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让他是我儿子？从他生下来，我就考虑了让他接班！”福建匹克集团董事长许景南认为子承父业天经地义。没有万一的话，“老子”一定会将家产留给儿子，这几乎是所有民营家族企业可以达成的共识。所以，“富二代”从一出生就被打上了“继承”的烙印。
但第一代创业者却遭遇尴尬：一份《民企二代生存现状调研报告》显示，72%的“富二代”认为现在和父辈时代的成功模式有很大不同，49%的“富二代”不赞同父辈的经营理念。更为夸张的是一位退休政府高官所称，“中国90%的家族企业创始人希望子女接班，但95%的子女却不愿意接班。”
根据其他机构的调查和我们的采访，“富二代”在接班问题上最不接受的是难以摆脱父辈的影子，他们的抵触情绪普遍存在。他们中的大部分人甚至从小就生活在这种阴影之下，包括许景南的儿子许志华也对从小受到的挫折教育“耿耿于怀”。这一问题当然也被他们的父辈所认识，但是他们一方面安排甚至强迫后代接班，另一方面又在何时彻底放权上犹豫不决，处处设置障碍。除此之外，完全束手无策。这是一个相当值得关注的问题。因为民营经济在整个中国GDP总量中占有大部分比例。这些企业的发展和财富的运用方式对整个社会影响深远。
事实上，西方对于家族企业的丰富研究已经验证了，中国目前发生的一幕不过是他们数十年甚至近百年前走过的道路。究其原因是创业者有没有对企业和家族的梦想，以及如何让继承者共同拥有这一梦想。原IBM董事长小汤姆·沃森在自传《父亲、儿子以及公司》中开诚布公地表示，他取得如此巨大的成绩，不过是为了证明他自己确实完成了对于父亲的承诺。小沃森十分确定地承认，他和父亲对IBM有着共同的理想。
如果说接班是一次旅行，那么给旅行者指引方向的灯塔就是家族的共同梦想。
并非想像中的富二代
“炫富”、“飙车案”、“校园选妃”，这些事件很容易和“富二代”联系在一起。难道，这些“含着金汤匙出生”的“富二代”真的都是这种状态么？
人们对“富二代”的担心和忧虑是有道理的。改革开放以来，民营企业创造的财富是惊人的。根据数据显示，目前民营经济占中国GDP总量的66%。其中中小企业4200多万户，占全国企业总数的99.8%。所以，“富二代”这个庞大的体量是不容忽视的，而他们承载的财富分量更不容忽视。按2009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335353亿元计算，“富二代”接班后每年至少要保证创造20万亿元的财富。
也正因为如此，尽管生活优裕，但“富二代”也确实在承受着人们难以想像的压力，而压力来源就是他们
的父辈以及整个家族。玖龙纸业董事长张茵就曾对记者提出“是否对后代严加管教”的问题回答说：“每个企业家一定都会对他（她）的‘富二代’精心培养，因为第一代的创业是非常艰苦的，他们都希望第二代能成才。对‘富二代’的教育，绝对要从小开始抓。”
“那些只是个别现象，根本不是我们真实的状态。实际上，我们从小就见证了父母是如何把一个小作坊慢慢做起来的。在读书的时候，我们就察觉到传承父业的压力。”陈豪是浙江嘉兴的“富二代”，他的父亲是当地的超级富豪，涉足制造业、房地产等多个商业领域。
陈豪的另一个身份是“接力中国青年精英协会”（以下简称“接力中国”）的发起人之一，“接力中国”聚集了长三角、珠三角和福建等地上百位处于接班前后的企业二代掌门人。这个群体里，有90%的人已经在家族企业被安排了职位，他们多数被安排在管理层，也有一部分是企业的基层员工。
“其实，金钱与权力的转移过程，本身是企业及家庭最脆弱的时期，如果处理不当，将危及企业和家庭的进一步发展，更甚者会使二者同时衰弱和解体。“富二代”接班如果做得好，别人会说是他父亲给他创造的条件好；如果做不好，别人会说他是败家子。”家业长青学院常务副院长程良越表示。
去年底，《扬子晚报》报道了江苏吴江一位化名吴强的“富三代”因拒承家业，挥刀自断四个手指。至此，也将民营家族企业传承接班的矛盾暴露无疑。
“不愿接班，并不是怕承担责任，更不是怕经营不好背上‘败家子’的骂名。重要的是我们和父辈们的经营理念的差异。”陈豪表示。
“民营企业家不仅把交接班看做关乎企业存亡的事情，他们也认为这是关乎国家经济兴衰之大事。”接力中国执行秘书长黄艳表示，巨量的财富不是所有的一代企业家可以安心交给后代的。
接班N种计划
“生活是个压抑、成长的过程。当知道自己肩负着一种使命的时候，你会对自己提出要求。”这是三一重工未来的继承者梁在中提出的个人主张，如今他已经从一个普通工人做到了三一重工的财务总监，在他看来，那段经历是躲不掉的。
作为三一重工董事长之一的梁稳根不敢慢待将这个中国最大的重工制造企业随便交班，梁在中出国留学回来后，梁稳根马上安排他在工厂上班，并从基层做起。“谁都不会想到，这位列席在中国富豪榜的人物，还带着自己的儿子和数千名工人沿袭集体睡工棚的传统。”黄艳表示。
如何让自己的财富和企业顺利交班下去已经是令第一代民营企业家十分头痛的问题。最为关键的问题是要让后代心
甘情愿地接受。而创业者的后辈拒绝接受父辈的意愿，这是全球家族企业面临的共同问题。
1993年，美国一项针对家族企业所有者（这些所有者在20世纪80年代卖掉了他们的企业）的400名孩子的调查显示，他们中四分之一的人曾经努力想要买回被父辈卖掉的企业。尽管这些孩子们可能在开始的时候支持这桩交易，但研究显示，他们在后来都对此感到深深的遗憾。但事实是，这样的故事在中国也在上演着。
“我是不会接手家族企业的，更希望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周睿敏一边开着保时捷上班，一边拿着每月4000多元的薪酬，在他看来，在普华永道打工也是一件很惬意的事情。周睿敏所说的家族企业是他父母一手创办的会计事务所，目前该会计事务所的规模已经做到国内前四位。“国内的会计事务所和国外的相比有很大差异，父母是不会轻易放权让自己打理的，与其回到家族企业，不如去做一些能够实现自我价值的有意义的事情。”周睿敏认为，接班意味着是对自我价值的束缚，而这个束缚并不是自己能承受的。
“我最近在忙三亚的商业地产项目。”兰会所的创始人汪小菲要把自己的兰会所发展到三亚。不仅如此，他还要在那边建一个大体量的商业地产项目。汪小菲很不愿意把自己经营的生意和他母亲——俏江南董事长张兰联系在一起。
为了让“富二代”心甘情愿接受，中国的民营企业家也自己思考和创造了很多种方式。“带三年、帮三年、看三年”是方太集团创始人茅理翔所称的成功接班法则，尽管这位年近七旬的老人鼓励家族企业的交接班要“大胆交、坚决交、彻底交”，但是从他的“三三三”法则，我们仍然看到这位老人对交接班的谨慎和对“富二代”接班的不放心。
寻找“精神”传承
在不断地对后辈实施挫折教育、严格要求之后，也有部分企业家对接班有了更深的思考。张兰表示：“接班不一定只是交接财富或者企业，也可以是另一种继承。”
著名的家族治疗理论者米诺金（Minuchin）曾如此谈到他在家族企业中的经历：所有家庭都会遇到的自治话题迟迟得不到解决。这些家庭中的孩子们一直在为这样一个问题挣扎：“我是我自己还是我父母的儿子或女儿？”学会去区分、去理解他们和父母在心理上的差异通常是问题的中心。
目前的第一代民营企业家多为上个世纪50年代或者60年代出生的人，普遍有着传统的“皇权”和“父权”传统。家长制的后果往往是家和企业不分。而且最为要命的是，尽管第一代民营企业家具备丰富的阅历和磨练出来的意志，但中国的高速发展浓缩了西方上百年的工业化进程。在高度现
代化的社会面前，第一代创业者的企业经营理念非常难以得到后辈的认同。
在90年代，中国民营经济占GDP总量不到20%。“他们出身草莽、性情漂移、坚韧而勇于博取；他们处理任何商业问题都能用最简洁的办法直指核心；他们的不畏天命使得他们百无禁忌地去冲破一切规则和准绳。”这是著名财经作家吴晓波笔下的民营企业家精神。
“富一代”大部分都不是科班出身，没有接受过正规的管理教育。汪海卖鞋搞促销、倪润峰大打价格战、牟其中罐头换飞机、张瑞敏砸冰箱……这些都是民营企业当时经营初期的真实写照，“富一代”正是这样摸爬滚打积累了经营企业的经验。
“现在，如果你没有资本，也没有知识，慢慢从底层往上爬是很难的。人总要有自己的优势，现在与之前年代相比，接受高等教育比财富的积累更为重要。”中威控股集团销售公司经理陈政是一位典型的“富二代”接班人，他谈了现在所处的环境对自己的压力。
“接力中国”的调查显示，“富二代”中有17%的人拥有研究生学历，78%的人拥有本科学历，52%的人拥有海外留学经验。这些数据让我们看到了“富二代”都拥有较高的学历层次，而他们的父辈们很多都只是小学毕业。
两代人生活环境不同导致的性格差异、所处商业环境的差异、受教育程度的差异，必然造成他们经营理念的差异。它所造成的一个极为严重的问题是后辈根本很难认同父辈对企业的梦想和理念。没有共同梦想，一个家族企业乃至整个家族又如何传承？
对于上文中提到的美国1993年针对家族企业的调查，《华尔街日报》这样评论到：“那是他们的遗物，而不仅仅是一堆资产。这些年轻人曾经努力为家族的事业构建梦想，但是已经太晚了。也许这些家族从来没有培养出一个共同梦想，因此他们更加愿意放弃家族的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