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罪与救赎——
—读莫言长篇小说《蛙》
吴义勤
与目前诸多“唱衰”莫言的声音不同，我一直是一个坚定的“唱多”莫言者。当然，这种“唱多”
的态度不仅仅针对莫言一个人，而是他所代表的一批中国当代作家以及整个中国新时期文学。我不认同顾彬为代表的一些人评价中国当代文学时那种否定一切的虚无主义姿态，更对他们那种以“终极性”的、乌托邦化的文学标准来比照中国当代文学的做法不以为然。我觉得，现在很多人的眼光“永远在别处”，永远看不上眼前的作家与作品，长此以
往，我们已经不知道他们究竟想
从文学中得到什么了。一部作品
呈现了A，他们会要求B，呈现了
B，他们又要求A，如果同时呈现
了A或B，他们会要求其他。难道
文学领域还真的有十全十美、符
合所有期待的“经典”？我不知道，
我相信他们也未必知道，只不过
很多人需要保持一种质疑的姿态
来证明自己与众不同罢了。在莫
言的问题上，我们遭遇的就是这
样的语境，一位作家能够以一种
“魔术气质”呈现于中国文坛，能
够把中国式的魔幻主义表现得像
魔术一样，能够让自己的作品总
是以千变万化摇曳多姿的想象、
匪夷所思的炫技和灿烂的思想火
花给挑剔的读者们带来意想不到
的艺术惊喜，这样的作家还不够经典、不够伟大？从这个意义上说，顾彬对于莫言的“评论”实在让人匪夷所思，“写得快”也会成为罪过？难道文学作品的伟大与否是以写作时间长短来衡量的？其实莫言这样的作家早已是刀枪不入了，任何毁誉应该说都早已与他无损，更是无须别人饶舌去替他辩护、抱不平，然而，之所以在谈论莫言新作《蛙》之前还是跑题写下了这段文字，主要是因为实
在看不懂莫言写的关于顾彬的“呼雷豹”那篇文章，本想看点痛快和热闹的文字，不想却是太温良恭俭让了，还有点中庸之道，很不过瘾，这哪是莫言啊。不过，回到《蛙》，我不得不说，这确是又一部能代表莫言创造力与想象力的厚重之作，那种强烈的现实批判精神，那种繁复却新颖的艺术创新能力，那种惊心动魄的思想力量，呈现给我们的无疑是莫言不断被刷新的“可能性”。
《蛙》是一部对中国当代乡村的现实看得很深、思考
得很透的作品。“蛙”到底象征着
什么呢？那些不断鸣叫，有着旺盛
的繁殖能力却又是如此“低贱平
常”的生物，承载着莫言对于中国
计划生育国策以及中国当代农民
生命史、精神史的深刻思考。在这
些思考的背后，则是对中国现代
性命运的深切忧虑和反思——
—这
也是莫言小说的一贯主题。小说
的题材有着独特意义和相当的敏
感性，计划生育作为基本国策，在
中国既具有合法性和必然性，因
为人口，是一个国家走向繁荣的
前提，而控制人口，又是后发现代
国家实现艰难的现代转型的无奈
但必要之举。生育，是人的基本权
力，而控制生育，又是人实现理性
生存的必要手段——
—特别是对于
中国这样曾经的半工业化的农民国家，但也面临着国际上从“人权”角度而来的种种责难与批评，而在此国策的具体执行过程中更是由于文化、传统、伦理、政治、权力、金钱等各种因素而变得异常复杂。在新时期以来的文学作品中，计划生育一方面被作为中国现代化进程的“进步事业”得到充分肯定，另一方面，则成为90年代以来主旋律乡土文学突出乡村基层政治尴尬现状和困境的点缀性情节。于是，被不理解、
不
支持的农村群众撵得到处跑的“乡镇干部”形象，就在几分黑色幽默的喜剧色彩中，将计划生育政策与人性的冲突，轻松地嫁接为“分享艰难”的主旋律阐释。莫言的《蛙》显然不想漫画化、戏剧性地处理这个题材，也并不是要理论性的探讨、评判计划生育本身的功过是非，而是要把计划生育处理成一个精神事件和精神背景，以此来表现其对中国人的生存、生命以及精神和灵魂的影响。
在《蛙》中，莫言对计划生育政策的思索是通过几个典型人物来实现的。姑姑、陈鼻、陈眉、王仁美等人物血肉丰满，栩栩如生，堪称新世纪中国乡土小说中不可多得的典型形象。主人公姑姑，是一位复杂的女性形象，她终身未婚，她所有的人生理想和追求，都化为了“一半是海水，一半是火焰”的奇异人生。她是英雄，又似乎是“罪人”，她活人无数，给无数婴儿接生；她又害人无数，用双手强制性将无数孕妇流产，甚至造成过“一尸两命”的悲剧。小说没有简单地赞扬或者否定计划生育，而是用知识考古学般的勇气和热情，努力挖掘数十年来计划生育政策所呈现出来的历史细节，反思其间沉痛的人性代价与生命代价。如果说，计划生育所带来的生命之痛、人性之痛具有某种原罪性质的话，那这种原罪也是现代性之罪、宏大历史之罪，正如任何革命与战争都有原罪、都伴随着牺牲一样，但这种原罪不应由姑姑来承担，它与个人的善恶人性和道德无关，姑姑是将计划生育政策作为一种“信仰”来执行的，她是高度符号化了的时代英雄，是以忘我的甚至无我的“螺丝钉”精神去服务革命或进步事业的，她没有选择，没有退路，某种意义上她不过是制度或事业的一个工具，她其实也是受害者和牺牲者。在那些匪夷所思甚至惨烈的计划生育措施面前，我们惊讶地发现，计划生育已成了某种“战争思维”的替代物，成了姑姑追求人生至善的职业理想。而姑姑本人其实并不是一个内心坚硬的“冷血动物”，她内心的柔软与善良在“为牛接生”一章中有生动的表现，正如母亲所说：“人家都说你是菩萨转世，菩萨普度众生，拯救万物，牛虽畜类，也是性命，你不能见死不救吧！”姑姑与牛相见的一幕更是感人至深：
那母牛一见到姑姑，两条前腿一屈，跪下了。姑姑见母牛下跪，眼泪哗地流了下来。
我们的眼泪也都跟着流了下来。
如此感人的场景、如此温暖的文字在莫言的小说里是少见的，但在姑姑这儿莫言却是水到渠成、自然而然。在作家笔下，姑姑的人性也是单纯、洁净的，即使在“文
革”那样的荒诞场景里，在县委书记杨林为求生而“变节”的情况下，姑姑依然那么坚定而崇高地捍卫着自己的清白：
上来一个矮小敦实的女红卫兵，手提两只破鞋子，一只挂在杨林脖子上，一只挂在姑姑脖子上。姑
姑后来说，反革命，特务，这些罪名都可以忍受，但
绝对不能忍受“破鞋”的称号。这是无中生有，奇耻
大辱！姑姑立即把脖子上的破鞋摘下来，用力撇去。
那只破鞋，竟像长了眼似的，落在黄秋雅面前。
女红卫兵蹦了一个高，揪住姑姑的头发，使劲往下拉。姑姑昂着头，与那女孩僵持。姑姑，您低头
吧，您如果再不低头，只怕您的头发连同头皮都会
被揪下来啊！那胖女孩少说也有一百斤重，她双手
揪住您的头发，已经悬空吊在您身上了。姑姑猛然
一甩头，像一匹摆动鬃毛的烈马——
—那女孩手里攥着两绺头发，跌落在台子上。姑姑的头上渗出鲜
血——
—姑姑的头上至今还留有两个铜钱大小的疤
痕——
—血流到姑姑的额头上，流到姑姑的耳朵上。
她的身体挺立不弯。台下一片肃静，一匹拉车的毛
驴，仰着脖子，发出高亢的叫声。没听到母亲的哭叫
声，我心里一片灰白。
在“文革”那样的黑暗岁月里，能有姑姑这种感人操守与品格的人能有多少呢？这样洁净而纯粹的人会是“罪人”吗？然而，王仁美的死、王胆的死却都最终成了姑姑内心沉重的枷锁，那些被流掉的孩子们，那些死去的孕妇们，都化作了复仇的青蛙，让姑姑无处遁藏。姑姑最终嫁给了擅长捏泥娃娃的郝大手，幻想用那些活灵活现的泥娃娃来平息内心的不安、来救赎自己的灵魂。很难说，这种赎罪的梦想就能真正安妥她的灵魂，但是她至少在幻象的世界里实现了对历史和现实的某种超越。而且，在我看来，姑姑与其说是赎罪，不如说是表达了一种对生命本身的敬畏与爱，是对生命本身的一种亲近与怀念。
当然，在《蛙》中莫言对计划生育制度的反思，不仅集中在该制度造成的人性创伤以及由此而来的现代性焦虑的合法性与合理性的思索上，也不仅表现在对人物的精神救赎的艰难历程的展示上，更有着强烈的现实批判力量和寓言意味。在对计划生育有关的生命史和精神史进行原生态追问与呈现的同时，小说更以犀利的笔墨将计划生育制度在信仰缺失的当下社会所面临的怵目惊心的尴尬境地与荒诞景象进行了尖锐的批判。在作家笔下，作为人类对自身理性约束方式的计划生育政策现
已成了某些别有用心的人的发财工具，成了某些走投无路的穷人的谋生之道，成了某些有权有势的人物的“生育特权”。有钱的破烂王用大笔的罚款可以公然漠视计划生育的约束，而当代商品经济对人性的控制也到了骇人的地步。袁腮利用代孕谋利甚至带有半黑社会性质，孩子成了出卖的商品，而陈眉等女子却因家庭贫困被迫沦为“孕奴”，忍受着母子分离的巨大痛苦，那在现代作家柔石笔下《为奴隶的母亲》中出现的“因贫代孕，以替富人传宗接代”的故事情节，竟然荒诞地“再次”出现在了我们当代社会，这是怎样的令人震惊！
艺术层面上，《蛙》所创造的“互文对话性文本”也有魔术的光亮。有的批评家曾撰文指出，莫言的小说语言具有极强的“文本可逆性”，可以在同一文本中将内在冲突的叙述声音和叙述姿态融汇为一体，呈现出一种互文性的“深刻的混沌”。例如，小说《丰乳肥臀》、《檀香刑》等，可以将不同的意识形态和人性观念演化成一股泥沙俱下却恢弘无比的“语言流”。不过，这种互文性的处理固然可以更为客观地表述历史，传达细微的人性感受，但是，在形成文本的多声部的同时也容易削弱文本的现实批判力量和叙事的硬度。比如，《檀香刑》中眉娘、赵甲、孙丙等不同人物对同一历史事件的不同描述，具有多声部的“互文”效果，但对酷刑的“过度展示”某种程度上也导致了“认同酷刑”的心理弱势。这种情况在随后的《四十一炮》、《生死疲劳》等小说中有所改变。《四十一炮》中，莫言利用“肉神庙”形成了叙事的“风流眼”，不同的叙事时空和叙事线索都在这里互相交涉缠绕，最终强化了肉神庙之于中国现代化进程的象征性。而《生死疲劳》则进一步扩大了感受性的互文范围，小说以奥维德《变形记》式的错位性戏拟拓展成了人类和动物之间“生死轮回”的空间化历史绝望感。而《蛙》则又有创新。小说以新中国成立初期、“文革”、改革开放、新世纪这四个不同的历史空间作为小说展开的背景，围绕“计划生育”的不同叙事，努力使得这四个时空的“计划生育故事”形成互文参照性，从而达到历史反思和人性高度的统一。同时，小说中也镶嵌入了不同的文体，例如，每个章节都以主人公蝌蚪（万小跑）和日本友人杉谷义人的通信形成对下面故事情节的某种“预叙”，又能从一个比较超然的现在进行时角度，对这些历史中发生的故事进行审视。这种以书信体和小说形成互文的方式，在莫言的短篇小说《月光斩》中也有过类似尝试。而在小说结尾，莫言则用戏剧的形式，对整部小说的某些故事（如陈眉代孕的悲惨经历）构成某种程度的“补叙”。可以说，不同的历史
场景、不同文体之间的互文性冲突、镶嵌、改写和融合，不但没有产生出互相消解的解构作用，使文本呈现出主体间性的交流与对话，反而使得文体狂欢转化成了更为强烈的批判焦虑，强化了潜在的叙述主体的现实批判力量与对人性美的深沉呼唤。特别是小说结尾出现的九幕剧《蛙》更是非常出彩，它不但再现了小说中陈眉和陈鼻的悲惨遭遇，而且让陈眉打破时空限制，打破舞台的限制，以古代人的口吻出现在现代派出所，以现代人的身份出现在电视剧中的民国大堂，在历史痕迹的缠绕互文中，以一种朴素的民间道德姿态，既控诉了袁腮之流不择手段的当代物质崇拜，也反思了中华民族为繁荣和富强所付出的巨大人性牺牲，批判了在中国充满悖论的现代化进程中顽固的国民性痼疾以及由此而来的人性悲剧宿命化的延续性。
《蛙》的叙事和语言对比于莫言过去的作品无疑是干净而内敛的，莫言放弃了他最为擅长的泥沙俱下的描述性语言流，也没有利用众声喧哗的民间口语，而是力求返璞归真用超然的第三者视角朴素、简洁、干净地讲述催人泪下的故事。这也许是莫言在批判与责疑声中的自我改造与升华吧！小说开篇第一段家乡孩子把身体器官命名的“土名”改为“优雅而别致”的“雅名”举动，在我看来无疑正是莫言本部小说语言风格改变的注脚：“先生，我们那地方，曾有一个古老的风气，生下孩子，好以身体部位和人体器官命名。譬如陈鼻、赵眼、吴大肠、孙肩……这风气因何而生，我没有研究，大约是那种以为‘贱名者长生’的心理使然，抑或是母亲认为孩子是自己身上一块肉的心理演变。这风气如今已不流行，年轻的父母们，都不愿意以那样古怪的名字来称谓自己的孩子。我们那地方的孩子，如今也大都拥有了与香港台湾甚至与日本韩国的电视连续剧中人物一样优雅而别致的名字。那些曾以人体器官或身体部位命名的孩子，也大都改成雅名，当然也有没改的，譬如陈耳，譬如陈眉。”《蛙》无疑也是一部“雅名化”之作，唯愿莫言不是被顾彬之流以及某些标准很高的批评家“被雅名”。但说实话，我还是不太习惯一个文质彬彬、西装革履的莫言，而是更喜欢那个粗野的、狂放的、不按常规出牌的、充满“土气”的莫言。好在，《蛙》还是贯穿着一片嘹亮的具有穿透力的蛙声，在蛙声中我可以不去想象莫言形象的改变，而是专注地触摸其中华丽却锋利的思想刀锋并久久地感动并沉思。■
（吴义勤，中国现代文学馆副馆长、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