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斯纳的指责：我的立场究竟是什么
罗纳德·德沃金(Ronald Dworkin)
【专题名称】法理学、法史学
【专题号】D410
【复印期号】2001年08期
【原文出处】《《湖南公安高等专科学校学报》》(长沙)2001年02期第19～24页
【作者简介】罗纳德·德沃金(Ronald Dworkin,1931- )纽约大学及哈佛大学法理学教授，其代表作有《认真对待权利》(1997)、《法律帝国》(1986)和《自由的法律》(1996)（前两部著作均已译成中文出版）。德沃金教授被认为是与美国著名法哲学家富勒、罗尔斯齐名的法学家。他的新自然法学（也称“自由主义法学”、“权利论法学”）是当代西方法理学界最重要的学说之一，对西方法理学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
【内容提要】本文是纽约大学著名法学教授德沃金与芝加哥大学著名法学教授波斯纳法官在法理学领域长达20余年的论战的一次全面系统的总结。该文有助于我们进
一步了解当代美国的两大法学流派，即新自然法学派与法律经济学派在“道
德与法律”、“社会正义与经济效益”、“政府权力与个人权利”等相互关
系上的重大分歧及各自的立场，更深切地体会到美国现代法学理论研究的巨
大发展与学术自由的浓厚氛围是息息相连的，而这对中国法学的研究与发展
不无启迪。
【关键词】道德权利/社会成本/法律理念/道德解读
中图分类号：D904.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7575(2001)02-0019-06 在《纽约书评》的最近一期，（注：2000年3月9日）我写了一篇文章评论理查德·波斯纳法官《道德与法律推理的困惑》（注：Belknap Pre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9)）(Problematics of Moral and Legal Reasoning)一书。该书以及主要以其为基础的，并与之同名的他那一系列霍姆斯(Holmes)讲座（注：11 Harvard Law Review 1637(1998)）误叙了我对众多重要论题所持的观点，但这个事实并不会引起普遍关注。我认为用我那篇书评文章来试图修正其观点不太恰当。然而利用因特网来达到这个目的看起来很适合，因为这既不会占用杂志或期刊的宝贵版面又能为想了解此事的少数读者提供一点信息。
许多作者相信他们有时会遭到不实的评述，而我本人也曾被指责对他人的观点进行了不实的评述。然而波斯纳的不正确评述数量之多及特征之明显值得我们注意，特别是在许多情形下，他所提供的我的那些所谓的观点与我自己的真正观点恰恰相反。他的有些评述材料取自其他的作者，尽管他将其包装成为自己的观点。这可是一个危险的作法：不费吹灰之力就可以从其他的评论家那里找到他想批评的观点，而这其中就包括了一些误述了那个观点的批评家们。一个好的搜索引擎绝不能替代对自己评论的对象的细心解读，也不能替代自己的评论立场。
1.“德沃金宣称他对其讨论的判例的曲直看法并非基于自己的左翼自由主义观的意识形态而是通过对实证主义的否定并对作为法律的一个组成部分的原则进行公正的思考而得出来的。”（注：分别参见Problematics,287。）
我对此一贯持相反的观点。在《法律帝国》(Law's Empire)一书中我认为法律解释(legal interpretation)不可避免地会带有解释者个人的政治信念。在《自由的法律》(Freedom's
Law)（这是我的一本波斯纳常提及的书）的导言中，我说，“当然我的宪政观点受我自己的政治道德信念的影响……我不仅承认而且亦强调一个人的宪政观极易受其政治信念的影响……当然这种道德解读(moral reading)观鼓励律师和法官借助我们认为的司法公正观来解读一部抽象的宪法。否则他们如何回答抽象宪法所要求其回答的道德问题？
波斯纳使用我这个被其推测的“宣称”(claim)来支持其进一步论断，即我的观点是“沿着霍伯特·韦茨斯勒(Herbert Wechsler)那颇具影响力的论‘中立原则’(neutral principle)的文章（1959年）（注：分别参见Problematics,117。）的研究进路，因而20世纪50年代后期和60年代初期的学者早已先于德沃金提出了与其宪法的‘道德解读’观几乎完全相同的研究视角。”（注：分别参见Problematics,117。）我并不想宣称我的研究是独创性的，因为这是一名作者所能作出的最愚蠢的申明。但我从未接受这个中立原则(neutral principles)的观点。波斯纳选择这些被推测是“在几乎所有方面”均先于我而提出的观点来作为其论据，实在令人遗憾。
2.“（德沃金坚持认为）如果法官将其审判职能定位在比德沃金认为要窄的领域，因而将广泛的原则拒之门外，在新的疑难案件中不予适用，或者适用那些被德沃金视为纯政策而非原则的东西，那么这样的法官是不循法治精神(lawless)的。”（注：分别参见Problematics,97。）
我的观点又恰恰与之相反。在《法律帝国》一书中我对法律概念(the concept of law)和各种法律理念(ccnceptions of law)……对法需要什么进行思考的各种方式……进行了区分。其中的一种我称之为“传统主义”(conventionalism)的理念否认对法是什么进行回答与道德原则相关联。另外一种我称之“实用主义”(pragmatism)的理念坚持认为法官们应该完全受“政策”的引导。我论证了一种我所持的与前述两种均不相同的法律理念，但是我认识到我的论证不是，也不可能是“展示性”(demonstrations)的。（注：分别参见Law's Empire,86。）并且，后来我说“一位评论家可能与我的观点在诸多层面上相左。他可能反对完整性的法律(law as integrity)而偏好传统主义或是实用主义或是其它某种法律理念。”（注：分别参见Law's Empire,262。）在我的这些论述中，丝毫未暗示那些不赞同我的观点的批评家们都是“不循法治精神的(lawless)”。
3.“德沃金争辩反对任命罗伯特·波克(Robert Bork)为最高法院大法官，居然指责波克这样一位颇具影响力的宪政理论家‘没有一点宪政理论’……这里，德沃金所指的‘理论’(theory)意指他本人对法律的研究进路。”（注：Problematics,116-117）我曾用数页的篇幅来解释这并非我的观点。（注：涉及此方面的全面阐述，请见Freedom's Law,Chapter 4）我的意思是说波克没有理论。波斯纳辩解认为任何人只要他的观点带有“某种程度的普遍性或抽象性并具备了一致性的特征那么他就有理论。”（注：分别参见Problematics,117。）但我的争辩只是试图表明波克的各种关于宪法审判(constitutional adjudication)的论述，并没有遵从普遍性或抽象性的要求，同时这些论述也极为不一致。
我之所以认为他的观点缺乏普遍性是因为尽管他将其宪法解释建立在对大量的具有不同层面抽象性的宪法条款的选择上，但他并不能提供任何方法来选择哪一层面才是恰当的。我之所以认为他的各种论述具有不连贯性（不一致性）是因为他选择不同层面的抽象概念来为不同的宪政问题服务。波斯纳可能发觉我的论证软弱无力或存在谬误。但他不应在指责我没有证据的同时却不指出我已提供的证据。
4.“德沃金认为对罗伊诉维德(Roe V.wade)案作出判决后，与阻止已孕妇女堕胎相比，认可在怀孕早期进行堕胎并不会产生任何道德代价(moral cost)，因为法院通过判决剥夺胎
儿权利而减少了给予其道德权利的条件。在我看来罗伊诉维德案恰恰留下了一个可以提示道德问题之所在。从另外一个角度来思考会认为德莱特·斯格特(Dred Scott)法官的判决对解决奴隶制的道德合理性问题有着积极的影响，或者认为普勒西诉福古松案(plessy
V.Ferguson)有利于解决种族隔离的道德合理性问题。从这些例子我们可以看出将法律视为哲学的一个分支的观点将会把我们引向何方。”（注：分别参见Problematics,136。）造成波斯纳错误的直接原因在于其漏读了所引的句子中的3个单词。我说，“就其本身而言(in its view)，该法院的终审判决意味着怀孕早期进行人工流产不会涉及到人权的侵犯问题，因而在怀孕之初而不是在晚期决定堕胎不会涉及到任何此类的道德代价。”（着重号是附加的）我说这并非法院的判决改变了道德事实而是其判决表明了对这些道德事实所持的态度。但是波斯纳对这一个句子的过于匆忙的阅读并不能完全解释其判断上的错误。贯穿其书，他将我视为持道德事实独立于任何人的信念或独立于基于这些事实作出的判断的观点的道德现实主义者，并且他几次引用了我的一篇文章，在该文中我详实地为这个观点进行了辩护。为什么这一切不足以提示波斯纳这个归咎于我的与这些哲学立场相悖的荒谬的观点不可能是我所坚持的呢？
5.波斯纳引用了我的以下论断：“任何坚信奴隶制是荒谬的并意识到其观点已被绝大多数人所赞同的人士会认为自从奴隶制盛行并受到人们之广泛支持始到今天为止人们的整体道德意识至少在这个方面已有所提高。”（注：该引语出自我的文章"Objectivity and Truth:You'd better Believe It,/25 Philosophy and Public Affairs 87(1996)）波斯纳坚持认为这个观点是将道德观念与公众谬论混为一谈，并且认为“这种论证风格可能早在1950年代就被人们所采用并用来向人们“展示”(demonstrate)自从古希腊人承认同性恋
之始到这个现象被大多数人谴责的今天为止伦理道德观念已取得了进步。（注：分别参见Problematics,24。）
波斯纳显然误解了我的论断。在该论断中我并非假装要提供一个道德进步的“标
示”(demonstration)或证据。我只是陈述显而易见的事实，即人们认为公众道德观念是否进步取决于其自身的道德信念，所以对同性恋持有恐惧心理的人当然会认为从古雅典时代到乔治亚时期(the Georgia one)人们的道德观念取得了进步。波斯纳又一次应该更加仔细地解读这句话。我论证的是怀疑主义的某些形式具有不连贯性；我认为这个人们熟知的根本不存在象道德进步之类的东西的观点其本身就是一个道德主张，并且说那些相信他们自己的道德信念已广为公众所接受的人应该一致性地(consistently)承认自从他们的信念遭受到普遍的否定之时起至今，社会的道德水平有了提高。
6.“在德沃金的职业生涯中，不但毫不迟疑地赞同布朗(Brown)案判决以及种族比例观点(racial quotas)而且亦认可善良违法(civil disobedience)和对烧毁征召令的人(draft card bumers)不予指控的观点，并将视这些观点为合法的‘正确答案’(legally right answer)”。（注：分别参见Problematics,76。）这个在句法上存在令人遗憾的论断即“……温和抵抗是合法的正确答案”需要解释。也许，“布朗案例是合法的正确答案”意指这个官司的判决是公正的；“种族比例观是正确的”意指在某些情形下这样的人种配比并非违宪。但是，“公民的善良违法是合法的正确答案”又是意指什么呢？我想这个推断意指在任何刑事检控案件中，对于宣称其是出自良知而违法的被告而言，这是一个不错的(good)法律辩护，或者温和抵抗根本算不上违法；或者与此相似的意思。
我写过两篇阐述善良违法(civil disobedience)的文章。文中我均未主张与上述观点沾上一点边的论断。在第一篇文章中，我讨论了一个更为具体的问题：对于那些不遵守性质象越南战争时期的征召令一样的，并被人们广泛认为既违道德又违宪法的法律的人们，公民、
检察官和法官应该采取什么态度？我列举了几条理由来论证为什么在这样的情形下刑事检察官有时应该持谨慎态度并对这样的违法者不予起诉，同时我亦论证了为什么法院“以征召令法的有效性值得怀疑为理由而对被告作无罪判决。确实惩罚那些不遵守值得怀疑的法律的人们是不公平的。”（注：Taking Rights Seriously,221）（那个无罪判决的理由与温和抵抗的观点根本毫无联系；其遵循着一个更为普遍的原则。）我又补充说：“当最高法院已裁决这些法律是有效的或者这个政治原则是可适用的，而持不同政见者仍然我行我素，那么这时我已列举的那些无罪判决的理由就不再恰当了。”在第二篇文章中我说：“我们绝不能认为如果某人有充足的理由违反法律（假设他这么想），政府就绝不能惩罚他。即使他犯下了假设我们持他那样的信念，亦会并且必定会犯的罪行，法庭判决其应受法律制裁，我认为这样的判决并不与原则相冲突，并且更具理性。”（注：A Matter Of Principle,113-114）波斯纳说在我的职业生涯中我一直赞同将善良违法以及对烧毁征召令的人应免受刑事起诉视为合法的正确答案(legally right answer)，这个论断所针对的正是在上述两篇文章中我所论证的一系列观点。
7.“德沃金宣称‘我们没有选择余地，只能要求法官正视那些常常属于哲理性的问题。相应的变通办法不是在回避道德理论，而是掩饰其用途。’用‘教师’代替‘法官’，用‘教学法’来代替‘哲学’，用‘教育的方法’代替‘是非的辨别’；可见德沃金之主张是多么的愚味无知。”（注：Problematics,113.该引语出自我的文章"In Praise of Theory"29 Arizona State Law Journal 353.357(1997)）
为我‘愚味’(fatuity)之所谓展示是笨拙不堪的。当然教师面临着教学法理论的研究课题——比如探讨乘法口诀表的最佳教学方法。假如某位教师打算公开申明他根本不依赖于这样的教学方法，那么（除非他是一个完全不称职的教师）他只是掩饰了其用途。也许波斯纳认为学院的教学理论是差劲的并且教师依据其经验和常识会教得更好。即使如此，他们也只是在对教育学理论探讨的完全相同的问题上依赖于他们自己的直觉或者信念来体验。同时波斯纳的主张并非是法官比学院中的哲学家们更精于哲学，而是法官不需要表达其对哲理问题的态度。与其相近的论断将会是教师不需要对如何教学表达其观点。
8.“法与道德之间存在着相当广的重叠之处。只是这个重叠的范围有限而不能为试图将这两种社会控制系统统一起来的做法提供充足的理由，而这个系统工程正是象伊朗和巴基斯坦这样的国家近来(of late)一直在致力于实践的。”（因此德沃金和他的支持者们是西方法治思想的塔利班(Taliban)（注：Holmes Lecture,1695）
我猜想波斯纳将我归于塔利班一类并非意指对那些与我持不同意见者一律必须斩首吧！然而，这又意指什么呢？是否意指任何宗教的或道德义务责任都必须用法律来保障实施？我从未提议过如此疯狂的工程，相反的，我多次论证了个人有权抗议政府允许他们去做毫无法律限制的而他人认为是错误的事情。例如，我在《生命的支配权》(Life's Dominion)一文中对堕胎权利的论证正是以此立场为核心的。
9.“看起来德沃金将古希腊的奴隶制与美国的黑奴制度混为一谈了。[参见《客观性与真理：你最好是相信它》一文（Objectivity and Truth:You'd better Believe It P121有关‘受奴役的种族的生物人性’这一部分）。]古希腊奴隶制并非具有种族歧视性。”（注：Problematics,19）
我并未混淆这两种奴隶制度，亦未说古希腊奴隶制度具有种族歧视性特征。我在讨论这些原因，即我们为什么试图解释人们持有的政治信念与我们的信念存在分歧。在其中的一个句子中，我用我们与古希腊人在对奴隶制看法上的分歧作为政治信念分歧的例证。在随后的两个句子中，我是这么说的：“我们也许可以说明，比如，那些为奴隶制辩护的人们对他们
所奴役的种族的生物人性持有不真实的经验主义的信念；或者奴隶主们受制于某种特殊的必须遵守的经济规则，而这种规则蒙蔽了他们对奴隶制邪恶的本质的认识，或者他们缺乏其他某种制度的有关信息或受其他歪曲人们判断力的影响的左右。”该句中的解释没有任何迹象表明可以适用于波斯纳所指的古希腊例子(the Greek case)。事实上，古希腊人通过假定奴隶属于生物学意义上的不同人种而将奴隶制合理化了。[参见亚里斯多德的《政治学》“奴隶和野蛮动物……不能组建一个国家，因为他们没有分享幸福或是自由选择的权利”（罗斯译，哈佛克莱顿出版社，1921(Ross translation,Qxford:Clarendon Press,1921)]我想波斯纳没有犯将种族局限在肤色组合(pigmentation)的错误吧。
10.“然而，德沃金继续坚持这样的观点，即其事实或结果对宪法审判起重大作用的案件是极其少见的。”（注：Holmes Lectures,1700.他引用了我的应答中针对批评我的讲座的那些观点，"In Defense Of Theory",29 Ariz.St.L.J.432,433(1997)）没有哪位明智的律师会认为其事实或结果对审判起重大作用的案件是极为少见的。因为事实或结果在任何一个案件中都是重要的。在波斯纳引用的这篇短文中，我在探讨一个与此截然不同的问题。究竟有多少起宪法案件只要单纯指出这个诉讼争议的另一方遗漏了某个事实就能解决问题呢？我认为：“当然，在某些案件中，如果指出适用某项原则将会产生多么令人吃惊的后果，比如指出特意用来帮助某个特殊群体的福利项目将会在实际上伤害这个群体，那么很明显，这是极为起作用的辩论理由。但是这样一些案件是极为少见的，因为在绝大多数情形下，争议的焦点并不是就事物的本身含义能否获得一致意见而是其结果能否被相互认可——比方说，某个方案究竟有多高的效率，因而能实现社会或分配的目的，能够保障人权，或者能够实现廉政的目标。”
11.“在‘民主’诠释模式下(on this construal of democracy)，政治活动家想要的任何政策均可以以民主的名义从最高法院获得。德沃金提出了一个与此相似的更为响亮(more brazenly)的观点：美国的民主理念是不管选择什么类型的政府均依赖于对宪法的最佳解释并以此来决断。’”（注：参见Problematics,150以及Freedom's Law,75。）我的论点，特别是依据上下文来理解，并非意指任何可欲的政策均可以以民主的名义来索取，相反的，依上下文义，恰恰反对这种观点。为了对宪法所涉条款进行合理化解释而寻找一些能支持其要求的民主观念，我认为这是不够的。因为“‘民主’本身是一个抽象概念：存在着许多不同的民主观念，并且政治哲学家们对什么是最为诱人的民主方案一直争论不休。”这句话写在波斯纳引用的那句话之前。
12.“参见罗纳多·德沃金《认真对待权利》P198(1997)，该书明确反对社会成本应该影响对权利的界定的观点”
仅仅从波斯纳引用的促使其匆匆下结论的那一页内容还难看出我的立场，不论如何，他对我的观点的描述(description)与我本人在书中的观点是极相矛盾的。当然在道德权利不起作用时，立法机构在创立法律权利时要计算社会成本。我对该事实的强调贯穿于《认真对待权利》(Taking Rights Seriously)和《法律帝国》(Law's Empire)两书中。我同时亦强调结果与社会成本对道德权利的界定起着一定作用。在以下两个观点之间存在着重大的区别：a.用社会成本观来使损害人们的道德权利的行为合理化，而我对此做法持反对意见（除非在紧急情况下）；b.在认定人们拥有什么样的道德权利时对社会成本加以考虑。《认真对待权利》一书有很长一段篇幅均是致力于对此进行区分，并展示社会成本在后者（即b项）中所起的恰当作用。（注：Taking Rights Seriously,294-330.）
13.“德沃金是理性有加，事实观念欠缺。”（注：分别参见Problematics,253。）“德沃金几乎不敢冒险涉足这个使公众广为关注的宪法性权利领域，并且有时即使有此努力，亦
不过是反响平平。”（注：分别参见Problematics,119。）“（德沃金的观点）哲学有助于指导我们思考在没有因果关联的证据时判定责任的公平性——该观点揭示了他对与此相关的事实领域的无知和他对‘理论’的祈求是多么的浅薄(thinness)（主要从修辞意义上说）。（注：分别参见Problematics,120。）德沃金的观点表明他对‘统计学意义上的区别’(statistical discrimination)这个术语的含义缺乏清晰的理解。而该含义对讨论其在书中所支持的肯定行动观(affirmative action)是有重要意义的。”（注：分别参见Problematics,253。）
以上这些例子均属于误述(misrepresentation)的另一种不同形式：这是一种打了就跑的冒犯策略。前三项指责最初出自于一篇1997年的法律评论文章。（注：Posner,"Conceptions of Legal Theory:A Reply to Ronald Dworkin",29 Arizona State Law Joumal 377(1997)）我的回答刊登在同一期杂志上。我指出他为其每一个指责提供的论据极其不足，令人不屑。（注："Reply"at 431）他所举的唯一的例子就是我的所谓缺乏解读普通法案例的能力——我评述了在别克诉马克帕森一案(Buick V.Macpherson)中卡多佐(Cardozo)法官的判决。——并且他也误解了我的论断。该论断并非涉及卡多佐的观点而是围绕如何对其判决作出最具建设性的阐释。他只引用了两个例子来推测我在把握事实的方面能力欠缺。在其中一个例子中他攻击我犯了一个法律上而非事实判断上的错误。在另一个例子中，他指责我对某篇思辩性的社会学论文不够重视，但他并未指出该论文的出处，或作任何引证，或进行任何辩护。他对我在事实的重要性认识上的缺陷的指责居然建立在如此弱不禁风的所谓证据上，这确实令人感到奇怪。他并未就其进一步指责提供证据，即我对股权责任案件(market-share liability)的相关事实领域一窍不通。在我的应答中，我认为可能是他对那个法律领域并不熟悉：我引用了探讨股权责任的大量案例以及法律评论文章，其均明确提出了这个术语与其说具有特殊的法律含义还不如说在道德含义上是公正的和正义的。然而波斯纳只是从其早期的文章中抽出这些观点来攻击我，并将其塞进他的新书中，既不提及我的应答亦没有打算回答我的辩驳。其最后一项指责——关于统计学意义上的区别(statistical discrimination)是该书的一个新观点，但更使人弄不清头绪。他引用了我文中的一个注脚，而该注脚既未使用统计学意义上的区别这个术语，亦未提及或使用与此有关的概念，但是他却用此作为我不理解这个概念的证据。他未解释这个注脚如何能够提供这样的证据。
14.“德沃金将道德相对主义，道德主观主义以及道德怀疑主义混为一体，把它们当作他称之为‘外部（道德）怀疑主义’的不同称谓。”（注：Holmes Lectures,at page 1643.波斯纳引用了我的文章："Objectivity and Truth:You'd better beheve It"25 phil.& pub.Aff.87,88-89，作为其来源。）
我既未将这几个概念混为一体，更重要的是，亦未将它们描述成为“外部”怀疑主义的多种形态。波斯纳引用的该文章的中心论点恰恰与之相反：我认为只有将我称之为内部怀疑主义的多种观点合为一个整体形式，即视为建立在隐蔽的道德信念或假定上的怀疑主义的多种表现形式的统一体，这些立场才有意义——甚至是可以领悟的。
他的评价又再一次出现重复。他在《亚里桑那州法律评论》(Arizona Law Review)刊登的其论文中已作了如此的评价，并且在针对性应答文章中我亦指出了这个错误。（注：对这些宣称的解释，请见我针对波斯纳的Holmes Lectures的应答，标题为"Darwin's New Bulldog"（直译为达尔文新养的牛头犬…译者按）。我被指责以此标题来侮辱他人。然而该说法引自Huxley（赫胥黎），因而不可能构成侮辱。）我说过如果我真正的(actual)论点是正确的话，那么将攻破他那众多的关于道德和道德理论的观点，我请他更为仔细地阅读我
的文章并且解释是否或为什么他认为我的观点是错误的。然而他却再一次犯同一样错误。这是特别令人遗憾的，因为又使得他写的论文变得更为糟糕(making a dog'sbreakfast)。
15.“德沃金称实用主义是只适合狗吃的一顿知识大餐。（并且我想当然地认为他不太喜欢狗吧！）”（注：Problematics,240）
这可是我的过错。很久以前我说过实用主义(pragmatism)在哲学意义上说只是一顿狗吃的大餐。（注："Pragmatism,right Answer,and True Banality"in Pragmatism in Law and Society(Brint and Weaver,eds.1991)at 359.）我的评价使波斯纳不安，他在后来的数年中多次论及此观点，认为这带有解剖学意义(anatomival)，后来又认为带有医学上的粪便学意义(scatological)，而现在则认为带有恐犬症(caniphobic)的含义。我当初想这应该是一个常见用法：也许在英国更为人所熟悉。《俚语词典》将"dog's dinner"解释为：名词。1.一团糟。再参见"dog's breakfast"词目，可知：名词。一团糟。事实上，我是很喜欢狗的。
译者按：为了更好地把握这篇论文的精神实质，特提供一些涉及该文的背景资料以飨读者。
一、波斯纳(R.A.Posner,1939-)，1969年任芝加哥大学法学教授，1981年任美国联邦上诉法院法官。主要著作有《法律的经济学分析》(1973)、《正义的经济学》(1981)、《法理学问题》(1990)等（第1、3部著作已译成中文出版）。他是战后在美国兴起的一个重要法学流派“法律—经济学”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
二、罗纳德·德沃金教授是继哈特(H.L.A.Hart)之后在英美法学界最负盛名的法理学大师。德氏关注的一个中心课题是法院在处理法律并未提供明显答案的疑难案件时，法官如何作出正确判决。他提出法律体系应该并在事实上包括：规则、原则(principles)和政策(policies)。如果法官能够掌握法律的原则，采用“建设性阐释”的方法，追求“整体性法律”的理想，他便能找到正确的答案。这是法官在法律上和道德上的义务，这一义务是对他的裁量权的有力约束。而原则指源于政治社会生活的道德向度，反映正义和公平的标准，更是关于个人和团体的权利。政策则涉及社会性、集体性的目标，所以在判案时，法官的首要任务是保护权利，尤其是要保证权利不受国家权力的侵害。德氏鲜明地指出：这种获得的关怀和尊重的权利，是民主政治的基石。（——参见香港大学法学院教授、院长陈弘毅先生的论文“当代西方法律解释初探”pp.14-17，载《法律解释问题》，梁治平编，法律出版社1998年6月版）
三、波克(Bork)法官招致诸多抨击的主要原因是：他希望美国人民把宪法文本当作世俗社会的圣经，而美国人民则是政治上的无神论者。美国人民尊重宪法文本，但他们并不相信祖先在200多年前已经为他们找到了解决当今社会问题的全部答案。Bork的原教旨主义（传统主义）解释，一味强调复古，愤恨“礼崩乐坏”，而没有看到200多年美国历史构成的宪法续编：美国内战确认了黑人的公民权，30年代罗斯福新政确认了政府干预市场的正当性，60年代民权运动确认了少数民族和妇女的平等权利。而德沃金教授在该文中提到的布朗判例改变了黑人在美国宪法中的地位亦是最具说服力的证明。
四、罗伊诉维德(Roe V.Wade)案例中，原告Jane Roe声称她遭受强奸而怀孕，德州法律禁止堕胎，她又付不起钱到那些可合法堕胎的州进行手术，故不得不怀孕直至小孩出生。Roe认为：一个孕妇有权单独决定在什么时间，以什么方式，为何种理由而终止妊娠。德州刑法剥夺了她的选择权，因而违反了联邦宪法。该案件一直上诉到最高法院。1973年最高法院以6:3的多数意见裁定德州刑法禁止堕胎的规定过于宽泛地限制了妇女的选择权，侵犯了第14修正案的正当程序所保护的个人自由。该案终审判决后，激起了美国社会的强烈反响，历届总统亦将对罗伊判例的态度纳入其任期内的政治纲领之中。可以说在美国200余年
历史中从来没有一个判例像此例那样，在整个社会激起如此广泛和持久的对立。（——关于Bork
及此案例的评述详见中国政法大学法律系教授方流芳先生的论文“罗伊判例中的法律解释问题”及其附录
pp.269-319，载《法律解释问题》，梁治平编，法律出版社1998年6月版。） 收稿日期：2001-0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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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经济学理论与流派及其在我国的发展 ●代志华 摘 要:文章主要探讨产业经济学的发展与流派,重点研究SCP范式的崛起和衰落以及新产业组织理论的观点及政策主张,同时,对产业经济学在我国的引进、发展及研究作了评述。 关键词:产业经济学 产业组织理论 SCP范式 中图分类号:F01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914(2006)01-027-03 产业经济学是战后迅速发展起来的应用性经济学科。直到1996年,在我国学科专业设置上,“产业经济学”作为“经济学”大类中“应用经济学”这个一级学科之下的二级学科第一次位列其中,与国际惯例实现了初步的接轨。从总体上看,目前国内对产业经济学研究起步很晚,对产业组织问题的研究仍然比较薄弱,研究过于重视产业结构而没有深入到产业组织中去,在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上存在诸多不足。内容上偏于“宏观”,学科范围不够清晰,把许多不属于产业经济学研究范围的内容都纳入研究视野,如经济增长理论问题、增长方式的转变问题、宏观调控与市场机制等问题;另一方面,对我国市场结构的规模经济水平、集中度和进入壁垒的实证性研究明显不足,无法深入了解市场结构对企业行为进而对市场绩效的影响;在企业行为研究方面,多数论著主要是沿着产权—企业行为—改革对策这样一种模式展开研究,忽视对市场结构、企业组织这些相关因素的深入分析;在研究方法上,基本上以规范研究、定性研究为主,缺乏实证研究,对市场结构、企业行为等产业组织结构要素缺乏数量分析和统计研究。由于博弈分析作为一种研究方法对数学基础要求较高,而未被产业经济学研究者广泛采用,而结构主义分析方法虽然无法研究市场主体或寡头之间的互动模式,但却是一种简单且被广泛采用的研究方法。同时,对数量分析和统计研究的忽视,缺乏基础性的研究,对于产业经济学来说很难取得高水平的研究成果。因此,有必要探讨西方产业经济学研究对象和理论体系,研究其发展轨迹和主要流派,以期对我国产业经济学学科体系有效构建有所帮助。 一、哈佛学派与产业经济学的结构主义观点 产业组织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是伴随着上世纪大型制造业公司的大规模出现而出现的,与新古典微观经济理论在解释垄断或不完全竞争问题上的失败分不开的。一般认为,马歇尔的新古典经济学是产业经济学的源头,20世纪前半叶的斯拉法、张伯伦、琼?罗宾逊的垄断竞争理论,以及克拉克的“有效竞争理论”都对产业经济学的产生起了推动作用,但此的产业经济学还处于萌芽阶段。比较一致的看法是,现代产业经济学体系是30年代以后在美国以哈佛大学为中心,以梅森和贝恩为主要代表形成的,理论界称为哈佛学派。哈佛学派的主要贡献是建立了完整的SCP理论范式,这一范式的最初形式是贝恩(1956)的市场结构、市场绩效两段论范式。贝恩编写的著名教科书《产业组织论》(1959)的出版标志着产业经济学的基本形成,并在其后的20年间成为国外许多著名大学本科生和研究生课程的主要学习内容,影响了整整一代学者和决策者。这一阶段产业经济学的主要研究成果集中在海弗里鲍尔和斯托金主编的《产业组织与公共政策论文集》中。至于现代主流产业经济学中流行的SCP三段论范式则由谢勒在贝恩两段论的基础上发展而成的。SCP范式的形成标志着产业经济学体系的初步成熟,产业组织学因此而成为一门相对独立的经济学科。在产业经济学的早期发展中,还有不少哈佛学派以外的学者也对产业经济学做出过重要贡献,如为现代产业经济学中的广告推销、销售契约等问题提供了理论基础的霍特林和兰凯斯特等。 二、芝加哥学派的崛起与SCP范式的衰落 上世纪60年代之后,来自芝加哥大学的经济学家,包括施蒂格勒、德姆塞兹、波斯纳等人对SCP分析范式提出激烈的批评,形成了所谓芝 加哥学派,并逐渐取得了主流派地位。与结构主义者那样只关心竞争的程度不同,该学派特别注重市场结构和效率的关系,故被理论界称为效率主义者。其代表人物施蒂格勒由于对产业经济学的开创性研究而被授予198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该学派继承了奈特以来芝加哥大学传统的经济自由主义思想和社会达尔文主义,认为市场竞争过程就是市场力量自由发挥作用的过程,是一个“生存检验”的过程。该学派在理论上皈依新古典经济理论,坚信瓦尔拉均衡和自由竞争理论依然有效,厂商行为是厂商预期的函数,政府不需干预,1966年施蒂格勒的名著《产业组织》一书问世,标志着芝加哥学派理论上的成熟。在芝加哥学派形成的过程中,法学家与经济学院和商学院的经济学家们共同合作,应用价格理论对反托拉斯法展开了深入的研究,推动了新兴边缘学科———法学经济学的诞生。芝加哥学派对产业经济学研究的另一重要贡献是开创了规制经济学这一个新的经济学研究领域。作为对传统的SCP范式的批判,鲍莫尔、帕恩查和韦利格等人于1982年合作出版了《可竞争市场与产业机构理论》,系统阐述了所谓的“可竞争市场理论”。这一理论对80年代鲍莫尔(1982)提出的“可竞争性理论”有很大影响。 SCP范式的衰落,一方面该范式缺乏深刻而又明确的理论基础,“旧产业组织学”与微观经济学理论不能很好地融合以及它对大型企业的成长与行为和日益突出的产业集中趋势缺乏解释能力;另一方面由于在实践中人们无法发现那种稳定的具有普遍意义的模型关系,导致对统计结果的解释自相矛盾。还有就是博弈论的广泛运用,企业在市场中的策略性行为以及企业内部代理人的策略性行为,为博弈论的应用提供了广泛的机会,预示了产业经济学的发展方向。因此,SCP范式的衰落正是产业经济学迅速发展的结果。 三、产业经济学的发展与新奥地利经济学派观点 20世纪70年代以来,由于可竞争市场理论、交易费用理论和博弈论等新理论、新方法的引入,产业经济学研究的理论基础、分析手段和研究重点等发生了实质性的突破,大大推动了产业经济学的发展。这一阶段的代表作是泰勒尔(法国)1988年出版的《产业组织理论》,这一近10年来国外大学最具权威性的产业组织学教科书。此外,1987年《产业经济学杂志》以特刊形式出版的一期论文集和1990年由威廉姆森主编出版的《产业组织学论文集》,以及1994年授卡布尔主编的《产业经济学前沿问题》,这些著作包括了产业经济学的经典文献、“新产业组织学”的代表作及“芝加哥学派”和“新制度经济学”的一些成果,基本上反映了整个80年代西方产业经济学各个流派取得的最新进展。 一方面,近年来崛起的以交易费用理论为基础,从制度角度研究经济问题的“新制度经济学”,也被称为“后SCP流派”,其代表人物有科斯、诺斯、威廉姆森、阿尔钦等人。该学派组织理论的主要特点在于它引入交易费用理论,对交易费用经济学的理论体系、基本假说、研究方法和研究范围作了系统的阐述,彻底改变了只从技术角度考察企业和只从垄断竞争角度考察市场的传统观念,为企业行为的研究提供了全新的理论视角,重点深入到企业内部,对产业组织的深化起了直接的推动作用。 另一方面,产业经济学的发展沿着SCP范式的方向发展成为“新产业组织学”。20世纪80年代前后,以泰勒尔、克瑞普斯等人为代表的经济学家用博弈论的分析方法对整个产业组织学的理论体系进行了改造,逐渐形成了“新产业组织学”的理论体系。新产业组织理论的特点可以归纳为三个主要方面:一是博弈论的引入;二是从重视市场结构的研究转向重视市场行为的研究,即由“结构主义”转向“行为主义”;三是突破了传统产业经济学单向、静态的研究框架,建立了双向的、动态的研究框架。 另外,建立在门格尔、庞巴维克的传统思想和方法之上的新奥地利学派在产业组织理论上的取得了新成就,其代表人物是米瑟斯、哈耶 — 7 2 — 《经济师》2006年第1期 ●理论探讨
理论法学 法学1998年第10期 评介哈特《法律的概念》一书的“附录” ——哈特与德沃金在法学理论上的主要分歧 ●沈宗灵 编者按:今年是北京大学教授沈宗灵先生从教50周年。几十年来,沈先生诲人不倦,潜心著述,淡泊名利,为新中国的法理学研究做出了不朽的贡献。值此沈先生从教50周年 之际,本刊专门发表先生的这篇大作,并向先生表示衷心的祝贺。 哈特(H.L.A.H art,1907—1992年),美国著名法学家,二战后新分析实证主义法学首创人。他出生于一个犹太人家庭,曾长期任衡平法大律师,二战时任英国军事情报部门文职官员,并信仰自由主义的社会民主主义。1952年继古特哈德(A.Goodhard,1891—1978)之后任牛津大学法理学讲座教职。哈特的著作很多, 1961年出版的《法律的概念》一书是他在法理学方面的主要著作。该书中文版由吉林大学教授张文显、郑成良等人译,1996年由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出版(《外国法律文库》之一)。但该译本中未包括哈特原书1994年版本中所载哈特所写的一篇题为“附录”(Po stscri p t)的长文(由两位英国法学家根据哈特遗著和笔记整理编成)。哈特在该书1972年版本中曾讲,他“期望日后能有机会对这些问题(指对该书的批评)加以详细的讨论,并把它补充进本书之中。”这一“附录”可能就是他在1972年所提希望的部分实现。 他在附录中称,对《法律的概念》一书的主要批评者是两位美国法学家,即富勒(L.Fu ller,1902—1978年)和德沃金(R.Dw o rk in,1931年—)。但这一附录集中回答德沃金对该书的批评。这些批评主要载在德沃金的《认真对待权利》、《原则问题》和《法律帝国》三本 书中。 笔者认为,这一“附录”对了解哈特与德沃金之间在理论上的分歧很有帮助。为此,特对“附录”作一简介。 一、法律理论的性质 哈特认为,他的理论是:法律是一般性的(general)和叙述性的(descri p tive)。“一般性”是指这种法律不与任何特定法律制度或法律文化相联系,但对有规则治理(规范)的社会与政治机制作一说明。“叙述性”是指它在道德上是中立的,并不试图以道德或其他根据为以一般形式或结构出现的法律作论证或对它下命令。为了叙述起见,《法律的概念》中反复使用像设定义务规则、授予权力规则、承认规则、改变规则、规则的接受、内在观点与外在观点、内在陈述与外在陈述以及法律效力等概念。 他认为,以上理论根本不同于德沃金的法律理论,即部分是评价性或论证性的,并且是专对特定法律文化的,通常是专指理论家本国的,就德沃金而论,专指英美法。因此,德沃金将他的法律理论的中心任务称为“解释性”,部分是评价性,因为这种理论确定一些原则,它们最适合一个法律制度的既定法和法律实践,并 — 7 —
校本教研的内容及形式 内容摘要:新课程实施以来，无论是学校还是教师，都面临着很多新的挑战，每一位参与新课程的教师都要改变教育观念，改变教学方式。进行教研制度的创新，建立与新体系相适应的以校为本的教研制度，是实施新课程，促进教师专业成长的现实要求和紧迫任务。本文就“为什么要开展校本教研，什么是校本教研，如何开展校本教研”三个方面作一探讨。 关健词:教研现状校本教研概念校本教研要素校本教研形式 新课程实施以来，无论是学校还是教师，都面临着很多新的挑战，每一位参与新课程的教师都要改变教育观念，改变教学方式。而这些观念与方式的改变不是一蹴而就的，需要教师不断的学习与实践。教育部基础教育司副司长朱慕菊在《改进和加强教学研究工作深入推进新课程实验》中指出:将教学研究工作的重心下移到学校，形成与新课程相适应的“以校为本的教学研究制度”，《教育部办公厅2000 年关于年义务教育新课程实验工作有关要求的通知》中明确要求:积极推进以校为本教学研究制度的建设。进行教研制度的创新，建立与新课程相适应的以校为本的教研制度，是实施新课程，促进教师专业成长的现实要求和紧迫任务。 一、为什么要开展校本教研 (一)教师专业发展现状的调查与分析 市教研室参照叶澜教授的《教师关注问卷》，在我市的部分学校对教师《我的关注》、《我的困惑》与《我的要求》进行了问卷调查(调查问卷附后)，选择的学校有城区学校也有农村中心小学。通过统计分析，发现我市的教师专业发展水平参差不齐，35%的教师还处在生存关注阶段，他们关注的是自己的教学能力，在同事、领导和家长中的印象等等，专业发展水平处于不成熟期。50%的教师更多关注新理念之下的课例设计，他们关注教材的编排，课的设计与研究，关心外在的评价，属于任务关注阶段，专业发展水平处于中等。15%的教师更多地关注学生，专业发展水平较高，渴望成为研究型教师。 在《我的困惑》部分，统计发现，大部分教师能对课堂教学进行反思，但仍有少部分教师由于没有反思的习惯，长期重复着日常教学，一遇到问题就不知所措，甚至有些教师对“教育问题”视而不见，习以为常。而发现问题的教师都希望得到上级教研部门或专业人士的引领，甚至甩手等待专家来解决。如:在与教师交流中，我们发现有几位教师反映小学数学课标教材中《解决问题的策略》这一部分内容偏
绍兴文理学院2011学年01学期法学专业09级《西方法律史》期末考核学号 09095316 姓名施云飞班级法学092 论文题目浅析哈特思想之法律与道德得分评卷人论文评语：年月日
浅析哈特思想之法律与道德摘要：终其一生，哈特是噩梦与美梦的一生，但是其成就是辉煌的，就法律与道德这一个命题，进行过三次论战，分别是：哈特与富勒之间的论战；哈特与德夫林之间的论战；德沃金和哈特的论战。通过这三次论战，哈特对于法律和道德的关系的思想体系开始在原有的基础上形成完善，并确定法律与道德没有必然的联系。关键词：法律与道德哈特论战 https://www.doczj.com/doc/7a11501110.html,??哈特（１９０７－１９９２），英国法理学家，新分析实证主义法学创始人，２０世纪英语世界最伟大的法学家。哈特以其实证主义姿态构建了一个庞大而自洽的法理学体系，梳理加强了法律哲学与道德以及政治哲学之间的联系，而且，沿着边沁的脚步，在道德哲学和政治哲学领域里，他是自由主义传统最强大的代言人。取得这些成就，与他的学习生涯和生活经历都是很密切的。哈特从小就喜欢自由，与日后是自由主义最强大的支持者，对自由权利的争取维护息息相关。哈特学的是和法律有关的，从小接触法律知识，在牛津大学就读时成绩优异获得奖学金并最终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１９３２－１９４０，哈特在伦敦从事事务律师工作，这段工作经历促使其日后的法律理论与实际贴近。１９４０－１９４５年在Ｍ１５工作，期间他作为垄断委员会的成员，发挥了他突出的分析能力，这与日后的实证分析也是相关的。本文主要论述哈特在这样的成长背景和生活经历条件下产生的思想之一法律与道德的联系。一．哈特关于法律与道德的三次论战二战后，审判纳粹分子引发了法理学界的思考。其中的一个案例，一名德国军官的妻子，为了脱离丈夫，向纳粹当局密告其夫在休假时曾
教师专业成长的策略研究开题报告在现代认知科学、信息科学等学科发展的推动下，教师的工作越来越成为高度复杂的创造性工作，成为具有自己独特职业特征的不可替代的专业活动，课题园本教研中教师专业成长的策略研究开题报告。“教师专业化” ___一种变化的概括和反映。它包括专业精神、专业能力和专业发展三个层次。教师专业化成长是指为教师创设和提供最佳的学习和成长环境，使得教师不断追求自身提高和专业发展的精神需要、创造（智慧）需要、学科知识需要、智能结构需要和教学能力需要，并通过自己的专业发展增强专业的不可替代性。 “园本”有三方面的含义：一是为了幼儿园，二是在幼儿园中，三是基于幼儿园。园本教研就是以示范幼儿园或中心幼儿园为研究基地，以教师为研究的主体，以教师在幼儿教育教学实践中遇到的真实问题为研究对象的研究。它既是一种制度也是一种研究方式。园本教研致力于解决我们教师在教育教学过程中遇到的真实问题，或者幼儿园教学在发展过程中遇到的困惑，这些问题都是幼儿园或教师所面临的实实在在的问题，而不是外部强加的。这些问题的解决主要应该靠我们自己去探索、去发现、去研究、去实践。研究的主体是我们的教师，是教师对自己的教育实践进行反思，发现问题并解决问题的过程。
（1）开展园本教研，教师有哪些能力亟待提高？ （2）如何在园本教研中，提高教师的专业化程度？ 《纲要》指出：“教师应成为幼儿学习活动的支持者、合作者、引导者”，“教育活动的组织和实施过程是教师创造性地开展工作的过程”，是“教师运用专业知识审视教育实践，发现、分析、研究、解决问题的过程，也是其自我成长的重要途径”。《纲要》明确提出了教师应成为幼儿发展的促进者，并成为教育的研究者与不断充实、完善的自我成长者。其对教师角色的新要求意味着对幼儿教师素质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新挑战。新《纲要》的教育理念的贯彻实现关键在教师。能否对幼儿实施高素质的教育，促进幼儿生动、活泼、主动发展的关键在于教师的素质。而作为专业教育者，教师的素质首先体现在教师的专业素质上，教师的专业素养既是幼儿园教育品质的体现，又是幼儿园达成专业幼教目标的保证，所以基于教师专业素质发展需要的专业成长显得尤为关键和重要。 推行园本教研的初衷，在于让教师通过积极有效地开展教学研究活动，全面落实教改的目标，切实提高课程实施和教学实践的质量，并在这个过程中促进教师专业发展、提高教师进行课程建设的能力。
哈特与富勒的论战——一场表演（上） 问题与方法 被称为“辉煌的纪实文献”的《纽伦堡大审判》的第三十五页，记录了疾恶如仇的检察官杰克逊和猎狗一般敏锐的检察官马克斯韦尔-法伊夫爵士在起诉纳粹战犯时所面临的困境：“杰克逊问马克斯韦尔-法伊夫爵士，如果被告提出的辩护理由是，他们只不过是在执行上级的命令，那该怎么办。马克斯韦尔-法伊夫爵士说，这种理由不能成立，否则所有的起诉案子都将要崩溃。希特勒手下的德国人依据‘领袖原则’行事，在‘领袖原则’的概念里，领袖有绝对的权威。元首怎么命令，他的下属就怎么执行。这些下属的命令，更下级的人也必须执行，一级一级由上而下，形成金字塔式的权力结构。如果允许被告用‘上级命令’的理由辩护，那么，他们就只能给希特勒定罪，而希特勒已经死了。” 然而，马克斯韦尔-法伊夫爵士的这种回答并不能排除杰克逊更深的焦虑，在该书的第三十三页，出口成章的杰克逊让秘书艾尔斯小姐记录下了他的困境：“他说，他们面对的最大问题是平息有关他们正在制定时候制造一种由追溯效力的法律的批评。古罗马人说过：没有法律就谈不上罪与惩。很显然，纳粹分子进行了赤裸裸的侵略，犯下了罄竹难书的罪行。但是，他们犯了哪些法呢？检察官可以援引哪部法律，哪部法典的哪一章、哪一条呢？” 这的确是一个问题，不过，在“伤感而庄重”的开庭审判场面中，“沉着镇定”的杰克逊交替使用了伊丽莎白、斯宾塞以及格拉德斯通风格的演讲术，将这种内心的焦虑打发得无影无踪：“法官先生们，我们荣幸地进行历史上第一次对破坏世界和平罪行的审判，为此肩负这重则大任。我们要谴责和惩罚的罪行是经过如此精心的策划，是如此的恶毒，是具有如此的毁灭性，以至文明对之不能放任不管，因为如果这些罪行在今后重兴，文明将不复存在。因胜利鼓舞和被伤害刺痛的四大国，停住了复仇之手，自愿地把俘获的敌人交给法律审判。这是强权对公理已作出的最有意义的一种赞颂。”这段话就印在该书的第一百三十九页。 当然，法庭上打动人心的修辞术仅仅掩盖了杰克逊内心的焦虑，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修辞术本身就可以化解这样的焦虑。当美国的法学家富勒如同老师出题考试一般，设想了一个生活的场景来逼问牛津大学法理学讲座教授哈特的时候，他内心中设想的肯定不是一种法庭上的修辞术，而是将杰克逊内心中的焦虑以理论化的文字形式抽象了出来，并加以彻底的解答。这种抽象的解答是不是如同
美国学者波斯纳提出了教师成长的公式：教师的成长=经验+反思。如果没有反思，教师的教学就会仅仅是一种重复单调的工作，教师像工人，学生像产品千篇一律地生产出毫无创新的产品。所以创新型的教师就应该主动反思、勤于反思，并在反思中看到自己的长处，修改自己的短处，扬长避短，从而提高自己的教学效能。作为一名音乐教师，虽然音乐课并不涉及到升学考试，但作为素质教育的一个必不可少的因素，音乐课的质量，也是极为重要的。因此，音乐教师也应该学会反思、善于反思。 11月2日至6日是我在开封听课学习的日子，这是我参加工作9年来，第一次外出参加这么大型的教学观摩活动，所以特别珍惜这次学习机会，下面我将本次听课的所感、所悟与其他教师共勉。 本次活动一共观摩了23节课及音乐专家吴斌教授的讲座。23节课每节都有每节课的优点，都有值得学习探讨的地方。本次活动，给我的第一感觉就是：课堂不是车间的流水线，一成不变。同样的教学方式方法，面对几十名学生可能有几十种不同的反应。因此，在课堂教学的过程中需要教师不断地调整教学的方式方法，不断验证在备课时设计的反思，对症下药。（在本次听课时有大部分教师的教学环节与事先的教学设计不符。）课堂教学是一门遗憾的艺术，再好的教学也总有它不足的地方，有待于进一步改进，进一步优化。因此，在课堂上发生的种种“意外”，就可以成为很好的反思材料，提供教师在不断的实践过程中进行探索。 例如：赵薇娜老师所授二年级欣赏《单簧管波尔卡》一课，教师针对学生年龄小，好奇心强，同时活泼好动，思考问题大多以形象思维占
主导地位的特点，所以在教学方式上用音乐图谱帮助学生了解乐曲各主题的特点、亲自为学生表演波尔卡比较形象直观；从图谱中找音乐节奏富有趣味性；师生互动律动表演，增强了教师与学生之间的互动性。本节课教师始终围绕音乐作品，通过各个教学环节，激趣、感悟、创造、表现等教学方法与手段，最大限度地调动学生学习音乐的积极性和表现欲。教学环节环环相扣，由浅入深，教师引导学生始终用音响来判断、用听觉来感受。课堂上即注重了学生的情感体验，也落实了双基，是一节成功的让我受益非浅的音乐课。 李娜老师所授四年级《我的愿望》一课，呈现了小学中年级二声部合唱歌曲综合课一节很好的课例。这节课教师通过对二声部音准及节奏的学习，使学生初步达到声部的和谐、音色的统一、音量的均衡，让学生感受和声的美，体会声部间的相互配合。在课的结束部分教师设置的展示部分过于华丽，给人画蛇添足不真实的感觉。但本节课是一节非常扎实比较成功的课，让我受到很大的启发，也给我今后的教学提供了一个更大的空间。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自我反思，很多都是建筑在自身的基础上，而许多事情还是旁观者清。所以，多观摩分析其他教师的课，学习他们的教学理念、教学组织形式、教学方法等等。假如我上同样内容的课，会有什么不同，什么相同，我从中得到了哪些启发等等就是一种进步。在本次观摩课中，教师善于利用自己的特长，比如器乐、声乐、舞蹈等，这些也可以作为自己的借鉴，看看别人是如何来利用的，思考自己在今后的教学中如何有效的利用。
内容提要 作为20世纪最伟大的法学家，哈特被一代又一代的法律人所追寻乃至追随。在这部关于哈特一生的传记中，作者妮古拉·莱西利用哈特以前未曾公开的日记和信件，以哈特一生所经历的事件为线索．为大家展现出一个真实的哈特。 赫伯特·莱昂内尔-阿道弗斯·哈特。生于1907年，系约克郡的第二代犹太移民。在牛津大学就读期间。他因成绩优秀获得了奖学金并最终以第一名的优异成绩毕业。1932年至1940年，哈特在伦敦从事事务律师工作，期间虽然他拒绝了担任牛津大学哲学讲师的邀请而选择留在实务界工作。但也正是这段经历促使其日后法律理论对于实践的贴近。1940年他因身体不合格而被宣布不能服兵役，却被军事情报部门M15征召，并在那里一直工作到1945年。在M15期间，哈特与M16的同事、牛津哲学家斯图尔特·汉普舍尔和吉尔伯特·赖尔关于哲学的讨论进一步激发了他对哲学的兴趣。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哈特返回牛津并担任哲学研究员，成为法理学教授。 哈特凭一己之力彻底改造了法哲学，并且影响了英国社会对于堕胎与同性恋的法制化思考，也影响了人们对于废除死刑的观念。他汲取奥斯丁和边沁的洞见，并结合J．L．奥斯汀和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的新语言分析哲学。致力于阐明一种可适用于所有法律形式的法律概念，无论这些法律出现在什么时期或什么地方。他的《法律的概念》一书在世界各地已经畅销了数十万册。 然而。在取得卓越的公共成就的背后，哈特的内心却深受折磨：犹太出身、与珍妮弗·威廉斯不合常规但却地久天长的婚姻、性取向乃至间谍指控，这些甚至导致了哈特对自己的怀疑。 在妮古拉·莱西的笔下，哈特的一生充满了噩梦与美梦。本传记不仅勾勒出哈特一生的主要生活经历，同时揭示了在这表面成功的生活经历背后所掩藏的哈特复杂的内心生活；不仅总结并评价了哈特在法哲学领域内的主要学术成就及贡献，亦深入分析了哈特思想的种种渊源——其所具有的深度和冲击力远远超过我们许多人的想象。 前言 20世纪中叶以来，英语世界法律思想的发展呈现出多元纷呈的局面，在这个思想舞台上相继出现了美国现实主义法学、社会法学、新实证分析法学、新自然法学、批判法学、经济分析法学、后现代主义法学等法学流派。但是，单以这种贴标签式的方法来对思想流派进行分类，其实并不那么妥当。比如社会法学中，埃利希的社会法学、以韦伯的社会理论为依托的社会法学、庞德的社会法学之间无论在风格、重点甚至立场上都有重大差别；又比如所谓的后现代法学其实包罗了女权主义、批判种族主义、法律与文学等流派，它们各自的关注点和观点迥然不同；更值得注意的是，有些重要的法律思想家，比如德沃金，既捍卫了自由主义的政治哲学及权利论的法学，在方法上又提出了一种建立在语言转向基础之上的解释学法学，所以很难将他归入上述流派中的任何一种。 贴思想标签的做法带来一个严重的负面影响，即对思想的简化误读。“分类”在确定思想外延的同时，也遮蔽了各种法学思想本身的丰富内涵，由此把本来充满精彩和微妙内容的思想平面化甚至僵化，导致人们不去深入理解和把握这些法学家提出自身思想及问题的背景、视角与方法。有价值的思想成为了死去的文字，从而也就无法转化为针对现实问题的理论武器，比如20世纪最重要的分析法学家哈特的思想，就面临着这样的尴尬。至少在中国，分析实证法学的标签不免给人留下枯燥乏味、片面追求法律自足、视野狭窄等不好的印象，使得我们对其望而却步。当然，另一方面，在研究思想史的时候，有些流派式的分类还是必要的，这不仅是因为许多思想本身有着“家族相似”性，成为某种流派意味着为理解和解释社会法律现象提供了某种理论的范式；更重要的是，只有通过必要的分类，我们才能在某种思想与其他思想的对立、互补、论战当中把握它在法律思想史上的地位和贡献。 哈特是一个犹太人，但由于他的父母很早就移居英国，并且靠做毛皮衣服的生意在经济上进入伦敦中上层收入的行列，所以哈特对于自己的犹太身份并不那么注重；相反，他在精神上渴望成为“英国人”。他从英国公立中学进入牛津大学，然后从事过律师职业，战争期间在英国情报部门工作，战后成为牛津大学哲学精英圈子的成员，后来又成为首屈一指的牛津法理学教授。所有这些个人经历，都说明至少在表面上他一直在做着“去身份化”的努力，试图进入英国的主流社会，成为局内人。正因为如此，虽然他乐意承认自己
本开题报告的修改意见： 1.建议不以中外学者人名划分类型，而以主要观点划分 2.要阐明中外学者对公共危机类型的划分有何不同，原因何在？ 公共危机的类型学分析 开题报告 行政管理xxx 3040222008 一、选题背景及意义： 当今世界，危机的爆发频率急剧上升，诱发因素日益多元化，影响领域愈加广泛，一个 国家是否具备现代意义上的危机管理能力，能否应对危机，不仅关系到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 更关系到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还将对整个经济社会发展产生广泛而持续的影响。美国前国 防部长罗伯特·s·麦克纳马拉曾说：“今后的战争可能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将是危机管理。” 随着科技的突飞猛进和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政府管理的生态环境越来越呈现出复杂性、非 线性和不确定性的特征，政府管理的危机也日益彰显。 一方面，危机事件在表现形式上日益呈现多样化，波及的范围明显扩大，无论是政治领 域、经济领域还是文化领域，危机都时有发生，而且危机造成损失的严重程度和对社会政治 经济秩序的破坏程度都显示出上升趋势。另外，危机产生的原因也变的越来越难以确定，各 种因素交错，其维度和层次也越来越复杂。有学者给世人敲响警钟：在21世纪，人们面临的 威胁将来自恐怖主义、自然灾害、信息安全、生化灾难等等。 另一方面，由于危机发生的意外性与爆发性，使得政府做出反应的时间十分有限，因此 危机管理决策的选择与实施便必然具有紧迫性和非常性。从公共危机管理的角度来看，危机 可以被认为是一种决策形势，在此形势下，国家的根本利益受到威胁，需要国家的管理者迅 速做出反应，选择正确的决策并有效地实施。 危机性事件是一个十分宽泛的概念，如果不能对其加以分类，就无法研究危机性事件发 生的具体过程及对其进行具体分析，也就无法就其管理提出具有指导意义的结构性说明。因 此，通过分析研究危机发生的类型，对于认识探索危机发生的规律、诱因，寻找危机管理的 有效方法与途径，制定具有针对性的危机管理政策，提高政府应对各种不同危机事件的反应 速度，缩短决策时间，完善政府危机管理体系，是十分必要的。 二、国内外研究概况： 1、危机研究的发展概况 任何理论都是关照现实的结果，历史与现实中数量如此之多、影响如此之大的危机催生 了危机研究，从上个世纪60年代以来，西方危机研究共经历了两次发展高潮，形成了不同的 危机理论、范式。早期西方学术界对危机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自然灾害上，18世纪至19世纪， 危机研究逐渐被引入政治领域，而现代危机研究理论则发端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美国，具 体时间可以界定为20世纪60年代。 针对1962年发生的古巴导弹危机的研究，可以说是当代国外危机研究理论兴起的重要标 志，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时任院长的艾理森(g.allison)据此写出的《决策的本质》(the essence of decision)一书，被认为是“一本危机 管理的经典之作”(台湾学者徐立德语)。70年代初的“水门事件”，以及美国黑人民权 运动、反越战运动、欧洲学生运动等危机的相继爆发，促使西方学术界在危机问题的研究上 出现了第一次高潮，危机研究理论在国际学术领域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出现，受到各国政府 的重视，并纷纷设立专门的研究机构，对各类历史危机事件进行总结，结合社会科学中的社 会冲突理论、心理学中的认知失调理论、经济学里的发展经济学、制度经济学等从不同角度 深入分析，为完善今后的危机研究体系提供了理论指导。 20世纪80年代，面对不确定的、急剧变化的商务环境，企业开始重视对于危机的研究，
法理学为什么必须思考法律与道德？——《 法律的现代性剧场：哈特与富勒论战》读后 2006-04-04 12:27:18 法律的现代性剧场：哈特与富勒论战[中国法律哲学临界丛书] 对法律与道德的争论可以回溯到苏格拉底就义前与弟子的最后对话中，此后法律与道德的对话就不绝如缕地在我们的耳边响起。最近一次盛会当属20世纪后叶以哈特与富勒为代表的法律实证主义与自然法之间的争论。关于这场争论的学术产出已经汗牛充栋，眼下这本薄薄的小册子的价值在哪里呢？ 作者曰：“方法。”与他以往的学术路径一致，作者坚持了一种知识考古的进路，即追问“为什么法理学必须思考法律与道德的关系问题”，于是我们要考察“这种问题是如何产生的，是如何被…问题化?的，又是如何不断地将各种具体的现实问题卷入到这个问题工厂的生产机器中”。这种对于问题本身的问题意识是国内主流研究所欠缺的，但它却是重要的。如果我们只看到剧场上的演出而忽视了剧场本身，我们就无从认识到台前和台后、理论与现实的区别与联系。 正是新手法用旧材料做出新菜肴。如果我们仅仅停留在拉德布鲁赫的理论上——那种所谓的复活的自然法，则我们远没有认识到问题的所在，更遑论真正解决问题。它注定只是过渡性的应急之举；甚至可以说，它是用纳粹的逻辑完成了反纳粹的任务。知识考古的方法使作者的视界不但超越了这种将法律与道德的关系简单化的“鸵鸟战术”，更超越了理论的层面而将其与生产理论的实践联系起来。于是作者得以从容回顾世俗国家的兴起以来的历史，正是这造就了法律与道德之间新的紧张，构成了现代法律兴起的政治背景。以边沁、奥斯丁、凯尔森和哈特为代表的法律实证主义，和以富勒为代表的学者对此做出的批评，无不是对时代的一个回答。 因此，作者在“异”中看到了“同”。法律实证主义从没否定道德对法律的影响，但它不是通过否定法律本身，而是试图“以可操作的方式教导人们如何不服从在道德上恶的法律”。富勒的“程序自然法”观念也远离了传统的拉德布鲁赫意义上的自然法，它注重的服从于法律的目的的“法律内在道德”并没有包含什么实质性的内容。可见，哈特和富勒的分歧远远小于他们的共同立场，那就是“一致反对拉德布鲁赫所主张的外在的道德对法律的干预，这意味这二者都将…法律?理解为现代意义上独立于道德、宗教等的规范，它是由立法者正式公布的法律”。为什么会如此？原因在于他们都生活在“同一片天空下”，现代社会的发展，是与价值多元、道德冲突相联系的，哈特和富勒都认识到在这种情况下拉德布鲁赫式的浪漫主义自然法观是无论如何不能真正处理法律与道德之间的紧张的。这时他们就同时来到了韦伯所谓的“诸神之争”的面前，来到了价值与事实
如何准备毕业论文的开题报告 刘文静 2008年5月18日 毕业论文设置开题报告程序，目的是通过学生的报告，让导师组相信两个事实：第一，论文有一个值得研究的选题；第二，作者为写这个题目做好了充分的准备。为了证明以上两个事实，作者需要在导师的指导下完成选题、文献收集和综述、确定研究方法和写作思路、拟定写作提纲、界定核心概念和预期本文的贡献等工作。以下分别讨论。 一、硕士论文的选题 （一）选题的大方向 论文的“论”，实质上是“设问”，即作者自己设定问题，然后通过规定的形式来回答问题。因此，论文必须有一个主题，就是这篇文章要回答什么样的一个“问题”。 1、论文的主题可以是一个尚无定论的“问题” 例如，《行政诉讼法》没有规定和解制度，但实践中被告往往以要求原告撤诉为前提而改变被诉行政行为，达成事实上的和解。论述行政诉讼和解制度存在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就可以成为论文的选题。 2、论文的主题也可以是对一个现行制度或者一项较有影响的理论的挑战 例如，《行政诉讼法》第三十二条归定：“被告对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负有举证责任，应当提供作出该具体行政行为的证据和所依据的规范性文件规定”。有的学者据此而断言行政诉讼实行“举证责任倒置”的原则。论述行政诉讼中不存在“举证责任倒置”，包括具体分析行政诉讼中原告和被告各自承担那些举证责任，都可以成为论文选题。 3、已有定论、没有争议的话题，不能成为论文的选题 例如，《行政诉讼法》第三十三条规定：“在诉讼过程中，被告不得自行向原告和证人收集证据”。论述行政诉讼过程中被告不得自行收集证据，就不能成为
论文选题；相反，如果想论证行政诉讼过程中被告在特定情况下可以收集证据，则可以成为论文选题。 当然，常识性原则也不能成为论文的选题。例如，不能以“依法行政”作为学位论文题目。 （二）论文的选题要尽可能的明确、具体 1、避免选择过于宏观的题目 例如不能选《论行政许可的依法实施》作为论文题目。因为依法实施行政许可制度所包含的内容太多了，你打算把《行政许可法》的全部内容论述一遍吗？这个工作更适合在《行政许可法》颁布后、生效前，由参与立法者向行政机关作报告，而不适合作学位论文——因为没有针对性。 2、小题大做容易出彩 例如，《政府信息公开中的商业秘密保护制度》就比《论商业秘密保护制度的建立与完善》更有针对性，因为前者将“商业秘密保护”的讨论限定在与政府信息公开有关的范围内，而后者是对商业秘密保护制度的一般讨论，可以覆盖的范围要大得多。 3、新问题或者新方法更吸引读者 无论是新颁布的法律中有不够明确的问题，还是现行法律在实施中遭遇新的问题，都属于值得研究“新问题”。例如公务员的薪金和福利待遇是否应当属于政府信息公开的内容，《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中并没有现成的答案；《论公务员薪酬的公开》作为论文题目，就有一定的新颖性。 另外，一个老问题用新的方法去研究，也是有价值的。例如用制度经济学的方法来论证政府信息公开制度的合理性，开辟了一条新的研究思路，就有学术价值。 二、文献收集和综述 社会科学研究，在很大程度上必须是在现有科学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进行的，不能闭门造车，自说自话。这就需要研究者对与本论文相关的已有成果有足够的了解。只有弄清楚别人研究了哪些问题，采用了哪些方法，得出了哪些结论，才能使自己的研究站在更高的起点上，也才能避免重复劳动，以及避免抄袭嫌疑。
走向规范性的法律实证主义 超越哈特与德沃金之争 泮伟江* 两个平庸的人相遇或者碰撞,是没有什么值得我们关注的。但是当德沃金和哈特这样两位个性迥异,却又同样深刻无比的著名法学家,围绕着法哲学领域最艰深,同时也是最重要的话题进行了深入细致的讨论和持续的对话,那么就是一场法律思想的盛会了。如果你错过了这两个人物的这一场论战,那么你错过的将是20世纪法哲学领域最精彩的一页,最壮观的一次论战。 在某种程度上,这一争论是围绕着哈特的经典名著 法律的概念 展开的。由于篇幅所限,笔者直接从德沃金对这一经典作品所作出的批评切入整个讨论,并且在其中穿插哈特对这一批评的回应。笔者希望通过这些整理和评价,能够看到论战双方各自的合理性及其限度。 一、德沃金的两个挑战 德沃金对 法律的概念 所作的批评,主要体现在其名著 认真对待权利 和 法律帝国 之中。前者是德沃金的成名作,焦点主要是对哈特的 法律的概念 的批评。其中最著名的,是作者在这本书提出了法律原则理论,对哈特的自由裁量权理论和规则理论都提出了强烈的挑战。后者则是这种批评的深入和扩展,集中讨论哈特理论中的 语义学之刺 的问题。德沃金引入和改造了伽达默尔的诠释学理论,建构了自己的建设性阐释的法律理论,强调法律就像一本没有写完的小说,由一代又一代人接着去书写。笔者不拟讨论 语义学之刺 的问题,而是集中讨论德沃金对自由裁量权和承认规则的批评。 (一)自由裁量权问题 德沃金对哈特的实证分析法学的批评,首先是从自由裁量权问题开始的。自由裁量权问题,按照哈特后来的概括,是他的 法律理论和德沃金的理论之间最尖锐的直接冲突 。在哈特那里,这个问题首先是和法的 开放结构 (open tex t)联系在一起的。在哈特看来,认为 或者规则是它们在形式主义的天国那样,并像脚镣一样强制人;或者根本 *中国政法大学2002级法理学硕士。
拉兹的法律实证主义与及其与德沃金之论战 一、排他性法律实证主义 19世纪后期，掀起的科学主义浪潮参透进人文社会科学的每个角落。实证主义哲学的创始人孔德提出“法学如果想要得到科学的尊严，本应从实证之物，而非以抽权威或者象思辨论据出发。”从狭义上讲，实证主义法学强调的是实在法，即国家制定的法。这派法学的特征是:区别“实际上是这样的法”和“应当是这样的法”，即区别实在法与正义法或理想法，它申明自己只研究实在法，着重分析实在法的结构和概念；根据逻辑推理来确定可适用的法；认为法与道德无关或至少二者没有必然的联系。 20世纪，哈特是法律实证主义的领军人物，关于法律与道德的关系，哈特与德沃金以一场“世纪论战”将法律实证主义的关注焦点推向高潮。英美法律实证主义经过这场论战一分为二成排他性法律实证主义与包容性法律实证主义。其中排他性法律实证主义以拉兹为代表，拉兹由权威概念引申出渊源命题，坚持了彻底的法律实证主义立场，这种立场被称为排他性法律实证主义。在拉兹看来，排他性法律实证主义不仅是法律实证主义的正确解释，更是法学观点。就连拉兹的强劲对手德沃金也认为，排他性法律实证主义是优秀的。
德沃金将以下方面视为所有实证主义者共同具有的理论要素:一套有效的法律规则是特定法律规定的完全形式，因此一旦此类规则无法明确地处理某个案件，那么这个案件就无法加以决定。 二、社会事实命题 排他性法律实证主义这在与德沃金的批判进行辩护的过程中发展出了“社会事实命题”。它人为有效的法律事实的借鉴是一个社会事实的问题，，即在法律实证主义者看来，法律事实上是社会的产物，法律规范与非法律规范的区别在于前者参考了社会事实，相关社会事实的发生是解释法律体系最终存在的最终理由。尽管法律实证主义者都主张法律有效性是一个社会事实问题，但是不同的法律实证主义者对于鉴别有效法律之社会事实的特征有不同的理解。哈特在他的《法律的概念》一书中提出，“命令论”主要的实物在于，忽略了授予权利的法律，授予权利的规则是“法律对社会生活最大的贡献。”哈特认为，在一个法律体系健全的社会中，不仅存在课予义务的触及规则，而且授予权利的的次级规则，“法律是初级规则与次级规则的结合”。 哈特区分了三种足以使得初级规则的体质转化为健全的法律体系的次级规则。它们分别是承认规则、变更规则和裁判规则。哈特认为，承认规则是鉴别一切法律有效性法律规则的终级标准哈特不仅认为法律体系存在的基础是承认规则的存在，而且规定了承认规则存在的社会条件，进一步说，也就是社会法律体系的存在必须具备两个条件：（1）是符合法律体系存在的中级标准而有效的行为规则；（2）
1、波斯纳认为教师成长的规律是“经验+反思=成长”。为什么教育反思对教师的成长如此重要？ 答：反思就是思考。但是在教育学的领域，反思含有对行动方案进行深思熟虑、选择和作出抉择的意味。一个好的反思往往是对教育教学事件的深入分析，传递给人们一种价值选择，以期引起自己或他人的思考，背后都有着较强的教育理念支撑。就教师而言，提升个人教育理念的途径有很多，其中有两点是可行的，一是坚持读书，一是经常地思考。 教师为了实现有效的教学，课前都要对一节课进行精心“预设”，但在课堂实施时会出现多种结果：第一，事先的预设比较顺利地“生成”了；第二，由于引导不得法，出现“预设未生成”的尴尬局面；第三，虽然教学出现了“意外”，但教师通过巧妙引导，获得了“非预设生成”的意外收获。如果教师课后能对这些结果和过程及时进行记录、整理和分析，反思自己的教学行为，就能对隐藏在教学行为背后的教学理念获得规律性认识，从而提高教学的自我监控能力。长此以往，教师驾驭课堂的能力会不断提高，后续教学行为会越来越合理，学生的“主动生成”会不断地取代“被动接受”，教师的研究意识和能力会不断地得到提升。 2、结合你的学科教学实践，说明教育反思应当从何处入手？如何反思？ 答：政治教学从某种程度上来讲，更着重的是推理能力、抽象能力、想象力的培养。教学中如何能提高学生的这些能力，使学生能终生受益呢？这是我们每个政治教师在工作中不得不时时思考的问题，为此我们也不得不经常反思我们的教育教学行为。那么，我们要反思什么呢？该如何入手呢？ 1.首先反思我们的教学设计是否符合学生的实际，离开了学生的基础谈设计，那是无源之水。通过学生的的反馈，我们可以明晰对学情了解够不够？特别是中等生、差生的困惑能反映出我们教学中知识的切入不是他们的最近发展区域，尤其是优等生是否吃得饱？他们解决问题的好的方法我们是否预计到了？没有的话是否开放的加以引导了？ 2.其次在听课和交流中反思。重视向同事学习，虚心接受别人的意见和建议，即便他的教学业绩不如你，但不同的角度看问题会有不同的结果，对于同一个问题的处理，未必别人不如你。拿别人的长处，做镜子，可以反思提高自己。 3.反思自己对学生学习心理和方法的指导是否到位，有效？运用教育心理学、学习心理学知识的指导我们的教学和学生的学习，能避免我们少走弯路，但实际上我们常常凭经验办事，很不自觉的就把理论和实践弄成了两张皮，不能有机的结合起来。 4. 反思我们的教学是否突出了知识产生、发展和应用的过程？教学中提出问题的深度、广度、创新性够不够？引导学生分析、解决问题的思路是否清晰？我们的语言表达是否清楚？哪些地方做得好需要保持？那些做得还不够需要改进？ 5.反思对于教学中一些突发情况如学生不同的思路、方法等自己是否很好的处理了？是引导他们大胆的发表自己的意见，还是拉回到教师思维的轨道上？学生的想法对教学产生了怎样的影响？没能使得自己按预案完成教学任务的原因是什么？你将如何处理等。 6.要反思学生的学习情感、态度等有什么变化,以及科学、严谨一丝不苟的政治素质的培养到位了没有？ 我们从以上几个方面坚持反思，对提高政治的教学质量和我们的教研能力都是大有裨益的。 3、写一篇关于你的学科教学方面的反思或学生管理方面的反思，与大家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