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冲突论》
“如果一个学者没有什么新东西要说的话，他就应该保持沉默。”——塞缪尔·亨廷顿
一、倍受争议的亨廷顿
塞缪尔·亨廷顿绝对可以称得上是一位“语不惊人死不休”的人物。和他接触过的人总爱用“腼腆”、“学究气”、“不善言辞”这类语言形容他，而读过他书的人却会发现另一个亨廷顿，他思想犀利、咄咄逼人、似乎总想挑起争论。
塞缪尔·亨廷顿1927年出生于纽约的一个中产阶级家庭，他的父亲是一位旅馆业杂志的出版商，母亲是一位短篇小说作家。他的外祖父是当时美国颇有名气的“掏粪刊物”（专门揭发政界、商界丑闻内幕的杂志）《麦克卢尔》的合作编辑。亨廷顿很早便显示出了自己在社会科学方面的才华，他16岁考入耶鲁大学，两年半之后因为“成绩特优”而提前毕业。随后他在美国陆军服了一段时间兵役，接着又从芝加哥大学获得政治学硕士学位。在1950年，年仅23岁的亨廷顿又获得了哈佛大学博士学位，毕业之后便留校任教。
1957年，刚到而立之年的亨廷顿出版了他的第一本书《士兵与国家》。在这本书的第一篇书评当中，批评家就指责这本书有军事主义色彩，让人联想起墨索里尼“信仰、服从、战斗！”的口号。在60年代，哈佛大学一些激进的学生在得知亨廷顿曾经在约翰逊政府内任职的消息后，占领并焚烧了他办公的哈佛大学国际事务中心，有人甚至在他的寓所门口涂上了这样的标语：“战争罪犯居住于此。”
尽管在亨廷顿的同学之中有基辛格、布热津斯基这样的政界名流，他的学生之中也不乏福山、扎卡里亚这样的当代精英，但是他本人却不愿在媒体上抛头露面。人们很难在电视访谈节目中看到亨廷顿的身影，他不是那种“媒体学者”，他的学术声誉是靠着17本著作和一系列论文建立起来的。他毫无疑问是学术界的圈内人，他曾经出任美国政治科学学会主席，又是著名的《外交政策》杂志的创办人之一。但是他在写作的时候却宁可把自己当成一个圈外人，故意以一种刺激那些最终会评判自己著作的专家们的方式讨论问题。亨廷顿曾经说，“如果一个学者没有什么新东西的话，他就应该保持沉默。对真理的探求与学术争论是一回事。”而在他的全部著作中，最为著名、最有争议的莫过于那本《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了。亨廷顿在这本书以及一系列相关的论文中提出了一个鲜明的观点：冷战后的世界将以“文明”划线，文明认同形成了冷战后世界上的结合、分裂和冲突模式。这无疑是一种观察国际政治现象的新“范式”。
二、亨廷顿的范式观
著名科学哲学家托马斯·库恩在其经典著作《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中指出，当旧的范式日益无法解释新的或新发现的事实的时候，能用更令人满意的方法来说明那些事实的范式就取代了它，而新范式取代旧范式的过程就是思想和科学进步的过程。一种理论要想被接受为一个范式，必须看上去强于其竞争对手，但它不必要，事实上也从来没有解释所有它可能遇到的事实。从一定意义上说，所谓范式就像一张地图。只有在地图的引领下，人们才能穿过未知的地区到达自己的目的地。但是地图不可能、也没有必要标注出地面上的所有景物，它必然有所取舍，但是只要它能够最简单明确地帮助路人到达目的地就是好地图。一个好的范式应该：1、理顺和总结现实；2、理解现象之间的因果关系；3、预期未来的发展；4、从不重要的东西中区分出重要的东西来；5、帮助人们弄清应该选择那条道路来实现目标。
在亨廷顿看来，自二战结束到苏联解体的40多年来，支配大多数国际关系的研究者和实践者的关于世界事务的“冷战范式”。这一范式简单明了又非常实用。诚然，它无法解释这段时期内世界政治中发生的一切事情，有时还会发生一些偏离这一范式的重大事件，比如中苏关系的破裂。但是，作为思考全球政治的简单模式，它比其他任何竞争对手都更能说明最
重要的现象，这一范式被普遍接受，并且整整影响了两代人关于世界政治的看法。然而冷战的结束使过去那张有效的地图变得过时了。需要为国际政治绘制一幅新的地图，这份地图既描绘出了现实，又把现实简化到能够很好的服务于认清国际政治的目的。
事实上，冷战后的确有不少人提出了理解国际政治的新范式。亨廷顿把这些范式归纳为四类。第一类是所谓“一个世界”的范式，亦即民主和平论。这一范式认为，冷战的结束意味着全球政治中重大冲突的结束和相对和谐的出现。日裔美国学者福山提出了“历史的终结”的命题，他认为人类意识形态演进到当代资本主义已经划上了句号，作为人类征服最终形式的西方民主制度将在世界范围内普及。重大的全球冲突已经结束，重大的思想斗争也已经结束，未来人们要面临的仅仅是琐碎的经济和技术问题。第二个范式是“两个世界”的范式。冷战的结束虽然终结了以美苏为首的两大集团的对抗，但是从很多角度看世界仍然分为两部分。从文化和生活方式上看可以分为西方和非西方；从经济发展水平来看可以分为北方和南方；从战争与和平的角度来说，可以分为高度稳定的“和平区”和动荡不安的“战争区”。第三种范式是现实主义国际政治理论。这种理论认为国家仍然是世界事务中最重要的行为体，国家之间的关系处于无政府状态，因此为了确保自己的生存和安全，国家总是试图尽量扩大自己的权力。冷战后世界中各国的利益和行为仍然可以按照这一范式来理解。第四种范式宣扬世界进入了完全混乱的状态。一些学者的论文和专著的题目就颇有代表性，比如卡普兰的长篇论文《即将到来的无政府状态》、布热津斯基的《大失控与大混乱》、莫伊尼汉的《大混乱》等等。这一范式强调，国家正在弱化，冷战后的世界上出现了大量的“失败国家”。政府权威的崩溃、国家的分裂、部落、种族和宗教冲突的加剧、跨国犯罪组织的出现、难民的激增、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恐怖主义的泛滥、种族清洗的盛行都为这一范式提供了有力的佐证。
亨廷顿认为以上四种范式虽然各自都有一定的道理，但是也都存在着重大缺陷。“一个世界”的范式所强调的世界中的整合力量是客观存在的，但是文明的力量对这种整合力量的抵抗仍然不可忽视；诚如“两个世界”的范式所言，世界在一定意义上确实是一分为二的，主要的区别存在于占统治地位的西方文明和其他非西方文明之间，但是无论如何，并不存在一个作为统一体的非西方文明；现实主义的范式正确指出了国家仍是世界事务中最重要的因素，但这一范式过于强调了国际关系的连续性而忽略了它的变化，没有看到国家的利益、各国的联合与冲突正日益受到文化和文明因素的影响；“大混乱”的范式正确指出了世界的无政府状态，但是它没有看到给世界的稳定带来最大危险的是那些来自不同文明和国家集团之间的冲突。
因此，亨廷顿提出了自己的范式，即文明的范式。他认为，在冷战后的世界中，人民之间最重要的区别不是意识形态的、政治的或经济的区别，而是文化的区别。民族国家仍然是世界事务中的主要因素。它们的行为仍像过去一样受到对权力和财富追求的影响，但也受文化偏好、文化共性和文化差异的影响。对国家最重要的分类不再是冷战中的三个集团，而是世界上的七八个主要文明。文化的共性和差异影响了国家的利益、对抗和联合。世界上最重要的国家绝大多数来自不同的文明。最有可能升级为更大规模战争的地区冲突是那些来自不同文明的国家或集团之间的冲突。政治和经济发展的主导模式因文明的不同而不同。国际议题中的关键争论问题包含文明之间的差异。权力正在从长期以来占支配地位的西方向非西方的各文明转移。全球政治已变成多极的和多文明的。
一方面，亨廷顿对自己提出的文明的范式相当自信，他认为这一范式为理解20世纪结束之际世界正在发生的事情，提供了一个相对简单但又不过于简单的地图。范式应该能够导出预测，对范式有效性的检验可以通过对不同范式导出的预测的准确性加以对比来进行。亨廷顿认为文明的范式能比其他范式更加准确的预测冷战后国际事态的重大发展。另一方面，他也承认，任何范式都不可能永远有效。早晚有一天，文明的范式必将像冷战的范式一样被新
范式取代。
三、文明力量的消长以及文明秩序的形成
一部人类的历史就一部文明的历史。探索文明的起源、形成、兴起、相互作用、成就、衰落和消亡的著作可谓汗牛充栋。然而，究竟什么是文明？在这个问题上，迄今并没有共识。亨廷顿所讲的文明有五大性质。一是文明的多元性质。亨廷顿对这一点极为强调，并把它作为全书立论的一个基础。对许多人而言，文明是相对“野蛮”而言的，因此文明是一种普遍性的标准，它只能是一元的。亨廷顿反对这种观点，他认为存在着许多种文明，它们每一个都以自己的方式文明化了。二是文明的形而上性质。文明和文化都涉及一个民族全面的生活方式，文明是放大了的文化。在所有界定文明的客观因素中，最重要的通常是宗教。人类历史上的主要文明在很大程度上基本等同于世界上的伟大宗教。三是文明的包容性。一个文明是一个最广泛的文化实体，是对人对最高文化归类，是人们文化认同的最广范围。例如，一个罗马居民可能以不同的强度把自己定为罗马人、意大利人、天主教徒、基督教图、欧洲人和西方人。他所属的文明是他与之强烈认同的最大认同范围。文明是最大的“我们”。亨廷顿的这个观点其实与中国传统文化中讲的“华夷之辨”颇有相似之处。四是文明的长期性。文明总有终结，但又生存得极为长久，他们是人类最持久的结合。五是文明的超政治性。既然文明主要以宗教来划界，那么它就是文化实体而不是政治实体。一个文明可能包含一个或多个政治单位。
亨廷顿认为当代世界有七个或八个主要文明：中华文明、日本文明、印度文明、伊斯兰文明、西方文明、东正教文明、拉丁美洲文明或许还要加上一个非洲文明。近代以前各个文明的交往是分散而有限的。自16世纪以来，西方文明开始对所有其他文明进行持续的、不可抗拒的和单方面的冲击。但是西方赢得世界并不是通过其思想、价值或宗教的优越，而是通过它运用有组织的暴力方面的优势。在这个过程中，西方与非西方确立了控制——从属关系，而在西方社会内部发展出了较为平等的国际体系。这个历史进程到20世纪中后期发生了重大的变化。首先，西方的扩张终结了，对西方的反抗开始了。其次，国际体系超越了西方，成为多文明的。文明之间的相互关系由此步入了第三个历史阶段，它比第一个阶段更为频繁和紧张，又比第二个阶段更为平等和互惠。造成这种变化的原因在于各个文明之间的权力关系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在20世纪末，相对于其他文明而言，西方的权力呈现出两幅画面。第一幅是西方处于压倒一切的、成功的、几乎是完全的支配地位。苏联的瓦解消除了西方唯一最强劲的挑战者。西方是唯一在其他各个文明或地区拥有实质利益的文明，也是唯一能够影响其他各个文明或地区的政治、经济和安全的文明。第二幅图画则暗淡得多，西方越来越关注其内部问题和需求，因为它面临着经济增长缓慢、人口停止、失业、巨大的政府赤字、职业道德下降、储蓄率的等问题。而其他文明正在悄然崛起。亨廷顿认为这两幅图画描绘的都是现实。但是他仍然认定文明间的均势正在发生逐步的、无情的、也是根本性的变化。西方的权力相对于其他文明正在并将继续衰落。这一过程有三个特征：首先这是一个缓慢的过程。西方权力的上升历时400年之久，它的衰退可能也需要同样长的时间；其次，这一过程不是直线型的。西方文明有西欧和美国两个力量中心。西欧部分的衰落早在20世纪初就开始了，然而美国在20世纪中期取得了世界霸权地位暂时扭转了这一态势，现在作为整体的西方文明正面临再次衰落。第三，这一过程是由权力的相对性决定的。与其他文明相比，西方文明在其领土人口、经济产值、军事能力等权力资源方面都开始下降了。
与此同时，非西方文明中的两股潮流引人注目。一股是拒绝西方文明价值观的本土化的潮流，另一股则是宗教复兴的潮流。在这两股潮流中脱颖而出的亚洲和伊斯兰世界对西方文明构成了重大的挑战。东亚的经济发展是20世纪后半叶世界上最重要的发展之一。以此为契机，东亚形成了一种强烈的自信态度。主要表现为：亚洲人相信东亚将保持经济的快速增长，
并很快在经济上超过西方，因此与西方相比它在世界事务中将越来越有力；亚洲人相信这种经济成功在很大程度上是亚洲文化的产物，亚洲文化优于文化上和社会上颓废的西方文化；尽管东亚人意识到亚洲各社会和文明之间的差异，但他们仍认为存在着重要的共性；东亚人为，亚洲的发展和亚洲价值观是其他非西方社会努力赶超西方时应仿效的模式，西方也应该用它自我更新。伊斯兰文明对西方作出的调整主要是通过宗教复兴运动的兴起来实现的。伊斯兰复兴运动既是对现代化的接受，又是对西方化的排斥。这一运动的主要目的是强化伊斯兰教对社会生活的规范。它的最大动力来自于伊斯兰社会在现代化过程中产生的社会流动和人口增长。亨廷顿指出，在未来若干年里，穆斯林人口中的年轻人将多得不成比例，而且这些人大多是城市人口并至少受过中等教育。人口增长与社会流动这两个因素的结合将产生重大的政治后果：首先，青年人是反抗、不稳定、改革和革命的主角，伊斯兰复兴运动中已经深深地打上了青年的印记；人口构成的变化还将加剧伊斯兰社会内部的紧张状态；最后，持续增长的伊斯兰人口将对伊斯兰周围的文明特别是西方文明构成巨大的移民压力。总之，亨廷顿把亚洲经济的发展和伊斯兰世界人口的增长都看作挑战现有国际秩序的不稳定力量，这是他关于文明的冲突这一推论的重要理论前提。
随着文明力量的消长以及冷战的结束，全球爆发了认同危机，人们都面临着“我们是谁？”、“我们属于哪？”这一类认同问题。全球政治正沿着文明的界线重构。在冷战时期，各国作为盟国、卫星国、仆从国、中立国或不结盟国家，而与两个超级大国相联系。在冷战后的世界，各国作为成员国、核心国家、孤独国家、分裂国家和无所适从的国家而与各文明相联系。文明的成员国是一个在文化上完全认同一种文明的国家。文明的核心国家是文明内部秩序的源泉，而核心国家之间的谈判则是文明之间秩序的源泉。主要文明的核心国家正在取代冷战期间的两个超级大国，成为吸引和排斥其他国家的几个基本的极。例如美国、俄罗斯、中国正在分别成为西方文明、东正教文明和中华文明的核心国家。当文明缺少核心国家的时候，在文明内部建立秩序或在文明之间通过谈判建立秩序的问题就会变得更加困难。伊斯兰文明、非洲文明和拉丁美洲文明目前都面临这样的问题，而这也正是非洲和伊斯兰世界内部动荡不安的一个主要原因。所谓孤独国家是那些在文化上缺乏与其他社会共同性的国家。最重要的孤独国家莫过于日本，它的文化极为特殊，而且它没有包含一种可以输出到其他社会并据此与其他社会人民建立文化联系的普世宗教或意识形态。孤独国家在未来以文明划线世界的作用将大受限制。分裂国家是那些一个国家包含两个或两个以上文明集团的国家，例如前南斯拉夫（基督教部分、东正教部分、穆斯林部分）、苏丹（基督教部分、穆斯林部分）、尼日利亚（基督教部分、穆斯林部分）、印度（印度教部分、穆斯林部分）等等。无所适从的国家是那些属于某种单一文明但其领导人却想要把它转为另一种文明的国家。土耳其、俄罗斯、墨西哥都是典型的例子，它们分别属于伊斯兰文明、东正教文明和拉丁美洲文明，但其领导人却一心想把这些国家改造为西方文明的一部分，迄今为止这种努力并没有受到多大成效。
四、文明的冲突
亨廷顿文明观的一个中心思想就是文化共性促进人们之间的合作和凝聚力，而文化的差异却加剧分裂和冲突。在以文明划界的世界中，具有重大影响的冲突将沿着文明的断层线展开，特别是将在西方和非西方之间展开。这又可以分为三类情况：西方与挑战者文明的伊斯兰国家和中国的关系可能会持续紧张，并经常出现严重的对抗；西方与属于较弱文明的拉丁美洲和非洲的冲突则要轻得多；西方与俄罗斯、日本、印度的关系则可能介于上述两者之间，同时具有合作和冲突的因素。在亨廷顿看来，造成西方与伊斯兰世界和中国冲突的原因是“西方的傲慢、伊斯兰国家的不宽容和中国的武断”。具体说来，西方和伊斯兰世界以及中国的冲突将围绕武器扩散、人权和民主以及移民三个领域而展开。发展一流的常规军事能力需要时间、努力和资金，这就强有力地促使非西方国家寻求以其他方式来对抗西方的常规军事力
量。达到这一目的的捷径就是获得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及其运载工具。各文明的核心国家，以及那些渴望在区域内起支配作用的国家特别强烈的希望得到这些武器。亨廷顿认为，在武器扩散问题上存在一个儒教——伊斯兰教联盟。而中国在向伊斯兰国家转让常规武器和非常规武器方面起了主导作用。西方基于维护自己霸权利益的考虑，竭力遏制向非西方文明的武器扩散势头。亨廷顿认为西方的这一政策是注定要失败的，因为在一个多文明的世界中，核武器和其他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是权力缓慢地但不可避免地分散的一个主要表现。西方在民主和人权问题提上表现出了一定的虚伪性，而亚洲的经济增长和伊斯兰世界的宗教复兴运动使得这两个文明对西方的说教嗤之以鼻。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在世界范围内兴起的民主化浪潮在那些受西方和基督教影响强大的国家最为成功，在其他文明的国家内则乏善可陈。此外，美国对伊斯兰世界的民主化持一种虚伪的态度：它支持沙特等专制政权，对民主化程度高得多的伊朗却竭力遏制；在人权问题上，亚洲和伊斯兰世界对西方的价值标准并不完全接受，西方在世界范围内推行人权的努力前景也很暗淡。从16世纪到20世纪的漫长时间里，西方人口的向外移民是西方崛起的最重要标准之一。然而到20世纪末，进入西方国家的移民人数已接近了19世纪西方外移人口的绝对数字。西方国家面临着口前的移民压力，因此西方对移民问题的态度也发生了重大逆转，由原先赞同甚至鼓励移民变为反对移民。欧洲的移民主要来自伊斯兰世界而美国的移民主要来自墨西哥。在移民问题上西方和伊斯兰世界以及拉丁美洲（在较小程度上）将会产生新的对立冲突。此外，大量涌入的穆斯林和墨西哥移民还有可能使欧洲和美国的社会面临分裂的危险。作为一个西方文明的卫道士，亨廷顿对西方的处境深感忧虑，他为西方提出的对策是，首先要加强西方文明自身的团结，特别是美欧之间的团结，不给挑战者以分化西方的机会；其次，要善于利用非西方文明之间的矛盾，从中渔利。再次，还要在各个非西方文明中分清主要对手和合作伙伴，团结大多数，鼓励和打击一小撮。
文明的冲突主要有两种表现形式。一是断层线冲突，它发生在属于不同文明的邻近国家之间、一个国家中属于不同文明的集团之间、或想在废墟中建立起新国家的不同文明集团之间。断层线冲突在穆斯林和非穆斯林国家或集团之间特别普遍。二是发生在全球宏观层面上的不同文明的核心国家之间的冲突，这种冲突涉及的是国际政治中的典型问题，包括：1、对全球发展和全球性国际组织的影响力问题；2、相对军事权力问题，主要体现在核不扩散、军控、军备领域；3、经济权力和福利问题，主要体现在贸易、投资等领域；4、对人口的控制问题，包括保护本文明的人民和歧视另一文明的人民；5、价值观念和文化冲突。
在分析断层线冲突的时候，亨廷顿使用了“血腥的伊斯兰边界”这个词汇，这可能是他这本著作中遭到批评最多的地方。但是亨廷顿为自己的观点辩解说，穆斯林只占世界人口的五分之一，但是在90年代，他们比起它任何文明的人都更多地卷入了集团之间的暴力冲突，这方面的例子多得不胜枚举。亨廷顿认为“穆斯林的好战倾向”主要是三个方面的原因造成的：从历史上看，伊斯兰教从创建之日起就是一个好战的宗教，在穆斯林的教义和实践中没有非暴力的概念。伊斯兰教在从其发源地阿拉伯半岛向世界各地传播的路线主要是通过陆上进行的，这也造成了穆斯林和非穆斯林之间经常的、持续的紧张冲突。另外，伊斯兰教是一种绝对的一神教，而且强调政教合一，因此伊斯兰教缺乏宽容精神也是冲突的一个根源。从政治上看，西方推行帝国主义和穆斯林在19、20世纪的屈从地位，促使非穆斯林将穆斯林是为进攻的目标。而伊斯兰世界中缺乏一个或一个以上的核心国家，是伊斯兰世界与外部冲突不断的又一重要原因。从人口上看，伊斯兰社会的人口爆炸，以及大量青壮年失业者的存在，也是造成伊斯兰暴力倾向的重要原因。
依据国家和集团介入断层线冲突的程度不同，断层线冲突可分为三个层次。在第一层次上，是那些实际上彼此冲突的各方，它们可能是国家，也可能是地方集团。第二层次的参与者通常是与主要交战方相关的国家。在第三层次上是远离实际战斗但是与参与者有着文明上的联
系的国家，它们往往是各个文明的核心国家。例如，冷战后俄罗斯是车臣战争的第一层次参与者，塔吉克斯坦冲突的第二层次参与者，前南斯拉夫战争的第三层次参与者。第二和第三层次的参与者提供的支持对与战争的进行至关重要，它们的制约对制止战争也至关重要。没有第二和第三层次参与者的战争比起其他战争来说扩大的可能性要小，但也更难终止，属于缺少核心国家的文明的集团间战争也是如此。断层线战争自下而上地爆发，断层线上的和平却要自上而下地慢慢推动。
核心国家不大可能相互直接使用武力，但是如果地区集团之间的断层线冲突不断升级，最终将使核心国家卷入。此外，全球范围内文明间力量对比的重大变化也有可能导致核心国家间的战争。亨廷顿从西方文明发展史就是一部兴起和衰落国家之间的“霸权战争史”这一经验推论道，中国的崛起可能引起文明之间的五专冲突。，另一方面，只要伊斯兰仍是伊斯兰，西方仍是西方，这两个为大文明和生活方式之间的根本冲突在未来将继续决定它们的关系。亨廷顿指出，伊斯兰世界和西方自1979年伊朗革命之后一直在进行着一场文明间的准战争。这场准战争有三个特点，首先，它不是整个伊斯兰与整个西方的争斗，而是两个原教旨主义国家（伊朗、苏丹），三个非原教旨主义国家（伊拉克、利比亚、叙利亚）和各类伊斯兰组织，在沙特阿拉伯等其他穆斯林国家的财政支持下，与美国，有时还与英国、法国、其它西方国家和集团，以及与以色列和一般犹太人之间的争斗；其次，它们之间的争斗，除了海湾战争之外，都是靠有限的手段进行的。在这场准战争中，双方都在利用自己的实力和对方的弱点。从军事角度看，它在很大程度上是一场恐怖主义对空军的战争；第三，暴力冲突虽在继续，但并非连续不断的。然而，准战争仍然是战争。对西方来说，根本的问题不是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而是伊斯兰这个异质文明本身。
在分析西方文明的核心国家美国与中华文明的核心国家中国之间可能发生的冲突时，亨廷顿沿袭了传统现实主义的思路。他认为美中冲突一方面基于两个社会的文化差异，但也涉及到权力的根本问题。中国不愿接受美国在世界上的霸权，美国也无法接受中国在亚洲的领导地位或霸权。两百多年来，美国一直试图阻止在欧洲出现一个绝对主导地位的大国，先在它在东亚也试图这样做。为了这一目的美国曾打了两场世界大战和一场冷战。亨廷顿直言不讳地说，如果中国崛起的势头一直保持下去的话，将对美国的核心利益构成威胁。美国应该怎样应对中国的崛起？亨廷顿提出了两个选择方案。一个是均势的办法，就是联合日本等国家对中国进行遏制，在必要的时候甚至不惜一战。这种办法是一种将会导致冲突的办法，而且它的成功与否还要看日本的作用。另一个是搭车的办法。就是要美国放弃自己的普世主义，心甘情愿地眼见自己决定亚太事务的能力下降。这种选择在很大程度上可以确保亚洲的和平，但却意味着美国霸权的丧失。与此同时，亨廷顿认为中国的崛起不大可能会导致中国文明性质的改变，西方对这一点不应有太多幻想。
最后，亨廷顿认为一个反对西方的伊斯兰——儒教联盟已经出露端倪，西方的当务之急是团结拉丁美洲文明和非洲文明，并且拉拢住俄罗斯、日本、印度这三个摇摆文明的核心国家，不让它们导向自己的对手一边。对西方文明自身而言，当务之急有两件事情。一是摒弃流行在国内的文化多元主义，保持西方文明的独特性和纯洁性；二是在世界范围内摒弃西方过去的普世主义观念，承认西方文明只是多文明世界中的一员，在首先承认全球多元文明的基础上去寻找各个文明的共性，建立新的世界秩序。
我对文明冲突的初步理解 ——浅析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 山东大学刘效恩 举世震惊的“ 9.11 ”事件把声名赫赫的哈佛大学教授塞缪尔·亨廷顿在1996 年出版的《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再次推到了前台，又一次在全球范围内掀起了“文明冲突”热。美国政府对“ 9.11 ”事件所作出的强烈反应及在军事、外交政策上采取的一系列措施和恐怖主义不断升温的现实，似乎应验了亨廷顿在书中的论断“未来的冲突将由文化因素而不是经济或意识形态所引起，而最危险的文化冲突是沿着文明的断层线发生的那些冲突” ①在全球媒体的大肆报道和渲染下，一场文明之间的战争似乎剑拔弩张。然而这一切真的就是西方文明与伊斯兰文明或其他文明冲突的结果吗？世界真的会出现文明之间的战争吗？ 文明的概念及内涵 要理解文明的冲突，首先要弄清文明的概念。文明这一定义有广义和狭义之分。从广义上讲，它是人类社会历史实践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从狭义上讲，它指社会意识形态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制度和组织机构，是动态的历史现象，具有阶级性、民族性。亨廷顿认为文明是“人群文化上的最高层的组合，是人们拥有的除了那种区别人类与其他动物的认同的文化认同的最广泛的水平”实际上他在谈论文明的冲突时，文明这一概念包括三大要素。一是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的总和，这是文明的原义。二是文明的主体——人，即有共同的文化认同的人群。三是人和文化的载体——区域。基于这种理解，亨廷顿把当代世界划分为8 个文明，即中华文明、印度文明、斯拉夫东正教文明、伊斯兰文明、西方文明、拉丁美洲文明及可能存在的非洲文明。（少了一个文明） 文明之间的关系：冲突还是融合 在划分世界主要的文明之后，亨廷顿又用大量的篇幅论证了不同文明必然冲突的观点。第一，文明的不同不仅是实在的，而且是基本的。历史、语言、传统及最具重要性的宗教，使各种文明存在着很大的差异。第二，由于“地球越来越小”，不同文明体系间的交往日益增多，将导致文明的冲突更为剧烈。第三，世界范围内的经济现代化和社会变迁过程不仅使人们脱离了地域认同，也弱化了对民族国家的认同。这就使宗教认同乘虚而入，填补真空成为新的、更为强烈的认同对象。第四，西方的双重作用使文化意识大为增强。一方面是西方文化处于权力的顶峰；另一方面作为其结果是非西方文化出现寻根现象，强调本土文化、本土价值。第五，与政治或经济特征差异相比，文化差异更为持久，更难妥协。最后，经济区域主义正在增强，地域性经济集团在国际事务中的重要性持续增强。但是，经济地域主义只
试析“文明冲突论” 摘要："文明冲突"与"文明和谐"一直是人们讨论的热烈话题，有的从文化角度进行探讨，有的从国际政治关系角度进行探讨等。本文则从价值角度对美国学者塞缪尔·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进行评析，在此基础上提出塑造世界"文明和谐"的可能及中国面对"文明冲突"和"文明和谐"应择之路。 关键词：文明文明冲突文明和谐 "文明冲突论"的始作俑者，乃美国著名学者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在冷战刚结束、苏联解体不久，亨廷顿就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早期提出了后来一直在许多国家的政界和学术界争论不休的"文明冲突"理论（ClashofCivilization）。1993年夏季号《外交》（ForeignAffairs）季刊发表哈佛大学著名教授塞缪尔·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The ClashofCivilization？》一文，并引起学术界广泛而激烈的竞说争鸣；亨廷顿本人随后也不断发表文章和出版专著，进一步为自己的观点进行申辩和解释，其中包含了作者对自己个别观点的修改。这些观点集中在《不是文明，又是什么？》（IfNotCivilization,What?）（《外 （The WestCivilization:Unique，交》季刊1993年冬季号），《西方文明：是特有的，不是普遍的》 NotUniversal）（《外交》季刊1996年冬季号），以及专著《文明冲突与重建世界秩序》（TheClashofCivilizationandtheRemakingofWorldOrder）。亨廷顿还就文明冲突问题，在不少国家、大学、学术机构作过专题演说，但主体观点仍未突破他在上述学术文献中表达的思想。 我国学术界对亨廷顿的观点的反应是敏感而及时的，且经历了并仍在经历着复杂的论争，以至于"文明冲突论"在中国学术界的争论，已大有从一个"敏感"的学术命题，转变为一个" 敏感"的国际政治和意识形态问题之势。正因如此，我们打算从亨廷顿的观点本身和哲学、国际政治学方法论的角度谈以下三点。 一、对亨氏"文明冲突论"之价值评析 我国大多数学者认为，亨廷顿教授的许多观点，特别是他研究国际政治的方法论，在学术上有其独到之处，并承认，亨氏所讨论的问题，在现实国际关系中，也是一个值得关注的具有重大潜在影响的问题，但同时强调，亨氏文明冲突论的结论有失偏颇，且有为美国当权者谋划称霸世界之嫌。 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的核心观点有以下几点。其一，未来世界的国际冲突的根源将主要是文化的而不是意识形态的和经济的，全球政治的主要冲突将在不同文明的国家和集团之间进行，文明的冲突将主宰全球政治，文明间的（在地缘上的）断裂带将成为未来的战线；国际政治的核心部分将是西方文明和非西方文明及非西方文明之间的相互作用。冷战后的国际政治秩序是同文明内部的力量配置和文明冲突的性质分不开的。同一文明类型中是否有核心国家或主导国家非常重要；在不同文明之间，核心国家间的关系将影响冷战后国际政治秩序的形成和未来走向。其二，文明冲突是未来世界和平的最大威胁，建立在文明基础上的世界秩序才是避免世界战争的最可靠的保证。因此，在不同文明之间，跨越界限（CrossingBoundaries）非常重要，在不同的文明间，尊重和承认相互的界限同样非常重要。其三，全球政治格局正在以文化和文明为界限重新形成，并呈现出多种复杂趋势：在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多极的和多文明的全球政治；不同文明间的相对力量及其领导或核心国家正在发生重大转变，文明间力量的对比会受到重大影响；一般来说，具有不同文化的国家间最可能的是相互疏远和冷淡，也可能是高度敌对的关系，而文明之间更可能是竞争性共处（CompetitiveCoexistence）,即冷战和冷和平；种族冲突会普遍存在，在文化和文明将人们分开的同时，文化的相似之处将人们带到了一起，并促进了相互间的信任和合作，这有助
文明冲突论的评析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是国际社会发生巨大变动的重要历史时期。东欧剧变,两德统一,苏联解体,两极格局轰然坍塌,世界历史进入冷战后时代。地区争端、宗教纷争和民族冲突时有发生,成了冷战后世界不稳定的主要根源。 1993年夏天,美国《外交季刊》夏季号发表哈佛大学着名教授塞缪尔·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一文,从理论的高度,提供了“文明冲突论”的判断,在世界范围内引起了沸沸扬扬的关于文明冲突论的讨论热潮。 第一部分分析了文明冲突论提出的历史背景。 第二部分重点分析梳理了亨廷顿文明冲突论的主要理论内核:文明是文明冲突的基本单位;世界政治正在沿着文明线重组为一个多文明的世界;未 来冲突将在不同文明的国家和集团之间进行;建立在多文明基础上的国际秩序是防止文明冲突爆发的最可靠的保障。本文认为,文明冲突论通过引入文明这一概念,赋予文明一种“文化实体”的角色,并将此作为国际政治分析的一个基本单位,让文明运动起来,实现了对全球政治的逻辑勾画。因此,文明冲突论可以说是冷战结束以来少有的原创性研究成果之一,它不仅打开了长期以来被国际政治学界所忽视的一扇重要的“研究窗口”,而且提供了透视冷战后全球政治的一个比较重要的分析方法。 第三部分重点分析了文明冲突论存在的问题:文明能否成为国际政治分析单位?文明之间是否必然导致冲突?是否应把冷战后世界文明结构作阵营 化理解?世界文明冲突的可能性有多大?本文认为,文明之间的冲突更多的是一种精神上或者思想上的冲突,更多的是一种内心的体验,这种体验在冷战后能否发 展成为现实的国际冲突,存在着许多不确定的因素。 第四部分在前文分析的基础上,关注文明冲突论的学术价值。本文认为,尽管文明冲突论存在许多问题,我们还是不能抹杀亨廷顿在理论上的贡献。文明冲突论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创性思考,它提出了一个人们长期以来没有研究、事实上急需研究的重大理论问题。文明冲突论对于冷战后的国际现象在文明视角下进行了新的思考,开始研究冷战结束以来众多地区冲突的深层根源,这对加深 对冷战后国际冲突的认识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文明冲突论从全球政治范式的角度重新对国际政治进行思考,对文明冲突的可能性进行了有意义的研究,提高了 人们对于这个问题的注意力,使得该理论本身具有了十分重要的现实政治意义。
5.请通过对下面两段话的理解，谈谈你对“文明冲突论”的认识和对当今世界国际秩序的看法。 亨廷顿在“文明冲突论”指出，导致未来冲突的根本原因是文化的差异，人类在经历了君主冲突，民族国家冲突和意识形态冲突后，将进入文化冲突的阶段。 这种观点是有着其现实依据的，当今世界正朝着多极化的方向发展。国家与国家间，区域与区域间的竞争正逐渐演变成一场文化软实力的较量。特别是随着互联网的高速发展，文化正以着前所未有的速度，在整个世界范围内，跨时间，跨空间的传播。近半世纪以来，恐怖袭击接二连三，中美冲突时隐时现，这些都无不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在世界范围内大肆宣传其民主的普世价值观与的文化入侵紧密关联。 然而，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也存在着片面性。当今世界，除了文明之间的文化冲突之外，更多的是文化的融合交融。近几十年来，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与日韩的崛起，东亚文化与西方文化在猛烈碰撞间不断交融，发展。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崇尚于西方的民主文化思潮，也有越来越多的西方人开始关注与中国儒家的中庸之道。 我认为，文明冲突最终导致的是文明的融合，而非是世界和平的最大威胁。在科技的推动下，文化与思想的交换正在不断冲破文化间的隔阂，走向文化多元化与一体化并存的稳定局面，即文化在保留自己特性的同时更具包容性，文明与文明之间将相互影响，相互依存。 当今世界看似风平浪静，实则暗流涌动。伊斯兰复兴运动，中印的崛起，这些无不挑战着现有的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主义国家建立的国际秩序。这种国际秩序是建立在西方自由民主的普世主义基础之上的，这种价值观认为，西方文化是世界正统文化，一切与其相悖的文化都是错误的，这是种明显的大国沙龙主义。然而这种片面的主义却主宰着当今国际秩序，也正是这一点，造成了当今世界的复杂与不稳定。随着西方经济的衰退与第三世界国家的兴起，一种新的基于多元文化的国际秩序正在逐渐浮出水面。
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自问世至今已有十多年的时间。从1993年《文明的冲突？》一文发表到《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的出版，亨廷顿对他关于“文明的冲突”的论断完成了一个系统的阐述。他的理论从一开始就在学术界引起极大的争议，并随着国际局势的变化不断掀起讨论的热潮。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是对冷战后世界政治局势的一种分析和预测。他把“文明的冲突”作为理解后冷战时代世界局势的范式，认为冷战后世界范围的冲突将主要是不同文明间的冲突，文化或文明将成为国际上合作或分裂的基础。学者们从国际关系的角度对“文明冲突论”作了大量的研究，部分学者则针对文化之间是否只有冲突、文化冲突的实质等问题进行了讨论。关于“文明冲突”的争论似乎已经过了它的热议期，那么，现在再来谈论或分析“文明冲突论”是否还有价值？笔者认为，随着全球化进程的推进发展，全球化已由经济领域向政治、社会、文化等方面延伸，文化的全球化也进入理论研究的视野，全球化时代各种文化的冲突与共生问题成为了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文明冲突论”作为一种代表性的理论观点，对其进一步分析研究对于深化认识文化全球化具有一定的理论价值。本文试从全球化的角度对亨廷顿“文明的冲突”理论进行剖析，以期深化对这一全球化文化理论的认识。 一、“文明冲突论”的背景 在《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的前言中，亨廷顿就明确指出：“这本书不是也不打算成为一本社会科学著作，而是要对冷战之后全球政治的演变作出解释。它渴望提出一个对于学者有意义的和对于决策者有用的看待全球政治的框架或范式。”①因此，冷战的结束是学界关于“文明冲突论”研究的一个重要时代背景。随着1989年柏林墙的拆除和1991年苏联的解体，持续近半个世纪之久的冷战结束了，覆盖全球的东西方对抗终止了。战后国际关系由此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后冷战时代”成为当时人们描述冷战后世界最常用的词汇。“文明冲突论”即是亨廷顿对后冷战时代世界局势的分析与预测。 与此同时，我们还应该注意到，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开始，在原东欧社会主义国家解体以后经济自由化的浪潮席卷全球，市场不再受国家边界的限制，资本可以在国际上自由流通，跨国公司为寻求更廉价的劳动力和更低税率的市场将资本从一国转向另一国；再加上网络、多媒体等信息技术在各领域的巨大扩张，给人们造成时空急剧压缩的感觉，世界正变成“地球村”，这个过程就是通常所说的全球化。关于全球化，研究者出于学科背景的不同对它的理解也不相同。目前，学术界一种狭义的观点通常将全球化视为从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金融全球化”开始，然后逐步向经济贸易、政治、社会文化等领域扩展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世界正在成为一个“地球村”；市场规模和范围不再局限于民族国家而扩大至整个世界；一些可观察到的社会趋势，如个人取向的行动正在蔓延、青年人生活方式的国际化、老龄人口的急遽增加等，正在发挥着决定性的影响。据此，西方发达国家以经济领域为代表的关于全球化的后果有三个假设：在高新科技压力下人民需求的同质化；价格竞争的同质化；贸易经济的同质化。以日裔美国学者福山“历史终结论”为代表的观点，则把这种经济全球化的后果极大地向社会政治领域延伸。他认为，苏联的解体和社会主义阵营的崩溃标志了冷战的结束，同时也意味着今后的世界将是一个不再有意识形态对立的世界，从而进入了一个自由主义、民主政治、市场经济等欧美式理念渗透整个地球的时代，“战斗圈内
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 冷战之后，人们开始寻找一种新的意识形态或者某种能为绝大多数人所认可的共同体，很多政治家和学者立足于政治体系和经济制度的研究，然而塞缪尔亨廷顿却另辟蹊径，从文化的角度去建构一个世界政治的思维框架，从文化的角度解读了国界关系。 全书共分为5个部分： 第一部分标题:一个多文明的世界。作者认为，冷战之后，全球政治趋向多级和多文明化，世界将由七个或八个主要文明构成。分别是西方文明，中华文明，印度文明，日本文明，伊斯兰文明，拉美文明，东正教文明以及可能的非洲文明。国际行为的主体将是文明的核心国家。这一看法类似与汤因比在《历史研究》中提出的以文明为研究历史的单位而不是国家或民族。现代化不同于西方化，既不会形成任何意义上的普世文明，也不会导致非西方社会西方化。 第二部分，标题：变动中各文明力量的对比。作者旨在强调世界各文明之间的权利平衡正在变更。传统意义主导世界进程的西方文明正在衰落。与此同时，亚洲文明与伊斯兰文明正日益壮大。非西方文明都在重新肯定自身文化的价值。西方文明在世界所占的比重正日益缩小。 第三部分标题：正在行成的文明秩序。作者认为，全球政治秩序正沿着文明界限进行重组，在文化上相似的民族和国家正在融合。反之亦然，世界逐渐远离由意思形态和超级大国关系来界定的时代，新世界的基础是文明。 第四部分也是全文的核心，即文明的冲突。作者从不同层面上提出了可能发生冲突的两种形式，断层线冲突和核心国家之间的冲突。这里作者提出了一个在全书中很重要的概念，断层线，通俗解释即文化分界线，代表信仰不同宗教不同神的人民两端。 第五部分即文章终尾：文明的未来。作者对全球文明的未来做了展望，并对如何避免冲突给出了自己的建议，以及人类如何在多极多文明的世界内共存。本书一经面世便引发了全面的争议浪潮，褒贬不一，见仁见智。 作者看到世界文明有西方文明（基督教）、中华文明（儒教）、印度文明（印度教）、日本文明、伊斯兰文明、斯拉夫文明（东正教）、拉丁美洲文明、非洲文明组成。每种文明都有自己的独特性，而非普世的。正是由于文明之间的独特性，才会有不同文明之间的冲突，这种冲突也正是造成世界不稳定的罪魁祸首。作者在本书中认为，要想消除这中不稳定的状况，重建世界和谐的秩序，那么各种文明就应该和睦相处，各文明核心国就要遵循三个原则：（1）尽量避免干涉其他文明的冲突；（2）互相协商遏制和休止彼此文明的断层线战争；（3）努力探寻并扩展与其他文明在价值观、惯例和习俗方面单色共性，学会如何在复杂的多文明的世界内共存。 其次我想谈一下自己对西方国家并没有走上自我毁灭的道路的理解。西方国家在经历了一系列自由经济的危机后，西方国家尝试着让市场在一定的规范下运行，并没有让其“自由放任”下去。因此，我觉得市场是需要一定的秩序来维护的，正如只有大家都遵守交通规则，才能顺利地到达目的地，最关键的是建立规则的人如何做，最理想的状况是可以平衡好自由市场与社会秩序的关系，可是这需要一个“超级大脑”的保障，不然很容易产生决策失误而走上奴役或者自由市场大混乱的结局，也许正是出于这方面的考虑，西方国家往往采取多党制来避免决策的偏颇，尽管执政党在更换，一种稳定的制度却演变出来，这种制度一方面
对文明冲突的理解
对文明冲突的理解 我们要想理解文明冲突，首先要搞清楚文明的概念。文明是什么呢？文明这一定义有广义和狭义之分。从广义上讲，它是人类社会历史实践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从狭义上讲，它指社会意识形态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制度和组织机构，是动态的历史现象，具有阶级性、民族性。亨廷顿认为文明是“人群文化上的最高层的组合，是人们拥有的除了那种区别人类与其他动物的认同的文化认同的最广泛的水平”实际上他在谈论文明的冲突时，文明这一概念包括三大要素。一是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的总和，这是文明的原义。二是文明的主体——人，即有共同的文化认同的人群。三是人和文化的载体——区域。 我们理解文明之后，再来探讨一下对文明冲突的理解。在世纪更替、千年交接的新时代，世界正逐步走向信息化、全球化、多极化；而与此同时，各种文明之间的局部冲突和动荡此起彼伏，尤其是东西方之间的文化摩擦以及以两种不同的文明模式、文化传统、民族信仰、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的碰撞及冲突更为明显地凸现出来。中国在复杂的国际环境中以一个有分量、有影响的发展中大国的姿态进入新世纪，面临各种机遇和挑战。21世纪初，中国继续保持着较高的经济增长速度，依然是世界上经济增长较快的国家之一。正在进行复兴大业的中华民族必须顺应新的历史潮流，把振兴中华与世界发展的大趋势结合在一起，积极参与多元文化交流的实践，促进东西方文化交流的良性发展与融合。冷战结束后，美国干了三件大事：解放科威
特、干预科索沃及报复阿富汗，成功巩固了其世界霸主的地位。许多发展中国家的落后民族及下层平民以和平的经济战争来对抗西方领先的全球化潮流根本不可能，只能以暴力的恐怖行动来孤注一掷。2001年9月11日，美国遭受恐怖袭击以及随后对阿富汗和伊拉克的军事打击对中东和世界局势产生了深远影响。西方与阿拉伯世界、伊斯兰世界的关系首当其冲，面临严峻考验。有杂志评论说：“在美国城市遭袭两个多月后，国际关系乃至整个国际新秩序变得同以前不一样了”。在此之后美国连续发动的对阿富汗和伊拉克的反恐战争，更让原有的冲突进一步升级。但对美国反恐的实质，有阿拉伯媒体指出：西方将某个行动谴责为恐怖主义，并不是因为该行动本身，而是因为它是阿拉伯人所为。“他是恐怖分子，因为他是阿拉伯人，他所进行的暴力活动，即便是合法的也是恐怖主义。”因此，美国的恐怖主义定义具有宗教和民族属性。正是在这个基础上，美国将阿拉伯世界的抵抗运动认定为恐怖主义，对于以色列对阿拉伯领土的占领、对平民的屠杀，则视而不见。 “9?11”恐怖袭击和之后的反恐斗争都使大家想到了美国哈佛大学教授塞缪尔?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他曾在1993年发表在美国《外交》杂志上的《文明冲突》一文中提到：“如果说19世纪的特点是美国的国内冲突，即南北战争，20世纪的特点是意识形态的冲突，那么21世纪的特点将是文明的冲突”。随后他在专著《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重建》中又进一步详细阐述了这一理论。亨廷顿的论点很有
浅析“文明冲突论”的合理性及其局限性 [摘要]文明是决定和影响人类活动的基本因素。亨廷顿于1996年发表了《文明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其论点有报强的代表性，在世界范围内对文化、思想和政治领域产生了广泛的影响，自“9?11”恐怖袭击事件和美国组织阿富汗反恐战争、伊拉克战争后，有关文明冲突的讨论波澜再起，本文拟对文明冲突论做出合理性及其局限性的分析。 [关键词]文明冲突；西方文明；儒教文明；伊斯兰教 文明冲突论是由美国哈佛大学教授塞缪尔亨廷顿，主要理论集中于1996年发表的(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是十年来最富有争议的著作之，国际学者对其褒贬不一。亨廷顿认为，冷战后西方面临的根本问题是伊斯兰文明。伟大的宗教是伟大文明建立的基础。亨廷顿所谓文明间的冲突主要是宗教间的冲突。亨廷顿认为。冷战后世界是由西方文明、中华文明、印度文明、日本文明、伊斯兰文明、东正教文明、拉丁美洲文明和可能的非洲文明组成。文明的冲突主要是指文化、宗教、民族和种族的冲突。其中主要是基督教文明和伊斯兰教文明或儒教几大文明的冲突。 合理性： 本人认为亨廷顿在《文明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中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观点，合理性主要体现在以下几点。 (一)提供了国际关系研究领域的新视角和新的范式以往的国际关系方面的研究主要是从国家利益、实力、安全等角度分析。亨廷顿从文明角度看待冷战后的国际关系。开辟了新的视野为我们看待战后国际关系提供了新的视角。 文职发展不平衡带来的是国际关系的不稳定。经济发展不平衡，带来了实力发展的不平衡，引发冲突和摩擦。观念发展的不平衡，带来了思想认识上的不一致，导致观念上的冲突。还有政治体制发展不一致，导致了政治上的对抗。从这个角度讲，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亦有某种合理的成分，即它揭示了不同文明间的差异是导致国际冲突的一个因素。 (二)现实社会中确实存在着文阴的冲突 冷战结束后，现实国际关系中的冲突十分复杂，既有国家主权的冲突，又有
理论分析 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的核心观点 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的核心观点有以下几点。 其一，未来世界的国际冲突的根源将主要是文化的而不是意识形态的和经济的，全球政治的主要冲突将在不同文明的国家和集团之间进行，文明的冲突将主宰全球政治，文明间的（在地缘上的）断裂带将成为未来的战线；国际政治的核心部分将是西方文明和非西方文明及非西方文明之间的相互作用。冷战后的国际政治秩序是同文明内部的力量配置和文明冲突的性质分不开的。同一文明类型中是否有核心国家或主导国家非常重要；在不同文明之间，核心国家间的关系将影响冷战后国际政治秩序的形成和未来走向。 其二，文明冲突是未来世界和平的最大威胁，建立在文明基础上的世界秩序才是避免世界战争的最可靠的保证。因此，在不同文明之间，跨越界限（CrossingBoundaries）非常重要，在不同的文明间，尊重和承认相互的界限同样非常重要。 其三，全球政治格局正在以文化和文明为界限重新形成，并呈现出多种复杂趋势：在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多极的和多文明的全球政治；不同文明间的相对力量及其领导或核心国家正在发生重大转变，文明间力量的对比会受到重大影响；一般来说，具有不同文化的国家间最可能的是相互疏远和冷淡，也可能是高度敌对的关系，而文明之间更可能是竞争性共处（CompetitiveCoexistence）,即冷战和冷和平；种族冲突会普遍存在，在文化和文明将人们分开的同时，文化的相似之处将人们带到了一起，并促进了相互间的信任和合作，这有助于削弱或消除隔阂。 其四，文化，西方文化，是独特的而非普遍适用的；文化之间或文明之间的冲突，主要是目前世界七种文明的冲突，而伊斯兰文明和儒家文明可能共同对西方文明进行威胁或提出挑战，等等。 在亨氏的言论中，尽管没有太多地直接谈论未来中国在文明冲突中将会如何，但涉及中国的论述应该说不算少，因为儒家文明是其文明冲突论中的最为重要的文明类型之一。尤其是，亨氏以下观点更是许多国人而不仅仅是国际问题专家感到惊异和不能接受：文明间的关系是竞争性共处，即冷战和冷和平；文明的冲突具有或可能具有两种暴力形式，最可能的一种是来自不同文明的地区集团之间的战争，最危险的是不同文明中的主要国家之间发生的核心国家战争（CoreStateWars）；未来不稳定的主要根源和战争的可能性来自伊斯兰的复兴和东亚社会尤其是中国的兴起；西方和这些挑战性文明之间的关系可能是极其困难的，其中美中关系可能是最危险的关系，等等。亨氏的这些观点，可以说为我国政界高层和学界人士广为熟知，具有极高的"知名度"。 主要论点：文明冲突将是未来冲突的主导模式 1. 理由 （1）历史事实 （2）世界变小，文化的接触会产生摩擦 （3）因为现代化及社会变迁，宗教填补了人从传统中跳脱后的真空 （4）认为全球化不应该等于西化 （5）文化的差异是不易改变的 （6）经济的地区主义增长（例如：欧盟/欧协，EU） 2. 现代文明与候选文明 现代文明 （1）印度教文明（2）伊斯兰教文明 （3）日本文明（4）东正教文明
《文明冲突论》 “如果一个学者没有什么新东西要说的话，他就应该保持沉默。”——塞缪尔·亨廷顿 一、倍受争议的亨廷顿 塞缪尔·亨廷顿绝对可以称得上是一位“语不惊人死不休”的人物。和他接触过的人总爱用“腼腆”、“学究气”、“不善言辞”这类语言形容他，而读过他书的人却会发现另一个亨廷顿，他思想犀利、咄咄逼人、似乎总想挑起争论。 塞缪尔·亨廷顿1927年出生于纽约的一个中产阶级家庭，他的父亲是一位旅馆业杂志的出版商，母亲是一位短篇小说作家。他的外祖父是当时美国颇有名气的“掏粪刊物”（专门揭发政界、商界丑闻内幕的杂志）《麦克卢尔》的合作编辑。亨廷顿很早便显示出了自己在社会科学方面的才华，他16岁考入耶鲁大学，两年半之后因为“成绩特优”而提前毕业。随后他在美国陆军服了一段时间兵役，接着又从芝加哥大学获得政治学硕士学位。在1950年，年仅23岁的亨廷顿又获得了哈佛大学博士学位，毕业之后便留校任教。 1957年，刚到而立之年的亨廷顿出版了他的第一本书《士兵与国家》。在这本书的第一篇书评当中，批评家就指责这本书有军事主义色彩，让人联想起墨索里尼“信仰、服从、战斗！”的口号。在60年代，哈佛大学一些激进的学生在得知亨廷顿曾经在约翰逊政府内任职的消息后，占领并焚烧了他办公的哈佛大学国际事务中心，有人甚至在他的寓所门口涂上了这样的标语：“战争罪犯居住于此。” 尽管在亨廷顿的同学之中有基辛格、布热津斯基这样的政界名流，他的学生之中也不乏福山、扎卡里亚这样的当代精英，但是他本人却不愿在媒体上抛头露面。人们很难在电视访谈节目中看到亨廷顿的身影，他不是那种“媒体学者”，他的学术声誉是靠着17本著作和一系列论文建立起来的。他毫无疑问是学术界的圈内人，他曾经出任美国政治科学学会主席，又是著名的《外交政策》杂志的创办人之一。但是他在写作的时候却宁可把自己当成一个圈外人，故意以一种刺激那些最终会评判自己著作的专家们的方式讨论问题。亨廷顿曾经说，“如果一个学者没有什么新东西的话，他就应该保持沉默。对真理的探求与学术争论是一回事。”而在他的全部著作中，最为著名、最有争议的莫过于那本《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了。亨廷顿在这本书以及一系列相关的论文中提出了一个鲜明的观点：冷战后的世界将以“文明”划线，文明认同形成了冷战后世界上的结合、分裂和冲突模式。这无疑是一种观察国际政治现象的新“范式”。 二、亨廷顿的范式观 著名科学哲学家托马斯·库恩在其经典著作《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中指出，当旧的范式日益无法解释新的或新发现的事实的时候，能用更令人满意的方法来说明那些事实的范式就取代了它，而新范式取代旧范式的过程就是思想和科学进步的过程。一种理论要想被接受为一个范式，必须看上去强于其竞争对手，但它不必要，事实上也从来没有解释所有它可能遇到的事实。从一定意义上说，所谓范式就像一张地图。只有在地图的引领下，人们才能穿过未知的地区到达自己的目的地。但是地图不可能、也没有必要标注出地面上的所有景物，它必然有所取舍，但是只要它能够最简单明确地帮助路人到达目的地就是好地图。一个好的范式应该：1、理顺和总结现实；2、理解现象之间的因果关系；3、预期未来的发展；4、从不重要的东西中区分出重要的东西来；5、帮助人们弄清应该选择那条道路来实现目标。 在亨廷顿看来，自二战结束到苏联解体的40多年来，支配大多数国际关系的研究者和实践者的关于世界事务的“冷战范式”。这一范式简单明了又非常实用。诚然，它无法解释这段时期内世界政治中发生的一切事情，有时还会发生一些偏离这一范式的重大事件，比如中苏关系的破裂。但是，作为思考全球政治的简单模式，它比其他任何竞争对手都更能说明最
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及其意义 美国出版的国际政治和事务的权威刊物《外交》，在其1 993年夏季号上，发表了美国哈佛大学著名政治学教授萨缪尔、亨延顿的“诸文明的冲突吗？”一文。亨廷顿教授是研究国际政治和文化发展的专家，“诸文明的冲突吗？”一文则是作者站在国际政治及全球文化战略发展的角度，对冷战结束后的世界格局及其主要矛盾冲突所作的新的概述，该文及其所主张的“文明冲突”论一发表，就在欧美国家、亚洲国家，尤其是中国大陆及港、台学都中引起广泛关注和激烈争论。“文明的冲突”（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一词，已见于近年来西方及世界的主要报刊杂志的政治理论和评论中。因此可以说“文明冲突论”，是20和21世纪末仍直现在影响最大的国家政治理论之一。 一、文明冲突论的主要内容 在亨廷顿看来，一种文明就是一个文化实体，每一种文明都有区别于其他文明的文化特征，无论这种文明就人口和国土规模看是大的（中国），还是小的（讲英语的加勒比人）。西方人倾向于把民族国家看作是全球政治的主导因素，但实质上，只有几个世纪的历史情形能与引此符合，人类历史的大多数时候都是文明的历史而不是民族国家的历史，因此，
文明的历史意义比国家更大，为弄清世界的发展趋势和格局，更值得去探索文明之间的冲突的原因。 亨廷顿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他的观点的主要论据：文明之间的冲突将是现代世界冲突演化过程中的最新阶段，亨廷顿认为：一般说来从标志着现代国家体系建立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签署以来为，世界范围的冲突经历了几种重大形式。在《和约》之后的150年间，首先是王子之间、皇帝之间、君主专制与君主立宪制之间的冲突。这种冲突所争斗的最重要的资源是土地，还有企图扩大自已的官僚机构、军队、重商主义意义上的经济实力等等。这场冲突的结果是在冲突中逐渐产生了民族国家。其后，是法国大革命后开始的国家与国家，民族与民族之间的冲突。这种19世纪的冲突模式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结束。再后，就是俄国革命及其对这场革命的反对，使国家之间的冲突让位于意识形态之间的冲突。概括起来，以上发生在王子之间、国家之间、意识形态之间的冲突，基本上仅仅是西方文明之间的冲突。是“西方的内战”。无论是第一、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及早期的17世纪、18世纪、19世纪的战争，还是占据几十年历史的冷战，都是西方文明的内战。 冷战结束后，国际政治走出了它的西方阶段，集中表现为西方与非西方文明之间，以及非西方文明内部之间的相互作用。非西方国家和文明不甘成为历史的奴仆，西方殖民主
2003年第3期 第19卷(总第109期) 南京政治学院学报 Journal of PLA N anjing Institute of Politics No.3,2003 Serial N o.109V ol.19 文明冲突论 : 亨廷顿为美国构建的意识形态策略 赵秋梧 (南京陆军指挥学院,江苏南京210045) 摘 要:当代,文化问题已成为涉及国家利益的重大问题,文化策略体现着一个国家的意识形态策略。亨廷顿的 文明冲突论 以文化为出发点,以国家意识形态为原则,以国家利益为最终归宿,为美国及西方实现 后殖民主义 提供新的理论基础,本质上是为美国构建的一种意识形态策略,以达到美国重建世界秩序的目的。 关键词:文明冲突论;文化认同;意识形态策略 中图分类号:B03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 9774(2003)03 0048 04 冷战后美国学者亨廷顿提出了 文明冲突论 ,引起了一场文化讨论的冲击波。他试图以 文明 为主要工具构建 政治地图学 ,由 文明 及宗教等符码来承载其政治意图和目的。从某种意义上说, 文明冲突论 本身就是亨廷顿为美国构建的一种意识形态策略,是一种国策性的意识形态文本。 一、文化认同的意识形态内核 意识形态是国家利益的重要方面。美国自立国后就很重视维护、传播自己的意识形态,尤其是冷战后,在世界上推行本国的意识形态成为美国对外政策的重要目标之一。深谙美国政治的亨特认为,经济利益,官僚机构的压力,既定的民族习性,以及国际环境,都会在由观念变为行动的过程中发挥作用。 但是,最终,这些因素毕竟还是第二位的,意识形态仍明显的是解释美国人在世界事务中的看法与行动的出发点。 1 (P185)当亨廷顿用包容性很强的范畴 文明 或 文化 诠释当今世界冲突的根源时,自然也不会从美国人固有的意识形态情结中解脱出来,他只是改变了意识形态的表现形式或手段而已,将意识形态的阵地由原来的政治领域转移并扩张到了文化领域。 亨廷顿提出,冷战后文化的冲突比政治的冲突更深刻,与冷战时期国家之间通过意识形态结盟不同, 在新的世界,文化认同是一个国家结盟或对抗的主要因素 。 2 (P133) 我们只有在了解我们不是谁,并常常只有在了解我们反对谁时,才了解我们是谁 , 2 (P129)即认同只能在与 他者 的关系中界定。失去了政治对手之后的美国,急于寻找到新的对手以重新确立自己的身份、建构新的认同。在这样的情况下,亨廷顿认为,现代化促使以儒教文化为核心的亚洲和伊斯兰世界的力量不断发展,刺激了本土认同和文化复兴,对西方文明形成了强有力的挑战。正是在文化的旗帜下,他为美国及西方文明设定了新的敌人 儒教文明与伊斯兰文明联盟。 当亨廷顿用 文化冲突 置换 政治冲突 ,以文化上的认同和归属取代意识形态的对立时,文化的包容性与广泛性就会模糊乃至消解鲜明的政治意识形态性,但这并不能抹煞文化内在的意识形态性。意识形态作为文化中具有普适性的因素,是一种确立并维护一定信仰和价值的模式。文化间的冲突归根结底隐含着意识形态的内核。对此,亨特说得很 收稿日期:2003-02-30 作者简介:赵秋梧(1970 ),女,江苏海安人,南京陆军指挥学院作战指挥系教员。
文明的冲突 1993年美国哈佛大学的一位国际关系学的教授亨廷顿，在美国的一个权威杂志《外交》的夏季号上发表了一篇文章，题目就叫《文明的冲突》。在这篇文章里亨廷顿指出：随着苏联的解体以及由此而导致冷战时代的结束，国际关系格局出现了很大变动，既然社会主义阵营不复存在，那么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大阵营之间的对垒从此以后就不再是未来世界冲突的主题了。他认为在21世纪世界冲突的主题将不再是政治，尤其不再是政治意识形态之间的冲突，不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冲突。而是什么呢？他认为是文明的冲突。 什么是文明的冲突？萨缪尔·亨廷顿定义为以传统的宗教信仰或者传统的价值观作为根本依托而界定的几大文明体系之间的冲突。《文明的冲突》一书标志着文明冲突论的提出，而1997年《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的出版，则是他关于“文明的冲突”的论断完成了一个系统的阐述。 一．基本观点 亨廷顿“文明冲突论”的基本观点是：当今世界的冲突源于文明的冲突，文明冲突会导致战争，未来战争的根源是文明的冲突。在他的理论中，文明是历史、语言、文化、传统以及宗教的总称，文明与文化未作区别。用他的话来说，“文化和文化认同（它在最广泛的层面上是文明的认同）形成了冷战后世界上的结合、分裂和冲突模式。”“后冷战的世界中人们之间最重要的区别不是意识形态的、政治的或经济的，而是文化的区别。”认为冷战后，世界格局的决定因素表现为七大或八大文明，即中华文明、日本文明、印度文明、伊斯兰
文明、西方文明、东正教文明、拉美文明，还有可能存在的非洲文明。冷战后的世界，冲突的基本根源不再是意识形态，而文化方面的差异，主宰全球的将是“文明的冲突”。 未来世界的国际冲突的根源将主要是文化的而不是意识形态的和经济的，全球政治的主要冲突将在不同文明的国家和集团之间进行，文明的冲突将主宰全球政治，文明间的（在地缘上的）断裂带将成为未来的战线；国际政治的核心部分将是西方文明和非西方文明及非西方文明之间的相互作用。冷战后的国际政治秩序是同文明内部的力量配置和文明冲突的性质分不开的。同一文明类型中是否有核心国家或主导国家非常重要；在不同文明之间，核心国家间的关系将影响冷战后国际政治秩序的形成和未来走向。 文明冲突是未来世界和平的最大威胁，建立在文明基础上的世界秩序才是避免世界战争的最可靠的保证。因此，在不同文明之间，跨越界限非常重要，在不同的文明间，尊重和承认相互的界限同样非常重要。 全球政治格局正在以文化和文明为界限重新形成，并呈现出多种复杂趋势：在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多极的和多文明的全球政治；不同文明间的相对力量及其领导或核心国家正在发生重大转变，文明间力量的对比会受到重大影响；一般来说，具有不同文化的国家间最可能的是相互疏远和冷淡，也可能是高度敌对的关系，而文明之间更可能是竞争性共处即冷战和冷和平；种族冲突会普遍存在，在文化和文明将人们分开的同时，文化的相似之处将人们带到了一起，并促进了相互间的信任和合作，这有助于削弱或消除隔（四）文化，西方文化，是独特的而非普遍适用的；文化之间或文明之间的冲突，主要是目前世界七种文明的冲突，而伊斯兰文明和儒家文明可能共同对西方文明进行威胁
读书笔记 - 萨缪尔。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 萨缪尔·亨廷顿最具代表性的观点是他的“文明冲突论”。从1993年开始，亨廷顿发表系列文章，讲述后冷战时期的暴力冲突并非出于各国在意识形态上的分歧，而是不同文明之间的文化及宗教差异所造成。该观点引起广泛关注。“9·11”事件之后，许多原本反对他的人也转而称赞他神机妙算。 与此同时，十几年来有关“文明冲突论”的批评文章也早已经汗牛充栋。人类既会毁于对过去的彻底遗忘，也会死于对未来的无端想象(或者恐惧)。例如众所周知的“俄狄浦斯悲剧”讲的就是一个关于未来的预言摧毁人的生活的故事。 社会学家托马斯夫妇有一句富有哲理且被广泛引用的话：“如果人们将情境定义为真实的，它们在结果上就是真实的。”社会学家罗伯特·默顿将其概括为所谓的“托马斯定理”，并据此提出了“自我实现的预言”一说。关于这个理论，中国有不少老话更容易理解。比如算命时的“心诚则灵”——这个花招使算命者的责任完全转移到被算命者身上。 预言如何自我实现？这种例子不胜枚举。比如一家银行，尽管它的资产流动相对畅通、经营状况良好，但是一旦有足够多的储户相信了它已无力偿还存款的谣言，就会导致越来越多的储户疯狂挤兑，并最终导致该银行破产。同样的道理，假如某个地方的报纸电台说当地
明天要闹油荒，而且大家信以为真，今晚都去加油站排队加满油，那明天当地就真的要闹油荒了。 事实上，那些具有概括性的理论，在“综述”世界的过程中通常都会犯简单化的错误。一个著名的说法是，如果你手里只有一把锤子，那么你看到所有的问题都是钉子。一旦“文明冲突论”成为人们分析世界、对号入座的工具，那么发生在所谓不同“文明体系”下的冲突，都可以用“文明的冲突”来解释了。糟糕的是，当人们把对现实预言性的描述当成现实本身，原本没有冲突的国家或文明开始枕戈待旦，它不仅掩盖了弱肉强食的政治，并且帮助别有用心的恐怖分子招兵买马。当一起偶发事件变成蓄谋已久的阴谋，潘多拉盒将从此打开，冤冤相报、恶性循环。人类诸多苦难便是这样一层层“解释”与“预言”出来的。上世纪几度将人类推向灭绝边缘的军备竞赛不正是在不断地预言中完成武力升级？ 其实，这个世界上能够诅咒人类命运者从来都是人类本身，而人类文明冲突其实也是来源于不同人文环境历史下人类本性的冲突。再说了，如果有个人希望将一个完整的世界像切西瓜一样分成两半，然后指着东边一半西瓜说，西边那半是你们的敌人。那么起码我知道，这里面的“文明的冲突”，其实也就是发生在西瓜与握西瓜刀的那只手之间。 人世间最真实而最恒久的“冲突”，是在人的生与死之间。
亨廷顿经常是一个政治立场受争议的人物。在美国这个政治重心偏右的国度里，他是一个具有浓重保守倾向的自由主义者：虽然是相对靠左的民主党终身党员，但他却常被视为一个右翼思想家。他既推崇自由主义，矢志研究战后第三世界国家的民主化浪潮，同时却又反对美国主动干预和加快这些民主进程 在冷战后洋洋得意的太平气氛中，他发出了一个不受欢迎的预言：今后国际间的冲突将主要在各大文明之间展开，这种异质文明的集团之间的社会暴力冲突（他称之为“断层线战争”）不但持久而且难以调和。2001年“9·11”事件发生后，立刻就有人将之与文明冲突论联系起来，并将之视为一个不祥的预言。亨廷顿坚持文化（及随之而来的身份认同）的特殊性 我认为文化身份差异、文化对抗性和文化关联性会扮演主要的角色 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的核心观点 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的核心观点有以下几点。其一，未来世界的国际冲突的根源将主要是文化的而不是意识形态的和经济的，全球政治的主要冲突将在
不同文明的国家和集团之间进行，文明的冲突将主宰全球政治，文明间的（在地缘上的）断裂带将成为未来的战线；国际政治的核心部分将是西方文明和非西方文明及非西方文明之间的相互作用。冷战后的国际政治秩序是同文明内部的力量配置和文明冲突的性质分不开的。同一文明类型中是否有核心国家或主导国家非常重要；在不同文明之间，核心国家间的关系将影响冷战后国际政治秩序的形成和未来走向。 其二，文明冲突是未来世界和平的最大威胁，建立在文明基础上的世界秩序才是避免世界战争的最可靠的保证。因此，在不同文明之间，跨越界限（CrossingBoundaries）非常重要，在不同的文明间，尊重和承认相互的界限同样非常重要。 其三，全球政治格局正在以文化和文明为界限重新形成，并呈现出多种复杂趋势：在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多极的和多文明的全球政治；不同文明间的相对力量及其领导或核心国家正在发生重大转变，文明间力量的对比会受到重大影响；一般来说，具有不同文化的国家间最可能的是相互疏远和冷淡，也可能是高度敌对的关系，而文明之间更可能是竞争性共处（CompetitiveCoexistence）,即冷战和冷和平；种族冲突会普遍存在，在文化和文明将人们分开的同时，文
文明的冲突 文明冲突 1993年美国哈佛大学的一位国际关系学的教授亨廷顿，在美国的一个权威杂志《外交》的夏季号上发表了一篇文章，题目就叫《文明的冲突》。在这篇文章里亨廷顿指出:随着苏联的解体以及由此而导致冷战时代的结束，国际关系格局出现了很大变动，既然社会主义阵营不复存在，那么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大阵营之间的对垒从此以后就不再是未来世界冲突的主题了。他认为在21世纪世界冲突的主题将不再是政治，尤其不再是政治意识形态之间的冲突，不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冲突。而是什么呢,他认为是文明的冲突。 什么是文明的冲突,萨缪尔?亨廷顿定义为以传统的宗教信仰或者传统的价值观作为根本依托而界定的几大文明体系之间的冲突。《文明的冲突》一书标志着文明冲突论的提出，而1997年《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的出版，则是他关于“文明的冲突”的论断完成了一个系统的阐述。 一(基本观点 亨廷顿“文明冲突论”的基本观点是:当今世界的冲突源于文明的冲突，文明冲突会导致战争，未来战争的根源是文明的冲突。在他的理论中，文明是历史、语言、文化、传统以及宗教的总称，文明与文化未作区别。用他的话来说，“文化和文化认同(它在最广泛的层面上是文明的认同)形成了冷战后世界上的结合、分裂和冲突模式。”“后冷战的世界中人们之间最重要的区别不是意识形态的、政治的或经济的，而是文化的区别。”认为冷战后，世界格局的决定因素表现为七大或八大文明，即中华文明、日本文明、印度文明、伊斯兰文明、西方文明、东正教文明、拉美文明，还有可能存在的非洲文明。冷战后的世界，冲突的基本根源不再是意识形态，而文化方面的差异，主宰全球的将是“文明的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