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社会科学方法的解释学
伽达默尔的解释学与批判理论是出自于完全不同的传统的两种理论。伽达默尔的解释学在综合传统解释学的成果的基础上，有意识地与海德格尔的存在哲学建立了密切的联系。后者的理解的“前结构”构成了前者的解释学反思的一个主要基点。伽达默尔论述偏见有一个前提，那就是承认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中对人的理解的分析的正确性。比如考察偏见这一概念之前，伽达默尔明确地指出他的考察是在海德格尔的理解的“前结构”的框架内开始的，他将这个框架视为“一个完全正确的现象学描述”。基于这种存在哲学的传统，伽达默尔提出了他著名的“反启蒙运动”的理想理性主义的观点。在他看来，我们的思维永远是连续性的、即它永远是不能脱离历史及其语言（本文）的思维。为此，他又提出了一种解释学的时间距离的理论：我们既不能“按照我们过去的样子”也不能纯粹按我们的理性反思来解释自我；我们总是处于历史和现在之间；我们无法走出历史及其观念这个巨大的磁场之外。与此相反，批判理论是法兰克福学派的产物，它与该学派的直接的思想源头——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批判理论、德国古典哲学中的理性的自我建构和自我批判的理论有密切的关系。批判理论并不认为存在解释学意义上的那种总是由语言（传统或任何观念的本文）规定着的自我。相反，该理论更赞同康德和黑格尔的哲学中所包含的下述观点：存在着超历史的普遍的理性观念，自我是为这种理性的观念所掌控的，而这也就意味着历史本身也是该理性理念的产物，这也就是说，单个的伦理实体并不直接规定着历史。因此，与其说我们是受制于历史及其观念的，毋宁说我们是受制于普遍的理性观念的。我们具有独立的道德和规范的学习能力，我们并不总是根据传统的习俗建构我们的行为准则，就是一个很好的证明。
但人们也注意到，尽管解释学与批判理论的基础和基本出发点完全不同，但它们在一些方面又有相同之处。比如，哈贝马斯和伽达默尔一样反对客观主义的解释；他们都否认我们能够像一个外在的观察者那样分析或解释社会和人类。客观主义首先是从这样一种幻觉出发的：解释者要获得解释的真理性，他就必须站在整个社会交往形式的外部，根据他认为是科学的理论观点来解释世界，即他只能把整个人类世界当作一种类似于物理的实体性对象那样来观察和解释。因此，客观主义也同时认为，存在一个客观的历史本文的世界，一切具有建构性的意义的解释都必须尊重这一客观的历史本文的世界，把它当作解释的真理性的评判尺度。在这一点上，哈贝马斯赞同伽达默尔对客观主义所做的批判。他与后者一样认为，解释者放弃“站在生活世界”之外的观察方法是至关重要的；解释者只有把自身置入整个交往的生活形式之中，即采取一种参与性的姿态，加入被解释者的真实的生活交往形式中，才能获得客观的解释。因为哈贝马斯和伽达默尔都认为，生活世界中每一个单个的人并不是封闭的个人，他们都有能力通过相互批判的理解，形成某种共同的视域，并且这种自我建构性的理解是不会停止的，它可以永远进行下去，即不断会有新的共同视域替代旧的共同视域。正是这种流动着的共同的视域构成了社会或人类的真理和意义的基础。并不存在客观主义所想象的那种基于历史固有的思想之上的真理和意义，或从外部“科学地”设置的有关人类和社会的真理和意义；人类和社会的真理和意义就是生活于其中的交往着的主体所展开的相互理解的交往自己建构的。
当然，尽管在伽达默尔的解释学与哈贝马斯的批判理论之间存在密切的关系，它们不仅在批判客观主义的哲学社会学解释方面拥有共同的立场，在有关真理和意义的形成的理论方面也拥有相似的观点。但是，
哈贝马斯的真理或意义的形成理论只是在建构的形式上与伽达默尔相同，在实质上，二者并不相同。在伽氏的真理或意义形成理论中，交往或进行对话的主体是完全围绕着现有的生活形式或本文来展开的；伽氏认为，我们只拥有这样一种交往或对话的形式。离开了现已存在的交往形式或本文，对话就没有它的主题，对话也就根本无从展开；因为在他看来，我们都从属于历史中的社会的，没有人能走出特定的社会之外。我们对现存社会及其交往形式的突破，也只是基于这种内在的反思的基础上才有可能。而对于哈贝马斯而言，事情却没有那么简单。我们只能拥有这种面向现有的生活形式的对话，即对话总是以现有的生活形式和本文为主题吗？既然伽达默尔也承认对话具有对现有的东西形成新的理解和解释的功能，那么，又怎么可能存在完全内在的对话形式呢？伽达默尔并不否认，解释者自己的视域的重要性，即他认为我们不应不带自己视域的情况下，把自己“置于”现有的社会生活形式中，而这也就意味着，即使在完全以现有的生活形式为对象的对话中，也存在着复杂的解释者自己的视域与现有的视域相对立的情况。这也就是说，肯定存在针对现存事物的主题的批判性的或反思性的对话。伽达默尔显然忽略了这里存在的问题。
解释学与批判理论的相似之处和它们的不同，是一件十分引人注目的事情。理解它们之间的共同点和差异，对于正确把握这两种思想来说都是十分重要的。也许从批判理论这一方面来看，理解伽达默尔的解释学显得更重要。从某种意义上说，对于批判理论而言，这种理解是不可或缺的。可以这么说，理解伽达默尔的解释学是理解批判理论的基础。承认伽达默尔的解释学中的某些理论预设也是批判理论通往建立真理的话语逻辑之路的基本性条件。批判理论如果不像解释学那样把自己置于解释学所打开的理解的视域中，即如果它不从生活世界中的主体的自我表达和解释的层面开始，它就无法真正建立一种真理性的话语逻辑。可以肯定地说，解释学为批判理论从自我表达的意义理解的层面构建真理性的话语逻辑奠定了基础；正是在伽达默尔的解释学中，仍残留在现象学、历史主义和语言分析中的客观主义的真理性理论，第一次被证明是一种建立在错误的思维方式之上的理论。
因此，从一开始，当哈贝马斯对解释学把内在自我理解（纯粹根据现有生活形式及其本文来理解）的普遍性当作解释学的普遍要求，以及解释学把内在的自我理解视为主体唯一可能拥有的反思形式的观点进行批判时，他就十分注意解释学在构建一种既可以避免客观主义，又不至于遁入主观相对主义的意义理解模式方面所起的开创性的作用。这就是说，哈贝马斯并没有隐藏他的这一看法：伽氏的哲学解释学是一条通往理解的真理性的道路，尽管它停留在了半途中。早在“论解释学的普遍性要求”一文中，哈贝马斯都是首先肯定了伽达默尔的解释学的理论意义的情况下，才展开他对解释学的批判的。但为什么伽达默尔的解释学在建构了条通往真理性的道路的同时，它本身却没有真正完成这一走向意义的理解的真理性之旅？即为什么说，伽达默尔的解释学停留在了半途中，最终把一种错误的意义理解的真理性方法当作正确的方法来看待？
（1）作为批判理论的方法论基础的解释学
与维特根斯坦不同，伽达默尔强烈地感觉到了语言游戏的多样性。在不同的语言游戏中，同一个概念和名称可具有不同的意义和解释。维氏曾用“家族类似”这一形象的说法来解释同一种语言游戏中那些既相同又不相同的语言用法。但维并没有认真考虑不同语言游戏之间的意义交换的问题，因此对他而言也就
不存在当意义在不同的语言游戏的转译中，出现了理解的困难时该如何做的问题。而在伽达默尔那里，意义如何能在不同的语言游戏之间转译却被视为是一个理解的核心问题。在不同的语言游戏中形成理解，即促使意义在不同的语言游戏中传达，需要通过以参与或对话的方式来展开的解释才有可能。维特根斯坦所想象的那种把自身置于自己的母语的学习过程中的移情式的体验是不能满足这一要求的。正像我们前面已指出的，维特根斯坦所分析的仅仅只是作为一种生活形式的语言游戏的这一方面；对他而言，理解只是对“本地的”说话者社会化地进入他们自己的生活形式的训练的再体验。而对于伽达默尔来说，这种对语言的理解还不是“真正的理解”，因为伴随语言规则的应用的反思只有当一种语言游戏成问题后才成为主题化的。
当然，伽达默尔也不认为，要建立一种意义可彼此交换的整体的语言，我们非得抛弃杂多的日常语言，重构一种统一的科学语言（像乔姆斯基所认为的那样），而是相信这一点：每一种特定的日常语言都能转换为其它特定的日常语言。因此，伽氏把全部的注意力都集中到了这种转换的可能性条件的探讨上；他把以理解为出发点的转译是否真的实现了，视为是满足了这一可能性条件的关键。
为此，伽氏专门解释了翻译的问题。在翻译中，人们似乎总是很难把用语言表达的语言结构与本文作者的世界观真正联结起来，即很难找到本文所讨论的主题与词的统一的最好办法。这些翻译本身固有的难题给人留下特别深刻的印象，而且这种印象有时是消极的：人们很有可能因为翻译的困难而对意义是否能在不同语言表达式中相互转译产生严重的怀疑。但伽达默尔坚信，自洪堡以来所确定的语言观是正确的：人们即使没有运用同一种语法，也同样能使人对外来的东西做出解释，把某些无法理解的东西变得可理解的，或用自己的话来表达先前无法表达的事物。这也就是说，语言的世界观的相对性和语言游戏的单一性都是一种幻觉。伽达默尔对不同语言游戏的意义的转换的肯定，也体现了黑格尔的有限辩证法的思想精髓：翻译概念本身就是辩证的，只有缺乏允许通过替换来产生语言间的演绎关系的翻译的规则，或不可能有精确的“翻译”时，我们一般称之为翻译的解释才有必要。在语言中表达的事态并不是逐字逐句表达出来的，但仍能被翻译成另一种文字。
解释学用一种完全不同于语言学对不同的语法进行描述的方法来明确自己的任务。但它并没有像一般语言学的计划试图做的那样，通过日常语言的元理论在语言的多元论中保持理性的统一。它并没有相信日常语言的中介性，也没有走出日常语言的范围之外；相反，它利用了内在于语言实践中的自我超越的可能性。它相信语言自身就包含了趋于合理性的潜能，它通过反思语法的有限性并同时从它们的具体性上否定它们来表现自己的这一潜能。这就是说，与语言联系在一起的理性，总是超出语言的。只有通过消除语言的特殊性——语言赖以显现自己的唯一方式，理性才存在于语言之中。当然，语言只有通过转化为其它语言，它才能清除其自身作为一种特殊性的残余。这种和解的一般化，是由翻译的行为来加以证明的。从形式上看，这说明了所有传统语言都有这样一个特点：他们都具有共同之处，并因此保证都是一个先验的统一体。它说明了这样一种事实：从原则上看，它们都是可以相互转译的。
但不同的日常语言或语言游戏的意义转换有一个不可或缺的先决条件，那就是必须把翻译视为一种相互尊重、开放性的对话。伽达默尔对这种开放性的对话的本质特征做了规定：在谈话中达于理解，必须假定谈话者双方对此已有准备，而且试图努力承认陌生的和对彼此都是相异的东西。如果双方都这么做了，在每一个谈话者进行自己的论辩的同时，权衡他人的论辩，最终就可能以一种感觉不到的，但又并非专断
的相互传译他人的立场（我们可以称这一过程为观点的交换）的方式，来形成共同的语言和共同的判断。同样地，翻译者必须尊重他用来翻译某物的语言的特性，但又能承认那些本文话语（即使是一种具有对抗特性的本文话语）的异己的价值。
重要的是，伽达默尔不仅论证了不同的日常语言或不同的语言游戏之间，意义相互传达的可能性，他还指出了，在不同的日常语言或语言游戏之间进行对话性的转译过程中，所被传达的意义会不断被扩大的事实。对于伽达默尔而言，既然意义的传达是可能的，那么这也就意味着产生了每一个日常语言游戏的生活世界本身并不是封闭的，相反，它们实际上是在意义的转换的对话过程中不断自我更新的。
伽达默尔具体谈到了这个很重要的问题。在语法的规则中，伽达默尔不仅看到了制度化的生活形式，而且看到了对视域的某种限定。任何一种解释的视域都是开放的，而且不断改变。这是因为，在面对一个更大的视域时，我们并非是不带任何成见进入其中的。相反，我们总是带着自己的视域，即我们总是会把自己的视域带入其它视域之内；在解释中，我们并非没有自己的视域。这种胡塞尔的概念，提供了一种与语言的构造方法相反的同化或一般化的能力的方法。解释学在这里表达了一种与维特根斯坦单子论式的概念所提出的看法完全相反的观点。
由语言游戏的语法建立起来的生活世界并非一个封闭的生活世界。后期维氏虽然表明了语言交往的规则一方面包含着它自己的应用的条件，另一方面又为其自身获得内在化的指导而受制于同一种规则，但他并没有认识到，这同一种规则实际上也包含做出不同解释的可能性条件。语言游戏并非仅仅基于这一事实：它属于它所规定的生活形式。实际上，它还对与其它生活形式相关的生活形式做出规定，即对某人自己的和外来的生活形式的关系做出规定。因为在语言中所表明的每个世界都是一个总体，语言的视域也同样包括了那些语言所没有的视域；语言在特定个别的事物中来表明自己作为个别的特殊的东西的存在。因此，语言所规定的世界的界限并不是不能取消的。某人自己的和外来的观点的辨证的对立，总是悄悄地导致了它们彼此的观点的修正。
这也是为什么伽达默尔用视域的形象化比喻来把握每一种具体的语言的基本的解释学的特性的原因。在语言中并没有一个封闭的界限，从原则上说，它可以把一切在语言上是外来的和起初是不理解的东西整合在自身之内。尽管有理解的差异，但交往必须在他们之间建立起来的每一个参与者，却是生活在一个视域中的。因此，伽达默尔用视域融合的形象比喻来说明达于理解的解释学的过程是很准确的。在哈贝马斯看来，从我们通过理解，克服历史距离的纵向的层面上讲，这种看法是真理性的，从沟通地域和文化上的语言距离的理解的过程的视域的横向的层面上讲，这种看法也是真理性的。通过理解对传统的使用，语言就带有转译的模式。在这种模式中，现在的视域并未消失，相反，它与历史的视域融为一体。下面是伽达默尔表达这种思想时所写一段著名的话：
?理解传统……无疑需要一种历史的视域。但这并不是说通过把我们自己置入一种历史情境中，来获得这种视域。相反，为了使我们自身能够置入一种情境中，我们必须总是已经拥有了一种视域。因为‘把自身置入’一种情境中是什么意思？可以肯定的是，它不是丢弃我们自己。当然，为了有效地了解其它情境，丢弃我们自己是必须的。但是，进入这种情境，我们也还得带上我们自己。只有这样才完整表达了‘把自己置入’这句话的意思。例如，如果我们把我们自己置于某个他人的情境中，我们就必须理解他，即，通过把我们自己置入他的位置上，来形成他人意识，对他人的无法消除的个体性有意识。这种把我们置入
并不是一个个人向另一个个人的移情，也不是把我们自己的准则应用到他人身上，但它总是与不仅克服我们自己的特殊性，也克服他人的特殊性的最高的普遍性的实现有关。由于表达了一种寻求理解的人必须拥有的广泛的和最高的观点，‘视域’的概念的存在是必然的。获得一种视域意味着一个人超出他现有的观点——不是为了放弃自己的观点，而是为了在一个更大的整体上和更真实的关系中来理解自己的观点。如果人们像尼采那样认为存在许多变化着的视域，我们只能学会把自己置入这些不同的视域中，我们就没有对历史意识做出正确的描述。谁以这种方式丢弃自我，谁就没有历史视域……要获得一种历史的视域需做特别的努力。在希望和害怕中，我们总是被最接近于我们的事物所影响，我们在这些东西的影响下，寻找证明过去的方法。因此，有必要经常防止过于草率地把过去融入我们自己的意义期望中的做法。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以一种让过去展示自己的意义的方式去倾听过去……事实上，当前的视域是不断形成的，因为我们总是不断地检验我们所有的偏见。这种检验最重要部分是，面对过去和理解我们出于其中的传统。因此，没有过去，现在的视域就不能形成。有什么样的隔绝的现在视域，就有什么样的过去视域。而理解总是我们猜想它们存在的视域的融合。?1
这种相互渗透的视域是不能从方法论中取消的，相反，它是存在于解释学自身的条件当中的，它在前理解和对所理解的东西的说明之间的循环中表现了出来，即它的意思是：只有我们对整体的理解有所预期，即使是模糊的预期，我们才能对本文的部分做出解读。反过来，我们只有通过对个别部分的解释，才能对整体的预期做出修正。“这种循环本质上并不是形式性的，它既不是主观的也不是客观的，而是对在传统的活动和解释者的活动之间的进行相互作用的理解的描绘。制约我们对本文的理解的意义的预期，并不是主体性的行为，而是源于把我们与传统联系起来的共同的纽带。但这一共同的纽带是在我们与传统的关系中不断发展着的。”2
由于解释者拥有一个理解的“前结构”，他能够从传统早已形成的展望的视域中来实现对传统的应用。结果是，我们在某种程度上总是理解我们所面对的传统。而且也只是因为这个原因，解释者的语言所给出的视域并不只是一个曲解了我们的理解的主观的视域。与语言哲学把对象当作一种客体来看待的分析理论相反，解释学坚持认为，我们是在我们早已熟悉的语言视域中，学着理解一种语言游戏的。一方面，我们的确可以像土生土长的人社会化地掌握他自己的语言的学习过程那样重复这一学习过程，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方面，我们进入这种学习过程，并不是没有做某种干预或调解的，相反，我们是通过对已经内在于我们自己的社会化进程中的规则的干预和调解来进入这一学习过程的。解释学认为，解释者所带来的干预或调解，以及解释者出于发展传统的考虑而对传统的进一步的使用，不仅存在而且十分有意义。解释学因此避免了语言分析无法证明自己的语言游戏的窘境。因为解释学坚持这一看法：语言游戏中的理解，并不是用抽象的方式获得成功的，即它不可能是一种外在的理解；只有基于解释者早已掌握的语言游戏，这种理解才能成功。由于理解的“前结构”的存在，解释学的理解就是用已经理解的有关本文的知识来对本文做出解释。在早已发生的发展进程的视域内，它引向新的发展进程。这是与早已开始的社会化联系在一起的新的一种社会化——通过对传统的使用，它使传统得以延续。由于解释学的自我理解属于在它自身内反思的客观的领域，它对时间距离的克服，就不能被认为是对已知的论题的一种建构。延续的传统实际上
1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第391－392页（译文有改动）。另见H. G. Gadamer, Truth and Method, PP.271—273.
2同上，第376页（译文有改动）。另见H. G. Gadamer, Truth and Method, P.261.
已经在解释者与其对象的距离之间搭起了桥梁。
由于坚持了这种解释的观点，解释学建构了一种与客观主义的解释完全不同的意义的真理性的理论。3在其著作的第二部分，伽达默尔对解释学中的移情的浪漫主义进行了批判。他针对施莱马赫尔和狄尔泰带有客观主义倾向的美学化的历史和非美学化的历史反思，巧妙地应用了黑格尔的洞见，即对已逝去的生活的恢复的可能性，取决于在多大程度上能从现在的过去来构建现在：
?从原则上说，后来的理解要优于原初的东面，因此它可以被认为是一种‘更好的理解’。这种说法并不像施菜马赫尔认为的是建立在使我们与原作者处于同一层面的后来的意识的提升之上的，而是表明了，解释者与作者之间存在不可避免的区别，这种区别是他们之间的历史距离所带来的。每一个时代都必须按自己的方式来理解可被传播的本文，因为本文是传统的整体的一部分，而时代是在这一传统中采取了一种客观兴趣来理解自身的。向解释者展开的本文的实际意义，并不取决于作者的偶然的条件以及那些最初写了它的人。至少，本文的意义并未被他们所穷尽，因为本文也总是部分地为解释者的历史条件所决定的，因此也是为历史的客观过程的总体所决定的。当像希拉德尼斯这样并不用历史的方法来看待理解的作家说，作者并没有必要去知道他所写的东西的真实意义，因此，别人的解释可以也必须比他更理解作品的意义，他实际上以一种简单质朴的方式谈到了与我们所谈相同的东西。这是具有本质的重要性的。本文的意义超出它的作者所赋予它的意义并非偶然，相反，它总是如此的。这就是为什么说理解并不仅仅是重复，同时也是创造的缘故。?4
对于伽达默尔对客观主义的批判，哈贝马斯表示赞同，并做了下述评论：“客观主义隐藏了历史影响的关系，历史意识本身正是存在于这一历史的影响中的。在伽达默尔那里，本文的影响的历史的原理，对于本文的解释具有方法论原则的地位。它并非是一种提供补充性信息的辅助性的原理，相反，它对解释本身而言，具有根本的研究的意义。因为本文影响的历史性，只是解释者的理解的前结构与其对象保持客观的联系的过去的解释的连结环节，即使解释者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事情也是如此。流转下来的历史事件和材料并不需要有它们的“意义”，独立于它身后发生的事件和所做的解释，对它的意义的描述性的把握乃是解释学的理解的目的。本文的意义是一个意义的总量，它由新的回顾性的观点不断积累起来。因此，从原则上说，传统的意义是不完整的，即它是向来自于未来的不断的回顾开放的。历史学家和语言学家在用某种观点对历史的影响进行反思时，考虑到了意义的视域是不能关闭的事实。他们预测，事件的连续性会给它们的对象带来新的意义。”5
认为传统的本文的内容是“无法穷尽”的，这不仅符合出自于哲学经验的合理性的观点，而且与历史学家的下述经验相吻合：从原则上说，对于任何事件，我们都无法做出足够的描述。完全地描述一个事件，就是把它置于所有可能的情境中，而这是我们做不到的。我们之所以做不到，是因为就未来而言，我们是
3站在解释学的立场上，哈贝马斯认为：“从解释学的自我反思的观点来看，现象学和基于语言学之上的解释的社会学都属于历史主义。像后者一样，它们都成为了客观主义的牺牲品，因为它们都认为，现象学的观察者和语言分析者都可以采取一种纯粹理论的姿态，但实际上，它们两者都是受制于它们的由交往经验构成的客观领域的，因此它们不可能再扮演一个非介入的观察者的角色。只有反思性的参与才能确保客观性，即，通过由最初的情境提供的制约以及解释学的理解不能置之不顾的观点和意见的回音壁，才能确保客观性。从交往的层面上看，解释者在多大程度上被客观性的幻象所引诱，把他与原初的解释学情境的不可消除的关系隐藏起来，经验可能具有的客观性就会在多大程度上处于危险之中。伽达默尔对精神科学的客观化的自我理解所做的出色的批判，也可以应用到历史主义,以及它的继承者：现象学和语言学的错误意识的批判中。”J. Habermas, Zur Logik der Sozialwissenschaften, S. 284－285.
4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 中文版第380页（译文有改动），另见H. G. Gadamer, Truth and Method, pp. 263－264.
5J. Habermas, Zur Logik der Sozialwissenschaften, S.286.
在时间上是受限制的有限的存在物。
解释学由此揭示了解释的有效性与应用的有效性的关系。遵循一种亚力士多德的传统，解释学把解释的有效性与应用的有效性或适当性联系起来考虑。这一做法也是与客观主义相对立的。在带有客观主义倾向的历史主义的解释中，应用的概念并未受到重视。历史主义的解释没有意识到，任何解释实际上都包含了应用。为了强调解释中应用概念的重要性，伽达默尔曾多次谈到了这一点，解释学应像它早期的理论型态那样包含下述三个部分：理解、解释和应用。不能认为，当理解和解释联系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把应用放在一边。在解释学的理解或解释中必然要考虑应用的问题。不可能存在这种情况：我们认为对本文进行了真理性的解释或理解，而这种理解或解释又不带任何应用的因素。这就是说，在解释中完全忽视应用是不可能的。经常发生在文学解释学和历史解释学中的那种忽视应用的解释，实际上已完全偏离了解释学的基本要求。
伽达默尔的解释学始终认为，不可能存在与解释者身处于其中的具体社会情境和自我理解无关的解释，那种完全忠实于对象的理解和解释并非真正的理解和解释。解释的有效性（真理性）总是与应用的有效性结合在一起的。对于解释学而言，甚至可以这么说，应用解释的有效性就是或就等于解释的有效性。因为解释学始终坚持这一看法：理解就是应用。伽达默尔通过表现在神学和法理学中的解释来证明他的看法的正确性。在神学和法理学中，可以看出理解与应用的内在关系。在布道中，对圣经的解释类似于在法律判决中对实在法的解释，在给定的情境中，二者都对规范的事实的应用做出解释。这种解释可能会涉及到解释者的自我理解，以及解释者对实践的生活关系、圣会、法律共同体的看法等等。但不能认为这些都是随意地加入到解释中去的。相反，它们都必须是既符合相关本文的基本宗旨，又符合具体应用情境的解释。总之，本文总是在应用中来实现其目的的，缺少应用，我们就无从知道，一种本文（法律的或宗教）的真正意义（效力）在哪里。这就是说，在法理学的法律审判和圣经解释学的布道中，解释都包含着应用。宗教和法律文本只有在解释的过程中才产生效力。因此，文本，无论是法律的还是教义的，如果我们要恰当地理解它们的话，即根据文本的要求来理解它们，就必须在任何时刻，任何具体的场合，以一种新的不同的方式来理解它们：
?……在法律和神学的解释学中存在一种紧张关系，一方面是确定下来的本文（法律或宣言），另一方面是在解释的特殊情境中，由应用形成的一种意义，在法律判断和布道中都是如此。一种法律并不是历史地理解的那样，而是需通过不断的解释来成为正确有效的。同样地，宗教的教义也并不就是历史理解的那样，只是一种历史的本文，而是必须按照它使自己发挥效用的使用方法来理解。这包含了这样一种事实：无论是法律还是福音，如果要获得正确的理解，即理解其所宣称的东西，就必须把它置于（用新的和不同的方式）每一个特定时间和每一个特定情境中来理解。在这里，理解始终就是应用。我们现在的出发点是，发生在文化科学中的理解在本质上是历史性的，只有在每一时代对本文做了不同的理解，本文才被理解了。这正是历史解释学的使命，关注存在于一般对象的特征与在变化了的情境中对它做出理解的那种意义之间的张力。?6
当然，按照伽达默尔的看法，存在于理解和它的应用的建构性的关系，并不是对某种传统而言才存在的，比如，它并不仅存在于教规的传统神圣本文和实在法占主流的法理学的规范中，它也存在于任何历史
6同上，第396－397页（译文有改动）。另见H. G. Gadamer, Truth and Method, pp. 275—276.
本文的解释中。这也就是说，伽达默尔认为，所有的理解都和法理学和神学中的理解相同。在某种意义上讲，每一个解释者的作用类似于一个法官。他们都在无意识地完成这一解释学的循环：通过不断分析特殊的情景和例子来逐渐理解或规定那些普遍的东西。
伽达默尔也一再强调，我们根据具体应用情境的解释并不是任意的，就像法官在碰到疑难案件时不能随意创造新的法律条款那样。应用性的解释必须拥有自己的解释的艺术和方法。在探讨这种应用解释的方法时，伽达默尔使用了亚力士多德的实践哲学中的“明智”（phronesis）这一重要的概念。伽氏意识到，在应用性解释中，解释者如何反思或评判具体应用情境是直接影响到应用解释的关键。解释者如果缺乏对具体情境的敏锐的洞察力，把纯粹主观的或教条的解释混入应用性解释中，应用性解释就会名存实亡。因此，解释者的理解能力十分重要。这种被亚力多德称之为洞察力的能力，的确是一种“明智的”智慧。
一般而言，要对“明智”这一概念做出明确和完整的解释是很困难的，但伽达默尔还是给出了有关它的基本特征的一个简洁的归纳：第一，这种应用的解释的能力是建立在一种实践知识之上的。这种实践的知识具有反思的形式，即它也是一种“自我的知识”。第二，它与技术的知识不同，这种知识是积淀在前理解结构中的，它是一种兴趣概念或价值观。因此它也是一种实践的规则。对于技术的知识而言，一旦我们不再实践，我们就忘记了规则。而实践的规则却与此不同，一旦掌握了它，它就成为了我们的意识结构中的一部分。当然，一个人只有早已具有出自于他生活于其中的传统的知识，他才能感觉到实践哲学中的教导是富有教益的。实践知识与社会化的进程相关联。第三，这种实践的能力是超越一般个别的情境的，它并非一种服务于特殊的外在目的的实践知识，即它与独立于它做出决定的特定的目标并没有关系。因为在这里，引导它行动的目标是同一共同体的生活形式中的那些最重要的因素。总之，在伽达默尔这里，这种实践的能力是建立在由具体的生活形式中的交往实践积淀而成的理解的前结构之上的。从本质上说，它是受历史意识指导的。关注于实践哲学的传统立场的解释学，显然不赞同把用认知的方式建立起来的理性自我意识当作实践的指导。在这一点上，解释学完全按照一种本体论的方式来理解实践的本质：?研究传统本文的解释者试图把解释应用到其自身。但这并不意味着，对他而言，本文是作为某种普遍的东西给予他的，他照它本来的意思理解它，并只有在做了这种理解之后才把它用于特殊的应用中。……为了理解这些，他不能丢弃自我、丢弃他的特定的解释学的情境。他必须把本文与这些情境联系起来，如果他真的希望理解它的话。?7
解释学因此把解释的有效性与应用的有效性完全结合起来考虑了（尽管解释学并没有真正科学地解决这里的问题）。这种从应用的有效性来规定解释的有效性的方法，既避免了客观主义的独断论，又避免了尼采式的主观相对主义和历史虚无主义。这是解释学的一大贡献，对此，哈贝马斯评论道：“解释学的目的在于，从传统中获得一种对社会集团有益并能澄清其错误的具有行为引导能力的自我理解。这就使得交往行动赖以建立其上的舆论的形式成为可能。它在两个方面消除了交往行动中断的危险：在某人自己的传统的纵向的方向上，以及在不同文化和团体的传统之间进行沟通的横向的视域上。如果交往之流中断了，以及理解过程的主体间性僵死了或破碎了，下述存在的基本条件就会被摧毁：无约束的一致同意和相互承认的可能性条件。”8
7同上，第417页（译文有改动）。另见H. G. Gadamer, Truth and Method,P. 289.
8J. Habermas, Zur Logik der Sozialwissenschaften, S.298.
（2）解释学的保守性和偏见
伽达默尔非常敏锐地洞察到，实践哲学的解释规则与技术的解释规则完全不同。技术的解释原则可以建立在抽象的普遍原则之上。一种技术的规则是以一种抽象的方式普遍化的。在这种抽象的普遍化原则中，我们可以把特殊置于它之下。这就是说，它可以与理论的命题相比较，后者的应用条件是在一般条件下形成的。技术理论的主体间性是通过对基本的预测做临时性规定后确立的，在具体的操作中，它则通过应用的不同规则来确立。命题可以应用其中的事态的特征，并不影响其语义内容。因此，我们可以把具体事例归入抽象的普遍法则之中。但对于实践的法则而言，就完全不是这么回事了。我们并不能把个别的事例（特殊）归于抽象的普遍性中，并通过这种“划归”来形成我们有关个别事例的判断或解释；我们只能用传统的意义来比较它们。当然，这里的传统是我们获得了有关它的意义的舆论的一致性后确立起来的。只有在这种情况下，一种有关个别事例的解释才在一个社会共同体中具有主体间的有效性。
但解释学把自身的解释实践概念与亚力士德的实践哲学联系起来后，却没有意识到这种联系是有限度的，因此，它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它把其自身的解释方法与科学的解释方法对立起来。这样一来，问题就出现了：仅仅根据传统的意义来比较，即仅仅把传统当作形成我们的判断的一个参照，会出现许多困难。首先，这里显然存在这样一个十分棘手的问题：什么是可以帮助我们形成正确的判断的传统？按照伽达默尔的说法，理解的前结构的存在似乎使我们每一个人都能以一种相同的或可相互理解的方式拥有一种传统。但如果真的存在一种理解的前结构的话，它毕竟只是一种先验的心理结构；只要它并没有通过语言的表达成为一种舆论，我们就仍然能把它视为一种我们拥有共同的生活形式的先验预设。这也就是说，它仍然是一个没有任何规范的约束性的东西。要使理解的前结构摆脱其先验预设的状况，我们就必须把它变成一种语言的基本陈述或命题。但由于伽达默尔本身就否认存在这样一种基本陈述和命题，在解释学中，我们实际上找不到可以作为我们判断的基础或参照系的东西。解释学因此仍然停留在一种前科学的实践哲学的阶段，即解释学的应用性解释的基础仍然是一种纯粹自我的“洞察”的观念。第二，如果我们对个别事例的判断缺乏基本陈述的约束性，我们实际上也就不知道这种涉及基本的应用性解释的判断到底应遵循何种规则，因为在这里，一切都失去了可比较的基本条件。这也就是说，如果没有一个基本的约束性规定或参照系，我们也就不知道，何种有关个别事例的解释是在规范上允许的，即在哪种情况下，我们能根据具体的情境（特殊事例的产生的背景）做出既符合具体情境的相关情况，同时又不是任意的主观的解释和判断。
如果解释学坚持认为，实践哲学的一切解释（它有关个别事例或本文的解释）都是由特定的情境决定的，它不同于首先通过确定一种普遍化规则，然后才回到特定的解释的技术的解释方法，那么，解释学的理解就必然会陷入困境。因为在这种情况下，解释学的理解就缺乏了使理解成为真理性的理解的两个基本条件：基本陈述的约束性规定和应用的不同的规则。
当然，这并不是说，解释学必须完全接受技术实践的解释方法才能走出其潜在的理解的困境。实际上，解释学对技术实践方法在实践哲学的实践中的误用的批判是正确的。毫无疑问，是一种前理解引导我们去寻求事态；也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意义能够在与此相关的研究中得到精确的规定。解释学敏锐地意识到，“肯定已经广泛被理解的世界性的普遍性，只是在下述程度上规定着被归入的个别：它自身也是通过个别性来
使自身具体化。因为只有这样，在特定的情境中，它才获得了主体间性的相互承认。”9解释学的错误在于，它一方面只停留在纯粹依赖前理解的抽象水平上，另一方面，它在一个狭小的范围内来理解构成前理解结构的传统。后一种错误的存在表明，解释学虽然借用了黑格尔的实践哲学有关如何正确理解普遍与个别的关系的辩证法，但却忽视了黑格尔辩证法中的普遍理性主义的观念。黑格尔一再通过辩证法表明了他的这一哲学观点：在理性的历史自我运动中，具体情境中的传统作为一个整体已不能再被认为是理性的自我理解的产物，它总是那种必需被辩证地扬弃的东西。
在这种情况下，解释学就不能把自己的理解视为是对已存在的传统的进一步发展，其本身就不能被视为是理性的。当然，实证主义以解释学依赖于应用中的解释的逻辑，以及把规范的预期与认知经验连结起来为由，要求从实在的研究和可能的知识领域中取消解释学的理解，这种批评走得太远了。在解释学的层面上，使知识成为可能的运动的过程——标准的形成，以及按照标准的描写——并没有停止。但值得注意的是，伽达默尔无意中对实证主义低毁解释学的做法做出了让步，即伽达默尔为了表明他的观点与实证主义完全不同，而把解释学的方法描绘成是一种与科学的方法毫不相干的、只依赖于历史直觉的方法。这样，他就等于同意他的反对者的看法：解释学的经验超出了科学方法控制的领域。在他的著作的第二版前言中，伽达默尔对他的研究做了总结：“我的看法是，历史影响的因素，在所有的传统的理解中都发挥作用，即使在采用了现代历史科学的方法的地方也是如此——该方法把历史中发展起来和以历史的方式传播的东西，像试验性的发现所做的那样视为有待建立的客体，好像传统是一个物理对象一样，从人类的观点来看是陌生的和不可理喻的。”对伽达默尔的这一立场，哈贝马斯做了严厉的批判：“对错误的客观主义的自我理解的准确的批判，并不应导致取消区分客体的方法论，即取消区分了反思性的自我理解和每一种交往经验的方法论。‘真理’与‘方法’的对峙，不应使伽达默尔抽象地反对作为整体的解释学经验与方法论的知识之间的关系。这是解释学科学的基础。即使面对的是一个把人文科学彻底从科学领域中分离出来的问题，科学的行动也不能回避把经验分析的方法与解释学的方法融合为一体的做法。”10
这一切都应归咎于解释学的过于相信本体论的自我理解了。伽达默尔在上面提到的前言中表达的解释学的本体论的自我理解（海德格尔意义上的），表明了他对解释学所做的方法论的辩护原本就不是十分恰当的：
?我并不希望对规则的系统做细致的解释，以便对人文科学的方法论程序做出描绘，更不用说做出规定了。研究这些领域中的著作的理论基础，以便把我的发现用于实践，也不是我的目的。如果我的研究具有任何实践的效果的话，它肯定与非科学的‘介入’无关，它关心的是涉及所有理解的介入的知识的‘科学的’完整性。我真正关心的过去是现在还是哲学的：不是我们所做的或我们应做的，而是除了我们的需求和所作所为之外，到底还发生了什么。?11
这种看法使伽达默尔认为，活着的传统与解释学的研究在观点上是融合的。但对于哈贝马斯而言，这一结论是难以令人信服的。在他看来，实际情况与伽达默尔想象的正好相反，对传统的反思性的应用，只会打破传统的准自然实体的地位，并会改变生活于其中的主体的立场。当然，解释学试图拯救在规范的约束性上日益式微的传统的做法是无可厚非的。可以肯定地说，解释学认为，理解不能忽略传统的具体情境
9Ibid., S.299.
10Ibid., S 301.
11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第二版序言，第4页（译文有改动）。另见H. G. Gadamer, Truth and Method, P.xvi.
中的解释者的观点的看法是正确的。但这种理解与通过应用持续发展传统的从属关系，并不能证明科学的反思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传统的媒介。即使对于那些在其使用中并没有失去影响力的传统而言，它也不是一种简单的、引导没有反思的盲目行动的权威。因为对于任何传统来说，它都必须建构起广泛的协调关系，以满足其应用的要求。然而，解释学并没有意识到对这种明智的行动的方法论的培养的重要性，它也没有在理性和权威之间保持平衡。“伽达默尔没有意识到在理解（Verstehen）这一概念中显示出来的反思的力量。在理解中，反思不再为一种绝对的、自我解释的自主性所蒙蔽，而且也不会远离其自身得以显现的特定的情境。只要反思理解了传统由它开始，又回到它的起源，生活实践的独断论就处于风雨飘摇之中了。”12因此，解释学又能在大多程度上证明其解释赖以建立的基础——理解的前结构或前判断不是一种偏见呢？这个问题仍然存在。换言之，尽管伽达默尔本人做了许多解释，仍有必要对此加以追问：解释学把眼光转向理解的前判断或偏见，在理解中重新恢复这种前判断。但是否可以由这种无法回避的解释学的预期，得出存在着合法的前判断的结论？实际上，（按照哈贝马斯的看法）根据其真正的权威无需授权的信念，伽达默尔为保守主义的第一代人所激厉。保守主义的信念使伽达默尔相信，存在着这样一种教育的类型：历史流传下来的东西都转入了个人的学习的活动中，并且被当作传统来应用。教育者借助于权威把灌输给学习者的前判断合法化——而这就意味着，在潜在惩罚的威肋下，以及出于让人满意的考虑，必须服从这种要求。
基于这种信念，伽达默尔认为，解释学可以用下述这样一种方法来追溯黑格尔的现象学：在所有的主体性中证明决定它的本体性的东西。然而，伽氏却忽略了这一点：历史中遗留下来的最根本的东西并未是没有被触动过的，事实上，它是始终处于反思的过程中的。这也就是说，根本不存在始终作为一种不言而喻的前判断的东西。作为前判断的基础的东西是那些早已公开化的东西，没有什么仍处于隐晦不明的直觉之中。我们之所以觉得存在一种基于历史直觉之上的前判断，完全只是因为我们把它当作某种个人主观的知识来看待的缘故。一旦我们放弃这种个人主观性的幻相，我们就会意识到前判断的公开性。“而一旦前判断公开化，它就不再能作为一种前判断发挥作用了。”13
这证明了伽达默尔偏爱由传统使之生效的合法性的偏见（前判断），本身也是一种偏见，因为它与表明了自己有能力拒绝传统的理论的反思的力量相冲突。没有理由认为，权威与知识是同一的。可以肯定，知识是根植于真实的传统之中的，它与具体特定情境是联系在一起的，“但反思不会消磨在传统规范的事实性中而不留下任何痕迹。……当反思取消了在语言游戏的语法中被独断地加以学习的权威性的方法，权威就会被剥去它内在的占主要地位的东西，并化为不再那么具有强制性的观点的合理性的决定。”14在哈贝马斯看来，这种反思的经验是十八世纪的精神世界中产生的德国古典哲学赠予我们的永恒的遗产。人们可以用伽达默尔来反对伽达默尔——用解释学的方法揭示其对此遗产的忽视。实际上，伽达默尔之所忽视这一永恒的遗产，是因为他从德国十九世纪有限的观点接受了启蒙运动的一种非辩证法的概念，这使他仅仅站在一种德国传统的立场（从整体上把德国的传统与西方的传统分开）上来看问题；并因此提出了一种危险的文化优越论（德国固有的传统优于其它传统的优越论）。显然，解释学的保守主义立场限制了其在方法论上的应用范围。
12J. Habermas, Zur Logik der Sozialwissenschaften, S.303.
13Ibid., S.304.
14Ibid., S.305.
（3）解释学的方法论谬误
伽达默尔在1966年写的一篇题为“解释学问题的普遍性”一文，对其在《真理与方法》一书中确立的哲学解释学的观点做了进一步的说明和辩护。该文重新强了解释学在下述两个问题上的态度；对现代社会中的由科学技术构建的世界观的反思以及意义的传达和理解的问题。在该文中，伽氏着重指出，首先，解释学所提出的对现代科学的实证主义思维的批判和重建文明的基本概念的反思是普遍性的，这种反思具有世界性的意义。言外之意是说，它并非像某些人想象的那样只是某种民族主义或浪漫主义的情怀的延续；其次，解释学有关意义的传达和理解也是以实现一种普遍的理解为目的的，它并不是一种仅局限在一个民族内部的自我理解。
针对伽氏的辩护，哈贝马斯则写了“论解释学的普遍性要求”一文，该文对伽达默尔从理论的普遍性意义的角度对哲学解释学的辩护进行了质疑。这种质疑主要是针对伽氏辩护的第二部分的。在他看来，与伽氏本人的看法相反，由于解释学把语言本体论化，它混淆了意义的理解与普遍的意义的真理性的理解。
因此，与他在其它文章中对解释批判所使用的方法不同，哈贝马斯现在从另外一个角度对解释学进行了批判。他现在关心的一个问题是，解释学虽然正确地指出了反思的基本问题，但由于它把语言本体论化，它通过反思对道德的理论或政治理论的影响是非常有限的。这就是说，由于方法论上存在一些致命的缺陷，伽达默尔的解释学并不像想象的那样，能对意义的重建以及传达和理解的普遍性的实现发挥重要的作用。
在《真理与方法》和“解释学问题的普遍性”一文中，伽达默尔始终认为语言是建立在已往的经验之上的，而这种“已往的经验”也就是意义理解的唯一的基础。因此，不存在超出语言之外借助于其它因素的理解。而在哈贝马斯看来，与解释学的观点相反，在人类的意义理解的过程中始终包含着一些非语言的因素，这些非语言的理解的因素是独立于舆论性的语言的。这也就是说，有些理解来自于我们心灵的“深层结构”，它以一种“看不见”的方式对我们的理解产生冲击。在皮亚杰的认知心理学、乔姆斯基转化生成语法、马克思的意识形态批判理论以及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的理论中，这种超越经验性的理论对制约我们的理解的语言外部的力量做了充分的揭示。而解释学从根本上缺少一门进行有效的社会解释的理论。要对社会做出解释，必须建立一种理论，没有理论依据的解释是不存在的。我们没有现成的理论（现成的文化和历史的理论都不适合作为这种理论），我们需要重建一门理论。这种重构性的理论完全不同于经验分析的自然科学的理论。但这种理论却能产生超出解释学之外的知识。实际上，这种重构性理论已有它的范本，比如上述皮亚杰、乔姆斯基和马克思以及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的理论，都为重建一门这样的理论树立了典范——不要把这门理论与实证主义统一的科学观中的理论混淆起来。在这里，并不是要用科学的知识来引导我们的解释。
哈贝马斯分三个部分来对伽达默尔有关解释学的问题的普遍性的看法进行批判。在第一部分中。他像以往那样，通过日常或自然语言，以及通过强调伽达默尔所揭示的一些语言的重要特征，对他所认为的解释学所做的恰当的分析做了描述。但在这些回顾性的评论中，哈贝马斯也指出了解释学使语言学成为了日常语言和意识形态的复制场所的明显的缺陷。为了证明这一点，他指出，支持解释学的是那些由日常语言假定的系统的规则，而这些规则在日常语言中是不能主题化的，也就是说是缺乏真正的客观性的（a）。在
论文第二部分中，哈贝马斯对精神分析的知识的本质进行了广泛的讨论。他试图表明在涉及精神病或其它被扭曲的个人或社会行为模式时，解释学是如何无能为力的。他借用了洛伦泽（A. Lorenzer）对精神分析所做的语言分析的研究进行论辩。表明了为什么个人的自我同一性（自我认同）的问题，远远超出解释学所能把握的范围（b）。在论文的第三部分中，在确立了解释学深陷于传统的有限范围的观点后，为了避免自己的真理观也受制于传统的因素，哈贝马斯提出了一种“理想的话语环境”的概念（c）。
（a）解释学使语言学成为了传统的意识形态的复制场所。在伽达默尔的“解释学问题的普遍性”一文中，他首先表达了一种与胡塞尔、海德格尔和许茨相似的“世纪”忧虑。在他看来，现代科学的实证主义的理论态度对基于历史和文化之上的意义的形成的危害性似乎还没有为人所真正意识到。相反，人们似乎已经把无任何偏见的科学的立场视为意义的真理性的来源。这种观点带来了历史意识的异化和审美经验的异化：人们似乎已不再能站在一定的历史距离（当下的时代）来理解历史的本文和艺术作品了，人们除了依赖那种力图想象本文和作品的过去的时代的意义的“客观主义”的想象力（这种想象力被视为洞察本文和作品的意义的真理性的方法）之外，再也不能从今天的视角来理解它们。在伽氏看来，这种科学的客观主义的意义理解的方式，以一种更加极端的方式重复了早期解释学的错误。在早期解释学中，对本文或作品的解释，即对它们的意义的解读的基本要求是，如何避免误解作品或本文的原意。因此，在施莱马赫那里，解释学被当作一门避免误解的艺术，其目的旨在“通过受控制的、方法论的思考而把一切异化的以及导致误解的东西——由时间距离、语言用法的变化、词义以及思维模式的变化等引起的误解——排除掉……。”15今天异化了的审美意识和历史意识又重新回到了这种观点。
因此，伽达默尔指出了为海德格尔最初所揭示的解释学的循环论证的重要性。解释学的循环论证告诉了我们，没有一种前理解，我们就会把自己变成一种机器——一种幻想自己能直接面对一个“真实的客体”，因而能探究所谓原始的客观意义的机器。解释学循环的理论就是要避免我们遁入这种解释（意义探究）的幻相中。解释学循环的理论也指出了这种危险性：如果我们都陷入这种幻相，那么，我们就只需要一种语言：类似于只传达某种自然科学的信息的语言，比如类似统计学的语言、经济学或物理学的语言，我们将不再有修辞（Rhetorik），即不再有就某种观点、看法进行赞赏或批评的评价性的语言。这样的话，我们就不能说服他人和我们一样共同相信或共享某种观念，因为在这里已经从根本上丧失了使我们能够达于共识的意义理解的前提。我们只能在上述学科中显示出来的“科学的事实”的基础上理解，离开了这些“科学的事实”，将不存在任何理解。
了解了这一点，我们也就能理解伽达默尔为何经常做下述自我辩护了：他之所以把具有劝说性的力量的修辞基于其上的理解的“前结构”称为“偏见”，并不完全是要与法国和英国的启蒙学者对抗，而是要表明这样一种事实，作为一种理解的“前结构”，偏见“就是我们对世界的开放性的倾向性。它们只是我们经验任何事物的条件——我们遇到的东西通过它们而向我们说些什么。”16因为伽达默尔深切地感受到，科学或以科学的方式建立的理论帮不了我们，科学甚至不能解决它自身的问题。如果我们希望理解我们的存在、理解我们自身的历史，就必须有这样一门以我们共有的理解的前结构为基础的、因此是能够充分发挥语言的劝说的力量的解释学。甚至当我们需要反思科学的社会应用性效果并对其进行评估时，也需要这样一门解释学。
15参见《哲学解释学》，上海译文出版社，1994年中文版，第7页。
16同上，第9页。
在伽达默尔看来，这些解释学所关心的问题是具有普遍意义的。解释学并非是一种只局限在某种传统文化的自我理解的狭小范围内的理论，因为解释学关心的是如何在科学技术的时代，重建统一的文化的基本问题。对于伽达默尔来说，如果解释学对意义的理解的反思具有普遍性，那么，也只有通过解释学才能达到意义理解的普遍性，而且这种意义理解的普遍性完全是一种超越文化的界限的普遍性。
但这种意义理解的普遍性是如何做到的？要理解这个问题，重要的就是要理解我们的语言的历史性和文化性。语言是我们在世存在的基本模式，从这种意义上说，它永远是一种自然的语言。但自十七世纪以来，人们试图对语言的基本性质做新的理解。今天，有一种观点认为，语言只是一种发出指令和接受指令的符号系统，就像计算机发出信息和反馈信息那样。因此，人们也认为，语言具有构想某种主观理想或制定某种行为规则的能力。但人们很快也发现了这种含混的语言观的矛盾。我们是生活于语言中的，我们是不能走出语言之外来反观语言的，即我们并没有两种语言，一个用来评价和建构某种原则，一个用来说服人们相信这种语言的建构。从这种角度来看，意义理解的普遍性只能在日常语言或经验语言中实现。我们只能通过日常语言或经验语言中所表达的事实来形成对概念的普遍性的理解。在这里，语言之所以具有可以为人所“经验”的修辞的力量，不在别的，就在于它早已充分提供让你可以直接去经验的途径。这就是说，语言早已为成为了理解概念的普遍性的东西的前提。而且人们从语言中去体验一种事实，决不像一个人进入他从未进入过的陌生的世界，首次去辨认某种属于他的东西。这也就是说，有某种共通的目的论的意图早已存在于语言中，尽管我们面对的是不同的语言。因此，去经验，并不意味着去做某种“首次的发掘”的工作，而只是用不同的词汇或概念把似曾相识的东西表达出来而已。任何一种语言实际上所带有的这种共同的目的论的结构，正也是它们具有明确的修辞（劝说和使他人信服）的力量的原因。而意义的理解的普遍性正是通过语言的这种阐释（修辞）的力量来实现的。
理解同语言是联系在一起的；我们是生活在语言中的。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是被囚禁在语言中的。不同的语言中的相似的目的论结构，是我们（生活于不同的语言中的人）总是能够在不同的场合下相互之间说点什么的根本原因。相互都能说些什么，也就意味着我们彼此都能相信些什么。都能相信些什么，也就等于说，我们能通过语言进行无限的对话。在伽达默尔看来，这种对话也就包含在解释学所要求实现的意义的普遍理解的目标当中。
对于伽达默尔对解释学问题的普遍性的辩护，哈贝马斯做了针锋相对的评论。首先，他再一次从内部对解释学进行了分析。在批评它的缺点时也指出它的优点。这样做的目的是，一方面能使解释学的优点呈现出来，另一方面又可以表明，解释学声称的普遍性是有限的。因为在他看来，解释学太过于依赖修辞的力量，而修辞的力量终归是有限的。为了表明这一点，他首先区分了“解释学”与“哲学解释学”。他认为，作为一种哲学解释学的解释学应该被理解为是一种充分对反思性的经验进行自我意识的“批判”，而不能把它理解为是一种技艺。17作为一种技艺的解释学涉及我们学习自己的母语和学习外来语言所需要的一种自然的学习能力。它关乎于我们是如何理解一些自然的事物的意义——它也是一种可以培养的技能。
这也就是说，伽达默尔把一种基于修辞之上的解释学直接等同于一种“哲学解释学”是错误的。哲学解释学要求在对待基于交往能力的交往经验时采取一种批判和反思的姿态。在这种意义上，哲学解释学是不同于一般的解释学的。当然，哈贝马斯并没有否认这一点：以修辞或口头交谈为主的修辞性的解释学，
17J. Habermas, Zur Logik der Sozialwissenschaften, S.331.
是使解释学经验从日常领域走出来所迈出的一步，因此它可以对日常生活的结构做出解释。
哈贝马斯所做出的上述区分，为其建立与哲学的反思立场相似的“哲学解释学”开辟了道路。正是采取了一种反思的姿态，他对两种在伽达默尔的解释学经验领域中占有重要位置的语言能力进行了分析。这两种能力是：理解和使他人理解的艺术（Der Kunst des Verstehen und Verst?ndlichmachen），以及使他人信服和劝说的艺术（Der Kunst des ?berzeugens und ?berredens）。18
哈贝马斯做此分析的目的是为了证明解释学声称的普遍性是有限的，他肯定了这两种能力，但又指出了它们的有限性。
首先，哈贝马斯同意伽达默的看法，作为解释学经验的工具的日常或自然语言，在总体上是反思的。它有能力澄清任何事情的意义，无论该意义如何难以理解。它可以把大部分外来文化或某种陌生的观念的基本特征——以及那些出自于最遥远的时代的文化的特征，转译为我们熟悉和能理解的形式。他也同意伽氏的下述看法：在表达和理解这些不熟悉的东西的时候，所熟悉的一切东西都受到了挑战，而这两种东西的相互作用表明，我们的解释学经验既是没有界限的也是片断性的。这就是说，它总是开放性的和未完成的。理解和使他人理解的艺术使用的是自然的语言，它不像在应用上是封闭的构建性的形式的语言。一般说来，类似数学或逻辑的构建性的形式语言或所谓人工语言，只能表达其规则所规定的意义，而自然语言却可以超出事物的意义的界限对事物的意义做出自由的评价，我们甚至还可以为一种陈述而改变自然语言的应用规则。
但哈贝马斯同时也指出，尽管拥有解释和评价的自由，但我们却很容易陷入日常语言的牢笼。因为伽达默尔始终认为，所有这些自由的理解都是受制于语言的传统的。由于我们的自然语言是在其自身的传统所提供的理解的平台上运转的，我们只是在一种长期习惯的角度来理解一件事情，而且大部分的意义的理解都是以一种独断的方式来传达的。当然，在解释学中，传统的偏见是可以主题化的，并可以加以修正的，但按伽达默尔的理解，采用这些办法是徒劳的，因为它只会产生新的偏见！伽达默尔说得似乎也很有道理：与我们使用的构建性的语言的情况不同，我们不可能走出自然语言之外，去观察它作为一个系统是如何产生意义和重复意义的。按照伽氏的理解，我们是肯定做不到这一点的。但哈贝马斯却不同意这种看法。在他看来，如果我们希望打破我们传统的支配性的客观势力，我们就不能完全依赖自然的语言，我们完全可以“构建”一种建立在反思性的科学理论的知识之上的语言。这样，我们就能超越理解和使他人理解的艺术只能理解和传达某种特定传统的文化观念的有限性。
哈贝马斯承认，解释学向我们表明了一种对于社会十分重要的说服的艺术。在社会生活中，达于意见和观点的同一，不可能用科学实证的方式；在这里并不存在一般科学证明中的那种“强制性”的证据。达于意见和观点的同一，也不能使用专断的方式。当我们要对社会的价值和规范做出判断时，社会舆论就是我们所能使用的社会规范的标准。因此，在社会生活中我们做出每一种决定都是劝说的结果。以自然语言展开的劝说能帮助人们通过对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进行解释来干预社会，而这也能给予人们一种从不同的角度去创造性地解释传统和理解传统的能力，并因此能够采取一种不同于传统的方式来行动（无疑，伽达默尔对表现在对话性或劝说性话语活动中的自然语言的功能做了充分的揭示）。
但必须注意到的是，在“劝说”和“使他人信服”之间总是会存在一种对立和含糊不清之处。也许在18Ibid., S.332ff.
很多情况下，社会决定可能完全是劝说的力量的结果。而社会决定本该是基于能达于共识的、让人信服的对话之上的。因此，在哈氏看来，我们不能不认为，任何基于合理性动机之上的舆论，都必须是同时使用认知（使信服）和语言修辞（劝说）的手段，即仅仅使用劝说的语言是不可能达于真正的共识的，或不能建立一种真正的合理性的舆论的。
即使自然语言具有创新的能力（像伽达默尔所强调的那样），它对传统思维框架的解构也只是偶然表现出来的一种行为。关键的是，建立在具有创造性的自然语言之上的劝说既能起着一种“启蒙”的作用，同时也能使人“蒙蔽”。（自然语言的双重性）
特别是当我们面对一种语言游戏（文化），并试图改变这种语言游戏时，以自然语言为主的劝说就无法给我们以任何帮助。因为自然语言本身就是某种特定的语言游戏的产物，而任何使用这一自然语言的人都是深深处于它之中的。我们的社会实践与语言游戏是逻辑地交织在一起的，它在作为我们理解社会表达的意义的基础的同时，也规定着我们的性格和理解的视域。因此，任何希望从语言游戏内部，以劝说的方式改造这种语言游戏的企图都是很难实现的。
在对解释学的理解和使他人理解以及劝说和使他人信服的观点进行了上述批判后，哈贝马斯要求重新理解作为意义表达和解释的语言的作用。为此，他转向求助一种结构性的语言学，希望从语言学的语言分析中获得一种新方法，以超越解释学所依赖的日常（自然）语言。在他看来，为了理解和使他人理解或相信，我们需要一种语言学，我们不能仅仅凭借自然的语言说话。语言学很重要的一个方面是：它关注的是作为一种语言系统的语言，并因此排除了解释学中的自然语言的话语的成份。因此，语言学的一个最大特点是，它不是反思已存在的意义，而是构建一种意义。
而解释学却只考虑到说话者的交往资质的经验原理。从语言学的角度来看，规则体系是内在于所有各种语法上正确和语义上有意义的自然语言的元素中的。这也就是说，即使是自然语言，它也是受制于某种语法规则的，并不存在一种脱离语法结构的、完全由文化的意义决定的语言。因此，与伽达默尔的看法相反，虽然我们可以用语言来表达任何事物，但我们仍然必须遵守那些规定了意义的表达方式的语言学的规则。
基于这种分析，哈氏试图把语言学的观念引入解释学的自我意识的领域，即把有关交往的资质的理论引进解释学。在他看来，在所有的社会角色的背后都存在一个交往的规则。借助于“理想的话语环境”，他对这种规则在交往中能起的作用做了解释。他坚信，基于这一“理想的话语环境”之上的交往才是合理的交往或劝说。使用这一概念，我们可以区分什么是被扭曲的交往，什么是合理的交往。
哈贝马斯这么做的意图是，把解释学的反思与语言学的合理性重建区分开来。他进而对下述知识做了区分：主体用自己的自然语言对事物进行反思形成的知识和前理论的知识。他承认，解释学的反思知识既不属于传统意义上的客观的知识，也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主观的知识。相反，它是交往的视域中形成的知识。但是，哈氏也认为，解释者不能独自把握那些作为交往的能力的基础的规则。这就是说，虽然社会主体拥有如何解释和如何实践的能力，但他却并不一定知道进行解释和实践的规范性标准是什么，这就像他能表达一种意义，却并不一定知道其所使用的语法规则一样。因此，除了解释学意识，我们还需要一种前理论的知识。而这种前理论的知识，是通过对语言深层结构和基本的构成原理进行合理性的重建才能获得的。
哈贝马斯通过引用皮亚杰的理论来证明这一点。皮亚杰认为，在我们的意向性思维中，始终存在一个发展的结构。个人在认知的过程中，能够通过言语来获得有关外部世界和内部世界的知识，即个人有能力把外部世界区分为物理的对象世界和规范调节的人际关系的世界。并能充分认识到，我们除了拥有一个可以通过工具性行动来认知的世界，还存存一个必须以相互承认的方式来行动的道德规范的世界。因此，皮亚杰建立了一种人类认知发展的图式；该图式或理论具有一种超越一般日常生活语言的表面的意义传达的认知性，它是先于和独立于任何解释学的对话而存在的。
在哈氏看来，如果皮亚杰的说法是正确的，那么，在解释学声称的普遍性中就存在一种不能克服的有限性。这种有限性主要表现在它缺少支持人类认知发展的图式。由于对人类实际上所拥有的这样一种认知能力的忽视，解释学所理解的意义传达的普遍性就不是一种反映了不同的观点的趋同的认知的普遍性，而只是由积淀于传统的自我理解，即意识形态之上的语言的表达的普遍性。
（b）解释学回避了被系统地扭曲的交往。在论文的第二部分，哈贝马斯引用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来表明解释学的理解和劝说理论的有限性。在他看来，精神分析达到的分析境界是解释学所无法达到的。这也就是说，当面对一些即使是最有技巧的解释也无法解释的表达时，解释学的理解和劝说的理论就寸步难行了。在面对外来文化时，我们知道，要转译某种意义时，我们缺少哪些用语和概念，以及知道同一意义的规则在不同情境中理解的差异。在这些情况中，我们至少知道我们不知道的是什么。但在这些情形之外，还存在被系统地扭曲的交往。当然，被扭曲的交往并不都以一种精神病症的方式表现出来，比如，极度的封闭意识、非反思的盲从和轻信等等，但它们的产生机制却是一样的。因此，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是一种典范，它可以帮助进行一种批判性的认识，以使我们明确意义理解的普遍性的基本条件，即明确这一点：在什么情况下，意义是不能传达或不可理解的，在什么情况下，我们的话语出自于自身的一种错误的组织。
根据弗氏的理论，哈氏指出了三种可以对精神上受歪曲或特别难以理解的表达做出规定的标准，并把它们与正常的（解释学）交往区别开来：（1）在语言符号体系的层面上，扭曲表现在对公共语言的规则的应用的丧失。比如弗洛伊德曾表明，我们的梦涉及到诸如化简（Verdichtung）、误置和意义的颠倒等打破事情的规则的反常现象。（2）在行为的层面上，我们可以把某些强制性的行为看作是被扭曲的行为。当我们盲目受制于“同一种”情境条件时，我们的行为就是强迫性的（比如，盲信某种文化或宗教）。（3）最后，当第一种情况与第二种情况的差异显露出来，即，当语言和行为、以及伴随它们出现的平常的举止与表达，整个地崩溃了，系统的扭曲就变得十分明显了。19
不管这三个标准是否精确地说明了扭曲的状态，它们都是违反公认的交往，以及阻碍我们进入内在的自我和参与外在世界的交往的因素。
尽管哈贝马斯并不完全赞同弗洛伊德著作中暗含的科学主义的观点，但他还是借助于洛伦泽（A. Lorenzer）的相关研究，把精神分析中包含的一些合理的分析方法，视为一种可以用来超越解释学的行之有效的方法。20
19Ibid., S.344ff.
20在精神病或其它带有强烈的个人习性的行为中，解释学的理解和劝说的理论方法显然会受到极大的限制，因为很清楚，在这里，一切都和正常情况相反。在所有正常交往所需的基本条件都被扭曲的情况下，完全缺少了可以使这些行为让人理解的因素。哈氏认为，当我们陷入这种错误的交往中的时候，对于解释，就没有任何普遍的法则可以依循。在他看来，弗洛伊德的著作对这里的问题做出了解释。弗氏用梦作为解释这一现象的基本模式，并把这一模式扩展到其它那些并非完全是精神病现象和误解造成的现象中。
洛伦泽对精神分析所做的有关语言学的研究指出，内在自我与公共所接受的交往形式之间的矛盾的增长，要求精神分析学家采用深度解释学的方法。洛伦泽认为，精神分析就是一种深度解释学（Tiefenhermeneutik）。在精神病的案例中，病人在不正常或畸形的语言游戏中扮演他的角色，其间他或她的行为是不可理喻的，而且明显地与人们的正常期待有矛盾。深度解释学具有打破这种畸形的语言游戏的能力。做到这一点的关键是，分析者进行一种情境（Szene）的比较。在涉及病人目前的情境时，根据病人自己的童年经历重建一种可资比较的原初的情境。在从一个情境到另一个情境的意义的转化的分析的过程中，分析者可以对精神病患情境中积累起来的有关各种情境的特定的个人的意义进行破解。这种分析对病人也非常有帮助；病人在这种分析的帮助下，就可以使用一种自我反思的本真的方法来处理他或她的精神病。
哈贝马斯同意这种看法。他指出，原初的场景很有可能与儿童试图回避某些难以忍受的冲突的意义有关。这可能还带有一种去符号化（使事情神秘化，把事情隐藏起来）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儿童通过把相关的符号与符号自身的客体分开，来把握与公共交往的经验不同的当下的经验情景。在这种情况下，产生的交往的沟壑为精神病的症候所填平，冲突的内容也从公共交往领域中除去了，包括精神病症本身。但对于病人而言，符号并未失去它的力量，而是通过形成一种异常的私人语言游戏，使他们失去了参与公共交往的能力。如果分析者能够在两种情境之间建立起一种充分一致的关系，就会产生一种再符号化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排除了交往内容的符号内容，就可以被重新引入交往的公共形式之中。
关键的是，在做这些分析之前，精神分析学家必须实际上已经对没有扭曲的正常的交往的基本定义做出了假设，即他已知道，正常的交往是怎样的。在正常的交往关系中，我们按照公共有效的语法规则行动，并且能在不同但却是恰当的场合，对它们的应用性有所认识。在正常的交往情景中，我们能对像主体与客体、内在与外在、私人和公共这样的相反的情形做出分辨。这种分辨，以及对实在与现象的区分，取决于我们在把握语言符号及其意谓，以及它所指称的事物的区别的正常的能力。这种能力也支持下述能力：在正常的交往语言中，分析和反思是同时存在的。分析使我们能够对事物进行分类，而反思则更重要，它除了使我们把自己当作独一无二的个人，还能把我们自己当作交互共同体中的一员来认识。“我”和“我们”辩证地同时显现。正常的话语能使我们用非常不同的方式谈论人类不同主体之间的关系和不同的物理对象之间的关系。
更为重要的是，下述第二组的理论假设，也是伽达默尔所没有认识到的：
精神分析处理符号组织中的两个相继阶段之间的关系，其中一个阶段是所谓原生的古符号阶段，它是存在于语言之外的。古符号是具有自身的起源的前历史的很有势力的符号，它代表了人类与世界之间的原初的关系。原初层次的符号组织的存在要早于语言中的正常的符号组织，并且通过同化始终存在于后者之中。弗洛伊德通过对话语的病理学特征以及通过对梦的分析，已揭示了它的存在。古符号潜藏于我们的生活中，但它是在我们正常话语实践之外发挥其影响的。因此，它们总是以一种非理性的方式呈现出来：在梦的分析中，弗洛伊德指出了由古符号带来的话语的逻辑关系的缺失的现象。
通过弗氏的分析，哈贝马斯注意到，由于外在于语言的交往，古符号不能运用于任何形式的反思，而且远离正常的符号所表达的特定情境。它们的效果主要表现在扩展私人性和在情感上的控制意义。它们脱离交互主体性交往关系的另一个后果是：它阻止了主体应用主体间性的方法认识世界和对世界进行归类。
这也就是说，古符号的再次呈现是被扭曲的交往形式包围的结果，因此，我们只有通过理论性的重建才能接近这一层面的符号组织。缺少一种正常的模式，我们就无法破解这些被扭曲的交往符号的意义。为此，有必要建立了一种发展的阶段性的分析模式，通过从一个阶段的交往回溯到更早阶段的交往，或中断较早的阶段的形式进入后来的阶段形式，我们就可以对精神性病症进行分析。就分析至少涉及对压抑过程的反应而言，分析的工作就是要从正常的交往中排除古符号的那些无法控制的侵扰。在这里，虽然不同阶段或不同层面的解释过程类似于伽达默尔所描绘的翻译性的解释的过程，但哈贝马斯坚持认为，它涉及更多的问题，比如，它涉及到“调节性的解释”。这种解释之所以是调节性的，是因为这种解释必须依赖于一般语言的“系统的前理解”，而一种解释立足于传统的地方性的前理解之上显然是不够的。
（c）解释学的有限性与解释的“理想的话语环境”。最后，哈贝马斯指出，解释学的有限性使我们不得不在某些方面放弃使用它。之所想说解释学是有限的，是因为伽达默尔把所有依赖于情境的解释都与我们必须服从的传统的解释联系起来了。伽氏把传统本体论化，他把所有先于理解的共识的东西都当成是合法的了。这种看法是完全错误的。解释学对难以把握和造成误解的表达的澄清，就是要把我们带向那早已在统一的传统中建立起来的舆论。这种传统与我们发生一种客观的联系，以至于我们根本不可能用一种在原则上要求真理性的方法来质问这种传统。理解的前判断结构不仅禁止了我们对以事实性的方式构建起来的、隐藏着误解的舆论提出质疑，而且使进行这种质疑的努力变得毫无意义了。
哈氏坚持认为，基于精神分析基础之上的“深度解释学”表明了这一点：舆论完全有可能是虚假的交往的产物。我们所从属的对话是一种主宰情境的东西，而在这种意义上，它又恰恰不是一种对话。解释学并不知道，即使一种舆论在没有被扭曲的力量的干预下形成，我们也能对它的合法性提出质疑。解释学对偏见的洞见，并不足以使它假定，偏见的产生的具体情境是一种真实的情境。事实上，传统从来都不是一种对话，而是主宰情境的东西。只有包含了有关被系统地扭曲的交往的知识的批判的解释学，才能够把我们从一种被主宰的状态中拯救出来。为了做到这一点，批判理论就必须让它的解释为一种调节性的原理所引导。
哈氏从两个方面具体对调节性的原理进行了解释。首先，他引用了米德的理论来表明，人类话语中的相互交往具有政治的意义，因为它有助于引导我们对民主的有效性抱有希望。理想的共同体会把我们带入一种（民主的）相互承认的意识中，这样我们就会以一种规范的方法去追求“真实的生活观念。”其次，他强调，“理想的话语”是建立在交往行动内部的一种公认的规范上的。一种以公认的规范为原则的交往，具有学习的功用，它有助于参与者理解规范本身的合理性。在交往行动中，每一个人不再把自己置于目的性或策略性的态度中，而是真诚地表达自己的观点。因为在这种交往行动中，人们首先相信自己处于一个以理服人，而不是以强权或其他因素服人的社会中。相信这一点后，人们自然就会真诚地表达自己的观点。此外，交往行动的展开，也意味着人们认识到了这一点，存在着一种每一个人都必须服从的公理，这种公理或真理是认知性的，而不是构成性的。这就是说，人们承认存在一种可以通过主体间性，也只有通过主体间性的论辩或对话才能够辨清的真理或“是非”，而不相信存在任何既定的历史或文化的真理。这倒不是说，在历史和文化中不存在真理，而是说，此类规范认知的交往行动一旦确立，它必然是超历史和文化的，因为这种交往行动一开始就反对把思维的原则仅仅建立在既定存在的规范上；它要求有限或内在地超域现存的规范。缺乏这种超越，任何行动都不能算作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交往行动。这也就是说，若每一个人
都固守既定存在的规范和世界观，每一个人都没有把自己置于一种开放性的、不拘泥于原有的习惯或信念的认知态度上，而是把自己封闭起来，用信念代替合理性的认知，交往行动就根本不可能存在。因此，哈贝马斯特别谈到了交往行动所具有的一种“反事实的”（Kontrafaktischer Art）的特性。21在他看来，在我们的一般的语言和言语中，就存在“反事实的”特性，即语言本身就带有求真的功能，作为一种具有认知功能的语言并不是单纯的表意或描述的工具。这就是说，语言内在的认知的或语用的维度并不依附于特定的历史和文化，相反，它是超历史和文化的。
哈贝马斯相信，正是给了传统以一种不可替代的优越地位，使伽达默尔根本看不到权威与理性之间的对立。这也使得解释学的应用前景变得极为有限。在伽氏的解释中，伽氏完全站在了传统的权威性的语言的理解之中，无任何反思地接受传统的权威。这样一来，用来使我们更好地推理的一些基本的假定、基本价值和已接受的一些规则，都只能在传统的范围内来确定和发展。按照伽氏的辩解，传统并没有用其权威性来约束我们，特别是当我们反思性地承认其合法性的时候（传统不会用其权威来约束我们对其合法性的承认和反思）。但在哈氏看来，即使伽氏承认，传统中的许多部分可能具有控制性的力量，也无法改变其理论的弱点。我们仍然需要一种能够把传统所赋予的独断的知识与自由地接受的知识区别开来的原则性的方法。
21“……在交往行动中，必须对作为语用学前提的与事实相反的特性予以承认。”J. Habermas，Faktizit?t und Geltung：Beitr?ge zur Diskurstheorie des Rechts und des demokratischen Rechtsstaats. Frankfurt am Main：Suhrkamp, 1994, S.18.
《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复习题纲 张丽梅 指定教材： 风笑天：《社会学研究方法》（第三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 其他参考教材： [美]纽曼：《社会研究方法——定性和定量的取向》，郝大海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美]艾尔·巴比：《社会研究方法基础》，邱泽奇译，华夏出版社，2002。 袁方：《社会研究方法教程》，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 风笑天：《现代社会调查方法》（第四版），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09。 水延凯：《社会调查教程》（第四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 考试题型与分值分布： 一、单项选择题（本大题共10 小题，每小题2 分，共20分） 二、多项选择题（本大题共5 小题，每小题3 分，共15分） 三、判断改错题（本大题共5 小题，每小题4 分，共20 分） 四、名词解释题（本大题共4 小题，每小题5 分，共20 分） 五、简答题（本大题共3 小题，每小题5 分，共15 分） 六、论述题（本大题共1 小题，共10 分） 第1章社会研究的方法体系与过程 一、社会研究及其特点 社会研究则是指以一种经验的方式，对社会世界中人们的行为、态度、关系，以及由此形成的社会现象、社会产物进行的科学的探究活动。 研究的主题是社会的，而非自然的；研究的方式是经验的，而非思辨的；研究的问题是科学的，而非判断的。 二、社会研究的方法体系
1. 方法论 主要探讨社会研究的基本假设、逻辑、原则、规则、程序等问题，是指导研究的一般思想方法或哲学。 学科方法论与基本假设；社会研究中两种基本的、相互对立的方法论倾向：实证主义方法论，人文主义方法论 2. 研究方式 社会研究的基本方式，是社会研究方法体系的中间层次。它是贯穿于社会研究全过程的程序和方式，表明社会研究的主要手段和步骤。 3. 具体方法与技术 处于社会调查研究方法体系的最低层次，具有专业性，技术性，可操作性的特点。 1）资料收集方法：问卷法，访问法，观察法，量表法，实验法和文献法。 2）资料分析方法：统计分析法，数理分析和模型法；理论分析法（功能分析，阶级分析，历史分析，结构分析），比较法，类型构造法 3）具体技术：包括问卷与观察表格的制作技术，调查指标的设计方法，观测仪器，实验设备，计算机的操作技术，资料审核与整理的方法技术等。 4. 社会研究方法体系中各部分之间的关系 三个层次是一个有机整体，具有内在关联性。不同的方法论观点影响着研究者对研究方式的选择；不同的方法论倾向及与之相适应的研究方式，也在一定程度上制约和影响着研究者对研究领域和研究问题的选择；一定的研究方式通常也规定了一套与其相应的具体方法和技术。
其实这篇文章基本是接着上一篇《微观经济学教材浅介》，但是在坛子里看到某位大牛的文章后决意东施效颦，所以把题目改成了这个样子，当然，大牛读得是econ的phd，我是math 的under，这个差距还是很明显的，所以希望大家权当经验交流，小生谢过了。 为了不使我的上一个帖子成为太监，我还是首先继续介绍我读过的一些经济学教材，希望对大家的经济学学习能够有一定益处。在版上经常看到有同学询问几本教科书之间的优劣，或是同一本教科书之间的版本问题，抑或是询问该读原版还是翻译版的问题。在我看来，有一个好的指导自然好，但是事实上读书这个事情是需要一定的量的积累的，还有就是同一本书要不停的过遍数，古话说“书读百遍，其义自见”这句话我在大学里感受深刻，因为我学的很多课程没有什么参考书供选择，大部分情况下只有一本教科书，书后有一些习题，那么就只有一遍一遍的看了。话说回来，我的意思是，大家其实没有必要在我上面指出的后两类的问题上过分纠结，比如平狄克的教材，人大就出过至少两版，都摆在那里，其实读哪一本都好，只要读完了，就一定有收获，如果硬要在读之前就希望给这些不同的版本分出个高下，个人认为过于功利了，不适合经济学学习， 好，言归正传，在介绍完初级教材之后，继续介绍中级教材，其实这才是我一开始写作的初衷，但是如果单写中级有限的有些单薄，所以另开了帖子写初级。 1.V arian《微观经济学·现代观点》，这本书是光华和ccer的考研参考书，同时也是不少院校财经专业的参考书，在群众中口碑最好，知名度最高，这个从其兴盛不衰的D版就可以看出来，光我自己就买过两种D版，一种纸比较光滑，书整体比较薄；另一种是今年见到的，仿轻质纸做的，书比较厚，但拿到手里比较轻，前一种印刷错误比较多，不太推荐，后一种还没细看，不好评价。这本书是那套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黄皮经济学参考书系中的一本，这本书因为读过的人太多，所以我不想用太多笔墨，如果一言以蔽之，那么就是——必读。至于其特点，你只要认真读过一遍，就绝对能明白。这里要说的其实是它的配套参考书，官方有两本，都是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的，一本黄皮，一本蓝皮，我看过，差不太多，有些题很有意思，比较注重考查经济学思维，值得一做。 2.尼科尔森《微观经济学·基本原理与拓展》，这书的名气可能比现代观点稍差一些，主要是它的数理推导比较严密，一开篇就是数学基础，而且提了很多中级教材忽略的加边海赛阵等内容，足见作者治学之严谨。这本书习题很好，很规范，考研的同学可以做一做。这本书有个版本问题，第六版是比较厚的那本，土黄色封面，第九版是红色封面，第六版是朱宝宪老师译的，新版是他儿子译的，我推荐英语一般的同学看第六版，好一些的直接看北大出的9ed的影印版。 3.平狄克和鲁宾菲尔德《微观经济学》，一个是MIT斯隆的教授，一个是Berkeley哈斯的教授，出的书一定不差，这本书我是大二上看得，看的是第四版，人大出的，个人认为无论从作者的文笔，还是翻译的文笔，都算一流，这个教材行文非常流畅，看着很舒服，唯一的缺点就是量化的例题及习题比较少，不适合应试，所以如果单纯应试，不推荐看这本书，但如果为加强经济学功底，很值得一读。 4.平新乔《微观经济学十八讲》，这书早年好像是ccer的参考书，后来为了避嫌就去掉了，但是很明显有偏数理的倾向，整体内容不错，个人认为尤以第十六讲为最佳，我看过很多中级教材介绍GE的内容，但是平老师写的最好。遗憾的是这本书关于博弈论虽有三讲，但内容还是有些单薄，有很多同学说十三讲之后看不明白，我觉得还是因为没有踏下心来看，总想着会不会考，会不会考，如果抱着这个心理，我觉得是无益于经济学学习的，中心做微观的老师很多，这两年题目明显有倾向于不完全和不对称信息的内容，那么十三到十五讲都是值得一看的。 再次康桑阿米达……music……
浅论社会科学方法论及其现实意义 人类对社会的认识水平，随着人类文明的进步而不断得到发展和提升。但是，在相当长的时间内，由于各种主客观的原因，是人们很难对社会历史作出全面、科学的概括和总结。社会科学是在近代以来逐步形成的，它以社会现象为研究对象，力求揭示社会生活的本质和发展规律，对社会生活作出科学的说明与合理的评价。 一、社会科学方法论的内涵及其原则 社会科学是指以人类在社会中的行为及由此行为产生的社会现象为研究对象的学科，它以探讨社会现象的本质与规律为主要任务，因而具有追求统一性、一致性、简单性、必然性等特征。社会科学包括经济学、政治学、法学、社会学、文化人类学、社会心理学、经济地理学、教育学等。而方法论是关于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根本方法；方法论同世界观是统一的；用世界观去指导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就是方法论。因此，社会科学方法论就是人们从一定的社会科学学科角度出发，对社会现象或事物所做的系统分析或解释的科学的方法体系。要认真贯彻马克思主义科学方法论，解决我们生活中的实际问题，必须遵循以下原则。 第一是实践性原则。社会科学研究社会现象及其规律, 必须要研究社会实践过程, 必须要研究社会实践的主客体, 必须要从社会实践中来提炼研究课题, 并且依据社会实践来检验研究课题的成果。社会科学研究者的认识必然要受其实践程度的局限。因此, 实践的原则应是社会科学方法论所遵循的第一原则, 在社会科学研究中遵循实践的原则。社会科学的研究成果要接受社会实践的检验, 社会实践是检验社会科学成果正确与否, 评价社会科学研究成果价值如何的根本标准。 第二是系统性原则。系统原则是一切科学认识活动的基本方法论原则, 同时也就是社会科学研究所应遵循的方法论原则。坚持系统性原则, 必须要做到把研究对象看作一个有机联系的整体,并且始终注意把握各要素在系统联系中所获得的整体性的新质态。研究对象的系统原则还要求我们在研究过程中, 把社会对象看成是一个有层次的、有组织的、有序的、具有有机结构的整体系统。坚持整体性原则,还必须做到坚持系统都是有序的, 是一个自组织结构, 具有高度的主动
[英]马克·布劳格《经济学方法论》读后感《经济学方法论》一书围绕“经济解释的本质是什么”这一问题展开，也就是实证经济学和规范经济学之间的确切关系是什么，这是本书最吸引我们的问题。全书大致分为四大板块：望而却步的科学哲学、从波普到新的异端、经济学方法论的历史以及最后的结论部分。该书深入浅出地介绍并剖析了经济学方法论的发展历史、不同学者对于经济学方法论研究的观点以及实证主义与规范主义的关系。文风简洁大气，逻辑思路非常严明。 作为一名研究生，广泛的深入的阅读是必不可少的，这对于我们了解、掌握经济学知识、进行经济研究及创新非常重要。本书不仅让我更深入地了解了经济学方法论的历史、观点、方法，同时也对我的研究创作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其中，我想着重谈两点关于本书的见解：一是关于证伪主义的思考；二是关于本书的结论以及对我研究写作的启示。 布劳格的经济学方法论是证伪主义方法论的捍卫者，证伪主义思想成为贯穿布劳格《经济学方法论》的中心论点。甚至可以说他确定了上世纪80年代方法论研究的大部分议程，把波普尔证伪主义推向经济学方法论研究者议论中心。所谓证伪主义，是英国哲学家K.波普尔创立的科学哲学理论。波普尔从反对逻辑实证主义关于科学理论来自对经验归纳的观点出发，把科学理论看作是普遍命题，认为科学理论不断通过有限的，个别的经验事实而被证实，但个别的经验事实都能证伪普遍命题，即如果根据演绎推理得出的结论是假的，其前提必假。在他看来，一种理论所提供的经验内容愈丰富、愈精确和普遍，它的可证伪度就愈大，科学性就愈高。 波普尔的证伪主义方法论之所以吸引经济学的运用，契合经济学这门学科方法论上的要求，原因在于证伪主义为经济学提供了一套容易接受的方法论规则，这种较简单易操作的方法论规则对于经济学家而言，具有很强的吸引力。 然而经济学中的问题不同于研究其他学科中的问题，它牵涉的因素比较多，影响成分比较复杂，甚至包含个人的主观因素。因此将证伪主义引入到经济学理论当中难免有些局限之处。 1、经济学中证伪主义的困难首先来自奎因—杜恒的“不确定性”问题。该理论认为没有任何科学理论总是在孤立中被检验。经济学中“不确定性”例子比比皆是，经济学中简化人类行为的复杂性的假设，如“商品的多样性”等限制条件的非现实性；收益递减在逻辑上的不可证伪性；消费者选择理论的完全性假设，在逻辑上可证伪但在实践上的不可证伪。 2、证伪主义方法论遇到的第二个困难在于主流经济学家没有严格执行证伪主义标准，只会保护理论免于受证伪，采取防卫性的方法调整理论的假设或使用范围。现代经济学家把波普主义描述为难以吞咽的烈药，因为一旦证伪主义被严格的应用到经济学论证当中，许多经济学理论将无法存活，最后的结果就是防卫性保护。波普尔给予经济学家在众多理论中提出建议：选择那些最可证伪的命题，并试图去证伪它，如果该命题没有通过检验，就抛弃它。显然波普尔本人也在逃避这一点。 3、证伪主义方法论过于武断，即一次证伪成功便将该理论抛弃。如果将一种理论引入到时间序列当中，我们无法轻易地因为一次证伪而将它全盘抛弃，因为当
单项选择题 1、假设是由什么构成的？（） 1. A. 命题 2.概念 3.关系 4.指标 2、研究对象外显的社会行为和社会活动是指（） 1.状态特征 2.行为特征 3.年龄特征 4.意向特征 3、重点访谈法所指的重点是（） 1. B. 访问对象的代表性 2.访问对象的重点 3.访问所侧重的容 4.访问容在总体中的比重 4、社会调查研究中，当自变量的数值发生变动，因变量的数值随着发生大致均 等的变动，这种相关关系是（） 1.曲线相关 2.正相关 3.直线相关 4.负相关 5、使用两种以上的测量手段度量同一客体，以便相互验证，这种方式也称为（） 1.比较测量 2.三角测量 3.准则测量 4.复本测量 6、文字资料可靠性审核是指（） 1. F. 效度审核 2.资料校正 3.资料分类 4.信度审核 7、不属于思维加工的主要任务的是（） 1.揭示有关事物的本质及发展规律
2.做出理性判断或结论 3.确保调查对象的真实情况 4.提出对实际工作的对策性建议 8、访问调查法的优点不包括（） 1.随机应变的能力强 2.收集的资料客观公正 3.适用调查对象围广 4.能深入探究各类社会问题 9、下列选项不符合实验调查原则的是（） 1.自愿原则 2.知情原则 3.全面原则 4.法律原则 10、关于典型调查的表述错误的是（） 1.典型调查要求调查者正确选择典型 2.典型调查有利于直接获取比较丰富的第一手资料 3.典型调查无需花费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 4.典型的选择难以避免主观随意性 11、有关分析法的表述错误的是（） 1.分析法是人们认识客观事物的一种重要思维方法 2.分析和综合互相依赖、互为前提 3.分析法一般包括分解和思考两个重要步骤 4.分析的具体方法多种多样 12、关于文献调查法的表述有误的是（） 1.文献永远落后于现实 2.文献调查法往往是一种先行调查法 3.摘取信息的一般程序是：浏览、阅读、筛选、记录 4.文献调查可以打破时空限制 13、下列选项中，不能提高调查信度和效度的是（） 1.合理安排调查方案 2.切实做好每个阶段、每个环节的工作 3.认真教育调查人员和调查对象，应选择有经验的调查人员 4.科学设计调查指标 14、关于普查的表述，错误的是（）
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在社会工作过程中的运用 ——以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为例【内容摘要】定量研究和定性研究是社会科学研究领域中两种相对立的范式。尽管他们之间在哲学层面和技术层面都存在着区别，但是这两种方法的最终目的都是为了增加研究过程和结果的科学性和客观性。所以，在社会工作研究和工作中，只有将定量研究和定性研究方法并用才是科学的做法。 【关键词】定量研究定性研究社会工作方法论 社会工作是是助人自助的专业行为，在社会工作实践中，社工经常会遇到各种复杂的案例，需要解决各种社会问题，而在解决问题之前，对于社工最重要的就是要能全面的分析案主，帮助案主挖掘出产生问题的原因，即隐藏在某些表面现象后面的本质问题。在寻找问题根源，最求真理的过程中，社工的认识始终处于一个不断地建立一打破一重新建立的循环中逐渐发现解决问题的方法或真理。这个过程是一个复杂的过程，社工往往会走很多弯路，甚至失败，走入“绝境”。因此，作为专业的社会工作者，就必须使用科学合理的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社会科学研究方法有很多，定量研究和定性研究是其中的两种方法，在本文中，笔者将围绕这两种方法谈谈在社会工作过程中的运用。 一、概念的界定 定性研究也称质化研究，是指通过发掘问题、理解事件现象、分析人类的行为与观点以及回答提问来获取敏锐的洞察力1。定性研究起源于西方的启蒙运动，“理性”思想的出现，让大部分学者认识到“思维”可以帮助人们认识世界，构建新的知识体系。定性研究的主旨是掌握并设法理解当事人对事件的主观意义及建构，为把握个人的主观意义及经验，就需要展现、了解并理解当事人生活的背景，从这个意义讲，定性研究可以称之为脉络、描述或解释性研究2。也就是说定性研究是依靠研究者的经验、敏感以及有关的技术，有效地洞察被研究者的行为和动机，以及行为所带来的硬性。定性研究希望透过被研究者的眼光去看待问1百度百科，https://www.doczj.com/doc/7e5889513.html,/view/446672.htm#5 2梁丽萍，《量化研究与质化研究——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歧义与整合》，《山西高等学校社会科学学报》，2004年，第一期
浅析中国经济学方法论的发展 作者李雷 学院投资工程管理学院 专业国民经济学（投资经济）年级2016 学号2016100046
摘要 当今世界和平与发展已经成为时代的主题，而发展经济是世界各国所主要关注的问题。因此经济学已经越来越受到社会各界的重视，要发展经济学就必须完善经济学方法论。在中国经济学方法论的发展历程中，我们先是完全排除了西方经济学理论，到重新开始认识和学习并接受西方经济学方法论，到现在我们逐渐与西方经济学理论接轨并展开对话。值得注意的是，我们的经济学方法论虽然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仍有很长的路要走。在当前的基础上，我们应继续努力吸收其他国家的先进理论，逐渐形成中国特色的经济学方法论理论框架，更好地指导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 关键词：经济学方法论马克思主义发展 I
目录 1.经济学与方法论 (1) 1.1经济学简介 (1) 1.2经济学方法论 (1) 1.3中国经济及经济学方法论发展现状 (2) 2.中国经济学方法论的发展 (3) 2.1经济学方法论是经济学研究的基础 (3) 2.2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方法论是中国经济学方法论的基础 (3) 3.对中国经济学方法论进一步发展的建议 (4) 3.1加强经济学理论学习的意识 (4) 3.2加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本方法在中国经济学的指导地位 (4) 3.3客观合理地对待西方经济学的方法论 (5) 4.中国经济学方法论进一步发展的研究意义 (5) 4.1理论意义 (5) 4.2现实意义 (5) 5.总结 (6) 主要参考文献 (6)
浅析中国经济学方法论的发展 1.经济学与方法论 1.1经济学简介 我们通常所说的经济学主要指的是西方经济学。这是因为经济学的产生与发展主要由西方国家学者推动，是现代经济学的各主要流派的奠基者。西方经济学主要包括：企事业的经营管理办法和经验；对一个经济部门或经济领域或经济问题的集中研究成果；经济理论的研究和考察等。在西方经济学的发展历史上产生过：古典经济学派、新古典经济学派、凯恩斯主义学派和新古典综合派等诸多流派。其在发展过程中主要解决两个问题：第一，宣传资本主义制度的合理性和优越性，从而加强资本主义国家人民对该制度永恒存在的信念。第二，总结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运行经验并把经验提升为理论，为资本主义制度所面临的经济问题提供政策建议。我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在整个西方经济学理论体系上或整体倾向性上对它持否定态度，而在具体的内容上我们应该看到它的有用之处，当然还要考虑到国情的差别。我国在国民收入核算与决定、经济波动及与此相联系的就业与失业问题、价格水平及与此相联系的通货膨胀问题、经济增长问题及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等问题上可以运用。 1.2经济学方法论 方法论，就是人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根本方法。它是人们用什么样的方式、方法来观察事物和处理问题。概括地说即主要解决“怎么办”的问题。①方法论是一种以解决问题为目标的体系或系统，通常涉及对问题阶段、任务、工具、方法技巧的论述。方法论会对一系列具体的方法进行分析研究、系统总结并最终提出较为一般性的原则。方法论也是一个哲学概念。人们关于“世界是什么、怎么样”的根本观点是世界观。用这种观点作指导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就成了方法论。方法论是普遍适用于各门具体社会科学并起指导作用的范畴、原则、理论、方法和手段的总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著作中经常提到方法论这个概念。 经济学方法论从学者们对经济学的研究中产生，是对其方法的系统概况，同
1、假设是由什么构成的？（）√此题回答正确 1. A. 概念 2. B. 命题 3. C. 指标 4. D. 关系 2、研究对象外显的社会行为和社会活动是指（）√此题回答正确 1. A. 意向特征 2. B. 行为特征 3. C. 状态特征 4. D. 年龄特征 3、重点访谈法所指的重点是（）√此题回答正确 1. A. 访问对象的重点 2. B. 访问对象的代表性 3. C. 访问所侧重的内容 4. D. 访问内容在总体中的比重 4、社会调查研究中，当自变量的数值发生变动，因变量的数值随着发生大致均等的变动，这种相关关系是（）√此题回答正确 1. A. 正相关 2. B. 负相关 3. C. 直线相关 4. D. 曲线相关
5、使用两种以上的测量手段度量同一客体，以便相互验证，这种方式也称为（）√此题回答正确 1. A. 比较测量 2. B. 复本测量 3. C. 三角测量 4. D. 准则测量 6、文字资料可靠性审核是指（）√此题回答正确 1. A. 信度审核 2. B. 效度审核 3. C. 资料校正 4. D. 资料分类 7、不属于思维加工的主要任务的是（）√此题回答正确 1. A. 揭示有关事物的本质及发展规律 2. B. 确保调查对象的真实情况 3. C. 提出对实际工作的对策性建议 4. D. 做出理性判断或结论 8、访问调查法的优点不包括（）√此题回答正确 1. A. 随机应变的能力强 2. B. 收集的资料客观公正 3. C. 适用调查对象范围广 4. D. 能深入探究各类社会问题 9、下列选项不符合实验调查原则的是（）√此题回答正确 1. A. 自愿原则
窗体顶端 单项选择题 1、假设是由什么构成的？（） 1. A. 命题 2.概念?? 3.关系 4.指标 2、研究对象外显的社会行为和社会活动是指（） 1.状态特征 2.行为特征?? 3.年龄特征 4.意向特征 3、重点访谈法所指的重点是（） 1. B. 访问对象的代表性 2.访问对象的重点 3.访问所侧重的内容?? 4.访问内容在总体中的比重 4、社会调查研究中，当自变量的数值发生变动，因变量的数值随着发生大致均 等的变动，这种相关关系是（） 1.曲线相关 2.正相关?? 3.直线相关 4.负相关 5、使用两种以上的测量手段度量同一客体，以便相互验证，这种方式也称为（） 1.比较测量 2.三角测量?? 3.准则测量 4.复本测量 6、文字资料可靠性审核是指（）
1. F. 效度审核 2.资料校正 3.资料分类 4.信度审核?? 7、不属于思维加工的主要任务的是（） 1.揭示有关事物的本质及发展规律 2.做出理性判断或结论 3.确保调查对象的真实情况?? 4.提出对实际工作的对策性建议 8、访问调查法的优点不包括（） 1.随机应变的能力强 2.收集的资料客观公正?? 3.适用调查对象范围广 4.能深入探究各类社会问题 9、下列选项不符合实验调查原则的是（） 1.自愿原则 2.知情原则 3.全面原则?? 4.法律原则 10、关于典型调查的表述错误的是（） 1.典型调查要求调查者正确选择典型 2.典型调查有利于直接获取比较丰富的第一手资料?? 3.典型调查无需花费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 4.典型的选择难以避免主观随意性 11、有关分析法的表述错误的是（） 1.分析法是人们认识客观事物的一种重要思维方法 2.分析和综合互相依赖、互为前提 3.分析法一般包括分解和思考两个重要步骤?? 4.分析的具体方法多种多样
DUFE 马克思主义与社会科学方法论 关于经济学方法论的探讨 学号： 专业： 姓名： 教师评阅意见： 论文成绩□95 □90 □85 □80 □75 □70 □65 □60 □60以下
摘要 摘要 本文主要研究的是经济学方法论的问题，通过介绍经济学方法论的内容以及和其他学科的相互关系，得出经济学方法论的意义以及方法论对经济学未来的影响。 本文共包括以下四个部分： 第一部分首先简要介绍了经济学方法论； 第二部分介绍了经济学方法论的主要内容，主要介绍了实证方法和规范方法，以及在实际应用中如何应用这两种分析方法； 第三部分是介绍经济学方法论和其他学科的相互关系，本文主要是从哲学、历史学和其他社会学科的关系为出发点； 最后一部分是介绍经济学方法论意义以及方法论与经济学的未来，通过对经济学方法论的研究，对经济学的发展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 关键词：经济学方法论实证方法规范方法社会学科
关于经济学方法论的探讨 方法论是一个博大的领域，充满着激烈的竞争，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与时俱进。它包容着批判主义精神，从事方法论研究，自然要富有批判态度，所有问题都可以争鸣，这一点也是所有科学活动的共同特征。 一、什么是经济学方法论 方法论涉及的是经济学中的基础性问题，是经济学原理的“平台”。它提供了一个范式，我们可以运用这个范式探讨现代经济学中的一系列重要论题，诸如，经济学何去何从，经济学的局限性，经济学阐释的可能性，经济学是否呈现多样性，经济学是否正朝着结构主义的方向演变，等等。 二、经济学方法论的内容 经济学本质上属于社会科学，是经济学家面对经济理论难以消解的现实，视图提出自己的尝试性解释，也是作者的主观认识对客观现实的一种认识和把握。经济学方法论在发展过程中深受西方科学哲学的影响。经济学方法论属于哲学的认识论范畴，主要探讨经济学知识的性质、认识论地位以及获得途径等问题。严格意义上讲，方法论属于哲学的范畴，经济学方法论为经济理论构建提供了方法上的哲学观，即方法论哲学。张五常认为，“经济学方法论”应该叫“科学的方法”，“因为科学方法论在经济方面与其他科学是相同的，所以要笼统的说一说，不应该分门别类”，“经济学是一门科学”，因而适用于科学研究的方法论均适用于经济学研究。 在现代西方经济学中，除了仍然用演绎方法和归纳方法外，经济学家还把经济学的研究区分为实证的研究和规范的研究，相应地经济学的方法可以区分为实证方法和规范方法。这里主要介绍一下实证方法和规范方法。 实证方法是在既定的评价标准的前提下，考察经济活动中的一定的因果关系。它所解决的，是“这是什么”或“这不是什么”之类的问题。以经济增长为
浅析社会科学研究方法 摘要：在现代社会调查中，为了获得更准确、真实、可靠的调查资料，运用社会科学研究方法是必不可少的，社会科学研究方法从其产生之初到现在，已经有了快速的发展，特别是定量研究与定性研究。这两种研究方法随着人类的进步，在社会科学研究领域占据着重要的位置。 关键词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定量研究定性研究 一、社会科学研究方法 社会科学研究的方法很多,这里主要介绍一下理论概念与概念的量化问题,这是社会科学研究的基本方法。 （一）理论概念问题 理论是系统化了的认识,是某个知识领域的概念、原理的体系。它是在反复的社会实践中形成,并随着实践发展而发展。概念是思维的基本形式之一,是反映客观事物的一般的、本质的特征。理论研究是社会科学研究最基本的方法,也是认识社会的最基本的方法。理论研究的一个核心问题就是概念。有些人说社会科学研究没反正,这主要就是因为对许多理论概念使用不精当。 很多社会科学研究辩论来辩论过去在社会科学研究中,包括理论研究也有这种情况,根本问题就是概念不明确。科学研究的概念必须具备以下三个基本条件: 1、概念必须清晰性。目前在社会科学研究中很多东西,包括很多术语,很不清晰。在社会科学研究中,类似的问题太多,一些文章里,领导讲话中,甚至权威讲话中也存在很多模糊概念。如果我们把社会科学作为科学来研究,就必须使概念具备清晰性。 2、概念必须有针对性。概念要针对具体的对象，不能泛指，更不能模糊，社会科学研究方法中更应该如此。 3、概念的实证性。对严格的科学研究来说,概念还要求客观性和实证性。现在的问题是日常生活中存在大量的社会科学概念模糊。科学研究需要精当,需要清晰的结论。社会科学研究的一大进步,就是有了量的描述,只有通过量的描述,才能使社会科学概念具备实证性。
206 经济学方法论 张 五 常 【编者按】 中国的经济理论文章或论著,严格说来大多算不上真正的经济学研究。经济学在中国实在是一门太年轻的学问。我们仅有的那点底子,还是俄式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我们一直得不到经济学的真传。对经济学的无知,使我们置身中国这样一个千载难逢的经济实验室而孕育不出自己的经济学大师,甚至连一支象样的经济学家队伍也排列不齐。张五常的“经济学方法论”令人顿开茅塞,它有助于我们对经济学、经济学方法有一个更准确的认识。显然经济学既不像你想象得那么高不可攀,也完全不是大多数中国经济学者笔下的那么潦草、简单。大师道来,非同一般,却又似乎可以亲近。在此我们特别刊出张五常先生这篇演讲,相信它比刊发张先生的经济学专论对中国经济学研究的进步更加实用。 内容提要 经济学的方法,也是科学的方法。经济学主要研究“为什么”的问题,解释人的行为或现象。它是一门精确的科学,精确推测,而不是预测。不能用事实解释事实,以理论解释事实,要有抽象的存在。经济学能够运用的基础理论不多,但是推测能力要强,问题的局限条件清楚,就会有结论。解释现象的理论越简单越好,用复杂的理论解释复杂的世界是行不通的。经济学不能和真实世界脱节。经济学就是在套套逻辑与特殊理论之间寻找一般性结论。 关键词 科学人 推测 真实世界 简单 张五常 现代新制度经济学创始人之一。1935年生于香港。1945年在广东佛山华英中学附小读书;1948年返回香港,先后就读香港湾仔官立书院、皇仁书院。1957年到加拿大留学。 1959年到加州大学经济系跟从现代产权经济学创始人阿尔钦学习。1961年在该大学经济研究院读研究生,1967年获博士学位。1969-1982年为美国华盛顿大学经济学教授。1982-2000年为香港大学经济金融学院教授和院长。1997—1998年度美国西部经济协会主席。主要著作有:《佃农理论》(博士论文,获芝加哥大学政治经济学奖;英文,1969),《社会成本的神话》(英文, 1978),《中国会走向“资本主义”道路吗?》(英文,1982),《卖桔者言》(1984),《中国的前途》(1985),《再论中国的前途》(1987)等等。主要论文有:《私人产权与佃农制度》,《交易成本、风险规避及合约安排》,《合约结构与非私有资源理论》,《价格管制理论》,《公司的合约性质》,《交易费用的范式》等等。此外,张五常还是著名摄影家、书法家和散文家。 此文根据张五常先生在吉林大学的即席讲演录音整理而成。
社会科学研究方法： 1、简述价值分析与实证研究 2、社会科学研究的意义（必要性/重要性） 3、教材读后感 4、试论统计分析原理在社会科学研究中的应用 参考答案： 1、价值分析：价值工程是在产品开发设计阶段即进行的价值与成本革新活动。价值工程与价值分析两种活动都是对商品的价值、功能与成本进一步做思考与探索。 价值工程与价值分析两种活动都是对商品的价值、功能与成本进一步做思考与探索，以小组活动方式，集思广益朝各方向寻求最佳方案，再运用体系分工的方式达成价值提升或降低成本的目标。价值工程（Value Engineering）是在产品开发设计阶段即进行的价值与成本革新活动，因为仍在工程设计阶段，故称为价值工程；而一旦开始量产后，往往为了成本或利润压力，非进行详尽的价值分析难以发掘可以降低成本或提高价值的改善点。此阶段以后持续的分析是降低成本的主要手法，就称为价值分析。 价值工程虽然起源于材料和代用品的研究，但这一原理很快就扩散到各个领域，有广泛的应用范围，大体可应用在两大方面：工程建设和生产发展、组织经营管理方面。 实证研究：实证研究指研究者亲自收集观察资料，为提出理论假设或检验理论假设而展开的研究。实证研究具有鲜明的直接经验特征。首先实证研究是以“存在一个客观世界”的世界观为前提，它坚信有一个客观世界存在。而我们实证研究就是不断地通过研究，去接近这个客观的世界。实证主义所推崇的基本原则是科学结论的客观性和普遍性，强调知识必须建立在观察和实验的经验事实上，通过经验观察的数据和实验研究的手段来揭示一般结论，并且要求这种结论在同一条件下具有可证性。根据以上原则，实证性研究方法可以概括为通过对研究对象大量的观察、实验和调查，获取客观材料，从个别到一般，归纳出事物的本质属性和发展规律的一种研究方法。特征：数理和案例。 2、伴随社会科学的发展,目前,我国社会科学内部的方法论意识日益自觉,社会科学的科学性与实践性、本土化与国际化,等等,正成为经济学、社会学和政治学等社会科学激烈讨论的问题。以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真理观,特别是唯物史观为指导,研究社会科学的性质、功能和方法,是我国社会科学进一步发展的重要学术要求和前提。 社会科学也是科学文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社会科学的方法论或哲学研究,不仅对于社会科学研究规范的建立,对于社会科学的规划、组织和管理有积极的作用,而且对于加强理论的宣传,加强社会科学知识的普及,提高全民族的哲学社会科学素质,推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都有重要的意义。 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特殊价值就在于提供探究事物的合乎逻辑和利于观察的方法。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可以帮助我们越过个人的偏见，超越个人的眼界来看世界。这就是掌握着解决社会问题方案的"超然领域"在一个越来越压抑和觉醒的时代，我们不断地希望逃避现实的社会问题，而转向和自身利益有关的事物。社会科学研究提供了一个机会，让我们面对问题，并且体验如何改变世界。
一、实证主义：源于孔德，主张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具有一致性，并寻求普遍规律性的观点。 二、经典实证主义阶段：孔德，涂尔干。 1、社会科学在学科性质上与自然科学诸学科是一致的，社会科学完全可以借用自然科学 的研究程序并纳入科学之列。 2、认为社会学的研究目的跟自然科学一样是寻找和建立规律 3、社会学所研究的社会事实（对象）是一种外在于人的客观实在。 4、主张整体主义的方法论 三、孔德： 1、人类进步法则，三种理论状态：神学的或虚构的；形而上学或抽象的；科学的或实证的。 分别对应：军事社会；宗教社会；工业社会。 2、将“实证”定义为：现实的而非幻想的，有用的而非无用的，可靠地而非可疑的，确切 的而非含糊的，肯定的而非否定的。 3、“科学层次理论”。 4、社会物理学:社会动力学，研究社会的发展的或进步。社会静力学，研究人类社会的关 系和秩序问题。 5、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不但在研究方法或程序上是一致的，它们的研究目标也是相同，那 就是发现普遍性的规律。 四、涂尔干: 1、《社会学方法的规则》纲领性著作；《自杀论》里程碑意义，社会学与社会哲学的分离 2、研究对象：社会事实，把社会事实当做事物。 3、社会学研究方法的基本特征：社会学完全独立与哲学；社会学的方法是客观性的；把社 会事实看做社会性事物，社会学所独有的性质。 五、工具实证主义（逻辑实证主义）20世纪40~60年代：拉扎斯菲尔德的哥伦比亚学派（定量研究）；芝加哥学派实地调查。着眼于具体的社会现实事物或制度，力求通过研究方法和技术的改进，通过研究语言的数学化和形式化，发展实证主义社会学。 1、坚持经典实证主义的基本前提，即认为知识只能靠系统的经验研究获得，社会科学与 自然科学的研究逻辑是一致的；承认社会世界也存在着规律，这种规律是因果规律或统计规律。 2、坚持归纳主义的原则。科学知识的基础是经验归纳。 3、坚持科学知识的客观性原则。强调知识的逻辑性和系统性。 4、坚持价值中立的原则。避免个人思想和偏好的介入。 六、批判实证主义：柯林斯、许茨：现象学创始人，理解的方法。 后实证主义：华莱士、乔纳森.特纳、亚历山大（科学连续统、新功能主义者）科学连续统：，科学可以被看做这样一个学术过程。它产生于两种不同的环境脉络之中：一是经验观察到的世界，另一是非经验的形而上学的世界。实证主义方法论危机：自身发展不足；社会危机（西方福利社会）和学术危机（针对功能主义的新理论） 1、社会科学研究趋于综合化，理论观点取向多元化。 2、对科学概念的认识和对社会科学各学科自身的认识也发生了重大变化。 3、对“客观性”问题有了新的认识。传统的实证主义知识观强调客观主义，认为知 识是积累性的，有客观的评价标准。 一、非实证主义：现象学与理解方法、批判理论、构建主义 二、现象学：狄尔泰（理解：一是你中发现我；二是凡人创造的东西都是可以理解的，强调
科学方法论 学号： 09042315 姓名：杨晖晖 课程老师：胡文龙
本科生应该掌握的六种基本社会科学研究方法 科学方法论（杨晖晖（09042315））摘要: 对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选题方法、文献检索法、访谈法八种本科生应掌握的基本方法进行了分析和讨论。 关键词: 本科生; 研究; 方法 本科生就得搞研究,搞研究是提高本科生创新能力的有效途径。古人云:“工欲善其事, 必先利其器。”本科生要搞研究必须研究和掌握科学的有效的研究方法。 一、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选题方法。 科学研究的第一步是选好研究题目, 这是科研工作的实际起点和开端。题目要新，选题可以是关心国内外大事关注现实，也可以是老问题的新阐释。选题可以是纯学术性质的, 也可以是纯现实的, 但是, 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领域里, 能够把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起来的选题是最好的。这些课题首先是现实中的热点、难点和焦点问题, 然后反映在理论学术界成为争论的热点、难点和焦点问题。因此, 作为哲学社会科学的本科生首先要关注社会现实生活, 然后, 要搞清楚学界在解答现实问题上的分歧意见, 找出各家值得肯定的合理的观点和应该否定的不合理的观点。判断各家观点合理与否的标准主要是看它是不是符合客观实际, 能不能解决现实问题。最后, 所发现的学术理论界存在的问题, 正是应该选取的课题和立意的出发点。只有这样选题, 才会选出本学科前沿的研究课题,立意才会有新意,研究结果才可能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价值。当然,一个人究竟选择什么研究课题好,除了明白这些基本道理外,个人的爱好、兴趣、人生经历、知识结构、专业基础等因素,无疑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二、文献检索法 文献检索法是调查者为了达到某个特定的目的而对于某个领域的文献及其内容进行寻找和考查的方法。通过文献检索可以迅速发现问题, 迅速进入研究前沿, 节省研究资金和研究劳力, 是社会科学研究的基础。 文献既有内容和形式,又有载体。文献的内容是指文献所记载的人类的知识、理论等, 是读者可以通过文献对于作者加以理解的东西。文献的内容, 可以是知识 (客观事实, 以及人们对于自然界和社会的发展规律的认识, 解决的问题) , 也可以是价值标准 ( 对于人类应如何看待事物的认识, 解决‘善’的问题),还可以是审美情趣(对于美的鉴赏倾向,解决‘美’的问题)。文献中的这些知识、理论等需要一定的“形式”,如一个思想家的理论可以以文字记载也可以以声音记载。这些“形式”,是沟通作者与读者的桥梁,是读者对于作者进行理解的媒介。
对经济学方法论的认识及启示 2009级经济管理2班胡清华 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改革开放,开启了我国经济高速发展的30年。身处中国纷繁芜杂的经济社会中,各种经济现象光怪陆离、引人入胜。对于学习经济学的人们来说如何找出这些复杂经济现象背后所蕴含的一般性经济规律,以及是否能借用对已有经济事实的分析来预测未来经济发展趋势,这都成为我们学习经济学方法论的出发点。 一、经济学方法论内涵及范畴 经济学方法论有广义与狭义之分,狭义的经济学方法论指论证经济学理论正确的某种原则,广义上则包含着什么是科学的经济学理论、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和理论创新的方法论。具体来讲,西方学者研究经济学方法论主要围绕对一个核心问题的回答,即如何衡量与选择经济理论。换句话讲,有无一套标准来区别开“科学的”与“非科学的”理论?如果有,用什么标准?或者如何从所有理论中鉴别出哪种是“最好”的。现实意义上,这套标准就成为经济学家在建立与发展理论时必须遵守的方法规则。 经济学本质上属于社会科学,是经济学家面对经济理论难以消解的现实,试图提出自己的尝试性解释,也是作者的主观认识对客观现实的一种认识和把握。经济学方法论在其发展过程中深受西方科学哲学的影响。元学太认为,经济学方法论属于哲学的认识论范畴,主要探讨经济学知识的性质、认识论地位以及获得途径等问题。严格意义上讲,方法论属于哲学的范畴,经济学方法论为经济理论构建提供了方法上的哲学观,即方法论哲学。张五常认为,“经济学方法论”应叫“科学的方法”,“因为科学方法论在经济方面与其他科学是相同的,所
以要笼统地说一说,不应该分门别类”,“经济学是一门科学”,因而适用于科学研究的方法论均适用于经济学研究。 二、西方经济学方法论的阶段划分以及主要思想 针对西方经济学方法论阶段划分的问题,国内学者并无统一的看法,傅耀按照科学方法论的内在逻辑将西方经济学方法论的演进分为四个阶段,即前实证主义阶段、实证主义阶段、证伪主义阶段和历史主义阶段。元学太则以20世纪70年代为界,将经济学方法论划分为两个时期,即20世纪70年代以前的方法论研究的兴起与20世纪70年代以后的繁荣时期。以下以傅耀的四阶段划分法来了解各时期的主要经济学方法论思想。 1、前实证主义阶段 前实证主义阶段的经济学方法论是一种不定型的、朴素的、自发的阶段,还处于朦胧的状态,但这一阶段的经济学方法论启迪了人们思想的火花。例如重商主义和重农学派的现象描述法和科学抽象法已经初露端倪,而在斯密经济学说中抽象演绎法和现象描述法得到了系统化的体现。斯密之后,抽象演绎法在李嘉图和西斯蒙第那里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使其渐趋精细化。此后,现象描述法又得到了马尔萨斯和萨伊的大力发展。 2 、实证主义阶段 实证主义阶段是经济学方法论史上第一个具有较完整理论表现形态的发展阶段。比如这一时期,西尼尔将李嘉图的抽象法发展到当代意义上的假说演绎法的过程中,充当了不可或缺的中介环节。约翰.穆勒把归纳——演绎方法确立为经济学研究唯一合理的方法,他的方法论可以说是标准实证主义的样板,但他并不排除抽象法的功能。凯恩斯发展了演绎法并承认归纳法和演绎法有互补作用,他将西尼尔的抽象演绎法与历史学派的历史归纳法调和起来,但在原则性的问题上,
《马克思主义与社会科学方法论》考试题及参考答案一、古希腊“第一科学”的概念及其特征分析。 古希腊的“第一科学”，即逻各斯（logos）, 也称“形而上学”。代表有巴门尼德的“存在”（真理之路）、苏格拉底的“至善”、柏拉图的“理念”、亚里士多德的“形式因”。希腊人有一种“理论心态”，即穿越“流变”表象，达到永恒不变“真理”。希腊人认为哲学和科学是一个东西，在中世纪，两者又和神学合为一体。希腊人的思维完全是政治的，通过“科学”这种手段可以把逻辑的螺丝钉拧到某人身上，因而他如果不承认它或者什么也不知道，或者没有其它任何东西是真理，他就不能走出来。 特征分析：（1）苏格拉底在自然哲学之后提出“认识你自己”、“善即知识”的重大意义在于，科学真理就是你的生命行动，从事科学（哲学）就是成为人。（2）人一旦体验到“真理”，就会服从真理。（3）真理就是至善，人的德性与德行是关于善（知识、真理）的结果，知识与价值同一。（4）真理的“体验”是在理性、逻辑、思维中的清楚明白，逻辑就是“直观”、“呈现”那个“至善”。（5）柏拉图《理想国》的洞穴比喻中的理念论之意义。（6）理念或概念是全部科学的伟大工具之一，这在亚里士多德的学说中系统表达。 二、培根“知识就是力量”的评论。 培根“知识就是力量”的论断是实验科学的产物，代表了培根的科学方法论观点。他反对经院哲学，倡导“从特殊开始，从事实开始”。他承认怀疑论论点，日常知觉的确不能给正确的自然知识提供可靠的基础；要形成科学所利用的“经验”，日常知觉必须清除掉所有在认识过程中偶然产生的、错误的“幻象”。“知识就是力量”是要达到控制自然的实践目的。培根认为只有以控制自然为目的，才有对自然的科学认识。他坚持理性主义，提出了唯物主义经验论的一系列原则，制定了系统的归纳逻辑，强调实验对认识的作用培根认为，世界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人的知识（认识）只有通过感性经验从客观外界获得。培根十分重视科学实验，认为通过实验的得到的知识更为深刻。知识虽然是抽象的，但培根所谓的知识即是人们对现象的感觉，认知以及通过科学实验所获得的对事物的认识，以此来达到控制自然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