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文字规范化工作与“约定俗成”原则
山石
50多年前，我国政府发布了《汉字简化方案》，开始推行简化字。简化字所以能够顺利推行，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在制订《方案》之初，首先确定了“约定俗成，稳步前进”工作方针。所谓“约定俗成”，就是在社会习惯的基础上因势利导，尽可能采用已经流行的简化字。“稳步前进”是说充分考虑一般人的学习规律，在简化工作的步骤上分批简化，逐步推行。这一正确方针不仅在当时保证了汉字简化工作的顺利进行，在今天仍然是我们制订规范、标准和贯彻规范、标准的重要准则。
在对“约定俗成”的认识上，往往偏重于“俗”的一面，因而把它和科学性、和学术对立起来，这其实是片面的。“约定俗成”是一个充满辩证法的过程，我们制订规范、标准的过程，实际就是“约定俗成”的过程。为了使语言文字的规范化、标准化工作做得更好，有必要加深对“约定俗成”的认识。本文拟就语言文字规范化工作与“约定俗成”原则的关系做一点探讨。
一、“约定俗成”与科学性
有一种观点，似乎我们在规范工作中强调了“约定俗成”，就是不讲科学性，就是轻视学术研究；汉字简化工作贯彻了“约定俗成”的原则，就埋下了不讲科学性的隐患。这种看法是对“约定俗成”原则的误解。
从语言文字学的发展来看，从来都是活的语言文字现象在先，继而引起学者的关注，经过他们的总结归纳，概括出新的语言文字规律，最终促进了学术的发展的。
文字学的发展也是如此。“六书”的规则不是哪一位先贤在没有汉字之前的发明，而是在汉字有了成熟系统千年之后，才由学者概括总结出来的。有了“六书”的规则，就使造字的行为有了理论指导，后来的造字行为就自觉不自觉地遵循了这些规则。
但是规则决不是束缚学术发展的教条，更不能用一种规则去限制另一种规则。文字系统的复杂性，就在于它受着多种规则的制约。便于表音表义是一种规则，简便易写也是一种规则。二者有时是一致的，有时是矛盾的，需要通过抉择去建立平衡。何况，文字在本质上是记录语言的符号，语言中词的音与义的变化，也会打破原先文字系统中建立起来的平衡，需要建立新的平衡。平衡建立的过程就是“约定俗成”的过程，学术也就在这个过程中得到发展。
当汉字发展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时候，产生了许多不平衡，一是语言的发
展变化已经使汉字系统中的许多字不能表音表义了，二是符号的繁难与为了科技发展需要而提高汉字学习的速度产生矛盾。而在（隶楷）汉字2000多年的发展历程中，人民群众用他们的智慧创造出了许多俗字、简体字。如何利用这些俗字、简体字去解决上述矛盾，建立新的平衡，是摆在学者面前的课题。国民党政府执政时期，一些有识之士就在这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并形成文件，但由于种种原因，最终未能使简化字登上大雅之堂。新中国成立后，我们终于做成了这件事，这不仅不是对学术的亵渎，而且是对文字学发展的贡献。简化字在简便性方面优化了汉字，提高了人们学习汉字的速度，使汉字的功能得以更好地体现，这难道不是对汉字的贡献，不是对汉字学的贡献吗？这里我们不准备对《汉字简化方案》做全面的分析，但举一个例子就很能说明问题：“難”这个字，《说文》说它是一种鸟，是从隹（或从鸟），堇声的形声字。但“鸟”这个意义早已从我们的语言中消失了，而且它的声旁“難（去掉‘隹’，请造字）”不仅已和独立的“堇”形体不同，而且读音也和“難”有很大距离，那么，“難”这个所谓的形声字又有什么意义呢？《汉字简化方案》采用了群众创造的简便易写的“难”字，又有何不好呢？
二、“约定俗成”与规范标准的制订
“约”是否“定”了，“俗”是否已成定规，要有一个标志，规范标准就是“约”的结果，是“约”最后的定规。
实现这一过程，有两个环节需要注意。第一，规范标准的题目，应该是需要“约”、需要“定”的，即立项要看需要。《汉字简化方案》所以能够成功，是因为它确实是需要“约”、需要“定”的重大问题。新中国成立之初，百废待兴，如果没有长远的政治眼光，是不会把文字问题看得那么重要的。但是，我们的领导人清醒地认识到了。陈毅同志当时就说过：“在有几万万文盲的国家里，不可能建成社会主义社会，不可能有强大的工业建设。”他们看到，汉字的繁难，是让广大人民群众提高文化的障碍；方言的严重分歧，妨碍了政令的畅通、文化的交流、信息的传递。因此，要保证党中央和中央政府的政令畅通，要让广大人民群众在文化上得到翻身，要进行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就需要对汉字进行简化、整理，就需要大力推广全国各民族的共同语。所以，我国政府决定推行简化字，推广普通话的举措，符合我国的国情，符合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这是简化字能够在我国大陆获得成功的基础。
第二，规范标准的制订应该是“约定俗成”的结果与标志。在汉字简化工作中，我国政府对“约定俗成”的解释准确而具体：所谓“约定俗成”，就是在社会习惯的基础上因势利导，尽可能采用已经流行的简化字。《汉字简化方案》很好地贯彻了这一精神。以“社会习惯”为基础，这是“约定俗成”的前提。既然是“约”，那么肯
定应该符合多数人的抉择，《方案》做到了这一点。据《简化字溯源》一书（语文出版社，1997）中的统计，《简化字总表》（以《汉字简化方案》为基础编制）中482个简化字和14个简化偏旁，只有113个简化字和1个简化偏旁是没有找到文献依据的，仅占23％，而这23％的字中，一部分是由于掌握的文献不够，所以没有找到依据，其余的也都是从搜集到的群众手头字中选择出来的，这就是所谓的“述而不作”。
“因势利导”则体现了规范标准制定者的作用。制定者面对众说纷纭的意见，要有能力从中看出本质，找出符合书写习惯，符合汉字发展规律的东西。汉字简化工作在这一点上做得基本上也是成功的。比如在照顾减省笔画的同时，也尽量选用符合造字规则的字形，所以，简化字对汉字结构的破坏，并不如想像得那么严重。我们对《总表》一、二表的482个简化字进行了分析，按三个类别做了大致的①统计，结果如下：
这个粗略的统计显示：在《总表》一、二表的482个简化字中，表音表义功能减弱的占37.8％，而同时，还有14.3％的字表音表义功能增强了。这182个表音表义功能减弱的字在做偏旁时，不会影响其所构成字的表音表义功能，拿这个数目与2235个简化字相比，就仅占8.1％了。因此《汉字简化方案》在科学性方面，应该说基本上也是成功的。
三、“约定俗成”与群众观点
“约定俗成”是群众观点最鲜明的体现，群众观点是“约定俗成”的精髓。没有群众观点，“约定俗成”无法贯彻，规范工作不可能做好。这些话似乎是老生常谈了，但是我认为还是有常说的必要。
汉字是高雅的东西，它的精髓的确只有少数人能够了解，但是我们又不能忽视语言文字的本质与特征。文字，说到底是一种工具——记录语言的工具，广大群众都是语言文字的使用者，他们也是语言文字的主人，所以不能把制订规范标准仅仅看作是学术界的事，更不能仅凭少数名人的好恶去制订政策。我们定出的规则决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