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从集群学习转向超集群学习是发展中国家集群企业转型成长的新思路和新途径。本文采用案例研究的方法，选取国内一家具有20年成长历史的大型集群企业作为研究对象，探索研究了该企业成长过程中的超集群学习模式演变及其对企业转型成长的影响。研究发现，超集群学习分为异地同产业学习、异地跨产业学习和本地跨产业学习3种模式，它们激发和促进了企业的业务转型和战略转型；超集群学习模式与集群企业的成长阶段之间存在着动态匹配关系，随着企业阶段性成长，超集群学习模式总体上呈现出从异地同产业学习到异地跨产业学习再到本地跨产业学习的演变特征；直接投资、战略联盟、聘请专家、国际参展等是超集群学习的主要方式，多种学习方式并举可以提高学习效果。
关键词：超集群学习
集群学习
集群企业
转型成长
一、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产业集群快速发展，已成为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组织形式与载体，但我国大部分产业集群的技术能力和创新能力还较低，尚处于全球价值链的中低附加值环节。在产业国际转移加快、高级生产要素成为产业竞争优势的关键、“新竞争”格局不断深化等背景下，我国许多产业集群正面临着升级的重大压力。因此，促进集群企业转型成长，已成为我国产业集群升级和区域经济持续发展的关键任务。
在破解发展中国家集群企业转型成长难题方面，理论界进行着不懈的努力。现有研究主要从两大理论视角提出策略思路：一是集群学习视角，许多研究指出，基于本地网络的集群学习对集群企业的创新和成长起着决定性作用，本地化的企业间合作、人际互动、劳动力流动等集群学习方式有助于促进集群企业的转型成长（Grabher and Ibert,2006）。二是全球价值链视角，相关研究指出，将产业集群嵌入全球价值链有助于集群企业在与链上企业的合作过程中学到知识和实现创新，进而促进发展中国家的集群企业从全球价值链低端转向中高端（Staber,2001;Schmitz,2006）。这引发了实践中涌现了大量从地方化和全球化理念推进集群企业转型成长的政策措施。
但是，尽管各地的集群企业高度重视集群学习，实践中还是不断出现集群企业被本地网络锁定、外迁发展甚至衰退等问题（Uzzi,1997;Eriksson,Lindgren and Malmberg,2008），发展中国家的集群企业在跨国公司主导和控制下难以成功转型升级（Pietrobello and Rabellotti,
2007）。于是，近年来越来越多的研究指出，集群学习对集群企业转型成长的作用被高估了，集群外学习的重要性被忽视了（Visser and Boschma,2004）。Oinas （2000）指出，全球价值链和集群学习（本地网络）只是代表着产业协作分工的两个端点，两者相互镶嵌和互动。因此，同时整合利用全球价值链和集群学习的积极作用，成为发展中国家推进集群企业转型成长的重要任务（Rappert,Webster and Charles,1999）。
超集群学习与集群企业转型成长
*
———基于浙江卡森的案例研究□邬爱其
*笔者感谢国家自然科学基金（70502023）的资助，感谢浙江大学贾生华教授、魏江教授、田传浩副教授、窦军生博士后、周泯非博士、浙江省工业经济研究所罗延发博士的建议和帮助。当然，文责自负。
141--
“超集群学习”在世界范围都是一个很新的概念，它不仅强调全球化学习，也重视本地化学习，不仅关注同产业学习，还要求跨产业学习，很好地弥补了现有研究过于强调本地化或全球化的不足，所以，该概念在近年来受到广泛关注，尽管相关研究还刚开始，尚未形成统一的理论架构。本文引入并解构了“超集群学习”概念，通过对浙江卡森超集群学习与转型成长成功实践的案例分析，试图回答该领域的两个关键性问题：一是超集群学习是如何影响集群企业转型成长的？二是集群企业如何有效开展超集群学习？进一步的，集群企业如何实现超集群学习模式的动态演进？这种动态演进与集群企业的成长阶段有何关系？对上述问题的回答，不仅可以验证超集群学习对于中国集群企业转型成长的重要性，更重要的是，还可以为发展中国家的集群企业提供了经验参考，创新和丰富集群企业的转型成长策略。
二、文献研究回顾
（一）集群学习、本地合作与集群企业的创立与成长
环境不确定性要求组织为提升动态适应环境的能力而进行持续不断的学习。组织学习是组织在既往经验和活动的基础上开发或者发展相应能力和知识，并将这些能力和知识应用到日后行动的过程（Argyris and Schon,1978）。许多研究表明，学习创造的知识是企业主要的战略资源，有助于降低企业不确定性和增强企业的创新能力（Senge,1990;Mabey and Salaman,1995），对于企业形成和增强竞争优势至关重要（Lei,Slocum and Pitts,1997;Farrell,2000）。
正是由于学习对于企业竞争优势的重要作用，欧洲区域创新环境研究小组（GREM）在研究欧洲高新技术产业区时提出了集群学习概念，它是指集群企业为了应对技术不确定性的挑战所采取的协调行动，本质上是知识空间转移的一种有效载体（Capello,1999），这个空间跨越了企业边界但限于集群边界之内（魏江、申军，2003）。根据集群学习参与者之间的相互关系，集群学习一般有3种类型：一是产业链前后向联系企业之间的学习，二是产业链特定环节中不同企业之间的学习，三是产业链前后向联系企业、同一产业链环节企业之间的学习（魏江、叶波，2002）。它们总体上可以看作基于产业链分工协作形成的正式的本地合作模式和基于人际关系形成的非正式的本地合作模式。
国内外经验都表明，不同类型的集群学习都可以导致集群内部知识的转移和共享，进而促进集群企业的创新和成长（毛蕴诗、周燕，2002；邬爱其，2007）。产业链上知识的共享一直被认为是企业创新的重要来源（Lundvall,1988），正式的本地合作促进了产业链上知识的转移与共享，成为促进集群企业创立和成长的重要力量。集群企业的正式的本地合作方式多种多样，如相互派遣技术人员、组建企业联合研究所等。非正式的本地合作也会促进知识转移，激发集群企业的创新精神和创业导向。现实中，集群企业之间的非正式的本地合作和学习主要发生在3种情况下：一是同行之间存在或近或远的地缘、血缘、学缘关系（李新春，2002）；二是共同面临严峻的挑战和良好的机会，如面临产业共性技术和关键技术问题，突破这些技术难题会为大家带来诱人的发展机会；三是应对政府部门、行业协会等公共机构的要求和压力，结果也导致了同行之间的知识转移和共享。
（二）集群学习、本地锁定与集群企业成长困境
集群学习促进了本地合作和知识转移，成为集群企业创立和成长的重要动力。但是，尽管集群企业高度重视集群学习，集群企业被本地网络锁定、外迁发展甚至衰退等现象在世界各地还是不断涌现（Eriksson,Lindgren and Malmberg,2008）。所以，近年来越来越多的研究开始指出，集群学习对企业成长的作用被高估了（Asheim and Isaksen,2002; Boschma and Ter Wal,2007）。其主要理由包括：第一，集群发达国家的集群企业成长不仅得益于高水平的集群学习，跨区域、跨国的学习也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Gertler and Levitte,2005），发展中国家的集群内部本身就缺少创新性的知识源，也没有高水平的集群学习，集群企业成长更多地是依赖跨国公司，集群学习的促进作用有限（Pietrobello and Rabellotti,2007;Schmitz,2006;Asheim and Vang, 2006）。第二，即使集群企业积极进行集群学习，由于企业从中得到的收益因企业能力而异，吸收能力强的企业往往能够受益更多，因此，企业能力的异质性要求集群企业采取不同的学习模式，包括集群外学习（Giuliani and Bell,2005;Chaminade and Edquist,
142 --
2006）。第三，虽然高水平的集群学习有助于企业创新，但也容易引起本地锁定效应，导致企业陷入旧知识高度冗余和新知识严重匮乏的区域环境之中（Visser and Boschma,2004）。可见，过于强调集群学习会使集群成为一个封闭系统，集群企业持续成长缺少新的动力源。
对德国鲁尔、英国剑桥等地产业集群的实证研究表明，长期的高水平集群学习和连续的知识积累可能会使集群被一条日渐没有竞争力的轨道锁定（Grab-her and Ibert,2006;Keeble and Wilkinson,1999）。这种本地锁定效应有多种类型：一是本地功能性锁定，由于地理临近和认知临近，集群内部的信任机制较为发达，使得集群内部的本地网络关系往往具有长期导向和持续稳定的特征，这导致集群内的知识体系相对封闭和稳固，集群陷入静态学习的误区，企业缺乏获取外部新知识和进行创新的动机和压力（Abraham-son and Formbrun,1994;Belussi and Arcangeli,1998）。二是本地认知性锁定，由于集群企业在特定地理空间高度集中和频繁互动，企业间容易形成同质性的群体思维，把竞争范围仅限于所属集群，集群产生竞争性“盲点”，导致企业对外部的机会和挑战判断不准，失去了创新和成长机会。三是本地技术性锁定，集群内部广泛存在着产业分工协作联系和技术关联性，当集群外部的技术经济条件发生变化时，这些联系会造成企业墨守过时的技术，而不是寻求技术创新，企业成长缺乏动力支持（Amiti,1998）。四是本地政治性锁定，地方政府往往会在土地、税收等方面介入集群发展，政企之间形成了一定的政治和经济关系，这可能会使集群经济没有按市场经济规律发展。由于上述各种本地锁定效应，集群企业会过于“安于现状”，缺乏主动创新的动机和动力，缺少持续成长的知识供给。我国产业集群也已出现了较严重的本地锁定效应，主要表现为集群技术创新能力、品牌创建能力、柔性生产协作能力提升缓慢、长期处于全球价值链的低端等（王缉慈，2004；倪鹏飞，2005）。因此，构建集群外部联系，对于集群企业避免本地锁定十分关键（Krafft,2004），有助于突破企业的成长瓶颈（Eisen-hardt and Martin,2000）。
（三）超集群学习、知识创造与集群企业转型成长
1.超集群学习的内涵、类型与特征
事实上，很少有研究证实集群学习在企业成长中
比集群外学习更重要，过于强调集群学习已受到越来越多的质疑，越来越多的研究开始强调集群外学习的重要性（Hendry and Brown,2006）。最近，学者们提出了非本地学习、跨本地学习、超本地学习、全球管道学习、在集群边界学习、集群外学习、跨集群学习等概念，它们被认为是获取、积累和转化外部知识的有效途径（Bathelt,Malmberg and Maskell,2004;Amin and Cohendet,2004）。尽管这些概念的称谓和范畴不尽相同，但这些学习模式都不同程度地强调了向集群所在地的非相关企业和组织、集群所在地之外的相关、非相关企业和组织进行学习。区别于“集群学习”，这些概念可以统一命名为“超集群学习”（Visser and Atzema,2007）。
分类研究推进了超集群学习的理论创新与深化（Bogenreider and Nooteboom,2004）。Visser和Atzema（2007）从地理和联结机制两个维度组合出了超集群学习的4类模式，即区域内的交易性学习和非交易性学习、区域外的交易性学习和非交易性学习。这种分类框架为后续研究提供了有益的思路，但由于没有考虑产业因素，使得超集群学习的对象和内涵缺失严重，不利于对其内涵的整体把握。为此，借鉴集群学习概念的界定方法，邬爱其（2008）根据地理和产业两个维度将超集群学习分为3种模式（图1）：一是本地跨产业学习模式（Ⅰ类），即集群企业向集群所在地的非相关产业的其他企业和组织学习；二是异地同产业学习模式（Ⅱ类），即集群企业向集群所在地之外的同行企业和相关组织学习；三是异地跨产业学习模式（Ⅲ类），即集群企业向集群所在地之外的其他产业的企业和组织学习。这3类学习模式组成了超集群学习的整体内涵，并与集群学习（即类，本地同产业学习）共同构成了集群企业学习的全部图谱。可见，从学习对象和内涵上看，超集群学习与集群学习之间是互补关系，而非替代关系，强调超集群学习的作用并不意味着会弱化集群学习
图1超集群学习的两维分类框架
Ⅰ：本地跨产业学习Ⅲ：异地跨产业学习
：集群学习Ⅱ：异地同产业学习
本地非本地
地理
不同
产业
同一
产业
产
业○×
○×
143
--
的重要性，同时有效发挥两者的积极作用才是集群企业需要重视的议题（邬爱其，2008）。
与集群学习相比，超集群学习具有两个鲜明特征：（1）超集群学习属于探索性学习。与集群学习侧重转移和共享本地知识和促进企业渐渐式创新（Nonaka,Toyama and Nagata,2000）相比，超集群学习更重视整合多种情境下的新的市场和技术知识，不仅为企业创新尤其是激变式创新提供关键性知识，还有助于激活和增强集群学习，使集群企业受益更多（Oerlemans and Meeus,2005）。（2）超集群学习属于开放式学习。集群学习跨企业边界但局限在集群边界内，但超集群学习不仅要求超越本地范围学习，还要求突破产业边界学习，呈现出鲜明的开放式学习特点。意大利的经验也表明，集群学习大多是对已有的本地知识的利用性学习，而超集群学习重视对全球知识的探索性学习（Corso,Martini, Pellegrini and Paolucci,2003）。
2.超集群学习、知识创造与集群企业转型成长
企业转型是指企业的发展战略、业务类型、组织模式等发生变化，它是企业持续成长过程中一种常见的演变现象，如专业化与多元化、纵向一体化和归核化之间的动态演变（李烨等，2005；邬爱其，2008）。根据企业生命周期理论，企业转型成长就是企业的持续成长过程，主要是突出了该过程中的重要转型事件特征。所以，企业转型成长本质上是一个企业内外部知识结构互动的过程（Laursen, 1999），也是一个跨越企业边界甚至国界的学习过程（Nooteboom,2000），外部知识是企业转型成长的关键（Cassiman and Veugelers,2002）。但是，发展中国家的集群企业大多嵌入于全球价值链的低端，面临着严峻的转型和成长压力，所以，尤为需要连接外部的知识源（Escribano,Fosfuri and Tribó,2009）。
超集群学习具有典型的开放式、探索性学习的特征，它要求企业在更大的范围内不断寻求、发现、实验和使用新知识，激发和促进企业创新与持续成长（Benner and Tushman,2003）。相关研究指出，超集群学习对集群企业转型成长之所以如此关键，主要原因在于在学习过程中存在着一个知识创造的过程（Zucchella,2006），新知识的创造可以为企业提供更丰富的成长资源、创造更多的成长机会、激发更强烈的成长愿望、施加更大的成长压力。在超集群学习背景下，相关的知识创造过程容易发生：第一，开放式学习为集群企业的知识创造提供了必要的外部信息；第二，尽管先前形成的“本地共同语境”在外部交流和知识创造中不再起决定性作用（郑亚莉，2005），但超集群学习活动往往是基于新的交易关系和人际关系开展的，这些关系为企业联结外部知识源和进行知识创造活动提供了新的“共同语境”，提高了知识创新的效率；第三，随着企业不断地熟悉外部知识源，并与之频繁互动，企业的编码知识与默会知识的转化能力不断增强，提高了企业创造新知识的能力和效果。
根据企业知识基础观和企业生命周期理论，集群企业的转型成长是一个将默会知识导向的利用性学习模式演进到编码知识导向的探索性学习模式的过程（Boschma and Ter Wal,2007）。这意味着从集群学习转向超集群学习，是集群企业转型成长的客观需要和重要保障。因此，处于不同成长阶段的集群企业需要采取不同的学习模式（Giuliani and Bell, 2005）。对印尼家具、中国台湾花卉、泰国汽车、印度IT4个集群的比较研究也发现，集群企业的学习模式与企业成长战略之间存在着动态匹配关系（Chami-nade and Vang,2008）。
尽管有关超集群学习的研究才开始，但这些研究可以为中国集群企业在全球化背景下从超集群学习视角寻求转型成长提供了理论依据。遗憾的是，目前，国内相关研究还过于强调集群学习的重要性，尚未深入研究超集群学习问题，国外研究已经开始重视超集群学习的重要性，但还主要停留在概念引入和理论探讨阶段，尚未回答两个关键性问题：一是超集群学习是如何影响集群企业转型成长的？二是集群企业如何有效进行超集群学习？这两个问题关系到集群企业对超集群学习模式的选择和路径安排，是保障超集群学习效果的关键问题。因此，本研究通过案例分析，分析超集群学习影响集群企业转型成长的内在机制，识别集群企业超集群学习的有效方式，总结归纳不同超集群学习模式的动态演变特点，为广大中国集群企业实现转型成长提供经验参考。
三、研究方法与案例企业选择
（一）研究方法
案例研究是构建和验证理论的有效方法，是解
144 --
释“怎么样”和“为什么”这两类问题的首选研究策略（Eisenhardt,1989;Yin,1994）。作为探索性案例研究，本研究采用了有助于提炼规律的对单案例进行深度分析的研究方法（Eisenhardt,1989）。单案例研究方法有助于捕捉和追踪管理实践中涌现出来的新现象和新问题，能够更加深入地进行案例调研和分析（周长辉，2005），通过对案例的深入剖析能够更好地检视研究框架中提出的问题（Pettigrew,1990）。所以，通过案例研究可以较好地回答：超集群学习为什么能够促进集群企业转型成长？超集群学习是如何促进集群企业转型成长的？集群企业是如何开展超集群学习的？超集群学习模式与集群企业成长阶段之间关系如何？这正是本研究需要解答的主要问题。
近年来，国内不少学者采用了单案例研究方法深入剖析中国情境下管理实践的新现象和新问题，如周长辉（2005）的五矿战略变革过程案例、王凤彬（2009）的宝钢集团管理体制案例、吴晓波等（2009）杭氧组织学习模式演进案例，得到了极富洞察力的研究结论。潘绵臻和毛基业（2009）通过对AMJ期刊2005~2007年的3篇最佳论文的深度解析，探讨了案例研究的规范性问题。这都为本案例研究提供了有价值的依据和参考。
在本案例研究中，识别超集群学习行为是解答集群企业的超集群学习与转型成长之间关系的基础。本研究借鉴Crossan等（1995）从认知和行为两个维度判定企业是否真正进行学习的方法，在分析中重点从集群企业的认知改变和行为改变来刻画集群企业的超集群学习行为，并系统描述超集群学习的条件、过程和结果。这符合Argyris和Schon （1978）对组织学习内涵的界定，可以较好地排除那些非学习行为。
（二）案例企业选择
本研究所选择的案例企业——
—浙江卡森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卡森），是一家位于中国最大的皮革产业集群——
—海宁皮革产业集群的龙头企业，该企业已经有20年的发展历史，是国内同行中脱颖而出的中国最大的皮革产品及软体家具制造企业，对海宁甚至中国皮革产业都具有重要的引领和示范效应。之所以选择卡森作为案例研究对象，有以下几点原因：（1）符合理论抽样与构建的要求。卡森在异地同产业学习、异地跨产业学习和本地跨产业学习超集群学习的3种模式方面都有较成功的实践，三者之间有着较明确的演变关系。与此同时，卡森20年的发展有着较明显的阶段性特征，其发展战略和业务类型在发展过程中也有鲜明的转型轨迹，超集群学习模式与企业的转型成长之间有着较典型的匹配状态，因此，比较契合超集群学习与集群企业转型成长理论发展的需要。（2）符合典型性和普遍性的要求。卡森在20年中的多次成功转型并持续较快成长，受到了国内外同行和投资者的赞誉，而且，与国内同行相比，卡森一直很重视培育和增强学习能力，采取了多样化的成效较好的学习方式，使之成为其转型成长的决策依据和动力保障，造就了卡森从本地最小的制革企业成长为中国最大的皮革产品生产企业，其经验具有可借鉴价值，研究也具有普遍意义。（3）符合有利调研和持续跟踪的要求。作者利用地缘、学缘等有利条件，与卡森持续保持着正式和非正式的交流，自2003年开始积累卡森案例资料，对卡森的整体发展历程和重要事件有着较为全面而深入的了解，这有助于确保研究的信度，增强研究结论的说服力。
（三）资料采集
案例研究中主要通过实地深度访谈、电话访谈、现场观察、参加政府课题研讨等方式获取第一手资料，其中结合了正式访谈和非正式访谈两种方式，前者主要是通过政府部门介绍等方式深入企业与企业管理层进行访谈，访谈时间在2小时左右；后者主要是通过同学、朋友等途径与企业管理人员、相关政府部门人员进行交流，每次交流时间不作限定。整个一手资料自2003年开始收集和整理，每年保持不间断关注。同时，研究还通过企业网站、公司年报、新闻报道、专业杂志等途径收集整理二手资料，并通过反复验证比较获得尽可能翔实的信息。行业、政府部门和新闻媒体等披露信息、研究者观察、企业人员的陈述和年报披露信息3个角度得到的资料也符合三角测量法的要求，提高了案例研究本身的信度。
四、案例分析及主要发现
（一）浙江卡森的成长历程回顾：基于重要转型事件视角的解析
浙江卡森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始于1988年由卡
145
--
森董事长朱张金创办的“戴帽子”企业——
—华丰制革厂（简称华丰厂）。1995年，华丰厂改制为有限责任公司，以改制后的华丰厂为核心，联合其他9家控股及协作企业组建了海宁卡森皮革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由此，卡森走上了多层次、多方位、集团化发展之路。1997年，海宁卡森皮革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成为省级集团，更名为浙江卡森实业集团有限公司。2001年，浙江卡森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剥离非主营业务资产，实施股份制改造，更名为浙江卡森实业股份有限公司。2005年10月，卡森的制造业板块在香港联交所主板成功上市，上市公司为卡森国际控股有限公司。目前，卡森已发展成为在海内外拥有50多家控股、参股子公司的大型综合类跨国企业集团，是中国最大的皮革产品生产商和中国最大的软体家具制造商①，是国家火炬计划重点高新技术企业，综合实力位于中国企业500强、中国民营企业100强之列②。为了应对国际市场的剧烈波动和增强在国内市场的成长能力和市场势力，卡森正积极在中国主要城市发展专业皮革产品和家具零售商场，并开始进军与之相关的房地产业。
过去20年，卡森从专注制革不断延伸产业链，打造成了一条从制革到皮质软体家具的一体化产业链。纵向一体化生产、大规模经营带来的规模经济，成为卡森塑造竞争力的基础保证；企业家和企业的学习能力、市场机会的识别和利用能力，则是卡森持续转型与快速成长并成为行业领先者的重要条件。在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卡森在成长过程中成功实现了多次重要转变（图2）。
（1）从羊皮服装革制革转向猪皮服装革
和牛皮家具革制革（1992~2000）。创立时的
华丰厂主要从事羊皮服装革制革，1992年转
向猪皮服装革制革，1993年延伸至皮衣生
产。1998年，卡森在中国率先实现从羊皮、猪
皮服装革转向牛皮家具革制革，2000年开始
牛皮家具革的深加工，并出口牛皮沙发套，
当年实现销售收入8.14亿元。
（2）从牛皮制革延伸至皮革软体家具和
汽车革生产经营（2001~2006）。卡森于2001
年开始生产皮革软体家具，2003年在国内率
先生产汽车革，当年实现销售收入35.7亿
元。面对国际沙发市场的巨大需求，2004年又投资设立大型沙发制造基地，开始生产布艺沙发，实现销售收入66亿元。2005年，卡森国际在香港联交所主板成功上市，公司及其关联企业实现销售收入85亿元。2006年卡森销售收入突破100亿元，其中卡森国际销售68亿元。
（3）从制革和皮革产品生产延伸至皮革产品生产销售一体化以及房地产业（2007年至今）。在国际金融危机的深刻影响下，国际家具和汽车市场不断萎缩，为应对国际市场的压力和增强国内市场的影响力，卡森的战略从“做大”转向“做强”，在做强高附加值皮革产品的同时，转向零售和地产相结合的市场终端。2007年，“卡森之家”家居旗舰店在上海开业，卡森置业集团总部迁入杭州，加快进军房地产市场。
（二）浙江卡森转型历程的阶段特征：基于超集群学习视角的解析
1.从羊皮服装革制革转向猪皮服装革和牛皮家具革制革：异地同产业学习（1992~2000）
海宁皮革业起源于1926年创办的海宁皮革厂，后者被誉为“中国皮革业的黄埔军校”，为海宁乃至中国皮革业培养了一大批技术人员和骨干。20世纪80年代，海宁制革厂的职工出来创办了20多家小型制革厂，包括曾名噪一时的雪豹集团的前身——
—海宁辛江皮件服装厂。20世纪90年代初期，许多海宁皮革厂开始仿效雪豹创品牌。到1992年，海宁全市皮革企业达到200多家，皮革产业被作为地方主导产业重点培育，1993年兴建了国内第一家
146 --
大规模配置皮革产业资源的专业市场——
—海宁中国皮革城，1994年起每年举办一次国内层次最高、规模最大的海宁中国皮革博览会，全市迅速形成了大力发展皮革产业的氛围，皮革产业链不断延伸和完善，国内最大的皮革产业集群快速形成。
卡森正是在此过程中学习成长起来的。1988年，朱张金筹措近22万元③，由所在的华丰村村集体出面盘下海宁市庆云镇一家濒临倒闭的小型制革企业，办起了债权债务全由其承担的“戴帽子”企业——
—华丰制革厂④。此时，海宁已有近百家皮革企业（包括制革企业和皮革产品生产企业，下同）。但当时是短缺经济时代，产品销路很好，企业快速发展，1991年企业产值突破1亿元。
20世纪80年代开始，我国很重视发展外向型经济，鼓励企业出口创汇。在国家宏观政策的引导下，朱张金将企业的目标市场定位在国际市场，产品经外贸公司、土畜品进出口公司出口。外贸公司反馈给卡森的国际市场需求信息表明，猪皮革的国际市场正在快速崛起。于是，在绝大多数本地企业还热衷于羊皮制革的情况下，华丰厂于1992年开始从羊皮制革转向猪皮制革，1993年进一步将产业链条延伸至皮衣生产，1994年又投资1000万元扩大猪皮革生产规模，当年盈利750多万元，比1993年增长了6倍。快速发展的皮衣生产业，拉动了海宁制革业的大规模扩张，1995年海宁皮革企业达到了4000多家，其中制革企业数量也达到了历史最高，共17家，大多以羊皮革制造为主，华丰厂是规模最小的一家。
但是，由于国内皮衣市场保持热销和皮衣制造业进入门槛很低，国内市场竞争变得十分激烈。与此同时，俄罗斯等国的皮革产品需求十分旺盛。面对国内市场竞争的日趋白热化和国际市场的巨大需求，卡森认识到由外贸公司、土畜品进出口公司对外出口的力度和速度难以快速提高，这会丧失绝好的发展机会，企业需要改变过去高度依赖外贸公司进行出口的现状，寻求增强自身开拓国际市场的能力，抓住国内同行还较少进入俄罗斯市场的有利机会迅速进军俄罗斯市场。于是在1995年，卡森在莫斯科成立了一家销售公司⑤，卡森皮衣在俄罗斯市场供不应求。面对紧俏的市场需求，1996年卡森在海宁成立检控中心，向本地的60家皮件厂统一提供皮革、款式、辅料，为卡森定牌加工销往俄罗斯的皮衣，当年销售60多万件。1997年，卡森租赁了莫斯科一所大学的一幢楼，并将其更名为后来名扬俄罗斯远东地区和东欧国家的“海宁楼”，进一步加快国际化进程。之后，由于俄罗斯政局持续动荡、经营风险加大等原因，卡森最终撤离了俄罗斯市场。
卡森继续积极开拓国际市场，在1997年4月的香港皮革展上，卡森发现亚洲企业主要生产猪皮，欧美企业则都是生产附加值更高的牛皮。尽管国内猪皮市场自1992年才启动，但卡森意识到由于猪皮革制革难度相对较低，国内猪皮供应也十分充足，皮革制衣进入门槛很低，一个人一台缝纫机就可以加工，该市场的未来竞争会日益激烈，价格逐底竞争会使企业无利可图，而牛皮革的制革技术要求很高，先进技术都掌握在韩、德、意等皮革业发达国家，而且，牛皮原皮的产地主要在美洲国家，我国的产量很少，这无疑给中国的中小制革企业转向牛皮制革设置了很大的障碍。但朱张金认为，如果能够成功克服这些障碍，那么这些障碍反倒可以成为卡森日后摆脱与国内同行的残酷竞争和赢得高额回报的保障，韩、德、意等国皮革企业有序竞争和持续成长的现状正是有力的证据。因此，正当国内企业积极开发生产猪皮革时，1998年卡森毅然放弃当下利润⑥，转向生产牛皮沙发革，在中国率先实现从羊皮、猪皮服装革向牛皮家具革转变，一举奠定了国内家具革生产的领导地位。此时，技术和市场是两个影响转型成功的关键因素。为此，1999年，卡森投资组建了国内皮革行业第一家省级企业技术中心，并高薪聘请韩国、德国、巴西、意大利等国制革专家开发新工艺，邀请英国BLC皮革检测中心的技术人员指导环保和业务，当年开发出了普通沙发革和全粒面沙发革，2000年又开发出了两层革，新产品质量达到了国际水平，顺利冲破了欧盟的技术壁垒。为打开国际市场，朱张金带着业务员到美国上门推销，1999年开始收到订单⑦，此后订单逐年增加。2000年，卡森开始进行牛皮家具革的深加工，并向海外市场出口牛皮沙发套，当年销售收入达到8.14亿元。
2.从牛皮制革延伸至皮革软体家具和汽车革生产经营：异地跨产业学习（2000~2006年）
牛皮家具革和牛皮沙发套的持续热销，让卡森
147
--
意识到该市场值得深度开发。尽管已经做了近两年的国外订单，但卡森对这一市场还缺乏足够认识，尤其是对市场需求和业务模式不甚了解。为此，1999~2001年间，公司先后在美国、澳大利亚、巴西、德国等国设立办事处，以了解国际市场最新信息和开拓国际市场。2001年，朱张金带领公司人员对国际家具市场进行了认真考察，发现国际软体家具业已出现生产外包的趋势，国外品牌生产企业开始通过OEM等形式进行运作，这些企业对OEM企业的选择比较严格，不仅要求企业具有成本优势，还要求拥有较完善的管理和较先进的生产设备等⑧。卡森认为，中国企业具有一定的低成本优势，有助于承接外包业务。对国外大型皮革企业的多年考察，卡森还发现该行业具有明显的规模经济性，通过扩大生产规模可以进一步增强低成本优势。于是，卡森对产业结构进行重大调整，开始研发、制造和销售成品沙发，全面生产皮革软体家具。面对国际沙发市场的巨大需求，2004年，卡森投资设立大型沙发制造基地，购置先进的缝制设备和检测设备，同时还生产布艺沙发。为了开拓国际零售市场，2003年，卡森先后在英国、澳大利亚注册商标，在海外开设家具连锁店。
国外的长期深入考察使卡森发掘了一个空间很大的相关产业。在海外的长期考察，尤其是对牛皮革应用较多的美国汽车产业的发展历程和趋势的深入了解，卡森认识到经济发达国家的汽车需求多年来保持着稳定的增长，而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的汽车市场还不成熟，汽车需求量巨大，所以，世界汽车业总体上发展潜力很大，这将对汽车座垫革产生很大需求，为相关皮革企业提供了很大的发展空间。但卡森要成功进入汽车座垫革市场，首当其冲的任务就是攻克汽车座垫革制革技术难关，否则就会因为产品质量未达到汽车制造企业的要求而无法分享这一绝好的发展机会。因此，2000年，卡森加大投资力度开发汽车座垫革，2003年开始生产汽车革，填补了国内空白。
产品创新能力是确保卡森迅速打开国际市场的重要原因。根据反馈回来的国际市场信息及时开发新产品，在国外专家的指导和帮助下，1999年卡森开发生产出了针对欧美市场特点的全粒面沙发革，2000年针对比利时等国普通消费者的要求成功开发了二层革，2001年又根据欧美市场皮革产品的发展方向成功开发出了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的沙发革和汽车座垫革⑨。适销对路的新产品的不断推出，保证卡森能够持续紧跟国际市场的需求变化，大大提高了公司的投资收益率。
保持产品高质量是开拓和巩固国际市场的重要动力。为此，卡森实施了原材料质量控制制度，牛皮原料全部从澳大利亚等国进口，制革原料从法国进口，后处理设备从意大利进口。同时，卡森是全国皮革行业中“绿色制革”的倡导者，2003年兴建了物化与生化相结合污水处理工程，2004年又建成了一套日处理3500吨的制革废水处理工程，成为全国首批“生态皮革”企业。2005年，公司生产的无铬鞣汽车座垫革填补了中国无环保型汽车座垫革的空白，还被德国大众汽车集团选用，开创了中国汽车座垫革进入国际著名汽车生产企业的历史，高质量的沙发革也赢得了美国、加拿大、瑞典等国世界知名家具经销商的认可。
随着公司规模快速扩张、与国际市场联系的日益紧密，卡森面临着日益严重的管理瓶颈，实现从传统管理方式向国际先进管理方式的转变成为卡森“做大”过程中必须突破的瓶颈。2003年前，卡森已经完成了国内主板上市的辅导程序，进入了排队等候阶段，但与国际著名创业投资机构美国华平创业投资有限公司（简称华平）的一年多接触，卡森认识到华平不仅资本实力雄厚，其管理团队十分优秀，大多具有国际著名公司的管理经验，有着丰富的将许多企业打造成世界级大公司的成功经验，而国内上市除了融资之外很难再得到其他的好处。于是，卡森放弃了国内主板融资的机会，转向重组私募。2003年，华平作为战略投资者共向卡森投资了约3700万美元，成为卡森的第二大股东。与华平的战略合作，不仅满足了企业成长的资金需求，更帮助卡森提升了管理能力，帮助企业解决了所面临的国际化运作、规范化管理等挑战，卡森通过华平的全球资源与更多产业链上下游的国际著名企业建立了战略合作关系，迅速提高了卡森的国际知名度和信誉⑩。
与国际大公司的频繁接触和主动学习，进一步激发了卡森创建世界级企业的战略愿景。2004年，董事会制定了创建全球最大皮革沙发制造基地和
148 --
“创百亿业绩、建百年卡森”的战略目标。2005年，公司制造业务在香港联交所主板成功上市，卡森实现了与国际资本市场的对接，向创建世界级企业目标迈出了关键一步。同时，卡森在新疆建设霍尔果斯国际物流中心、在安徽兴建皮业公司和培训学校，在大兴安岭启动木业项目，基本完成了生产战略布局。这样，卡森从上游的制革环节逐渐延伸到了下游的软体家具生产，产品销往世界主要家具公司輥輯訛。由于积极拓展市场、持续扩大生产能力和严格控制成本，2005年，公司及其关联企业实现总销售收入85亿元，出口7.1亿美元。
3.从制革和皮革产品生产延伸至皮革产品生产销售一体化：本地跨产业学习（2007年至今）卡森是目前国内最大的牛皮研制、开发和生产基地，也是中国最大的家具皮革制造商，家具皮革年生产能力达到2.4亿平方英尺。卡森在汽车皮革领域也已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至此，卡森可以完成从生牛皮和其他原材料的采购、将生牛皮加工成蓝湿皮和成品皮革，到成品生产的整个生产过程。这种一体化的生产过程为卡森降低成本、提高质量、加快交货提供了保障。在做强做大生产环节的同时，卡森通过多种方式积极开拓国际市场輥輰訛，目前在澳大利亚拥有120家家具销售连锁店，在英国也开设21家连锁店，产品以自有品牌成功打入了发达国家的中高端市场。
但是，由于国际金融危机的深刻影响，以及低附加值、劳动密集型和低进入门槛导致皮革和软体家具产业中较难形成大型企业輥輱訛，卡森通过持续扩张创建世界级企业的战略目标面临着严峻挑战。近年来，卡森与多数同行企业一样也面临着市场疲软、成本上升、利润率降低的不利局面。2007年，卡森的毛利率仅为9%輥輲訛。2008年，由于美国市场再度萎缩，卡森国际的美国市场销售额从2007年的20亿元减少到2008年的8亿元。卡森董事会意识到专攻国际市场面临着很大的市场风险，而且深度开发国际市场必须进一步提升企业的核心竞争力，这需要很大的技术研发投入，与此同时，近年来国内中高端市场需求增长较快，卡森较好的国外品牌形象有助于在该市场占据主动，蒙努、诺之等海宁同行在这方面已有成功的实践。
因此，卡森采取两大战略来推进企业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一是从国际市场转向国内国外市场并举战略。2006年卡森制定了在全国重点城市建设鞋材市场、皮面革市场和成品鞋市场，以先进的市场经营理念促进制鞋产业、制革产业快速发展的战略；二是从“做大”转向“做强”战略，通过技术改造将技术、人才、资金优势集中到高附加值、高科技、环保型、销路好的新产品上，淘汰低附加值、低技术含量、污染较大的制革工艺线和低端产品，在整体缩减制革业生产规模的同时提高企业经济效益。这意味着卡森在提升产品品质的基础上，从主要关注生产能力转向重点关注市场终端。因此，通过专卖店、专业市场等方式来增强在国内零售市场的品牌影响力和销售能力，成为卡森开拓国内市场的基本策略。
海宁中国皮革城（简称皮革城）輥輳訛是中国皮革界规模最大、影响最广、最具竞争力的专业市场，是中国皮革及皮革产品的集散中心，也是中国皮革价格信息、市场行情、流行趋势的发布中心，入驻企业2000多户，高峰时期日客流量达5万人次。这是卡森就近了解和分析国内市场的有效平台。皮革城成功的市场运作和品牌营销，是卡森迅速打开国内市场的学习对象。卡森希望通过整合利用皮革城和自身的品牌影响力在国内主要城市开发经营专业市场。2007年，卡森收购皮革城4.92%的股本权益，成为后者的战略投资者，为其开发皮革专业市场、延伸产业链、拓展发展空间奠定了基础。当年，卡森就联合皮革城等单位投资建设中国西部隆腾国际鞋材城、长沙皮革城等专业市场。同时，依托其在OEM 过程中形成的良好的产业链，以及在国外多年打造出的Easyliving和Emporio home两个国际知名品牌，卡森开始在中国主要城市开设定位高端市场的家具品牌专卖店——
—卡森之家，现已在上海、杭州开设旗舰店輥輴訛。在建设专业市场和品牌专卖店的过程中，卡森认识到与之紧密相关的房地产业在市场终端控制和公司规模扩张等方面的重要性，而且认为中国房地产业还有较大的发展空间。于是，近年来卡森不断加大投资房地产开发，成立房地产集团公司，并将总部迁入杭州，向省内外的优秀房地产公司学习与合作，并计划将投资重点放在上海、杭州等沿海城市輥輵訛，致力于成为中国最优秀的房地产集团。这样，卡森在产业结构调整中逐渐去掉了皮
149
--
革制造业中的部分低附加值业务，开始延伸至零售和地产相结合的市场终端。
（三）浙江卡森超集群学习模式与成长阶段的动态匹配：基于企业生命周期视角的解析
通过采用不同类型的超集群学习模式，卡森在产业链特定环节实现了业务转型，并在产业链不同环节之间实现了战略转型（图3）：（1）在业务转型方面，卡森不断做大做强特定业务环节，在制革、皮革产品生产、皮革产品销售3个重要产业链环节都分别实施了业务转型，如在制革环节实现了从羊皮服装革转向猪皮服装革，进而转向牛皮家具革，在皮革产品生产环节实现了从皮革服装转向皮
沙发套、进而转向皮革家具和汽车座垫以及布艺沙发，在产品销售环节实现了从皮革销售转向皮革产品国外订单销售为主销售，进而转向国内自建渠道销售为主模式，这都成为卡森保持持续成长的动力来源。（2）在战略转型方面，卡森从做大做强产业链特定环节战略不断推进纵向一体化战略，从最初主攻制革环节逐渐延伸至皮革产品生产，进而延伸到了自建终端销售机构销售产品，从而构建起了一条较完整的皮革产业链，卡森持续推进从低附加值业务转向高附加值业务，支撑着企业规模的迅速扩张。
卡森的超集群学习与转型实践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动态匹配关系。一方面，在每一种业务转型阶段主要对应着一种主导性的超集群学习模式，如制革业务转型对应着异地同产业学习模式、皮革产品转型对应着异地跨产业学习模式、产品销售模式转型对应着本地跨产业学习模式，这主要是因为实现特定环节的业务转型需要特定的知识和
经验，需要企业持续加深对该产业链环节
的学习和实践。另一方面，在战略转型过
程中依次贯穿了异地同产业学习、异地跨
产业学习和本地跨产业学习这3种超集
群学习模式，这是因为发展战略的转变意
味着企业发展目标和重点发生了较大改
变，这个改变往往需要一个动态的调整过
程，所以，企业需要动态改变自身的知识
结构，这就需要企业在不同阶段采用匹配
性的学习模式。
寻求不同的转型要求集群企业采取不同的超集群学习模式，以学习到不同的知识。卡森的不同超集群学习模式采取了不同的学习方式。如在异地同产业学习中，卡森采用在国外自建销售公司、聘请国外专家、由外贸公司出口产品、参加国际性贸易展销会、实地考察、直接推销等方式学习国外同行的经验；在异地跨产业学习中，采取在国外自建办事处和零售机构、与国外企业合资建厂、聘请国外专家、国外采购原材料和设备、参加国际性展销博览会、实地考察等方式学习国外跨产业的知识和经验；在本地跨产业学习中，卡森则通过自建品牌专卖店和房地产企业、与海宁中国皮革城联盟、合作开发专业市场、实地考察等方式学习本地跨产业的知识（表1）。这些学习活动帮助卡森有效地拓展和掌握了本产业和跨产业、国外和国内市场的相关表1浙江卡森进行超集群学习的主要方式
注：表格内列举的是卡森进行超集群学习的具体事件和形式，这些事件和形式可以归为
直接投资、战略联盟等学习方式。
150
--
知识和经验，为卡森成功实现多次转型和持续成长提供了决策依据和发展动力。
战略转型和业务转型往往是企业阶段性成长的客观需要。从企业生命周期角度看，集群企业的超集群学习模式与成长阶段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动态匹配关系。根据Churchill和Lewis（1983）从组织结构、企业发展目标等方面判定企业成长阶段的方法以及陈劲和Chawla（2001）从企业年龄指标识别企业生命周期的方法輥輶訛，结合卡森自身的发展历程和结果，可以认为卡森总体上经历了创业、生存、发展和起飞阶段，目前正在从起飞期迈向成熟期（图4）。卡森在不同的成长阶段采取了不同的超集群学习模式，当企业进入发展阶段，本地同行的知识和经验对卡森发展的支持和促进作用变得越来越有限，甚至可能会成为阻碍因素，所以，卡森非常注重向国外同行学习先进知识，以确保企业通过产品创新等途径在国内率先走向附加值更高、竞争力更强的业务环节，如从羊皮和猪皮服装革转向牛皮家具革制革；但只制革不做皮革产品的成长空间较少，卡森就开始寻求更大空间的业务领域，于是开始重视对皮革应用较多的国外家具、汽车等产业进行考察学习，在制革业与家具业、汽车业之间建立和创新联系，开发和销售相关皮革产品，促进了卡森的快速起飞；在国外市场环境饱和萎缩的情况下，旨在建成世界级企业的卡森必须设法开拓市场，此时国内市场成为重点对象，但卡森对国内市场并不熟悉，先前的出口导向经验难以复制到国内市场，这样，向本地和国内的专业市场、零售企业学习就成为企业的重要任务。为了自己建立品牌专卖店和开发专业市场，向与之紧密相关的房地产企业学习也就成为必然。
这样，从企业生命周期视角看，卡森的超集群学习模式演变轨迹总体上呈现出从异地同产业学习模式转向异地跨产业学习模式（路径B）、再转向本地跨产业学习（路径C）的特点。这样，卡森通过动态调整超集群学习模式，促进了企业的战略转型和业务转型，进而推动了企业持续成长。需要指出的是，卡森在异地同产业学习之后除了主要进行异地跨产业学习之外，同时也进行着本地跨产业学习，在2007年实际运作品牌专卖店和大力开发房地产之前，卡森也已经尝试着相关活动，但由于人员配置、战略定位等原因实质性效果并不理想。这也意味着一定程度上还存在着从异地同产业学习模式转向本地跨产业学习（路径D）的可能，但这并不否认现实中客观存在着上述一般性的动态匹配关系：“企业发展期—异地同产业学习模式”—“企业起飞期—异地跨产业学习”—“企业成熟期—本地跨产业学习”。
五、讨论与结论
（一）讨论
本研究的目的是探讨超集群学习对于集群企业转型成长的作用机制以及集群企业动态调整超集群学习模式的一般特征。基于浙江卡森的案例分析结论表明，集群企业在持续成长过程中需要进行战略转型和业务转型，超集群学习可以为集群企业的战略转型和业务转型提供决策依据和动力支持，不同类型的转型要求集群企业采取动态匹配的超集群学习模式；随着企业的阶段性成长过程中，集群企业的学习总体上呈现出从集群学习转向超集群学习的特征，其中，超集群学习又呈现出从异地同产业学习模式转向异地跨产业学习模式，再转向本地跨产业学习的特征。
本研究的一些研究结论与现有研究结论相一致。（1）本研究表明，集群企业的持续成长
是一个不断学习外部知识的过程，外部知识对
于激发和推进集群企业转型成长至关重要。这
与Laursen（1999）认为企业转型成长本质上是
一个企业内外部知识结构互动过程这一结论
相一致，也与Cassiman和Veugelers（2002）、
Escribano等（2009）研究指出的外部知识是企
业转型成长的关键相一致。Schmitz（2006
）、151
--
Pietrobello和Rabellotti（2007）对发展中国家集群企业的转型升级进行了深入研究，他们都指出由于发展中国家的集群企业大多嵌入于全球价值链的低端，面临着严峻的转型和成长压力，尤为需要连接外部的知识源，我们的研究对象和结论与之具有高度一致性。这也再次验证了超集群学习对于发展中国家集群企业转型和成长具有积极作用，意味着从集群学习转向超集群学习是集群企业转型成长的客观需要和重要保障。（2）本研究发现，超集群学习不仅是同产业学习还可以是跨产业学习，不仅是跨区域学习也可以是本地化学习。这部分支持了Corso等（2003）指出的超集群学习重视对全球知识的探索性学习，但他们的研究尚未强调超集群学习的本地学习内涵，这与目前对超集群学习的内涵和分类研究尚不系统有关，现有研究还很少将本地跨产业学习纳入超集群学习的范畴，而本研究发现本地跨产业学习对于促进集群企业转型成长也相当重要。（3）本研究发现，从企业生命周期和企业不同类型的转型看，集群企业需要采用不同的超集群学习模式，进而才能发挥各自的特定功能。这种动态演变和模式匹配的结论，与Giuliani（2006）提出的处于不同成长阶段的企业需要采取不同的学习模式、Chaminade和Vang（2008）强调的不同类型集群中的企业的学习模式与企业成长战略之间存在着动态匹配关系相一致。这也进一步说明了我们对超集群学习进行分类研究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4）本研究从事件视角总结归纳出了集群企业实施不同超集群学习模式时所采用的学习方式，主要包括直接投资、战略联盟、聘请专家、业务交往、国际贸易会和实地考察等方式。这与外向学习、国际学习等相关研究中指出的组织学习方式基本一致，这些研究认为企业外向学习的主要方式包括FDI、战略联盟、购并、特许经营、远距离KIBS、劳动力流动、反向工程、国际贸易会等（Maruseth and Verspa-gen,2002;Gong and Keller,2003;Niosi and Zhegu, 2005），其中，购并、特许经营、反向工程3种学习方式在我们的案例企业中没有采取，这与该企业定位为创建自主品牌有关，也与反向工程作为创新方式较少适用皮革行业有关，还与影响学习方式作用发挥的因素有关，因为企业的吸收能力、管理水平等因素会调节不同学习方式对集群企业转型成长的作用大小（Lyles and Salk,1996;Lane,Salk and Lyles,2001）。
本研究还有一些新的发现。（1）目前的国内相关研究十分强调集群学习对于集群企业成长和区域竞争优势的重要性，如周国红和陆立军（2005）研究认为区域竞争优势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对创新起决定作用的根植于区域的隐性知识，集群学习则是扩散和转移难以复制的隐性知识的重要途径，但本研究不仅从理论上指出了集群学习可能带来的负面效果，还实例验证了超集群学习的重要性，这对现阶段还过于强调集群学习的重要性提出了质疑，因为大部分中国集群企业已经度过了创立和初步发展阶段，正在进入新的成长阶段，尽管集群学习还会影响集群企业的转型成长，但其重要性不应过于强调，否则就会出现集群企业被本地网络锁定的不利结果。而且很重要的是，Faulconbridge（2006）的研究已经指出，超集群学习不仅可以学习编码知识，也可以学习超地方分布的隐性知识，这进一步说明对于创新至关重要的隐性知识是全球范围内分布而不仅是地方化的，所以，只有通过超集群学习才能获取这部分知识。（2）本研究初步发现了集群企业的超集群学习模式的动态演变路径和匹配关系，如在集群企业从创业到成熟的成长过程中，其超集群学习模式相应地经历着从异地同产业学习到本地跨产业学习的转变过程，这是对Giuliani （2006）、Chaminade和Vang（2008）研究的深化，尽管集群企业的超集群学习模式与成长阶段之间的动态匹配关系还有待进一步理论深化和实证检验，这对于集群企业的实践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
本研究的结论对于集群企业实现转型成长具有一定的实践指导意义。本研究发现，集群企业的转型具有多种含义，集群企业的转型包括了业务转型和战略转型等类型，企业既可以在产业链特定环节上实现产品转型或升级（业务转型），如卡森在制革环节从羊皮和猪皮服装革转型升级到牛皮家具革，也可以从产业链某一环节转向其他环节转变和延伸（战略转型），如卡森从制革环节逐渐延伸到终端销售环节。这拓展了集群企业寻求转型成长的可选路径，也有助于不同集群企业通过采取不同类型的转型实现差异化竞争，有助于产业集群的持续发展。本研究还发现，集群企业可以采取直接投资、战
152 --
略联盟、参加贸易会等不同的超集群学习方式寻求转型成长，而集群企业采取不同的学习方式是依赖于其特定的条件要求的，不同方式的学习的有效性也取决于企业的成长阶段和目标等。本研究还表明，多种学习方式并举，动态调整优化学习方式，有助于提高超集群学习的效果。所以，集群企业应该根据自身特点，不断创新学习方式，这样才能为企业转型成长提供动力支持。
（二）结论
本研究通过案例研究的方法，探究了一家多次成功转型并实现持续成长的集群企业的超集群学习特征，重点分析了不同转型要求和不同成长阶段下集群企业的超集群学习模式及其学习方式。研究发现：（1）超集群学习对于集群企业转型成长具有重要促进作用，对于已经度过创业和生存阶段的集群企业，实现从集群学习到超集群学习的转变是保证企业转型成长的重要动力，超集群学习的重要性需得到足够重视，但这并不否认集群学习仍然具有相当的重要性，两者的作用是互补而非替代的。（2）超集群学习可以分为异地同产业学习、异地跨产业学习和本地跨产业学习三大模式，不仅包括了跨区域学习和同产业学习，也包括了跨产业学习和本地化学习，与集群学习构成了集群企业学习的完整图谱。所以，集群企业不仅要面向国外学习，还要关注本地学习，不仅要重视同行学习，也要强调跨行学习，这些不同目标对象的学习可以为集群企业吸收和创造更具价值的知识。（3）超集群学习模式与集群企业的成长阶段之间存在着动态匹配关系。集群企业的持续成长是一个动态调整优化超集群学习模式的过程，如从异地同产业学习转向异地跨产业学习和本地跨产业学习，而且，这些学习模式之间的动态调整过程与集群企业的成长阶段之间有着一定的匹配关系，异地同产业学习、异地跨产业学习和本地跨产业学习总体上分别对应于集群企业的发展期、起飞期和成熟期。企业知识基础观和企业生命周期理论为这种动态匹配关系提供了较好的理论依据。（4）集群企业可以采取多种方式开展超集群学习，主要包括直接投资、战略联盟、聘请专家、业务交往、国际贸易会和实地考察等方式，企业可以根据学习目的、学习对象的特点以及自身的规模实力、发展阶段等条件，采取不同的学习方式，而且，同时采取多种方式可以取得更好的学习成效。
本研究的结论不仅丰富了关于集群企业转型和成长研究的文献，而且对指导我国集群企业在全球化下成功实现转型升级和持续成长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改革开放以来，产业集群在我国东南沿海、北京等地快速兴起并得到较快发展，产业集群已经成为我国区域经济的重要组织形式和发展动力，但随着全球化的不断加快和加深，我国广大集群企业面临着转型升级的巨大压力，嵌入全球价值链低端和本地网络锁定已经很大程度上制约着集群企业的转型升级。本研究突破过于强调本地化和全球化的缺陷，创造性地引入超集群学习概念，从更宽和更新的视角探求集群企业转型成长的路径和方式，为我国集群企业实施超集群学习提供了参考框架和策略。
（三）研究局限与展望
当然，本研究还存在一些不足之处。本研究虽然在充分考虑了效度和信度的基础上，通过一、二手资料的收集取得了大量而丰富的资料，但尚未对其进行细致的分类和编码，一定程度上会影响对问题的分析。本研究尽管对案例企业的超集群学习模式与成长阶段之间的动态匹配关系进行了较好的归纳总结，初步得到了两者之间的关系，但这种动态匹配关系的普适性还有待进一步验证，可能会由于企业的战略目标和实力基础不同，其超集群学习模式的演变轨迹不尽相同。这个局限和缺陷也与本研究采用单一案例研究方法有关，因为单一案例尽管有助于对所研究的问题进行深入细致的把握和分析，但由于缺乏对照和比较，较难提出具有一定普适性的理论命题，未来可以采用多案例研究和统计分析等方法来弥补这个局限。同时需要指出，不同学习方式是实现集群企业超集群学习模式与成长阶段动态匹配的重要策略和内容，本研究尚未对集群企业采用不同学习方式的适用条件以及影响不同学习方式作用的调节因素开展系统研究，这个重要议题有待未来研究加以深化。
（作者单位：浙江大学管理学院；责任编辑：尚增健）
注释
①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中国皮革协会及中国家具协会的统计数据，以2007年收入计算，卡森是中国最大的皮革产品及软体家具制造商。
153
--
②2007年，卡森列全国民营企业500强第94位，2008年为第68位。
③朱张金出生在海宁市庆云镇华丰村，家有兄弟姐妹4个，为了改变家庭的经济状况和自己的命运，1980年初中毕业后他就开始做小生意，贩过领带、卖过袜子、修过电器、办过针织厂。
④那家濒临破产的厂的设备价值在3.5万元左右，村里为了回避风险，与朱张金签了“所有亏损与村里无关，所有盈利归朱张金所有”的协议。
⑤1993年、1994年，朱张金多次到莫斯科考察发现，在日用消费品匮乏的俄罗斯，卖1件皮衣的利润至少有10美元，远高于国内市场的利润水平，所以决定到俄罗斯经营。
⑥1998年，浙江土畜进出口公司把1张100万平方英尺的猪皮单子交给卡森做，如果接单半个月就可赚100万元，但因决定停产猪皮，卡森没有接单。
⑦由于美国人不相信中国能够生产出沙发皮，卡森将整个生产流程拍成VCD给美国人看，但他们还是不信任。直到1998年卡森产品才开始进入美国市场。
⑧朱张金每年都用1/3以上的时间到国外考察，他认为跑出去看看有助于发现机会，放远、放宽目光，这样才能走在别人前头，立于不败之地。
⑨2003年，海宁皮革企业数量达到高峰，达到5300多家，但大多数皮革企业只有打样师，没有自己的设计师，相互抄袭现象非常严重。一批批企业家在海宁市有关部门的组织下先后去了意大利、西班牙等皮装业发达的国家考察，企业家们深感到必须想办法提高产品的附加值，否则海宁皮革业都没有出路。随后几年，海宁皮革业的发展重点转向了新材料开发和款式设计，卡森在技术创新方面则走在这些企业的前面。
⑩朱张金指出，华平带来的不仅是资金，更把企业一下推到了国际舞台的前沿，企业家的意识、企业的内部运作都经历了深刻的改造，有助于提高卡森的国际地位、拓展海外业务和增强后续融资能力。
輥輯訛包括美国的Furniture Brands International,La-Z-Boy, Bernhardt Furniture,American Signature.,Rooms To Go，英国的Argos，瑞典的IKEA，加拿大的Brick Warehouse,Primo Interna-tional，澳洲的Everyday Living。
輥輰訛卡森主要透过家具展销会或直接联络客户，宣传新开发的产品。卡森采取早于产品开发阶段争取客户参与，当获悉客户对软体家具产品的基本要求或所需的款式后，卡森会向客户提供意见，包括有关款式、所需物料、设计及外套物料开发等意见。目前美国家具经销额排名前10位的经销商大部分与卡森建立了业务联系，卡森在欧美市场享有良好的声誉。
輥輱訛目前在世界范围内，最大的皮革企业销售额不超过10亿美元，家具企业不超过20亿美元。
輥輲訛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爆发，房屋市场严重下滑，深刻影响了家居装饰及家具行业。2007年卡森软体家具业务比上年下降了17.6%，美国市场的销售份额由前年的72.2%下降至61.7%。
輥輳訛海宁中国皮革城于1994年建成开业，2005年迁入新城，总建筑面积45万平方米，目前已成为全国著名的皮革专业市场，2005年成为浙江省五星级文明规范市场。经营者把皮革城作为商品展示、交易的窗口。市场成交额从1994年的5.8亿元增长到2006年的70多亿元，2006年皮革城接待客源超过246.5万人次。
輥輴訛卡森自2005年开始就酝酿开拓国内市场，希望通过自己创品牌和做渠道获得定价权，但由于没有找到合适的职业经理人而没有实际运作。
輥輵訛1997年，卡森就成立了海宁市卡森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但房地产开发业务主要在海宁本地，目前正在江苏、新疆、青海、海南、安徽、湖南、四川等地开发多个大型房地产项目。
輥輶訛陈劲等（2001）实证研究发现，企业可以按照年龄划分为3个生命周期阶段：（1）经营期1~3年；（2）经营期4~10年；（3）经营期10年以上。
参考文献
（1）陈劲、Chawla：《小企业关键成功要素的跨国比较》，《中国管理科学》，2001年第5期。
（2）潘绵臻、毛基业：《再探案例研究的规范性问题》，《管理世界》，2009年第2期。
（3）毛蕴诗、周燕：《硅谷机制与企业高速成长——
—再论企业与市场之间的关系》，《管理世界》，2002年第6期。
（4）倪鹏飞：《中国城市竞争力报告NO.3集群：中国经济的龙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
（5）李新春：《企业集群化成长的资源能力获取与创造》，《学术研究》，2002年第7期。
（6）李烨、李传昭、罗婉议：《战略创新、业务转型与民营企业持续成长》，《管理世界》，2005年第6期。
（7）周国红、陆立军：《基于区域学习的企业竞争优势》，《经济地理》，2005年第4期。
（8）郑亚莉：《产业集群中的知识创造机制》，《浙江社会科学》，2005年第3期。
（9）周长辉：《中国企业战略变革过程研究：五矿经验及一般启示》，《管理世界》，2005年第12期。
（10）王凤彬：《科层组织中的异层级化趋向》，《管理世界》，2009年第2期。
（11）王缉慈：《关于发展创新型产业集群的政策建议》，《经济地理》，2004年第4期。
（12）魏江、申军：《产业集群学习模式和演进路径研究》，《研究与发展管理》，2003年第2期。
（13）魏江、叶波：《企业集群的创新集成：集群学习与挤压效应》，《中国软科学》，2002年第12期。
（14）吴晓波、马如飞、毛茜敏：《基于二次创新动态过程的组织学习模式演进》，《管理世界》，2009年第2期。
（15）邬爱其：《集群企业网络化成长机制：理论分析与浙江经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
（16）邬爱其：《全球竞争、本地网络与集群企业成长：理论分析与浙江经验》，浙江大学出版社，2008年。
（17）Abrahamson, E.and C.Formbrun,1994,“Macrocul-tures:Determinants and Consequences”,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Vol.19(4),pp.728~755.
（18）Amin,A.and P.Cohendet,2004,Architecture of Knowl-edge:Firms,Capabilities and Community,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Amiti,M.,1998,“New Trade Theories and Industrial Location in the EU:a Survey of Evidence”,Oxford Review of E-conomic Policy,Vol.14(2),pp.45~53.
（20）Argyris,C.and D.Schon,1978,Organisational Learn-ing:A theory of Action Perspective,Reading,Mass:Addison Wesley
（21）Asheim B.T.and A.Isaksen,2002,“Regional Innova-tion Systems:the Integration of Local‘Sticky’and Global‘U-biquitous’Knowledge”,Journal of Technology Transfer,Vol.27, pp.77~86.
（22）Asheim,B.T.and J.Vang,2006,“Regional Innovation Systems in Asian Countries:A New Way of Exploiting the Bene-fits of Transnational Corporations”,Innovation：Management,Pol-icy&Practice,Vol.8,1~2,pp.27~44.
（23）Bathelt,H.Malmberg,A.and P.Maskell,2004,“Clus-ters and Knowledge:Local Buzz,Global Pipelines and the Pro-cess of Knowledge Creation”,Progress in Human Geography,Vol.
154 --
28,pp.31~56.
（24）Bogenreider,I.and B.Nooteboom,2004,“Learning Groups:What Types Are There?”,Organization Studies,Vol.25 (2),pp.287~314.
（25）Boschma,R.A.and A.L.J.Ter Wal,2007,“Knowl-edge Networks and Innovative Performance in an Industrial Dis-trict:the Case of a Footwear District in the South of Italy”,In-dustry and Innovation,Vol.14(2),pp.177~199.
（26）Belussi, F.and F.Arcangeli,1998,“A Typology of Networks:Flexible and Evolutionary Firms”,Research Policy,Vol. 27,pp.415~428.
（27）Benner,M.J.and M.L.Tushman,2003,“Exploitation, Exploration and Process Management:the Productivity Dilemma Revisited”,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Vol.28,pp.238~ 256.
（28）Capello,R.,1999,“Agglomeration Economies and Ur-ban Productivity:the Case of the High-tech Industry in the Mi-lan Metropolitan Area”,Paper presented in the39th European Regional Science Association Congress in Dublin.
（29）Cassiman,B.and R.Veugelers,2002,“R&D Coopera-tion and Spillovers:Some Empirical Evidence from Belgium”,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Vol.92(4),pp.1169~1184.
（30）Chaminade, C.and J.Vang,2008,“Globalisation of Knowledge Production and Regional Innovation Policy:Support-ing Specialised Hubs in Developing Countries”,Research Policy, Vol.37(10),pp.1684~1696.
（31）Chaminade,C.and C.Edquist,2006,“From Theory to Practice:the Use of the Systems of Innovation Approach in Inno-vation Policy”,In Innovation,Science and Institutional Change:A Research Handbook，Edited by J.Hage and M.de Meeus,Oxford University Press.
（32）Corso,M.Martini, A.Pellegrini,L.and E.Paolucci, 2003,“Technological and Organizational Tools for Knowledge Management:In Search of Configurations”,Small Business Eco-nomics,Vol.21(4),pp.397~408.
（33）Crossan,M.M.,Lane,H.W.,White,R.E.and L.Djur-feldt,1995,“Organizational Learning:Dimensions for a Theory”, 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Organizational Analysis,Vol.3(4)，pp.337~360.
（34）Churchill,N. C.and V.L.Lewis,1983,“The Five Stages of Small Business Growth”,Harvard Business Review, Vol.61(3),pp.30~50.
（35）Eisenhardt,K.M.and J. A.Martin,2000,“Dynamic Capabilities:What are They?”,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Vol.21(10),pp.1105~1121.
（36）Eisenhardt,K.M.,1989,“Building Theories from Case Study Research”,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Vol.14,pp. 532~550.
（37）Eriksson,R.Lindgren,U.and G.Malmberg,2008,“Agglomeration Mobility:Effects of Localization,Urbanization and Scale on Job Changes”,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A,Vol. 40(10),pp.2419~2434.
（38）Escribano,A.Fosfuri,A.and J.A.Tribó,2009,“Man-aging External Knowledge Flows:The Moderating Role of Ab-sorptive Capacity”,Research Policy,Vol.38(1),pp.96~105.
（39）Faulconbridge J.R.,2006,“Stretching Tacit Knowledge beyond a Local Fix?Global Spaces of Learning in Advertising Professional Service Firms”,Journal of Economic Geography,Vol. 6,pp.517~540.
（40）Farrell,M.A.,2000,“Developing A Market-Oriented Learning Organization”,Australian Journal of Management,Vol. 25(2),pp.201~223
（41）Gertler,M.S.and Y.M.Levitte,2005,“Local Nodes in Global Networks:The Geography of Knowledge Flows in Biotech-nology”,Innovation.Industry and Innovation,Vol.12(4),pp. 487~507.
（42）Giuliani,E.and M.Bell,2005,“The Micro-determi-nants of Meso-level Learning and Innovation:Evidence from a Chilean Wine Cluster”,Research Policy,Vol.34(1),pp.47~68.
（43）Giuliani E.,2006,Networks and Heterogeneous Perfor-mance of Cluster Firms,Papers in Evolutionary Economic Geog-raphy(PEEG)0602.
（44）Gong,G.and W.Keller,2003,“Convergence and Polar-ization in Global Income Levels:A Review of Recent Results on the Role of International Technology Diffusion”,Research Policy, Vol.32,pp.1055~1079.
（45）Grabher,G.and O.Ibert,2006,“Bad Company?The Ambiguity of Personal Knowledge Networks”,Journal of Eco-nomic Geography,Vol.6(3),pp.251~271.
（46）Hendry C.and J.Brown,2006,“Dynamics of Clustering and Performance in the UK opto-electronics industry”,Regional Studies,Vol.40,pp.707~725.
（47）Krafft,2004,“Entry,Exit and Knowledge:Evidence from a Cluster in https://www.doczj.com/doc/7318367741.html,-communications Industry”,Research Policy,Vol.33,pp.1687~1706.
（48）Keeble,D.and F.Wilkinson,1999,“Collective Learn-ing and Knowledge Development in the Evolution of Regional Clusters of High Technology SMEs in Europe”,Regional Studies, Vol.133(4),pp.295~303.
（49）Lundvall,B.A.,1988,“Innovation as an Interactive Pro-cess:from User-producer Interaction to the National Innovation System:Towards a Theory of Innovation and Interactive Learn-ing”,Printer London.
（50）Lane,P.,Salk,J.E.and M.A.Lyles,2001,“Absorptive Capacity,Learning and Performance in International Joint Ven-ture”,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Vol.22(12),pp.1139~1161（51）Laursen K.,1999,“Firm Growth from a Knowledge Structure Perspective”,Paper prepared for the DRUID Winter Conference.
（52）Lei,D.C.,Slocum J.W.and R.A.Pitts,1997,“Build-ing Cooperative Advantage:Managing Strategic Alliances to Pro-mote Organizational Learning”,Journal of World Business,Vol. 32(3),pp.203~223.
（53）Lyles,M.A.and J.E.Salk,1996,“Knowledge Acquisi-tion from Foreign Parents in International Joint Ventures:An Empirical Examination in the Hungarian Context”,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Vol.27(5),pp.877~903.
（54）Mabey,C.and G.Salaman,1995,“Strategic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Oxford:Blackwell
（55）Maruseth,P.and B.Verspagen,2002,“Knowledge-spillovers in Europe:a Patent Citation Analysis”,Scandinavian Journal of Economics,Vol.4,pp.531~545.
（56）Nooteboom,B.,2000,“Institutions and Forms of Co-or-dination in Innovation Systems”,Organization Studies,Vol.21(5), pp.915~939.
（57）Niosi,J.and M.Zhegu,2005,“Aerospace Clusters:Lo-cal or Global Knowledge Spillovers?”,Industry and Innovation, Vol.12(1),pp.1~25.
155
--
（上接第140页）
（23）Granovetter,Mark,1985,“Economic Action and Social Structure:The Problem of Embeddedness”,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vol.91,pp.481~510.
（24）Gundlach,Gregory T.and Patrick E.Murphy,1993,“Ethical and Legal Foundations of Relational Marketing Ex-changes”,Journal of Marketing,vol.57,pp.35~46.
（25）Hallen,Lars,Jan Johanson and Nazeem Seyed-Mo-hamed,1991,“Interfirm Adaptation in Business Relationships”, Journal of Marketing,vol.55,pp.29~37.
（26）Heide,Jan B.,1994,“Interorganizational Governance in Marketing Channels”,Journal of Marketing,vol.58,pp.71~85.
（27）Heide,Jan B.and George John,1992,“Do Norms Mat-ter in Marketing Relationships?”,Journal of Marketing,vol.56, pp.32~44.
（28）Hwang,K.K.,1987,“Face and Favor:The Chinese Power Game”,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vol.92,pp.944~ 974.
（29）Joshi,Ashwin W.and Stephen J.Arnold,1998,“How Relational Norms Affect Compliance in Industrial Buying”,Jour-nal of Business Research,vol.41,pp.105~114.
（30）Kaufmann,Patrick J.and Louis W.Stern,1988,“Rela-tional Exchange Norms,Perceptions of Unfairness and Retained Hostility in Commercial Litigation”,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vol.32,pp.534~552.
（31）Lambe,C.Jay,Robert E.Spekman and Shelby D.Hunt, 2000,“Interimistic Relational Exchange:Conceptualization and Propositional Development”,Journal of the Academy of Market-ing Science,vol.28,pp.212~225.
（32）Lusch,Robert F.and James Brown,1996,“Interdepen-dency,Contracting and Relational Behavior in Marketing Chan-nels”,Journal of Marketing,vol.60,pp.19~38.
（33）Macneil,Ian R.,1978,“Contracts:Adjustment of Long-Term Economic Relations Under Classical,Neoclassical and Re-lational Contract Law”,Northwestern University Law Review,vol. 72,pp.854~902.
（34）Macneil,Ian R.,1980,The New Social Contract,An In-quiry into Modern Contractual Relations,New Haven,CT:Yale University Press.
（35）Macneil,Ian R.,2000,“Relational Contract Theory: Challenges and Queries”,Northwestern University Law Review, vol.94,pp.877~907.
（36）Morgan,Robert M.and Shelby D.Hunt,1994,“The Commitment-Trust Theory of Relationship Marketing”,Journal of Marketing,vol.58,pp.20~38.
（37）Nevin,John R.,1995,“Relationship Marketing and Distribution Channels:Exploring Fundamental Issues”,Journal of the Academy of Marketing Science,vol.23,pp.327~334.
（38）Rindfleisch,Aric and Jan B.Heide,1997,“Transaction Cost Analysis:Past,Present and Future Applications”,Journal of Marketing,vol.61,pp.30~54.
（39）Stern,Louis W.and Torger Reve,1980,“Distribution Channels as Political Economics:A Framework for Comparative Analysis”,Journal of Marketing,vol.44,pp.52~64.
（40）Webster,F.E.Jr.,1992,“The Changing Role of Mar-keting in the Corporation”,Journal of Marketing,vol.29,pp.1~ 17.
（41）Williamson,Oliver E.,1975,Markets and Hierarchies, New York:The Free Press.
（42）Williamson,Oliver E.,1996,The Mechanisms of Gov-ernance,New York:The Free Press.
（58）Nonaka,I.Toyama,R.and A.Nagata,2000,“A Firm as a Knowledge-creating Entity:a New Perspective on the Theory of the Firm”,Journal of Industrial and Corporate Change,Vol.9(1), pp.1~20.
（59）Oinas,2000,“Localization VS.Globalization Revisited: Knowledge Creation in Local Worlds of Production”,Paper pre-sented at2000residential conference.
（60）Oerlemans,L.A.and M.T.Meeus,2005,“Do Organi-zational and Spatial Proximity Impact on Firm Performance?”, Regional Studies,Vol.39,pp.89~104.
（61）Pettigrew,A.,1990,“Longitudinal Field Research on Change:Theory and Practice”,Organizational Science,Vol.1, pp.267~292.
（62）Pietrobello,C.and R.Rabellotti,2007,Upgrading and Governance in Clusters and Value Chains in Latin Americ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63）Rappert,B.Webster,A.and D.Charles,1999,“Making Sense of Diversity and Reluctance”,Research Policy,Vol.28(8), pp.873~890.
（64）Senge,P.M.,1990,The Fifth Discipline:the Art and Practice of the Learning Organization,New York,Doubleday/Cur-rency.
（65）Staber,2001,“The Structure of Networks in Industrial Districts”,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Urban and Regional Research, Vol.3,pp.3~18.
（66）Schmitz,H.,2006,“Learning and Earning in Global Garment and Footwear Chains”,The European Journal of Devel-opment Research,Vol.18(4),pp.546~571.
（67）Yin,R.,1994,Case Study Research:Design and Meth-ods(2nd ed.),Beverly Hills,CA:Sage Publishing.
（68）Uzzi,B.,1997,“Social Structure and Competition in In-ter-firm Networks:The Paradox of Embeddedness”,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Vol.42(1),pp.35~67.
（69）Visser,E.J.and R.A.Boschma,2004,“Learning in Districts:Novelty and lock-in in a Regional Context”,European Planning Studies,Vol.12(6),pp.793~808.
（70）Visser,E.J.and O.A.Atzema,2007,“Beyond Clusters: Fostering Innovation through a Differentiated and Combined Network Approach”,Evolutionary Economic Geography,Vol.5, pp.1~24.
（71）Zucchella,A.,2006,“Local Clusters Dynamics:Trajec-tories of Mature Industrial Districts between Decline and Multi-ple Embeddedness”,Journal of Institutional Economics,Vol.2, pp.21~44.
!!!!!!!!!!!!!!!!!!!!!!!!!!!!!!!!!!!!!!!!!!! 15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