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1949年4月由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举行的北平和谈已经过去整整六十年了。岁月变更，世纪交替，人间沧桑，斗转星移，昔日参加和谈的人物均己作古。但是中国国民党代表团中张治中、邵力子、章士钊、黄绍竑、李蒸、刘斐、卢郁文、屈武、李俊龙等有关成员“天下为公”、“以国家元气、人民生命财产为重”的真诚努力和善良愿望仍值尊敬。拨开历史途径上的荒烟蔓草，回顾这段崎岖岁月之旅，有谁能不几多思考，几分叹惜。
首先，北平和谈具有巨大的象征意义，是中国走向统一、避免分裂的最后努力。北平和谈发生的1949年4月，是空前激烈、残酷的中国内战告一段落，辽沈战役、平津战役和淮海战役刚刚结束的关口。共产党要进行部队休整，完成部队由华北战场、江淮战场到长江北岸的战略转移和渡江布署（包括训练北方士兵适应在丘陵水道遍布的南方作战）；而国民党要试图弥合失败引起的分裂和无穷争吵，加固长江防线，争取重整旗鼓，保存半壁江山。和谈对于双方都是权宜之计。共产党希望不战而屈，国民党力争喘息之机，和谈开始就步履维艰，重重阴影。双方都是力争在战争空隙中间获取更大利益。这当然是北平和谈的一个主要侧面，是以后参与和谈的双方对这段历史多方回避、不愿评论的原因。
但是，人们也很少提及另一个重要结果：和谈的失败意味着中国的分裂。共产党虽然在军事上取得压倒胜利，国民党统治已分崩离折，但共产党当时并不具有统一全国的军事力量，尤其是海军和空军力量。继续战争的结果，必将是一方解放大陆，一方占据台湾及其他海岛。这点当年指挥金门作战的解放军高级将领叶飞一清二楚，指出进攻台湾必受严重挫折，这点毛泽东也心知肚明，在金门战役失败和几次海岛作战遭遇重大伤亡以后，命令沿海部队停止攻击，而去围剿土匪。现在有人将中国分裂全归结为美苏冷战，归结为美军第七舰队对台湾海峡的封锁，这至多只是部分原因。美国的军事介入，只是加强海峡两岸彻底对立的既成事实。
明知和谈失败将会造成国家分裂，却仍执迷不悟，给中华民族带来无可估量的损失，蒋介石、毛泽东应承担最大的历史责任。回顾当时毛泽东的活动和所写文章，可以说是高瞻远瞩、雄才大略，但也显露一种趾高气扬、赌徒中奖的心理，一种将对方逼迫死角、捞取全胜、急不可待的心理。这点只要粗略对照当年毛泽东所发议论和所提和平条件、1956年中共中央委托章士釗去香港转交蒋介石的信中许诺、以及日后叶剑英、江泽民、胡锦涛对两岸形势所发表的声明和谈话，就可以看出毛泽东当年气势咄咄逼人，接连提出明知对方无法接受的条件，从而既推卸继续战争的责任、又可“将革命进行到底”的策略。
在20世纪80年代，一位和平人士极其感叹：如果北平和谈时毛泽东能多为民族和国家长治久安着想，甚至只是多些策略考虑，如果达到以后叶剑英所声明的一半的让步，给李宗仁等少许说服主战人士的理由和较多的迴旋空间，当时和谈是极有可能达成协议、实现国内和平（至少是国内局部和平）的。当然，在毛泽东当时的眼光中，台湾只
是荒远的化外之地，是无关紧要的几亇偏僻小岛，他不能想象仅仅二代人后，台湾就成富裕、繁荣的土地，成为举世瞩目的亚洲四小龙之一。
北平和谈的第二个象征意义在于，它表示着中国法统的延续或是变革。北平和谈称国共和谈，实际应称中华民国国民政府与中国共产党革命军事委员会之间的和谈。和谈破裂仅仅五个多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实际上，改变国名、成为开国元首，本身就是毛泽东等对和谈不感兴趣、蓄意制造障碍的原因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中华民国成为被推翻、被抛弃的前朝，众多来之不易的外交和约遭到弃废，大片领土海疆遭到侵吞。但中华民国还在台湾地区保留存在，还受到一些国家公开或暗中支持，为争取承认或保留邦交，海峡两岸各使招数，竞相媚外，从各种援助、购买军火到屈意讨好，抛洒大量资财，使一些国家坐收渔利，左右逢源，奇货可居，漫天要价，严重伤害中华民族的长远利益。
中国国民党元老、多年为国共合作奔走呼号的何香凝老人，因为深刻了解中华民国国名是一可贵的无形资产，就曾坚特保畄中华民国的国名，还有人建议国名取名中华人民共和国简称中华民国，或者保留中华民国国名五年以后重新再议。这些用心良苦的意见全被视为不识时务的奇谈怪论。据悉多年以后，目睹外交战线的错综复杂，毛泽东后悔当年轻率更改国名，但已噬脐莫及。
北平和谈的第三个象征意义，在于它标志中国分裂以后，大陆和台湾分别与世界上两大相互敌对的阵营建立密切联系，这就大大加深了分裂的深度。和谈期间，张治中曾苦口婆心劝毛泽东走独立自主发展道路，避免彻底倒向苏联阵营，他指出：中苏美是三个大国，中国助苏联则苏联强，中国帮美国则美国盛。我们应该既不投苏，又不靠美，走自已的路。但毛泽东对这种符合民族最高利益又具有战略目光的建议塞耳不听，几天之后就抛出《新民主主义论》，公开宣称：我们就是要一边倒，倒向苏联，岂有他哉。在此期间，如高岗控制的东北地区，开始对美国有关机构有组织的冲击、诬辱，剥夺继续工作的必需条件，直至明火执仗的驱赶。毛泽东在战事尚未结束，就急不可待奔赴苏联，与斯大林签订同盟条约，将中国拖入冷战深渊。
此外，北平和谈还标志着中国在分裂以后，大陆和台湾分别实施两种逈然不同的社会制度，这种与多次出现的南北对立相异的现象，大大增加了统一的难度。毛泽东在北平和谈期间会见卢郁文时表示要尊重经济学专家，但转眼间在中国大陆全盘接受了斯大林僵化的社会主义模式和经济体制，成为阻碍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沉重桎梏。在北平和谈期间，南京代表团曾提出双方各自维持现有经济体制，和平发展，以十五年为期，择优去劣，共同走向统一兴旺的建议。这在实际上，已经包含邓小平“一国两制”的重要思想。但是这些具有合理成分和良好愿望的建议，尚未正式商谈就遭粗暴否定。1949年4月13日，正式和谈开始仅仅数天（毛泽东四月九日还与李宗仁有电报往来），毛泽东就指使中共代表团以最后通牒方式，提出久经蓄谋的“和谈协议”，实际一字不改地坚持
既定决策，而在四月二十日尚未收到国民党方面正式答复之时，就下达了渡江作战命令。从此彻底断绝国共两党关系半个世纪。
正是由于这些巨大的象征意义，北平和谈的破裂，对20世纪中期中国的政治经济走向、世界形势的发展、仍至中国亿万人民的生活和意识都产生了重大深远影响。这至少表现在如下事件的发生：
一，朝鲜战争的爆发。朝鲜战争是斯大林蓄意唆使金日成向南进击、试图通过武装手段统一，而使美国、中国和其他国家相继卷入的一?极为残酷的战争。战争给中国造成巨大伤亡和严重破坏，也给美国造成相当损失，斯大林却取得一箭双雕的目的。虽然毛泽东多次宣称要一边倒，虽然在签定中苏同盟条约时歩歩退让，几乎一字不改全抄斯大林趁人之危时与宋子文签订的条款，虽然毛泽东甘愿为斯大林火中取栗，但斯大林仍以怨报德，不愿中国的繁荣富强。
二，中国北疆大片领土的丧失，成为一个既定事实。在17世纪之前，乌拉尔山以东并无俄罗斯人的踪迹，那里自古以来就是中国北方民族的活动?所。近二个世纪时间，沙俄、苏联通过不断蚕食侵略，霸占我国数百万平方公里的领土，其面积超过西欧各国总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所继承的是大清帝国和中华民国大大缩小的版图。但清廷和民国政府，对这些不平等条约还有所抵制、有所保留。而毛泽东为争取苏联对自己政权的支持，却全盘接受这些对中华民族根本利益造成重大损伤的条钓。的确，这些侵略大多发生在沙俄时期（其中策划外蒙古分裂则发生在苏联时期），毛泽东当时提出的最响亮的口号就是打倒卖国政府，对卖国条约、不平等条约给予拒绝、修订、重签，那么为什么对众所周知的不平等条约——甚至连列宁、斯大林都不能否认的中国近代史上最大的不平等条约——视而不见、置若罔闻、甚至没有发表过任何声明、谈话和备忘录，在编写的教科书上也没有只言片语的记载？为什么对于斯大林为削弱中国力量而策划的外蒙
古分裂，更是不置一词？为什么对指出这些不平等条约历史真相的爱国人士扣以反苏和右派分子的帽子，多方迫害、横加打击？
三，开始了20世纪最大规模的现代造神运动的序幕。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毛泽东个人威望接连攀升，在一封建专制传统根深蒂固，又受苏联个人崇拜恶劣影响的国度，由于缺乏平衡力量和相互制约因素，很快恶性发展，成为一种狂热。造成八亿人口只有一个大脑进行时时混乱的毫无理念的思维。当毛泽东掀起所谓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运动，直至亲自发动、亲自领导文化革命，亿万人民都无法听见代表正确意见的不同声音，无法开展有效的反抗或抵制，这给中国人民造成深重灾难，国民经济罗掘俱穷，罄其手有，一度濒临崩溃边缘，人民缺衣少食，黄杨厄闰，精神生活更是极度贫乏，犹如一滩死水，整个国家迅速滑向“第四世界”的泥潭。
如果站在更高视角观察，20世纪中期开始，是新的产业革命大潮汹涌的时代，是电子技术、生命技术、空间技术、海洋技术和新材料新能源突飞猛进的时代，是信息社
会初露端倪的时代。这一历史时期所发生的各种事件，在很大程度上是对即将到来的信息社会的不同反应：对抗、阻碍、被动适应、顺乎潮流，这表现为革命、战争、暴力、军事集团、经济同盟、移民、人口、工业布局、农业政策、恐怖活动、退休养老、医疗机制、劳资关系、科学教育目标、市场调节、新闻自由、国家权力、人民福利与权利众多方面。北平和谈的破裂，大陆和台湾实行不同社会制度，也就表现为对众多方面的采取不同方针政策，海峡两岸很快形成对比鲜明的两个世界。台湾龙行虎歩，赶超世界经济起飞潮流，而大陆在1976年前却步履维艰，经济、社会、科技与世界先进水平差距逐年增大，望洋兴叹。中国大陆和台湾的分裂，更表现为对未来社会的不同选择，表现为是较多还是较少符合历史发展潮流，从而具有更加深刻的含义。
对于大陆地区，发展模式可以1978年为界，划分为两个对比鲜明的阶段。1978
年后通过改革开放，经济突飞猛进，已经开始逐步缩小与世界先进水平差距。邓小平清楚这一事实，提出“一国两制”的构想，但这只能是两岸统一过渡阶段的一种模式（过渡阶段也许长达数十年）。海峡两岸的制度在过渡阶段都会逐步改变，彼此相互影响、相互促进，以适应信息社会的发展，并且缩小差异。
2008年5月，海峡两岸形势柳暗花明，胡锦涛和吴伯雄实现具有历史意义的握手，但这只是百里崎岖山路初步攀登。60年来世界和海峡两岸都发生巨大变化，但是1949年北平和谈的可贵教训，还是可供现在的人们决策参考。笔者认为，这至少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第一，双方教要进行诸多努力，要消除隔阂、缩小差距、建立互信，尤其设身处地考虑对方实际状况，站在战略高度考虑问题，决不兵戈相见，决不损人利己，而要争取双赢，1949年中国国民党代表团希望中国达到“独立，自由和民主的目标，并建设国家，臻于富强康乐之境”的良好愿望，依然是两岸领导者努力方向。第二，大陆和台湾的统一，并不是中国历史久分必合，久合必分的循环，不意味着再次出现“大一统”的中央集权，人们将会建立新的以人为本的管理体制，淡化民族主义和宗教观点，与信息时代拥有更加复杂、易双方用灵活的监控、管理和统计工具相适应，双方在各自最适合的范围发挥作用，同时为正在发展的亚洲东部和东南部政治经济圈作出贡献。第三，不少爱国人士曾经提出，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是双方统一的思想基础，这种提法不甚全面。世界文化的优秀部分，如对真善美和智慧的追求，对人权、民主和自然环境的热爱，更是双方统一的思想基础。建立一个繁荣昌盛的中国，也会极大推动人类文明的进步。第四，中国的国名，也将相应发生更改。这是解决“一中各表”矛盾的最佳方案，会是海峡两岸的共同选择。只有当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都成为历史，人们站在新的高度，对当年事件才会有更加公正客观评价。
时代的大潮汹涌澎湃，它提供皎如日星的机会，也考验两岸领导人的智慧，催逼他们把握历史契机，完成统一大业，迎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为一个昔日参与北平和谈人员的后代，这也是我的衷心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