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关震
135******** 当代国际关系中的中国、美国与中美关系
China, Unite State and Sino-U.S. relation in contemporary
international relationship
摘要：当今社会，全球化成为不可阻挡的趋势。和平与发展是当今时代的主题。中国借助全球化，得到了快速发展，取得了惊人的成就。但旧有的发展模式存在隐患，过于依赖外贸威胁了中国的国家安全。“稳增长、调结构、促改革”是中国下一阶段发展的方向，中国为之设计了新的内政、外交策略。美国在全球化的国际关系中也进行了战略调整，“亚太再平衡”战略使其把利益中心移至东亚。中美间利益交叉增多，为合作拓展了领域空间，但同时也因利益冲突发生对抗。中美关系将在长时间内曲折中前进。
关键词：全球化；和平发展；中国经济结构调整；亚太再平衡；中美关系
Abstract: In today's society, globalization becomes an unstoppable trend. In the world today peace and development remain the themes of the times. With globalization, China has been developing rapidly, and has made amazing achievements. But the old development model has a hidden trouble，too dependent on foreign trade has threatened China's national security. “Steady growth, adjusting structure, promoting reform”is
China's next stage of development, the design of China's new home and foreign policy. The United States has also carried out a strategic adjustment in th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globalization, rebalancing
toward Asia-Pacific strategy makes it move to East Asia. Increased interest in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in order to expand the field of cooperation in the field, but also have confrontation of interest conflict. Sino-U.S. relation will be in a long period of twists and turns.
Key words:globalization；peaceful development；China economic structure adjustment；Rebalancing toward Asia-Pacific；Sino-U.S. relation 1. 当代国际形势
1.1“全球化”的当今世界
全球化对于今天的中国人来说既熟悉又陌生。改革开放已有三十余年，中国对外贸易持续增长，经历了奥运会的举办及多项国际活动，中国早已融入了全球一体化的活动之中。互联网的高速发展更加大大地推进这一联系的紧密程度。今天，我们可以足不出户，拿起手机就购买到产自于其他国家的商品。没有人会再想回到各自“闭关锁国”的世界。但对于“全球化”这一名词究竟包含了什么，可能很少有人说得出。“全球化”是否真的不可阻挡？“全球化”是否百利而无一弊？全世界人民都喜迎“全球化”？
全球化是以全球不同区域的各种经济在经贸领域日益紧密的投资与合作而促成的经济全球化为基石而展开的。全球化本身就是指“减少国家间的壁垒，鼓励政治、经济和社会之间更为密切的相互影响”。或者是“在世界范围内，各种社会关系的加强，这些社会关系以这样一种方式将遥远的场所联系起来，以至于在本地发生的事情，受遥远地方发生的事情影响，反之亦然”[1]。其实，简单说，就是
国与国之间在政治、经济贸易上互相依存,促使他们之间有意无意的合作，并且无法简单分割。这带来的利益是显而易见的——更优的利用资源与更大的利润。但遭到的抵触同样很剧烈。
1999年，世界贸易组织第三届部长会议在西雅图开幕。与此同时，世界反全球化人士云集西雅图，对全球化进行抗议。有4万人组成的全球化抗议者队伍与警察在整个西雅图发生全面冲突，被视为全球化象征的麦当劳快餐店被捣毁。世界贸易组织部长会议被迫推迟5小时开幕，不少代表团未能出席第一天会议。在西雅图大规模反全球化示威游行之后，世界各地随后发生的所有反全球化的示威游行都被称为“西雅图风暴”，反全球化运动的参加者都被称为“西雅图人”
[2]。自此之后直到现在，在发达国家举办的历次经贸会议上，无论是达沃斯论坛、世界银行会议等国际经济组织会议还是G8峰会、欧盟首脑峰会等国家间首脑会议，会场外都会爆发相当规模的“反全球化”示威活动。
全球化的发展毕竟是不平衡的。资本的趋利本性必然使其集中在纽约、伦敦、东京等这样的利润中心，而不情愿到“先天不足”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3]。因此，发达国家是全球化的最大获益者和赢家。同时，为了降低成本，发达国家把大量工厂迁至人力、资源等成本较低的发展中国家。这反而造成了发达国家的工人，特别是产业工人就面临着更多的失业威胁。因此，近年来，美欧等国媒体经常提到所谓本国发生的“第三世界化”问题。此外，近年来，西方“福利国家”在全球化的冲击下产生剧烈振荡，非法移民的大量涌入，也在很大程
度上冲击着西方发达国家经济和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3]。而当地居民本能地把这些失业、收入下降等消极后果归因于全球化。
即使最为发达的国家，其经济发展也要依赖于原料、市场和劳动力。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与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国家都依赖于贸易，所以无论对于中美来说，均不能躲避全球化带来的风险与挑战，既无法反对，又无法回避，惟一的办法是适应它，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在历史大潮中接受检验。对于全球化带来的风险与挑战，参与者都在研究具体针对办法迎接挑战、把握机遇，各国之间也在相互磋商，协调解决。
全球化并不单单局限于经济。经济是建立在社会政治关系上的，经济的全球一体化必将带动政治、社会的全球化。经济发展方向的变化及国际组织作用的加强，会导致国家战略的调整与转变，相应的政策、法规势必发生巨大变化。同事，为保证本国的经济利益，各国都将争夺“话语权”，迎接增强“价值观”的挑战。多极化政治格局逐渐形成。
原联合国秘书长安南指出：“全球化是一个事实。”[2]全球化就像必须随着地球旋转一样，不存在加不加入的选择[4]。21世纪的人类社会，必将是一个全球化的时代。
1.2“和平与发展”
和平与发展是当今时代的主题,这是邓小平同志提出的。随着全球化不可阻挡的推进，这一判断越加的牢固。和平是发展的前提和基础。只有在和平的国际环境中，世界各国才能保持正常的经济交往和顺利
实现本国的发展计划。
冷战结束后，世界以成多极化发展趋势。能够提高国家形象的是以科技和经济发展为中心的综合国力的展现。高端民用工业制造品成为了国家名片，品牌商标成为了国家的代言人。国家间竞争的不再是单一的“坚船巨炮”，而是本国制造的口碑；到第三国不再是简单的划分“势力范围”，而是抢夺市场份额。国家间通过公司竞争，索尼与苹果比拼“粉丝”数量，德系车、日系车通过销量进行争锋，三星与苹果争夺的是专利所有权。过去几个世纪的“殖民地”战争再也不会出现。正如前国家主席江泽民所说：“经济优先已成为世界潮流，这是时代进步和历史发展的必然。当前对每个国家来说，悠悠万事，唯经济发展为大。发展不但关乎各国国计民生，国家长治久安，也关系到世界的和平与安全[5]。”
但这个世界并没有表现出所设想的那样安宁。自北非“茉莉花革命”突然爆发，短短几年间，从北非到东非到中东再到东欧，战火纷飞，政权迅速更迭，多种势力轮番登台。政治冲突、宗派冲突、种族冲突导致战争规模不断扩大，平民流血牺牲，大国直接军事介入。同时，一直伴随人类历史的领土争端、粮食问题、能源安全及新兴的网络安全、恐怖主义都在威胁着国际社会的和平环境。这导致很多人认为应该重新评估国际环境，甚至有外国专家宣称“世界大战”将会在近期重新打响。
虽然国际安全形势不容乐观，但这并不能改变和平与发展这一时代主题。因为世界形势总体趋缓，冷战结束后，越来越多的国家愿意
坐下来进行谈判协商，以解决纠纷。政治多极化虽然步履艰难，但仍然为各国所追求。多极化下，各极国家都是负责任的大国，能够从大的国家战略考虑问题，同时世界各国的共同利益明显增多。同时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整个世界越来越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世界各国利益的相互关联和相互依赖日益加深。重视发展战略已成为各国的主要政策取向。虽然世界上地区性冲突和局部战争不断，但新的世界大战在可预见的时期内是可以避免的。
因此，包括中、美在内的世界主要国家均处在全球化背景下的当代国际环境中，和平共处，谋求合作是各方共识。
2. 当代国际关系中的中国
2.1 中国与全球化
改革开放三十余年后，中国国民生产总值便已跃升至世界第二。自国内实施个税申报以来，需单独报税的“高收入阶层”人口数超过了六千万，相当于英国人口数量；“中等收入阶层”超过二点五亿，实现“中等收入阶层”以上人口接近美国人口数量，中国仅用三十年实现了西方三百年未能达到的成就。
中国国民经济实现的跨越式发展离不开全球化。目前，中国共批准外资企业逾50万个，来华投资的国家和地区超过180个，全球最大的500家跨国公司中有400多家在华投资，中国实际利用外资超过5621亿美元[6]，极大解决了中国经济发展的资金瓶颈。同时，中国吸收了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使得“人口红利”得到了最大发挥，“中国制造”走向了全世界。目前，我国出口占GDP的比重约为40%。
这个数据不仅高于美、日等经济大国，也超过世界平均水平。
但是，外资的进入是带有明确的获利目的而来的。外资以跨国公司的形式进入中国后，大多实行本土化战略，跨国公司以其雄厚的资金、高度的影响力、优越的待遇和灵活的用人机制，吸引了国内很多优秀人才，于是乎，中国出现一种名牌大学毕业生就业跨国公司优先、甚至非跨国公司不进的就业趋势，而这一趋势明显对中国的就业意识及人才分配产生严峻的影响[7]。当中国近两年经济增长放缓，大量外资又集体撤离，寻找新的高利润投资点而去。
而另一方面，在对外贸易的产品构成比例中，中国一直依赖低价和资源及劳动密集型为主要出口产品，这一现状随着经济全球化在中国的不断发展深入，更加使得中国走上了一条牺牲坏境、消耗宝贵资源的道路。同时，面对中国以廉价为优势的外销产品时，发达国家采用制造贸易壁垒及大幅提高相关标准等手段，使得中国出口受困，越来越多的民营企业由于应付不了挑战而被兼并或被倒闭。
2.2 中国应对经济全球化
中国经济已融入全球经济中,面对经济全球化,中国正在以积极的方式应对,趋利避害,促进自身经济稳定发展。党的十八大之后，就明确提出把持续发展经济、不断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公正作为施政目标。中国已经不可能沿袭高消耗、高投入的老旧模式，而是必须统筹“稳增长、调结构、促改革”[8]。
“调结构”目的是主动适应全球化，在稳定增长的前提下，继续进行适应经济全球化的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李克强总理说：“扩大内
需是主攻方向。中国的一大优势是拥有追求美好生活并且愿意为之辛勤工作的13亿人民，拥有巨大的国内市场。我们要努力扩大国内消费需求。”中国国内市场宽广、潜力巨大，中国经济的根本出路还在于国内市场的拉动，要由偏重外需转变到内外需兼顾、更重内需的轨道上来。
“重投资，轻消费”是中国需求结构的长期痼疾[9]。投资需求是一种中间需求，投资形成的生产能力，如果不能进入最终消费就没有意义，只会造成产能过剩[9]。扩大内需的重点在于刺激消费之上，一个有活力的国内市场，是持续增长的保证。
调整结构扩大内需并不是反对开放，而加快开放是调结构的助推器[8]。改革开放没有回头路，全球化已成客观事实的今天，“闭门造车”是无法实现的。国际市场的走势可以带动国内市场的稳定，开拓国内市场的思路，国内市场可以在竞争环境中逐渐走强。自上海自贸区试点以来，已有十二个城市申请获批成为了自贸区，可见国内市场开放幅度只会越变越大。
发展中国家在与发达国家的经贸竞争中总是处于下风，纵使发达国家遇到危机或调整不利时，也能够将发展中国家拉下水，其原因就在于是这些发达国家制定的现行的对其有利的“游戏规则”，而且可以随时改变。长期以来中国基本是国际经济规则的遵守者,而非制定者,这与中国的国际经济利益要求极不相符。一个国家的国际经济规则制定权是经济实力的重要表现之一[6]。积极参加经贸规则的制定，先从成为经贸峰会的举办国开始，因为举办国可以制定议题。2014
年北京APEC，商讨了中方提出的经贸领域五方面议题。所以APEC会议在中国召开带个我们绝不止是几天假期而已，2016年中国还将举办G20峰会，中国通过会议主办国的身份，将推广符合中国经济要求的规则，争取在国际经济事务的主动权。
2.3 中国的外交政策
经济全球化的过程带来了政治、文化、思想、社会等各个方面的全球化，其碰撞程度激烈，一点儿也不亚于经济竞争。在这样一个国际大环境中中国如何保证自身的利益与安全呢？
首先是顺应“和平与发展”这一时代主题。改革开放后，中国历代领导人都反复声明中国的和平外交策略。中国经济增长非常以来出口贸易，和平的环境是外贸的基础。
其次，随着中国积极投身国际及区域组织，中国人也开始现身国际组织领导人的位置，为中国带来更多的话语权。2013年，张晓刚当选了国际标准化组织(ISO)主席。ISO成立于1947年，是世界上最大、最权威的综合性国际标准化组织，其成员包括164个国家和地区，占世界国民总收入的98%和全球人口的97%。截至2012年底，ISO 制定发布了近2万项国际标准。ISO标准在世界上具有权威性和通用性，被誉为国际贸易的“通行证”[10]。能够成为国际标准化组织历史上的第一位来自中国的主席，主要得益于近年来中国综合国力的提升。此外，还有多名中国人担任国际组织要职，如：世界卫生组织(WHO)总干事陈冯富珍、前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林毅夫、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副总裁朱民、国际金融公司（IFC）首席执行官蔡
金勇等[10]。如外媒所说，中国已从“沉默的伙伴”转变为了“积极的角色”。
再次，积极应对自身安全变化。中国领国众多，边境线漫长，与许多国家尤其是俄、印等大国存在领土争议。但中国与陆上邻国沟通机制较为完善，且经贸合作众多，反倒相对安全。然而海洋争端却很难在短期内解决。东海、南海上，中国与所有邻国均有争议，争议面积约占我国海洋辖区的一半，在黄海也与朝鲜存在3000平方公里的海洋领土分歧[11]。而中国又无处理海洋领土经验可循，所以海上问题已转变为中国最大安全威胁。中国已启用多样化维权手段，奋力要将目前被动的海洋态势转向有利我国的积极态势。同时，中国要通过立法手段明确自己在争议海域的主权范围，重视海洋管理机构力量的整合与重构，完善现有海上实力的建设和加强顶层设计来更好地统辖海洋事务，还要加强主动维权与军事威慑力度，不仅从战略和军事上完善准备，还要从加快海洋经济实力的建设出发，多管齐下，全面制定海洋安全战略，力求在维权和维稳的同时，实现海洋强国的目标[12]。
2.4 “一带一路”与亚投行
区域经济一体化是世界经济一体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各国选择的主要形式。中国长期积极参与，更加迫切的需要自己主导。“一带一路”涉及涵盖通路通航、“基建产业链”、能源建设、通商、信息产业，对中国自身“调结构”起到了关键促进作用。数量众多的参与国将被“一带一路”紧密连接在一起，解除了大量中国国家安全隐患。
作为连通了各国发展的纽带，“一带一路”深刻影响和改变亚欧大陆数十亿人民的生活，政策沟通、贸易往来、资金流动、文化交流等各方面的便利也加速了国际交流和合作[13]。对于中国企业来讲，这次好机会对提升企业自身竞争力，拓宽市场有着重大意义。这些情况将完全改变中国在国际经贸中的地位。
如此庞大的项目，资金支持是基础，中国需要一个不受他国控制的融资渠道。亚投行的建立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发达国家也积极前来参与，可见其成功。亚投行致力于促进亚洲地区基础设施建设和互联互通，与“一带一路”战略高度契合，如果说“一带一路”是战略目标，那么，亚投行就是战略手段。但亚投行的未来绝不止于“一带一路”战略，其目标更加广阔[14]。除去贸易、人民币国际化等显而易见的现实利益，亚投行将带来的是“中国规则制定权”。此前美国否定了世界银行的改革方案，新兴经济体需要一个渠道与发达国家共同商讨投融资规则，这正是亚投行所提供的。
3. 当代国际关系中的美国
3.1 美国与全球化
美国是世界上最早推行贸易自由化的国家，拥有世界上最大、相对最开放的市场，美国经济通过全球贸易获得了巨大成就，至今仍是世界第一经济体。自1990年以来的20年间，美国经济增长了60%。即使过去10年经历了自上世纪30年代以来最严重的衰退，产出仍增长了15%[15]。
但是，对全球化最激烈的反对最初也是来自美国。失业率高、生
活水准下降及房屋被收回创历史新高所引起的焦虑和愤怒面前，美国人口比重最大的中产阶级将罪源归结到了全球化。廉价进口商品和廉价信贷的剧增，一度掩盖了生活水准受到的影响。美国人靠从银行借债和购买廉价中国商品，可以过上与梦想相符的生活。全球金融危机的爆发，让这场狂欢曲终人散[15]。虽然美国中产阶级未能分享到日益繁荣的果实，但最富裕的那部分人并非如此。增长收益大部分都化成了企业利润，以及企业高层收入的大幅增加[15]。最富有的人群一直过得很滋润。从这一点看，全球化只对少数人有利。它让银行家和企业高管们腰包更鼓，但让中产阶级的日子不再有起色，同时对未来也更加没有把握。
经济增长迟滞，高企的失业率挥之不去，引燃了保护主义情绪。克林顿任总统期间曾在世贸组织会议上发表过贸易保护主义讲话；2014年中期选举后，民主党反对自贸协议、共和党试图关闭美国进出口银行以及国会不愿批准国际货币基金运营新规，华盛顿表现出了日益强硬的反全球化姿态。
3.2美国应对经济全球化
美国的外贸依赖度只有中国的一半，连年贸易逆差，其国内完善的消费市场，足以保证经济增长。但美国绝不会放弃外贸活动的主导权。出口贸易为商品和服务提供了市场，扩大美国商品和劳务的需求，对外贸易才是解决美国现高失业率的妙药。现任总统奥巴马多次批评贸易保护主义，并一直在世界范围内尝试推行新的贸易协定。
美国主导国际贸易数十年，拥有丰富而成熟应对全球经贸的经
验。内政上，政府规制政策完善，对于各行业都有严格的准入门槛，政府与企业互动，协商制定行业标准[16]。同时各级政府配备良好的公共服务，无论是基建还是市建，都会照顾到当地企业。社会保障政策覆盖面广，保障程度低[15]，既为从业者提供养老、医疗等基本保障，又能刺激其投入工作，避免高福利陷阱。外贸上，美元的优势地位被充分的发挥出来，结算方便、流通广、认可度强，使美国可以通过调节利率、量化宽松等简单政策，弥补财政赤字的成本得到压缩，维持国民经济的平衡。这些条件顺应了经济全球化的趋势，推动了美国经济连续稳定地增长。
3.3美国的外交政策
2011年之后，就确定了“亚太再平衡”这一外交原则性方向。这一战略构想涉及在经济、外交和军事等多个方面，持续加大对亚太地区的物质和精力投入，以此来维护美国的全球霸权，推动美国经济的复苏，牵制中国在亚太地区不断扩大的影响[17]。
环太平洋国家经济总量非常巨大，各国均具有不同程度的地区影响力，这其中既有新兴大国又有美国传统盟友，如何达到战略目标又不会引起激烈的冲突与对抗是一个巨大的难题。美国完全抛弃了小布什政府时期的单边主义，提出了“巧实力”外交。“巧实力”不在简单依靠军事行动、贸易制裁来改变一个地区的现有格局，而是通过谋求合作，让其它国家相信只有美国可以帮助他们获得想要的利益，来执行美国设定的规则。
美国在这几年间均是按此设想执行。美国首先修复受损的国际形
象，用接触对话代替对立对抗。为了扭转美国声望和影响力下降的趋势，开展“疗伤外交”[18]。“疗伤”的对象包括了十年反恐战争造成严重隔阂的穆斯林世界，需要修补、重塑的美欧关系，还有期望以“合作”为基调的对俄关系。同时，美国多次声明构建“多伙伴世界”，改变美国“领导”世界的方式。这些行动的目的重树美国的道德形象，以此来抢占全球热点议题的主导权，维护和重塑美国在全球的领导地位作为美对外政策的总目标[18]。
2016年又将是美国的“大选”年，必将产生新一届政府，新任领导人会抛弃这个战略目标及手段吗？“软实力外交”最早就是由时任国务卿希拉里所提出，并在其一个任期内得到了推行。现在希拉里在民主党内领先优势明显，其上台后必将延续此前的战略定位。共和党内竞争激烈，但纵使杰夫·布什极力划清与其兄乔治·W·布什的界线，其在民调中依然惨败，这说明了即使共和党候选人上台，也不可能回到布什政府时期的“单边主义”上去。因此，重点放在亚太地区，依靠军事优势，不断加强对话与磋商将成为美国相当长时间内的外交策略。
3.4 TPP
为了应对新兴经济体越来越自主地制定自贸协定，重新掌控经贸规则主导权，美国急需推出一个其制定的、对其有核心利益的区域性经济规则，同时还要能彰显出明显的先进性与诱惑，以便让其它国家乐于接受，从未带动美国的出口及提高就业率，于是TPP（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应运而生。TPP协定的内容在初期就非常广泛，不仅
涉及货物贸易的市场准入，还包括海关程序、原产地规则、动植物检验检疫、贸易技术壁垒和贸易救济、知识产权、政府采购、竞争政策和争端解决机制等方面的条款[19]。TPP突破了传统的自由贸易协定模式，将达成包括所有商品和服务在内的综合性自贸协议。同时，其标准之高，在协定中着重关注工人、中小企业、农民和环境，也是任何其它协议未曾有过的。
美国通过加入TPP从实质上确立了"亚太再平衡"的全球战略调整，在更大程度上加快了对亚太地区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干涉。同时，也是巧实力外交的实践。TPP可以和东盟-中日韩（10+3）合作形成竞争，制衡东亚经济一体化进程；其次，稀释东亚经济国家的影响力，使美国在亚太地区合作的主导权之争中占据非常有利的位置[20]。4. 当代国际关系中的中美关系
4.1 中美关系现状的形成
新中国成立后，中美曾长期敌对，直到1972年时任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中美邦交才正常化。1979年邓小平访美后，中美关系经历了短暂的“蜜月期”。进入20世纪90年代，由于共同的战略威胁——苏联消失了，中美间失去了合作基础；之后的“台海危机”等问题的加剧，中美间利益冲突彰显，尤其是战略安全威胁着双方，中美间又回到了对抗的道路上。“银河号事件”、李登辉访美、台海危机逐步将这种对抗推向了顶峰。中国率先尝试改变，1997年，时任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同志出访美国，这是建国后至2015年之间中国领导人仅有的七次访美中的第二次，也是访问时间最长的一次。双方发表的
《中美联合声明》确定了中美关系未来发展的目标：为了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中美应该加强合作，努力建立面向二十一世纪的建设性的战略伙伴关系[21]。但之后的“5.8南联盟炸馆”、“4.1南海撞机”等事件使这次努力成果付之东流。
中美关系在一路走低中进入了21世纪，随着中国经济的飞跃式发展，中美间重新找到了经贸这一个利益合作点。中国短时间内迅速成为了美国第二大贸易伙伴、第三大出口市场及第一大进口来源地[22]，经贸的紧密连接使两国不再会回到敌对的老路去。同时，美国的战略重心转移至反恐问题，中美的共同诉求让彼此走进。2001年至2002年，时任美国总统的小布什在4个月内两度来访中国，同年江主席回访，2004年小布什连任总统后，时任中国国国家主席胡锦涛打电话表示“热烈祝贺”[21]，这些举动都是中美关系史上前所未有的。
但是，旧有的安全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反而在东海、南海等热点地区加剧，新兴的网络安全问题又成为了中美最大分歧点，而贸易失衡引发的摩擦又成为了新的不稳定因素。随着美国战略重心重新回到了亚太地区，这些问题将会进一步激化。
4.2 现状中的对抗
4.2.1 经济失衡
由于存在巨大的贸易顺差,中国对外贸易摩擦的主要发生对象不可避免是美国，这就导致了两国关系将受到很大程度上的影响。中国多次提议美国放宽对华高新技术出口，但由于政治原因，美国始终以
贸易保护政策应对，使得进出口差额连年增长。
美国国内财政问题在金融危机的冲击爆发出来，引发了连年猛增的财政赤字。美国最大的经济威胁来源与其巨额的财政赤字导致的债务。虽然近两年其财政赤字成递减状态，但累计规模非常巨大，直接导致债务占GDP比重超过60%，预计到2020财年美国债务占GDP 的比例甚至可能达到70%，2040财年或将进一步升至130%[23]。中国是最大的美国国债持有国，持有量超过万亿美元，这也导致美国舆论认为中国将是世界上唯一的经济超级大国，充斥着对中国崛起的担忧。另一方面，持有巨额的美国国债已占用中国近三分之一的外汇储备，风险过于集中，一旦美元发生下行变化，中国在美所持投资资产将会大幅缩水，中国将承受巨大损失。所以中国一直在谋求减持美国债务，但这对美国又增加了风险，一旦债务无人接收，将导致美元持续贬值，对美国经济造成重创。
美国在现有条件下，扭转对华贸易赤字，于是提出了汇率问题。为了扭转中美贸易逆差，美国国会将贸易不平衡问题归咎于中国的汇率问题，制订了“制裁货币失调国家”的提案，对中国所有商品征收27.5%的惩罚性关税等措施，试图通过对中国对外贸易的打压来扭转贸易逆差格局[24]。为了应对国际汇率影响，中国自2005年开始实行人民币汇率改革，人民币单边升值，中国目前实行汇率制度是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也就意味着人民币对美元的升值相应着对一些出口国家也相应升值，这样对我国的出口竞争力也相应地下降。
4.2.2安全与战略互信
由于在地缘政治上存在现实利益争端，中美从未达成战略互信。台湾问题永远是中美关系上的首要问题。如今，台海局势是历史上最为缓和的时期，中美关系也很明朗，但台湾问题依旧是中美间最敏感的争夺点，只不过形式变为了经济方向。完成祖国统一是中国继续发展实现伟大复兴的前提和基本要求，对于美国来说，台湾又是“西太平洋永不沉没的航空母舰”，其地理优势、战略价值独一无二。任何亚太地区的经贸协定都无法无视台湾的存在，作为“亚洲四小龙”，台湾具有完备的制造业体系与成熟的市场。大陆与台湾签署了服贸协定，虽然波折不断，但这依旧表明了台海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开始。同时，台湾递交了亚投行创始国申请，而美国也将台湾视为TPP第二轮的重点发展对象。
对于中国来说，经济发展到现在的程度，更加依赖国际海域“自由航行”的原则。南海问题本质上属于中国与东南亚各声索国之间的双边问题，并不直接涉及中美两个大国之间的关系。但是，伴随着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的实施，近年来美国开始深度介入南海问题。南海主权、资源的争夺已由当事国间的较量转变为了美国遏制中国发展的前沿阵地。中国所倡导“双轨思路”——南海主权争议等问题留给争议当事国谈判解决，南海争议的管控和治理机制的建设留给中国和东盟解决[25]。中国的目的就是在南海问题上剔除美国干扰，这显然是美国不能接受的。因此双方将在这一区域长时间博弈。
国际上，中美围绕网络安全治理的原则、规范和主导权展开竞争，呈现出多层博弈和阵营分化的趋势。网络安全问题凸显了中美关系中
竞争和对立的一面，其重要性的上升或将挑战911以来中美合作的战略基础[26]。2014年，美国突然宣布以"网络窃密"为由起诉五名中国军官，将两国的网络安全争执再度激化。起诉事件并非一场单一的网络安全争执，而是反映了中美的战略关系、折射出中美的经贸摩擦、体现了中美的科技竞争。网络安全问题已经成为中美博弈的重要环节，其对中美敌对情绪的催化力超过了大多数其他领域的问题[27]。
4.2.3价值观之争
全球一体化程度加深，多极化格局形成，不同思想的碰撞也就更加频繁。某一国家的价值体系推广强势、认可度高，其在经贸规则制定上就占有主导优势。美国自克林顿政府以来，以冷战结束是西方自由民主价值观的胜利为出发点，强调未来世界的发展走向关键取决于自由民主价值观在全球普及的程度。美国重视文化产品的输出，以文化作品为载体将“美国梦”带到全世界。
北京奥运会前中央电视台曾闹了一场风波，主持人张斌与其妻胡紫薇在工作场所闹家事的视频流传到了互联网上，其中胡紫薇在新闻发布会上借用法国一个外交部长的话说：“中国在能够输出价值观之前，不会成为一个大国”，这表明了西方发达国家发现的中国外交症结。中国特色的新型大国外交同样需要价值观输出为支撑。“中国梦”的提出与中国的发展相匹配，与中国在世界上的竞争相适应。中国一贯主张和平共处、合作发展、互利共赢，习近平主席多次强调欢迎搭乘中国发展的便车。美国可以让他国相信与其合作可以换得经济利润和战略安全，中国也可以让他国相信合作可以换得经济增长和地区安
全。
4.3 现状中的合作
4.3.1 经贸合作
TPP是否能成为美国对付中国的新地缘政治和经济的工具，这是很难说的。可以肯定的一点是，与美谈判的11个国家大多数都没有这方面的兴趣[19]。中国已经有了较为综合和务实性的自贸协定规划，TPP参与国中有多个国家与中国拥有自贸协定或正在商谈自贸协定。TPP定位于亚太，就不可能绕开中国。同样，中国也有了深化改革所借鉴的标准。
同样，美国的影响中亚、中东及欧洲多方面体现，仅凭“一带一路”不会做到“去美国化”。而美国同样与“一带一路”存在着合作点。恐怖主义和极端势力将威胁“一带”沿线的稳定[13]，为了经贸线路的安全，中美就中东、南亚的反恐存在利益切合点。
4.3.2 能源与气候
2014年11月，美国国家广播公司评选的月度头条是中美减排协议，力压多条美国国内新闻。近两年，两国领导人的三次会务，都把双方在气候变化、能源与环境方面的合作，作为重要内容。
环境污染已成为中国发展的重大风险。之前的高速发展，中国付出了相当大的环境代价，自然灾害越来越频繁，赈灾投入负担沉重；“霾”这个字已由生僻字变成了常用字，环境污染已威胁到了人民的健康情况。党的十八大首次专章论述生态文明，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同时，整治环境也是“调结构”的重要措施，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