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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 刘合光
一、中国农业支持政策的演变历程
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后，我国农业经历了土改、人民公社化等社会主义改造，逐渐形成了适应计划经济体制的农业支持政策体系。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中国启动了改革开放的伟大进程，逐步确立了市场经济的基础地位。2001年中国成功加入WTO，农业支持政策逐渐向工业反哺农业、减轻农民负担、加快提高农民收入等方向演变，揭开了中国农业和农村发展的新篇章。
（一）第一阶段：改革开放以前的农业支持政策
建国之后到改革开放前，农业发展非常缓慢。在此过程中，政府在借鉴前苏联做法、调整和适应等基础上，实施了一系列的农业支持政策，财政支农资金数量上升，总额从1950年的2.74亿元增加到1978年的150.66亿元。
我国改革开放之前的农业支持政策，主要具有计划性、被动性的特点。首先，这一阶段我国农业支持政策主要是为了农村公有制经济的建立、发展服务的，使农业部门构成了社会主义公有经济建设的一部分，打上了计划烙印。其次，服从于社会主义改造、社会主义建设、工业化积累和赶超战略的大局，这一阶段的农业支持政策是被动式的。
（二）第二阶段：从改革开放到入世中国农业支持政策演变与农村发展
回顾中国农业的发展历程，建国以来我国农业支持政策大致经历了“适应计划体制”——“适应市场体制”——“适应WTO规则”的三个阶段。显然，不同阶段农业支持政策的目标、内容、效果存在巨大的区别，全面考察中国农业支持政策演变的历程、分析农业支持政策演变对中国农村发展的影响、并针对当前中国农业农村发展面对的主要问题，确定中国农业支持政策的未来取向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阶段的农业支持政策
1978年起家庭联产承包经营体制的确立及市场化改革，极大地促进了中国农业生产的发展。中国农业支持政策开始了从单一到多样化，从封闭到开放、从适应计划体制到适应市场体制的过程。 1978-2001年，我国政府出台了很多农业支持政策，财政支农资金数量上升，总额从1978年的150.66亿元增加到2001年的1456.73亿元。
我国改革开放之后到入市前的农业支持政策，主要具有市场化、辅助性的特点。第一，我国的改革开放是从农村开始的，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作为标志，率先在农业领域实行了自主经营、放开搞活，具有明显的市场化取向。第二，这一阶段的农业支持政策还具有辅助性的特点。政府对农业的支持性投入相当有限，整体上对农业的“取”大于“予”，因此农业支持政策对农业发展主要起到辅助性作用。
（三）第三阶段：入世以来的农业支持政策
2001年12月11日中国正式成为世贸
组织成员，在WTO农业规则约束及以工补农和城乡统筹理念确立的背景下，我国实施了变革性的、针对性明显的农业支持政策。2002-2010年，我国政府清理和修订了不符合WTO规则的农业支持政策，出台的农业支持政策符合WTO要求。2004-2012年间连续出台了9个与农业发展相关的1号文件，2006年取消了农业税，政府对农业的政策倾向从原先的“多取少予”转向“少取多予”。经过一系列政策的制定及实施，财政支农资金数量上升，总额从2001年的1456.73亿元增加到2006年的3172.97亿元（2006年以后的统计数据口
径变化）。
2001年入世以来，我国农业支持政策主要具有反哺性、主导性、制度化的特点。首先，经过改革开放以来的持续高速发展，我国已经具备了工业反哺农业、统筹城乡发展的实力和基础。其次，农业支持政策的主导性日益强化。最后，我国农业支持政策渐成体系，用于支持农业的资金有专项化趋势，支持农村社会事业发展的资金有制度化发展趋势，一个覆盖面广、专项管理、制度强化的农业支持政策体系逐渐形成。
二、中国农业支持政策对农村发展的影响
（一）提高了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农村经济结构不断优化
1.主要农产品供给能力明显提高。
China Agriculture Information
尤以粮食、棉花、水果和肉类为主的农产品供给能力提高明显。 2.农业部门结构优化。我国农业部门结构渐趋优化，以生产结构优化为例，种植业比例由1952年的85.9%下降到2009年的50.71%。林牧业产值比重上升，尤其是牧业产值提升速度显著。3.农村经济结构优化。2000年以来，我国农村经济中农业产业增加值占农村产出增加值得比重有所下降，而非农产业增加值所占比重有所上升，农村经济结构渐趋优化。
（二）促进了农民收入增长，农村消费水平稳步提升
1.农民收入稳步增长。1978年我国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为133.60元，2009年增加到5153.17元，净增加了5019.57元，以1978年不变价格计算，增长了7.6倍，农民收入稳步增加。
2.农民收入结构优化。1978-2009年我国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构成发生变化，家庭经营纯收入在1990年之后波动下降。非农收入比重的上升意味着农民不再单纯依赖农业收入，农民收入结构渐趋优化。
3.农村消费水平明显提高。我国农村居民家庭年人均生活消费支出从1978年的116.10元上升至2009年的3993.45元，实际增加了5.74倍左右，农村居民消费水平明显提高。
（三）农村社会事业不断发展，农村公共服务日趋改善
1.义务教育进展明显。我国农村义务教育开展明显，初中程度劳动力明显增加，不识字或识字很少的状况明显改善。
2.新型合作医疗制度改善了农村医疗服务水平。2004-2008年，开展新农合的县市区等增加了2396个；补偿支出受益人次增加了5.09亿人次，新农合极大地改善了农村医疗服务水平。
3.农村社会保障水平有所提高。2000-2008年，我国农村社会救济费从8.73亿元增加到32.68亿元，占民政事业费支出总额的比重从
4.0%提高到1
5.2%，农村社会保障水平有所提高。4.农村基础设施得到一定改善。农村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从1991年的153
6.60亿元上升至2010年的
36725.00亿元，以堤防保护面积、水库数
量、灌区数、堤防长度等为代表的农村基
础设施得到了一定的改善。
三、当前中国农业和农村发展面对的
主要问题
（一）农业基础仍然薄弱
1.农业发展面对日趋紧张的资源与环
境约束。2000-2008年间，我国耕地资源从
12824.30万公顷下降至12171.60万公顷；
人均当地水资源量从2193.90立方米/人下
降至2071.10立方米/人。日趋紧张的资源
与环境约束影响着农业的发展。2.农业生
技、文化、医疗卫生、社会保障、金融保
险等公共产品和服务长期停滞不前，人、
财、物投入不足，管理水平低下，与城市
相比存在较大的差距。3.社会管理需要创
新。我国农村地域广阔，整个农村地区社
会管理手段单一，方式方法落后，由于征
地、资源开采、贫困等引发的社会矛盾比
较突出，需要加强社会管理的创新。
（三）农民增收仍然困难
1.城乡收入差距持续扩大。1978-
2009年间，城乡收入相对差距从2.57∶1
扩大到3.33∶1。2.农村贫困人口规模有
所缩小但减贫难度更大。2011年中央扶贫
开发工作会议把贫困标准提高到农民人均
纯收入2300元。新标准下的贫困人口数量
依然庞大，而且处于减贫难度更大的区
域。3.农业规模经营难以推进。时至2008
年我国户均耕地规模在10亩以下的份额
为85.38%，农业规模经营的推进十分艰
难。4.农民非农化进程缓慢，农民工权益
被侵害问题依然存在。2000-2011年，我
国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从36.22%上
升至51.27%，城镇化水平提升缓慢，农
民非农化进程缓慢；同时，农民工受歧视
问题、工资待遇问题、社会保障问题及文
化教育问题等依然存在。
四、中国农业支持政策的未来取向
当前我国正处于“十二五”重要战略
机遇期，“十二五”规划纲要指出，“要
强农惠农，加快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其
中，要加快发展现代农业，拓宽农民增收
渠道，改善农村生产生活条件，完善农村
发展体制机制”，为未来五年甚至更长时
间的农业发展指明了方向。未来我国农业
支持政策应从如下几个主要方面入手。
（一）把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作为战
略任务；
（二）把走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
作为基本方向；
（三）把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
化新格局作为根本要求。
（摘自中国农科院官方网站）产的基础设施欠账较多。城乡基础设施供
给的严重失衡，形成了很大的历史欠账。
3.农业各项投入仍显不足。在农业科研投
入方面，明显低于世界粮农组织确定的农
业科研投资强度适当标准。在技术推广和
人才投入方面，我国与发达经济体也有明
显的差距。4.农业经营组织形式落后于市
场发展形势。农业组织化程度低， “小农
户”面对“大市场”局面，竞争乏力。
（二）农村发展仍然落后
1.农村生活基础设施发展不足。我
国对农村基础设施投入水平只有3%，远
低于发展中国家一般投入水平（10%左
右）。我国农村基础设施投入不足，严重
影响到公共产品和服务的供给。2.农村公
共服务存在差距。我国农村的教育、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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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和传承农耕文化势在必行 农耕文化，可以说是中华文化根之所在，其中农耕器具和传统手工艺制作器具的发展历程，它们代表着一个地域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在我国农业发展史上，古旧农耕器具和传统手工艺制作器具作为农业文明的主体，蕴含着厚重而又丰富的农耕文化。 在世界古代文明中，中国的传统农业曾长期领先于世界各国。主要是由于我们的祖先创造了一整套的精耕细作、用地养地的技术体系，并在农艺、农具、土地利用率和土地生产率等方面长期处于世界领先地位。我国广袤的地域多样性、民俗多元性形成了中国农耕文化的多样性，而其秉承的协调和谐的三才观（即天、地、人在农业生产中的辩证关系）、趋时避害的农时观（即“不违农时”和“用养结合”）、辨土肥田的地力观（即改良土壤，培肥地力）、种养三宜的物性观（“物宜”“时宜”和“地宜”）、变废为宝的循环观（即废弃物质资源化、实现农业生产系统内部物质良性循环）、御欲尚俭的节用观（即积粮以备荒）更是及大地丰富了中国农耕文化。 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的农业生产力水平迅猛提升，农村发展日新月异，在我们这一代人跨入机械化、电子化和信息化全新时代的同时，也亲手送别了穿越中华五千年文明史的农耕社会。因此，开发利用好丰富多彩的农耕文明与自然遗产资源，收集整理古旧农耕器具和传统手工艺制作器具、实物及其技艺资料，建设存放、保护、展览博物馆是传承农耕文化的需要，是启迪教育后人的需要，是有效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需要，是现代人不可推卸的历史责任。 农耕文化是中华文化的根 时至今日，农耕文化中的许多理念、思想和对自然规律的认知（如夏历、二十四节气、阴阳五行等）在现代仍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和应用价值；在农村和农民的日常生活中，在农业生产中仍起着潜移默化的作用；保护和传承农耕文化，在保持地域特色、传承地方文化传统方面，也发挥着十分重要的基础作用。 有利于农业的健康发展。传统农业中有许多好的东西，是当地劳动人民依据自身的自然资源和物种间的关系，运用本土的、独特的、独创的耕作技术和实践经验，经过世代不懈的努力形成并传承下来的生态平衡系统和农耕文化。农耕文化毫无疑问就是先民给我们留下的具有重要传承价值的遗产，是可持续发展的良好资源。 有利于保护生态环境和生物多样性的基础。现代农业大量使用农药、化肥、除虫剂、除草剂等化学品，在杀死害虫的同时，也伤害了大量有益生物，破坏了
中囯古代土地制度概论 原始社会土地是公有的，随着人类进入阶级社会后，土地制度也开始发生了变化，由原始社会的氏族、村社公有转为奴隶主国家所有。夏朝的建立是我国奴隶社会的开端，经过商、周的进一步发展，土地成为以井田制为标志的奴隶主国家所有。随着农业生产率的提高和奴隶制的逐渐解体，社会各阶层对土地私有的要求日趋强烈，进入春秋战国之时，土地私有战胜土地国有而蓬勃发展起来了。 我国封建土地私有制产生于春秋战国，到秦汉最后形成，为封建土地私有制发展的早期阶段。封建社会的土地所有制，由封建国家土地所有制、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和个体农民土地所有制三种形式组成，并在不同的历史时一期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变化，阶级斗争的涨落，在比重上迭有升降，然而地主土地所有制总是占着支配地位。 春秋时期，社会生产力有了重大发展，铁器得到广泛使用，逃往的平民和奴隶纷纷开垦荒地，这些新垦之地，为开荒者隐瞒下来，成了私田。私田的产生，土地国有观念动摇了。春秋中期，私田土地急剧增长，到末期出现土地买卖，此时奴隶主也更热心于私田的扩大和经营，各国先后进行了税制改革，放弃土地国有的井田制，承认了土地私有制。 战国时期各国都实行改革和变法，商缺两次变法，“改帝王之制，除井田，民得买卖”，它标志着占统治地位的井田制宣告结束，土地私有制已经形成。这一时期，地主阶级虽已形成，但人数还不是很多，所占土地数量也不大。 秦汉时期地主土地所有制得到充分发展。公元前216年，秦政府颁布命令:“使黔首自实田”，私有土地得到了封建政权的确认和保护。秦灭六国后，对于地主占有大量土地没有干预，虽下令迁徙各国旧贵族和豪富，但他们占有的土地状况并未改变，到秦末依然是“官者田连降陌，贫者亡立锥之地”。秦末农民大起义推翻了秦王朝，给地主阶级以沉重打击。 西汉政权建立后，采取一系列与民休息的政策，使农民占有少量土地。但封建经济的发展必然导致土地兼并，至西汉末年土地终于引发了绿林、赤眉大起义，颠覆了西汉政权。东汉政权建立后，为了限制豪强大族兼并土地，公元三十九年下令度田，地方豪强竟发生武装暴动，度田不了了之。以后东汉政府再也没有推行干预地主私有制的政策，东汉的封建大土地所有制在不断发展，出现了战国秦汉时期又一次土地兼并高潮。 魏晋南北朝至隋、唐前期为封建土地所有制发展的中期阶段。这一时期是历代封建王朝对土地所有制关系进行国家千预极为频繁时期，然而地主大土地所有制仍在向前发展，土地日益集中。 三国长期战乱，中原地区出现了大量“既不在官，亦不在民”的无主荒地，曹操为了解决急需的军粮和普遍存在的饥荒间题，将这些无主荒地转化成国有土地，实行屯田。西晋建立后，屯田制罢废，贵族官僚争相侵占官田，豪强地主兼并土地益盛，国有土地在削弱，私有土地在发展。十六国时期，使北部中国遭受严贡破坏，豪门大族趁机大量占有土地和人口，规模庞大的田庄，这不利于封建政权的巩固和皇权的集中。孝文帝于太和九年(485年)下令均田，试图将所有权不同的各类官私土地最大限度地纳入国家统一分配的轨道，但却没有撼动地主土地，魏末年土地兼并严重，均田制受到破坏。后来北齐、北周虽重新颁布了均田令也多流于形式了。 随唐两朝基于建国之初荒闲土地大量存在，为使流亡的农民回到土地上进行生产，实行赋役制度，继续推行了均田制。随唐两朝的均田制对于地主的土地兼并多少给予限制，农民也得到了一点土地，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不合理的土地占有情况，推动了农业生产的发展。但是始于太和九年的均田制，随着土地兼并的愈演愈烈，至唐中叶彻底崩溃。总之，魏至唐前期土地制度有着与过去明显不同的特点，这一时期政局变动大，土地制度随着也几次变动，可以说是秦汉至明清土地制度变动最大的时期，也是国家对土地占有进行干预最频繁的时期。从唐后期至明清(1840年前)为封建上地所有制的后期阶段。这一时期地主土地所有制逐步摆脱国家法权的强力扭曲，土地自由买卖已冲破了汉唐间政治上的干预和社会传统的制约;:仁地兼并由非法到合法，由隐蔽到公开，以更大的势头向前发展着。均田制弛坏后，封建国家采取“兼并者不复追正，贫弱者不复田业”的政策，以庄田制经济为特点的大土地所有制得到普遍发展，并且延续到明清。两税法的实行，标志着均田制为庄田制所代替，这是地主土地所有制发展中又一转扳点。北宋建立之初，自耕农有所发展。但赵宋政权认为“富室连我汗陌，为国守财尔……兼并之财，乐于输纳，皆我之物”，因而采取“不抑兼并”的政策，土地买卖无任何限制。土地兼并较之前朝有过之而无不及，地主田庄迅速发展，土地迅速集中。北宋以来长期积累的土地兼并和集中的问题，经过元末农民大起义得到了调整和缓和。但明中叶后“毋许兼并”又变成一纸空文。土地兼并产生的流民问题，最终引发了明末农民大起义。清统治者鉴于明朝灭亡的教训，对官僚地主的特权加以限制，除了用暴力手段在华北大规模圈地外，更多的用经济手段通过买卖占有土地。 综上所述，中唐以降，“两税法既立，三代之制皆不复见”，这一变化，不但彻底结束了长达三百牟之久的均田制，而且标志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已摆脱“三代之制”田土的授受、买卖、转移、继承的法杖限制，以一种较为自由发展的形式进入新的里程。在“田制不立”、“不抑兼并”的新时期，地主阶级千方百计购置田产，形成了累千上万亩的大地主，实通绝了地主阶级独占夭下田土的愿望。在土地所有权转移方式上，几随着唐宋以来商品经济的发展，自由买卖渐成地权流动的主要方式。虽曹一度以圈占、
中华农耕文化及其现实意义 唐珂 一、农耕文化是中华文化之母 农耕文化就是建立在传统的自给自足自然经济基础上的文化形态，即指传统农业基础之上的生产关系、社会关系、典章制度以及与之相适应的道德、风俗、文化、习惯等意识形态总和，它所反映的思想意识，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是其本质内容。 中国自古以农立国，作为泱泱农业大国，农业生产不仅为中华民族的繁衍生息提供了丰富多样的衣食产品，也为中华文化的发展提供了色彩缤纷的精神财富，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和文化基础。农业考古资料证明，我们的中华先祖，历经远古漫长的混沌蛮荒时期，在距今一万年左右，进入了新石器时代。由于生态变化和人口增加，野生动植物无法满足人类生存的需要，于是原始农业应运而生，以前单纯依赖采集与狩猎的生活发生改变，随着种植与畜牧业的发展，人们开始聚族而居，人口规模逐渐扩大，形成了村落和社区，继而出现了城市和国家，最终拜托蒙昧落后的状态走向文明。从刀耕火种到男耕女织，从精耕细作到现代农业，农耕文化资源与原始社会，在漫长的农耕历程中，华夏民族在这片热土上进行了不懈努力和艰苦探索，在世世代代的传承发展中孕育出精彩纷呈、灿若星河的中华文化。 农耕活动对中华文化的形成、发展和延续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在绵延不断的历史长河中，炎黄子孙植五谷，饲六畜，农桑并举，耕织结合，形成了渔樵耕读、富国祖民的优良传统，创造了上下五千年灿烂辉煌的中华文化，为中华民族发展壮大奠定了万代基业。比如稻作文明起源地之一的河姆渡文化、粟作文明起源地半坡文化、商代的协田耕作方式、汉代的耕作发明二牛抬杠、魏晋旱地耕作模式耕耙糖、唐宋水田耕作典范耕耙粆和明清的生态农业——农、桑、牧、渔等等，这些农耕活动不仅揭示出中华民族在作物育种和耕作方面为人类做出的特殊贡献，而且为文化事业的繁荣发展夯实了基础。事实表明，农业是社会进步的阶梯，农业生产的不断演进促进了整个社会的进步，农业与文化之间存在着天然的血缘联系，农业发展过程中孕育和产生了文化，文化发展反过来又推动了农业的进步。没有农业，文化就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农耕文化门类众多，包括古代农学思想、精耕细作传统、农业技术文化、农业生产民俗、治水文化、物候与节气文化、节庆文化、农业生态文化、农产品加工文化、茶文化、渔文化、蚕桑文化、畜牧文化、饮食文化、酿酒文化、服饰文化、民间艺术、农民艺术、农业文化遗产、涉农诗词歌赋等等。农耕文化作为一种生产方式、思想理念、价值观念、道德意识和思维方式，其本身也是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华大地众多遗址出土的大量文物，涉及人们发明和创作的工具、器物和艺术品，涵盖政治、军事、经济、文化、艺术、科技、法律、宗教、民俗等诸多领域。据此证明，农耕文化与中华文化渊源极深，农耕文化支撑了中华文化的发展，农耕文化是中华文化之母，是中华
改革开放前新中国土地政策的历史演变(1949一1978) 1.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土地政策((1949. 10- 1956. 9) 第一阶段:继续推行土地改革政策(1949. 10一1953春) 第二阶段:初步建立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政策(1953. 4一1956. 9) 2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的土地政策(1956. 9一1966. 5) 开始了“大跃进”、人民公社化，个体农民土地私有制宣告结束。(1956. 9一1958年底) 3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土地政策(1966.5 -1976. 10) 土地政策基本处于停止不前，乃至倒退、混乱或被砸碎的不正常状态。 4徘徊时期的土地政策(1976. 11-1978. 11) 比文化大革命时期虽有所好转，但起色不大，突出的特点是徘徊性。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土地政策的发展变迁(1978 – 2002) 一、人民公社后期的土地政策(1978.12-1982.12 )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随着全国工作重点的转变和拨乱反正的完成，中共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于1982年9月召开标志着人民公社开始解体 二、家庭联产承包政策的演变((1978.12-2002.12 ) 以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界:前20年是人民公社的历史，这一时期的土地政策带有浓厚的人民公社色彩，后20多年是改革开放时期家庭承产承包责任制的历史。 第一阶段是大突破阶段(1978. 12-1984. 12 ) 所谓大突破指农村土地使用制度发生了根本性转变。这一阶段的体制特征是人民公社“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经营制度全而解体，新的以“包产到户、包干到户”为标志的家庭经营体制基本确立。这一时期，土地政策走过了一个不平凡阶段。 第二阶段是大磨合阶段(1985. 1一1991. 12 )。 所谓大磨合，就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过程中处于一个剧烈的分化、改组并重新整合的过程。 这一阶段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过程中处于一个剧烈的分化、改组并重新整合的过程，其体制特征是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向纵深发展，全面转入农产品和农业生产资料的流通领域，向计划经济时期最基本的经济制度之一——“统购统销制度”发起冲击。1984年第一次全国性的“卖粮难”的出现，宣告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这一重大改革政策的成功。这一时期，主要是贯彻落实第一阶段的土地政策，且又有所创新。 第三阶段是大转型阶段(1992. 1一1996. 12 )。 所谓大转型，就是传统意义上的农村经济开始转入现代市场经济的运行轨道并逐渐发展。邓小平南巡讲话之后 1993年4月第八届全国人大《宪法》进行了又一次修正，第一次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列入《宪法》的范畴，使其成为一项国家基本经济制度。从而解决了多年来人们对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争议与非难。这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这一政策大转型的重要支撑。 1993年11月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当前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明确提出:“在原定的耕地承包期到期之后，再延长30年不变。开垦荒地、营造林地、治沙改土等从事开发性生产的，承包期可以更长。” 1994年8月18日，国务院颁布了《基本农田保护条例》。
新中国外交政策的演变 外交政策：总体始终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每个阶段有所调整。 第一阶段：新中国成立——50年代中期 面临环境：美国的孤立敌视政策 外交目标：争取国际社会的承认 外交政策：外交三大决策，“一边倒”“另起炉灶”“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 （重点是发展与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 该阶段成果： 1、基本肃清了帝国主义在华的特权，巩固了新生的政权； 2、与几乎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建交（南斯拉夫除外，受苏南关系的影响）与一 些民族主义和北欧的国家建交； 3、赢得了朝鲜战争的胜利，日内瓦会议和亚非会议显示了新中国的地位和作用； 4、周恩来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受到国际社会的认可和赞誉。 第二阶段：50年代中期——60年代末 面临环境：世界动荡、分化、改组；中苏出现分歧并扩大；国内全面开始建设社会主义 外交目的：推进世界革命 外交政策：放弃“一边倒”的政策，提出依靠广大的亚非拉国家，反对帝国主义，重点是发展与广大的亚非拉国家的关系 该阶段成果; 1、与包括法国在内的20多个国家建交 2、由于中国的睦邻友好政策，用大约十年左右的时间基本解决了与接壤国家的 陆上边界问题和华侨的双重国籍问题。 3、中法（1964年建交）建交使该时期的重要成果。 该时期外交特点: 1、夸大了广大亚非拉国家的力量对世界的形势估计过于乐观,并带有强烈的意
识形态色彩（而不是以国家利益为外交政策的依据） 2、该时期的外交树敌过多，具有四面出击的特点，但是总体来说，中国外交还 是不断前进的。 第三阶段：60年代末——70年代末 面临环境：中苏严重对峙，中美关系开始缓和 外交目标：缓解苏联的威胁，改善所处的国际环境 外交政策：“一条线”“一大片”的联美反苏政策。一条线，即按照大致的纬度画一条线连接从美国到日本、中国、巴基斯坦、伊朗、土耳其和欧洲的战略线。一大片即并团结该战略线以外的国家，就是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共同反对苏联的霸权主义。 该阶段成果： 1、1971年第26届联大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合法席位，1972年中美关系改善； 2.70年代中国同70多个国家建交基本完成了与西方国家的建交过程形成第三次建交高潮，至1979年底已与120个国家建交，国际地位日益提高。 第四阶段：80年代——90年代 面临环境：国家局势缓和，中国开始启动改革开放； 外交目标: 为国内的经济建设创造一个有利的国际环境； 外交政策: 1、继续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同时又赋予了新的内涵； 2、科学判断战争与和平的形势（提出和平与发展两大主题） 3、开展以联合国为中心的多边外交政策； 3、确立了对外开放为长期的基本国策； 4、以“一国两制”来促进国家统一； 第五阶段：21世纪以来 面临环境：国际多极化、民主化趋势加强 外交目标：中国获得国际社会的认可，积极谋求建立新型的国际经济政治新秩序，提出“和谐世界”的理念。 综述 外交政策必须服从国家总的形势和国家利益的需要，服从于现代化建设的大局，故国家利益的需要是其唯一的依据，而不是以意识形态和政治色彩的为依据。
中国土地制度的演变 1、先秦： 西周实行井田制，是奴隶社会的经济基础，是一种土地国有制（实际上是周天子土地私有），它规定：一切土地周王所有；受田诸侯世代享用，不得转让买卖；要向周王交纳贡赋；奴隶在井田上集体耕种。 春秋时期，齐国的“相地而衰征”指根据土地多少和田质好坏征收赋税，鲁国的“初税亩”实行按亩收税，它们不再区分公田、私田，都促使土地由国有制向私有制转化。 战国时秦国的商鞅变法，重农抑商，奖励耕织；废除井田制，以法律形式确立土地私有。 2、秦汉：秦朝开始实行土地私有制，按亩纳税；当时土地兼并严重，农民承担的徭役繁重、赋税沉重。西汉实行编户制度，正式编入政府户籍的百姓（编户齐民）依据资产多少承担赋税、徭役、兵役； 3、隋唐：实行均田制（仅按人口分配国家掌握的土地），它是府兵制和租庸调制的经济基础。隋和唐朝前期实行租庸调制。隋朝农民年满五十，可纳绢代役。唐朝时，“租”指成年男子向官府交谷物，“庸”指纳绢或布代役，“调”指每年缴纳定量的绢或布。 唐朝后期由于土地兼并盛行，均田制无法推行，租庸调制无法维持，国家财政收大为减少，唐德宗时实行两税法，即两种征税标准（资产、田亩）和两个交税时间（夏、秋两季）。其意义在于：税制得到统一，保证国家财政；改变人丁为主，放松人身控制；扩大税源，增加收入，减轻负担；是封建赋税制度的重大改革。缺陷是：土地兼并日益严重；赋税转嫁农民身上；加派许多苛捐杂税。 4、宋元：北宋初在各路设转运使，规定地方赋税大部分转运中央，消除了地方割据的物质基础；中央设三司使管理财政收入。北宋“不抑兼并”，土地兼并严重；王安石变法的理财措施包括：青苗法、募役法（纳钱代役）、方田均税法、农田水利法和市易法。 5、明清：明初，地方设布政司，统管地方民政和财政。明神宗时推行“一条鞭法”：多税合一，折成银两，役银分摊，人田分担。意义：减
新中国成立——50年代中期 面临的环境：美国的孤立敌视政策 外交目标：争取国际社会的承认 外交政策：外交三大决策，“一边倒”“另起炉灶”“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重点是发展与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 该阶段成果：1、基本肃清了帝国主义在华的特权，巩固了新生的政权2、与几乎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建交（南斯拉夫除外，受苏南关系的影响）与一些民族主义和北欧的国家建交3、赢得了朝鲜战争的胜利，日内瓦会议和亚非会议显示了新中国的地位和作用4、周恩来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受到国际认可和赞誉。“一边倒”。在当时世界分裂为两大阵营的国际环境下，我国站在以苏联为首的和平民主阵营中，这是维护自身主权利益，维护世界和平的正确选择。20世纪50年代中期我国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开始逐步实行“一大片”政策，加强同亚非拉国家的政治经济往来 第二阶段：50年代中期——60年代末 面临的环境：世界动荡、分化、改组、中苏分歧出现并扩大，国内全面开始建设社会主义外交目的：推进世界革命 外交政策：放弃“一边倒”的政策，提出依靠广大的亚非拉国家，反对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反动派的政策（此期间的重点是发展与广大的亚非拉国家的关系） 该阶段的成果;1、与包括法国在内的20多个国家建交2、由于中国的睦邻友好政策，用大约十年左右的时间基本解决了与接壤国家的陆上边界问题和华侨的双重国籍问题3、中法建
交使该时期的重要成果。 该时期的简要评价:1、夸大了广大亚非拉国家的力量对世界的形势估计过于乐观并带有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而不是以国家利益为外交政策的依据）2、该时期的外交树敌过多，具有四面出击的特点，但是总体来说，中国外交还是不断前进的。两个拳头出击”。60年代，随着中苏关系恶化，中美继续对抗，为捍卫国家利益、世界和平，中国实行“两个拳头出击”的方针，同时反对美苏两个超级大国 第三阶段：60年代末——70年代末 面临的环境：中苏严重对峙，中美关系开始缓和 外交目标：缓解苏联的威胁，改善所处的险恶的国际环境 外交政策：“一条线”“一大片”的联美反苏政策。一条线，即按照大致的纬度画一条线连接从美国到日本、中国、巴基斯坦、伊朗、土耳其和欧洲的战略线。一大片即并团结该战略线以外的国家，就是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共同反对苏联的霸权主义。 该阶段的成果：1、1871年第26届联大恢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合法席位，1972年中美关系改善2.70年代中国同70多个国家建交基本完成了与西方国家的建交过程形成第三次建交高潮，至1979年底已与120个国家建交，国际地位日益提高。“一条线，一大片”。70年代中美关系缓和，苏联严重威胁中国安全，毛泽东提出“三个世界”的构想。中国在联合国合法地位得到恢复。我国外交关系取得重大突破，既重视发展与美、日等资本主义国家的关系，又注重发展同广大亚非拉第三世界国家的关系。我国开始全面参与国际事务，在国际舞台上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
众所周知，中华，自汉朝以来就是以儒家文化为主，并且与佛教，道教等不断融合的过程中而形成独特一个的东方文化中心，而在这种文化的背后，则是深入到普罗大众骨髓里面的农耕文化。那么，农耕文化究竟给我们中国带来了什么呢？ 笔者认为：这种文化对古老的中华文明的推动作用是显而易见的，是它，让中华文明兴盛了两千多年；同样，也是它，为我们注入了注定要经历痛楚的基因，使我们在耻辱中走向现代化，继续容纳新的血液，焕发新时代的勃勃生机。 《一》 自汉代伊始，以儒学为中心的农耕文化就深深地影响到国人心中。那时，每隔一个百年左右的时期，国家就会面临战乱不断，人民一方面要战胜战乱以获得安宁，另一方面，以农业经济为基础的统治阶级要需要平定战乱，巩固统治，发展经济。由此，一种极度需要安定，平静的思想在人民中蔓延开来。 恰好这时，佛教传入中国并且不断被广大民众接受，道教产生。于是，在统治阶级的引导或控制下，以佛道儒为主的思想就不断融合，一方面推动文化的传播，人民素质也不断提高，反过来也推动农耕经济与文化以及科技的不断发展，而且，由于这种以尊礼爱幼，追求安定生活的思想极为有利于地主阶级的统治，所以，在以后的历代中，无论朝代怎么更换，这种文化传承都未断绝，这也是为何中华文明强于西方文明一千多年之久的根本原因。 另一方面，在唐代之前，由于统治阶级相对比较开明，对文化的
控制相对比较宽松，因此，此时的农耕文化不断地吸收特别是北方少数民族和外来文化，唐代的皇帝的血统与对待北方少数民族与外来民族的开明政策便是最好的例子，“天可汗”称呼之空前绝后，更是说明了这一点。在坚持自身优势的基础上，农耕文化不断与其他文明的优秀成果融合，促成自身文化的不断繁荣，唐代的突出成就说明了这一点，而且，汉代组建了大一统时期的第一支彪悍的骑兵，唐代组建了中国第二支彪悍的骑兵，而且在安史之乱前夕，发生在西域的那场与阿拉伯军队的激战，说明了唐朝军队的战斗力是如何凶悍，虽然最终未能取胜。军队战斗力的形成是以雄厚的经济与充满朝气蓬勃的文化为依托的，不然，任再强势，也无法持久。因此，历届王朝末期的衰落，实际上是农耕文化在这阶段的衰落。 因此，农耕文化对中华文化的形成是至关重要的，是中华文化的核心，可以这样说，没有农耕文化，就没有两千多年灿烂的中华文明。 《二》 但这种农耕文化自形成之日起，便带有一种难以出去的缺陷，可以说：是这种缺陷，让中华文化自明代以后不复昔日荣耀，也让中国经历百年的耻辱，痛苦的近代化。 首先，统治阶级过多干预文化的进程。中国自古以来是一个以大一统为核心的封建帝国，帝国内高度集权，而且皇权总是在不断的强化中，这决定了文化核心——儒家文化必须要受到统治阶级的严格束缚，即使是吸收外来文化，也必须要保证能够不对其构成威胁，久而久之，就形成官僚体制下的封闭的文化，难以长期保持不断更新，以
新闻提要：新闻提要新民主主义时期，我国的土地政策是没收地主土地分田到户，实行农民土地 私有制，农民向国家缴纳公粮。 建国以来我国土地政策的演变 1、1949~1954年,从土地农民私有制到农业生产初级合作社的转变 新民主主义时期，我国的土地政策是没收地主土地分田到户，实行农民土地私有制，农民向国家缴纳公粮。此间，农民由于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的短缺，在一些地区出现村民以生产资料换工等形式的互助生产组。 农民拥有了土地以后，大部分农民的生活有了上升，一部分农民包括有的党员买了土地和车马，雇了长工，少数农民则因种种原因生活下降，开始出卖土地或给别人当雇工。针对这种情况，东北地区和山西向中央提出进一步提高互助组的层次报告，以防止此现象持续发展。刘少奇对两地区的报告给予了批评和否定，认为当时的生产工具无法满足集体农庄的要求。但毛泽东认为这将助长让私有制的出现、使剥削制度再度出现，对于党员雇工更是无法接受的。随后陈伯达把马克思的工厂分工理论拿出来作为作业农业生产合作的理论基础，认为在生产工具不具备要求的时候通过分工仍可以提高生产效率。1951年9月，毛泽东倡议召开了全国第一次互助合作会议，促成1952年秋冬全国第一次农业合作运动的高潮。1953年刘少奇在第二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及1954年2月中共七届四中全会上作了自我批评。 此时，农民仍然拥有土地的所有权，农民是以土地形式入股到合作社，此阶段仍有十分之一左右的农民没有加入到农生产合作社。1954年我国的第一部宪法就规定了“国家所有制，即全民所有制；合作社所有制，即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个体劳动者所有
新闻提要 制；资本家所有制”等四种所有制形式，并在其第八条规定了“国家依照法律保护农民的土地所有权和其他生产资料所有权。” 2、1954~1958年，从初级社到高级社（人民公社）的转变 由于合作化运动发展速度过猛，部分地区出现违背农民意愿强制要求入社的情况，后来出现了整顿。但这并没有阻止合作化运动的脚步，1956年１０月，中共中央在七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决议》，要求到1958年春在全国大多数地方基本上普及初级农业生产合作，实现半社会主义合作化，仅３个月左右的时间就在全国基本实现了农业合作化，到1956年底，已经有大约87.8％的农户参加了所谓高级社，但到了高级社阶段，农民一入社，其土地等生产资料就归所谓高级社集体所有了。 在土地问题上，人民公社实行的其实已不仅仅是所谓集体所有制了，而是一种介于集体所有制和比较高级的所谓全民所有制之间的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中共中央1958年8月29日通过的《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的决议》中就其所有制问题有如下叙述：“人民公社建成以后，不要忙于改集体所有制为全民所有制，在目前还是以采用集体所有制为好，这可以避免在改变所有制的过程中发生不必要的麻烦。实际上，人民公社的集体所有制中，就已经包含有若干全民所有制的成分了，这种全民所有制，将在不断发展中继续增长，逐步地代替集体所有制，由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过渡，是一个过程，有些地方可能较快，三、四年内就可完成，有些地方，可能较慢，需要五、六年或者更长一些的时间。” 3、1958~1978年，农业生产受到极大的损害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土地制度演变及未来趋势 中国实行土地制度改革主要经历两轮高潮。一个出现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期，是以农村土地权属改革和城市土地收归国有的改革为主要内容，其手段是进行土地的没收、征收和分配。另一个出现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期，以农村土地联产责任制和城市征收合资企业土地使用费为主要内容，其手段是土地使用权的下放和有偿使用。 一、改革开放以前的土地制度演变 新中国成立以后的第一部宪法规定“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侵占、买卖、出租或者以其他形式非法转让土地。”形成了旧的国有土地使用制度的主要特征，一是行政划拨，二是土地无偿使用，三是无限期使用，四是不准转让。其实质就是土地资源的计划配置制度，属于计划经济体制。 这种土地使用制度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曾经发挥过积极的作用，但随着农村人民公社的建立和城市经济和人口规模的扩大，这种土地制度的弊病日益显现。主要问题是不利于土地资源的合理配置和高效使用，大量的土地资源出现浪费和资产价值的流失；另一方面大量的单位又无法获得土地资源，对城市的经济社会发展、功能分布和合理布局形成体制障碍；企业成本失准，难以准确衡量经济效益；城市的房地产业无法进入良性循环，连简单再生产也无法维持。 二、改革开放以后的土地制度演变 过时的土地制度严重制约了中国大陆的经济发展，导致文革结束不久中国实行了对内改革对外开放的发展战略。而土地制度改革又成为大陆改革开放的先声和贯穿整个过程的主要内容。从那时开始对土地使用制度的
改革，主要是在不改变国家对土地的所用权的前提下，变无偿使用为有偿使用，变无限期使用为有限期使用，变无流动使用为流动使用，沿着土地市场化的道路摸索前进。 1.开始向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收取土地使用费 1979年颁布的《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首开国有土地有偿使用之先河，以法律的形式首次打破大陆延续了将近30年的国有土地无偿使用制度。该法规定：“中国合营者的投资可包括为合营企业经营期间提供的场地使用权，如果场地使用权未作为中国合营者投资的一部分，合营企业应向中国政府缴纳使用费。” 在那以后，为了解决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资金长期短缺问题，1982年深圳按城市内不同等级的土地向土地使用者收取不同标准的使用费。1984年广州和抚顺部分土地（经济技术开发区、新建项目、涉外项目）进行了按土地等级开征土地使用费的试点工作。1986年上海对三资企业使用的土地收取土地使用费。这些尝试虽然对旧的土地使用制度触动不大，但却是城市土地使用制度改革的重要步骤。 2.对城市经营性土地实行使用权有偿转让 1987年深圳在大陆率先试行土地使用有偿出让，出让了一块五千多平方米的土地使用权，限期50年，揭开了国有土地使用制度改革的序幕。当年12月深圳市又用公开拍卖的形式转让国有土地使用权。1987年上海市政府颁布了《上海市土地使用权有偿转让办法》，用地方法规的形式确保土地有偿转让的规范化实施。 上述举措使国有土地使用制度改革从理论探索阶段走向实践探索阶
0—七年六月
1简介2农耕文化：农业发展的历史支撑3农业文化与农耕文化 4与时偕行的中国农耕文化 4.1时间与变易4.2天道与人世 4.3对土地和农耕的尊重 4.4体会重农抑商的思路 4.5致力于天人的双赢
农耕文化，是指由农民在长期农业生产中形成的一种风俗文 化，以为农业服务和农民自身娱乐为中心。农耕文化集合了儒家文化，及各类宗教文化为一体，形成了自己独特文化内容和特征，但主体包括语言，戏剧，民歌，风俗及各类祭祀活动等，是中国存在最为广泛的文化类型。 1、简介 农耕文化：是指由农民在长期农业生产中形成的一种风俗文化，以为农业服务和农民自身娱乐为中心。 中国的各民族，大多为农耕民族，农耕文化悠久和丰富。各民族的农事活动，既是农作的劳动过程，又体现出独特的文化特色。在北京中华民族博物院里，按照不同民族的习俗，开垦出梯 田、坡地，种庄稼和瓜果蔬菜，而一些重要的农事活动，割麦 如插秧、等，则成为展示传统农耕文化的载体。 追溯农耕文化起源有一句“男耕女织”之说，它不仅是指早期的劳动分工，也是农耕文化形成的基础。早在河姆渡时期，出土的谷物化石，则说明至省“农耕：由此（或更早）产生。以此，人们的活动便以“男耕女织”为中心，而随时间推移，长期沉淀形成的文化内涵及外延、各种表现形式（如前方所述语言，戏剧，民歌，风俗及各类祭祀活动）等与农业生产有关的文化类型。 2、农耕文化：农业发展的历史支撑 农业最早是在中原地区兴起来的。中原农耕文化包含了众多
特色耕作技术、科学发明。裴李岗文化有关遗存中出土了不少农 业生产工具，为早期农耕文化的发达提供了实物证据，尤其是琢 磨精制的石磨盘棒，成为我国所发现的最早的粮食加工工具。大家知道，三皇之首的伏羲教人们“作网”，开启了渔猎经济时代; 炎帝号称“神农氏”，教人们播种收获，开创了农业时代。大禹 采用疏导的办法治水，推进了我国水利事业的发展，也促进了数 学、测绘、交通等相关技术的进步。战国时期，由河南人郑国主持修建的“郑国渠”，极大地改善了关中地区的农业生产条件。 随着民族的融合特别是中原人的南迁，先进的农业技术与理念传 播到南方，促进了中国古代农业水平的提高。可以说，中国农业 的起源与发达、农业技术的发明与创造、农业的制度与理念，均与河南密切相关。 3、农业文化与农耕文化 农业文化，是指农业生产实践活动所创造出来的与农业有关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总和。内容可分为农业科技、农业思想、农业制度与法令、农事节日习俗、饮食文化等。其发展可分为原始农业文化、传统农业文化和现代农业文化三个阶段。 在中国农业文化发展的前两个时期，即原始农业文化和传统农业文化时期，可统称为农耕文化时期，或古代农业文化时期。 在中国文化产生和发展的过程中，农业文化是基础，因为它是以满足人们最基本的生存需要（衣、食、住、行）为目的的，它决定着中华民族的生存方式，塑造着中华民族文化的自身。中
实用标准文案 60年回眸与前瞻中国农村土地制度变迁土地问题无疑是当前中国农村最为基础、最为广泛，也最为复杂和棘手的经济社会 本文着力还原不同历史时而土地制度则是一切土地问题的缘起和总根源。为此，问题之一，政策法规视角来审视中国土地制度的历史变迁过程。期具有代表性的中央决议、法律文件等，由于社会制度是一个渐进式的演进过程，存在必然的“路径依赖”，而很难在短期“脱胎换骨”。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农村土地制度变迁不可能脱离历史过程而“另起炉灶”，而这正“制度变迁的社所不能无视的是当前理论工作者在进行理论创新和提供改革路径的过程中，对于历史进程的重新审视有助于我们更好地认识当前农村土地制度和政策因此，会成本”。并能提供更为可行和从而对农村土地问题的现实困境有更加深刻的认识，选择的历史渊源，具有可操作性的政策建议。一、土地集体所有制形成的政策过程 年通过实施的《中国土地法大纲》，这是指导新中国的土地制度最早可以追溯到1947 《大纲》确立了均分农村土地改革的纲领性文件，由此也奠定了日后土地制度变迁的基调。“乡村中一切地化的农民私有制。第三条规定，土地“所有权归农户所有“。第六条规定，按乡村全部人口，不分男女老幼，统一平均分主的土地及公地，连同乡村中其他一切土地，配“，从而彻底实现按人口均分土地的分配形式。年颁布实施的《土地改革法》进一步从法律层面对土地制度进行了规范和细化， 1950由人民政府发给土地所“土地改革完成后，第三十条规定，并进一步保障了农民的所有权。亿多。土改运动使3并承认一切土地所有者的自由经营、买卖及出租其土地的权利”有证，无地或少地农民分到了土地，彻底改变了农村的生产关系。精彩文档．实用标准文案 农业合作化运动加快为应对小农户与大生产之间的矛盾，50年代，20 然而，进入世纪个不同时期：推进，逐步完成了从土地的农民所有制向集体所有制的转变。具体可分为4建立基于农民所有制的农业生产互助合作。 1. 月中共中央颁发的《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草案）》为标志，全年12 以1951一3种形式：国各地开始普遍发展互助组和试办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这种互助合作主要有三是以土地入股为特点的土地合是临时性的或季节性的简单劳动互助；二是常年的互助组；作社。这种互助合作仍然维持土地的农民所有制。逐步完成所有制转变的农业生产合作社。 2.年中共中央发布《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议》，开始由初级社和互助合作1953 “从临时互助组、常年互助组到实行土向高级农业合作社“阔步迈进”。第一条明确指明，到实行完全的社会主义的集体农民统一经营而有较多公共财产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地入股、。，（集体农庄）就是对农业逐步实现社会主义改造的道路”公有制的更高级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年通过的《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示范章程》为标志，合作化运动完成了从初级形式以1956向高级形式的彻底转变，也完成了由土地的农民所有制向集体所有制的转变。迈向“大集体”的人民公社。 3.月中共中央通过了《关于把小型的农业合作社适当地合并为大社的意见》，年19583 鼓励“有条件的地方，把小型的农业合作社有计划地适当地合并为大型的合作社“，这是人月，中共中央通过了《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其8民公社化的前奏。同年“社的组织规模，第二条指出，“政社合一”“巨型化”本质特征是规模和实行的管理体制。精彩文档． 实用标准文案 “有的地方根据自然地形条件和生产发展的需要，两千户左右较为合适”，一般以一乡一社、六
中国外交政策的演变及和平崛起战略 一、中国外交政策的历史演变 自建国至今，我国外交政策及国际战略大致经历了以下几个发展阶段： 1、建国初期到50年代中期实行“一边倒”外交政策 建国初期中国实行“一边倒”外交政策是当时的历史条件决定的。 第一、建国初期，我国遭到美国为主导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敌视，孤立封锁和包围威胁，无法与他们建交。 第二、长期的战争之后，中国急需寻求外来经济援助和政治盟友，需要较好的国际环境，以愎复经济，建设国家，实行“一边倒”外交可以迅速消除苏联领导对中共的疑虑，赢得苏联的信任、支持和经济援助，也可一定程度牵制一心要颠覆中国政权的美国，使之有所顾忌。 第三、当时国际形势是以美、苏两大国为首的两大阵营的对立格局，中国没有中间道路可走，倒向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是历史的必然选择。 2、50年代中期至60年代初期确定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指导的外交政策 1953年12月31日，周恩来总理在北京接见印度谈判代表团时，首次系统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1954年4月29日，中印达成《中印关于中国西藏地方和印度之间的通商和交通协定》，序言中把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定为指导两国关系的准则。6月，周恩来应邀先后访问印度和缅甸，分别与两国总理尼赫鲁和吴努发表联合声明，一致同意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指导中印、中缅双边关系的基本原则，并倡议以此作为处理国际关系的准则。1955年4月，亚洲、非洲29个国家在印尼的万隆召开首脑会议，中国代表团团长周恩来在发言中再次重申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并将其中的“互相尊重领土主权”改变为“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至此，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表述正式确定为：“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此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不仅成为中国外交政策的指导方针和贯彻始终的主线，也成为国际社会广泛共识和处理国际关系的基本准则。以此原则为指导，中国打破了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国家封锁，扩大了外交和国际活动空间，逐步与许多周边邻国和亚非欧国家建立了友好外交关系。 3、60年代中期至70年代初期“两个拳头打人”的外交政策 60年代中期以后，毛泽东对国际形势作出了“战争与和平”是时代主题的判断，认为世界大战不可避免而且迫在眉睫，因而将一切工作的立足点转向打战上，为早打、大打、打核战争作准备，全国都进入备战、临战状态，不仅使经济工作付出了很大代价，也影响了外交工作。实行“两个拳头打人”战略，一度把推进世界革命，实现社会主义在全世界的胜利定为外交工作基本方针，“过火”的行动带来了外交工作严重的损失，孤立了自己，影响了国家关系。 4、70年代中期到80年代，“三个世界”理论的提出与“一条线”外交政策 1974年2月，毛泽东会见赞比亚总统卡翁达时，完整地提出了“三个世界”划分的战略思想，其中第一世界是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第二世界是亚洲（除日本外）、非洲、拉丁美洲的发展中国家；第三世界是指处于两者之间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三个世界”理论表述的提出，标志着毛泽东对世界结构认识发展到一个新阶段。他对中国的明确定位是：“中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也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中国属于第三世界。”基于这一理论，中国实行了“一条线”外交战略。即依靠第三世界，联合第二世界及一切中间力量，反对美苏两霸，而其中对美国又团结又斗争，谋求中美关系正常化，与西方结成统一战线，孤立与打击苏联霸权主义。在这一外交战略指导下，中国与美国，日本等国家实现了国家关系正常化，与一些西方国家和第三世界国家克服了发展外交关系的障碍，使中国愎复了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外交工作出现前所未有的新局面。 “第三世界”这一概念是法国经济学家阿尔弗莱德·索维于1952年在他的论文“三个世界，一个星球”中首次提出的，即资本主义世界和共产主义世界之间还有一个第三世界。1973年9月，第四次不结盟国家和政府首脑会议通过的《政治宣言》第一次将第三世界的概念写入国际会议的纲领性文件。1974年2月，毛泽东正式提出“三个世界”划分的战略思想，但在这里所指的第三世界与索维和国际社会所指的基本内涵相同。而第一，第二世界与前却本质上不同，这个变化是毛泽东对当时国际形势变化的基本概括，也是中国的国际战略思想，据此解决国际关系中的敌我友关系问题。尤其是对中国的国家定位，对中国的外交政策的制定与实践具有重大指导意义。同年，邓小平在第六届特别联合国大会上作了关于三个世界的发言，专门就第三世界概念的含义和特征作了阐述。此后，第三世界概念才为国际社会广泛认同，并在国际组织、国际会议、国际文件及媒体宣传中普遍采
专业文献综述 题目: 中国传统农耕文化及其旅游发展研究姓名: 学院: 人文社会科学学院 专业: 旅游管理 班级: 旅游112班 学号: 22211230 指导教师: 丁晓蕾职称: 2012 年12 月5日 南京农业大学教务处制
目录 一、中国传统农耕文化的内涵 (3) 1、1农耕文化的基本含义 (3) 1、2农耕文化：农业发展的历史支撑 (3) 1、3农业文化与农耕文化 (4) 二、中国传统农耕文化主要文化类型和内容 (5) 2、1中国传统农耕文化主要文化类型 (5) 2、1、1湘西侗族农耕文化类型 (5) 2、2中国传统农耕文化的内容 (5) 2、2、1农耕文化在观念层次上的具体特征 (5) 三、中国农耕文化旅游价值的分析 (7) 3、1农耕文化对生态旅游的价值 (7) 3、2农耕文化对于云南地区的价值 (8) 四、中国传统农耕文化的开发与保护价值 (9) 4、1农耕文化的开发 (9) 4、1、1西部地区农耕文化的开发 (9) 4、1、2特色农耕旅游开发 (11) 4、2农耕文化的保护 (11) 五、对中国传统农耕文化旅游发展的思考 (12) 5、1贵州民族村寨旅游发展现状及发展对策 (12) 5、1、1贵州民族村寨旅游现状 (12) 5、1、2贵州民族村寨旅游发展对策 (12) 5、2休闲农场 (14) 5、2、1休闲农场的发展现状 (14) 5、2、2农耕文化在休闲农场中的作用 (14) 六、总结 (15)
中国传统农耕文化及其旅游发展研究 一、中国传统农耕文化的内涵 1、1农耕文化的基本含义 农耕文化，是指由农民在长期农业生产中形成的一种风俗文化，以为农业服务和农民自身娱乐为中心。农耕文化集合了儒家文化，及各类宗教文化为一体，形成了自己独特文化内容和特征，但主体包括语言，戏剧，民歌，风俗及各类祭祀活动等，是中国存在最为广泛的文化类型。 1、2农耕文化：农业发展的历史支撑 农业最早是在中原地区兴起来的。中原农耕文化包含了众多特色耕作技术、科学发明。裴李岗文化有关遗存中出土了不少农业生产工具，为早期农耕文化的发达提供了实物证据，尤其是琢磨精制的石磨盘棒，成为我国所发现的最早的粮食加工工具。大家知道，三皇之首的伏羲教人们“作网”，开启了渔猎经济时代；炎帝号称“神农氏”，教人们播种收获，开创了农业时代。大禹采用疏导的办法治水，推进了我国水利事业的发展，也促进了数学、测绘、交通等相关技术的进步。战国时期，由河南人郑国主持修建的“郑国渠”，极大地改善了关中地区的农业生产条件。随着民族的融合特别是中原人的南迁，先进的农业技术与理念传播到南方，促进了中国古代农业水平的提高。可以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