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歌苓移民小说中的女性乌托邦
高红梅，于为
（长春师范大学文学院，吉林长春130032）
［摘要］移民海外之后，严歌苓创作了一些反映移民生活的小说。这些小说的女性形象柔弱而坚
韧，看似被动而弱势，实则“以退为进”“以柔克刚”，成为了真正的强者，是女性乌托邦。严歌苓移民
小说中的女性乌托邦具有强烈的中国文化特色，体现了作者对中国文化身份的认同。
［关键词］严歌苓；移民小说；女性乌托邦
［中图分类号］I206．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7602（2015）03－0110－03
20世纪80年代末期，中国作家严歌苓移民美国。美国的留学与移民生活为严歌苓提供了更多、更新的创作题材，她先后创作了一些移民小说，例如《扶桑》《少女小渔》《海那边》《红罗裙》《无出路咖啡馆》等。这些小说以中短篇为主，体制短小却意味深长。严歌苓塑造的一系列中国女性形象是其移民小说中最具光彩的人物系列，闪耀着中国传统女性的光彩，为读者展现了女性乌托邦世界。
一、西方强势文化语境中的困守
严歌苓移民小说的文化语境，是弱势的东方文化与强势的西方文化互相冲击与碰撞的结果。中国人移民到欧美，遇到的第一个挑战就是生存，即如何在强大的西方文化语境中寻找到自己的立足之地。在这个过程中，他们往往要面对由母国的主流社会地位堕入到异国边缘人群的尴尬，他们有过困惑与挣扎，也学会了在焦虑与彷徨中走向坚强。移民女性面对的处境尤其艰难，语言、文化差异以及在两性关系中的弱势地位，都使她们的生活处于难以摆脱的边缘状态。
在美国的华人女性首先遇到的问题就是文化差异问题。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更多的交流障碍不是来自文化上的隔阂，而是来自中美两国在经济、政治等方面的实力差异及其在文化上的折射。严歌苓小说中的女性所处的困境表现在相互关联的两个层面：其一，经济上的困窘与身份焦虑；其二，经济困窘使得女性只能依靠男人生活，丧失了独立自主的可能性。
留学或者移民到海外的女性，首先要面对的就是经济方面的困窘。《无出路咖啡馆》中的“我”一直处于朝不保夕的状态，方便面是其最经常吃的“美味”，爱美却只能穿非常廉价的二手衣服。《少女小渔》中的小渔过着下层女工的生活，只能到菜市场去买最廉价的剩菜。这种经济上的困窘，某种意义上已经到了赤贫状态，她们沦为了美国社会的最下层。
经济上的困窘，迫使她们以自己作为筹码来获得经济上的扶助与美国身份。《少女小渔》中，年仅22岁的小渔嫁给了一个67岁的白人，以骗婚的方式获取美国绿卡。《红罗裙》中的海云在国内丧夫之后，为了让儿子获得更好的教育，嫁给了比自己大将近40岁的老男人。她们无法保持人格上的独立。然而，能获得人格独立的移民女性也要受到来自西方文化的轻侮。小说《栗色头发》中的“我”，对美国“栗色头发”的爱始终持有抵制状态，因为“栗色头发”始终认为中国人是野蛮国家，只有贫穷、肮脏，却无法步入文明。
二、柔弱与坚忍的女性话语
［收稿日期］2014－11－29
［基金项目］吉林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2013B332）。
［作者简介］高红梅（1974－），女，辽宁岫岩人，长春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从事外国文学和比较文学研究。
·
·
011
西方女性主义运动肇始于19世纪，当时学者们认为在本质上男女两性不存在差异，而应该是平等的，尤以法国女性主义作家波伏娃为代表。她认为，女人不是天生的，而是后天养成的。从这个观点来看，严歌苓移民小说中的女性形象无法与女性主义联系起来。从在国内创作的《雌性的草地》开始，严歌苓用“雌性”这个纯粹的生物学术语来替代“女性”。在长篇移民小说《扶桑》中，她阐述了雌性的含义：“母性包含了受难、宽恕，和对于自身毁灭的情愿，是最高层的雌性，她敞开自己，让你掠夺和侵害。”［1］92她笔下的女性都充满了雌性的味道：“她不高不大，却长了高大女人的胸和臀，有点丰硕得沉甸甸了。都说这种女人会生养，会吃苦耐劳，但少脑筋。少脑筋往往又多些好心眼。”［2］4正因为好心眼，肯于奉献、备受折磨而又渴望被男友呵护的小渔却安慰她的男友，任由男友在自己肩头哭泣。
严歌苓移民小说中的女性另一个特征就是“佛性”。“对于男性，对于强迫她的人也好，对于践踏她的人也好，她都用一种悲悯和宽容的态度来接受所有的这些所作所为，她允许这些恶的东西存在”［3］。《红罗裙》中的海云移民到美国后，在陌生的文化环境下很不自信，她甚至不愿意回应同一个院子里的人对她友好的问候。可一进家门，她就非常自信，这来自她对家人的付出，尤其是她的儿子。为了儿子，她甚至可以牺牲自己的幸福，嫁给了比自己大将近40岁的男人，她以无所不在的宽容和委曲求全来给儿子铺设一条美好的人生之路。
在严歌苓的女性意识中，雌性与佛性都强调女性的宽容、牺牲，这看起来与传统女性价值观是一致的；但只要深究雌性与佛性上表象之下的深意，读者就会发现其柔弱包裹之下的独立气质与坚忍心态。小说《扶桑》中，扶桑从童养媳到被拐去美国当妓女，遭受了一系列非人的磨难———鞭打、谩骂、被逼堕胎甚至轮奸，她却一如既往地微笑，用内在的坚忍去面对一切。作品中写道：“这是个最自由的身体，因为灵魂没有统治它。灵魂和肉体的平等使许多概念，比如羞辱和受难，失去了亘古的定义。她缓步走出那床的罪恶氛围，黑发、红衣、眼神犹如长辞般宽恕和满足，遍体鳞伤和疼痛无不写在她的动作和体态上。她嘴角上翘，天生的两撇微笑，一切都使那巨大的苦难变成对于她的成全。受难不该是羞辱的，受难有它的高贵和圣洁。”［1］92－93因此，在严歌苓移民小说中的受难女性，在柔弱中内蕴圣洁与高贵。
三、女性话语的乌托邦色彩与中国文化身份认同
在很多主流女性主义作家看来，严歌苓的女性话语过于传统，与传统的男权思想似乎是一致的———柔弱与坚忍不正是男权思想塑造下女性最为典型的性别特征吗？严歌苓将柔弱与坚忍的女性特质，通过女性的受难来体现。在书写华人苦难史的《扶桑》中，扶桑经历了一个女人的全部苦难，童养媳———被逼从娼———丧子之伤———丧夫之痛，扶桑的苦难史也是女性的受难史，更是华人的血泪史。在书写新一代女性的移民时，虽然华人女性不再有扶桑一样的处境，但是她们的温饱、尊严、情感、幸福都难以在一个异质文化环境中得到保障，她们选择坚持、隐忍，以最大的勇气与耐心适应环境，以达成独立与尊严。这恰合女性主义史学理论家琼·斯科特的观点，她认为“大部分女性历史都把女性作为研究的客体、故事的主体，宣扬女性的独特性，谱写一种能为女权主义者代言、证明女性具有创造历史能力的女性历史。然而这些女性历史却忽略了女性的牺牲史（women’s victimization）。”［4］12
曼海姆说：“我们把所有超越环境的无论如何都具有改变现存历史———社会秩序的作用思想（不仅仅是愿望的投入）都看作是乌托邦。”［5］195从这个概念出发，严歌苓的移民小说以书写女性苦难史来改变女性话语，具有一定的乌托邦意味。更重要的是，严歌苓在写女性受难的同时，赋予了女性以神的色彩与地位。《少女小渔》中的小渔与意大利老人的目的是拿到绿卡，但是小渔的单纯、善良和包容将一种赤裸裸的交易转变成一种相依为命的关系，她重新点燃了老人寂寥、没落人生的希望。“一天小渔上班，见早晨安静的太阳里走着拎提琴的老人，自食其力使老人有了副安泰认真的神情和庄重的举止。她觉得那样感动：他是个多正常的老人；那种与世界、人间处出了正当感情的老人。”［2］20小渔神性的存在洗涤了人性的阴暗，而且使得充满烦恼、磨难的人生照进了一缕温情的阳光。
严歌苓的女性话语不仅具有乌托邦色彩，而且内蕴对传统中国文化的认同。严歌苓笔下的柔弱与坚忍的女性在男权世界中是退让的，以雌性与佛性来包容一切；但柔弱并不等于软弱，包容并不等于没有原则，退让也并不等于没有力量。严歌苓女性话语的策略是“以退为进”、“以柔弱胜刚强”的道家文化。正如严歌苓在接受凤凰卫视专访时说：“难道阴柔的就是接纳体，就是客体吗？你说太极图这个阴和阳的关系，对吧？其实
·
·
111
它的它这种退啊，它这种守，这种关系，它实际上这个动作，这个是在进，实际上已经把这个进掩埋在这个退当中了”。因此，严歌苓的女性话语也具有一定的女权主义思想，只是她以中国道家文化为策略，不似西方女权主义那么直接，容易引起男性的警觉。
四、结语
移民小说虽然是严歌苓早期的文学创作，难以代表其创作的最高境界，但移民女性是其女性形象系列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其女性乌托邦世界的构建也正逐步展开，这为其文学创作个人风格的形成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参考文献］
［1］严歌苓．扶桑［M］．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有限公司，2010．
［2］严歌苓．少女小渔［M］．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有限公司，2011．
［3］严歌苓，等．王葡萄：女人是第二性吗［J］．上海文学，2006（5）．
［4］Scott，W．Joan．“Women’s History”，New Perspectives on Historical Writing，ed．Peter Burk［M］．Cambridge：Polity Press，2001．
［5］卡尔·曼海姆：意识形态与乌托邦［M］．姚仁权，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
Feminist Utopia in Yan Geling’s Immigrant Novels
GAO Hong－mei，YU Wei
（College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Changchun Normal University，Changchun Jilin130032，China）
Abstract：After emigrating overseas，Yan Geling created some novels that reflect the life of immigrants in the United States．Women in those novels are delicate but persistent and dauntless．They seem to be passive and weak，yet in fact，they“make concessions in order to gain advantages”and“overcome firmness by gentleness”．They are the strong in a true sense，and they are the feminist Utopia．The feminist Utopia in Yan Geling’s novels has strong Chinese cultural characteristics，which indicates her identification towards Chinese cultural identity．
Key words：Yan Geling；immigration novel；feminist Utopia
（上接第116页）
到大自然的惩罚。人与大自然应该要有必要的默契与交流，而不是隔阂与对抗。
四、结语
1941年3月，海明威来中国访问，陪同他来访的是他新婚不久的夫人玛莎。后来，海明威写了六篇报道，报道了中国抗日战争的形势，记录了海明威和战斗中的中国人民的友谊。这次访问是海明威引以自豪的事，也是中美文化交流史上的一件大事。海明威作品中的中国元素﹑与中国文学传统相通的地方很多，有待学者们进一步研究和挖掘。
［参考文献］
［1］海明威．老人与海［M］．吴劳，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
［2］杨仁敬．海明威在中国［M］．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06：207．
［3］陈茂林．海明威的自然观初探———《老人与海》的生态批评［J］．江汉论坛，2003（7）：100－102．
Chinese Elements in Hemingway’s Works
HUANG Yao－hua
（Suqian College，Suqian Jiangsu223800，China）
Abstract：The thesis has explored the Chinese elements reflected in Hemingway’s works，which are similar to Chinese literary tradition．Hemingway himself and his“tough guy”characters reflect Chinese national spirit；Hemingway’s artistic style is closely related to Chi-nese literary tradition；the theory that man is an integral part of nature is also reflected in Hemingway’s view of nature．
Key words：Hemingway；Chinese elements；Chinese literary tradition
·
·
2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