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外交政策分析
学院：水利水电学院学号：2010301580281 姓名：吴莹
日本是一个主要由大和民族组成的积聚凝聚力的国家，国家制度是君主立宪制度，但如今社会天皇也只是一个象征意义，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政权长时间把持在自民党手中，要谈论日本的外交策略，我们不妨先看看日本的崛起历史。
说到日本民族，给世界的印象最深刻的就是三个词：好学、好战、团结。日本地处亚洲最东方，日本人有着极强的民族自尊心，但是却不自敢于向先进的国家学习。封建时代，学习大唐改革体制，使得国家走出奴隶社会；近代果断学习欧美改革政治体制，走君主立宪路线，大力发展海军，甲午一战击败有亚洲第一海军之称的清朝北洋水师。1905年又以近五十万人的代价在中国东北击败沙俄，日本海军更是打的沙俄远东舰队抬不起头，这是日本正式成为世界强国的标志。由此可见，日本的崛起过程中，先进文化所带来的影响是十分重大的。日本大和民族强大军事力量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表现的十分耀眼，军队有着极强的战斗力与执行力，虽然其在对我国的侵略战争中，遭遇了激烈的狙击，但是其自1937年开战以来一年内打垮上百万国民党军队的恐怖实力着实让我国吃了大亏。二战日本最终输了，输在了硬实力上，但其强大的军队，以及整个民族表现出来的极强凝聚力给超级大国美国都带来了很大压力。
如今二战已经成为历史，日本在美国的援助下成功的从废墟中站起来，国家综合实力稳步提升，尤其是经济方面，汽车工业，电子科技，新能源等等都走在世界的前面。可以说，日本的和平发展对于世界经济的发展有着很大的推进作用，因此我们也必须正视日本的实力与影响力。
一个国家的外交，为的是什么，为的是为本国争取更多空间，争取更多实际利益。外交形式有很多，有发自民间的企业交流，也有在国家层面上磋商与协议。如今的日本虽然实力强大但是亚洲早已不是百年前日本一家独大的亚洲，中国的崛起迫使日本向西展现自己影响力的空间越来越小，尤其是在于中国的贸易当中，日本长期的贸易顺差导致了对中国市场的极大依赖性。同时，中国的国际地位在二战以后的迅速提升，这给了日本巨大的政治压力；日本的北边是昔日的超级大国俄罗斯，虽然俄国的国际影响力相较于冷战时期已经大不如前，但是其强大的军事实力如同一把巨大的镰刀让日本感受不到安全感，日本的北方四岛自二
战以来一直控制在俄国手里，对于这样一个民族自尊心极强的国家来说是一种耻辱；日本的东方是浩瀚的太平洋，资源丰富的太平洋，但对于日本来说却也寸步难行，因为那是美国人的后花园；唯独南方的环境稍微好一些，但是显然台湾岛上的中国人对日本敌视情绪十分浓厚；
这一系列的因素决定了日本不可能像中美俄这样的国家一样拥有独立处理外交事务的能力。日本能做的只能是“投靠”某一具有巨大政治军事影响力的国家来维护国家的利益。日本现在的外交策略正是基于这样一个背景下进行的。
现在的日本是民主党执政，除了鸠山由纪夫当首相之时曾短暂的表现出要摆脱美国的军事控制的想法之外，民主党与自民党的外交政策基本都是以日美同盟为基础而出发的，二十一世纪以后日本的外交基本分为三个方面：其一，国际政治方面紧跟美国，宣扬西方自由民主价值观。比如在阿富汗反恐战争与伊拉克战争中，时任首相小泉纯一郎与美国小布什总统关系密切合作融洽，日本政府为美国人提供了大量的经济支援。小泉下台后的，其他日本领导人也是执行着这一策略，中东“阿拉伯之春”政变爆发以来，现任首相野田佳彦也是紧密跟随美国脚步支持利比亚、叙利亚的反对派。这给国际的印象是很复杂的，毫无疑问这给了美国与欧洲人很良好的印象。
其二，大力发展与东南亚、南亚各国的关系，并以其强大的经济实力给予非洲、拉美的一些发展落后的国家一定的帮助。日本在东南亚寻找了一些潜在的盟友，由于这些国家和日本一样与中国有着领土纠纷问题，日本向越南、菲律宾走近对其制衡中国的有着一定的作用。而拉拢南亚大国印度来一起干涉中国南海问题也让日本以及其身后的美国希望由北向南封锁中国的策略趋于明显。
其三，加强与中国的贸易往来，向中国销售其高端的制造业产品，并从中国收购产品原料和低端的商业产品，并通过这种贸易从中国赚取大量的资金，维持国内经济的繁荣；同时囤积大量的战略资源以缓解国内自然资源匮乏的现状。中国在高速发展的同时，也让日本的经济进一步的发展。时至今日，中国已成为日本贸易的第一伙伴。
综上来看，通俗的来讲，日本的外交就是在中国赚钱赚资源，找美国寻求安全感，找小国找强国感。如果按照这个策略发展，显然中国不会和日本翻脸，因为两国有着巨大的贸易往来；美国也会帮助日本，因为日本是美国重要盟友；小
国也会在国际会议上帮助日本提高其国家影响力。如果日本能贯彻好这一策略的话，日本的发展将会是稳定的安全的。
但是这样的策略是执行起来必须要慎重把握，简单来说就是政治上日本不能逼中国逼的太过，也不能跟美国跟的太紧。但是就今年的局势来看，野田的外交是不及格的，其最大败笔在于对华政策上面。现在风头浪尖之上的“购岛”事件，野田错误的认为中国已经默认的日本的实际占领现状，希望通过以国家“购岛”的方式来取悦选民和打压政敌。
这一事件大大破坏了中日和平交往的底线，同样是拥有极强民族主义的国家，中国是不可能容忍国土被他国所占领，尤其是日本还如此明目张胆的大肆宣传，这直接导致了中日经济的直接对抗。结果显而易见，这次对抗日本的损失会更加惨重。在政治上，日本这一行动更是将中日40年来积累的信任感彻底的粉碎。中国民众以及高层会认为日本军国主义之心不死，对中国安全会造成巨大的安全隐患。
同时日本政府也越走越偏，以钓鱼岛事件为借口妄图修改和平宪法，扩充自卫队为自卫军；宣扬日本海军对中国海军的科技优势。野田在检阅日本海军自卫队时，以日本军国主义时代的军事口号来激励日本海军“保卫”日本，妄称要倾举国之力来维护国家的每一座岛屿，这这是十分危险的信号，日本的和平宪法是不容许日本进行所谓“攻势防御”的，这一句话无疑暗示日本在钓鱼岛问题上可能会先发制人，可以说这样基于中国会妥协然后借机发展自己军力的策略是失败的。为什么？中国可以容忍日本在国内歪曲事实篡改教科书，可以容忍你“拜鬼”，但绝对不会容忍日本军事实力的扩张，容忍日本拥有核武器。就算是美国也知道，这是中国的底线，美国人对于和中国人翻脸一点兴趣都没有。美国同样也不会放着日本去发展海军，因为美国需要维护自己太平洋的霸权。所以，美国会借机将军队再次安插如冲绳岛，得到这一重要的军事基地，这只会使得日本的民族自尊心进一步受伤。
如今的日本也许做着大日本帝国梦想的人是少数，但是这些人会煽动能力是极强的，一旦让他们掌权，让他们再一次激发起大和民族好勇斗狠的征服品质，这对于东亚的稳定局面将会产生极大的动荡，盲目的日本人会以为自己将再一次掌握自己的命运掌握强大的军队。但有识之士都会很清楚，到那个时候，日本将
会等到的是中美的联合绞杀。因为美国人明白，中国的军事政治崛起是不可遏制的，未来中美更多的是合作，如果将来美国让日本军队坐大，
世界的不安定性会进一步增加，中国绝对不会容忍家门口卧着一只老虎，到那时美国人根本阻止不了中日的冲突。这极有可能导致世界的巨大动荡，这不是美国希望看到的。
作为一名中国人，我们需要理性的看待日本，承认日本的作用，与日本多从民间进行交流消除彼此的隔阂，同时我们必须时刻对这个强大的敌人保持警惕。兵者，凶器也，圣人不得已而用之。只要日本不扩军，不发展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中国都可以通过对话来解决中日之间的纠纷，促进两国的共同发展。但若是日本突破这个底线，这将会是中国北海舰队与东海舰队向日本联合舰队一血甲午海战之时！
我真心不愿看到中日之间再有一战，因为战争给我们带来的只会是伤痛，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认为中国会为了避战而妥协，丘吉尔名言：如果你在战争与妥协面前选择了后者，那你将不得不继续面对战争。
愿中日能相互谅解，为维护世界和平而一起努力！
[摘要]日本政治文化的多元性特点,表现为日本外交政策的两面性和暧昧性;对外寻求在国际体系中“各得其所,各安其分”的等级观,极力向外扩张,寻求扩大自身的国际影响力;神道教主要体现在对外交决策制定人员及外交政策的牵制作用;“耻感文化”使日本外交具有敏感性,很大程度上是对外部世界行为的被动反应,同时也使日本外交很少考虑道德问题;“集团主义”表现为在国际交往方面十分谨慎和追求与强国的结盟。 文化是民族产生和发展的源泉与动力。不同的民族有着不同的文化背景,具有独特的文化特征,表现为不同的文化形态。文化与外交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外交的进行自始至终是在特定的文化背景下展开的。无论是对交往对象的认识,还是对外交往政策的制定过程,文化始终是在幕后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由于政治文化是文化中与政治密切相关的部分,所以,政治文化对外交政策的影响尤为突出。政治文化是文化体系中的一个重要构成要素,政治文化深刻地体现了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历史文化和哲学传统;政治文化也是一国政治系统的深层结构,一国外交总是受政治文化的影响并体现该国的政治文化,在个人层面上影响决策者的对外决策方法,在国家层面上影响对外政策的内容。[1]从政治文化入手研究一国外交政策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本文试图从日本的政治文化入手,来分析其对日本外交政策的影响。 一、日本政治文化的特点及内容 日本政治文化是与日本政治紧密相关的文化,它扎根于日本,但是又不仅仅来源于日本,它不仅包括日本本土的政治文化而且包括与外界交往过程中吸收的政治文化。纵观日本政治文化的历史变迁,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日本政治文化中蕴藏的特点,概括起来主要是:政治文化的多元性,结合东西方文明,既有吸收性又有对传统的保守性。 从古代对中国文化的尊崇、对中华文明的向往,到近代以来,“脱亚入欧”口号的提出,在从封建主义过渡到资本主义过程中,对西方政治文明的吸收,我们看到的是一幅日本政治文化不断学习汲取和模仿其他先进文化的图画,因此有学者又把日本文化称作“混血文化”、“合金文化”、“飞地文化”……。值得注意的是,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日本文化虽大量汲取东亚文明中心的文化要素,具有东亚文明的共同特征,但它在自身历史积淀中却依然保持自己的特色,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独特的民族文化。在吸收外来文明的同时,日本采取的是一种“有用性”的选择原理和日本式的审美意识,一边吸收一边改造。日本民族文化摄取了中国儒学,挖掘了它的合理内核,在很大程度上突出了儒学讲求分析事物的“格物”思想,并逐渐将它改造为经验论性质的学术思想。日本民族在东亚文明总体框架之中创造了民族文化,日本文化也是在东亚地区文明的撞击中锻造形成,并不断取得飞跃的。[2](69) 在对待西方文明方面,日本的功利性更为明显。如果说在学习中华文明时,日本是被先进文明所主动吸引,那么在向西方学习的过程中被动的成分则很明显。日本是在幕府锁国状态下,开始接触西方文化的。对其学习是在感受到与西方差距的刺激下,由学习“兰学”开始的。所谓“兰学”即西学,主要指西方先进的文化知识和科技。而到了幕府后期,由于西方列强的侵略扩张,尤其是目睹满清沦为半殖民地的惨状,日本有识之士开始把目光转向西方的政治制
题目：读《战后日本外交史》有感 院系：历史文化学院 专业：历史学 班级：11级历史汉班 姓名：梁永辉 学号：20111104545
读《战后日本外交史》有感 在经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沉重灾难之后,人类社会本应享受更多的安宁与和谐,但令人遗憾的是却进入了东西方政治与军事全面对峙的冷战时代。对这种形势发生重大影响的,无疑是个别大国推行的对外政策。宋成有、李寒梅撰写的《战后日本外交史》重新审视了过去所发生的事件,具有强烈的现实感与时代气息,称得上是冷战结束后中国学者以全球视角研究日本战后外交的代表性著作。 《战后日本外交史》第一编占领时期对美一边倒外交路线的确立。战后世界形势发生重大变化,德、意、日三个法西斯国家的彻底失败,英法力量受到削弱,殖民主义体系瓦解，近代以来以欧洲为中心的传统的国际关系格局被打破，欧洲的影响开始下降，亚洲的影响将要上升。正是在这种历史条件下，美国以盟军的名义对日本进行了单独占领、并实施以服从美国的全球利益为目标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一系列改革，成为日本战后民主化的主潮，给日本乃至国际社会发展带来了深刻的影响。 《战后日本外交史》始终把握了这样一种趋势：以美苏为两极的新大国强权政治代替了凡尔赛体系的旧的强权政治，两极的矛盾与斗争在世界范围内以多种形式全面展开，成为影响战后国际关系的主导因素。在这个大背景下,日本外交被纳入美国全球战略的框架内，是为冷战服务的亦步亦趋的追随外交。该书在探
究日本外交活动的宏观国际环境的同时，还探究了日本国内领导人对外交政策的影响问题。由于美国对日占领并左右其外交政策，自吉田茂内阁起，日本依托美国的庇护寻求自己的发展已成为其外交的既定方针。 第二编是对美一边倒追随外交路线的局部调整。在这一阶段，单纯地由美国支配的外交路线越来越受到国内的反对与批评，同时由于国内经济恢复和增长，因此出现了对美日关系框架内的局部调整。比如“自主外交”的提出，以增加日本的自主性，试图减少美国人控制的势力。 《战后日本外交史》对日本与中国的关系特别重视。例如在《日中关系的进展与挫折》一章中作者所提到的为推进日中关系正常化而辛勤工作的日本友人不下数十人, 面对日中关系的低谷，更多的日本友人却逆流而上为改善日中关系而努力。他们当中有政治官员、国会议员、新闻记者、学者和工商业巨头，活跃在日中邦交正常化前的民间外交中，为推进日中关系的发展扮演着十分重要的社会角色。 日本与东南亚国家的关系，也是该书着力探讨的一个重要方面。作者认为，日本与东南亚国家修复与改善关系，是在东西方冷战体制形成的大背景下实现的，既有追随美国政治路线、作为向其讨价还价的政治砝码的一面，也有渴望获得东南亚资源与市场的现实考虑。作者具体地剖析了日本与东南亚的复杂关系，为读者理清了日本外交的来龙去脉，有助于我们今天对日本问题的
冷战后日本外交政策研究 冷战的结束极大地改变了二战结束以来的国际格局。国际环境的巨大变化及随之出现的国家间关系的新的互动，迫使世界各国纷纷调整自己的对外战略。以冷战结束为界标，我们可以把日本的对非外交分为两个具有不同特征的发展阶段。本文在简要概述冷战时期日本对非外交的基础上，着重探讨冷战后日本对非政策的发展变化及其基本动因。 一、冷战时期日本的对非外交 日本与非洲国家的关系是在二战后逐步建立和发展起来的。(注：二战前，非洲只有埃及、埃塞俄比亚和利比里亚三个独立国家。日本同埃塞俄比亚曾有过一定的接触，双方在1930年前后维持了一段时期的外交关系特别是皇室关系，1935年意大利法西斯公然侵犯埃塞俄比亚，日本公开支持墨索里尼的野蛮行动，拒绝承认埃流亡政府，双方关系随即破灭。)二战结束后，日本军国主义神话的彻底破产及和平主义的普遍兴盛，美国单独的军事占领及其在日本推行的比较全面的民主化改造，使日本外交战略得以形成的国内外环境彻底改观。冷战时期，日本自愿或被迫地选择了一条明显不同于二战前的外交战略，这一战略从根本上以“日美
同盟”和“经济中心主义”为其两大支柱。由于此，日本得以在美国的经济扶植和核保护伞下，积极利用有利的国内外资源专注于经济和科技的振兴，以此逐步恢复自身在国际舞台上的政治和外交影响力。这一外交总框架从根本上决定了日本对非外交的战略和策略取向。 就战略层面而言，日本对非外交体现了明显的“新重商主义”(neomercantilism)特征。(注：PeterJ.Schraeder,“Japan'QuestforInfluenceinAfrica”,CurrentHistory,May1999,p.232.) 在策略层面上，日本强调通过援助来渗透非洲国家市场的目的，以促进日本的对外贸易与投资。 但是，并非所有非洲国家都能均衡地得到日本的经济援助。日本以资源和经济潜力为标准把那些具有重要战略价值的国家列为核心国家(keycountries)(注：JunMorikawa,JapanandAfrica:BigBusinessandDiplomacy ,AfricaWorldPress, Inc.,p.15.) 之列，并对这些国家施以重点援助。
浅析新时代外交政策 摘要：2013年以及过去的2012年国际经济、政治、安全形势错综复杂，伊拉克战争告一段落世界多极化进程不断加快。国际经济在缓慢和不平衡中复苏，不确定因素仍然很多。国际安全形势不容乐观，朝鲜半岛安全不容乐观、中东战火纷飞、伊朗核问题得不到有效解决、非洲大面积军事冲突以及中国与周边国家领土纷争愈演愈烈。2013已经走过大半，我们要继续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旗帜，始终不渝走和平发展道路，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推动世界持久和平、共同发展！ 关键词：新外交中国周边安全局势外交政策 一、中国新外交的提出 2004年，中国共产党在十六届四中全会上首次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这是党的文件中第一次把“和谐社会”建设放到同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并列的突出位置。2005年，中国在亚非峰会首次提出“和谐世界”理念，在联合国成立60周年首脑会议上胡锦涛主席首次在代表世界最高权威的讲坛上，以国家最高领导人的名义，提出构建一个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思想。随后，这一理论不断在APEC、二十国财长会议上频频被提起。 我们看到从提出建设“和谐社会”，再到倡导世界各国携手共建“和谐世界”，中国不断完善着对自身、世界以及对外关系的认识，将“和谐”从中国内政延伸到外交。作为2005年中国外交的最大亮点，可以说，“和谐世界”已渐渐成为中国外交理论的主轴。 “和谐社会”与“和谐世界”的关系，反映的正是全球化背景下中国发展与人类社会发展的辩证统一关系。“和谐社会”与“和谐世界”的核心是“和谐”，其本质是相同的，只是具体所指的目标不同。建设“和谐世界”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外部条件。中国政府明确阐述了“和谐社会”及“和谐世界”的内涵：中国要构建的和谐社会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中国倡导的和谐世界则是“坚持多边主义，实现共同安全；坚持互利合作，实现共同繁荣；坚持包容精神，共建和谐世界”。 “和谐社会”与“和谐世界”思想体现了中国内外政策的高度统一。“和谐
当前国际形势和我国的外交政策时政分析过去几年，我国的国际战略态势总体上继续朝着积极方向发展，大国关系进一步调整，周边关系进一步改善，但与此同时，我们仍面临着一些挑战，必须居安思危，妥善应对。 1 当前国际形势： 在国际金融危机影响下，世界加速进入经济大动荡、格局大调整、体系大变革的新阶段。世界经济艰难复，风险犹存，在这种情况下当前国际形势分有如下5个特点： 一、国际局势保持总体和平、缓和与稳定态势，但局部性的战争、动荡与紧有所加剧。 二，经济全球化和区域合作深入发展，各国相互依存不断加深。 三，传统与非传统安全威胁相互交织，不稳定、不确定因素增加。 四，世界的多样性和多元化，不同文明、民族、和发展模式在竞争中共处，在交流中发展。 五，中国的和平发展成为影响国际形势的重要因素，我国的国际地位稳步上升。 下面从大国关系和周边关系进行阐述。 2 大国关系 （1）中美关系保持总体稳定并有新的进展 过去两年，双方在一些热点问题上加强沟通，双边关系的战略涵更加丰富，两国军事交流与互信得到增强。访问加勒比国家，并与美国总统奥巴马举行会晤，这开启了中美元首的首次“庄园外交”形式，这将为今后中美关系走向树立风向标。 （2）中俄关系取得长足发展 两国高层互动频繁。时任国家主席与普京总统五度会晤，为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第二个10年的发展确定了总体框架。双边经贸合作务实推进，中俄双边贸易额稳步增长。尤其主席首次出访第一站就选择了俄罗斯，这就更能看到发展中俄关系是我国外交的重中之重 3）中日关系呈现一片疑云
去年日本政府的购岛闹剧，使得本就脆弱的中日关系跌入低谷。日本政府无视二战后形成的新的世界秩序，无视历史，甚至践踏国际公约的行为引起了亚洲国家的不满与警惕。我国与日本围绕钓鱼岛问题展开了激烈的斗争，日本也由此成为搅动东亚局势的罪魁祸首。 （4）中欧关系保持稳定和发展 过去几年，会晤多位欧洲政要，法国总统、英国首相等欧洲国家领导人访华，中欧举行第十次领导人会晤和第三轮中欧战略对话。进入时代，克强总理首次外访，欧洲之旅即选择了瑞士、德国，不仅签署多项经济、教育相关文件，而且为遏制欧盟反制中国的光伏产业提供了更多的话语权。 3. 当前我国周边安全形势： 当前，随着中国“睦邻、安邻、富邻”的周边外交政策的深入推进，以及多边安全合作机制的进一步稳固，中国周边形势总体上将继续趋于平稳。主要形势主要包括： 1、周边热点继续降温，但存在着潜在危机。中国周边牵涉到的国家达28个，是世界上邻国最多的国家，周边环境复杂程度高、竞争激烈； 2、大国继续争夺地缘战略优势，中全压力“西缓东急”。特别指出美国重返亚太战略指导下，运用其超级大国的影响间接的与中国形成了“周边”的关系； 3、睦邻互信继续增强，但“中国威胁论”依然存在；中国的崛起对世界的影响力逐渐提升，中国的发展给周边国家带来了巨大的经济利益的同时也被一些国家视为威胁。周边国家对待中国的崛起普遍存在所谓的“中国威胁论”的疑心，导致对华的态度敏感而强势。 4、中国与周边邻国即存在历史遗留问题，又出现了一些新的领土、领海、岛屿争端； 5、非传统安全与传统安全问题交织，维护国家安全任重道远。 4、周边的主要热点及安全问题： ?钓鱼岛问题：日本“购岛”闹剧与中国的反击；既有历史遗留问题，又有关于二战胜利成果的维护与否定的问题，不仅是中国和日本的领土争端，还涉及到中国与美国的博弈。 ?南海问题与海洋领土争端：美国强行介入南海问题，试图与中国周边国家一
当前国际形势与中国外交政策浅析 ——解析当前国际形势，把握国家对外政策关键 网络工程0912班 2009811057 摘要：以对当前国际形势发展趋势以及特点的分析为切入点，体会当前国际形势的纷繁复杂，主要从世界经济复苏与风险、世界局部性战争、美霸权主义以及防恐新形势这四个方面进行分析，从而把握时代的脉搏，看清国际形势。当面对国际形势发展带来的挑战和机遇的时候，我国将以更主动的姿态展开全方位外交，积极活跃在国际舞台上，维护了总体有利的外部环境。主要从开展峰会外交、稳定和发展同主要大国的关系、深化同周边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友好合作以及积极参与解决热点和全球性问题展开外交。 关键词：国际形势经济复苏防恐新形势外交政策 随着世界格局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中国的前途命运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面对国际各种力量的此消彼长，中国既面临千载难逢的发展机遇，也面临着复杂激烈的国际竞争。因此，全面理性认识和把握当前国际形势特点和趋势，对于制定正确的对外战略具有十分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一、当前国际安全形势发展趋势及特点分析： （一）、世界经济在调整中缓慢复苏，仍面临诸多不确定风险 首先，在国际金融危机后世界各国经济复苏的不同步、不均衡特征越发突出，全球复苏进程相对缓慢。美、欧、日等主要发达经济国家复苏乏力，亚洲、拉美和非洲经济增长较快，发展中国家发挥着全球经济增长引擎作用。发达国家大规模刺激计划效用衰减，结构性问题并未得到根本解决。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受自身发展水平制约，不同程度地面临通胀压力，短期内难以填补全球需求缺口。 各主要经济体加紧反思调整经济增长方式和管理模式，围绕新的发展制高点的竞争不断加剧。美国政府将经济繁荣列为国家力量源泉，继推出“出口翻番”、“再工业化”和新能源发展战略后，又宣布基础建设投资计划，力图通过强化实体经济和出口能力重塑美全球竞争优势。欧盟提出转向知识创新经济，实现经济健康和绿色发展，增强欧盟经济包容性和社会向心力。日本公布“新增长战略”，将转向利用国内要素和扩大对外开放并举的需求引导型增长。同时，很多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仍面临自然灾害、流行疾病、能源资源、粮食和水资源短缺等发展瓶颈，可持续发展仍面临诸多挑战。 (二)、世界局部性的战争、动荡与紧张有所加剧。 突尼斯总统本?阿里14日晚突然离境，携家人于15日飞抵沙特阿拉伯。首都突尼斯市14日晚至15日晨发生暴力事件，军队进入市区，维持秩序。本?阿里1987年接任突尼斯总统，于1989年4月正式当选。此后，他四次连选连任突尼斯总统，执政至今。这起戏剧性事件的导火索，是突尼斯城管“粗暴执法”，逼一名小贩自焚身亡，引发全国骚乱。，其多米诺骨牌效应更是波及到了北非、中东地区的多个国家，引发了世界各国的关注。从本次风波事件来看，北非、中东国家将进入内部纷争加剧的多事之秋，目前整个动荡局势还在延续，尤其是利比亚还在采取武力镇压，从而爆发了内战，国际
（财务知识）日本的经济外交政策
日本的经济外交政策 壹、经济外交政策的提出 1957年，日本政府发表了第壹份《外交蓝皮书》，明确提出包括“经济外交”的三项“重要课题”，从而揭开了战后日本“经济外交”的序幕。1958年通商产业省发表的《通商白皮书》命名为《经济合作的现状和问题》,其“前言”指出“经济合作的基点是立足于国际协调的精神，于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作出贡献的同时，仍要适应我国经济发展的方向，为扩大输出市场和确保重要资源输入市场做贡献”，不仅强调对外经济合作和国内经济发展的关系，且认为“我国对外经济合作,以国内经济的发展、对东南亚赔偿问题的解决和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援助为背景,渐渐进入壹个新阶段”。因而能够将这2个文件视为日本政府开始积极推进经济外交的“宣言书”。ODA作为日本经济外交的主要方式、重要手段和组成部分，其形成、发展和演变和经济外交的发展过程密切关联，且呈现出阶段性变化的特点。 对于“经济外交”这壹概念，日本学者有表述方式和基本内容不尽相同的各种界定。有的认为：经济外交是“于对外政策方面，为实现国家的诸多经济利益，而由该国政府尽量动员本国资源来推行的对外关系的壹种方式”，突出了经济外交的动因、目的和行为主体。1也有认为：经济外交是“有关贸易、资本、金融、服务等各方面的市场开放，和随着经济摩擦而导致的进出口限制，以及经济制裁、经济援助等日本政府的各种政策”，强调了经济外交的内涵、外延和结构性的内容。2中国学者认为：对日本的经济外交有广义和狭义的俩种解读，只有从这俩个方面全面理解经济外交，才能更深刻地把握其不同时期的特点及演变的实质。于狭义上，经济外交“就是指以实现各种经济利益为目的，借助经济手段进行的外交活动。是相对于政治外交、军事外交而言的。”于广义上，经济外交“不仅被日本政府当作追求经济利益的手段，而且被用来弥补其政治、军事外交手段之欠缺，即被用以追求政治、安全上的目的，以至于使整个战后日本外交带上了经济外交的特征。”前者强调经济外交的
日本及其外交政策 班级：11级建筑环境与设备工程二班 姓名：赵京 学号：2011800427 【内容摘要】日本是东北亚一个由本州、四国、九州、北海道四个大岛及6900多个小岛组成的群岛国家。二战战败后实行以天皇为国家象征的君主立宪制，经济实力迅速提高。日本是世界七大工业国集团中、亚洲至今唯一的成员国，亦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和资本主义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日本的科学研发能力居世界前列。但是，日本作为二战战败国，国际政治地位不能与其经济地位相匹配，谋求政治大国地位也是日本外交的中心任务。 正文： 一个国家的外交政策必然会以该国的基本国情为依托，为实现该国利益的最大化而制定，因此，本文将从日本概况和由此制定的外交策略两方面来介绍我们的邻国——日本。 1日本的简要介绍 自然环境方面，日本为于我国东北方向，与我国隔海相望，被太平洋环绕。总面积为：377，835平方公里，其中土地面积37万多平方千米，水域面积3，091平方公里，领海面积310000平方公里。境内多山，山地成脊状分布于日本的中央，将日本的国土分割为太平洋一侧和日本海一侧，山地和丘陵占总面积的71%。国土森林覆盖率高达67%。富士山是日本的最高峰，海拔3776米。富士山被日本人尊称为：圣岳。 日本的平原主要分布在河流的下游近海一带，多为冲积平原，规模较小，较大的平原有关东平原、石狩平原、越后平原、浓尾平原、十胜平原等。日本平原面积狭小，耕地十分有限，人口生理密度高达3054人/平方公里，为世界第二，仅次于埃及（3503人/平方公里）。 政体方面，二战后，日本在美国的帮助下建立了君主立宪制度，宪法订明“主权在民”，而天皇则为“日本国及人民团结的象征”。如同世界上多数君主立宪国一样，天皇没有政治实权，但备受民众敬重。日本是世界上唯一一个宪法没有赋予君主任何权力的君主制国家。 日本政治体制三权分立：立法权归两院制国会；司法权归裁判所，即法院；行政权归内阁、地方公共团体及中央省厅。 经济与科技方面，日本是世界七大工业国集团中、亚洲至今唯一的成员国，亦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和资本主义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日本的科学研发能力居世界前列，国民拥有很高的生活质量，是全球最富裕、经济最发达的国家之一。日本为八国集团之一，首都东京是亚洲最大和全球领先的世界级城市之
论外交决策模式中的理性决策模式 摘要：“理性决策模式”是外交决策研究的基本模式，具有决策者的单一人格化、决策目标的现实主义化、决策过程的完美理性化三个基本特征，但该模式忽视了显示国际政治中决策机构的多元化、国家利益的复杂性、决策过程的非理性操作性，存在着局限性。本文试就“理性决策模式”的定义、基本内容和基本特征作一定阐述，并对其得失提出自己的评价。 关键词：理性决策模式、定义、基本内容、基本特征、优势、缺陷 外交决策虽然是针对外交、应对国际环境做出的决策，但是决策的基础还是国内政治，而且外交决策可能涉及的领域非常广泛。作为一种危机处理方式，无论是金融、安全、环境、技术、文化、教育等等各个方面出现了问题，都可能涉及外交决策。因此，外交决策可谓“贯穿内外，包罗万象”。 此外，外交决策是如何做出的并没有一个统一的模板，各国各地的国体政体、政治传统、民主程度都可能影响一国的决策方式。但是为了规范研究，学者们还是将外交决策模式在理论上大体上分为了三种：即以博弈论为主要方法的理性选择模式、以系统论和控制论为方法的官僚组织模式和基于心理分析法的认知心理模式。 理性决策模式（rational model），是美国哈佛大学教授格拉汉姆·艾里森（Graham T. Allison）在其《决策的本质》一书中所论述的“外交决策三大模式”之一，也是众多学者、专家用来观察、理解各国政府外交决策的传统研究视角。 一、“理性决策模式”的定义及基本内容 “理性决策模式”，即是在历史学的外交决策研究框架内，将国家或国家外交决策者看作是一个高度统一的行为体，并认为决策者能从理性出发，能依据同样的国家利益，在一切可供选择的外交方案中进行决策，以谋求国家利益的最大化的一种外交决策模式。 从这个定义可以看出，“理性”是“理性决策模式”的核心要素。那么，何谓理性？理 性一词（rationality）来源于拉丁词根“ratio”，带有“明智、理智”的含义，通常用来描述信仰范畴中的“坚持信念的方式”[1]以及行为活动范畴中的手段与目的之间的关系。理性决策中的“理性”属于后者。帕森斯(Talcott Parsons) 教
第三章 1，组织伦理之父——韦伯P88（207/255） 马克斯·韦伯（1864-1920）生于德国，曾担任过教授、政府顾问、编辑，对社会学、宗教学、经济学和政治学都有相当的造诣。韦伯的主要著作有《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般经济史》、《社会和经济组织的理论》等, 其中官僚组织模式的理论（即行政组织理论），对后世产生了最为深远的影响，韦伯因此被称为“组织伦理之父”。（其行政组组织理论正是产生于德国企业从小规模世袭管理到大规模专业管理转变的关键时期。）同时，韦伯和泰勒、法约尔被认为是西方古典管理理论的三位先驱，甚至有人将他与杜克海姆、马克思奉为社会学的三位“现世神明”。 2，韦伯的权力理论P88（276） 韦伯认为，任何组织都必须以某种形式的权力作为基础，没有某种形式的权力，任何组织都不能达到自己的目标。人类社会存在三种为社会所接受的权力：来自传统或世袭的传统权力，来源于别人的崇拜与追随的超凡权力，根据法律与规定的法定权力。在这三种纯粹形态的权力中，传统权力的效率较差，因为其领导人不是按能力来挑选的，仅是单纯为了保存过去的传统而行事。超凡权力过于带感情色彩并且是非理性的，不是依据规章制度而是依据神秘或神圣的启示，所以这两种权力都不宜作为行政组织体系的基础，只有理性和法律的权力(合法权力)才能作为行政组织的基础，其最根本的特征在于它提供了谨慎的公正。 3，官僚制P89 (228) 作为韦伯组织理论的基础，官僚制在19世纪已盛行于欧洲。韦伯勾勒的理想的官僚组织模式/官僚制具有以下特征：组织中的人员应有固定和正式的职责并依法行使职权；组织的结构是分层控制的体系；成员间的关系只有对事的关系而无对人的关系；成员有严格的资历限制和选用制度，并建立了奖惩与升迁制度；通过对成员的专业分工与技术训练提高工作效率。官僚制的提出，为行政组织指明了一条制度化的组织准则，为社会发展提供了一种高效率、合乎理性的管理体制，目前已经成为各类社会组织的主要形式。 4，施耐德外交决策P90-93 (292) 施耐德从决策的视角研究外交政策，研究对象主要是“黑箱子”内部的决策组织和决策者个人的决策行为。由于研究内容涉及组织运作、官僚政治、认知心理等，被成为外交决策学的“大理论”。施耐德认为，研究外交政策的过程与研究其结果同样重要，对外交决策过程的研究就是外交决策学。他指出，外交决策的研究主题仍是民族国家，其主要概念有作为行为者的国家、目标、手段和情势；外交政策行为是职权范围、沟通和信息，动机三个要素相互作用的结果。施耐德用系统分析法为外交决策研究提供了一个框架，这个框架有两个支柱：决策组织的形态和互动；决策者的心理状态。这是这两个支柱内外各种变量之间的相互作用，导致了决策的最终形成。 5，研究框架P93 （232） 施耐德用系统分析法为外交决策研究提供了一个框架，这个框架有两个支柱：决策组织的形态和互动；决策者的心理状态。这是这两个支柱内外各种变量之间的
外交政策分析的认知视角：理论与方法_国 际政治论文 ; 仰是很难变化的，但是处于边缘部分的因素则非常容易变化，并最终可能影响到中心信 仰的变化。在理论方面比较能代表这一时期成就的是杰维斯的《国际政治中的认识与错 误认识》。他在提出从四个层面上对国际政治进行研究的基础上，重点研究了决策者的 认识过程对外交决策，乃至国际政治的影响。如认知的一致性是如何影响外交决策的， 外交决策者又是如何从历史中学习的，态度是如何变化的，外交决策者对现实错误认识 的规律及其影响等等，进而提出了认知对研究外交决策和国际政治的重要性。他认为， “如果撇开决策者对世界的信仰和他们对其他人的印象(image)，通常是不可能解释关 键性的决定和外交政策的。”(注：Robert Jervis,Perception and
Misperception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76),p.28 .) 与此同时，一些对外交政策的研究也采用社会认知或图式理论的方法。如拉尔森对遏 制政策起源的研究，就是利用内容分析的方法，借用有关档案材料，对从二战结束前的 1944年到1947年冷战爆发这一段时间内美国外交政策的制定者杜鲁门、哈里曼、贝尔纳 斯、艾奇逊等对苏联的认识发展过程进行的研究。他发现艾奇逊对苏联的认识基本上是 稳定的，而其他几个决策者对苏联的认识则经历了从盟友到对手乃至敌人的变化过程， 进而提出没有一种关于认知的理论能够解释所有美国对苏
联政策的决策者的认知变化过 程。(注：Deborah https://www.doczj.com/doc/7313901179.html,rson,Origin of Containment:A Psychological Explanation( 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85).)罗赛蒂采取相同的方法对卡特 政府外交政策主要成员的信仰及其对外政策的影响进行的研究得出了类似的结论。他指 出在上台之初，卡特政府外交政策的主要成员卡特、万斯和布热津斯基的世界观是基本 一致的，都非常乐观。他们都不赞同尼克松、基辛格的权力政治和均势外交，认为那些 是不道德的，不能反映美国的价值观和美国外交政策的优势，希望与苏联建立一种和谐 的关系。但是随着苏联在全球扩张的升级，从第一次埃塞俄
中国外交政策 中国外交政策指的是我国在处理同包括社会主义国家在内的一切国家的各方面关系如政治经济文化外交边界关系中，一贯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等，以及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发展演变而来的其他政策措施处理办法，在我国外交政策的指导下
1957年，毛泽东主席在莫斯科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国坚决主张一切国家实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1963年底至1964年初，周恩来总理出访亚洲、非洲和欧洲14个国家时，提出了中国经济援助的八项原则，把五项原则扩展到经济领域。1974年，邓小平同志在联大特别会议上再次强调国家之间的政治和经济关系都应建立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1988年，邓小平同志又率先明确提出以五项原则为准则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主张。 2000年7月6日，国家主席江泽民在访问土库曼斯坦期间，就关于建立国际新秩序阐述了中国一贯坚持的四项原则。 原则 一、维护和平、反对武力。二、相互尊重、主权平等。三、自主选择、求同存异。四、互利合作、共同发展。 中国高举和平、发展、合作旗帜，坚持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坚持互利共赢的对外开放战略，既通过争取和平的国际环境来发展自己，又通过自身的发展促进和平。 中国将继续推动世界多极化，倡导国际关系民主化和发展模式多样化，促进经济全球化朝着有利于各国共同繁荣的方向发展。积极倡导多边主义和树立以互信、互利、平等、协作为主要内容的新安全观，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反对一切形式的恐怖主义，推动国际秩序向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
中国在互相尊重领土主权，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发展与世界各国的友好合作关系。 坚持与邻为善、以邻为伴的方针，加强与周边国家的友好合作关系。深化与发展中国家的互利合作，维护与发展中国家的共同利益。进一步发展同发达国家的关系，努力寻求和扩大共同利益汇合点，妥善处理分歧。积极参与多边外交，维护和加强联合国及安理会的权威和主导作用，努力在国际事务中发挥建设性作用。同时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在国际上产生深远影响，被越来越多的国家接受，成为处理国与国之间关系的基本准则。 目标 中国政府和人民愿与世界各国人民一道，努力建设一个持久和平与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 成果 在当前国际形势中，和平、发展、合作仍是主流，中国和平发展的机遇大于挑战。2005年，中国外交积极主动地开展工作，利用机遇、应对挑战，进一步塑造了为世界和平、发展、合作而不懈努力的国际形象，展现了坦诚、负责、务实、灵活、开放的外交风格和坚持原则、仗义执言的社会主义国家风范。从中国和世界和平发展的利益出发，中国外交全面运筹同周边国家关系、同大国关系、同发展中国家关系及多边外交，增强外交软实力，取得一系列新的成果。
国际形势变化和我国的外交政策分析 第1题：在新中国成立后相当长时期内，中国在很大程度上扮演着国际体系中的革命性角色。 A.正确 第2题：美国对于钓鱼岛采取实用主义的态度：（）。 D.对自己有利 第3题：台湾及朝鲜半岛，（）年清政府签署签《马关条约》，其中规定中国割让台湾给日本，并允许朝鲜独立。 B.1895 第4题：“极”即是指以国家为主体的力量中心。 A.正确 第5题：随着多极化观念的形成，中国转换为一个在国际体系内追求实现现代化目标的参与性和建设性的角色，并且将自己视为国际体系大国关系中的一支重要制衡力量。 A.正确 第6题：俾斯麦：“没有永恒的朋友，也没有永恒的敌人，只有永恒的利益”。 A.正确 第7题：G9：俄罗斯的加入，但只参与政治事务的协商。 B.错误 第8题：中国在入常后对于国际体系作法是？（） A.体制内重要分子 B.向中心位置的移动
C.参与管理者 D.维护者 第9题：外来大国战略因素的凸显和周边的固有矛盾相互结合，相互混杂，造成了矛盾的更加复杂，从而很难解决。 A.正确 第10题：小布什主要政绩：（）。 A.反恐 第11题：钓鱼岛历来是中国的（）领土。 A.固有 第12题：G8：上世纪70年代石油危机之后西方国家协调经济、能源、货币等各方面的金融政策组成的。 B.错误 第13题：东亚历史曾经存在以中国为政治和地缘核心的（）秩序，即古代的东亚地区性的国际关系体系。 D.华裔 第14题：和平与发展时代是中国第（）代领导人做出的重要战略判断。 B.二 第15题：毛泽东时代：第一世界：美国、苏联；第二世界：日本、欧洲、（）；第三世界：亚洲（日本除外）、非洲、拉丁美洲。 B.加拿大 第16题：钓鱼岛对于日本的含义？（） A.钓鱼岛与日本政治大国化的目标密切关联 B.配合美国的战略东移
2020+年的中国外交政策情景分析 中国2020情景分析项目1 中国早已走上了大国崛起之路。在政治家、科学家以及公众看来，这是发展国际关系的重要因素之一。可谁能在此刻断言，这种趋势是否会继续下去，以及会持续多久呢？这个问题定当没有一个唯一的答案。 本文正文部分将描述三种互不相同的情景，即在何种条件下中华人民共和国2020年的外交政策将出现怎么样的变化。本文将首先介绍描绘出这些情景的依据——情景分析法（Scenario Method). 2 情景分析法 目前，国际形势正变得愈发错综复杂，社会、经济、技术以及政治的变化互相影响。在此大背景下，对国际政治的分析变得愈发困难。与此同时，有关未来如何发展的问题对决策者来说就变得越来越重要。迄今的阐述模式都有民族国家权力类型的烙印。由于使用的是外推法，因此在瞬息万变的国际格局下，这些阐述模式变得收效甚微，而且不符合未来发展形势的需要。3 明克斯（Minx）和布尔克（B?hlke）提出的问题“当今的现状、理论结构或者概念是否足以用来描述未来的改变？”，从一定时间点开始其答案毫无疑问是否定的。使用外推法进行长期预测就好比驾车时通过后视镜推断路况一样。鉴于这点，本文所采用的情景分析法提供了一种可能性，即在撇开当前景象和概念的情况下，对于“如果……会怎样”这个问题给出符合前因后果逻辑关系（不一定可能！）的回答。 情景分析法的“核心在于通过一种有条理的交流模式（communication process），展现出可能的未来发展状况，该模式可以使各种推动力量和其衍生后果（……）清晰化。” (明克斯 /布尔克，2005: 174). 这一方法中，交流模式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因此，在分析正式开始之前，十到十二位不同专业领域的人员组成小组，以尽可能符合情景分析所需要的全面化要求。所以，全体小组成员将参与讨论并商定各情景的准备工作。 第一个常规工作步骤是建立各种特征形式下的可变影响因素（参数），例如：“权威专家政治”、“民主政治”和“解体”三个特征下的“国家政治体系格局的设计构建”。通过精确分析当前的相互作用关系，人们可以得到这样或那样的参数特征。确 1 作者：约翰内斯.加布里埃尔（Johannes Gabriel），克里斯丁.施密特（Kristin Schmidt），西蒙.克里斯特（Simone Christ），蒂尔.迪特克里斯特（Till Dittkrist），马丁.埃克哈德（Martin Eckhardt）， 玛莲.叶迅内 克（Mareen Jeschonneck），蒂姆.克沃塞克（Tim Kwoczek），米夏埃尔.莱西纳（Michael Lechner），托马斯. 泰什（Thomas Tesch），扬.弗格（Jan Vogel）。中国2020脚本项目为特里尔大学国际关系和外交政治专业与柏林 戴姆勒研究中心社会与科技调研组（STRG）的合作项目。尤其要感谢社会与科技调研组（STRG）和林亚国际（ Linya Int’l）的丹尼尔.佳（Daniel Jia）所给予本文翻译的资金支持。 2 参看名克斯（Minx），埃尔克哈尔德（Eckard）以及布尔克（B?hlke），艾瓦尔德（Ewald）（2005）：思考不 同的未来。世界瞬息万变，片刻不停，如何才能制定出合适的战略构想？，见：《国际政治》，2005年12月，第12期，第六十年，第14至22页。 3 参看威尔登费尔德，沃纳，（Weidenfeld, Werner），（1999）：告别马尼，未来国际政治思考，见：《国际政治》，1999年12月，第12期，第五十四年，第1页至第9页。 4 明克斯/布尔克 2005：17。
Se p.2007 Vol.9,No.5Journal of Northeastern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 ) 东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9月 第9卷第5期 收稿日期:2007-03-22 作者简介:刘国华(1963-),男,安徽怀宁人,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副教授,主要从事日本问题研究。 战后日本经济外交及其新动向 刘国华,李 阵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安徽合肥 230026) 摘 要:二战后,由于日本政治、军事外交的开展受到国际社会和国际法的极大限制,经济外交就成为日本重返国际社会、占领国际市场以及谋求政治大国地位的重要途径。通过政府开发援助等手段的实施,日本的经济外交在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受强烈的经济动机和政治色彩的影响,加之受日美基轴及相关政策的制肘,日本战后以来的经济外交并没有完全达到其预期的效果。 关 键 词:日本;经济外交;政治大国;历史问题 中图分类号:D 8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23758(2007)0520429205 美国学者塞缪尔?亨廷顿指出:“经济力量实际上可能是最重要的权力源泉,在主要大国间军事冲突不大可能发生的时代里,经济力量在决定国家的国际地位高低方面将起日益重要的作 用。”[1] 而经济外交则是指以实现各种经济利益 为目的,借助经济手段而进行的外交活动[2]。作为战败国,战后日本不仅失去了对外实施军事外交的可能性,政治能力也大为削弱。经济外交不仅被日本政府当做追求经济利益的手段,而且被用来弥补其政治、军事外交之欠缺,即被用以追求政治、安全上的目的,以至于整个战后日本外交带上了经济外交的特征[3]。 一、日本经济外交的演变 日本为占领国外市场、改善国际形象、实现政治大国的诉求大力开展经济外交,其发展演变大致经历了以下四个阶段。 1.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初期:经济外交 的形成、发展时期 1952年吉田茂在组建第四届内阁时的施政 演说中首次提出了“经济外交”的概念,他指出:“政府准备首先进行一系列经济外交工作,如缔结通商航海条约、通商协定等,以促进对外贸易的发 展”[4]。1954年,日本加入了“科伦坡计划”,开始 了从受援国到援助国的转换过程。1957年,日本政府发布第一个外交蓝皮书,“经济外交”概念第一次出现在政府的正式外交文献中[5]。此后日本历届政府都致力于利用经济外交,对内谋求国民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的改善;对外消除侵略战争造成的后遗症,以使日本尽快重返国际社会。进入60年代,日本经济迅速发展,国民生产总值先后超过英、法和德国,成为仅次于美国的西方第二经济强国,日本对外援助的意志和欲望也随之大为上升,更加积极地向发展中国家提供政府开发援助,冀图扩大经济势力范围,确保海外资源的稳定供应,为自身经济发展创造良好的外部条件。 2.20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初期:经济外交 进一步发展和转型时期 从70年代初期开始,随着美国外交政策的调整,美苏关系相对缓和,国际政治环境发生了对日本有利的变化。此时日本政府的大国欲望逐渐上升,经济外交开始更多地考虑政治安全因素,非经济性战略意图日趋明显。第四次中东战争爆发,阿拉伯产油国运用“石油武器”对美、日等亲以色列的西方国家实行禁运,给严重依赖中东石油的日本经济以沉重打击,引发了日本国内的经济混乱、社会动荡和国民恐慌。为保障日本石油供应,日本对中东政策进行了重大调整,出台了“新中东政策”,带动了日本对该地区经济外交的开展。
美国外交决策模式分析 ——以中美建交为例 余丽 2013-2-15 15:36:51 来源：《郑州大学学报：哲社版》2008年1期作者简介：余丽(1964-)，女，河南郑州人，郑州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主要从事国际政治、国际关系理论与中国外交的教学与研究，河南郑州450001 内容提要：中美建交，既受国际体系的影响，也受到美国国内因素的制约。美国政府在处理这一事件时体现了理性行为者、官僚政治以及组织机构三种模式的决策特点。这三种模式的结合使美国能够较全面地维护自身的国家利益，但也带来了一些难以克服的弊病。 关键词：理性行为者模式官僚政治模式组织机构模式中美建交 宏观层次的国际关系理论认为，是国际体系而不是国家内部的政治过程决定国家的国际行为，国家被当做一个理性、单一的统一体，国家的对外决策机制称为理性行为者模式。大部分探讨国家对外政策的文章都是使用这一分析模式。然而，单纯从国际层次进行分析的理论虽具有一定的解释性，但是它们“在实际存在的反常现象和理论的局限性的共同压力下很容易变得无能为力”[1](P42)，以至于这种单一层次的分析(国际层次)不得不让位于两个结合起来的分析层次，即国际层次和国内层次。按照亨利?基辛格的看法，任何政治家在做出外交决策时都受到两套因素的制约：一是其他国家的政治、势力和行动；二是从公众舆论到政府和官僚机构的态度这一系列内部条件[2](P157)。由此，国家对外决策机制的模式也加以扩大，出现了官僚政治模式和组织机构模式等，这两种模式都是考察国家内部的因素如何影响国家的对外行为。
中美建交是中美两国外交史上的大事，对国际局势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其过程曲折复杂，扑朔迷离。回望当时的国际局势以及美国的国内政治如何影响着美国与中国建交的决策，让我们把分析的框架纳入上述的三种决策模式。 一、“大三角”关系与卡特的决策：理性行为者模式 自尼克松访华，开启中美关系尘封已久的大门以来，两国关系逐步进入良性发展的轨道。但美国历经尼克松、福特两任总统，与华建交问题一直没有解决。卡特上任之初也并没有把建交问题放在重要位置，可是国际局势的发展变化促使他在1978年初最终下定决心与中国建交。这些国际因素主要是：苏联的继续扩张和日益恶化的美苏关系；1978年初苏联向中国示好的姿态以及中苏出现和解的迹象等。 20世纪70年代以来，苏联加紧了与美国在第三世界的争夺，态势逼人。1978年初，苏联向古巴军队提供空运支持，并通过古巴企图策划在东非建立“红海联邦”。受挫后，苏联于1978年1-2月向埃塞俄比亚提供军事援助反对索马里，终于迫使索军于1978年3月退出欧加登地区。苏联在第三世界的地区争议中扩大势力范围的举动已经威胁到美国的全球战略利益。 自毛泽东逝世以后，莫斯科一直希望改善中苏关系，为此不断向中国作出示好姿态。虽然中国对苏联的建议反应冷淡，但有迹象表明，中国也在认真考虑松动对苏政策。1977年秋，中国政府决定派王幼平去莫斯科任中国驻苏大使。在此之前，中国驻苏大使职位已空缺了18个月。1977年11月初，中国领导人派外交部长黄华赴苏联大使馆出席在那里举行的苏联国庆日招待会，这是10年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