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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道互补

儒道互补及其对中国文人创作的影响

孟子曾说,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这句话很恰当的概括中国文人千百年来的精神追求。前半句表达了儒家的入世精神,后半句表达了道家出世态度。儒家思想与道家思想作为中国思想文化史中两座既对立又统一的高峰,其思想心、人生观及气质风度上都存在着明显的不同,而“儒道互补”的现象对中国文人的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儒家主张积极入世,兼济天下;道家主张出世,二者相互对立,相互补充,这种“儒道互补”对以下几位诗人影响颇深。

李白一生深受道家思想影响是毋庸置疑的,盛唐崇道,统治者奉老子李耳为祖先,时风决定了他的道家倾向;他出生于蜀中,而蜀是道教重镇,所以他早年就与道家结缘;他小时候曾赴山中学道,而非入州县之学,习辞赋多于读经籍,这都在他的人格中注入了许多道家的元素。李白身上体现了道家诗学对“出世”精神的偏爱。另外,李白因嗜酒成性号称“酒仙”,他身上具有源自道家哲学的在醉态思维中寻求超越的酒神精神。庄周主张,物我合一,天人合一,齐一生死,追求绝对自由、忘却生死利禄及荣辱,是中国酒神精神的精髓所在。他还常怀隐逸意识,四十岁时与韩准、裴政、孔巢父、张叔明、陶沔等人隐于祖徕山,纵酒酣歌,时号“竹溪六隐”,这也是隐于自然之境以忘却儒家主体“入世”的烦恼的体现。

李白同杜甫一样以儒家的“入世”和道家的“出世”调和着自己“得”与“失”的生存心,“从人格心理学的深层维度看,极端功利

性的渴望往往使主体在功利的一无所获中失落于极端的失望,而产生一种幻灭感,这种幻灭感反过来迫使主体必然对自己追慕已久的理念和信念给予反价值的毁灭”,李白也正是因为儒家思想功利性所带来的失望才求助于道家思想。

在这种“儒道互补”的思想格局中,陶渊明所受的影响是很明显的。陶渊明是士大夫阶层出身,深受孔孟之道,老庄思想等熏陶,思想繁杂。

陶渊明推崇个人的精神自由,维护个人的尊严,而混迹官场又不得不屈服,供逢迎送让他的内心备受煎熬,最后拂衣归田。陶渊明反抗现实,追求自由,深受道家思想的影响。他对庄子十分崇拜,诗中多次提到庄子以及应用典故。陶渊明如此推崇庄子,是因为庄子的思想给了他启示,庄子的自由观成为他反抗丑恶,洁身自好,维护人格尊严的最有力的思想武器。

而陶渊明的生命境界的主要特征是“洒落”,陶的“洒落”

看来有别于儒家悲天悯人的入世情怀而近于道家放旷自适的逍遥态度,其实他内心深入仍是儒者的襟怀。当陶渊明面临死亡时,他不可以的躲避什么,而是坦然受之。这里同时积淀了儒、道的文化精神。一方面它有庄子式的超旷,另一方面,它的背后又有儒家的精神

支撑。

二、对文学创作的影响

文人们在创作时是在某种心理结构支配下进行的,因此,这种心理结构势必会影响到文学创作。这里,笔者拟对王维在“儒道互补”的心理结构下的文学创作作一些分析。

儒家的纲常伦理,是维护封建秩序所不可或缺的,因此历代的皇帝,无不尊儒。唐代的最高统治者也是如此。因此,唐代士人的出路,主要靠进士、明经两途。明经专习儒经,进士也必须习儒经,所以凡有意于“选官”的士人,无不倾心儒门,而一般士大夫的思想,也大抵都受到儒学的深刻影响。王维开元九年举进士,走的是一条由进士科入仕的道路,他所受到的儒学的影响,总的说来也是比较深的。这点在其作品《献始兴公》中就体现的很明显:

宁栖野树林,宁饮涧水流;不用坐粱肉,崎岖见王侯。鄙哉匹夫节,布褐将白头!任智诚则短,守仁固其优。侧闻大君子,安问党与仇?所不卖公器,动为苍生谋。贱子跪自陈,可为帐下否?感激有公议,曲私非所求!

开元二十二年,张九龄为中书令,王维献《上张令公》诗求九龄汲引。二十三年,张九龄擢王维为右拾遗,王维又献上述这首给九龄。诗中首先自我表白,说自己是有气节的,不愿为获取富贵而干谒王侯;苟不得其人,自己宁可栖隐山林,布褐白头!其次对自己的优点和缺点作了自剖。接着说,张九龄用人公正无私,不问是同党还是仇人,唯贤是举。又说他视官爵为公有之物,不随意假人,选拔官吏,能为苍生着想。这些话,实际上点出了作者之所以干谒九龄的原因。最后表示,任用自己,如出于“公议”,将使自己感动奋发;如有所偏私,则不是自己所希望的。我们知道,儒家讲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对于社会、人生取积极的态度。王维早期,虽在仕进的道路上屡遭挫折,滋生了隐遁思想,但由张九龄执政后,他献诗求九龄汲引,和得到九龄的擢拔后,他精神振奋,热切希望能够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从这种情况来看,儒家的积极用世精神,对他早期的思想起着重要的作用。

名教纲常思想,是汉以后儒家全部学说的中心。对于这一套东西,王维一向是努力尊奉,不敢须臾违背的。如他恪守君臣大义,多有歌颂天子、表达衷心的作品:

何幸含香奉至尊,多惭未报主人恩。草木岂能酬雨露,荣枯安敢问乾坤?(《重酬苑郎中》)

日比皇明犹自暗,天齐圣寿未云多。(《既蒙宥罪旋复拜官伏感圣恩窃书鄙意兼奉简新除使君等诸公》)

欲笑周文歌宴镐,遥轻汉武乐横汾。岂如玉殿生三秀,讵有铜池出五云。陌上尧樽倾北斗,楼前舜乐动南薰。共欢天意同人意,万岁千秋奉圣君。(《大同殿生玉芝龙池上有庆云百官共睹圣恩便赐宴乐敢书即事》)

王维曾被迫为安禄山给事中,对于此事,他内心甚觉愧疚,《谢除太子中允表》说:“臣闻食君之禄,死君之难。当逆胡干纪,上皇出宫,臣不得从行,退不能自杀,情虽可察,罪不容诛。……”在这种愧疚的心情中,潜藏着忠君的自我要求。

与此同时,唐代道教也很兴盛。主要表现是:道教的社会地位显著提高,道士的数量大增,道观遍布全国各地等。李唐天子之所以扶植道教,一方面,是为了“自高门第”,神化王朝的统治,另一方面,也是由于受到道教的炼丹、合药之术的迷惑,希图长生。同时,还想利用道教的宗教说教来麻痹民众,维护封建统治。儒、道之间本来矛盾较少,这个时期又出现了进一步融合的趋势。王维生活在这样的一个时代,思想上自然也不可能不受到道教的一定影响。特别是后期求仕无门,不甘隐居又不得不隐时,这种思想就成为王维排遣苦闷的精神食粮。其中,庄子倡导的“无己”、“坐忘”对王维产生了不少影响。诗人说:

山林吾丧我,冠带尔成人。(《山中示弟》)

我家南山下,动息自遗身。入鸟不相乱,见兽皆相亲。云霞成伴侣,虚白侍衣巾。(《戏赠张五弟諲三首》其三)

“吾丧我”,指进入自忘的精神境界。“自遗身”,也即自忘之意。这与庄子所说的“无己”、“坐忘”,实际上也没什么不同。庄子认为物我两忘,就可以达到天地万物浑然一体的境界,获得精神的自由。然而实际上,这不过是引导人们忘掉现实中的那些矛盾、痛苦、不合理与不自由,从幻想中寻找安慰和求得精神自由罢了。王维少有“俊才”,驰誉京都,21岁时举进士,进入仕途。但很快就不断遭受挫折:任大乐丞时,因伶人舞黄狮子获罪,谪贬济州;张九龄失势,曾得到他荐擢的王维被贬到荆州;安史之乱时,王维在长安被俘,被迫任伪职。一次次的打击,都在王维的心灵中留下了累累创伤。因此,他只得逃向林泉,希望用大自然的赐与来疗治精神的病创。就其本心来说,显然是志在“四海”,渴求在“明时”用世,腾达有为。辋川别业虽然景物幽美,并不是安顿生命的理想境界。

三、小结

总之,由于有了老庄道家对文人的儒家正统思想的渗入和补充,中国文人往往把“外以儒行修其身,中以释道治其心,旁以山水、风月、歌诗乐其志”(白居易《醉吟先生墓志铭》)作为自己理想的人生模式,既入世又不失己,既不失治平之志与实干精神,又不失超旷适足之襟怀。在投身社会的同时,保留一片属于自己的天地与泛舟江海、萧适简远的心灵理想,在现实生活中营造自己审美化的人生境界。而“儒道互补”的影响及于文学创作时,则表现为功利与审美,述志抒怀与山水闲适,以理节情与自然真率,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等等这些既对立又互补的形态与风格。这些文学要素相反又相成,共同丰富着中国古代文学的方方面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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