑金链条，连接着官哨、教练、球员、裁判、庄家、经纪人、赌徒、地方足协和中国足协，他们越来越“守土有责”、分工明确、默契从容。比如教练和球员负责踢假球，裁判负责吹黑哨，经纪人和庄家负责平衡各方利益。其中掌握权力和市场双重资源的中国足协作用举足轻重，无论对裁判施加影响还是对外界“走过场”的打假反黑，都在为这条长长的利益链提供温床。
具体到比赛，足协是导演，黑哨是主角。如陆俊所交代的：2003年11月9日甲A联赛第25轮，上海申花对阵上海国际，陆俊接到时任中国足协裁委会主任张建强的暗示，须偏袒申花。陆俊随后在严厉程度上对申花队予以了巧妙照顾，“如果申花球员动作比较大，我会提示一下，要是对方队员，我该罚就罚了。”第64分钟，刚换上场的上海国际队球员沈晗因一个犯规被陆俊直接红牌罚下，而之前对沈晗进行飞铲的上海申花队员却安然无恙。最终，上海申花以4:1大胜，顺利攀升至甲A榜首，最终赢得“末代甲A冠军”。赛后，张建强将35万元贿金装在足协的纸袋中交给陆俊，自己也拿走35万元，
更寡廉鲜耻的做法是，一些裁判收了主队的钱再收客队的，哪一边给得多就偏向哪一边，部分裁判年收入高达千万。
1998年，陆俊因《羊城体育》披露他收受20万元贿赂而将后者告上法院，最终他打赢了官司，其中足协“干预”究竟有多少功劳？一位中国足球元老曾质疑陆俊的执法，但他曾被亚足联裁判委员会评选为亚洲最佳足球裁判员，被国际足联选为世界杯执法裁判，更因千丝万缕的“利害关系”，中国足协“不遗余力”地保了他。
2004年10月，上海申花队与上海匡际队的比赛中，上海中远的老总王国林就给了陆俊一记老拳，称他是“天下第一六骗子！”如今迎接陆俊的不再是拳头，而是最高15年的牢狱之灾。黄俊杰在面对镜头时承认：“我对不起父母，对不起迷，唯一对得起的就是中国足协的那些官员！”
混乱的规则与潜规则
中国职业足球曾经风光无二。1992年红山口会议开启中国足球职业化大幕，1994年，中国足球甲A联赛粉墨登场。对于长期举国体制、专业竞训的大球项目而言，中国足球无疑向着发达的市场化和职业化迈出了决定性的一步；随后，从中国甲A借鉴了职业化经验的全国男篮甲级联赛和中国大学生篮球联赛等赛事的火爆，证明了中国足球先行一步的难能可贵。对于中国体育的职业化进程而言，中国足球居功至伟。
中国足球职业化的开端无疑是成功的。效仿欧洲五大联赛的主客场制不仅大大提升f球迷的认同感，也让甲A联赛第二年上座率就直逼五大联赛水平，全国数以万计的球迷协会使联赛如火如荼，球迷群体中还出现了包机看球、“成都保卫战”等等疯狂行为。与此同时，中国足协也在研究制定发展规划、俱乐部的建设和后备人才的培养、管理各级国家队、研究制定并组织实施全国竞赛的各项规章制度，等等，可以说，中国足球从不缺乏“制度”。
但中国甲A联赛缺乏一个扎实的根基。反观日韩的J联赛、K联赛，中国甲A联赛，虽有制度条文却鲜见脚踏实地的执行。当年云南红塔队主力前锋常辉回忆，“很多热钱哗啦来了，球员搞不清楚状况，足协也很糊涂，好像耳只业化就万事大吉了，其实，这才刚刚开始。”职业足球迅速成为各省区市政绩和面子的棋子，同时成为地下赌场疯狂敛财的工具。
中国足球并不简单，也从不单纯。并不彻底的职业足球始终与地方政府关系紧密，成了“政绩”和“名片”，足球的圈子文化背后是地方政府的权力博弈。
企业可以不玩足球，但不可能不生存，要玩足球还得活得光鲜就必须“听话”，这种市场潜规则决定中国足球的监管机制先天畸形。地方足协的角色变得软弱无力——对假球黑哨只能息事宁人。“黑哨”的深层解读是“官哨”，它是地方角力的必然产物。2000年之后，赌球的大面积介入则为假球、黑哨推波助澜；随着黑金、赌金的无孔不入，操纵比赛也变得轻而易举了。
“裁判要偏袒某一方真是太容易了。”昆明业余足球界著名裁判刘江（化名）透露，一场比赛中，禁区内的角球争抢拉拉扯扯司空见惯，裁判完全可以借机判给需要偏袒一方点球；对于犯规的轻与重、任意球机会、越位判罚等等都是一名经验老到的裁判可以掌控的，就算某一方提出严正抗议甚至罢赛也没用，“很多细节，你完全可以借助规则的模糊解释坚持认定自己的判罚没问题。”
及至2003年之后，黑哨操纵比赛已经司空见惯了。令人深思的是，陆俊等人交代的几场问题比赛都曾受到严厉质疑和抗议，但由于监管的极度缺位甚至足协的监守自盗，导致这些问题还是不了了之，即便处罚了裁判，暗中还是会给黑哨送去他该得的好处，该拿的钱一分不少。
“从监管的角度说，中国足协难辞其咎！”刘江认为，极其浮躁的足球环境和无孔不入的金钱角力让中国足球持续堕落。如果说地方足协处于弱势，中国足却绝对强势，它既掌握“足管中心”的行政权力，又是联赛经营企业的绝对控股方，同时还是民间社团，它横跨权力与
资本的“管办一家”才是中国足球真正的“黑洞”。既当裁判又当运动员的中国足协，不仅不可能阻住颓势，反而不断获益，如当年隋波事件、甲B五鼠等，中国足协的一句“证据说”就把司法挡在门外；大面积溃烂是必然的，中国足协之乱、之黑，终于随着南勇、谢亚龙、陆俊等人的纷纷“倒下”真正进入公众视野。韦迪新政能否杜绝黑哨？
“但中国足坛何止这区区三四个黑哨？！”现在反赌扫黑已见成效，唯一的悬念是它将持续多久、进行多深？仅仪是揪出过去的大佬、足协的掌门和几个黑哨却不涉及现役中超俱乐部和球员，更没有触及足协之外的高层，反赌扫黑就还谈不上“除恶务尽”，也不能真正撼动利益集团根基。职业联赛更没有出现人们当初预期的“停摆”——效仿马来西亚当年的休克疗法彻查到底。
吊诡之处是，韦迪上任以来以一系列新政纲领完全转移了公众视线，足协虽然“拿出了态度”，却大多是机制层而的缝缝补补，尚未触及那个幽暗的体制深渊。
其实，已经落马的前任足协掌门谢亚龙就写过一份很靠谱的“万言书”，他不仅道出了中国足球混乱的根源，更道出了中国体育环境的悲哀。谢文中提到四个关键问题，首当其冲就是体制。既不尊重市场经济规律，也不尊重足球规律，职业足球体制严重脱离国情，脱离国家的宏观控制，背离了人民群众对足球的期望，长期信马由缰，恶性运行，成了少数人和利益集团牟利的工具；第二是人。足球圈的从业者，从足球中心到地方足协，从职业俱乐部到基层足校，由于足球长期失治，秩序混乱，正气不张，业务水平低下，很多人不走正路；第三是大环境。足球的大环境不好，可以形容为食之者众，生之者寡；盘剥者多，给予者少；第四是足球赌博，它不仅左右职业足球教练员、球员、裁判员、官员的行为，同时还左右着球迷的行为，甚至还在左右高层对中国足协官员的更迭。
要解决这些问题，法律必须先行。目前国内对于专项体育的法律法规仍处于空白。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中，只有第34条提出体育竞赛实行公平竞争的原则，严禁赌博。相应的处罚也只有第51条的模糊规定；2006年的（（刑法》修正案首次明确了足球裁判受贿属于商业受贿，最高可量刑15年，而国家工作人员的受贿罪最高可判处死刑；相关法律还缺乏细则，这使共犯往往逃脱，如行贿方，至今仍很难受到法律制裁。对于擅钻空子的官员和商人来说，足球仍然是极好的获利工具。以国内足球的黑暗度而言，眼下所打击的恐怕还只是冰山一角。
在“政企分开……政事分开”的大背景下，还须正视“管办一家”的体制“原罪”。韦迪上任后曾坚决表示“管办分离”，近期又说须慎重、缓行，不知道这一关乎中国足球命脉的改革何时才能“到位”，而1994年的一马当先为何不能成为今天的精神能量？即便如此，当务之急仍是厉行监管。
现今的反赌扫黑不能说成效不大，但就此认定陆俊之后再无黑哨，未免太天真。当“黑哨”再度浮出水面，足协官员要不要被问责？一旦受贿证据确凿，如何严惩行贿官员和俱乐部？在监管制度的完善和制定过程中，政府需要扮演何种角色？司法介入能否成为一项长效机制帮助中国足球乱世用重典？打击赌球能否效仿发达国家如英国的做法？…．中国足球还将面临各种各样的难题与考验。韦迪上任之后大环境确有好转，王健林也在考虑回来，准备投几个亿用于青少年培养，恒大等地产大鳄也在为中超推波助澜，中国足球仍然拥有广阔的市场并仍然在昭示“灿烂的明天”。不过，这个“灿烂的明天”能早点来临吗？
企业重组为何频现震荡
《瞭望新闻周刊》 2011015期作者/本文总字数：952字
文／尚前名
对陷入困境的企业而言，重组改制本是焕发生机的希望，然而，不久前，西部地区一家上市公司重组却又引发工人罢工堵路的群体性事件。
从目前透露的信息来看，导致事件发生的原因大体有三个方面，一是企业高层对职工反映的经济补偿等问题采取“鸵鸟办法”，没有及时沟通协调；二是一线工人待遇低下，和企业高管收入差距过大；三是企业高层涉嫌渎职、腐败问题。
这几乎就是国有企业重组的通病。近年来，因企业重组改制所导致的群体性事件屡见不鲜。比如两年前的“通铜事件”。分析这些事件背后的原因不难发现，有许多相似之处——虽然多因企业重组改制所引发，但群体性事件的发生却并非针对这一行为本身，往往是由于在重组改制过程中或完成后，一系列问题没有及时妥善处理和解决好所造成的。
重组改制，本应是企业祛除顽疾，再展宏图的过程，但在现实中，却往往沦为投资方和大股东囤钱谋利的手段。于是，在这类群体性事件的背后，经常会发现：企业在重组改制过程中，只注重了股东的利益，而对大多数职工的利益重视不够；企业在重组改制完成后，只重视资本运作，而对企业管理和进一步发展重视不够。
结果，企业重组改制的真正目的没有实现，存在的问题却积重难返。集中的表现就是企业内部贫富差距拉大，劳资关系紧张，民主权利受损，利益冲突加剧，犹如一个“火药桶”，再加上企业高层和相关主管部门对上述问题的忽视或漠视，一旦遇到合适“导火索”便会立马引爆。
事实上，对于如何防止此类现象的再次发生，早已有诸多论断。但至今这一现象仍时有发生，不得不令人深思。
当下改革已进入深水区，深化改革和发展经济必然会触及特定群体的既得利益，如果利益协调不顺，则很容易产生冲突。然而，这并非表示冲突不可避免。作为市场经济环境下的常见行为，企业重组改制，通过相对完善的制度安排，完全能将冲突化解或控制在适当范围之内，不少地方均有成功的案例。
但对转型的中国而言，无论是治理还是法律制度方面，都存在有滞后于经济社会发展的特性。因此当冲突产生之时，难以通过恰当的制度来加以化解，而某些不合理的制度甚至能激化冲突。所以，“治本”之策是加快法律制度与社会管理体制的配套发展，如此方能有效化解各类社会矛盾。口
防海产染“盐慌”闹剧
《瞭望新闻周刊》 2011015期作者/本文总字数：988字
文／荆棘
日本福岛第一核电站将数以万吨计的辐射污水直接向大海中排放，引起了我国消费者对海产品安全的担忧。上海的海产品市场已经呈现出销量下降的态势。近一段时期，部分商铺的海产品销量与去年同期相比下降20%左右，幅度最大的达到70%左右。长江三角洲地区的浙江、江苏沿海城市的海产品市场也出现较大幅度下滑。
量跌的同时，海产品价格却涨跌不一。由于担心受到核污染，部分海产品价格明显下滑，即使不是从日本进口的产品也因此“被担忧”。相反，部分来自日本以外的海产品进价出现上涨，推高了消费市场的价格。
从掌握的信息来看，日本核危机导致渔民不敢去深海捕鱼，再加上油价上涨成本上升，综合推动了海鲜进价的上涨。较为长远的影响因素则来自日本供货商为了满足日本市场需求而进行的回购，进口量减少后也给国内海产品市场带来价格上涨的预期。
事实上，日本核危机目前不会对我国近海养殖业造成太大影响。我国海产品的品种多达
一两百种，相互之间的替代性非常强，而研究人士的结论也指出，从洋流方向上看，福岛第一核电站排放的辐射污水近期不存在向我国海域扩散的动力条件。
目前，最大的市场影响因素是消费者的心理。这就需要防止我国消费者恐慌心理蔓延，防止别有用心者乘机恶意炒作、哄抬物价，防止“盐慌”闹剧再次在水产品领域重现。消费者需要理性看待海产品的供应状况，没必要反应过激。毕竟如“谣盐”造成的疯抢后，最终上当受害的还是消费者自己。
防止海产品出现消费恐慌，还需要多方面工作同步推进。有关部门在做好保障海产品供应工作的同时，应当做好海产品的检验检测，让老百姓吃得安心和放心；加大科普宣传力度，即时发布权威机构的海水监测数据，并加以解读；针对市场上出现的一些明显变化，要加强市场监察，加大市场信息的监测力度，随时掌握好市场动向，以充分准备应对各种变化；对别有用心者的操纵行为，尤其要加大打击力度，严惩不贷，有力地维护市场的良好秩序。
由于辐射污水将不可避免地对海洋生态造成污染和破坏，在一定区域内，海洋食物链可能因此而受到深远影响。我国海域会否受影响以及受影响程度如何，这些在目前都不可知，研究机构需要集中力量对此进行专项研究，以便今后为国家决策提供科学依据。与此，相关的必要要的呼吁是：相关国家应该以更负责的态度处理事件，避免事态恶化。
读者笔锋
《瞭望新闻周刊》 2011015期作者/本文总字数：670字
王平工苏
近日，媒体报道，福建省福鼎市龙安开发区，百户农民土地被违规征收。为了应付上级国土资源部门的检查，匆忙种下“无根树”，而“无根树”竟然蒙混过关。检查组刚_上车，这边就准备拔“树”盖房。
其实，这样的“创意”并非是什么神来之笔，不过是弄虚作假的翻新。令人心悸的是“无根树”的营造者，不是某些失去良知的个人，也不是某些不负责任的企业，而是一级地方政府。一切操作都在光天化日之下，甚至是“集体”的决策。
“无根树”能种下去，而且种得坦然，记者们揭批的大多是直接指挥弄虚作假的干部。但笔者以为，这似乎不太“公平”。有理由设想，检查组真的就没听到一点风声，看出一点破绽？检查组为什么会如此好“蒙”？既然是“专项检查”，为何不能走出车门到群众中去问一问，到种“树”的地里看一看，这岂不是一目了然、真相大白？如此，即使无足够理由证明检查组是“明察暗保，也可以说，无论如何脱不了干系——浑然不知是失察，故意装呆是失职，两者相加是“失信”！
就像十八道检验管不了一头猪，一车的领导专家，专门的检查却看不破一棵无根树，难怪造假者可以“创意无限?。
温总理在“两会”前与网友对话交谈时，曾经忧虑地说，“现在影响整个社会进步的，我以为最大的是两个方面。一是社会的诚信，一是政府的公信力。这两个方面解决好了，我们社会就会大大向前迈进一步。”这给我们敲响了警钟，如果政府公信力下降，必将导致整个社会诚信的崩盘。如此看，_抓……无根树事件”与抓“瘦肉精事件”一样，意义已经不单纯是拔树、养猪的问题。
漫画杂感
叶祝颐胡北
“芙蓉王？我抽的是软中华。”这是重庆三峡库区巫山县曲池乡原乡干部邓川对村民说的话。为领到每人3000元的生态补偿款，村民设宴招待邓川，并奉上“芙蓉王”香烟，不料遭遇冷脸。其实，政府补偿标准应是每人5000元，邓川还截留了2000元。
领取惠农补贴款项是农民应有的权利，只要符合政策规定，相关手续齐全。基层干部应该及时、热情给农民发放惠农补贴。然而，在重庆某些地方，惠农资金被截留，背后的监管缺位值得思考。
随着政府财力增强，政府不仅取消了多种涉农税费，而且给农民提供了多种优惠政策。以重庆农村为例，农民最多能享受包括家电下乡补贴、计划生育奖励、孕产妇住院分娩补助、农资农机良种补贴、退耕还林补助、政策性农业保险、农村沼气国债项目等约20项优惠政策，部分惠农政策的“含金量”也越来越高。但是，如果监管措施不能同步跟进，这些惠农政策能否精确落实到农民身上，要打一个大问号。短短3年时间，重庆检察机关就查办1977名贪官污吏，涉及惠农资金、社会保障多个领域，涉案金额11.8亿元。这说明基层侵农害农职务犯罪形势严峻。
“正义以看得见的方式实现”。要避免惠农政策在基层转弯，最大限度减少惠农资金跑冒滴漏，就要为惠农政策加上防盗锁，把所有的惠农政策流程与补贴款项，放在阳光下晒。这需要政府制定并执行严格的监管机制与处罚机制，尽量减少惠农补贴款项发放的中间环节，把相关款项直接发到农民手中。还要发动公众与传媒参与监督。特别是广大农民直接参与监督，督促基层政府把所有惠农政策与补偿标准全面张榜公示，并公布举报电话。
谋划“亚洲崛起”
《瞭望新闻周刊》 2011015期作者/本文总字数：1025字
博鳌亚洲论坛千年，是中国经济迅速崛起的十年，是亚洲区域经济一体化快速推进的十年，更是世界史上最大规模全球化进程加速的千年……
十年前，鉴于亚洲金融危机期间，“四小龙”、“四小虎”所组成的“亚洲奇迹”因缺乏合作、力量分散而不堪一击的经验教训，基于发出亚洲声音、从亚洲利益和观点出发、构建由亚洲人主导的泛亚洲国际会议组织，2001年2月26日在中国海南博鳌成立了“博鳌亚洲论坛”(Boao Forum for Asia)。
十年来，一方面作为一个代表亚洲利益和声音的多边国际组织，博鳌亚洲论坛传播亚洲、营销亚洲、扩大亚洲的全球影响力，成为全球探讨亚洲问题的首选平台和探讨新兴经济体问题的主要平台之一；另一方面，亚洲经济一体化加速发展，亚洲经济占全球比重从27%提高到35%，尤其是博鳌亚洲论坛成员国的中国和印度的高速发展，将“亚洲奇迹”演变成现实力量意义上的“亚洲崛起”。
现在，国际金融危机后的全球经济复苏进程十分缓慢。相比之下，亚洲经济则保持了强劲增长，成为全球经济复苏的引擎。而亚洲经济中，2010年的一个标志性事件是中国经济规模超过日本，成为区域内最大的经济体和全球第二大经济体。鉴于东亚国际生产网络的格局．中国已成为多数亚洲国家最重要的出口市场，也因此成为亚洲经济最重要的拉动者。亚洲经济也因之具备了率先增长的强劲动力。
然而，亚洲区域内最终消费需求的乏力，对区域外市场的深度依赖，自主创新能力的不足，国际分工链条中的低端位置，亚洲统一市场的重重障碍，国际政治经济事务中共同立场的缺失，等等，加上亚洲区域内部、国与国之间和一国内部发展的不平衡和贫富差距的扩大，严重制约了亚洲发展的可持续性和亚洲政治社会的稳定健康和和谐。
如果亚洲国家不能在这些领域实现突破，实现包容性增长、可持续性发展和亚洲繁荣的社会共享，亚洲将无法摆脱经济上的附庸，难以实现政治上的自主。从历史经验来看，小至一地区，大至一国，其发展可以借鉴他者的经验，但决不能步人后尘，也决不能依赖他人。
正如清朝大吏林则徐所言，“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因此，亚洲的发展不能，也不可能步欧美之后尘，要依靠“亚洲智慧”和“亚洲胸怀”走出一条亚洲人自为到自在的新道路。而这，在国际金融危机充分暴露西方道路和制度弊端的历史背景下，正是博鳌亚洲论坛现在和未来凝聚亚洲力量自我突破的新使命。
口（文／健君）
建构“亚洲胸怀”
《瞭望新闻周刊》 2011015期作者/本文总字数：6055字
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王健君王仁贵
实习生关子儒
“在亚洲，可以感受到一种形势大好、高枕无忧的气氛。”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摩根斯坦利亚洲主席史蒂芬·罗奇观察到，随着危机后亚洲经济率先复苏，尤其是中国、印度经济的高速增长，亚洲地区散发着或明或暗的自满气味。
这种情绪可以理解。按照购买力平价标准衡量，亚洲经济的全球比重从20世纪80年代初期不足20%，已经上升到2010年的35%左右，特别是过去五年就提升了5个百分点。按照这一趋势，未来10年内亚洲经济的规模将会超过美国和欧洲经济的总额。
“近年来全球经济重心东移已成为国际社会热点话题。”接受《嘹望》新闻周刊采访时，中国社科院亚太所所长李向阳认为，如果成真，“这意味着过去200年间欧美经济主导全球经济的基本格局将会彻底改变。”
然而，与此相伴的，却是亚洲继续甚至加深成为全球最动荡不安和潜在冲突最多的大陆。尤其是2009年7月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宣布重返亚洲战略以来，朝核问题、中日关系、南海问题、东盟自贸区以及中印关系等等亚洲难题，正在相继取得重大进展时，纷纷急转直下。
即使在经济领域，如果以能否主导国际经济规则制定和拥有可持续的自主增长为标准，衡量全球经济重心，毫无疑问，战后66年，亚洲并未根本改变自己围绕“西方世界”运转的“边缘”地位。
也因此，当2010年4月，“博鳌亚洲论坛”上众多嘉宾和媒体宣称，金融危机中的世界应该更多“倾听亚洲的声音”时，有人调侃，叶r么是亚洲？亚洲在哪里？”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为此痛心地说，“拉美以及北美构想建立自由贸易区，欧洲人谈论建立欧洲合众国，非洲联盟希望成为非洲合众国……为何独独没有亚洲合众国呢？”
潘基文给出的答案是，迄今为止，亚洲还是一个四分五裂的市场，也是唯一还没有地区融合和共同市场的大陆。李向阳忠告说，对亚洲来说，要成为全球经济重心，改变全球财富的分配格局，需要彻底改变原有的经济发展模式与区域经济合作的理念，“国际金融危机为亚洲经济发展模式和全球经济发展模式变革提供了难得的机遇。错过这一时机，亚洲经济成为全球经济重心的希望将会沦为幻想。”
“后危机时代，亚洲面临的最大难题是缺少最终消费市场。”在李向阳看来，这是一个国际共识，背后就是亚洲经济对区域外市场的过度依赖。据其介绍，亚洲市场对区域外市场的依赖程度大概占2/3，也就是说亚洲国家最终用作本地区消费的实际上只有1／3。
更具体讲，亚训经济依靠的是美国市场和部分欧洲市场。这种由美国过度消费拉动亚洲
经济出口导向的高速增长模式，随着金融危机结束，要求美国包括欧洲都要减少消费，增加储蓄。相对应地要求出口导向的亚洲增加内部消费，降低储蓄。在未来相当长时期内，亚洲出口导向型国家面对的挑战，绝不亚于美欧为首的发达国家。
事实上，这只是国际金融危机下，虚胖的亚洲经济的表征而已。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庞中英为《嘹望》新闻周刊“把脉”了亚洲经济的病理。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亚洲发展，基本上是在民族国家框架下单一的、各自为政的发展。从东北亚到东南亚，如今是南亚，出现了一系列发展型国家。发展的“奇迹”和“故事”到处都是。但是，这样的发展加剧了对资源、市场的竞争和争夺，产生了一系列新的跨国问题、地区问题。
“目前亚洲国际对话中谈论的跨国非传统安全?问题，除了全球化因素，主要就是这种发展的结果。没有地区协调的发展，必然导致发展的竞争和冲突。国家发展的差距导致了新的地区不平衡，一些国家担心另一些国家的发展。”庞中英将发展主导下的亚洲出现的严重问题归为三个方面：
一是重视经济发展，忽视社会发展，经济增长在许多地方没有带来相应的社会进步；二是以自然资源开发为基础的发展对生态环境构成巨大的压力。亚洲生态环境普遍恶化，发展的可持续性成为严重问题；三是国家内部和国家之间的发展严重不平衡。亚洲一些人口较少的经济体的经济规模甚至超过一些人口大国的经济规模。在许多亚洲国家的内部，发展不平衡十分普遍。
按照李向阳的分析，最终这些问题对亚洲的健康形成了强烈的制约：亚洲区域内最终消费需求不足，对区域外市场的依赖格局难以改变；多数亚洲经济体还受制于自主创新能力不足的约束和未来全球气候变化规则的压力，在国际分工链条中难以完成跨越式的发展；亚洲统一市场的建立存在诸多障碍，在国际经济事务中无法形成共同的立场。
最令人尴尬的是，亚洲在全球经济政治社会方面“话语权”的严重缺位。这种“话语权”在李向阳眼中就是国际经济金融规则的主导权，“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主导规则的制定能够给规则制定者带来巨大而额外的利益。”而现在，尽管西方国家在国际金融危机中遭受了重大冲击，这些规则的主权者仍然掌控在美欧发达国家手中。
只要规则主导权大部分掌控在西方国家手中，即使亚洲经济规模超过全球经济比重的50%以上，在李向阳看来，全球经济重心也不会转移到亚洲，亚洲经济的发展也仍然不得不依赖美欧经济。
也正是看到了亚洲经济的“阿喀琉斯之踵”，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中国研究项目高级研究员裴敏欣对“亚洲崛起”不以为然，“尽管亚洲硬实力提升很快，但其软实力则相对缺乏。美国的霸权不仅由于美国空前的经济及军事实力，还由其一系列深刻的思想来保证，如自由贸易，多边协商制度等。”“唯一还没有共同市场的大陆”
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战后六十多年来久盛不衰的“亚洲奇迹”，被比喻为连续不断的“雁阵式”亚洲经济发展模式。但现实意义上，与其说这是一组经济传奇故事，还不如说是生产流水线在不同国家的延伸和扩大。因为“亚洲奇迹”从来都缺乏建立在制度层面的地区合作和区域协调，无论是日本、四小龙、东盟和现在的中国与印度，从来讲述的都是国家和民族的奇迹。
按照中国前驻美大使周文重的分析，亚洲区域真正发展，始于1999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在亚洲层面上的合作取得实质性进展，转折点就是2001年：2月，以亚洲为立足点的地区论坛博螯论坛在中国海南举办；6月，中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成立了“上海合作组织”；在“9·11”袭击事件之后，即2001年1 1月，中国与东盟达成协议，决定在十年内签署自由贸易协议……
然而，回顾十年来亚洲地区合作，李向阳认为，有诸如中国东盟自贸区的建成这样的
重大成绩，同时在许多领域也表现出裹足不前。过去十年，亚洲的区域进程速度非常快，区域贸易协定数量迅速增加，但迄今为止亚洲地区区域经济合作仍旧存在重大缺陷，没有形成整体的协定。且大多数都是双边的：东盟与日本、东盟与中国、东盟与韩国、东盟与印度、韩国与印度、正在谈的日本与澳大利亚等。这种双边自贸区协定数量增加的同时，没有真正使亚洲地区区内贸易数量比例大幅增加。
李向阳举例说，过去十年中，亚洲区内贸易比例一直维持在50%到53%之间。按照经济学逻辑，自贸区协定的增加应该扩大区域内的贸易比重，实际上亚洲的区域贸易自由化进程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
由于亚洲没有统一的涵盖整个地区的自贸区区域合作框架，因此亚洲国家在国际事务中无法形成统一的立场。在多哈回合里面、哥本哈根气候变化谈判中、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改革中，亚洲国家都没有形成统一的立场，反而跨地区的“基础四国”（中国、印度、巴西、南非）站在了一起。这是一个令人尴尬的局面，潘基文也因此将亚洲定义为“唯一还没有地区融合和共同市场的大陆”。
经济上的四分五裂，实质上是政治四分五裂的表现。庞中英为本刊记者揭示了难堪局面的根源，“仔细分析亚洲的国家体系，让许多民族主义者和亚洲主义者难以接受或者不愿意面对的一个最大现实是，…域外霸权?的美国，居然是亚洲体系中占据支配地位的最重要国家，亚洲不正常地、不合理地以非亚洲国家的美国为中心。”
2009年，美国决定重返亚洲战略，之所以能在短时间内顺利实施，就与其这种特殊地位密切相关。也因此，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亚洲国家对中国经济上的依存度越来越高，作为周边绝大部分国家最大的贸易伙伴，按理说中国与周边国家政治经济文化合作应该是深化的，但是经济上的联系加强并没有导致政治上的同步深化。这充分诠释了为何亚洲区域合作难以一体化的政治根源。
内部的猜忌和外部力量的介入，使得亚洲地区秩序呈现出缺少“地区结构”的显著特征。美国战略家布热津斯基对此评论认为，“东亚还尚未决定其地缘政治的未来：是如同20世纪的上半期的欧洲，还是20世纪下半期的欧洲？”
转型“包客性繁荣”
“包容性发展：共同议程与全新封}战”，即将召开的障鳌亚洲论坛201 1年年会锁定了这一主题。2010年9月，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在出席第五届亚太经合组织人力资源会}义开幕式时发表重要讲话，提出“实现包容性增长，切实解决经济发展中出现的社会问题……”；11月再次提出“统筹兼顾，倡导包容性增长”，增强内生动力。
以博鳌亚洲论坛秘书长身份，周文重为《嘹望>新闻周刊解读了这个亚洲高层对话交流平台选择此主题的原因：“包容性是联合国为落实千年发展目标提出的理念。所谓包容性发展，就是要使全球化和经济一体化带来的利益惠及所有的国家和地区，使经济增长产生的效益和财富惠及所有地区。这为亚洲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导向。”
事实上，在周文重看来，以胸怀亚洲为己任的博鳌亚洲论坛，以此为年会主题，就是因为，包容性发展是解决亚洲经济病症的良药。
“这对于迅速崛起的亚洲国家来说非常有针对性，是亚洲国家在未来时期内国内经济结构调整的方向。”李向阳分析说，亚洲经济的病根，就是亚洲经济高速增长过程中一定程度上忽略了结构调整、区域平衡发展、国民公共设施投入等问题。
李向阳指出，作为全球“再平衡”的另一方，亚洲经济应该作出反向的调整，“增加消费，减少储蓄。假定其他地区消费需求没有发生重大变化，那么美国留下的消费需求缺口必须由亚洲经济来弥补。否则，亚洲经济将会失去增长的动力。”
他举例说，中国包容性增长集中体现在社会经济发展模式转变这一国家大战略上，需要改革收入分配制度、财政支出制度，需要解决区域不平衡问题、重增长轻环境问题等；印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