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稿日期:2008-07-19
作者简介:马岭(1960-),女,河北邢台人,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法律系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宪法学。
1 [英]约翰?密尔著:5论自由6,程崇华译,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81页。虽然密尔主要是强调/个人损害原则0,即/强制某个人的自由权0是为了防止/损害其他特定的个人0,但范伯格教授认为/密尔的主张包含有公众损害原则和个人损害原则这两个方面。0[美]J .范伯格著:5自由、权利和社会正义)))现代社会哲学6,王守昌等译,贵州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33页。
o /他人0也不能限制或剥夺这些权利和自由,但这种对他人的限制虽然也是对个人的一种限制,却不是对作为这一权利享有者的个人行使这些权利的限制。如甲有思想自由,意味着国家不能限制其思想自由,他人(如乙)也不能限制其思想自由,甲的思想自由是不受限制的。思想自由对个人的限制是对/他人0的限制而不是对甲的限制。
文章编号:CN 53-1143/D (2008)05-0028-05
法学论坛
权利冲突与权利位阶
马 岭
(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法律系,北京100089)
摘 要:大多数权利的行使都可能与他人权利发生冲突。/权利冲突0在判决之前是存在的,在判决之后则转化为合法与违法的问题。确定权利位阶是权利冲突的重要解决方式,划分宪法权利位
阶的意义在于对立法的指导和规范,划分法律权利位阶的意义在于对司法的指导和规范,而对于立法者没有解决或难以解决的权利冲突则需留待司法加以解决。权利冲突是永恒存在的,而法律确定的权利位阶所能发挥的作用却是有限的。
关键词:权利冲突;权利位阶;立法;司法;权利体系
中图分类号:DF0 文献标识码:A
一、关于权利冲突
根据矛盾的普遍性原理,矛盾是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都存在的。因此,在权利领域,不仅权利与权力之间总是存在矛盾,权利与权利之间也不可能没有矛盾,有矛盾就难免冲突。个人有权利但不得侵犯他人的同等权利,这一权利界限原则源自平等原则,平等要求每个人享有同样的权利。密尔认为,/一个人的行为的任何部分一到有害地影响到他人的利益的
时候,社会对他就有了裁判权0,1
/人类之所以有理有权可以个别地或者集体地对其中任何分子的行动自由进行干涉,唯一的目的就是自我保护。,,防止他对他人的伤害。0/我们努力加以阻止的行为一定
是给其他公民产生伤害的行为0。[1]
一个人的自由通常/只能与另一个人受约束为代价才有可能。,,在我们自己生活的世界里存在着冲突和竞争,这是消除不了的事实。按照无政府主义者的公式-所有人都有完全的自由权.,只能意味着强者比弱者拥有更大的自由权,而且对任何人来说都将是靠不住的自由。0例如,假设所有人都有每夜在某人/窗前举行嘈杂聚会的自由,都有将其财产据为己有的自由,0那么,此人/怎么能够同时随意自由地行动呢?他怎么
能够在夜晚安稳地睡觉呢?他怎么能自由地独自享
用他的家产呢?0[2]
因此,权利一般都是附带条件的,/所谓普遍权利或基本权利,并不是不附带条件,而是只附带着最基本、最低限度的条件。通常,这一最
低限度的条件就是不损害他人。0[3]
我国宪法第51条中也规定/公民在行使自由和权利的时候,不得损害,,其他公民的合法的自由和权利。0这一条文暗含着个人之间/权利冲突0的可能性,使/权利冲突0作为一个真问题至少得到了宪法文本的支持。个人与个人之间的矛盾冲突既然在现实中客观存在,而且如果不对此加以适当调整就可能升级而导致互相伤害,进而引发社会矛盾,影响社会秩序和公众安全,那么法律就有介入的必要。
并非所有的权利行使都会构成对他人权利的侵犯,如思想自由、信仰自由、良心自由等就没有界限,不可能侵犯他人的任何权利。思想自由、信仰自由、良心自由等权利主要是针对国家权力而言的,它们是国家权力行使的界限,国家权力对这些个人权利只能
保障而不能限制或剥夺。o
在个人之间,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思想、信仰、良心,他们可能因思想观念的分歧、因信仰的不同而发生矛盾和冲突,但他们都必须
2008年9月
第21卷 第5期
云南大学学报法学版
Journa l of Y unnan U n i versity L aw Editi on
Septe m be r ,2008V o l 121 N o 15
承认对方有思想、信仰、良心的/自由0。一个人可能因为信仰某一宗教而令其不信仰该教的父母或配偶等人痛苦,但他并没有侵犯父母等人的权利,他们之间的矛盾冲突并不是权利冲突。在这里,思想的矛盾不等于思想自由的矛盾,信仰的冲突不等于信仰自由的冲突,恰恰相反,思想自由、信仰自由正是为了保障人们之间各种矛盾的思想和各类冲突的信仰都能够/和平共处0,而不是要求/统一0思想和信仰,思想和信仰以及良心的/自由0本身就意味着承认思想、信仰、良心的差别和多样性,而不是要抹杀这种差别。除了思想自由、信仰自由、良心自由之外,有的权利也具有绝对性而不构成对他人或社会的任何威胁,如/不遭受不人道的或残酷的待遇,不受拷打和野蛮对待的权利。,,没有任何东西在其本性上会造成这种权利与别人的同类性质的权利之间的冲突。联合国宣言第5条的-禁止拷打、虐待,,不人道的待遇.可以被认为是赋予一种很强烈意义上的人权,即一种不仅是普遍意义上的和不可转让的权利,而且也是绝对的权利。0[2]p140因此,我们不能以维护国家利益、社会利益的理由拷打、虐待囚犯或所谓的/阶级敌人0,也不能允许家长以任何理由殴打、虐待自己的孩子,囚犯的人道待遇权和孩子的人身权、健康权都不危害国家和社会的利益,也不会与他人的权利构成冲突,或者可能危害国家的/眼前0利益或构成与他人的权利冲突时也应当成为优先考虑的权利。
然而,大多数权利都是有界限的,由法律划定这个界限的时候,表现为权利的法定界限,目的是为了解决法律上的权利冲突。有学者认为/权利冲突0是一个伪命题,因为/任何权利都有自己的特定边界(范围),只要人们找到了边界,不越雷池一步,根本就不会发生所谓的权利冲突。0[4]笔者认为,权利冲突是存在的,上述观点听起来似乎很有道理,因为它在某种意义上有它的合理性。关键在于,权利冲突是在什么意义上存在、在什么条件下存在的。例如,张三在自己家里弹钢琴,这是他的娱乐权,张三的邻居李四在自己家里午睡,这是他的休息权,它们都是合理合法的权利,但张三的娱乐权可能侵犯李四的休息权,这样就构成了权利冲突,我们不能否认这种权利冲突的存在。问题是,张三有弹钢琴的权利,但他在深夜或午休时间弹钢琴,或弹钢琴超过一定的分贝影响了李四的休息权时,此时张三的娱乐权是否还能成立?它是否已经构成了侵权?如果构成的话,它是否还是一种权利?越界的权利还是权利吗?即,张三和李四的冲突是非法行为与合法行为的冲突,还是权利与权利的冲突?张三越界的行为如果不受法律保护,就不再是/权利0,因而也就不构成与李四的休息权之间的/权利0冲突。笔者认为,张三的权利是否越界需要由法院作出裁决,在法院没有裁决之前,由于立法上的规定不够明确,张三和李四的权利冲突是存在的。在冲突时他们各自都认为自己的权利是合法的,是受法律保护的,在立法不明确、法院又未肯定一方越界时,我们必须假设双方的权利都是存在的, /权利冲突0由此而形成。因此,只有法院判决张三的行为越界后,张三的行为才为非法,这时它们就已经不是权利冲突,而是一方的非法行为侵犯另一方的合法权利,此时/权利冲突0就已经不再存在。因此,法院判决是一个关键,在判决之前/权利冲突0是存在的,在判决之后则/权利冲突0已经转化为另一个问题)))合法与违法的问题。/只要人们找到了边界,不越雷池一步,根本就不会发生所谓的权利冲突0,问题是,在/找到边界0之前,人们是可能/越雷池0一步的。/边界不清0可能是法律的疏漏,不能因此而否认权利的存在,当法律没有明确某种行为违法时,就应当假定该行为合法,就应当允许人们做这一行为,只有立法或法院的判决明确某行为非法后,该行为才被禁止,我们不能因为法院后来判决其行为越界而否认该权利在这之前是作为权利存在的。何况无论立法者多麽严谨,面对复杂多变的社会生活,法律的疏漏都是难以避免的。有时候,正是人们不断地对边界不清的权利地带发起挑战,才促使法律不断完善,恰恰是通过/权利冲突0人们才逐渐找到了/权利边界0。1也正因为权利之间存在冲突,才给司法留下了自由裁量的空间,而司法对权利冲突的裁决总是发生在权利冲突之后,人们因为没有找到权利边界或对权利边界有异议才发生权利冲突。否认权利冲突实际上是过高估计了/立法技术、司法解释、法律原则、公序良俗等0[4]的作用,过高估计了人的认识能力,以为权利边界是可以通过人为手段事先完全掌控的。
如果法院判决张三的行为并不越界,如他弹琴的音量没有超过法定的分贝,而且只在每天下午弹一个小时,他们之间的冲突是由于李四过于喜欢安静,或由于某种创伤性经历而对钢琴声过于敏感,或者李四有失眠、神经衰弱症等等的原因所致,那么/权利冲突0是否还存在呢?张三在法定的范围内弹琴,没有越界,他与李四的冲突是由于李四对自己的休息权主张过度所致,那么李四是在滥用休息权吗?休息权作为一种被动形态的权利很难独立地被滥用,而诉权虽然是一种主动形态的权利,但在这里也不存在滥用的问题,因为诉权作为一种/救济权利0是必须/在原有权利受到损害0后产生的,而其/权利受到损害0只是
权利冲突与权利位阶
1/冲突意味着矛盾的产生、出现和存在,也就会引来关于解决矛盾、冲突的问题思考。比如,通过研究,我们能否提出一些关于解决权利冲突的原则,再进一步,能否经过论证,将这些原则上升为法律原则甚而法律规范,以便在司法中去操作。0刘作翔著:5法理学视野中的司法问题6,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204页。
权利人自己的判断,权利是否真的受到损害最终要由法院作出裁决,在法院作出判决之前,权利人因自己判断自己的权利受损而行使诉权,不能因此认为这是滥用诉权。因此如果法院判决李四败诉,就意味着李四对自己的休息权主张过度,在这里,休息权和主张权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是休息权和诉权相结合后产生的后果。李四有休息的权利,但李四不得以休息的名义完全剥夺张三弹钢琴的权利(禁止张三在自己家里的任何时间弹钢琴)。此时李四必须调整自己以适应/环境0(如治疗失眠、神经衰弱症,如果可能的话搬到一个安静的环境居住,等等)。
二、关于权利位阶
权利既然存在冲突就需要解决这些冲突,而权利冲突的重要解决方式,就是确定权利位阶。权利位阶与权利冲突有密切联系,但又不完全相同,权利位阶只能发生在不同权利之间,而权利冲突可能发生在不同主体之间(如/我0的抚养权和/你0的抚养权之间的冲突),也可能发生在不同的权利之间(如我的/娱乐权0和你的/休息权0之间的冲突)。发生在不同权利主体之间的同一权利的冲突(如都是抚养权)不是权利位阶所面临的问题,因为它们属于同一位阶的权利,只是权利的主体不同,而法律一般规定权利主体应具有平等性,如果因为资源稀缺等因素而产生冲突,一般通过/不同情况不同对待0、自由竞争、尊重习惯等途径解决。1现实生活中发生的权利冲突以不同主体之间的/不同权利0的冲突居多,而不同主体之间相同权利的冲突相对较少。
当立法者确定了相对明确的权利位阶后,司法、执法、守法就有了较为明确的行为准则。如果没有法律上的权利位阶,每一次权利发生冲突进入到司法、执法领域,都要由相关的司法、执法人员根据具体情况作出具体判断,将极大地增加司法和执法的成本,也不利于实现公平(给具体的司法和执法人员太大的自由裁量空间)和法制的统一。立法上的统一规范(包括划出大致的权利位阶)既是为了维护公平,也是为了节省资源,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确定权利位阶就是为了解决权利冲突。虽然,权利的位阶秩序/不可能形成像-化学元素表.那样先在的图谱0,但也并非完全/没有整体的确定性0。[5]我们不能将权利位阶划分得过于机械死板,但也不应完全放弃权利位阶的基本确认。
权利体系中的各权利是有联系、有不同作用的,因为人的需要不同(而不完全是社会需要不同),人有基本需要和相对次要的需要,这决定了权利在法律中的地位也有所不同。如民法对紧急避险中的利益判断,通常/生命权优于身体权和健康权;身体权和健康权优于财产权。0[6]也有学者认为在权利冲突中应当适用/一般利益优于特殊利益原则0,/具体地说,当两种权利冲突时,首先要考虑哪一种权利所带来的利益更具有一般性。对一般性的利益应给予优先保护。0如在普通市民的通行权和游行者的游行权、学校师生的教学权和小商贩的叫卖权之间发生冲突时,前者的利益更具有一般性,因而应得到优先满足。/但一般性权利的优先满足并不意味着完全禁止特殊的权利要求,由于特殊权利要求本身也是正当权利,所以,要给予兼顾。于是,在解决权利冲突问题时,还应坚持兼顾特殊利益的原则。当法律在解决这类权利冲突、考虑对两者的兼顾满足时,通常应要求特殊权利不得侵害一般权利,即一般权利应成为特殊权利的限制。0[7]
立法中的权利位阶是相对固定的,即使在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历史时期,权利位阶的先后顺序也不会有根本的改变。虽然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生存权、健康权、工作权可能是最重要的权利,而对发达国家来说,环境权、受教育权、社会保障权更受到重视,但这绝不是说,发达国家的生存权、健康权、工作权就不重要,或在权利位阶中这些权利排在较低的层次上,而是说这些国家的这些权利已经得到较好解决后,其权利关注点有所转移。对权利关注点的不同并不意味着权利本身的位阶发生了变化,不等于这些权利本身的地位不同。生存权、健康权、工作权不论在什么国家、什么时期都是比文化权、受教育权更重要的、更基本的权利。但是也有些权利因为性质不同而很难进行比较,如选举权和社会保障权,集会权和劳动权,它们属于人类的不同需要,劳动权、社会保障权在现代社会涉及到人的生存问题,似乎应该是更重要的权利,但选举权和集会权是自由人的基本需求,没有这些自由权而仅有劳动权的人不是现代社会的人,是仅仅活着但生命质量有缺陷的人,或者说不是现代民主宪政社会中的有尊严的人,而且没有选举权或集会权,公民的其他权利如劳动权、社会保障权等也很可能将最终没有保障。因此有的权利之间的位阶在立法上是比较好确定的,如生命权一般是高于财产权的,有的是相对比较难以确定的,如在立法上很难说劳动权和集会权谁更重要。宪法上规定的所有权利都需要立法者通过立法加以落实,立法者很难厚此薄彼。劳动权需要国家和社会拥有更多的资源才能实现,集会权却不一定有或不特别需要有这些要求,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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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如每个人都有上大学的权利,但在大学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就只能通过考试/优胜劣汰0。又如夫妻离婚后对未成年子女都有抚养权,但子女跟父亲还是母亲居住,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怎样对孩子的成长更有利。
这并不能证明集会权就高于或低于劳动权。1
权利位阶划定后,大多数权利冲突就比较容易解决了,但仍然有一些权利冲突是立法者没有解决、难以解决而只能留待司法解决的。立法不可能解决权利体系中的每一个具体的权利问题,同样立法也不可能为所有现实的权利冲突确定解决机制,因此需要法官对立法者确定的法律权利位阶进行补充或修正,通过个案处理显示出权利位阶的可调整性和解决权利冲突的灵活性。有时候,人们通过立法就能够知道权利位阶,如一个人从法律中知道自己的娱乐权不能建立在牺牲别人人身权的基础之上(不能以殴打他人来娱乐自己),因为人身权高于娱乐权;但有些人可能很难从立法中、而只能从具体的司法判决中才能明白自己的晨练权与别人的睡眠权孰高孰低。立宪者一般不会在宪法中直接明确地划出一个权利位阶图表,但在宪法权利规范的表述中有时候有较为明确的位阶显示,如规定某些不可克减的权利,那么这些权利相对于其他权利一般就具有更高的权利位阶。但更多的时候权利位阶是需要论证、推理的,这是立法者的职责,也是法学家的任务。如关于堕胎的合法性长期以来在理论界和司法实践中一直存在争议,争议的焦点主要是胎儿是否能够具有生命权主体资格,如果胎儿肯定是生命权主体,那么一个人(孕妇)的/人格发展权0是要让位于另一个人(胎儿)的/生命权0的,因为/生命权0优位于/人格发展权0(这是不同权利主体之间/不同权利0的冲突)。但如果产妇难产而涉及/保大人0还是/保孩子0时,此时是两个生命权的选择,而产妇的生命权是明确的、现实的,胎儿是否有生命权则还有争议,因此应尽量/保大人0(这是不同权利主体之间/相同权利0的冲突)。现在大多数国家的法律都明确规定当胎儿的生命与产妇的生命发生冲突时应以保护产妇的生命为先,在反堕胎最为激烈的美国也承认为了拯救母亲的生命,堕胎便是合理的。但法律对有些权利之间的地位规定是不明确的,如/代理生育0可能涉及捐献精子的父亲的权利和代孕母亲的权利之间的冲突(如二者都争夺抚养权),这一问题在法律上没有明确规定时,只有通过法官们对相关法律条文作出解释后进行裁决。o宪法权利位阶不同于法律权利位阶,划分宪法权利位阶的意义在于对立法的指导和规范,划分法律权利位阶的意义在于对司法的指导和规范。因此一般来说,宪法权利位阶相对于法律权利位阶可能较为模糊,因为立宪者留给立法者的空间总是比立法者留给司法者的空间要大。如果宪法中的权利位阶是存在的,明确的,那么立法者就必须在立法中遵守立宪者对权利位阶的这种确认,如果宪法中的权利位阶不那么明确,那么就意味着立宪者授权立法者在立法中自己寻找和确定权利位阶。/侵权行为法旨在规范不法侵害他人权益所生损害的赔偿问题,涉及到两个基本利益:一为被害人权利的保护,一为加害人行为自由。二者处于一种紧张关系。从被害人的观点言,无论加害人-有无过失.,对侵害其-一切利益.的-所有损害.皆应赔偿,最属有利。但此将严重限制加害人的行为自由,动辄得咎,难以预估其行为所生损害赔偿责任的范围,势必阻碍个人的人格形成和经济活动,对社会发展亦非有益。整个侵权行为法的历史就在于如何平衡-行动自由.和-权益保护.,其规范形式因地而异,因时而别,沉淀着不同社会的文化、经济制度、社会变迁和价值观念。德国哲学家康德云: -法律云者,实系个人恣意与他人的恣意得依一般自由原则相互结合的诸条件。.侵权行为法的主要任务即在于合理界限个人得发展其自由,追求其利益的范畴。0[8]因此/守望权利边界0是立法者面临的最棘手的问题之一。
宪法权利与宪法权利之间可能出现冲突,如全体公民中的每一个个体的众多权利之间不可能完全和谐,这种宪法权利与宪法权利之间的冲突一般由立法机关通过将其具体化为法律权利的方式加以平衡;宪法权利与法律权利之间也可能出现冲突,这种冲突一般由违宪审查机关通过宣布法律权利因与宪法权利相冲突而无效的方式予以解决;法律权利与法律权利也可能出现冲突,立法机关在立法中应当尽量平衡这种冲突,如果不能完全解决,那么就需要法官在司法实践中裁决,裁决的根据可能是彼此相冲突的法律权利的共同源泉)))宪法权利,也可能是权利实现的现实基础、权利的一般原理等等。
三、权利冲突存在的必然性与权利位阶作用的有限性
不论立法对权利位阶做怎样明确的规范,不论法院对相关权利冲突的判决多么公平,都不意味着冲突本身会消失,如要求弹琴的张三和要求休息的李四并不一定在法院作出判决后就能够从此和睦相处而不再因钢琴声而发生矛盾。法律不是灵丹妙药,能够完全彻底解决各种权利冲突,它只是控制权利冲突的程度,使之不致太激烈。要真正解决冲突,道德有时可能比法律更有效,这也是道德受到特别推崇的原因之一,如张三和李四可能通过协商达成互敬互谅,从而相安无事。但这只是一种可能性,许多个人之间的矛盾不是都能够经过协商解决的,往往是协商解决不了才寻求法律的帮助。法律也不能完全解决所有社会
权利冲突与权利位阶
1o/侵害权利之所以原则上即为不法,系以权利的内容可得明确界限为前提,例如生命、身体、健康、自由、所有权等是。若权利的内容过于
广泛难以明确界限时,如一般人格权或营业权,其违法性的认定,应依利益衡量及价值判断为之。0王泽鉴著:5侵权行为法6(第一卷),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32页。
有关案例可参看/斯特恩代理生育案0,邓冰等编译:5美国联邦法院经典案例选大法官的智慧6,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86-90页。
矛盾(包括个人之间的矛盾),所以矛盾才永远存在,才具有一种普遍性、永恒性。因为法律不能解决所有矛盾而对法律失望的人,并不是法律有问题,而是他们对法律的期望值太高,或他们对社会的期望过于理想(要求所有的社会矛盾都应该被/解决0,进入一种没有矛盾的绝对/和谐0状态),这是从法律万能的极端走向法律虚无的另一个极端。/法律不能完全解决社会矛盾0不等于/法律完全不能解决社会矛盾0,法律解决矛盾冲突的作用是应当被充分肯定的,但这种/解决0在很大程度上是控制矛盾冲突的程度、规模和发展蔓延,而不是彻底根除矛盾冲突。
在我国目前的社会中,人们之间的/权利冲突0明显增多了,其原因有学者认为主要有三:一是中国正在发展中的、尚不完善的市场经济和原有的、尚未彻底转轨的计划经济的矛盾和冲突;二是中国正在发展中的法治和法治尚不完善、不完备的矛盾和冲突;三是中国公民权利意识的不断增强和全社会公民权利意识发展不平衡的矛盾和冲突。[7]p169-180也有学者从交往的角度论述了权利冲突增加的原因,认为/随着社会生活的发展,人们的交往日益频繁,这种权利的相碰撞的可能性日益增加,我们事实上总是处在一种权利相互性的境地。0[9]笔者认为权利冲突不仅是一个社会转型时期面临的问题,而是任何社会面临的永恒话题,在社会转型时期权利冲突可能加剧,但我们很难说转型时期过后权利冲突就会自然减少,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变化、人们的交往日益频繁以及权利意识日益增强等等都是导致权利冲突增多的重要原因。也有时候仅仅是因为社会资源的缺乏,使各方原本都有的法律赋予的正当权利在一定条件下发生了冲突。如张三和李四的权利冲突之所以发生,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们是邻居0这个客观条件,/邻居0意味着他们彼此的距离太近,空间上的近距离使他们原本都享有的权利不能充分满足。张三弹钢琴的权利本身并非不正当,只是由于时间、空间的限制而造成了对他人权利的侵害,一旦这种时间、空间的限制消除(如张三在自己的别墅中、或在自己山里独居的家中弹钢琴,附近没有人居住),就不存在权利界限问题。一个人在自己家里弹钢琴或做其他许多事都属于他原本就有的自由和权利,法律对这一权利的限制是以一定条件为前提的。而工业社会使人们的居住越来越集中(后工业社会有某种回归前工业社会的趋势),人们之间的矛盾因为/近距离0的大量接触(不仅在居住方面,而且在工作、娱乐等各方面)而增多了,加剧了,这也是/权利冲突0频繁发生的原因之一。
研究/权利冲突0问题的意义在于承认人与人之间是可能发生权利冲突的,当冲突发生后,人们可以运用法律手段来解决,将人们之间事实上发生的权利冲突问题转化为一个/合法与非法0的问题。如果说划分权利位阶主要是立法者解决权利冲突的方式,那么解决具体的权利冲突在很大程度上要依赖司法发挥作用。但不论立法还是司法,法律面对复杂的社会所能够发挥的作用都具有局限性,所以权利冲突是永恒存在的,而权利位阶所能发挥的作用总是有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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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 ights of the conflict and ri ght-band
M a L ing
(La w Depart m en,t Ch ina Youth Po litica l Co llege,Be ijing100089,Ch i n a) Abst ract:The exerc ise o fm any rights m ay conflict w it h other rights.R i g hts o f t h e con flict ex ist before judge-m en,t after j u dge m en,t it has changed to the proble m abou t legal and illega.l Deter m ing right-band is an i m portant w ay to so l v e those con flicts.The m ean i n g o f disti n cting the Constitution ri g ht-band is to gu i d e l e g i s lation and the m ean i n g of disti n cti n g ri g ht-band of la w is to guide justice.H o w ever,fo r so m e ri g hts of the con flict t h at w ere not solved by leg islators,they are still needed to be solved by j u sti c e.R ights of the con flict ex ist forever and t h e role of right-band is li m ited.
K ey W ords:rights of the con flic;t right-band;leg islation;right syste m
责任编辑:姜昕
云南大学学报法学版
冲突处理的方法 个体以不同的方式处理人际冲突。图1提供了理解和比较5种人际冲突处理方式的模型。根据这些方式在2个维度上的位置来确定他们究竟是哪一种，即对自我的关注和对其他人的关注。要满足你自己利益的愿望依赖于你追求个人目标的武断或不武断的程度。你想满足其他人的利益的愿望取决于你合作或不合作的程度。5种人际冲突处理方式代表了武断性和合作性的不同组合。尽管你对一种或两种方式有着自然的倾向，但当情境和相关的人员改变了的时候，你就会用到所有这些方式。 图1 人际冲突处理方式 1. 回避方式 回避方式指不武断和不合作的行为。个体运用这种方式来远离冲突、忽视争执，或者保持中立。回避方式反映了对紧张和挫折的反感，而且可能包括让冲突自己解决的决定。由于忽视重要的问题会使他人感到灰心，所以总是使用回避方式常导致他人的不利评价。这一方式可以由以下的表述来阐明。 ?如果有规则，我引用规则。如果没有，我让其他人自由做出他的决策。 ?我通常不会说出会引起争议的观点。 ?我避开那些引起我与朋友们争论的问题。 ?这就行了。不管怎样，那都不重要，让我们不要画蛇添足了。 当尚未解决的冲突影响到目标的实现，回避方式将导致对组织的消极结果。这种方式在某些情况下可能是适当的，即包括当a. 问题很细小或者只有短暂的重要性，所以不值得个体耗费时间和精力去面对冲突；b. 个体在当时没有足够的信息来有效地处理冲突；c. 个体的权力对其他人而言太小以至于没有机会来形成变革；d. 其他人可以更有效地解决冲突的时候。 2. 强迫方式 强迫方式指的是武断和不合作的行为，同时也代表了对人际冲突的赢－输方法。那些运用强迫方式的人努力达到他们自己的目标而不考虑其他人。这一方式包括强制性权力和控制的方面。它将帮助个体获得个人目标，但是就像回避方式一样，强迫倾向会导致他人不利的评价。强迫方式可以由以下的描述来阐明。 ?我喜欢直截了当：无论是否喜欢，按我说的去做，也许当其他人有了我的经验时，他们将记住这一点并给予更好的评价。 ?我使其他人确信我的主张的逻辑和好处。 ?在争执中我坚持自己的见解。
隐私权制度中的权利冲突(一) 摘要]现代社会，隐私权日益成为一项重要的人格权。基于隐私权概念的不确定性和法律的局限性，隐私权与其他权利的冲突不可避免。解决的方式有立法和司法两种。其中利益衡量方法发挥着重要作用。最后，本文以隐私权与表达自由、知情权的冲突为例就此展开探讨。关键词]隐私权；权利冲突；利益衡量 有权利必有冲突，权利冲突普遍存在，不可避免。依据通说，所谓权利，无非是由“特定利益”与“法律上之力”两要素构成。1]现代社会，社会发展，经济进步，新型利益不断涌现。法律也相应地突破传统的严格规则主义，通过判例、学说、诚信原则、公序良俗等方式赋予法官自由裁量权。利益与法律之力两因素的嬗变也使得权利的类型和范围日益广泛化、普遍化、多样化，远远超出了传统的楚河汉界、黑白分明的模式。在此背景下，权利冲突的问题也就应运而生了，特别是在新兴的人格权领域尤为突出。本文拟以隐私权为中心就权利冲突问题予以探讨。 一、隐私权的建构与权利冲突 现代社会，因为科技及大众传媒的发展，增加了隐私暴露的可能性与损害的严重性，随着人口增多，都市人口日益密集，由于现代社会生活压力的增大，人们对于暴露在公众中感到日益敏感，这种法感情和人格意识导致隐私得以成为一项权利。隐私权（therightofprivacy）一语最早由美国学者萨缪尔·D·沃伦和刘易斯·D·布兰戴斯于1890年在《哈佛法学评论》（第四期）发表的《隐私权》一文阐发。其后，美国法律与判例逐渐承认了隐私权。随着现代文明的进步与普及，信息技术和传媒手段的发达，隐私权保护更为急迫，隐私权遂在世界范围内得到广泛承认，许多国家的宪法、法律相继确认隐私权。如德国等大陆法系国家民法传统上虽无隐私权的概念，但通过宪法确立的一般人格权，亦将隐私纳入法律保护范围。现代隐私权的保护更趋于国际化，为许多国际人权公约所肯定，如1950年《欧洲人权公约》、1966年《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公约》等。 隐私（Privacy），是指自然人与公共利益无关的个人私生活领域，就其范围而言，包括私人信息、私人活动和私人空间，就其目的而言，可分为私生活秘密、私生活安宁和私生活决定等，其宗旨在于合理划分公共利与私人生活，保障私生活自由，是一个健康的多元社会的根基所在。隐私权为绝对权，任何人对于他人的隐私，都负有不得侵害的消极义务。未经本人同意，禁止非法窥视、窃听、刺探、窃取、偷录、偷拍、披露他人的私人信息，侵入他人私人空间，跟踪、骚扰他人私人活动。否则，即构成对权利人隐私权的侵犯，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但是法律对一种权利的确认，则意味着对其他人行为自由的某种禁止。权利的冲突在制度经济学上称之为权利的相互性，即如科斯所指出的，“避免对乙的损害将会使甲遭受损害，必须决定的真正问题是：是允许甲损害乙，还是允许乙损害甲？”2]有的学者认为，所谓权利冲突是一个伪问题，只要权利的边界能够确定，则权利之间的冲突实际上并不存在。3]此种观点值得商榷。就隐私权而言： 第一，隐私权概念本身就是权利冲突的产物 隐私权不是天生就有的，而是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的产物。特别是大众传媒的勃兴对人们关于隐私的权利意识起到了刺激和催生作用。沃伦和布兰戴斯首倡隐私权概念的肇因即为其举办的一场私人聚会被当地的媒体不当曝光，造成当事人情感的伤害。由于文明进化，在紧张复杂的社会生活压力下，人们对公开变得敏感，该种法益有法律保护之必要。人们日益意识到免于其私生活公开是一项重要的法律利益，从而由此产生出一种正当性的权利诉求。这种诉求本身就是大众传媒、公众评论侵入私生活领域而产生的一种反动。由此可见，隐私权作为一种权利的诞生过程，本身就是权利冲突的产物。主张隐私权的人认为自己私生活秘密的权利具有正当性，而与之对立的权利人认为自己的言论自由或知情权具有正当性，在这种权
法律与道德的冲突 一个开放的社会首先应是理性有序的社会;一个文明的社会首先应是婚姻道德严谨的社会。婚姻道德是人类最早产生的道德情感,其稳定了家庭、稳定了社会,爱情与责任的统一正是婚姻道德的要求与表达。 在文明社会,为了更好地实现这种婚姻道德,法律给予了婚姻更多强有力的保障。婚姻既是一种伦理关系,又是一种法律制度,不管从婚姻的起源还是从其属性来看,婚姻都应当是既合乎法律也合乎道德的。 然而,当法律给婚姻注入自由因素,并使其逐渐从家族、社会中脱离出来而成为个人的私事时,社会中便出现了许多不合乎立法原旨的不道德婚姻,发生在浙江萧山的某些入赘婚即是其中之一。舍弃了责任、情感、平等与幸福,婚姻成了手段、人成了工具、法律成了借口,即法律给予了婚姻一个隐藏其不道德内在的合法躯壳。 “一切法律在根本上都不可能与伦理道德无涉;理论上如此,实践上同样如此。历史证明,法律有效性的大小程度取决于它所获道德支持的广泛程度。 ”法律从婚姻家庭道德出发,给婚姻规定了许多保障原则,法律赋予婚姻自由,却似乎又破坏了婚姻自主权;法律让婚姻重视人轻视财产,人却似乎重视财产轻视人;法律意图保障婚姻幸福,“幸福”却似乎成了手段,原来法律并不审查“幸福”。由此,在法律与道德的双重缺失下,法律原初的目的被利用也就理所当然了。 法律的内在道德意欲让人类的婚姻既是合法又是道德的,这样才符合人类对美好生活的愿望,然而“法律并不可能强迫一个人做到他的才智所能允许的最好程度。要寻找可行的裁断标准,法律必须转向它的‘表亲’,即义务的道德。 ”“法律之于道德当然要有所贡献,在特定的社会环境下,法律不仅应当成为
道德的守护神,而且应当是培育新道德的契机。假如法律不能恰当地形式化,则不仅法律之为法律不复存在,而且道德之本性也将被违犯,最终,将既损害道德,也损害它本身。 ”而在本文所论述的这类婚姻中,法律正是本着更好地维护社会道德伦理出发来保障婚姻,然而最后被愚弄的不仅是道德,也是法律本身。“法律既不能远离伦理习俗,也不能落后太多。 因为法律不会自动地得到实施。必须由单个人来启动、维持、指导法律装置的运转;必须用比法律规范的抽象内容更全面的事物,来激励这些人采取行动,并确定自己的行动方向”。 因而,在法律与道德结合得最紧密、冲突也最多的婚姻领域,需要找到一个合适的定位和标尺,让法律与道德携手合作,在各自的职责权限范围内各司其职、互动融合、优势互补。笔者认为,重视法律目的亦即平衡法律与道德,即不仅应注重法律的运行实效,也应重视法律理想的作用。 “过去强调了法和伦理的分离,但是现在两者的关联性的主张成为我们关心的对象。法和伦理这样一个非常古老的问题,再次在新的聚光灯下的亮相,要求我们加以新的反思”。 穷根溯源,法律与道德的冲突之所以是一个亘古不变的话题,乃是因为任何制度的存在,都必须从人的内心情感中寻找根据;而任何制度要得以维持,也必须从人的情感中得到解释。即法律与道德都是起源于对人性的满足或遏制,由人发明又运用于人。 缺失了情感、责任、尊严与幸福,婚姻又回归到了原始社会最初的“自然规律”。而为满足人的社会性出现的法律与道德也最终被这种人性的两面性及不确
案例分析成绩2002级第十讲 权力和冲突本讲主要内容一权力概述二权力与威信三有关权力的其他问题四组织中的政治行为五冲突管理六群体间关系一权力概述权力的定义权力是一个人或群体对其他人或群体施加影响使其按照施加者的意愿去行事的能力权力的特性1权力具有情景性2权力是潜在的 3权力是依赖的函数 4被影响者的行为有一定自主权5权力可应用于群体内和群体间行为的概念上领导与权力的关系联系领导者将权力作为实现目标的手段区别 1目标的相容性方面不同 2影响的方向不同 3侧重点不同权力的基础弗伦奇RP French和瑞文B Raven 的分类法强制性权力奖赏性权力法定性权力专家性权力参照性权力◆权力过程模型接受权力作用的对象所具有的特征个性自信心低的人具有外控性或具有依从性人格的人容易服从权威需要有强烈情谊和归属需要的人易服从和接受权力的影响性别过去的研究表明男性较倾向独立自主女性则较容易接受权威影响文化社会文化价值观对人们接受权力影响的能力有重大影响情景性因素重要性个人或群体拥有的资源的重要性是决定权力的重要因素对于组织来说总是力图避免不确定性的发生减少不确定性的能力能提高一个群体的重要性进而提高其权力稀缺性一个人或一个群体拥有的资源越稀缺他们就越具有较大的影响力不可替代性一种资源越是没有替代物拥有这种资源的个人或群体的权力就越大合作策略▲组织中的个人之间或群体之间采取何种态度和方式交往称为合作策略合作策略对个人或部门的权力也有影响它由三种形式▲协议式双方就未来如何交往进行有保证的控制通过谈判达成一定的谅解与协议这种协议增加了双方之间的相互依赖关系的稳定性从而使双方各自获得一定的权力▲容纳式把交往对方的成员吸收到本单位的决策机构中来以降低未来的不确定性增加控制与影响力▲联并式通过建立联盟合营合资合并等方式以减少不确定性权力的运用过程顺从接受影响是为了取得奖酬或避免惩罚顺从是工具性的交换性的认同接受影响是为了跟施加者建立和保持良好的关系内化受影响者所表现出来的行为与他自己的价值观一致他关心自己行为的内容相信这样做是正确的合适的权力的维度权力的领域指权力所影响到的人的多少或群体的多少如一位科长的权力领域不仅是
冲突处理的5种方式 何为冲突？在牛津大辞典的解释是人们之间对不同观点或信仰的不同意见。在人们的共同生活中，冲突是一种司空见惯的正常现象，长期没有冲突的关系根本不存在。凡是人们共同活动的领域，总会产生不同意见、不同需求和不同利益的碰撞。如何处理冲突，我们有五种选择，回避、退让、竞争、妥协和合作。 我先用一个橘子故事来简单解释一下这5种解决冲突的区别。比如现在有一个橘子，你想要，我也想要。如果我不管不顾，抢先把橘子抢到，这是“竞争”方式；如果我考虑到你更需要这个橘子，故而把橘子让给你，这是“退让”；我们都不想争，大家都不要这个橘子，这是“回避”；如果我们把橘子掰开，一人一半，这是“妥协”；如果我们能坐下来共同探讨为什么想要这个橘子，原来我要吃橘子肉，你要的是橘子皮做糕点，这样我们两个人的需求都得到满足。这种方式就是“合作”。 这5种处理冲突的方式就是著名的冲突管理的“托马斯—基尔曼”模型。我们先来看看这5种竞争方式各有什么特点: 用“竞争”方式处理冲突时，双方各站在自己的利益上思考问题，各部想让，一定要分出个胜负、是非曲直来。这种竞争方式的特征是：正面冲突，直接发生争论、争吵，或其他形式的对抗；冲突双方在冲突中都寻找自我利益而不考虑对他人的影响；竞争的双方都试图以牺牲他人的利益为代价来达到自己的目的，为了争赢而不顾冲突带来的后果。 和竞争方式相反的是“退让”，是指在冲突发生时只考虑对方的要求和利益，不考虑或牺牲自己的要求和利益，把对方利益放在自己的利益之上，其行为特点为高度合作，不进攻，愿意牺牲自己的目标使对方达到目标，尽管自己有不同意见，但还是支持他人的意见，为了维护相互的关系，一方愿意做出自我牺牲。 “回避”是冲突的双方既不采取合作也不采取进攻行为，“你不找我，我不找你”，双方回避这件事情。回避方式的特征是双方意识到冲突的存在，却试图忽略冲突，都不采取任何行动，不发生正面对抗。 第四种处理方式是“妥协”，冲突双方都有做出让步，俗话说“你让三分，我让三分”双方都让出一部分要求和利益，但同时有保存一部分要求和利益。其特点是没有明显的赢家和输家，他们愿意共同承担冲突问题，并接受一种双方都达不到彻底满足的解决方案，所以妥协有一个明显的特点就是双方都倾向于放弃一些东西。
一般权利和特殊权利的冲突问题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刘作翔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权利冲突资料图片 问题的提出：一般权利与特殊权利的冲突 张恒山教授提出了一个问题：当法律提供了正当自由的一般约束条件，从而使自由作为权利得到界定后，法律必须进一步解决在人们的社会实践中经常发生的不同种类的正当自由（权利）之间的冲突问题。比如，游行示威者有游行的权利，而普通市民有通行的权利，当游行者阻碍了公共交通时，如何解决两种权利的冲突？再如，学校的教师、学生有安静地听课和学习的权利，而小贩有自由叫卖的权利，当小贩的叫卖声传入学校课堂，学校师生认为小贩的叫卖声干扰其教学时，是应当禁止小贩叫卖，还是应当要求学校师生容忍叫卖声？他认为，在解决这类权利冲突时，首先应当坚持这样的原则：一般利益优于特殊利益的原则。具体地说，当两种权利冲突时，首先要考虑哪一种权利所带来的利益更具有一般性。对一般性的利益应给予优先保护。在上述两种冲突中，普通市民的通行权和学校教师学生的安静教学权所涉及的利益更具有一般性，因此，前者应优先得到满足。但是，对一般性权利的优先满足并不意味着完全禁止特殊的权利要求。由于特殊权利要求本身也是正当权利，所以，要给以兼顾。于是，在解决权利冲突问题时，还应坚持兼顾特殊利益的原则。当法律在解决这类权利冲突、考虑对两者的兼顾满足时，通常应要求特殊权利不得侵害一般权利，即一般权利应成为特殊权利的限制。在一般权利不受侵害、得到充分保护的情况下，特殊权利可以行使。所以，游行示威不能在城市主要交通干线上随意游行，而必须在政府指定的、不至于严重影响公共交通的地域游行。小贩也并非不可叫卖揽客，但是，他必须离开学校一段距离，以其叫卖声不至于干扰学校教学工作。 一般权利与特殊权利冲突的案例 实践中会经常出现这样的案例：在我们乘公共汽车时，有乘客发现钱物被盗后报警，然后全车人被拉到公安局或派出所进行检查，或全车人不准下车留在车上停留在原地，等待警察前来破案（我自己在北京就有过这样一次遭遇，停留约一小时）。倒不是全车人被怀疑为盗贼（其中也包含着这样的假设：在没找出盗贼之前，每一个乘客都可能被怀疑为盗贼），而是全车人的人身自由权受到程度不同的限制和侵害，这也是一种权利冲突，即被盗人的财产权和全车乘客的人身自由权和名誉权之间的冲突。 以下是几个类似的一般权利与特殊权利冲突的案例：
道德与法律冲突案例4篇 各位读友大家好，此文档由网络收集而来，欢迎您下载，谢谢 篇一：论法律与道德的冲突A4 论法律与道德的冲突 陈远寅，政治学院 摘要：道德与法律是调整社会行为的两种重要的社会规范，各自具有独特的功能，同时又都存在着局限，它们之间既有着相互依存的一面，又有着相互冲突的一面。本文重点探讨道德与法律相互间的关系，通过分析我国当前法律与道德冲突的现状，从“合法不合理”和“合理不合法”这两个现象探讨了法律与道德的冲突，并着重分析了产生冲突的原因，试图寻求一套对正在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中国,解决这两个方面冲突的途径，让二者在冲突的解决中推动法治不断地进步。 关键词：法律；道德；冲突；原因；
协调 Conflict between Law and Morality Chen Yuanyin,School of Political Science Abstract：Law and morality are two important social norms to adjust social behavior, each of which has a unique function, at the same time, there are limitations, they have a mutually dependent, and have conflicts with each other. The focus of this article explor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oral and law,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Chinese current legal and moral conflicts. From the “legally unjustified” and “reasonable unlawful” the two explored the conflicts of law and morality, and has focused on the causes of conflict, and attempts to find a set of under construction the socialist country under the rule of law in China, way to solve these two aspects of the conflict , and let the two
2009年10月第22卷第5期 阴山学刊 Y I N S HAN ACADE M I C J OURNAL Oc.t2009 V o1.22No.5基本权利冲突观点评析 )))兼论基本权利冲突存在的空间 李样举 (首都师范大学政法学院,北京100048) 摘要:基本权利冲突是在基本权利从主观的公权逐步演变为客观的价值体系与相应的制度,特别是基本权利第三人效力适用于私人之间关系后产生的现象,无论从宪法规范层面,还是从司法实践的现实层面来看,基本权利冲突都是切实存在的。在界定基本权利冲突时,不仅要考虑到它产生的背景、根本属性,而且还要考虑到宪法和部门法的关系以及权力分立的政治原理。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认识到基本权利冲突与法律权利冲突之间的差别和基本权利冲突存在空间的有限性。 关键词:基本权利冲突;社会实力主体;泛化说;虚无说;公权力介入说 中图分类号:D91110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1869(2009)05-0080-06 近些年来,学界对基本权利冲突的讨论呈现白热化的趋势,1学者们认识不一,见仁见智。目前,关于这个问题学界存在以下几种观点,为便于叙述,笔者把这些观点总结如下:/泛化说0、/虚无说0和/介入说0。以上三种观点,从不同角度论述了法律权利冲突和基本权利冲突之间的关系,并对基本权利冲突存在空间做出了界定。但是,对于其中一些认识,笔者不敢苟同。笔者认为,以上观点还存在以下几方面问题,值得商榷。 一、/泛化说0面临的理论困境 /泛化说0认为,几乎所有法律权利的冲突都可以推及为基本权利的冲突,所有法律冲突都在基本权利冲突射程之内,二者之间没有明确界限,基本权利冲突涵盖了一切法领域的冲突。如:在盗窃案中,小偷与被偷人之间存在劳动权和财产权两种基本权利的冲突等。就司法过程而言,/泛化说0主张法官在法律已经对具体案件争议事项如何处理做出明确规定的情况下,仍要把法律权利冲突上溯推及为基本权利的冲突,从宪法层面重新加以价值衡量。[1]从泛化说的主张我们不难看出,其不但否认基本权利冲突与法律冲突之间的区别,模糊了两种冲突之间的界限,同时还存在以下问题: (一)有违对立法机关的尊重 立法机关是一个国家机构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虽然立法机关在各国称谓不同,但都是一个主权国家的最高民意代表机关和最高权威机关,尤其是在议会主权至上的国家更是如此,其他机关对它都要保持高度的尊重,自然司法机关也不例外。虽然在政治体制不同的国家,司法机关的地位不同,但是,总体看来,无非存在以下两种情形: 1.在奉行三权分立体制的国家,立法、行政、司法三权之间的分立与制衡和相互牵制构成了一个民主政治体制国家运作的整个过程。三者之间地位上的平等和顺利开展工作的需要促使它们在机关运作中相互之间保持尊重成为必然。首先,就司法过程而言,其对立法机关制定的法律都要保持高度遵守,虽然在一定情形下,可以创制一些判例,但是司法机关的丝毫的能动和前卫都会招致各方面的非议,因此而承受着巨大的舆论压力和政治风险。这使司法 *收稿日期:2009-05-18 作者简介:李样举(1983-),男,河南周口人,首都师范大学政法学院硕士生,论文有5作为宪法权利的物质帮助权辨析6等。 1虽然各种观点中在表达宪法上的权利时用语不一:有的用宪法权利,有的用基本权利,但是从其要表达的意思来看,无论是宪法权利还是基本权利指向都是一致的,笔者在本文当中统一使用基本权利一词。
一、权利冲突的概念 了解概念有助于我们更为准确的研究问题，有的放矢。有学者认为“权利冲突就是指两个或者两个以上同样具有法律上之依据的权利，因法律未对它们之间的关系做出明确的界定所导致的权利边界的不确定性、模糊性，而引起的他们之间的不和谐状态、矛盾状态。” ①还有学者认为，“权利冲突，是指由同一客体依法衍生的两项或者两项以上相互矛盾或抵触的法律模态。”② 笔者认为，权利冲突是指两个或者两个以上权利主体针对同一客体，依据各自所主张的正当权利所产生的矛盾。这里的正当权利包含两层意思，合法及合理。从以上的定义我们可以看出，以上两个作者均忽视了权利冲突与权利滥用概念之间的区别。笔者认为，权利滥用与权利冲突是有本质上的区别的。广义的权利冲突包括权利滥用，狭义的权利冲突并不包括权利滥用。而我们研究的权利冲突应该指的是狭义的权利冲突。因为权利滥用问题涉及到一个权利的使用是否合理，是否恰当。这就涉及到一个权利使用的对错问题。我们可以划定权利的界限而解决权利滥用的问题。而我们研究权利冲突，并不是为了分清哪个权利使用的对，哪个权利使用的错。因为权利冲突里的权利使用是没有对错的。而我们是试图解决那些，都是正确使用得权利之间产生了冲突，我们如何划分出一个清晰的界限来解决这个冲突，这是我们研究权利冲突的目的。所以，我们这里研究的权利冲突应该是狭义的权利冲突。 权利冲突是否是一个十分值得研究的问题？郝铁川教授在《权利冲突—一个不成为问题的问题》的文章中错误的认为权利冲突是个伪命题。他一方面错误地把权利冲突与权利滥用的概念相混淆，从而得出权利冲突问题是个伪命题的错误结论。因为权利的滥用涉及到权利的恶意使用和超出一定界限。而这种界限则是郝教授说的权利都有一个自己的界限。而权利冲突中所涉及的权利，是合法而且是合理的权利。因为这个权利的适当性，就不存在一个适当的权利还存在一定界限的问题。两个适当的权利之间会产生重叠。而这就是权利冲突。另一方面，即使按照郝教授的理论“任何权利都有特定边界，权利边界通过立法技术、司法解释、法律原则、公序良俗等是可以划定的。守望权利边界，就不会发生权利冲突；各种权利相辅相成，互不隶属，试图通过划分权利位阶来化解权利冲突，是徒劳无益之举。”反驳说任何权利之间都是有界限的，两个适当的权利之间即使重叠也会是有界限的，因为两个权利抵触，而最终都是会有一个结果的，这个结果就是权利之间的界限。我们姑且相信这个结果是正确的，但是他犯了一个本末倒置的错误。世上没有绝对的事物，也没有绝对的权利冲突，有的只是相对的权利冲突。而我们研究权利冲突，正是为了寻找这么一个公平，适当且正确的结果。我们并不能没有因缘，而直接把这个结果当成原因而否定权利冲突的存在。 在确定权利冲突是一个问题后，我们进一步研究权利冲突。研究权利冲突，首先要明确我们研究的权利是什么。按照罗伯特·阿列克西的分析，把权利构成分为“外部理论” ①王强，《商标权与其他相关权利的冲突与整合》，摘自《知识产权文丛》第9卷，中国方正出版社，2003年8月第1版 ②宋景，《权利冲突与合法行使权利》
当法律与道德发生冲突 怎样看张艺谋不举报吸大麻艺人？ 有媒体报道称，张艺谋发现身边有个别艺人吸大麻却没举报，遭到部分舆论的质疑。质疑无非是法律上的和道德上的，有的认为不举报吸大麻的行为违法；有的认为这虽然不违法，但也应该在道德上受到谴责。 认为不举报吸大麻的行为违法，是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禁毒的决定》第十五条的规定“公民对本决定所规定的违法犯罪行为有检举、揭发的义务”。其实，很多法律规定的“义务”并非是强制性的，即使不履行这种非强制性的义务也不属于违法。 “义务”是不是需要强制性执行，是由刑法规定的。例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了“公民有依照法律纳税的义务”，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规定了“逃税罪”，你没依法纳税就犯了逃税罪，这就违法了，如果逃税数额大是要坐牢的。《宪法》还规定“公民有劳动的权利和义务”，而《刑法》并未对不尽劳动义务的行为规定罪名，如果你是个富二代不想劳动，警察也不会来抓你坐牢。虽然《决定》规定公民对吸食毒品的行为有举报义务，但《刑法》并未规定对不举报吸食毒品行为的刑罚，这就是一种非强制性的义务，所以，张艺谋不举吸大麻的行为并不违法。 也许有读者会问，吸毒是犯罪，张艺谋身边的人吸毒，他难道不是犯下了“窝藏、包庇罪”吗？不错，《刑法》规定了“窝藏、包庇罪”，但这个罪是这样定义的：“明知是犯罪的人而为其提供隐藏处所、财物，帮助其逃匿或者作假证明包庇的”。如果张艺谋不知道吸大麻是犯罪，那当然与“窝藏、包庇罪”不沾边；如果张艺谋知道吸大麻是犯罪，他也并没有把吸大麻的艺人窝藏起来逃避警察的追捕，更没有向追捕的警察作假证，也不构成“窝藏、包庇罪”。 所以说，张艺谋不举报吸大麻的艺人没有违反任何法律。试想，如果张艺谋不举报吸大麻的艺人构成犯罪，那贪官的老婆孩子是不是都应该坐牢？贪官全家买豪宅豪车，投资移民国外，支出远远高于合法收入，难道他们的老婆孩子不知道这些钱是哪来的？ 从法理上讲，任何人都没有“自证有罪”的义务。国外警察逮捕犯罪嫌疑人时第一句话就是“你可以保持缄默”，是不是犯罪要让事实证据说话，由陪审团裁决，而不是靠犯罪嫌疑人的供词决定，这就避免了像内蒙“呼格案”那样的刑讯逼供、屈打成招的冤案。既然是犯罪的人都没有义务证明自己有罪，那犯罪的人的亲属或身边的人是不是有道德义务揭发他的罪行呢？ 美国有一对巴尔杰兄弟，哥哥叫詹姆斯，弟弟叫威廉姆。詹姆斯犯下杀人、贩毒、抢劫银行、组织黑社会等31项罪名，1994年12月23日逃到波士顿后一直未被警方抓获，是被联邦调查局列为仅次于本·拉登的十大通缉犯之一，臭名昭著。而詹姆斯的弟弟威廉姆先后任马萨诸塞州参议院主席和马萨诸塞州大学校长，口碑不错。 1995年，时任州参议院主席的威廉姆根据别人的安排与潜逃的哥哥通了一个电话，在警方调查时，他拒绝提供哥哥的任何信息。警察问他：“你与哥哥通电话时为什么不劝他自首？”威廉姆答道：“让哥哥自首不符合他的最佳利益。”检察官坚持要威廉姆提供他哥哥的隐匿地点，并说：“难道你对哥哥的忠诚要大于对马塞诸萨州人民的忠诚吗？”威廉姆这样回答：“我爱我哥哥，对我哥哥有一种诚实的忠诚，我没义务帮助任何人去抓他。”
更多相关资料请加扣扣1-6-3-4-1-8-9-2-3-8更多相关资料请加扣扣 权利冲突的几个理论问题中 第一，中国正在发展中的、尚不完善的市场经济和原有的、尚未彻底转轨的计划经济的矛盾和冲突。中国自1979年实行改革开放政策20多年以来，经济生活确实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经济生活的变化主要表现在经济结构和经济体制的变化上。其中，最大的变化是中国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轨。这一经济体制的重大变化，带来了中国经济生活的重大变化。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社会中的每一个人，都紧紧地依附在计划经济这样一个经济齿轮上运转。人们的生产、销售、消费等活动和行为，既受计划的调节、安排和控制，也依赖于计划。社会中的个体缺乏独立性和自主性，更谈不上主体意识和主体地位。在社会主体缺乏独立性、自主性和主体性的社会状态下，权利体系以及权利意识就不可能发达，一切都是上面“安排”好了，大家循着这样的“安排”生活就行了。尽管有这样那样的矛盾，但都在强大的行政控制下被淹没了或被掩盖了。因此，就权利范围而言，不可能形成严重的对立和冲突状态。权利冲突的前提首先是权利要被认可，尤其是要被法律承认。在一个权利不被承认的社会里，也就不可能谈得上权利冲突了。一切都是义务，或者以“人民内部矛盾”为由而付之。市场经济体制的实行，则打破了这样一种凝固的、僵化的社会状态。生产、销售、消费等活动均以市场为主导，人们的选择性增强了，随之自主性、独立性也在增强，人开始成为主体。市场化以及经济结构和经济主体的多元化，使得各经济主体之间出现了差异和竞争。这样，社会主体的独立性、自主性、主体性、差异性、竞争性等等，为权利的发展以及相伴随的权利冲突创造了社会经济条件和因素。[1]但是，由于我国确认和实行市场经济体制是在1992年(即邓小平“南巡讲话”之后)，至今才10年的时间。在这么短的时间里，要想在中国这样大的一个国家中完成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轨，是不可能的。因此，目前的情况是市场经济发展了，但不完善;计划经济隐退了，但未完全转轨。我们现在是一种计划经济体制和市场经济体制并存的经济结构。这种二元结构并存的局面，本身就预示着两者之间各自特性的矛盾和冲突。这也为权利冲突埋下了伏笔。
简述处理冲突矛盾的方法步骤 （一）能妥善处理冲突是我们获得成功的技能之一。每种人际关系都会遇到一 些摩擦和矛盾。某些人遇到的比别人更多一些。有些是开玩笑式的，有些是令 人讨厌的。但是也有一些是永无休止似乎不能解开的矛盾类型。一旦发生矛盾 冲突，我们可以采取以下方法步骤来解决： 1.调动理智控制自己的情绪，使自己冷静下来。 化解冲动首先要克制。喷发的激情来也匆匆，去也匆匆，只要想办法抑制片刻，就可以避免冲动。一般可采取两种方法： ①忍耐。当别人对你说了不中听的话，甚至羞辱性的话，可以在心里默念“我不发火”、“我不在意”等，也可以在心里默背诗词或文章等，这样能使消极激情变弱。 ②谦让。用谦让谱写和谐乐章。谦让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俗话说：退一步海阔天空。情绪冲动时，多想一想别人的处境。 ③冷静。在遇到较强的情绪刺激时应强迫自己冷静下来，迅速分析一下事情的前因后果，再采取表达情绪或消除冲动的“缓兵之计”，尽量使自己不陷入冲动鲁莽、简单轻率的被动局面。比如，当你被别人无聊地讽刺、嘲笑时，如果你顿显暴怒，反唇相讥，则很可能引起双方争执不下，怒火越烧越旺，自然于事无补。但如果此时你能提醒自己冷静一下，采取理智的对策，如用沉默为武器以示抗议，或只用寥寥数语正面表达自己受到伤害，指责对方无聊，对方反而会感到尴尬。 2.用暗示、转移注意法。 化解冲动要及时转移。大量事实证明，冲动情绪一旦爆发，很难对它进行调节控制，所以，当你察觉到自己的情绪非常激动，眼看控制不住时，可以及时采取暗示、转移注意力等方法自我放松，鼓励自己克制冲动。 ①言语暗示法。如"不要做冲动的牺牲品" 、"过一会儿再来应付这件事，没什么大不了的" 等。 ②转移注意力法。人的情绪往往只需要几秒钟、几分钟就可以平息下来。但如果不良情绪不能及时转移，就会更加强烈。比如，忧愁者越是朝忧愁方面想，就越感到自己有许多值得忧虑的理由；发怒者越是想着发怒的事情，就越感到自己发怒完全应该。如果马上转移，想高兴的事，向大脑传送愉快的信息，争取建立愉快的兴奋中心，就会有效地抵御、避免不良情绪。如尽力让自己想一些无关的事，干一些其他的活，脑子不闲，手脚不停，或采用“阿Q'’式的精神自慰法，进行体育锻炼，听音乐等活动进行心理调节，合理宣泄和释放心理紧张，就
论法律与道德的冲突与解决 胡兵 摘要：在现实社会中，道德与法律存在着不和谐之处。法律的出现总会与道德发生冲突，只要不同利益个体或群体的存在，法律无论如何都不能消除整个社会的道德冲突。相反的是，它在调整的过程中被这个冲突着的旋涡卷入其中，与道德发生着碰撞。 关键词：道德法律冲突道德法律化多元化 耶林说：“法律与道德的关系问题是法学中的好望角，那些法律航海者只要能够征服其中的危险，就再也无遭受灭顶之灾的风险了。①”因为在那个时代好望角是欧洲通往亚洲的必要航道，又是世界上著名的风暴区。这就是说法律与道德的关系问题是法理学中的一个必须研究而又难度很大的问题。美国著名的社会法学家庞德也曾说：“有三个问题在近一世纪的法学著作中是突出的，便是法律的本质，法律与道德的关系，以及法律历史的解释。”②正因为如此，法律与道德的问题一直是中西方法学所关注的问题，并且至今争论不休。笔者认为，在依法治国，建立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新时期，有必要重新审视法律与道德的矛盾与冲突，深入探寻两者之间冲突的解决方法。 一、道德与法律的含义 ①转引自【美】罗斯科·庞德:《法律与道德》陈林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22页。 ②【美】罗斯科·庞德:《法律与道德》陈林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55页。
道德的容归根到底来自源于社会的物质生活条件，主要来自于一定的生产关系以及以此为基础的社会关系。这表明道德的容最终由经济条件决定，并伴随经济的发展而有相应的变化；基于不同的物质生活条件的不同社会集团，有着不同的道德观，在阶级社会中的道德具有阶级性。因此，我们可以把道德定义为：道德是社会调整体系中的一种调整形式，它是人们关于善与恶、美与丑、正义与非正义、光荣与耻辱、公正与偏私的感觉、观点、规和原则的总和。③它是人们的自我评价和他人评价的方式为特点调整人们心意愿和行为，因此，它是靠社会舆论、社会习俗和人们的心信念来保证实行的。 马克思主义法学认为，法是由社会上居于统治地位的阶级通过国家制定或认可的行为规则，是为统治阶级的利益服务的。马克思主义法学还研究了社会的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认为法是统治阶级的意志的体现，但这种意志是由这一阶级的物质生活条件决定的，是由这一社会的经济基础决定并反过来为经济基础服务的。“法的关系正像国家的形式一样，既不能从它们本身来理解，也不能从所谓人类精神的一般发展来理解，相反，它们根源于物质的生活关系。”④因此，我们可以将法律定义为：法是由国家制定、认可并由国家保证实施的，反映由特定物质生活条件所决定的统治阶级，以权力和义务为容，以确定、保护和发展统治阶级所期望的社会关系和社会秩序为目的的行为规体系。 二、道德与法律的辩证关系 （一）法律与道德的联系 道德与法律是相互联系的，它们都属于上层建筑，都是为一定的经济基础服务的。它们是两种重要的社会调控手段，自人类进入文明社会以来，任何社会在建立与维持秩序时，都不能不同时借助于这两种手段，只不过有所偏重罢了。两者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相互推动的。其关系具体表现在： 1、纵的联系 ③张文显:《法理学》，北京大学出版社（第三版），第381页。 ④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第82页。
宪法权利冲突与法律权利冲突之区别——兼与张翔博士商榷[1](一) 摘要宪法权利冲突不是发生在个人之间、要求法官在具体案件中解决的冲突，而是作为“人”的基本需要所产生的人性自我冲突。法律权利冲突包括立法和司法两个层面的权利冲突，前者是指立法者在将抽象的宪法权利变成具体的法律权利的过程中所面临的各法律权利之间的冲突；后者是指法官在个案中面对具体的法律权利主体之间已经发生的冲突。在违宪审查中并不涉及权利冲突问题，它只反映权利与权力（或权力与权力）的冲突。关键词宪法权利冲突法律权利冲突立法中的权利冲突司法中的权利冲突违宪审查“权利冲突”问题是近些年来我国法学界的一个热门话题，在宪法学者参与这一话题时，往往把“权利冲突”等同于“宪法权利冲突”（或“基本权利冲突”）。2]笔者认为，“权利冲突”与“宪法权利冲突”（或“基本权利冲突”）不是一个概念，二者之间是有差别的，明确区分这种差别也是有意义的。一、宪法权利冲突立宪者在宪法中肯定的权利有许多，这些权利之间是否会发生冲突，怎么发生冲突，在什么意义上发生冲突？也就是说，当人民制定宪法时，他们是怎么考虑自己的这些权利的？首先，他们肯定自己要享有一系列权利，这些权利国家不得侵犯；同时，他们要求每个人要平等地享有这些权利，禁止特权。在宪法权利关系中有国家权力与个人宪法权利的关系，也有个人宪法权利之间的关系，但前者的冲突不是权利冲突（权利冲突是权利与权利的冲突），后者才是。在论述宪法基本权利的冲突时，我们不要忘记宪法基本权利的对立面主要是国家权力，而不
是其他的基本权利，尤其在中国，尤其在现阶段。宪法中的权利大多具有一定的原则性，其具体的界限通常在法律规范中，宪法最多只提供一个解决权利冲突的原则（如“不得侵犯他人的权利”）。笔者认为，个人之间可能发生的权利冲突应当是一种具体的法律权利冲突，而不是抽象的宪法权利冲突。在权利领域内，宪法主要是解决作为共同体中的个人应该享有什么权利，而法律的任务主要是为实现这些权利创造条件。因此作为权利冲突，宪法面临的宪法权利冲突与法律面临的法律权利冲突是不一样的，应当说后者在实际生活中更常见，也更具有现实性，而宪法权利冲突可能是一个与现实生活有相对距离的问题。那么，宪法权利冲突究竟是指什么？笔者认为，是作为“人”的各种基本需要之间的冲突，是人性本身所导致的冲突。我们在自己的各种需要面前往往处于一种顾此失彼的尴尬境地，如果我们只需要劳动权而不需要表达自由，我们就很可能成为劳动的工具，如果我们把言论自由看得比名誉、隐私等人格权更重要，我们就会因为尊严没有保障而生活在痛苦之中，如果我们认为游行示威的权利高于人身权，就可能放纵自己的行为出现暴力伤害，如果我们认为宗教自由是至高无上的，那么其他的权利和自由就可能因为居于其下而受到侵害甚至被剥夺。因此宪法权利之间的冲突不是张山与李四的冲突，不是具体的甲和乙之间的“言论自由与人格尊严的冲突，”不是某个人或某群人“游行示威自由的行使导致交通堵塞影响他人行动的自由”，3]而是我们每一个人与自己的冲突。制宪者要考虑的是，作为人类的一份子，我们每一个
爱的冲突 时间：2018-03-13 10:13:53 | 作者：学霸 他疾速地向前走去，不管后面父母的喊声，还加快了步伐。四周变得黑沉沉的，原来晴空万里的，现在变得乌云密布。街上很冷，冷的连鸟都看不到几只，更 别说人了。 他心里也不知道自己该去哪里，该怎么办。他漫无目的地向前走，走一会儿， 停一会儿，在这段时间里，他是有想回去的。但一会就又觉得自己回去，父母 肯定会批评他，就算不批评他，也只会像原来一样注重他的学习，还不如不回去。 过了一会儿，他感到非常饿又冷，想起了父母叫他吃饭的场景。他想回去了， 可他又想起父母一点儿也不听他意见时，他决定就算饿也不回去。 这时，他看见了一饭馆，闻到那香味却又找了找书包里，身无分文。他想有吃 的却吃不到只会更饿罢了，转身刚想要离开，老板叫住了他说：“饿了吧！进 来吃吧，我不收你钱。”于是，他狼吞虎咽地吃了，老板突然问他：“你怎么 会在这里，你父母呢？”他犹豫了一下，还是把事情告诉了老板。还说了一声：“老板你人真好，不想他们。”老板说：“我只给你吃了一顿饭，你就感谢我，你父母给你做了那么多次饭，照顾你长到这么大，为你付出了那么多，你怎么 不感谢他们呢？”他听完后，突然猛地用拳头砸向旁边的墙壁，生气地说： “他们懂什么，他们心里只关心我的成绩，从来不关心我的想法。”说完，他 便冲出了饭店。过了一会儿，老板找到他，给他说：“难道你的父母真的没有 关心过你吗？难道不是你的父母把你带到这美丽的世界吗？难倒不是你的父母 把你养育成人的吗？”他说：“但他们确实更注重我的学习与成绩。”老板说：“但你仔细想过没有，你父母为什么要花这么多精力注重你的学习，还不是为 了你以后能过得好，你自己想想吧！”老板说完便走了。 他想了一下，好像是这样的，他犹豫了一下，最后还是决定要回去了。 回到家后，他父母虽然还是一如既往地批评他，但还是无微不至地关心他。一 直问他饿没有，冷不冷。他父母突然不说了，过了一会儿，他们说：“他们决 定了，他们不再只关心你的学习了，而是多听听你的意见。”他也说：“他这 次也不该这样，你们注重我的学习，也是为我好，爸爸妈妈感谢你们的付出， 我一定会努力学习的。”
权利冲突的几个理论问题上 提要：在中国的法治进程中，权利冲突已经成为一个非常普遍的法律现象广泛地存在于法制的各个环节之中，尤其是存在于司法审判中和日常生活中。本文作者通过对司法审判中和日常生活中权利冲突典型案例的分析和观察，提出了一些值得我们重视的法律理论问题，如权利冲突的界限，权利冲突的实质，权利冲突的原因，权利冲突的解决原则，权利冲突的功能等等。作者认为，要解决好权利冲突问题，有几个关键点应该强调：其一，最重要的是要确立一个权利平等保护的观念，而这一看似已经解决的简单的问题，其实还存在着很大的认识误区;其二，权利冲突的解决是一个法制机制的综合性的作用过程，而不只是靠一个单一的法制机制的解决手段;其三，在综合性的法制机制中，作者更加看重和强调立法对于解决权利冲突的作用和意义。 在中国的法治进程中，有大量的权利冲突现象存在。这些权利冲突现象既存在于一些立法中，更多地则存在于司法过程、执法过程以及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在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之上，总是存在着一些需要我们关注的理论问题。而权利冲突作为一种越来越普遍的社会现象，也有许多需要我们予以关注的理论命题和理论问题：为什么会出现这些现象?为什么权利冲突变得这么普遍和广泛?它的原因是什么?它的实质、界限是什么?如何解决权利冲突?我们应该确立哪些解决权利冲突的原则?是否存在着某些原则?这些都是研究权利冲突问题必然要涉及到的理论问题，也是社会生活实践和法律实践需要回答的问题。我们不可能一下子会对这些问题有一个完满的答案，但我们应该重视它们、研究它们。因此，我拟对以下几个有关权利冲突的理论问题作一点初步探讨：权利冲突的界限;权利冲突的实质;权利冲突的原因;权利冲突的解决原则;权利冲突的功能，等等。 一，权利冲突的界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