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的文艺思想
孔子（前551—前479），名丘，字仲尼，鲁国人，是中国古代最伟大的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是我国儒家学说的创始人，也是第一位重要的文学理论批评家。
孔子的思想学说主要体现在《论语》一书中。《论语》是最早的一部语录体儒家经典，书中记录了孔子和他的弟子以及再传弟子的言论和行动。孔子的思想学说零星地体现在其言论之中。
孔子主张“君子不器”，也就是主张通才。孔子本人就是一位文化通才，其思想学说涉及了政治、伦理、哲学、经济、教育、文艺等诸多领域。搜集整理《论语》中涉及文学（或文学艺术）的文献材料，就可以发现孔子的文艺思想丰富而系统，涉及到了文艺理论的许多和命题领域。
以下，是我们综合我们所翻阅的所有与孔子的文艺思想有关的资料，从孔子文艺思想的主要内容、继承与发展、评价以及对现代的影响等几个方面进行的系统的整理和分析。
一、孔子文艺思想的主要内容
孔子的文学思想以“诗教”为中心，强调文学要为政治教化服务，认为文学是以仁义礼乐教化百姓的最好手段。孔子的文学理论批评是以对《诗经》的评论为主而展开的。“诗教”之说见于《礼记.经解》篇：“孔子曰：入其国，其教可之也。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孔子关于文艺的一系列论述都是围绕“诗教”而展开的。下面我们从五个方面来加以论述。
（一）文艺与道德修养、政治外交活动的关系
1、文艺与道德修养的关系：“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
《论语·泰伯篇》载，孔子在论述人的道德品质修养时提出了“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的基本原则，他认为诗、礼、乐是人们进行以“仁“为中心的道德修养的几个必经阶段。
孔子生活的时代, 是一个诗与乐的时代。他的“博于诗书”、“察于礼乐” , 不
仅与时代有关, 还由于他对诗、乐有一种过于他人的自觉意识和强烈的使命感。春秋末季, 周室衰微, 礼崩乐坏, 而倡言“克己复礼”坚决维护周代礼乐制度的孔子, 为“使整个社会按照以仁为内容、礼为形式的轨道运行” ,（匡亚明《孔子评传》）中就明确地把诗、乐与礼紧紧联夸一起,执着地要求诗、乐为礼来服务。《论语·泰伯篇》载：子曰：“兴于《诗》, 立于礼, 成于乐。”对这段语录, 在《礼记仲尼燕居》中, 曾假托孔子的话阐发说：“不能诗, 于礼缪；不能乐, 于礼素。”在孔子看来, 诗、礼、乐是修身的三要素；三者之间,礼是中心环节, 是立足点。修身要先学诗, 因为诗能以生动的形象和强烈的感情来激动人心, 振奋精神,感发志意, 起到教育作用；在这个基础上再学习礼,因为礼是立身行事的准则, “不学礼无以立”（《论语·季氏篇》）；而最后完成道德修养还要学习乐, 通过音乐来冶性生情。由此可知, 孔子是把诗、乐同人的道德修养联系起来的, 是把礼治思想贯穿于文艺思想之中的, 诗乐都要以礼为归, 为礼来服务, 这既是他的文艺观与众不同的特点, 也是他的文艺思想的精髓了。明乎此就不难理解孔子为什么要格外地重视文艺了。’
2、文艺与政治外交活动的关系：“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
《论语?子路》记载：“子曰：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左传》等书都有记载，《诗经》在当时政治、外交活动中的作用的确是十分突出的。当时人们为了在政治外交活动中体现一定的礼节，都需要借助于赋诗来实现。如果不懂《诗经》，不会灵活地运用和引申诗的意义，就无法弄懂别人的意图，同样的，也无法婉转地表达自己的要求，就可能失礼，甚至导致外交活动的失败。反之，如果善于熟练地运用“赋诗”的方法，就可能比较顺利地取得政治外交活动的胜利，并获得比预期更好的效果。
孔子对文艺与政治外交活动之间密切关系的论述，固然是他的整个思想体系导出的必然结论，同时也是时代风尚所使然。
（二）关于文学批评的标准
《论语?为政》中所说：“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孔子的“思无邪”从审美方面看，就是提倡一种“中和”之美。
孔子在艺术上追求的最高理想就是“中和之美”。“中”是合理、合适、合宜;“和”
就是和谐。“中和之美”要求处理好文艺内部的各种要素的关系, 任何一方都不许“过”, 也不要“不及”, 而是要和谐适度, 达到恰到好处的理想状态。文艺如何体现“中和之美”呢? 孔子提出了两点主张:其一是“温柔敦厚”的诗教。“入其国, 其教可知也。其为人也, 温柔敦厚, 诗教也。”( 《礼记·经解》) 孔子认为, 一个诸侯国如果民风温和宽厚, 那是文艺教化的结果; 反过来, 如果民风温柔敦厚, 其诗该温文尔雅。所谓温柔敦厚, 唐代孔颖达《礼记·正义》对此解释说:“诗依违讽谏, 不指切事情, 故云温柔敦厚是诗教也。”也就是要求诗人性情柔顺、和颜悦色, 对统治者的暴政恶德, 强调“止乎礼义”和“主文而谲谏”( 《毛诗序》) , 只允许“怨而不怒”的委婉劝说, 不允许尖锐的揭露批判, 必须合乎中正平和之“度”。因为只有合“度”才美, 才能达到“中和之美”的境界。这种诗教,其实就是孔子的中庸思想在文艺审美观上的反映。其二是“乐而不淫, 哀而不伤”。这是孔子对《诗经·关睢》的评价。《关睢》是一首爱情诗, 当“君子”向淑女求爱不成时, 感情悲哀, 但不过度, 仅是“寝寐思服”、“辗转反侧”而已, 无害于“中和”, 这就是“哀而不伤”。当他求得“淑女”, 准备迎取时, 情感欢乐, 仅只“琴瑟友之”、“钟鼓乐之”而已, 亦无害于“中和”, 这就是“乐而不淫”。上博简《孔子诗论》评《关睢》为“怡”, 就因为其能以色喻于礼, 能反纳于礼。故其声则节, 其文则礼, 得中和之美, 合中庸之道, 是谓“哀而不伤, 乐而不淫。”总之, 文艺在抒发个人情感时, 要哀乐适度, 须受伦理道德的制约, 达到情和理的“中和”, 正如孔安国所说“乐不至淫, 哀不至伤, 言其和也”( 何晏《论语集解》引) 。中国的传统文艺, 正是由于孔子的“中和之美”的文艺审美理想的影响, 看重人生现实和道德情感, 重视内容的平稳和谐, 形成了典雅含蓄的美学风格。正是由于我国古代艺术家受孔子“中和之美”的审美观的影响, 总是“怨而不怒”地看待人生, 才使我国古代的文学作品常常是先历尽悲欢之后, 用大团圆结尾, 以求感情上的慰籍与
平和。
总之，从文学作品来说，孔子的中和之美要求从思想内容到文学语言，都不能过于激烈，应该尽量做到委婉曲折，而不要过于直露。这种思想后来在荀子那里得到较为充分的发展。
（三）论文学的社会作用——兴观群怨说
孔子之前, 人们对文艺的特征和作用已经有了一些认识, 比如, 在孔子还未有
“志于学”的韶令时候, 己有“诗以言志”之说（《左传·襄公二十七年》载赵文
子对叔问说的话）等等, 但讲得都比较零碎和简略。而第一次全面论述了文艺的社会地位和作用的, 便是孔子。他的著名诗论“兴观群、怨”说, 就是对我国上古时代文学思想发展进行归纳和总结的最系统、也最富创造性的成果。他说：
小子何莫学夫《诗》？《诗》, 可以兴, 可以观, 可以群, 可以怨。迩之事父, 远之事君 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论语·阳货篇》
这段话, 确实表现了孔子卓越的文学识见和高度的理论概括能力。除谈到诗歌的认识功用之外, 还接触到了诗歌的抒情性、感染力等一些本质特征。
所谓“兴” , 朱熹释为“感发志意”。（《四书集注》）这“感发”二字, 可以说是说出了“兴”字的精髓。诗,主要地不是诉诸理智, 而是诉诸感情, 通过诗的感染作用, 使人受到启发和鼓舞。汉人《毛诗序》说的：“故正得失, 动天地, 感鬼神, 莫近于诗”。突出强调诗歌的感情作用和审美效果, 就是孔子诗“可以兴”的一种继承与发展了。
所谓“观” , 郑玄注“观风俗之盛衰”；朱熹注“考见得失”。由于诗歌是现实生活的反映, 作者有意识地用诗歌来抒发感情, 或“论功颂德” , 或“刺过讥失” , 表现自己对人生、对社会、对政治的态度, 所以周初以来至春秋中期即有采诗观风和陈诗言志的制度, 通过诗歌“王者所以观风俗, 知得失, 自考也”。（《汉书·艺文志》）孔子的诗“可以观” ,既是对这一历史经验的总结, 也是对诗的政治教化作用的一种肯定, 同时也说明孔子对文艺反映现实生活的实质已有把握。从西汉的一些著作中关于孔子观诗的记载, 亦可资证这一点。《盐铁论·机务》引孔子的话说：“吾于《河广》知德之至也。”《说苑·贵德》引孔子的话说：“吾于《甘棠》见宗庙之敬也。”《毛诗·木瓜传》引孔子的话说：“吾于《木瓜》见苞直之礼行。”这就是诗的认识作用了。
所谓“群” , 孔安国注“群居相切磋”；朱熹注“和而不流”。是说通过切磋诗歌, 人们可以交流感情,增进了解, 达到和同, 促进团结, 起到教育和合群的作用。从《国语》、《左传》记录的许多事例来看, 当时列国诸侯贵族、卿士大夫在交际酬对和谈判时, 赋诗言志, 已成为一种风气, 如《汉书·艺文志》所说的那样：“古者诸侯卿大夫, 交接邻国, 以微言相感, 当揖让之时, 必称诗以谕其志, 盖以别贤不肖,而观盛衰焉。”孔子的诗“可以群” , 正是对诗歌这种实用作用所作的概括性的
说明, 而且, 孔子是相当地重视这种实用作用的。从《论语》的有关记载看, 他在多次谈话中都把学诗作为第一要务, 恺切周至地叮呼和告诫他的弟子和儿子说：“不学诗, 无以言”（《季民篇》）；“人而不为《周南》、《召南》, 其犹正墙而立也与”（《阳货篇》）；“诵诗三百, 授之以政, 不达；使于四方, 不能专对, 虽多, 亦奚以为”（《子路篇》）。在孔子看来, 通过学诗既可以提高语言表达能力, 又可以增知识、长才干, 无论对个人修养, 对安邦治国, 对交际应酬, 都有很大作用。
所谓“怨” , 孔安国注为“怨刺上政”。就是说, 诗有“款谏”或批评政治的作用。从《诗经》来看, 其中有不少是政治讽喻诗和怨刺诗,揭露政治的黑暗和腐败, 关心人民的痛苦和哀怨, 开启了诗歌创作“为时”、“为事”、“为人生”的先河, 以致成为我国古代文学创作的进步传统。孔子对三百篇这一创作经验予以总结, 对这一进步传统予以概括, 从理论上肯定文艺应该具有于预政治的作用, 这是他的卓见, 也是他的开明之处。
综上所述, 孔子的“兴、观、群、怨”说, 在我国的文学批评史上是具有开创意义的他之前, 还不曾有人把文艺的认识作用、教育作用、美感作用表述得这样全面过；他之后, 曾出现过把文艺当作可欲而加以反对的道家思想, 出现过把文艺当作奢侈而
加以反对的墨家思想, 也出现过把文艺当作有害农战而加以反对的法家思想。相比较, 真正有生命力的还是孔子的“兴、观、群、怨”说。这说明, 他对文艺的本质和特征, 对文艺的思想内容和艺术表现, 有了相当的认识。自然, 孔子在这里主要谈学诗、诵诗, 而不是谈诗歌创作, 但学诗、诵诗和诗歌创作并不是能够割断的。正因为如此, 他的诗论才影响了中国的文学批评, 也影响了中国的文艺创作, 成为作家和文艺理论家反对
文艺脱离现实、缺乏社会内容的常用的理论原则。不过, 他以为学诗可以“迩之事父, 远之事君” ,这就在实际上把诗当作了为政治服务的一种特殊教材, 过分地重视文艺的政治社会功能, 是他诗论的特点, 也是他诗论的局限, 其保守和消极的成分是不容忽
视的。
（四）论文学的内容和形式的关系——文质彬彬说
《论语.雍也》篇云：“子曰：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这里，“质”是指人的内在品格，“文”指人的外在仪表，“文质彬彬”是要求人既具备人的品格，又有“礼”的文饰。
在文艺的内容和形式的关系上, 孔子主张“文质彬彬” , 要求正确的思想内容和完美的艺术形式的统一。上面已经讲到的“言”、“文”关系说, 以及后面将要提及的“尽善尽美”说, 亦都表现了孔子的这一主张。
“文质彬彬”说, 见于《论语·雍也篇》孔子讲的一段话：
子曰：“质胜文则野, 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 然后君子。”
对这段话, 北宋邢呐解释说：“此章明君子也。……彬彬, 文质相伴之貌, 言文华、质朴相半, 彬彬然, 然后可以君子也。”这说明, 孔子最初的论“文”说“质” , 是为人而发, 不是为文而言。质, 即不加文饰的质地, 指人的内在质朴；文, 即文彩, 指人的外表修饰。意谓对一个人来说, 其内在的质地如果超过外表的文饰, 就不免粗野；反之, 其外表的文饰如果超过内在的质地, 则不免象史官那样虚浮。只有二者配合得恰当, 既朴实又文雅, 才可以称为君子。这里, 孔子本是以比拟的方式讲人的道德修养, 讲质地与外表的关系, 但由于符合人们对文艺作品内容与形式的要求, 道出了内
容与形式统一, 朴素与华彩结合的辩证统一关系, 故被视为文质论的源头。在孔子看来, 文与质这矛盾的两个方面应该也必须是和谐统一的。不统一, 相矛盾, “质”、“文”互胜, 就会有弊病, 有弊病就不完美。他的这一思想, 也多见于他的言论中, 只是在不同的场合之下, 有时是强调内容的重要, 有时又强调形式的不可偏废。比如：《论语·八情篇》载：“子夏问曰：‘巧笑倩兮, 美目盼兮, 素以为绚兮, 何
谓也’？子曰：‘绘事后素。’曰：‘礼后乎？’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与
言《诗》已矣’。”一一“巧笑”两句见于《诗经·卫风·硕人》,“素以”句不见于《诗经》, 可能是逸句。孔子阐述诗意, 谓绘画之事后于素, 即先有白色底子, 然后绘画。子夏速而悟及, 礼的产生也该在仁义之后, 得到孔子的赞赏。意即“礼”是
属于文彩的, 而“仁”属于素质, 强调先“仁”而后“礼”。这一点, 《八悄篇》里的另一段记载说得更明白：“子日：‘人而不仁, 如礼何？人而不仁, 如乐何？’”认为离开了“仁” , 就谈不上什么“礼”和“乐”。先“仁”而后“礼”、“乐” , 也就是先“质”而后“文”了。
《论语·阳货篇》载：“子曰：‘礼云礼云, 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 钟鼓云乎哉？’”——玉帛, 指的是举行礼仪时用的玉器和丝织品。孔子认为行礼作乐, 并不只是使用礼器与乐器, 主要不在形式, 而必须有“仁”的内容。离开“仁”的本质, 徒
具礼仪的繁文缉节、铺张浪费, 孔子是反对的。
从上述议论看, 孔子在“文”与“质”的关系上,强调先质后文, 重视内容的“尚质”、“尚用” , 含有内容决定形式的意义。但他突出强调“质”的重要性,并不等于轻视“文” ,他是要求在重视内容的前提下, 同时重视形式 在反对“文胜质”的前提下, 要求文质统一。即使在礼乐流于形式的情况下, 他反对的也只是“礼乐流于形式” , 而不是形式本身。例如《八俏》记述：“子贡欲去告朔之汽羊。子曰：‘赐也！尔爱其羊, 我爱其礼’。”告朔, 古代的一种祭庙仪式,每月初一, 诸侯杀一只活羊（即“汽羊”）去察告祖庙, 这种祭告谓之“告朔”。鲁国自文公起已经不行此礼, 但每月告朔用的羊依旧供给,子贡认为不如干脆连羊也弃而不用, 而孔子却觉得保留这一点形式比什么都不保留总要好一些。形式对于内容, 文对于质绝不是可有可无的, 在《论语·宪问篇》孔子还说过：“若减武仲之知, 公绰之不欲, 卞庄子之勇,冉求之艺, 文之以礼乐, 亦可以为成人矣。”减武仲,即鲁国大夫减孙绝, 其人很聪明, 故孔子称之为“知”（智）；公绰, 即孟公绰, 为人清心寡欲, 故曰“不欲”；卞庄子, 鲁国的勇士；冉求, 多才多艺。孔子认为, 这几位各具优长的人物, 如果用礼乐的修养来成就其文采, 就会变作一个完备的人了。由此可见,在许多时候, 孔子只是反对过度的文饰, 而不是轻视形式本身, 这和他对语言的议论, 在精神上是完全一致的。他的文质并重的观点由于高出了后来出现的重质轻文说, 或重文轻质说, 所以影响到后
世的许多文学批评家常用这“文质彬彬”说来指文艺创作和文艺批评。例如西晋陆机《文赋》说：“理扶直以立干, 文垂条而结繁。”即认为文章的思想内容作为主体好比树木立起主干, 而文辞则好象在枝条上布满的繁叶。主干不存, 繁叶就无所依附。梁刘勰《文心雕龙·情采》说：“夫水性虚而沦漪结, 木体实而花曹振, 文附质也。虎豹无文, 则娜同犬羊；犀咒有皮,而色资丹漆, 质待文也。”这段话, 先举水和木为例：水的特性是“虚” , 所以有波纹的形貌；木的特性是“实” , 所以有花曹的形貌。波纹离不开水, 花曹离不开木, 一离开便无法存在。文学作品也是这样：作品的“采”是随着作品的“情”而成的, “采”不能不表达一定的“情”，离开了“情” , “采”就难以存在了。刘勰由此而论定：“文附质”。而后又举兽皮为例：虎豹皮毛如果没有花斑的形貌, 那就无异于犬羊, 难以表现出虎豹皮毛的特征；而犀咒的皮革也只有涂上丹漆, 才能更好地为人所利用。同样, 文学作品如果没有适当的“采” , 再好的“情”也无法表达出来, 刘勰由此又进而论定：“质待文”。梁萧统《答湘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