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前，中日两国之国力对比表：
类别中国日本比率国土总面积 1142 万平方公里 37 万平方公里 31 : 1 人口总数 4.6 亿 0.9 亿 5 : 1 工业总量 13.6 亿美元(占GDP10%) 60 亿美元(占GDP80%) 1 : 4 钢铁总产量 4 万吨 380 万吨 1 : 145 煤年产量 2800 万吨 (外企占55%) 5070 万吨 1 : 2 石油年产量 1.31 万吨 169 万吨 1 : 129 铜年产量 0.07 万吨 8.7 万吨 1 : 121 飞机年产量基本无生产能力 1580 架 / 大口径火炮年产量无生产能力 744 门 / 坦克年产量无生产能力 330 辆 / 汽车年产量无生产能力 9500 辆 / 年造船业能力不详 47.32 万吨 / 年造舰能力仅能生产少量小型舰艇 5.3 万吨 /
【内容提要】本文以翔实、具体的第一手资料为基础，着重就国民政府开发西北的战略构想，举措与实绩，以及对西北地区社会经济的影响进行了探讨。全文共分三大部分：第一部分旨在分析九一八事变前后西北地区战略地位的变化和国民政府开发西北战略构想的演变，认为整个开发过程经历了初步酝酿(1928-1931)、着手实施(1931-1937)、积极推进(1937-1945)三个阶段。第二部分主要选取交通水利建设、农业开发、工矿业发展诸领域，以丰富的事实和数据，展现国民政府从战时环境和需要出发，所采取的一系列政策、举措、办法，以及开发取得的成就。第三部分则从西北地区农业的进步和工业近代化程度的提高、商贸事业的发展和繁荣、东西部经济文化交流与合作的扩大，分析了国民政府开发西北活动的影响。论文指出，作为策划者和组织者的国民政府，为西北开发做出了积极的努力，发挥了相当的作用，其成果不仅为打破日本的经济封锁、支持长期抗战、争取抗战胜利做出了贡献，而且为改变西北的落后面貌奠定了初步的必要的基础。但国民政府在西北开发中存在着诸多缺陷、不足和问题，特别是其开发的主旨是直接为战争服务的，起决定作用的是军事上的需要而不是该地区的全面而长远的发展。因此，随着抗日战争的胜利，国民政府开发西北的热情遽减，各种开发、建设工作也停顿了下来，最终导致西北地区的社会经济再次陷入低谷。【摘要题】民国史研究【关键词】抗日时期/国民政府/西北开发【正文】任何一个政权，为了维护其统治地位，除了镇压反对者的职能外，都不能不执行组织社会经济文化生活的公共职能。1927年4月成立的南京国民政府（1932年春曾一度移驻洛阳办公；1937年11月-1946年5月曾迁都重庆）也不例外。20世纪30年代九一八事变后，随着日本的步步进逼和国防建设的需要，国人开发西北的呼声日渐高涨，国民政府遂将关注的目光投向比较闭塞的西北地区，开始制定开发西北的政策，并着手实施。全面抗战爆发后，西北与西南一起成为抗日总后方，开发活动达到了高潮，西北因此而获得了自近代以来前所未有的发展和进步。而作为此次开发策划者与组织者的国民政府，在整个西北开发过程中发挥了相当重要的作用。本文拟就抗日时期(1931-1945)国民政府开发西北的战略构想、举措与实施、以及对西北地区社会经济的影响进行探讨，期收抛砖引玉之效。一西北地区所处地位及国民政府开发西北战略构想的演变西北是中华民族的发祥地之一，在我国社会文明的开创阶段和周秦汉唐时期，曾有过令人艳羡的辉煌。然而，随着历史的变迁、经济政治重心的东移以及航海事业的发展，东南沿海地区国际交往通道进一步扩大，盛极一时的丝绸之路逐渐成为历史的遗迹。步入近代，由于西方列强的攻略和欧风美雨的浸染主要来自海路，因而东南沿海成为我国外源后发型近代工商业的汇聚之所和先进生产方式的重心所在。而西北各地，则因交通不便，某些自然条件恶劣，新的经济成分极其薄弱。当时，社会上除少数有识之士大声疾呼，希望国人注意西北边防外，晚清政府和社会各界则对西北地区很少关顾。民国初年和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孙中山先生曾发表《实业计划》（即《建国方略之二：物质建设》），提出了建设西北铁路、开发西北资源的一系列设想。但当时的中国既不具备实现这一宏伟计划的历史环境，也缺乏推进它的社会力量和物质条件，致使孙先生的"实业计划"未能付诸实施。1927年4月以蒋介石国民党为代表的国民政府上台后，在大力推行"武力统一"与"和平统一"政策的同时，也开始逐步关注开发西北、建设西北的问题。事实上，这种关注先后经历了初步酝酿(1928-1931)、着手实施(1931-1937)、积极推进(1937-1945)三个阶段。1927-1931年，是南京国民政府的创建阶段，也是其开发、建设西北的初步酝酿阶段。从1928年起，不仅国民政府召开了咨询性的全国经济会议和全国财政会议，成立了建设委员会（1928年1月）和全国经济委员会筹备处（1931年3月），而且国民党二届五中全会还通过了《统一财政，确定预算，整顿税收，并实行经济政策、财政政策，以植财政基础而利民生决议案》。与此同时，国民政府也确定了开发西北、建设西北为其要务之一，并相继派出西北科学考察团、西北实业考察团等进行实际考察，作为开发西北的依据。1930年，国民政府建设委员会制定了《西北建设计划》。1931年5月，国民会议第七次大会通过了《开
南京国民政府的民法和刑法 一，民法 （一）民商合一体例的确定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即着手编订民商法，1929年成立民商法起草委员会，聘请法国人宝道和著名法学家王宠惠等为顾问，具体负责起草。起草过程中立法院长胡汉民，副院长林森等根据中国自古民商不分，商业不发达，商人本无特殊地位的现实，建议立法上须用民商合一体例。将通常属于商法总则之经理人及代办商，商行为之交互计算，行纪，仓库，运送营业及承揽运送等项，编入民法典债编。单独编订《票据法》，公司法，海商法，保险法等到，作为民事特别法。 这种体例对日后中国民商立法，民商法学科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二）（中华民国民法） 《中华民国民法》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正式民法典。 概况 由中华民国民法，有，总则，债，物权，亲属，继承五编构成，共计29章1225条。 总则又分法例，人，物，法律行为，期日及期间，消灭时效，权利之行等 债编分通则，种种之债 物权分通则，所有权，地上权，永佃权，地役权，抵押权，质权，典权，留置权，占有 亲属编分通则，婚姻，父母子女，监护，抚养，家，亲属会议等 继承编分遗产继承人，遗产之继承，遗嘱 民事法律无规定者，依习惯，无习惯者依法理，除民法典外，习惯和法理也构成南京国民政府民事法律的渊源。 中华民国民法在内容与指导思想上仍然是继受和固有相结合，便有了一些新的变化 特点：1.对西方法律的继受和移植 2.对中国固有法的保留和改造 （二）民事特别法 《公司法》，《票据法》，《海商法》，《保险法》，《破产法》 1931年7月1日正生效，《中华民国公司法》，多次修改，新公司法分为定义，通则，无限公司，有限公司，两合公司，股份有限公司，股份两合公司，外国公司，公司之登记及认许，附则 1929年10月30日公布施行《国际统一票据法案》 1929年12月公布，1931年1月1日施行《海商法》，海商法以大清商律草案，志田案草案基础上制定的
全面抗战以来国民政府的抗战战略和淞沪会战 自1939年九一八事变以来，日本帝国主义不断入侵，蚕食中国华北领土，包围了京津地区制造摩擦。不断向处于半自治的冀察政务委员会施压和拉拢，在拉拢宋哲元的二十九军失败的情况下，爆发了七七事变，触发了全国抗战。虽然中国军民英勇抵抗，但仍然丢失大片国土。而作为中国政治领导力量的国民政府面对日益严重的外患正威胁自身统治的时候，必然会采取一系列政策应对。当时日军由南向北进犯，华北平原，江淮平原，长江流域均暴露在敌人进攻的炮火下。日军凭借其机械化作战可以一举南下围歼主力，攻占中心城市。另一方面，日军意图在上海制造兵变，牵制国民政府，向其施压，迫其就范。而南京国民政府自九一八以来，就已察觉日本志在灭亡中国，但不惜忍让数年用来增强自身防卫力量。当华北局势恶化，并且在上海的战争已不可避免的时候，国民政府的战略发生变化。即准备把华北的主战场转到上海，比起华北的开阔地带，上海地区密集的水网和大规模的钢筋水泥建筑更易与日军周旋，也可以减轻华北的压力也容易引起在上海有大量利益的英美势力的干涉，更重要的是，中国在抗战的某种程度上获得战略主动权。使得日本由南到北的进攻被迫从东往西进攻。而中国可以凭借西高东低的阶梯地势层层设防，建设战略后方，以求与日军长期持久作战。那么淞沪会战无疑是中国抗战的一次战略转移的一次会战。虽然未抑制日军进攻，并付出重大的牺牲，但却符合中国的战略大局，避免了混乱的抗战局面，同时也获得了经验教训。下面，就七七事变以来，国民政府的抗战战略和淞沪会战的意义进行浅析。 一：全面抗战以来的战争局势和军事对策 七七事变以来，宋哲元二十九军出于自保和对国民政府的不信任，仍对和平解决七七事变的和平解决抱有幻想，此时日军的部署尚未完成，向冀察政务委员会表示愿意和谈。冀察政务委员会虽然坚持抵抗，但也谋求一些让步，希望局部解决，拒绝中央军北上和谢绝全国的慰问。但当日方的企图暴露后，宋哲元决心抵抗，于7月27日致电蒋介石：“北平为华北重镇，人心所系，大势所关。现已成四面皆敌之形势，通县于今晨三时起，亦正在激战中。职受国家人民付托之重，已决心固守北平，以安人心，而作士气，绝不敢稍有畏避也。”1 面对如此紧急的局势，国民政府已然开始放弃和平打算，准备全面抗战，并开始于华北进行战略布局。 首先督促宋哲元等冀察当局做好战争准备，放弃对日幻想。同时派参谋次长熊斌北上想宋哲元宣达了“不挑战必抗战”的方针，如需忍耐以和谈，只可在不丧失领土主权原则之下同日本谈判，以求缓兵，但仍须做全般准备。7月18日，蒋介石又一次提醒宋哲元：“倭寇不重信义，一切条约皆不足为凭。当上海一二八之战，本于开战之前已签和解条约，仍于签字后八小时向我沪军进攻。此为经验，。”2显然蒋介石对于日军扩大事件有足够的心理准备，认为倭寇不可信赖，战争不可避免。蒋介石和南京国民政府对卢沟桥事变后日本蓄意扩大侵略的意图判断准确，想冀察当局明确表达了中央处理的方针，不断提醒，督促其做好军事准备，也对其表示足够的关切和理解，使得日军拉拢二十九军的意图破产，激励了广大将士，为全国抗战的进行提供了重要保证。 其次，召开国民政府军事长官汇报会，谋划全面抗战事宜。指示“我军应全1左双文《困境中的突围》【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 205页 2左双文《困境中的突围》【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 213页
国民党南京政权失败的原因及其启示 贾士钊杨梦 （城市与环境学院 2014级本科生） 摘要：国民党是我国先进的资产阶级政党，对中国的政治做出过巨大贡献，最终于1949年失利而撤守台湾，国民党和共产党从最初的一强一弱、一大一小，经过几十年的纷争，却出现了截然相反的结果，在人们的意料之外，却又在历史规律之中。国民党失败的原因，长期以来都是海内外政界和史家争论的焦点，形成了人心向背说、经济崩溃说等多种学说和主张，但大多着眼于40年代中后期，研究其直接失败的原因。事实上，国民党的失败并不是仅由几次偶然的决策失误或战争失利而导致的，而是从一开始执政就为其最终的失败埋下了隐患。美国学者Lloyd E. Eastman试图阐述“（国民党）为什么一开始就显示出其脆弱和不稳定性，不能实现有效的政治统治，并最终走上了崩溃。”1本文也着重探讨国民党失败的深层原因，总结历史教训，以求对今天能有所借鉴和启示。 关键词：国民党政权；蒋介石；失败原因；南京国民政府 一．国民党革命精神的骤然而逝 国民党在30年代时，中央机构已经显出臃肿的态势，官位被越来越多保守的官僚抓住不放，而这些官僚在她们的岗位上则过着安顿舒适的生活，却绝少关心自己的公共责任、自己的祖国，更不用说统治下的普通百姓了。 然而，国民党从开始绝不缺乏真心投身于革命事业的党员和有志青年，例如有参加革命放弃了清政府许诺的高官厚禄的蔡元培，或共同在革命流亡中战斗和生活的汪精卫和胡汉民。但在初期阶段，领导人关心党的规模甚于党的质量，于是在国民党宽松的入党条件下，党员中出现了大量的对党的信念和哲学不了解的新成员，使得基层组织极其涣散2，其中包括许多把入党视为升官发财的捷径的贪官和奸绅，组织的扩张让领袖们越来越难以控制新党员的成分，党的腐化也由此而产生。而这些就是官员的提拔对于那些有理想的党员来说，是令人失望的。 清党运动是国民党的一件大事，又称之为四·一二反革命政变3，为了清除国民党内的“不纯洁”的成分，清洗期间到底有多少人遭到屠杀是不得而知的。“具体的估计由数万到十万多不等，然而不管具体数字是什么，国民党的革命已经沾满了鲜血，而共产主义运动依 1Eastman L E. Seeds of destruction: Nationalist China in war and revolution, 1937-1949[M].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4. 2 陈明明:《论南京国民政府腐败的政治根源》。《南京师大学报》1997年第3期。 3 邹沛; 刘真. 中国工人运动史话. 中国工人出版社. 1993 [17 January 2013].
第23课南京国民政府的内政与外交 南洋中学丁晓文[教学目标] 1．知道“四一二政变”、“七一五政变”、“宁汉合流”、“皇姑屯事件”、“东北易帜”、“币制改革”、“改订新约运动”的时间和大体内容。通过串联、整合有关史实，了解1927-1928年中国各个政权的分合演化。 2．联系22课所学内容，分析讨论国民革命失败的原因和经验教训。通过对“东北易帜”内容的简要介绍理解其对时局所产生的影响。阅读材料，了解国民政府“币制改革”和“改订新约运动”的社会背景和影响，进而讨论如何正确评价国民政府既镇压革命，又改革内政外交推进国家现代化的举措。 3．国共共同领导的前所未有的反帝爱国的大革命，从根本上冲击了北洋军阀的反动统治，却由于以蒋介石、汪精卫为代表的反动派的叛变，最终失败。从1928年到1935年，国民党进行的内政外交改革虽然没有能够实现中国的独立、富强，但确实取得了一定的效果，在经济上尤为明显，而真正的国运转折则出现在抗战以后。 [重点与难点] 重点：国民政府成立初期促进政治统一、币制改革和改订新约运动等举措的历史作用。 难点：如何正确评价国民政府既镇压革命，又改革内政外交推进国家现代化的举措。 说明： 1．从“宁汉合流”到“东北易帜”，南京国民政府在形式上完成了全国的统一，但却 为“九一八事变”埋下伏笔。统一后的国民政府在内政和外交方面推行了一些变革。币制 改革有力地推动了商品经济的发展和统一市场的形成；改订新约虽然没有使中国成为真正 的独立自主的国家，但毕竟收回了一些主权，在经济上也有显著的效果。而大革命失败后，国民党的残酷镇压迫使共产党人总结经验教训，在失去城市后最终开创了农村包围城市的 革命道路。这一系列过程对中国今后的发展走向影响深远，故以此作为重点。 2．受传统评价体系和情感因素的影响，学生往往会片面关注国民政府镇压革命的残 酷性而忽视其内政外交上的改革举措对于推进国家现代化的作用。币制改革基本实现了中 国货币的现代化，而改订新约运动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中国的自主地位，但基于特定的历 史背景，中国在当时仍然处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状态。如何引导学生肯定其功绩又了 解其局限性，同时不忘其对待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的反动政策，需要培养学生拥有多元化
河南教育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8年第2期(总第64期)从蒋桂斗争看南京国民政府的垮台 季荣臣 摘要 本文从蒋桂之间斗争的角度考察了南京国民政府的垮台,认为这一斗争加速了 南京政府的垮台,强调腐败必然导致灭亡。 关键词 蒋桂斗争 军事拆台 南京政府 垮台 关于南京国民政府的迅速垮台,论者多从国共两党之间的斗争探求究竟。其实,根本原因在于它自身的问题。抗战胜利后,蒋桂之间的政治争斗与军事拆台,加速了南京政府覆灭的步伐。本文拟从蒋桂这两大派系之间的斗争,探讨南京国民政府垮台的问题。 一 蒋桂矛盾由来已久,根深蒂固,但随着政局的变化时激时缓。抗战胜利后,由于竞选副总统,蒋桂之间的矛盾重新爆发起来。 1947年下半年后,国共战争形势急转直下。人民解放军从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迅速粉碎国民党军的全面防御与重点防御,国民党军节节败北。国统区的政治、经济也陷入全面严重的危机。国民政府处在风雨飘摇之中。 眼看国民党的惨败,美国统治集团焦虑不安,不得不重新审视其对华政策。经过魏德迈来华对国民政府的调查,美国准备弃蒋 换马,用李宗仁取代蒋介石,以挽救国民党的失败,阻止国民政府的垮台。 在美国政府的暗中支持下,李宗仁不顾蒋介石的反对,毅然决定竞选副总统。为争取支持者,四处活动,发表竞选言论。蒋介石见李宗仁不听他的劝阻,十分恼火,决定副总统的候选人由国民党中央提名,所有国民党籍的国民代表都要受国民党中央的约束, 违者予以党纪制裁。!蒋还亲自召见李宗仁,告知副总统候选人已由中央提名孙科,要李放弃竞选。李宗仁态度强硬,表示决不退出竞选。他召集桂系重要干部研究对策,决定若党内不提名,就 在党外独立竞选。?甚至打算如蒋介石硬要由中央提名,广西和安微的国大代表就退出选举,不惜同蒋介石公开决裂。#李宗仁还联络参加竞选的程潜、于右任,结成联盟,一致反对党内提名。在这种情况下,蒋介石企图用国民党中央提名来阻止李宗仁竞选副总统遭到失败。 蒋介石阻止李宗仁竞选不成,转而支持孙科同李宗仁竞争。李、孙经过激烈的角逐,李宗仁一波三折,最后以微弱的多数击败孙科,取得了副总统的职位。行宪国大原是为了加强国民党独裁专制的统治,但结果却触发蒋、桂矛盾激化起来。 八年抗战胜利,蒋介石的权力达到了鼎盛。他利用抗战削弱了各反对派势力,他任李宗仁为北平行辕主任,明升暗降,剥夺了李的兵权。他委任白崇禧为国防部长,却把军队指挥权交给其心腹参谋总长陈诚,白被高高挂起。蒋介石的劲敌桂系被架空了,战后可谓是蒋的一统天下了。然而桂系是不甘受蒋介石宰割的。李宗仁利用竞选副总统,重新崛起,向蒋介石发起攻势,并获得胜利。虽然李宗仁的副总统仅是个虚职,毫无权力可言,但却对国民党的前途命运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李宗仁竞选副总统,是取蒋代之企图的重要步骤。桂系从来是雄心勃勃,以问鼎中原为目标,时时思念着登上国民党的最高权力的宝座。蒋介石对桂系的图谋洞若观火,认为李宗仁如果当选副总统对
国民政府与抗战 努力与估计 作者: 黄如 郝旭奇
南京国民政府 ?南京国民政府（1927年4 月18日～1949年4月23日 ），是中华民国的最高行 政机关，由以蒋介石为核 心的中国国民党建立。 1948年“行宪”后改称总 统府，代表帝国主义、封 建主义和大地主大资产阶 级利益的军事独裁政府。
政治政治统一蒋介石独裁宣言 编制南京国民政府的政治结构
北伐战争 时间 1928年3月，南京国民政府发布命令继续北伐，并将所辖部队划分成4个集团军，分别由蒋介石(兼）、阎锡山、冯玉祥、李宗仁任总司令。 意义 北伐战争沉重地打击了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在中国的统治，基本消灭了北洋军阀，为以后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发展开辟了道路。国共两党团结合作是北伐战争能够成功的重要原因,为国民革命军的建立奠定基础.
国民党的正面战场 ?战略防御阶段 ?防御阶段指的是37年全面抗战始到武汉失陷这一段时期。从卢沟桥抗战打响第一枪，到淞沪战场中日双方尽遣主力大打出手。国军打的可谓是英勇顽强。近百万国民政府的精锐军队除汤恩伯兵团在华北地区与日军周旋外，尽数投入于上海战场。三个月下来，兵力消耗巨大，直接导致之后的南京保卫战失利。华北战场投入的中央军主力部队不多，主要采取迟滞性战术。山东地区韩长官不战而逃导致整个山东失陷，但五战区在台儿庄打了一个不大不小的胜仗。虽然之后日军兵围徐州，但国军巧妙的退离徐州，兵力并未受到损失。而另一路进犯山西的日军在忻口与国军鏖战月旬，虽取得太原，但伤亡巨大。
?战略相持阶段 ?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国民党对内对外政策发生重大变化。1939年1月，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确定了“防共、限共、溶共、反共”的方针。蒋介石将抗战到底的含义解释为“恢复到卢沟桥事变以前的状态”。这标志着国民党由比较积极抗战逐步转变为消极抗战。这个时期国民党对抗战在全局上逐渐趋向消极，基本上实行保守的收缩战略，以便保存实力，同时又抽出相当多的兵力来限制，打击共产党及其所领导的八路军和新四军，制造了多次反共的“摩擦”事件。国民党内外政策不断倒退。由于日本对华作战方针改变，随着战局的扩大，战线的延长和长期战争的消耗，日军的财力、物力、兵力严重不足，已无力再发动大规模的战略进攻。
南京国民政府统治时期（1912～1949年）我国民族资本主义企业的发展状况，这个时期可以说是我国民族工业的曲折发展史。在这个时段，我国民族资本主义企业的发展分为四个阶段：一战期间出现短暂的春天；国民政府统治前十年，发展显著；抗战时期遭受沉重打击；民国末年日益萎缩。 1、民国初年出现了“民族工业的短暂春天”，中国的民族工业得到了一个发展机会，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景象。然而，近代中国的历史却没有沿着这一方向继续发展，民族工业的繁荣景象转瞬即逝，成为“短暂的春天”。 （1）民族工业出现短暂春天的背景：中国资本主义的进一步发展，是民国初年中国社会变革和国际形势变化共同作用的结果。 a、辛亥革命推翻了封建专制统治，建立了中华民国，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扫除了一些障碍。经过这场革命，民族资产阶级的社会政治地位得到提高，南京临时政府奖励发展实业的方针政策，为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提供了有利的政治环境，更激发了实业家们投资近代工业的热情。于是各种发展实业的团体，如雨后春笋，纷纷涌现，较著名的有中华民国工业建设会、中华实业团、拓植协会等。这些实业团体大都以“强国富民”、“振兴民生”为目标，反映了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的要求和以商战反抗列强侵略的爱国热情。由知名华侨人士创办的同仁民生实业会得到华侨的热烈响应，海外华侨竞相投资国内工商业，这都为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b、辛亥革命后，群众性的反帝爱国运动此起彼伏，“实业救国”思想有了前所未有的社会基础。面对外国资本的加紧渗入，洋货越来越多地充斥中国市场，国内第一次出现了抵制洋货的运动，这次运动于1904年首先由商务界发起，1915年，因反对“二十一条”再度兴起，1919年达到高潮。抵制洋货，提倡国货，“实业救国”不仅是民族资产阶级的口号，也成为各阶层人民爱国的共同愿望。同时也使国货市场扩大，为民族资本主义发展拓展了空间。 c、北洋军阀政府较为宽松的经济政策，使资本主义工商业得以继续发展。由于时代潮流的冲击，北洋军阀政府较之晚清政府，明显地增加了一些资本主义色彩。由于民族资产阶级的政治地位得到提高，一些资阶级代表人物参与北京政府内阁和地方的活动，他们利用掌握的部分权力，制定颁布了一些有利于资本主义工商业发展的政策法令，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民族工商业的继续发展。 d、民国初年，一战爆发，欧洲列强忙于战争，暂时放松了对中国的经济侵略，对华输出的资本和商品有所减少；同时因为出于战争的需求，它们的工业生产主要转为战争服务，减少了某些轻工业品的生产，为中国民族工业拓展国内市场，进而打入国际市场，提供了契机。这些在客观上为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提供了有利的外部条件。 （2）、民族工业的进一步发展：民国初年和“一战”期间有利的内外条件，使民族工业得到了一次发展机遇，但“春天”短暂，好景不长，并且打上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烙印。 a、发展概况：开办工厂和投资数额增长迅速；投资地区由东南沿海向内地拓展；轻工业发展显著，一些商品打入国际市场；涌现出一批著名的实业家。 b、发展的特点：这一时期民族资本主义虽然有了长足的发展，但处于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夹缝中的社会环境，使其带有明显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特征。主要表现在：首先：民族工业的发展主要在轻工业方向，重工业基础极为薄弱，表现出工业结构的不平衡，同时，新
国民政府与抗战时期的军人优抚 江红英 内容提要 在抗战这一特殊时期，国民政府为了抗战的需要，针对军人和军人家属，制定和实施了一系列军人优抚政策和措施， 主要包括３项内容：一是军人的伤亡抚恤；二是优待军人的措施；三是优待军人家属的措施。这些政策和措施内容繁多，目的在于安抚军人及其家属，支撑抗战。但在实际执行过程中，这些政策和措施却打了折扣。 关键词 国民政府 抗战 军人优抚 １９３６年３月１日国民政府实施的《兵役法》规定，兵役分常备兵役和国民兵役两种：“常备兵役分为现役、正役、续役。平时征集年满二十岁至二十五岁之男子，经检定合格者，入营服现役，为期三年， 除上等兵及特种、特业兵外，均满二年归休，轴重运输兵满半年得归休。正役以现役期满退伍者充之，为期六年，平时在乡应赴规定之演习，战时动员召集回营。续役以正役期满者充之，其役期自转役之日起至满四十岁止”；“男子年满十八岁至四十五岁，在不服本法所定之常备兵役时，服国 民兵役。平时受规定之军事教育，战时以国民政府之命令征集之。”①根据《兵役法》的限定，军人这 一概念除包含上述常备兵役和国民兵役人员外，还包括军法官、军用文官、军用技术人员、政治训练人员等。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的军人优抚政策即针对上述人员而定，其中最重要的举措体现在伤亡抚恤与各项优待军人及其家属的措施上。 一 伤亡抚恤 北洋政府时期已经相当关注军人伤亡抚恤问题，颁布有《陆军平时恤赏暂行简章》、《战时陆军恤赏简章》等法规。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又专门在军事委员会下设立抚恤委员会管理军人优抚事务，各省也相应设有优抚处。全面抗战爆发以前，国民政府分别于１９３４年８月１６日颁布了《空军抚恤暂行条例》，１９３４年１０月１６日颁布了《陆军平战时抚恤暂行条例》，１９３５年１月３１日颁布了 《海军平战时抚恤暂行条例》 。②上述这三个条例是全面抗战爆发后军人伤亡抚恤的基本依据。但随着抗战进入长期持久状态，原有条例部分条款已不适应实际情况的需要，所以国民政府于１９４０年９月２７日修正了《陆军抚恤暂行条例》，于１９４２年４月２２日修正了《海军抚恤暂行条例》。之后，又于１９４３年８月３１日颁定《空军抚恤条例》，于１９４４年３月２３日颁定《陆军抚恤条例》和《海军抚恤条例》 。· ６７·①② 《兵役法规汇刊》，四川省档案馆藏３–２５９／１号卷，１９３８年７月。参见《中华民国法规大全》第三、四册（军政），商务印书馆１９３６年版。
汪伪南京国民政府大汉奸名录 姓名（生卒年）籍贯军政职衔充任汉奸事实及简注 丁默邨（1903-1947）湖南常德军统三处处长汪伪中央党部特务委员会副主任兼特工部主任 王荫泰（1888-1947）山西临汾北洋外交总长汪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实业督办，伪华北政务委员长 叶蓬（1894-1946）湖北黄陂警察总局局长汪伪中央训练团教育长，汪伪武汉绥靖公署上将主任 刘郁芬（1886-1943）河北清苑原甘肃省省长汪伪国民政府开封绥靖主任，汪伪国民政府参谋总长 杨揆一（1885-1945）湖北鹤峰武汉行营主任汪伪军事参议院院长，伪湖北省省长、保安司令 李士群（1905-1943）浙江遂昌原******特务汪伪警政部政务次长兼特工总部主任、警政部部长 吴化文（1904-1962）山东掖县新编四师师长汪伪南京国民政府和平救国军第3方面军上将总司令 汪精卫（1883-1944）广东番禺日伪南京总统原******副总裁。
张永福（1871-1942）广东饶平中国同盟会员汪伪南京国民政府国务委员、中央监察委员 陈公博（1892-1946）广东南海伪立法院院长汪精卫死后，任伪南京国民政府主席兼行政院长 陈璧君（1891-1959）广东新会中央监察委员汪伪政权中央监察委员会常委，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 招桂章（0000-0000）广东南海伪海军部次长汪伪广东江防筹备处处长，伪广东江防司令部司令 林柏生（1902-1946）广东信宜民国立法委员汪伪行政院宣传部部长，汪伪安徽省省长兼保安司令 周佛海（1897-1948）湖南沅陵伪上海市市长汪伪政府警政部长，汪伪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长 郝鹏举（1903-1947）河南阌乡第30军参谋长汪伪军第1集团军参谋长，汪伪军第7方面军司令 胡毓坤（1895-1946）奉天海城长官功署参议汪伪政府军委会委员，汪伪豫皖苏鲁边区绥靖总司令 萧叔宣（0000-1945）籍贯不详伪参议院院长汪伪南京国民政府陆军部部长，汪伪政府参议院院长 萧淑宇（0000-1941）江西永新伪江西省省长原******江西省保安司令部政训处少将处长 梅思平（1896-1946）浙江温州原******法委汪伪政权工商部部
经济管理视野 1928年6月，国民革命军占领北京（后改为北平）后，即宣告全国统一基本完成，“军政时期”结束，“训政时期”开始。所谓“训政”，就是国民党训练人民行使政权，实质是推行国民党一党专政，“以党治国”。 一、训政制度的确立 训政源于约法之治，早在1906年孙中山在《中国同盟会革命方略》中正式提出“革命程序论”，将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进程分为“军法之治”、“约法之治”、“宪法之治”三个时期。1在1914年7月的《中华革命党总章》中进一步指出：“本党进行秩序分为三时期：一、军政时期，以期以积极武力，扫除一切障碍，而奠定民国基础。二、训政时期，以期以文明治理，督率国民建设地方自治。三、宪政时期，以期俟地方自治完备之后，乃由国民选举代表，组织宪法委员会，创制宪法；宪法颁布之日，即为革命成功之时。”2至1924年《建国大纲》颁布，这一理论最终得以系统和完善。 训政时期是孙中山“革命程序论”中，始终坚持所不可替代的阶段。如由军政时期蹴至宪政时期，会产生三个流弊，“第一为民治不能实现，第二为假民治之名，行专制之实，第三则并民治之名而去之”。3“不经训政时代，则大多数人民久经束缚，虽骤被解放，初不了知其活动知方式，非墨守其放弃之故习，即为人利用陷于反革命而不自知。”4由此，训政阶段是实现宪政的必经阶段，以“训练清朝之遗民，而成为民国之主人翁，以行此直接民权”。“一切军国庶政，悉归本党负完全责任”。“以党治国”是其核心理念。 第二次北伐的告成，宣告国民党基本实现了政权的统一，但其内部派系众多，政治思想纷杂，所以对国民党来说，当务之急是“至少要先维持一个统一的局面”。1928年8月7日蒋介石发表《今后贯彻革命实行主义之主张》的谈话，主张“以党治国”、“以军治国”，又于8月9日发表《对时局意见书》，指出：“既曰以党治国，则政府与行政人员，断不能离党而独立”。与此同时，远在欧洲游历的胡汉民、孙科等人就致电谭延闿、蒋介石、阎锡山、冯玉祥、李宗仁等，向国民党二届五中全会提出《训政大纲草案》，其原则有三：“一、以党统一，以党训政，培植宪政深厚之基；二、本党重心，必求完国，应有发动训政之全权，政府应负责行政之全责；三、以五权制度，作训政之规模，期五权宪政最后之完成。”随后，胡汉民又完成了《训政大纲说明书》，指出“于建国治国之过程中，本党始终以政权之褓姆自任”，强调“以党治国”。因而国民党二届五中全会决议训政开始，“遵照总理遗教”，“颁布约法”，五院制逐渐实施。10月3日国民党中央常务会议上，通过了胡汉民、孙科等提出的《训政纲领》。内容主要有六条：“中华民国于训政时期开始，由中国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国民大会领导国民行使政权”；“中国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闭会时，以政权托付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执行之”；“依照总理建国大纲所定选举、罢免、创制、复决四种政权，应训练国民逐渐推行，以立宪政之基础”；“治权之行政、立法、司法、考试、监察五项，托付于国民政府总揽而执行之，以立宪政时期民选政府之基础”；“指导监督国民政府重大国务之施行，由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会议行之”；“中华民国国民政府组织法之修正及解释，由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会议决行之”。 《训政纲领》的通过与五院制国民政府的建立，标志着国民党训政制度的确立。1929年3月13日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确定以孙中山所著“《三民主义》、《五权宪法》、《建国方略》、《建国大纲》和《地方自治开始实行法》为训政时期中华民国最高之根本法”。 二、五院制国民政府的建立 1928年10月8日国民党公布《国民政府组织法》，规定了试行五权制度的具体方案，五院制正式实行。蒋介石任国民政府主席。谭延闿、胡汉民、王宠惠、戴季陶、蔡元培分任行政院、立法院、司法院、考试院、监察院院长，冯玉祥、林森、张继、孙科、陈果夫分任五院副院长。五院各司其能，其中行政院是国民政府最高行政机关，立法院是国民政府最高立法机关；司法院是最高司法机关；考试院是最高考试机关，独立行使考试权；监察院是最高监察机关。五院制源于孙中山的五权宪法。国家大权分为政权和治权：政权就是民权，治权就是政府权。首先是人民有权，这些权利通过县自治和国民大会得到制度保障；政府有能就是由行政院、立法院、司法院、考试院、和监察院共同组成中央政府，行使行政、立法、司法、考试、监察五种治权，实行五权分立的五权宪法，五院各司其责并对国民大会负责。五权宪法是以人民有权，政府有能的权能分治说为基础建立起来的，与西方国家的三权分立不同，是要在直接民权的基础上，建立“万能政府”，其中五权分立强调的不是政府权力之间的制衡，而是集权下的分工。按照孙中山的设计，五院制的建立应当在宪政时期。对于训政时期究竟以何种形式建立政府并无详细论述。训政时期五院制的建立，是在胡汉民的主张下成立的。训政时期的五院与宪政时期正式的五院制是不同的，训政时期的五院统一于国民党的党权之下，即“国民政府是五院的集体，对于政治会议的决议统一要绝对地遵守”。正如有关决议所称“中国国民党独负全责”。 三、《中华民国训政时期约法》的出台 国民党推行的“以党治国”的“训政制度”，并没有像预想的那 试述南京国民政府的训政制度 卢艳香 （青海大学社会科学系） 摘要：1928年6月，国民革命军底定平津，全国统一基本实现，训政开始。国民党各派系在训政制度确立过程中，展开新的斗争，直至1931年5月由蒋介石力行通过《中华民国训政时期约法》，从而成为国民党统治全国的法律依据。本文试图通过对南京国民政府的训政制度的考察，有利于对该时期国民党政党政治状况有所了解。 关键词：南京国民政府训政五院制 83 --
抗战时期国民政府战区的划分及调整 战区是指为执行战略任务而划分的区域和设置的军事组织，亦称战略区。它是依据国家的战略意图和军事、政治、经济、地理条件以及战争可能发展的趋势划分的。一般以战区领导机关所在地域或辖区地理方位命名，如1933年中央红军在第四次反“围剿”作战过程中，曾建立东方、东南和西南3个战区。1945年8月，苏联红军出兵中国东北日本关东军时，建立远东战区。 抗战时期，国民政府为了协调对日作战而建立的战区主要是按照序数来进行 在讲述“台儿庄战役”时，划分的。如旧人教06版《中国近现代史·下册》P 29 是这样表述的：“1938年春，日军从山东分两路进犯徐州。国民政府第五战区 ．．．．司令长官李宗仁，指挥中国军队，将两路日军分别阻止在山东临沂和台儿庄”。那么，国民政府是如何划分战区的呢？ 1937年，日本发动“七七”卢沟桥事变，开始全面侵华。7月17日，蒋介石发表庐山谈话，指出：“战端一开，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7月31日，蒋介石又发表《告抗战全军将士书》，称：“和平既然绝望，只有抗战到底。”“八·一三”事变的第2天，国民政府发表《自卫抗战声明书》，表示：“中国为日本无止境侵略所逼迫，兹已不得不实行自卫，抵抗暴力。” 1937年8月20日，为了适应当时的军事形势，国民政府建立了国防最高会议和大本营（8月30日，蒋介石决定，仍以军事委员会为抗战最高统帅部，不另设大本营；大本营遂于1938年1月正式撤销），决定将面临日军进攻之区域划分为五个战区，并确定了各战区的作战任务。 撤销了第5战区，其辖区和部队划入第1战区。 ②9月11日，军委会又划津浦路沿线为第6战区，司令长官冯玉祥，第3战区司令长官由蒋介石兼任。由于原定第6战区管辖的第5集团军韩复榘不愿服从，冯玉祥也不愿意指挥，故10月15日军委会便撤销第6战区。冯玉祥调任军委会副委员长。 ③9月19日，以李宗仁为司令长官恢复第5战区建制，作战地域为山东全省和长江以北、江苏与安徽两省的大部，主要兵力为第3、11、21集团军。 ④10月26日，以川军为主力增设第7战区，司令长官刘湘，承担平汉线的防务；第二年春，因刘湘病故，该战区宣布撤销。
国民政府抗战时期的抗战动员研究 自“七七事变”抗日战争正式爆发，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发表庐山谈话，制定民主建国纲领。开展以“三民主义”为核心的社会动员，从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各方面采取行动，进行国际声讨和国内动员，军民一心共同抵抗日本侵略，最终取得抗战的胜利。但国民政府在社会动员上的不计成本，对社会承受能力的考虑不足，加之自身的内斗和腐败，深化了社会矛盾，为国共内战的失败埋下伏笔。 标签：国民政府；抗日战争；抗战动员 在卢沟桥事变之后，日本侵略者开始了全面侵华，面对这一局面，国民政府采取了比较坚决的抗日态度，开始进行全面的抗战动员工作。在1938年春召开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制定《抗战建国纲领》作为战时施政的准则，发表《中国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强调“为国家民族存亡之所系，人人皆当献其生命，以争取国家民族之生命；吾同胞同志之血，一点一滴，皆所以使四万万五千万之人心凝结为一，以中国之金城汤池，即此心力物力之夷为灰烬这，亦必于灰烬之中发生势力，为中国之前途放光明之炬。”进一步指出“抗战之胜利，不仅取决于兵力，尤取决于民力。”由此可见，国民党及国民政府对于抗战动员有着充分和明晰的认识。 一、抗战动员的指导思想及抗战目标 国民党及国民政府在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迅速发布了《抗战建国纲领》，蒋介石发表了一系列的抗战谈话和宣言，这些成为抗战期间指导国家和社会运行的思路。 （一）“三民主义”为其指导思想 关于将“三民主义”作为抗战动员的指导思想的论述，早在1937年8月制定的《战时民众团体工作指导纲要草案》之中便明确提出了“以坚强三民主义之信念，启发民族意识，国家观念，增进民力，充实国力，安内攘外，复兴民族为主旨。”[1]在随后的1937年9月23日，在蒋介石发布的事实上承认中国共产党合法地位的讲话中，也明确宣称：“余以为吾人革命，所争者不在个人之义气与私见，而为三民主义之实行。”[2]1938年3月在武汉召开中国国民党第五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临时代表大会，其宣布：“实行三民主义之大道，人人誓死，奋勇效忠，以吾人数十年必死之生命，立国家亿万年永生之根基，则抗战不患其不胜，建国不患其不成。”1938年公布的《抗战建国纲领》作为抗战时期的施政准则，确定“三民主义”暨孙中山遗教为抗战行动及建国之最高准则，由此，国民党正式确定了“三民主义”作为抗战的最高准则和指导精神。 关于国民党及国民政府将“三民主义”定为指导思想这一点学界早有共识，但是蒋介石所宣扬的“三民主义”与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有诸多不同的，在抗战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亲属问题解释例研究 【摘要】：解释例是拥有法律解释权限的专门机关针对法律适用的疑义进行解释的一项制度。本文以解释例为研究对象,将时间限定在南京国民政府时期,以亲属领域为切入点,研究解释例的发展特点及规律,为当今的法律解释制度提供参照。文章共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对相关的概念进行了界定。既然文章的研究对象是亲属领域的解释例,那么对“亲属”、“亲属法”、“亲属问题”以及“解释例”的概念必须有一个清晰的界定。在文章这部分内容中,笔者除了对上述概念的含义进行了界定,还具体阐述了解释例的作用与制度概况。第二部分对南京国民政府时期亲属问题解释例的内容做出了分析。这部分是文章的主体,也是研究结论得出的基础。笔者把辑录出的解释例按照《中华民国民法·亲属》的篇章体例进行了分类,之后按照分类情况对解释例内容进行了具体分析。由于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社会背景特殊,法律初建,政治斗争、战争频繁,经济发展不稳定,社会处于急剧转型期。笔者在对解释例内容进行分析时结合了当时的社会背景。第三部分是南京国民政府时期亲属问题解释例的特点。这些特点是在对解释例内容总结的基础上得出的。具体内容如下：解释例是被动做出的；解释例之间有矛盾之处,缺乏逻辑衔接；法律解释机关面对传统社会的冲击,采用新法对社会进行改造的态度坚决,另外,面对传统社会的强大惯性,在法律解释的过程中又不得不考虑传统因素,与传统社会相调和。此外,法律解释机关还正确处理了法律与政治的关系。除了以上这些特点,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法律解释机关做出解释例时所运用的各种解释技巧和方法值得当今借鉴。通过对解释例特点的分析,文章最后一部分得出了南京国民政府时期亲属问题解释例的启示。当然这些启示是相对于当今法律解释制度的完善所提出的。首先,应当转变司法解释的做出方式；其次,面对当今法律解释的混乱局面,要统一法律解释的主体；最后,通过对国民政府时期亲属问题解释例内容和特点规律的总结,笔者得出了当今法律解释应当回归现实并注重传统的结论。【关键词】：南京国民政府亲属解释例习惯 【学位授予单位】：山西大学 【学位级别】：硕士 【学位授予年份】：2013 【分类号】：D929;D923.9 【目录】：摘要8-10ABSTRACT10-12引言12-14一、“亲属”与“解释例”的内涵14-20(一)亲属的内涵14-151、亲属的含义14-152、“亲属法”及“亲属问题”的含义15(二)解释例的内涵15-201、解释例的含义15-162、解释例制度概况16-183、解释例的作用18-20二、南京国民政府时期亲属问题解释例的内容20-37(一)通则解释例的内容23-25(二)婚姻解释例的内容25-331、婚约解释例的内容26-272、结婚解释例的内容27-303、离婚解释例的内容30-324、婚姻之普遍效
评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经济政策 摘要：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制定了一系类经济政策。今天我们研究和探讨这些经济政策，是为了更客观全面公正的评价这一时期的经济政策所发挥的作用及对后世的影响，同时对当代经济发展所带来的启示和借鉴意义。 关键词：财政政策、建立金融体制和货币政策、产业规划。 评价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经济政策，就必须要理解和弄清楚这一时期颁布了哪些经济政策，然后才能做出准确的评价。 南京国民政府的统治时间大约在1928-1937年间，这一时期的经济政策可归纳为财政政策、建立金融体制和货币政策、产业规划三大类。 一、财政政策。 （1）整顿税务。主要表现在关税、盐税、统税三个方面。关税方面，实行关税自主运动。国民党政府采取各个击破方法，分别同各国谈判从新修约，收回了关税自主权。关税自主以后，国民党政府对关税税进行了对此改革，特别在1930年将原来以银价计征的进口税改为以金价计税，关税收入大为增加。全国海关税征收进口税总数1931年比1927年增加了约4.8倍。1 盐税方面，颁布新《盐法》，规定，“盐就场征税，任人民自由买卖，无论何人不得垄断”，100公斤征税五元。2 这是中央政府能够得到盐税收入，使得这一时期，盐税在税收收入中列举第二，并且同关税一样逐年增长。统税方面，“裁厘改统”即废除延续了70多年的厘金制度，对日用工业品开征统税，即一物一税。“裁厘改统”后，税目简化，税收渐趋合理，有利于商
品流通和工商业发展。同时，税收收入逐年增加，1927年统税收入仅为600万元，到了1928年为2970万元，1931年为8870万元，到1935年，统税收入为15240万元，成为第三大税源。3 三大税在具体征收的过程中出现了重复征税、税率仍旧很高等问题。但总的来说，南京国民政府通过对三税的整顿，对三税的征收收入有了显著的增加。1927年的三税收入有4650万元，合计占税项的84.6%，1928年就增长到25930万元，占税项的91.9%，到了1936年，达10146万元，占税项的95.5%。4 三税合计数在十年间整整增长了25倍，这极大地解决了南京国民政府的财政问题。 （2）整顿债务。其一，内债。国民党政府成立后，内战不断，军费开支巨大，只得大量举借内债度日。1927-1936年间，国民党政府发行有担保的内债总额43.42亿元。由于内债发行过多，财政不堪负担，国民党政府不得不先后与1932年2月和1936年2月，两次宣布债务破产。并于1936年进行内债整理，由国家发行统一公债以掉换旧债，还规定了各种债务还本年限，同时还发行了62200万元的新债。这一年是该时期举债最多的一年。总之，国民党统治初期的内债收入在整个财政收入中占有一定的地位。其二，外债。与国民党对待内债的态度不同，政府在外债上则提高了信用。1929年成立“整顿内外债委员会”，专门处理还债问题，决定从关税中每年拨款偿还债务。经过几年的努力，到1937年已基本还清了清政府、北洋政府以及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债务。5 使政府的债信有了显著的提高。不仅筹措了内战资金，也不断扩大和巩固了四大家族新建立起来的金融独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