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台湾民间械斗与官方治理
林荣国
【摘要】在清代台湾民间械斗中，分类械斗占有相当的比重，这是台湾移民化社会进程中相应产生的一种特殊的社会现象，其历史根源性应以当时的历史背景为主要出发点来考虑。械斗给台湾社会的发展带来诸多不利的影响。械斗频繁发生的地区，民众起义的发生率也比较高。基于台湾移民社会的特殊性，清朝中央政府为维护其统治秩序，多次进行镇压。清政府所采取的严厉政策和
措施措施虽然虽然虽然取得了一定效果取得了一定效果取得了一定效果,
,但是历史已经证明不可能经过几次的治理就能彻底消除民间械斗。【关键词】清代
台湾械斗官方治理所谓民间械斗，一般不带有政治色彩，它是解决群体之间人际关系的一种暴力冲突且不与官府为敌，不依赖官府解决。由于台湾特殊的移民化社会进程，在清代中晚期，岛内出现了“分类械斗”这一社会现象，即不同祖籍居民间的械斗，“分类械斗”给台湾社会带来了诸多不安定的因素，而且在械斗频繁发生的地区，民众起义的发生率也比较高。基于台湾社会的特殊性，清朝中央政府为维护其统治秩序，曾经多次进行镇压。
一、台湾民间械斗的历史根源性
清代台湾社会时常动荡不安，械斗被时人称为台湾的三大患之一。台湾的民间械斗发生、变迁有其明显的分水岭。若以时间为界定，应以咸丰十年（1860年）为线，此前多为“分类械斗”，此后则以宗族械斗为主。
“闽省福、兴、漳、泉、汀五府地狭人稠”，山多地少，所产出的米谷不能满足百姓的需求，促使他们往外寻求生存发展的新空间。乾隆年间，人口急速增长，在不少地区人浮于地的矛盾日益尖锐，加速了内地民户向外迁徙。促使人们打破了传统的中国农业社会“安土重迁”的思想观念，走上了寻求新的生存空间的移民道路。在台湾的移民，就其人口籍贯所属而言，“全台大势，漳泉之民居十分之六七，广民在三四之间。”[2]。
“泉、漳之民，性极拙而易怒。拙则闲于利益，而无远图。易怒，则不可讥，不可讥则少屈抑，而发之暴矣。”[3]他们虽有冒险开拓的精神但却拙于精心策划，更注重眼前利益，而无长远打算，缺乏法治意识和社会均衡意识。漳泉民众的强悍个性表现在民风上，即勇于私斗。凭借血缘、地缘形成一定的集团势力，以求在现实生活中能互相帮助，共谋发展。虽然有小集体的凝聚力，但其俗尚气好斗，也带来了许多相应的负面影响,往往因为睚眦小忿，就聚众定期而斗，而且多是同族、同乡、同郡聚众斗殴。
这种特性随移民延续到了台湾。在台湾社会教化和规范不足的大环境下，在面对要解决的社会问题及争论时,往往更偏向于依赖民间力量的争勇斗胜。在清政府移民禁令的制约和当时渡海困难的限制下，移民群体中大都是年轻力壮、血气方刚的小伙子，少有女性。蓝鼎元在对台治理实践上,意识到男女比例不平衡所带来的问题,曾指出：“鄙意以为宜移文内地，凡民人欲赴台耕种者,必带有眷口，方给照载渡”，“皆立家室,可消乱萌”[4]。而清政府并未积极采纳，加上当时的交通条件落后,造成了台湾移民中男女比例悬殊，移民中的单身男性组建家庭困难，使得能促进社会内部稳定的血缘群体难以形成。
在当时的社会大环境下，这些移民大都聚居在以开拓集团为基础的同乡、同族、同姓的村子里，又有几个甚至几十个村庄基于籍贯相同而保持有较密切的联系。根据在台湾移民的分布，“以南北论，则北淡水，南凤山多广民，诸彰二邑多闽户；以内外论，则近海属漳泉之土著，近山多广东之客民。”[6]这些社会群体中的人们为了满足其社会性的需要，更积极地参加诸如结拜兄弟、秘密会社、宗教团体等组织。大部分的民间团体组织不仅带有浓厚的地域偏见，而且为了加强其内部团结，还增强了对其他团体的敌意，这大大增加了械斗冲突的可能性。
在移民的成分中，游民占有很大比重，姚莹指出：移民中相当部分是“内地游手无赖及重罪逋逃者”，“有业者十无二、三，地力人工不足以养，群相聚而为盗贼、为奸恶”[7]。陈盛韶也指出：“闽粤之难治，漳、泉、惠、潮为最。四府犷悍无赖之徒，内地不能容，偷渡台湾与土著匪类为一气，窝娼、
包赌、械斗、抢劫，不知有官刑。”[8]台湾社会缺乏官治秩序，成为所谓游民的天堂。游民的所作所为对社会的危害性最大,主要是体现在其在社会动乱时所扮演的角色及带来的破坏。
二、清政府与地方官员对械斗的认识
清代台湾社会极不安定，俗语有所谓的“三年一小反，五年一大反”，“台湾滋事，有起于分类而变叛逆者，有始于叛逆而变分类者。官畏其叛逆，谓祸灾官。民畏其分类，谓祸在民。百余年来，官民之不安，以此是。”[18]由此可以看出，械斗与民众起义之间应该是存在有某些联系的，这两种事端使官民都各自深感不安，而事实也证明，械斗频繁的地区其民众起义的发生率也是比较高的。因此，清政府在对待“分类械斗”时，始终保持有较高的警惕性，防止因械斗的升级而引发民众的叛乱，导致海疆的不安定，这也是有其一定根据的。
而在处理分类械斗的事件中，清政府和各级官员对械斗产生的缘由也有了自己的认识：
其一，在治台的官吏方面。乾隆帝于乾隆四十八年（1783年）提出台湾“向例该处总兵、道、府俱系三年更换，即调回内地，该员等因瓜期不远，未免心存玩忽，以致诸务废弛。”[20]乾隆还进一步指出在台地方官员任意侵婪，累民敛怨，“督抚遇有台湾道府厅县缺出，又以该处地土丰饶，不问属员能胜任与否，每用其私人，率请调补，俾得侵渔肥囊，所调各员，不以涉险为虞，转以调美缺为喜，到任后利其津益，他贪黩无厌，而于地方案件，惟知将就完结，希图了事，以致奸民无所畏恃，始而作奸犯科，互相械斗”[21]。徐宗干发出这样的感叹，“既不顾民，要官何为？”[22]台湾吏治不修已成事实，民众觉得社会问题的解决依靠官方并不可靠，而更偏向于私自解决，这加大了械斗事件发生的可能性。
其二，在民众自身方面。姚莹指出，台湾“一府五厅，四县，南北二千里，有泉州人焉、有漳州人焉、有嘉应州人焉，有潮州人焉、有番众焉，合数郡番、汉之民而聚处之，则民难乎其为民。”[23]在当时的政府移民政策、台湾的生活现状及移民自身观念等主客观因素的促使下，在移民中形成了许多以地缘关系组合的社会群体，即其所谓的“台湾之民，不以族分，而以府为气类；漳人党漳，泉人党泉，粤人党粤，潮虽粤而亦党漳”[24]。地方官员已经意识到了“民与民不相能也”，使“其日错处而生隙焉，势不能免。”[25]民众在相互交往中由于彼此间所产生的矛盾，互不团结，引发“各分气类”的械斗。如闽、粤分类之祸，“其始小有不平，一闽人出，众闽人从之；一粤人出，众粤人和之”[26]。
其三，在游民因素方面。闽粤移民中游民占有很大的比重，且多为内地游手无赖及重罪逋逃之人。台湾地方官认为“夫恶莠乱苗，台之标症也；除莠安良，台之良医也。通计内地渡台之匪民，一年不下数百人；台地漏网之匪民，一年不下数百人；习染之匪民，一年又不下数百人。十年之内，匪民盈万，聚蚊成雷，势不能容”[27]。游民为了自身的利益，常卷入分类械斗之中。一方面，制造事端，煽动械斗。如在闽粤分类械斗之时，“匪人乘此拨为风谣，鼓动全台，闽人曰：‘粤人至矣。’粤人曰：‘闽人至矣。’结党成群，塞隘门，严竹围，道路不通，纷纷搬徒。匪人乘此焚其庐舍，抢其家资。”[28]另一方面，游民附和或受雇，参与械斗。道光十三年（1833年）“堑南系闽籍与粤籍互焚，并有受雇之人不受约束，互相攻庄”，而在堑北，因南路互焚，闽粤各庄雇人防守，这些受雇之人“至散时勒价不遂，肆行焚烧南北两处；又有自焚而诬赖他人者。”[29]
三、清政府采取的治理措施及其效果
“良医之视病也，察其由；不去其致病之由，不可以言治也。”[34]台湾械斗相寻，往往酿成巨案，针对上述诱发分类械斗产生的几个方面因素，清政府都采取了相应的防范措施。
首先，对官吏而言。台湾官吏任期短，以致官员不尽“远效难稽”之治。据此，乾隆皇帝提出，“嗣后台湾总兵、道、府各员，俱著改为五年任满，届期若遗体更换，未免俱易生手。著将总兵、道、府，阁员轮间更换，每过两年，更调一员”[35]，延长台湾官员的任期，并对其更换转接工作也做出安排。在地方官吏处理械斗案件时，要求应迅速擒捕，严加惩创，“如遇有械斗之事，必当严切根究，尽法惩治，其地方官员如有讳饰掩匿者，即严治治罪，务使相沿恶习尽行革除，奸徒敛迹，以戢奸宄而安善民，海疆永期绥靖。”[36]并将官吏出示劝和情事视为“罔顾大体，姑息养奸，尤非寻常玩延贻误者可比”[37]，而且规定械斗各庄民果皆具呈息斗，官员“亦无任其忽斗忽息，不过问之理，必将起衅为首之犯，严行
惩办，方为得体。”[38]对办理不力的官员有明确处罚规定“地方文武员牟遇有械斗抢案，不即缉拿者照讳盗例革职，如有明知故纵，及代为开脱增减改捏等情，照故出人罪例治罪，失察者降一级调用。”[39]其次，对民众而言。台湾民众习于“各分气类”，并形成了许多以地缘关系组合的社会群体，拥有各自的居住区域，但常因各种分歧、矛盾发生彼此间的械斗。为避免械斗，于各交界处，着选有家产，有才干，有声望的人担任“总理”。“经理各庄谓董事，统理数庄谓总理，皆有厅县亲笔画押官戳得以记呈。”[40]如遇有两方有嫌隙挑衅，即出面处理，“倘已成讼端，即为酌情度势，分断平允彼此输服。如已成分类，即迅速会营弹压。”[41]对械斗民众的处罚也有明确的措施，乾隆三十四年（1769年）闽粤械斗，上谕曰：“闽粤两省人民，侨寓海外，彼此构衅，亦不可不加以整理。务确访该处为首互斗之一二人，遣往他处安插，不得令其仍留故地，再生事端。”[42]并在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对械斗案作出从严定拟，案中“起意纠约及杀人之犯，照光棍例拟斩立决，伤人者从重问拟发遣。”[43]在嘉庆十五年（1810年），谕内阁曰：“嗣后偿有纠斗之案，即并未杀伤，亦将为首究办”。[44]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在存有分类械斗的台湾社会，其兵、刑二律尤重。
再次，对游民而言。本着所谓“为政之道，以官治民难，以民治民易”[45]的认识，为减少和约束游民的不法行为，着行清庄之法，规定“台湾地方如有面生可疑、无亲族相依者，该庄头人立即禀报地方官，汛明籍贯，照例逐令过水刺字，递回原籍安插，毋许复行偷渡。”[46]并另造闲民一册，由总理、族长严谨约束，勿使闲游。而对于参与、挑起械斗并在械斗中抢夺的游民匪徒，作出严厉的处罚规定“抢案聚至十人以上，与虽不满十人而持械逞强者，为首，照粮船水手抢夺例治罪，为从，发给新疆种地兵丁为奴；其数在三人以下，审有恃强情形，与虽未逞强而数在三人以上者，照回民抢夺例，发极边烟瘴充军。”[47]重者，就地正法，其次按例充发，再次，刺字逐水，交原籍地方官员取家长约束。
清政府对台湾的分类械斗问题，在立法、政策措施方面也算周密，刑法也算严酷，但是台湾自乾隆中叶起，分类械斗成了一个延续的社会难题，在嘉庆、道光、咸丰年间仍时有发生，台湾地处海外，在基层治理中“内如总董一项，向在各庄包庇抗违，甚至地方号令不行，诸多制肘，而隶役等亦擅自分保，互相党护，不服拘传”[48]。这就出现了对台治理上，“但有治人无治法，日久复视为具文，或阳奉阴违，虽多科条，仍属空言无益。”[49]对于台湾社会出现的分类械斗，虽然官方也采取了相当严厉的防范治理措施，但这些政策和措施大多是政府本着就事论事的态度所采取的。虽然取得一定效果，但不可能以其主观意志为出发点经过几次的治理就能彻底消除民间械斗。分类械斗最终慢慢淡出台湾社会直至消失，最大的促进因素应该是台湾社会各方面的发展导致社会自身的转型，由移民社会开始进入定居社会。
注释：
[1]《清世宗实录》卷五十四见《清实录》第7册中华书局影印本1985年第813页
[2]郑光策上福节相论台事书《皇朝经世文编》卷八四“兵政”“海防”中华书局1992年
[3]（清）谢金銮蛤子难纪略（附）泉漳治法论见丁日健《治台必告录》卷二台湾文献丛刊第
十七种台湾银行经济研究室编印1959年第98页
[4](清)蓝鼎元与吴观察论治台湾事宣书《鹿洲全集》卷一书誊印漳州图书馆藏闽漳素位堂印行
刊本1988年页19
[5]许烺光著《宗族、种姓与社团》黄光国译台北：南天书局有限公司2002年第183页
[6]郑光策上福节相论台事书《皇朝经世文编》卷八四“兵政”“海防”中华书局1992年
[7]（清）姚莹《东溟文集》卷四页三续修四库全书一五一二：集部：别集类上海：上海古
籍出版社1995年
[8]（清）陈盛韶《问俗录》卷六鹿港厅《〈蠡测汇钞〉，〈问俗录〉》标点本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
1983年第131页
[9]《清圣祖实录》卷一一二《清实录》第5册中华书局影印本1985年第155页
[10]《清圣祖实录》卷一一四《清实录》第5册中华书局影印本1985年第176页
[11]（清）伊士良:纂修《台湾志略》乾隆版北京：九州出版2003年第118页
[12]《清圣祖实录》卷一一五《清实录》第5册中华书局影印本1985年第191-192页
[13]《清圣祖实录》卷二七七《清实录》第5册中华书局影印本1985年第716页
[14]《清高宗实录》卷二六五《清实录》第12册中华书局影印本1985年第435页
[15]《清高宗实录》卷三二二《清实录》第13册中华书局影印本1986年第303页
[16]《清高宗实录》卷一三○六《清实录》第25册中华书局影印本1986年第579页
[17]《清高宗实录》卷一三○○《清实录》第25册中华书局影印本1986年第477页
[18]（清）陈盛韶《问俗录》卷六鹿港厅《〈蠡测汇钞〉，〈问俗录〉》标点本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
1983年第138—140页
[19]（清）蓝鼎元论闽粤人《鹿州文集》见丁日健《治台必告录》卷一台湾文献丛刊第十七
种台湾银行经济研究室编印1959年第41页
[20]《清高宗实录》卷一一九四《清实录》第23册中华书局影印本1986年第961页
[21]《清高宗实录》卷一二九五《清实录》第25册中华书局影印本1986年第383页
[22]徐宗干上刘玉坡制军书《致僚属手札》见丁日健《治台必告录》卷五台湾文献丛刊第十
七种台湾银行经济研究室编印1959年第397—398页
[23][24][25]姚莹《东溟文集》卷四页四续修四库全书一五一二：集部：别集类上海：上海古
籍出版社1995年
[26][27][28]（清）陈盛韶《问俗录》卷六鹿港厅《〈蠡测汇钞〉，〈问俗录〉》标点本北京：书目
文献出版社1983年第138—140页
[29]《清宣宗实录》卷二三一《清实录》第36册中华书局影印本1986年第467页
[30]《清高宗实录》卷一一六七《清实录》第23册中华书局影印本1986年第647页
[31]《清高宗实录》卷一四四九《清实录》第27册中华书局影印本1986年第323页
[32][33]邹鸣鹤上杨中丞书《清经世文编选录》台湾文献丛刊第二二九种台湾银行经济
研究室编印1966年第26页
[34]（清）谢金銮蛤子难纪略（附）泉漳治法论见丁日健《治台必告录》卷二台湾文献丛刊第
十七种台湾银行经济研究室编印1959年第97页
[35]《清高宗实录》卷一一九四《清实录》第23册中华书局影印本1986年第961页
[36]《清高宗实录》卷一三○三《清实录》第25册中华书局影印本1986年第543页
[37]《清高宗实录》卷一一七二《清实录》第23册中华书局影印本1986年第719页
[38]《清仁宗实录》卷二一八《清实录》第30册中华书局影印本1986年第938页
[39]《清高宗实录》卷一三○七《清实录》第25册中华书局影印本1986年第601页
[40]（清）陈盛韶《问俗录》卷六鹿港厅《〈蠡测汇钞〉，〈问俗录〉》标点本北京：书目文献出
版社1983年第132页
[41]（清）陈盛韶《问俗录》卷六鹿港厅《〈蠡测汇钞〉，〈问俗录〉》标点本北京：书目文献出
版社1983年第139页
[42]《清高宗实录》卷八二六《清实录》第19册中华书局影印本1986年第15页
[43]《清高宗实录》卷一三○七《清实录》第25册中华书局影印本1986年第601页
[44]《清仁宗实录》卷二二九《清实录》第31册中华书局影印本1986年第84页
[45]（清）陈盛韶《问俗录》卷六鹿港厅《〈蠡测汇钞〉，〈问俗录〉》标点本北京：书目文献出版
社1983年第138页
[46]《清宣宗实录》卷八五《清实录》第34册中华书局影印本1986年第362页
[47]《清高宗实录》卷一三○七《清实录》第25册中华书局影印本1986年第601页
[48]《清仁宗实录》卷二二九《清实录》第31册中华书局影印本1986年第84页
[49]《清高宗实录》卷一三○七《清实录》第25册中华书局影印本1986年第60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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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ing dynasty official with the Taiwan civil governance into
【Abstract】In the Qing dynasty Taiwan civil gang fights,gang fights classification considerable proportion of this is the migration of the corresponding social processes have a special social phenomenon,the historical roots of the historical background to be the main starting point for consideration.Gang fight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Taiwan society has brought many negative effects.
Gang fights frequently occurred in areas popular uprising incidence is relatively high.Taiwan society based on the specificity of migrants,the Qing government to preserve its rule order,repeated repression.Qing government policies and measures are in businesslike attitude,despite certain results,but history has proved impossible in a subjective determination as a starting point after a number of civil governance will be the complete elimination of gang fights.
【Key word】Qing Dynasty Taiwan Gang fights Government government
（联系地址：福建省泉州市晋江市青阳街道新华街276号晋江市方志办邮编：362200电子邮箱：linrongguo@https://www.doczj.com/doc/7f6102812.html,）
发布：2013-02-2210:30责编：binling来源：国学网
台湾的文化创意产业发展及其启示 一、台湾省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现状 （一）台湾省文化创意产业溯源 文化创意产业是一项新兴产业，它改变了过去生产制造的概念，整个产业链可以没有任何实体。就世界范围来说，英国是文化创意产业的发源地，早在1975年5月，英国为振兴经济成立了创意产业特别工作小组。1998年，该小组在《创意产业专题报告》中将文化创意产业界定为：源于个人创造性、技能与才干，通过开发和运用知识产权，具有创造财富和增加就业潜力的产业。英国的文化创意产业发展对世界其它国家和地区形成了很大影响，澳大利亚、日本、韩国以及我国的台湾省随后也提出了文化创意产业发展规划。 台湾的文化创意产业营造起源于“文建会”的社区营造。1994年“文建会”引进日本造村运动的经验，从建人民关怀乡土的生活价值观着手，进一步借由小区艺文活动的推展，凝聚小区意识，改造小区环境，提升地方文化产业，建立小区文化特色，大力推动小区总体营造。而1995年的台湾省“文化产业研讨会”则是将文化创意产业的营造意识扩展至台湾全岛，台湾省的文化产业步入发展初期，大力发展文化产业成为台湾省社区总体营造的重要内容，但此时的文化产业主要集中在传统型、乡村型的初级产业上。
（二）“挑战2008：‘国家’发展重点计划”营造发展环境 20世纪90年代末期，由于人力成本的提高，台湾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优势渐渐消失，特别是在世界迈入知识经济时代后，全球资金、人才、资源的流动以及快速工业化与都市化的趋势影响下，台湾的地方传统产业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已每况愈下。为了发挥台湾有限资源的最大效益，创造新商机，振兴经济，维系世世代代居民的生存与福祉，2002年5月31日，台湾省“行政院”开始将文化创意产业发展列为“挑战2008：‘国家’发展重点计划（2002－2007）”的子计划，透过行政力量为文化创意产业营造发展环境，推动产业发展。“文化创意产业发展计划”共分为“成立文化创意产业推动组织”、“培育艺术、设计及创意人才”、“整备创意产业发展环境”、“促进创意设计重点产业发展”及“促进文化产业发展”等部分，由“经济部”、“教育部”、“新闻局”和“文建会”负责执行“挑战2008：‘国家’发展重点计划”之“文化创意产业发展计划”实施完毕后，取得了巨大的成绩，2007年文化创意产业经济组织总数增至50667家，较2002年增长了13.32%，文化创意产业营业额由2002年4352.6亿新台币增至2007年的6329.4亿新台币。 （三）文化创意产业的后续推动计划
1985年台湾社会变化调查(Taiwan Social Change Survey, 1985) 数据介绍： “The Taiwan Social Change Survey (TSCS) tracks the long-term trend of social changes through national representative survey data. Since the first nation-wide survey completed in 1985, this cross-sectional survey project has followed 5-year cycles that rotate selective modules. These modules cover various topics including family, religion, stratification, mass communication, and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As of 2006, the TSCS had accumulated 37 surveys. Many of these surveys carry repetitive modules that have run through up to four cycles of survey operations, which enable researchers to understand social change from longitudinal perspectives. With more than 80,000 face-to-face interviews completed over the past 22 years, the TSCS has become the largest survey series among all of the general social surveys in the world…. “The TSCS team also initiates and participates in international comparative surveys. Since 2001, the TSCS has been an active member in both the International Social Su 关键词：
1949年以来，台湾经济发展大致经历四个时期 (一)经济恢复时期(1949-1952年)。 当时台湾人口剧增，物价飞涨，工农业生产几乎停顿，而军事性开支却占财政支出的一半以上，民众生活困难，经济濒临崩溃。为此，台湾当局采取了一系列旨在稳定社会和恢复经济的政策与措施，土地改革、改革币制、外汇贸易管制，优先发展电力、肥料及纺织工业等。50年代台湾农业发展迅速，增长率年均达各7％。此外，从1950年下半年起，美国开始对台湾实行经济援助，注人大量资金帮助台湾恢复经济。到1952年，台湾经济基本恢复到二战前的最高水平。 (二)以农养工发展时期(1952-196O年)。 当时台湾经济基本上以农业为主，劳动力过剩，对外贸易和国际收支均逆差严重，外汇极度短缺，民众因收入低而无力消费进口工业品。台湾当局以稳定中求发展为指导思想，确定了以农业培养工业，以工业发展农业的方针。土地改革促进了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农产品及其加工品在总出口中的比重非常高，1957年高达75％，成为创汇主力。台湾当局又通过肥料换谷、强制收购等不等价交换方式，获取利润，把它转移到工业部门。在工业方面，重心放在资金需求量不大、技术要求不高、建厂周期短的民生工业上，以岛内生产替代进口，以适应岛内的消费水准，并节省外汇开支，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减轻就业压力。形成了糖、茶、菠萝及香茅油等农副产品加工业，以及水泥、玻璃、木制品、造纸、
化肥、纺织、食油、面粉、塑胶原料及制品、人造纤维、自行车、缝纫机和家用电器等进口替代工业。 (三)出口导向经济发展时期(1960-1986中)。 由于台湾市场狭小，当时进口替代工业的产品市场已趋饱和，若继续发展将导致经济后劲乏力。台湾抓住当时国际分工变化的机遇，利用低廉工资的国际比较利益，大力发展加工出口工业带动经济发展，并陆续修正或制定旨在促进出口的政策与措施，如进行外汇贸易的改革、实施"奖励投资条例"、鼓励民间储蓄、对外销厂商实行税收和融资的优惠、设立出口加工区和保税仓库等。这个时期外资对台湾工业化和出口扩张起了重要作用，民间企业从进口替代转向出口产业，成为经济成长的主力。台湾企业从日本进口生产资料，向美国出口工业品，形成了生产上依赖日本、市场上依赖美国的三角贸易关系。台湾工业得到了高速发展。从1963-1973年，工业年均增长率高达13％，其中制造业的年均增长率达20.1％，工业产值在台湾GDP中的比重由196O年的29%提高到1973年的48%;出口贸易额中工业制品的比重由l960年的33％增至l973年的86％。至此，台湾工业建立起了一个以出口加工区为依托，以轻纺、家电等加工工业为核心的产业支柱，由此带动了经济的发展。 (四)经济转型时期(l986年至今)。 自8O年代以来，由于台湾内外经济环境的变化，新台币兑美元汇率大幅升
经济结构调整70年代初中东战争与世界石油危机的发生，对一个能源缺乏的台湾经济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冲击。1973年，台湾批发物价上涨了22%，城市消费物价上涨了8.2%；1974年又分别上涨40.6%与47.5%，创下1952年以来的最高记录。一时岛内市场混乱，出现抢购风潮，台湾经济出现新的困难。刚刚实现三年外贸顺差的局面再度出现逆差，经济增长率由1973年的12.8%降到1974年的1.1%，创下50年代以来的最低增长率。经过这次石油危机的打击与洗礼，台湾开始调整经济政策，将原制订的第六期“四 年经济建设计划”重新改为“六年经济建设计划”。主要内容包括改善工业结构，促进产业升级；强化农村建设，促进农业现代化；改善交通设施，建立现代化的运输系统；开发能源与海洋资源；拓展对外贸易。台湾经济发展也进入所谓的“第二次进口替代”与“出口扩张时期”。1973年，台湾当局提出“十大建设计划”，分别是中山高速公路（也称南北高速公路），西部纵贯铁路电气化，北回铁路，台中港第一期工程，苏澳港第一期工程，桃园国际机场，高雄炼钢厂，高雄造船厂，石油化学工业，核能发电厂，总投资达2580亿元新台币（约60亿美元）。到70年代末，十大建设工程大部分完工，建立了发达的交通与港口运输系统以及现代化的钢铁与石油化学工业，奠定了台湾经济发展的重要基础，形成了重工业与轻工业配套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台湾经济步上了一个新的台阶。到1978年，重工业产值在制造业中的比重达58%，彩色电视机产量超过200万台；1979年，工业产品出口比例突破90%，与30年前刚好相反；对外贸易突破300亿美元，跃居世界第21位，初步确立了台湾经济的实力与地位。1979年，第二次世界能源危机爆发，再次对台湾经济产生冲击，特别是石化工业受影响更大。台湾当局不得不再次调整经济发展战略，提出发展所谓的“策略性工业”，即发展技术程度高、附加价值高、能源密集度低、污染程度低、产业关联效果大、市场潜力大的所谓“两高、两低、两大”产业，并选择100多项优先发展的产品项目，对原重化工业发展项目进行了调整，而且修改“奖励投资条例”，对策略性工业发展提供优惠，尤其对技术密集工业投资给予10%至15%的投资抵减优惠待遇。为了发展高科技工业，台湾于1980年正式设立新竹科学园区，提供了极为优厚的条件：可连续五年免征营利事业所得税，免征进口自用的机器设备、原料与半成品等进口关税及货物税，免征外销产品货物税、营业税及厂房建筑税等；对海外留学人员投资提供创业低利贷款与研究经费补助等。经过二十的发展，新竹科学园区取得了巨大成功，也是世界上最成功的硅谷之一。到2000年6月底，园区厂商达291家，员工达9万多人，资本额达6551亿元新台币，全年营业额达9293亿元新台币。如果说，加工出口区是以轻纺电子工业为主，是台湾外向型经济发展的标志与厨窗；那么新竹科学园区就是以信息半导体产业为主，是台湾高科技产业发展的摇篮。到2001年，台湾电子信息产业有14项产品如监视器、主板机、鼠标等市场占有率高居世界第一，也都是由这里的 企业创造的。台湾是世界第四大集成电路生产地区；芯片产值占了全球的70%，资讯产业产值一度世界排名第四位（曾一度居第三位）。经济自由化80年代中期，在美国的贸易保护主义压力下，台湾新台币开始被迫大幅升值，接着工资迅速上涨，土地价格飙升，台湾经济发展环境发生重要变化。在这种背景下，台湾又开始寻求新的经济发展模式与道路。1986年3月，国民党十二届三中全会正式通过“自由化、国际化与制度化”的经济发展战略，其核心是开放市场，减少干预，实现经济自由化，于是台湾开始走向了更加开放的自由经济体系。随后，台湾当局又进了一系列的经济改革，主要包括解除外汇管制，逐渐实行利率自由化，在美国压力下逐步开放内部市场，大幅降低进口关税与减少非关税壁垒，推动公营企业民营化，开放民营银行的设立，等等。这些改革措施旨在鼓励自由竞争、健全市场调节机制，减少不必要的行政干预，以达到充分发挥市场机能、资源合理配置、提高经济竞争力与效率之目的。然而，由于经济大环境的变化，为台湾经济发展带来了新的困难。夕阳产业或传统产业在新台币大幅升值、工资与土地等生产成本迅速上升下，生存困难，被迫外移。于是
80年代初台湾经济的转型 姓名：郑静 学号：09807018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台湾是一个相当落后的地区，到了1951年，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才只有144美圆。在过去的50多年里，台湾经济以平均增长8%的罕见的高速度崛起于亚洲的东方，创造了一个令全世界赞叹的成绩。 在1994年台湾经济有居世界前列的外汇储备（924.5亿美圆）； 有全世界排名第十四的贸易总额（1785亿美圆）； 有全世界排名第十九的国民生产总值（2442亿美圆）； 有全世界排名第二十五的人均所得（11604美圆）； 为全世界失业率最低的国家之一（1.56%）； 台湾乃一面积仅36000平方公里的小岛，各种资源极为稀缺，而人口又多达2100多万，每平方公里有559人，为世界上人口密度最大的地区之一，同时又因处于特殊环境之中而承受着巨大的军事负担，考虑到以上诸因素，我们不得不为台湾近半个世纪来取得的经济成绩感到钦佩和自豪。 与大陆相比，台湾并没有因为政治上的原因而使经济走了太多弯路，发展中虽时有起伏，但整体呈上升趋势。现在我们谈到台湾经济时，首先让人想到的是主板，光驱等等名目繁多的电脑配件产品，的确，高新技术产业在今日的台湾经济中占有绝对的重要地位，而谁又能想得到这个世界计算机配件的一大生产中心仅仅在几十年前还是一个半封闭的农业社会。四五十年前，东南亚各国，拉丁美洲各国的经济状况和台湾差不多。和这些国家相比，无论从自然资源，国民教育水准和基本建设基础上来说，台湾都好不到哪去。非常遗憾的是，这些国家有的至今还陷在贫穷，落后的恶性循环中。为什么经济起飞的奇迹没有在这些地方出现，唯独台湾等四小龙脱颖而出呢？是不是台湾政府采取了一条非常高明的经济发展政策呢？ 尽管台湾的高新技术产品大量占领国际市场是在90年代，但实际上台湾从80年代初就开始了由劳力密集经济向资本密集经济的转型，让我们看一看当时的情况。70年代末以前，台湾的经济还主要停留在劳动力密集的加工产业上，尽管经济取得了一定的发展，也有相当的成就，如70年代台湾的失业率仅为1.22%，在当时的国际经济危机中是世界主要经济实体中最低的。但是国际市场上劳动力的竞争和发展中国家能够提供廉价劳动力，使台湾经济在劳动密集型轻工业产品的出口和替代商品的进口方面的优势削弱；70年代的能源危机对台湾经济的打击；由于劳力密集型产业的发展而导致的岛内的环境和生态问题……所有这些显然使台湾感到了经济转型的紧迫性和必要性。但此时的台湾向高新技术工业的投资刺激仍然不多，岛内投资者对于技术和资本密集型工业还不感兴趣，而与此同时，劳动密集型工业又正在逐渐失去在国际上的竞争力，前途渺茫。70-80年代之交，台湾工业一度出现真空，台湾经济只发展了一些次要的而且是非生产性的辅助工业，如金融服务，旅游和服务业等。 这时，台政府的政策导向性起了重要的作用，台湾制定了从1980到1989年的“十年经济发展计划”，着重强调了科学技术的发展，政府制定了一系列向污染少，技术含量高的产业倾斜的政策。 1983年，台湾当局决定给予8个战略工业区一经济发展优先权（与中国大陆的经济特区类似），当局的政策
台湾有什么社会福利 社会福利是现代社会广泛使用的一个概念。人们根据他们各自的立场和目的给予这个概念以不同的解释。以下是爱汇网小编整理的一些台湾有什么社会福利，有兴趣的亲可以来阅读一下! 失业补助,,低收入户补助 健保医疗补助 弱势家庭补助 儿童教育补助 老农津贴 残障补助津贴 外籍配偶免费职业就业训练 社会福利制度一般来讲具有四个特点: 社会福利是社会矛盾的调节器;每一项社会福利计划的出台总是带有明显的功利主义目的，总是以缓和某些突出的社会矛盾为终极目标; 社会福利的普遍性，社会福利是为所有公民提供的; 利益投向呈一维性，即不要求被服务对象缴纳费用，只要公民属于立法和政策划定的范围之内，就能按规定得到应该享受的津贴服务;
社会福利较社会保险而言是较高层次的社会保险制度，它是在国家财力允许的范围内，在既定的生活水平的基础上，尽力提高被服务对象的生活质量。 按享受对象类别来划分，社会福利可分为以下几种类型: (l)为全体社会成员提供的公共福利; (2)为本单位、本行业从业人员及其家属提供的职业福利; (3)专为老年人提供的老年福利; (4)为婴幼儿、少年儿童提供的儿童福利; (5)为妇女提供的妇女福利; (6)为残疾人提供的残疾人福利。 普遍性社会福利 以普遍性为基础，体现普遍性社会原则，倾向于不加区别的给群体或某些社会群体的 所有成员提供相同的福利待遇。 优点:保障人群广泛防患于未然;操作简便行政成本低;促进社会整合降低社会矛盾;降低"贫困烙印". 缺点:福利开支巨大，增加了政府的财政负担，不利于经济领域的扩大再生产;效率和 效果难以保证，会导致福利资源的浪费，可能造成福利依赖。 选择性社会福利 以选择性为基础，体现特殊社会关照原则，社会应首先关照社会特困人群。
台湾经济发展历程 台湾经济是一个典型的出口导向型经济体系。50多年来，通过进口替代、出口扩张、结构调整与自由化改革的发展轨迹，台湾经济获得了较快发展。 经济恢复 二战末期，台湾经济遭到严重破坏。国民党退台初期，由于政局动荡，人口剧增，物资短缺，物价上涨，经济形势严峻。为此，台湾当局采取了一系列旨在稳定社会和恢复经济的政策与措施，主要包括土地改革、币制改革、加强外汇贸易管制及优先发展电力、肥料、纺织等民生工业，使台湾经济在较短时间内得以恢复与发展。 在台湾经济恢复与发展初期，土地改革与“美援”发挥了重要作用。台湾土地改革意义重大，影响深远。土地改革第一步是进行“三七五减租”，即将原地主收取超过收获量50%以上的地租一律降至37.5%以下，其他附带租金一律取消。接着全面推行于1948年开始试行的“公地放领”政策，即将从日本人手里接收的公有耕地承租给无地或少地的农民，承租地价分十年还清。公地放领一直到1976年才结束，总计历年放领耕地约14万公顷，承领农户28.6万户。 1953年1月，台湾当局公布《实施耕者有其田条例》，开始实行“耕者有其田”的重大农地改革方案。地主按规定保留一小部分土地外，其余由当局征收，缴给现耕农承领。征收地主土地的地价，付给地主七成的土地实物债券，三成公营的农林、工矿、台泥与台纸四大公司股票。到1953年底，共征购地主耕地13.9万公顷，约占地主原有耕地的30%，承领农户达19.5万户。整个土地改革历时10年，于1963年完成。这次土地改革，不仅缓和了农民与地主的关系，解放了农村生产力，农民生产积极性提高，粮食产量增加，缓解了粮食供应压力，在某种程度上解除了台湾经济危机，而且将农村资本转移工商业，促进了工商业的发展。 1950年到1965年，美国向台湾提供的经济援助达15亿美元，差不多一年有1亿多美元，这对早期财政困难与出口外汇短缺的台湾来说意义非常重大。美
台湾政治转型的条件与路径 2009年5月3日至12日，“东亚政治发展研究”课题组一行四人，应台湾“大陆研究会”邀请，就台湾社会转型及民主化发展等问题赴台进行学术访问和调研。这是课题组对东亚地区实地调研的第一站。调研访问期间，课题组在台北、台中、高雄等地访问了中央研究院、台湾大学等一批重要学术机构，以及台湾的“立法机构”，并与台湾一些重要的政治家和学者进行座谈交流。调研访问达到了预期目标，对于台湾社会转型中的政治发展线索有了比较深入的认识与把握。 社会分化、精英对立：台湾社会转型的背景与动因 台湾工业化进程中出现的社会结构分化，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国民党“军、公、教”集团与以中小企业为主体的本省新兴精英集团的对立和冲突，是台湾民主化运动兴起并最终形成政党轮替的基本原因。 台湾自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开始了工业化进程，在工业化进程中，以国民党政权为核心的“军、公、教”集团控制主要经济活动，与在工业化进程中广泛兴起的、以本省人士为主的中小企业及相关群体形成了利益冲突和对立。在以部分自由派知识分子和主张台湾独立人士为主体的政治反对派的鼓动和组织下，形成了反对国民党政权和体制的社会舆论和社会运动，最终在各方面因素的综合作用下，实现了台湾从“威权体制”向“多元体制”的过渡。政治反对派与台湾本土力量的结合，是台湾民主化运动兴起和壮大的关键因素，它为台湾民主化运动提供了广泛和强大的社会基础。1979年的“美丽岛事件”，就是台湾民主化运动中知识分子反对派提供的“思想力量”与本土势力提供的“物质力量”相结合的标志性事件。 上世纪70年代，中美建立外交关系、中国恢复联合国席位、台湾与美国“断交”等一系列事件，以及其他国际环境的变化，造成并加剧了迁播台湾的国民党政权的合法性危机。为应对危机，国民党政权采取了一系列政策调整，如“本土化”政策，旨在进行社会整合，特别是整合本省精英，借以巩固和扩大执政基础，但这种努力没有成功。反对派利用国民党政权政策调整，乘机扩大影响和加强社会运动，迫使国民党进一步退让，进而加剧了国民党内部矛盾，造成执政精英分裂，最终引发了政治转型和政党轮替。 基层选举与自由民主论述：台湾政治转型的条件 地方自治体制和自由民主论述，是台湾民主化运动存在并逐步发展的重要制度条件和思想文化条件。 尽管台湾在20世纪下半叶实行了长达38年的“戒严”体制(1949年5月~1987年7月)，但台湾地方自治体制始终存在。这种地方自治在一定程度上保留了宪政体制因素，为以地方、基层为基地的“党外”民主运动和反对派活动提供了有限的法律依据和合法保障。这一条件为反对派充分利用，以仅停留于形式上的、有限的法律权利为依托展开合法斗争，获得了生存和发展的空间，把那“一张纸”演化出生命，形成了司法制度所无法约束的广泛的社会运动，最终促进了法律制度的改变，迫使国民党当局解除“戒严”。 此外，尽管国民党深受苏俄影响，在政治理论上有以“军政、训政、宪政”为核心内容的创新和调整，但其基本理念和论述形式，仍然不能完全脱离西方自由、民主、人权、法治等观念。加之，国民党政权出于反共意识形态宣传的需要，在意识形态方面不能公开
---------------------------------------------------------------范文最新推荐------------------------------------------------------ 台湾社会工作基本情况考察报告 台湾社会工作基本情况考察报告 台湾是中国的一个省，与深圳相比，其共同之处就在于都地处沿海，居民构成都包括原住民和外来移民，尤其是台北与深圳有许多相似之处，台湾社会发展中出现和遇到的问题，深圳现在有的已经遇到，有的将来也可能遇到。因此，借鉴台湾社会工作发展中的做法与经验，对深圳当前开展的社会工作的试点工作具有重要的学习和借鉴意义。 一、台湾社会工作基本状况 台湾的社会工作受宗教和美国社会工作理论、实务的影响，早在1950年代初就已引进，在1970 年代中得到快速发展，到1990年代，开始进入立法和规范发展的新阶段，经过半个多世纪渐进式的引进、推广、培育、发展，现已具有了一定的规模和经验，产生了良好的社会效果，对台湾的社会进步、经济发展、市民生活的和谐安定都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一）人员机构、行政管理、薪水待遇 1 / 24
1、社会工作人员分布情况 2、社会工作的行政管理设置 台湾社会工作的最高主管部门是内政部的“社会司”（主管儿童、青少年以外的所有社会工作）和“儿童司”（主管儿童、青少年即18岁以下的人群的社会福利等问题），在市、县政府是“社会局”。“ 社会司（局）”是顺应台湾社会工作和社会福利发展的需要从内政部的“民政司（局）”中独立出来的。市县社会局下设立五个科一个室：第一科：社团、庆典、合作社，第二科：社会救助，第三科：老人福利，第四科：身心障碍福利，第五科：社区发展、妇幼福利，社会工作室有三项职能：社会工作、少年福利、志愿服务。 台湾政府部门在社会工作管理中的职能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是保证社会工作人员的服务质量，不让服务对象受到侵害。二是保证社会工作正常运转，不让社会工作人员无服务对象可寻。 台湾社会工作的行政管理工作深入务实，突出服务、把关。他们将社会工作人员的训练、督导、考核，作为保证社会工作服务质量和社会工作正常运转的关键，把督导和训练作为社会工作人员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支持系统，把考核列为保证系统。在社会工作的行政管理中，首先重视督导和训练系统的建立，包括对督导人员的资格、训练
大班社会活动宝岛台湾 一、教学目标： 1、知道台湾是我国的领土，是一个美丽富饶的宝岛。 2、初步了解台湾的物产和风景名胜，激发爱祖国的情感。 3、萌发对台湾岛及勤劳、勇敢的台湾人民的美好情感。 二、教学内容和重难点分析： 重点: 知道台湾是我国的领土，是一个美丽富饶的宝岛。 措施：1、通过出示中国地图让幼儿知道台湾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2、超链接台湾地形，知道台湾的地理环境。 难点：了解台湾的物产和风景名胜。 措施：1、视频和图片的课件欣赏。2、教师提问。3、游戏活动。 三、教学对象分析： 大班幼儿对台湾了解很少，活动中我采用了多媒体辅助教学，通过制作SMART白板课件出示丰富的图片资料和视频材料，形象生动直观的展现台湾相关的人文、地理、物产等，吸引幼儿注意力，激发幼儿兴奋点，调动他们积极性主动性，提高课堂教学效果，体现教师的的主导作用。 四、教学媒体的选择和设计： 本课件选择了交互式白板软件，课件中多次使用了拖曳功能，淡入功能，链接功能，这些功能克服了多媒体投影幕只能用于展示的缺点，把教师置于课堂注意的中心，能够有效的集中幼儿的注意力，在以互动方式展示教学内容的同时还可以让幼儿到白板上参与到教学活动中。而且，由于幼儿对白板关注的增多，加强了集体共同参与的学习过程，教师也变成整个学习集体中的一员，不再是远离幼儿的躲在设备后的软件或设备的操作者，幼儿在无意识中达成了更多的与老师和同伴的情感上的交流沟通，学习兴趣也随之提高。 五、教学过程： 1、幼儿在中国地图上寻找台湾，知道台湾是中国的领土。 ⑴观察中国地图的形状（像大鸡）。 ⑵由幼儿找出台湾岛并观察台湾岛的形状。 2、播放视频帮助幼儿对台湾有个初步了解。。 ⑴播放课件，完整欣赏有关台湾的视频。 教师：你们去过台湾吗？台湾有哪些美丽的风景呢？让我们一起开看一段有关台湾的视频录像，了解一下台湾有哪些美丽的风景。 ⑵点击图片，逐一帮助幼儿认识台湾的著名风景区。 教师逐一点击台湾著名风景的图片，通过介绍及提问引导幼儿感受台湾优美的风景。 ⑶点击图片，逐一帮助幼儿认识台湾的丰富物产。 教师逐一点击台湾最具特色的物产图片，通过介绍及提问引导幼儿感受台湾丰富的物产。 ⑷分类游戏：哪些是台湾的物产和风景？ ⑸点击图片，逐一帮助幼儿认识台湾的一些特色民族。 3、欣赏歌舞《高山情》，幼儿学着边歌边舞，结束活动。 六、教学反思： 这节课曾作为公开课在本园展示过，当时为了让幼儿了解台湾的物产和风景名胜，我们发动家长一起收集了台湾的图片和购买了一些台湾的水果，制作时就花了较多的时间、精力和财力，而且在课堂教学中只能通过教师的出示，幼儿观察了解。现在，使用了交互式电子白板，不但减轻了教师制作课件的时间，而且能让幼儿动手操作，通过视听结合等手段切身感受台湾的物产和风景名胜，大大提高了教学效能，将教师从繁重的课前准备中解放出来。
韩国与中国台湾经济发展模式:比较与借鉴 摘要中文摘要二战后的４０余年间，作为发展中国家的韩国和台湾地区一起快速转向“外向型”经济发展战略，从而实现了经济增长和经济结构转换。韩国和台湾地区属于Ｃｈｃｎｃｒｙ和Ｓｙｒｑｕｉｎ为进行国际比较而分类的人 口大国的范围，拥有一定规模的领土，因此，它们的经济发展经验作为发展中国家发展模式，具有较为广泛的实践性意义。－中国、韩国和台湾地区地域相邻、基础相似、文化近同，对韩国与台湾地区经验的借鉴使大陆经济在改革开放过程中少走许多弯路。对韩国与台湾地区经济发展模式的比较分析可以为今后中国大陆经济发展模式的选择提供更多参考。本文首先介绍了韩国和台湾地区经济发展模式的演变轨迹，接着介绍了韩国和台湾地区经济发展模式的相同和不同的特征。其次介绍了韩国和台湾地区经济发展模式形成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背景。再次分析了对外贸易、产业政策、要素投入对韩国和台湾地区经济发展的影响，并对韩国和台湾地区经济增长、居民收入分配和生活水平的情况进行比较。最后，总结韩国和台湾地区经济发展模式对中国的启示，中国经济发展模式面临的问题，提出中国模式调整的对策建议。关键词：韩国，台湾地区，经济发展模式，比较１【韩】安忠荣．现代东亚经济论【Ｍ】．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４年：３—４．摘要＾眵．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Ｄｕｒｉｎｇｔｈｅ４０ｙｅａｒｓａｆｔｅｒｔｈｅＳｅｃｏｎｄＷｏｒｌｄＷａｒ，ＳｏｕｔｈＫｏｒｅａａｎｄＴａｉｗａｎ，ａｓｄｅｖｅｌｏｐｉｎｇ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ｔｏｏｋａｑｕｉｃｋｔｕｒｎｏｎｔｈｅｉｒ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ｓｔｒａｔｅｇｙａｎｄａｄｏｐｔｅｄａｓｔｒａｔｅｇｙｗｈｉｃｈｉｓｄｏｍｉｎａｔｅｄｂｙｅｘｐｏｒｔ．Ｅｖｅｎｔｕａｌｌｙ，ｔｈｅｓｅｔｗｏ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ａｃｈｉｅｖｅｄｇｒｏｗｔｈｉｎｅｃｏｎｏｍｙａｎｄ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ｉｎ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ＳｏｕｔｈＫｏｒｅａａｎｄＴａｉｗａｎｆａｌｌｉｎｔｏｔｈｅｃａｔｅｇｏｒｙｏｆｍｏｓｔ ｐｏｐｕｌｏｕｓ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ｗｈｉｃｈｗｅｒｅｄｅｆｉｎｅｄｂｙＣｈｅｎｅｒｙａｎｄＳｙｒｑｕｉｎｆｏｒｔｈｅｐｕｒｐｏｓｅｏｆ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ａｎｄｂｏｔｈ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ｈａｖｅｒｅｌａｔｉｖｅｌｙｖａｓｔｔｅｒｒｉｔｏｒｙ．Ｔｈｅｒｅｆｏｒｅ，ｔｈｅｉｒ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ｉｎ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ｈａｓａｗｉｄｅｒ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ｃｅｉｎｄ
社会工作是一种帮助人和解决社会问题的工作。它帮助社会上的贫困者、老弱者、身心残障者和其他不幸者；预防和解决部分经济困难或生活方式不良而造成的社会问题；开展社区服务，完善社会功能，提高社会福利水平和社会生活素质，实现个人和社会的和谐一致，促进社会的稳定与发展。在大陆社会工作不仅包括社会福利、社会保险和社会服务，还包括移风易俗等社会改造方面的工作。 台湾社会工作的发展已有30多年，具有专业人才丰富、学历高、社 会福利机构服务完善、社会认可等特点。而大陆从1988年始在大学恢复 招收社会工作专业学生，现在无论从人才培养还是社会福利机构的设置及社会的认知度都处于起步阶段。 台湾高校：专业培养定位明确 台湾多所高校均有社会工作专业，但是它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专业培养定位明确。如慈济大学的社会工作专业培养定位是医疗社会工作、宗教社会工作；台湾师大的社会工作专业培养定位是学校社会工作。培养方向明确，既有利于学生学习掌握特定领域的知识，又有利于学生未来就业。 台湾师大历史悠久，提出“昔日师大培育老师，今日师大培育大师”的愿景，以培育各个领域中的大师自诩，更以迈向顶尖一流学府为目标。台湾师范大学社会工作专业在定位培养学校社会工作人才的同时，注重整合资源，将社会工作与新闻学、图书资讯组成一个学院，通过发挥新闻学的媒体传播和图书资讯的网络作用，扩大社会工作在社会中的影响，获得社会各界的广泛认可，以促进社会工作的发展。 台湾师大提出了“学校社会工作的双重焦点”的新概念，即处理特殊的环境压力以系统为焦点的干预方式和增进学生的因应技巧。也就是说社会问题很多来自于家庭而不是个体（青少年），我们在关注个体发展的同时，也要考虑和解决大环境问题。
浅析社会工作在台湾的发展 社会工作是20世纪以来一门新兴的学科与职业。它既被列入专门职业之列，也被纳入政府公共事务之中。专业的社会工作是在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它作为一种以非政府机构为主体的，运用专业理论和方法，帮助人们克服社会生活障碍，解决社会问题的社会服务工作和专门职业，是以社会公平、社会进步、利他主义的理念为指导，以向人们提供最迫切的帮助，满足其正常需要为取向的。正是社会工作的这一特殊功能，使之成为施行社会政策和发展现代社会福利事业的重要途径，以期达到经济和社会事业协调发展、共同繁荣的目的。 "社会工作"这一概念常常与相关的"社会福利"、"社会服务"并现。若将社会工作、社会福利与社会服务加以比较，可以认为，社会福利是最抽象与最上层的理念，以及涵盖较广的，如同教育制度或医疗制度一般，在于形成一种与人民生活相系的观念与权利；社会服务则如同教育方案或保健服务一般，在于执行该领域内的活动；而社会工作则是其主要的专业团体，如同教师、医生一般，在于操作社会服务方案。换言之，社会工作就是把社会福利政策转化为具体的社会福利方案，并把福利送达受益者手中。在现代社会，社会工作在增强人们的社会功能、以及解决社会问题上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已经成为一个国家或地区用来解决社会问题的一种制度化手段，成为保障人民生活、维护社会正常运行的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它的产生和发展是现代社会进步的一种表现。社会工作作为一种职业出现在台湾是在20世纪50年代之后。它在台湾得以登堂入室和发展以及愈来愈受社会的重视，无疑，是它对变迁的社会生活的适应，能够应对处理由于工业化、城市化所带来的社会问题。经过几十年来的发展，台湾社会工作已成为台湾社会福利制度化的有力支持和实现手段。而社会福利制度化是完善民主政治的根基，更是涉及了民主政治发展的基础。可以说，在民主政治正当性要求的压力下，社会福利的扩张和相关福利政策法令的大翻新以及社会工作事业的发展，既是台湾社会民主转型的一个重要构成，在一定意义上，也间接地造就了台湾的民主转型。 一．台湾社会工作发展历程分析 台湾地区社会工作发展历程并不算长。大体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从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末是起步阶段，80年代初至1996年是专业化和职业化的重要阶段，1997年通过《社工师法》以来，进入新的发展阶段。 1． 20世纪50年代初至70年代末的起步阶段 社会工作的思想渊源是社会福利思想，与此相应的是，各国或地区的社会工作皆源于救济事业，台湾也不例外。这也决定了，在起步阶段，台湾社会工作是以救济性社会服务为主基调的，带有传统志愿服务及慈善社会工作模式。当时台湾的许多宗教团体、社会团体在"社会司"和社会工作人员的推动下，开展了多方面的社会福利服务，主要以社会救助为主的。如1950年，基督教儿童福利基金会成立（现改称"中华儿童福利基金会"），并于各县市成立"家庭救助中心"22所，对苦难家庭进行经济扶助、生活辅导等。而后，随着台湾地区大专院校先后成立有关社会福利工作的科系，开设有关社会工作课程，培植了不少的社会工作专业人才，这成为台湾社会工作迈进专业化历程的重要条件和标志。社会工作开始逐步由一般救助服务转向职业性服务，主要表现在：一.专业服务机构的相继成立，开始尝试采用社会工作的方式来解决社会问题，如1966年天主教在台北成立"美满家庭服务中心"，1972年成立"未婚母亲之家"；同年，基督教成立"家庭协谈中心"；1974年高雄也设立"家庭协谈中心"，专门"商谈"，调解家庭纠纷以及家庭生活教育、家庭社会环境改善的咨询服务。二.70年代开始了社工员实验计划，业务重点在于社区工作和贫户辅导；公私立各大医院等均设立社会工作部，1975年台湾省卫生处在全省成立5个社区心理卫生中心，均配有社会工作员。同时，台北市卫生所也规定配备社会工作员。但总的说来，这一阶段，台湾当局行政部门对社会工作的支持度还相当有限；而且，无论是行政部门还是民众对"社会工作"的认识还不甚明了，社会工作的功能作用、职业定位仍然没有得到充分体现。此外，设施贫乏，社工员又属于约聘雇人员，不仅待遇福利无法与一般公务员相提并论；而且地位不高，身份的暧昧更是社工员工作上所遭遇到的最大障碍，加上人力不足，使得县市社工人员流动率高，造成人才无法久留，实践经验难以传承。台湾社会工作在这重重的困难中蹒跚起步。 2． 20世纪80年代至1996年 经过多年实务工作之后，环境和制度结构的不合理使得社会工作实务往往事倍功半社会对它的认识仍较肤浅，对于民众普遍关注的严重的社会问题如生活安全感、贫困、社会秩序等问题介入还很有限。进入80年代后，台湾政治社会环境迅速变迁。随着台湾社会的工业化、城市化、民主化的进一步发展，社会生活中的矛盾和问题不断涌现的同时，社会弱势阶层对自身权利意识逐渐觉醒，民间社会力在社会运动中不断展现，民众对社会福利的要求声浪此起彼伏，对提高社会工作专业化服务水准的要求也日益强烈。在立法院"里，社会福利也成为"立委们"监督、质询行政部门的重要内容之一；在各级"民意代表"与行政首长的选举中，社会福利在各种政党竞争与选票效应的影响下，更是各列政见之列。面对这种情势，台湾当局与社会工作界意识到应通过建立社会工作制度，并以此来提升社会工作服务品质及社会工作职业化与专业化水平，满足民众需求。由此可见，经济的繁荣和社会、政治环境的变化为加快社会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