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州民间借贷危机“倒逼”金融综合改革的启动] 民间借贷2020新规定

2012年3月18日，国务院正式通过温州金融综合改革方案，这个方案有可能成为近年来我国经济体制改革最引人注目的重大突破。这项改革要取得突破性进展，有赖于政府职能转变。现阶段，我国的经济增长很大程度上表现为政府主导型的经济增长。政府为了使经济增长服从于其特定的发展目标，必然要直接控制很大一部分金融资源，这就决定了我国现阶段的银行业必然具有高度垄断的特点。与其相联系，也就必然对民间金融采取歧视、排斥，在特定情况下甚至取缔的政策。民间金融的存在与发展，必然会与国有银行争夺资金来源，侵犯国有银行既得的垄断利益，因此很难得到正常的发展。这是温州为什么产生了数以百万计的民营企业（制造业）家，却始终产生不了一个民间银行家的根本原因之所在。2011年温州民间借贷危机的爆发，既是坏事，但可以转化为好事，即有利于加快我国金融体制改革，使民间金融逐步走上阳光化、规范化、制度化，使民间借贷危机从我国金融领域消失，使民营企业得到健康发展。

一、温州民间借贷危机的根本原因

温州民间借贷危机，从根本上说，是源于资本逐利的本性，或资本追求利润的冲动，以及资本运动的自发性、盲目性和信息非对称性。

综观国内外的金融危机，无一不是虚拟经济恶性膨胀的结果。2001-2004年，美联储连续13次降息，利率水平从5%降至1%。在低利率的刺激下，美国房地产市场高度繁荣，大量资金进入次级债这一高风险、高收益市场。美国次级贷款市场的存在和发展，依赖于宏观经济向好、房价持续上涨，借款人可以按期还贷，抵押物有稳定收入流。但2005年下半年以后，美国经济周期发生逆转，第四季度GDP增长率仅1%。2004年至2006年底，美国连续17次加息，基准利率的提高导致抵押贷款利率提高，令购房者还款压力增加。同期，美国住房市场出现低迷，新建房和存量房的销售开始下降。2006年底美国房地产市场开始衰退，2006年第三季度至2007年第三季度房价下跌超过10%，其结果是，一方面贷款人违约率上升，另一方面抵押的房产价格缩水。在双重打击下，放贷机构的资金循环出现断裂，连锁反应接踵而来，次贷危机便因此爆发。

温州民间借贷危机爆发的导火线，也是宽松的货币政策转向紧缩的货币政策的关节点。面对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我国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宽松的货币政策，流动性过剩推动着房地产、煤矿等资产价格的猛涨，诱惑着制造业企业家为追求高利润而转战房地产、煤矿等行业，强化了虚拟经济，弱化了实体经济。2010年温州百强民营企业排行榜中，50%以上的企业涉及房地产。温州民营企业投资房地产已超越“炒房”阶段，房地产已经成为温州许多民营企业不可缺少的产业。“卖商品不如卖资本”已经深深地被温州企业家所推崇。在温州的传统服装业，有一定品牌和知名度的企业都直接介入房地产。包括雅戈尔、杉杉、太平鸟、报喜鸟等等。全国知名的鞋业企业奥康集团也是老百姓叫得出来的房地产开发商。但是，宽松的货币政策是不可持续的。随着宽松的货币政策向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转变，为填补因扩张冲动而形成的“资金窟窿”，一些民营企业被迫大规模向高利贷借款。与此同时，政府因担心房地产泡沫而加强房地产宏观调控，包括“限购”、“限贷”，导致房地产卖不出去，资金周转中断，同样迫使企业家大规模借助于高利贷，推动民间借贷利率的大幅度上扬。当企业的经济效益无法承受高利贷的高昂利息，必然出现资金链断裂。民间借贷危机便因此爆发。由此可见，民间借贷危机的爆发，是资本所固有的逐利性，即追求高利润，资本运动的盲目性、自发性，以及信息的非对称性所造成的。只要存在着地下金融，周而复始的民间借贷危机，便是不可避免的。民间借贷危机的周期性，与宏观经济运行的周期性，是相辅相成的。

2011年4月，有温州民营企业倒闭的信息公开披露。2011年9月下旬，温州企业主“跑路”的消息通过媒体报道迅速传开。其中，浙江信泰集团公司（温州规模最大的眼镜公司）董事长胡福林和温州奥米流体设备有限公司董事长孙福财等在短暂“失联”被证实后，成为媒体聚焦的“风云人物。”胡福林是因为高利贷导致资金断裂。他出逃时债务总额达到20多亿元，其中有8亿元为银行贷款，月利息为500多万元；其余12亿元为高利贷，月利息高达2000多万元。截至2011年12月底，温州老板“跑路”、企业关闭或停产事件，已由当年10月初的93起增加到140多起。后官方出台了应对的措施，民间机构之间开展互助，除了成立温州民间资本投资服务中心外，还成立2亿元规模的“企重组要求要求救助基金”，以及采取行政手段禁止用暴力强迫还债等，才把民间借贷风波暂时平息下来。据央行透露，民间借贷危机不仅出现在浙江省温州，内蒙古的鄂尔多斯、山东青岛、河南安阳、江苏泅阳、广东东莞与深圳、福建厦门与安溪、宁夏固原等地，都出现民间借贷资金链断裂和老板“跑路”事件。

二、温州民间借贷危机倒逼金融综合改革的启动

早在2002年8月，时任央行行长戴相龙就到温州调研5天，提出温州金融体制改革的设想。2002年12月，浙江省政府和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联合在温州召开“深化温州金融体制改革工作会议”，宣布温州作为全国惟一的金融改革试验区，正式启动新一轮改革。但业内人士表示，这些年来，几乎没有取得任何实质性进展。可见我国金融体制改革之艰辛。2011年下半年那场引发举国上下高度关注的温州民间借贷危机，被人们认为是促成这次温州金融综合改革的直接原因。因为在民间借贷危机中启动金融改革，比较容易凝聚共识。2011年初，温州民间借贷危机尚未公开爆发，温州市政府就先行尝试启动地方金融改革，但并无实质性进展。直至2011年下半年，温州民间借贷危机暴发，引起中央高层领导的关注，改革才驶入快车道。从温州金融改革试验区概念的提出，到国务院正式批准实施“总体方案”，前后不到半年时间。在我国全局性金融体制改革尚难深入推进的大环境下，如何探索有效的改革突破口，已显得极为紧迫。

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指出，温州金融综合配套改革的重点和要点，在于“减少管制，支持创新，鼓励民营，服务基层，支持实体经济，配套协调，安全稳定”。在实际操作中要做到“依靠市场，适应市场。”要通过金融综合改革，有效提升民间资金向产业资本转化能力。完善专注于小微企业和“三农”的金融产品创新体系，增强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能力，优化地方金融生态环境。国务院常务会议确定温州金融综合改革的十二项任务，归纳起来，突出5个重点突出健全小微型企业金融服务体系，包括推动符合条件的小额贷款公司转制为村镇银行。允许符合条件的自然人和民企，发起和参股村镇银行和金融组织等；开办民间借贷登记服务中心以及民间资本管理公司，拓宽民间资本投资渠道；突出金融产品和服务创新。比如发展针对小微企业的专营机构，鼓励银行业金融机构扩大对中小企资金支持等；发展新兴市场，如股权、产权和财务权流转等；突出地方监管体系的发展和管理体系风险防范。温州金融体制改革的第一步是建立更多中小银行，尤其是以民营资本为主体的中小银行（村镇银行），这既是为了解决小微企业贷款难问题，解决民间资本出路问题，同时也是为了形成多元化金融体系探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