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意识形态的本质、功能、总体性及领域
作者：陈锡喜来源：《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1期
摘要：通行的马克思主义教科书关于意识形态的定义，只是对意识形态在社会结构中的定位描述及其外延的机械规定。依据马克思的意识形态批判思想，意识形态在本质上是价值观的理论体系，内容上反映一定的阶级或集团利益，具有特殊性，在形式上又要说成是体现共同利益，具有普遍性。其根本功能是把特殊利益说成是普遍利益，即为维护或冲击现成的利益格局的行为合法性提供合理性辩护。意识形态的总体性，需从一般和特殊的辩证关系而并非整体和部分的机械关系上来把握其同各种社会意识形式的外延关系，各种社会意识形式包含了意识形态，但不是所有社会意识形式中的思想观点都是意识形态。确定是否是意识形态的根本依据是，是否反映人们之间特殊利益与共同利益之间的矛盾和冲突。由此可将意识形态区分为程度不同的政治生活领域、思想文化领域、日常生活领域以及国际交往领域。
改革开放前后，中国经历了强化意识形态特别是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到“淡化”、“边缘化”，再到逐步意识到意识形态斗争的客观性，并越来越重视意识形态工作的变化。然而，对于究竟何谓“意识形态”，一方面，学术界意见纷呈[1]，在实际应用中，人们又态度各异，会根据语境变化而赋予其不同内涵；另一方面，通行马克思主义教科书的定义，却依据苏联版本，把意识形态定义为思想上层建筑，具有阶级性，包括政治法律思想、道德、艺术、宗教、哲学等思想观点。[2]这一定义，只是对意识形态在社会结构中的定位描述及其机械的外延规定，而没能依据马克思的意识形态批判思想，揭示出意识形态的本质特征和根本功能，从而把握意识形态的总体性及其领域。进行这一工作，对于在理论上依据实践发展和语境变化，丰富意识形态的内涵，在实践上既抵制“去意识形态化”和“淡化意识形态”的思潮，又避免“泛意识形态化”和“强化意识形态领域阶级斗争”的倾向，是有价值的。
一、意识形态的内涵：本质特征及其功能
之所以说传统马克思主义教科书中关于“思想上层建筑”的定义只是对意识形态在社会结构中的定位描述，还没有揭示出意识形态的本质特征和根本功能，是因为它尚不能解释意识形态概念形成后思想史上存在的四个问题：
其一，为何意识形态很快被作为一个“贬义词”来使用?最早使用“意识形态”概念的是托拉西(Destutt de Tracy)在19世纪初所著的《意识形态概论》，词义即为“观念学”，其意在于以能否还原为感觉经验为标准重构人类知识体系的基本观念。但是，拿破仑很快就称托拉西等人为“意识形态家”，即脱离实际、虚构观念的“空论家”。于是意识形态的词义发生了转化，具有了“虚幻性”的含义。
其二，马克思为何对意识形态持强烈的批判态度?[3]马克思和恩格斯在《神圣家族》(1844年)中，批判了以布鲁诺·鲍威尔为代表的青年黑格尔派将所谓对“绝对精神”的“自我意识”作为人的本质和历史本体的观点，认为这是一种“虚幻”的意识形态。而在《德意志意识形态》(1845年)中，更是通过对以往社会意识形态的批判，揭示了意识形态在本质上的虚假性，即是颠倒的社会意识。直到1859年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马克思才把“社会意识形式”界定为“思想上层建筑”：“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4]
其三，为什么现代学者依然存在对“意识形态”的“否定性”解读?除了把意识形态作为思想上层建筑的“中性”解读外，某些现代西方哲学、包括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学者，依然对意识形态持“贬义”态度。如曼海姆(Karl Mannheim)认为，意识形态和乌托邦一样，都是关于“存在之超越的观念”[5]，即意识形态往往表现为以想象的方式去描写存在，在这一过程中又因为要反映政治集团的利益而竭力掩盖存在的真实关系，因而是消极的精神现象。阿尔都塞(Louis Althusser)则突出“意识形态”和“科学”的对立，认为两者的根本区别，在于其出发点是幻想的现实还是从真实的现实，而马克思主义通过“理论实践”而超越了原有意识形态，达到了真正意义上的科学。
其四，为什么中国现代社会对意识形态的态度会跌宕起伏?“文化大革命”存在严重的意识形态“崇拜”现象，使社会生活“泛意识形态化”，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不断被强化。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社会又产生了某种“意识形态恐惧症”，无论在政界、学界，还是平民百姓，大多对意识形态“唯恐避之而不及”。而在对外交往中，则公开宣称“不划线”(不以意识形态为标准)；在对台宣传中，也往往以“搞意识形态”为罪责来斥责台独势力的某些言行。
上述现象表明，对意识形态仅从社会结构层面作描述性的定义(反映经济基础的思想上层建筑)，并在这一定义基础上推论出它的根本特征是阶级性(经济基础是有阶级性的，因而意识形态也具有阶级性)，而没有进一步从社会需要和历史发展两个层面揭示它的本质特征和根本功能，便不能很好解释意识形态在社会生活中的历史变化，以及人们对意识形态的不同态度。
马克思恩格斯合著的《德意志意识形态》，无疑是我们在马克思主义视域中揭示意识形态的本质特征和根本功能的入门。遗憾的是，几乎所有马克思主义教科书在阐述马克思的意识形态思想时，均忽视了如下两段经典论述，那就是：“每一个力图取得统治的阶级，即使它的统治要求消灭整个旧的社会形式和一切统治，就像无产阶级那样，都必须首先夺取政权，以便把自己的利益又说成是普遍的利益，而这是它在初期不得不如此做的。”“所有的历史编纂学家，主要是18世纪以来的历史编纂学家所共有的这种历史观，必然会碰到这样一种现象：占统治地位的将是越来越抽象的思想，即越来越具有普遍性形式的思想。因为每一个企图取代旧统治阶级的新阶级，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不得不把自己的利益说成是社会全体成员的共同利益，就是说，这在观念上的表达就是：赋予自己的思想以普遍性的形式，把它们描绘成唯一合乎理性的、有普遍意义的思想。进行革命的阶级，仅就它对抗另一个阶级而言，从一开始就不是作为一个阶级，而是作为全社会的代表出现的；它以社会全体群众的姿态反对唯一的统治阶级。”[6]马克思恩格斯上述两段论述，除了强调夺取政权对于阶级统治的必要性外，还包含了关于意识形态问题的重要信息：无论是夺取政权还是掌握政权，都需要在观念上把自己的“特殊利益”“说成”是“普遍利益”或“共同利益”，从特殊利益的合理性证明推导出阶级统治的合法性(或相反，以敌对阶级利益的不合理性来证明其统治的不合法性)；而这一合理性证明的理论表达则是：“赋予自己的思想以普遍性的形式”。这些思想，深刻地揭示了意识形态的本质特征和根本功能。
从意识形态的本质看，它反映了人们不同的利益诉求，因而并非是纯客观的或“价值中立”的科学理论。不管如何给意识形态下定义，其最基本的要素是：价值观的理论体系。首先，它是一种价值观，是反映不同利益关系的价值判断；其次，它又不是一般个体对生活的直接感受和追求，而是具有一定的共同性，因而需要理论论证，需要通过概念、判断和推理的逻辑形式，来论证其所代表利益的合理性。
意识形态的这一本质，决定了其特征是内容和形式的矛盾统一，即内容上都反映一定的阶级或集团利益，具有特殊性，而在形式上又要说成是体现共同利益，具有普遍性。据此，我们可以把意识形态看作是“价值观的理论体系”。这一本质，与意识形态是“经济基础的反映”这一关于社会结构的描述性定义，以及是对社会存在的“虚幻”反映等“贬义”表达统一起来；把意识形态在内容上具有“阶级性”的“个性”，与意识形态作为对特殊利益的合理性论证的“共性”统一起来。意识形态在形式上的普遍性，使其在一定历史阶段表现出“虚幻性”，在内容上的特殊性，使其在一定历史阶段表现出“阶级性”，而形式的普遍性和内容的特殊性的统一，则决定了意识形态对于经济基础的相对独立性。
这一本质特征，决定了意识形态的根本功能，是要把特殊利益说成是普遍利益，即为维护或颠覆现存利益格局的行为合法性提供合理性辩护。在一个社会中，只要存在不同阶级、阶层或利益群体的利益矛盾或冲突，从而存在特殊利益和共同利益的矛盾，就需要有一定的意识形态来对之批判或为之辩护。某一利益群体在表达某一特殊利益时，为了获得社会对这一利益最大程度的认可，便需要尽可能“赋予自己的思想以普遍性的形式”，即是通过“言说”的理论要素，以便把“自己的利益”说成是“普遍的利益”或“共同利益”。一旦社会利益的分化和冲突完全消失，不再存在特殊利益和普遍利益的矛盾，也就不再需要意识形态了。
而一旦当特殊利益和普遍利益存在冲突，那么，意识形态就具有“虚假性”。正因为如此，拿破仑会称托拉西等人为脱离实际、虚构观念的“意识形态家”，马克思对传统的意识形态包括德意志意识形态会持强烈的批判态度，认为它们是对现实的“虚幻的反映”，许多现代西方学者包括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会坚持“意识形态与科学是对立的”观念，而当代中国会存在“去意识形态化”的社会思潮。
马克思主义作为意识形态，具有一切意识形态的共性，即是价值观的理论体系，要把自己所代表的特殊利益说成是普遍利益。它与历史上剥削阶级意识形态的根本区别在于：剥削阶级用形式上“虚幻”的利益普遍性，来掩盖其实质内容上的利益特殊性；而马克思主义则通过对资本主义内在矛盾以及与社会化大生产相联系的无产阶级历史地位的科学揭示，旗帜鲜明地表达无产阶级的阶级利益同资产阶级利益的冲突性，同时指出自己所代表利益在本质上和长远意义上同人类普遍利益的一致性。正如马克思恩格斯在《共
产党宣言》中表明的那样：“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共产党人为工人阶级的最近的目的和利益而斗争，但是他们在当前的运动中同时代表运动的未来”，这一未来就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7]当马克思恩格斯把自己共产主义理论称为“科学社会主义”时，当列宁称马克思主义为“科学的意识形态”时，都在表明，这一理论是无产阶级解放的理论，代表的是无产阶级的阶级利益，但这一利益的实现，是同人类解放的客观进程联系在一起的，它反映的是人类的共同利益，正如马克思一直强调的，无产阶级的解放是资本主义社会化大生产发展的客观要求，而无产阶级如果不能解放全人类，则不能最后解放无产阶级自己。于是，作为意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便具有无可置疑的科学性。
当然，在当代中国的语境下，欲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性和科学性的统一，既不能否认意识形态存在着阶级性和不同意识形态之间存在着斗争性，也需要超越传统的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对抗思维。从理论上说，意识形态的阶级性，只是不同利益群体的利益在价值观上的理论表达的部分表现，意识形态斗争的内容和形式是多样的。在马克思的语境中，欧洲资本主义客观上已分化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大对抗阶级，马克思的意识形态批判，重点是批判资产阶级意识形态。马克思所论述的意识形态的本质特征和根本功能，还是着眼于特殊利益和普遍利益的关系，只不过资产阶级是“虚幻”地表达了两者的一致，而无产阶级将真实地实现两者的统一。
由此，我们应该把意识形态的“阶级性”拓展到对特殊利益和普遍利益关系的表达。对于无产阶级来说，在其夺取政权与掌握政权的不同条件下，对自己的意识形态在内容和形式之间相统一的表达是不尽相同的。为了夺取政权，它毫无顾忌地说出自己所代表的群体利益同其他剥削阶级利益的冲突性，以便更充分地动员更广泛群体的投入。然而，自己成为执政党后，应该逐步表达自己所代表利益在现实上的普遍性，以使自己不断巩固并扩大长期执政的合法性资源。“文化大革命”在意识形态问题上的教训之一，就是继续强调无产阶级利益的特殊性，不断人为制造利益矛盾和冲突，通过强化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以及“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各个文化领域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其结果是损害了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资源”。
以市场化为导向的改革，使经济成分、社会组织、就业形式和分配方式日趋多样化，造成了社会阶层的分化和利益的多元化，并由此决定了反映不同利益关系的价值观多元化。意识形态作为上层建筑，其要反映的经济基础，已非完全的公有制或国有制，马克思语境中作为无产阶级主体的产业工人也已非社会的主要成分。在这种情况下，处理意识形态问题，须以两个基本的价值判断为前提：其一，我们不可能做到各个阶层和利益群体的利益实现完全均等和一致；其二，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在意识形态上确立“以人为本”的核心话语，宣称自己没有特殊利益，代表的是最广大人民利益的普遍性，并尽可能为协调各种利益矛盾提供理论上和价值观上的根据，而不应该在观念上强化利益冲突或强调自己只代表某一阶级的利益。
二、意识形态的外延：总体性及其领域
根据迄今为止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的定义，社会意识分为社会心理和社会意识形式两个层面，作为“形式”的社会意识，是系统的、自觉的、抽象化的社会意识，包括属于思想上层建筑的政治法律思想、艺术、道德、宗教、哲学等意识形态以及科学。
要界定意识形态，需要对外延有所规定。但是，之所以说把意识形态定义为“政治法律思想、道德、艺术、宗教、哲学等社会意识形式”只是机械的外延规定，是因为它没能通过对意识形态的本质特征及其根本功能的考察，来把握意识形态的总体性以及由此所区分的领域。它在理论上带来的困境是，不仅把人们具有社会性的情感、意志等社会心理都剔除在意识形态之外，更重要的是，带来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界内部关于社会科学是否是意识形态的长期争论。[8]持社会科学与意识形态对立论观点的重要理论依据，便是意识形态的定义里只把属于社会科学的政治法律思想和哲学列入意识形态，却没有把其他社会科学领域列入其范围，而一般在学界被视为人文学科的道德、艺术等，反而都被列入意识形态。它在实践上带来的困境是，将除科学以外的各种社会意识形式都作为意识形态，意识形态被泛化了，它同各种社会思想文化和人们精神生活的复杂关系被简单化了。“文化大革命”期间甚至改革开放初期，曾经把所有思想文化艺术和人们精神活动都打上“非无(无产阶级)即资(资产阶级)”的阶级标签，把各种艺术欣赏趣味甚至不同的艺术表现形式(例如，唱歌是否用“气声”、在舞台上是“站着唱”还是“走着唱”、女孩穿衣服的最上一个纽扣是开在锁骨上还是锁骨下，等等)，把在一定历史阶段形成所有私德，都当作意识形态，都
定性为非无即资，从而造成意识形态领域斗争的扩大化。总结其教训，在理论上对意识形态所作机械的外延规定，是重要原因之一。
诚然，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1859年)中确实说过：在考察社会形态的变革时，“必须时刻把下面两者区别开来：一种是生产的经济条件方面所发生的物质的、可以用自然科学的精确性指明的变革，一种是人们借以意识到这个冲突并力求把它克服的那些法律的、政治的、宗教的、艺术的或哲学的，简言之，意识形态的形式。”但是，值得我们注意的是，马克思在这里并不是写哲学教科书以给“意识形态”下定义，而是对自己已经形成的唯物史观作总体阐述时，列举了所涉及的对经济生活的变革能够发生影响的“意识形态的形式”。
对意识形态外延的辨析，俞吾金的《意识形态论》给出一个重要思路，即：“在马克思那里，意识形态是一个总体性概念”，“是由各种‘意识形式’———哲学、宗教、伦理、政治、法律等等构成的有机整体。”遗憾的是，俞著尚未就“总体性概念”的“总体性”和“有机整体”的“有机性”，作深入阐述，而仍然是依据传统教科书的定义，列举了所“包括许多具体的意识形式，如政治思想、法律思想、道德、哲学、艺术、宗教等等。”[9]
首先，我们不能忽视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1851年)中还讲过：“在不同的财产形式上，在社会生存条件上，耸立着由各种不同的，表现独特的情感、幻想、思想方式和人生观构成的整个上层建筑。”这意味着，在人们日常生活中表现出来的情感、思想方式和人生观中，包含着意识形态。
其次，更重要的是，对意识形态与各种社会意识形式的关系作总体性把握，有两个不同的思路：其一是整体和部分的关系，其二是一般和特殊的关系。这两个思路在逻辑上恰好相反：作为整体和部分的关系，是整体包含部分，部分存在于整体之中；而作为一般和特殊的关系，则一般存在于特殊之中，特殊包含了一般。以往对意识形态作外延规定时，说意识形态“包括”除科学以外的各种社会意识形式，恰恰体现的是整体和部分的关系。而这种关系，只是形式逻辑意义上的机械关系(正因为如此，我们说传统教科书对意识形态所作的外延规定，只是机械的外延规定)。
而要真正理解意识形态的总体性，需要从一般和特殊的辩证关系上来把握意识形态同各种社会意识形式的外延关系：即各种社会意识形式(除自然科学外，下同)中，不同程度地包含有意识形态成分，但并非各种社会意识形式中的所有思想、观点、看法或判断，都是意识形态；而作为总体性的意识形态，则存在于各种社会意识形式之中，但它不是横向地机械地呈现为各种社会意识形式，而是综合地通过各种社会意识形式的内容表现出来，并通过纵向的领域体现出层次性。
辩证地而非机械地把握意识形态同社会意识形式的关系，需要依据马克思主义关于意识形态的本质特征及其根本功能的思想，来揭示其总体性并区分其领域。如前所述，意识形态的本质是价值观的理论体系，它是对不同阶级、阶层或群体的利益关系所作的价值判断，但又包含着对其利益合理性的论证；其根本功能，是要把特殊利益说成是普遍利益，即为维护或颠覆某种现存的利益格局的行为合法性提供合理性辩护。
于是，在所有的社会思想和人们的精神生活之中，确定是否是意识形态，其根本依据是两条：其一，是否反映人们之间的利益矛盾和冲突，凡是不反映人们之间的利益矛盾和冲突的思想和精神，都不属于意识形态；其二，对于反映人们之间的利益矛盾和冲突的思想和精神，还要看其是否体现特殊利益和共同利益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如果只是个人之间的利益矛盾和冲突，或者即使是不同群体之间的利益矛盾和冲突，只要不涉及某一群体的特殊利益和整个社会的共同利益的矛盾和冲突，这些思想和精神也不属于意识形态。
这就是说，意识形态存在于各种社会意识形式和社会心理之中，凡是社会意识形式和社会心理中包含的反映特殊利益和共同利益矛盾和冲突的内容，便是意识形态，凡是不反映这一内容的，就不属于意识形态。它可以通过单一的政治法律思想、艺术、道德、宗教和哲学形式表现出来，但更多地是几种社会意识形式综合的表现，甚至包含社会心理。这就是所谓意识形态的“总体性”。如此对意识形态的外延考察，避免了机械的外延规定，既具有理论价值，又具有实践意义。
在理论上，它既可回应日常生活是否具有意识形态的问题，理解马克思所说的“情感、幻想、思想方式和人生观”同意识形态关系的论断，不至于把日常生活都剔除在意识形态之外；又可回答社会科学是否是意识形态的问题，因为意识形态作为总体性的价值观理论，需要理论论证和逻辑表达，这就同科学并非是绝对对立的，社会科学和意识形态存在交叉性，但不等于所有的社会科学内容都是意识形态。
在实践上，我们可以根据意识形态所反映的特殊利益和共同利益之间矛盾和冲突关系的密切程度，区分不同的领域：政治生活领域、思想文化领域、日常生活领域以及国际交往领域。政治生活领域是经济的集中表现，直接体现人们的利益(基于物质利益，还衍生出政治权利、文化利益和社会权益)关系，属于意识形态。思想文化领域程度不同地具有意识形态性，即在以不同的理论范式和价值取向来反映多样化的社会生活时，会自觉或不自觉地在不同程度上为一定的利益关系的合理性或必要性作论证。日常生活领域的利益关系复杂和多样，很多是不同个体之间或个体与某一群体的利益矛盾，如不涉及特殊利益和共同利益的冲突，则是具体矛盾，并不都能上升到系统的理论形态或“主义”，故不应将日常生活领域意识形态化。当然，由于社会转型中诸多问题的集中爆发或凸现，背后往往存在“主义”的影子，而如何化解这些矛盾，也存在着不同的思维方式和价值导向，因此，日常生活领域没能完全脱离意识形态的影响。国际交往领域，各种思想文化的交流、交融日益频繁，但也存在着价值观和社会制度的矛盾和冲突，存在着意识形态的交锋。
这样在纵向上作意识形态领域的区分，避免把除自然科学外的所有社会意识形式所表达的内容都当作意识形态，对于在实践上既抵制“去意识形态化”和“淡化意识形态”的思潮，又避免“泛意识形态化”和“强化意识形态领域阶级斗争”的倾向，从而真正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把握马克思主义在社会生活中的话语主导权，是十分必要的。
参考文献：
[1]伊格尔顿(Terry Eagleton)归纳过16种定义。参见周宏：《理解与批判———马克思意识形态理论的文本学研究》，上海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35-36页。
[2]如1983年版《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意识形态作为社会的观念(或思想)上层建筑，是对一定社会经济形态以及由经济形态所决定的政治制度的自觉反映。”包括“艺术、道德、政治法律思想、宗教、哲学和其他社会科学。”2009年版(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马克思主义哲学》：“观念上层建筑，是指政治法律思想、道德、艺术、宗教、哲学等意识形态。在这个意义上，观念上层建筑又被称为意识形态上层建筑。”“具有鲜明的阶级性。”2013年版(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意识形态又称观念上层建筑，包括政治法律思想、道德、艺术、宗教、哲学等思想观点。”
[3]一般认为，马克思有自己的意识形态理论。而笔者认为，与其说马克思形成了自己的意识形态理论，不如说马克思形成的是意识形态批判理论，马克思的意识形态思想，是其意识形态批判理论的表现。
[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5]卡尔·曼海姆：《意识形态与乌托邦》，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年，第591页。
[6]《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36、537、552页。
[7]《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2、65、53页。
[8]对于社会科学是否是意识形态，学术界大致有三种观点：属于论：社会科学反映人们的社会关系，因而属于意识形态；对立论：社会科学也是科学，因而与意识形态是对立的；交叉论：对社会科学的研究必然包括有研究者的价值导向，因而包含了意识形态。
[9]俞吾金：《意识形态论》，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68页、129页。
(作者单位：上海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简论西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的几个问题 摘要：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理论虽然对马克思的意识形态理论产生了一些误解，但是其中也包含了值得我们重视的思想资源。在对马克思的意识形态概念的理解上，传统的、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原理教科书，对于意识形态的理解过于狭隘，忽视了马克思思想中关于意识形态的更加广阔和深刻的意识形态观念。西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从总体上说，主要涉及到：意识形态的范围、价值问题；意识形态的主体和意识形态的领导权问题；意识形态领域的思想教育问题；意识形态的存在方式；意识形态的种类；意识形态与语言的关系等问题。 关键词：西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概念；意识形态观 无论你是否愿意，意识形态都无时无刻地影响着你，无论你如何讨厌，意识形态都已经是你生活中的一部分。回避意识形态，否定意识形态，甚至说“意识形态”已经终结，这不过是自欺欺人而已。这就如同鸵鸟把头埋到沙子里，防止自己被人抓住一样，是极其愚蠢的。那么我们究竟应该如何看待意识形态呢？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理论虽然对马克思的意识形态理论产生了一些误解，但是其中也包含了值得我们重视的思想资源。 一、如何看待马克思的意识形态观 许多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对马克思的意识形态概念提出了质疑。这种质疑主要表现在，他们认为，马克思把意识形态看作是由经济基础决定的，这是一种简单的历史决定论的思想，实际上意识形态是由多种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在他们看来，马克思简单地把意识形态理解为对社会现实的歪曲反映，并用阶级根源来说明意识形态的产生的社会根源，把意识形态和阶级意识等同起来，把意识形态的斗争归结为阶级斗争。他们有人质疑，难道一种意识仅仅由于是资产阶级的意识，就表明这种意识是颠倒的意识吗？就是错误意识吗？［１］这种指责马克思的意识形态理论，修正和完善马克思的意识形态理论几乎是每一个西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家的共同企图。 应该承认，长期以来，我们对马克思的意识形态概念的理解确实有僵化和教条化的问题，缺乏对于意识形态的不同形式、内容和功能的深入思考。这也导致了西方学者对马克思的意识形态概念的多方面的质疑和思考。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某些思考，确实有助于我们重新思考马克思的意识形态概念。在分析马克思的意识形态观念的时候，不同的人抓住了马克思思想中的不同方面来分析马克思关于意识形态的思想。比如，早期阿尔都塞抓住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所提出的下列思想：“整体，当它在头脑被作为思维的整体而出现时，是思维着的头脑的产物。这个头脑用它所专有的方式掌握世界，而这种方式不同于对世界的艺术的、宗教的、实践－精神的掌握的。”［２］在他看来，头脑所专有的掌握方式是科学的掌握方式，而对于世界的艺术的、宗教的、实践－精神的掌握方式是意识形态的。而卢卡奇则抓住了马克思对于商品拜物教的批判，认为，这种商品拜物教就是一种意识形态，它使人崇拜自己所创造的商品之间的交互关系，而忽视了交换关系背后的人和人之间的剥削关系。马克思对于资本主义的批判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对于商品拜物教的意识形态功能的批判。或者说，马克思就是要揭示商品交换关系背后所存在着的人和人之间的交互关系。国内学者在研究马克思的意识形态的思想的时候，发现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所讨论的意识形态，在本质上是“统治阶级的思想”［３］。由此可见，人们在分析马克思的意思形态思想的时候，也发现了马克思也有不同的意义上的意识形态观念。英国学者汤普森发现，在马克思那里有三个不同的意识形态概念。第一种意识形态概念是：“意识形态是一种理论学说和活动，它错误地认为，观念是自主的和有效的，它不了解社会—历史生活的真正情况与特点。”［４］这就是说，那些把人的观念看作是独立于社会历史条件的思想就是一种意识形态。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所批判的各种不同的理论都是意识形态。第二种意识形态概念是
意识形态领域情况报告 篇一：2015年度个人意识形态报告 2015年度个人意识形态报告 意识形态是一定社会经济基础上形成的系统的思想观念，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本质上是不同核心价值体系的较量。习总书记指出，能否做好意识形态工作，事关党的前途命运，事关国家久安，事关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这一指示中肯而剀切。医院领导干部同样有责任抓住管好意识形态工作。 做意识形态工作，重要的是宣扬党
的科学理论，使广大医务工作者了解并接受。今年来，通过有效的意识形态工作，使医院职工进一步形成共同的信仰，使意志更专注于党确定的奋斗目标，调动职工为医院共同目标而奋斗的积极性。抓意识形态工作，要注意防止纠正意识形态工作仅仅是上层的事、与基层关系不大的观念。医院领导班子站在政治和全局的高度来看问题，把意识形态当作政治工作重要组成部分来开展，要纳入医院班子重要议事日程，时刻关注各种社会思潮的变化，经常研究问题，做到统一部署，坚持齐抓共管。同时，把意识形态工作作为思想政治教育的第一任务来筹划安排，经常开展形势政策
教育，向干部职工介绍意识形态领域斗争情况，重点开展医德医风教育，增强医院职工全心全意为病人服务能力。 意识形态上保持清醒的头脑，重要的是加强干部职工理论武装。集中学习宣传核心价值观学习教育，用科学理论武装干部职工思想，占领干部职工思想阵地，增强干部职工以病人为中心的思想，组织干部职工一起讨论社会上的热点话题，在讨论中解疑释惑，澄清传闻，抵制谣言，帮助干部职工正确认识问题的深层次原因，不被别有用心的人花言巧语所迷惑和欺骗。紧紧抓住根本，加强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让干部职工紧紧团结在医院建设的周围，为实现医
今天我想着重谈谈“人文学术”的“文化自主性”的能力和条件问题。在今天的人文学术面前，至少有三种类型的意识形态禁锢:“政治意识形态”、“西方意识形态”、“技术意识形态”。如果学术不解脱此三种意识形态禁锢，或者说得平和点，不调整好与此三种意识形态的关系，学术的自主性就很难从自身成长起来。 首先应该明确“意识形态”所指为何? 《德意志意识形态》对“意识形态”有两个规定性： (一)“把特殊的东西说成是普遍的东西”，由此获得“真理性”(或叫“伪科学性”)； (二)“再把普遍的东西说成是统治的东西”，由此获得“权力性”。 所以，凡“意识形态”必要求“真理性”与“权力性”。(引自马克思)。 现代性转型之后，“意识形态”的两个经典规定有了演变，或有了变式: (一)悬置普遍性，索性承认自己只是特殊性，但相对其他特殊性，自己的特殊性要发展得充分些，因而它将成为其他特殊性进步的目标，也就是说，将普遍性隐含到进化论中去了，变成“历史相对主义”； (二)否定普遍性，正因为没有普遍性，哪一个特殊性有力量，不管是智力还有强力，那么，那一个特殊性就能自然正当地取得支配的领导地位，也就是说，坦然以强权政治的“实用主义”自居。 可见，“意识形态”的两个规定中，最根本的是“权力性”，它只靠智力或强力提供所谓“自然正当”的“合法性”基础。因为，古代
的“知识—德性(真理)—力量”模式，被现代的“知识—力量(真理)—德性”模式所取代。 事实上，今天的学术几乎整个架构在“知识即力量”的现代模式中。学术成了追求“力量”或“技术理性”的工具。这样的学术自然会是“政治意识形态”、“西方意识形态”、“技术意识形态”的“意识形态”仆从。 “政治意识形态”此处免了。“技术意识形态”此处也免了。我这里只谈“西方意识形态”。 我说的是“西方意识形态”，不是说“西方的意识形态”。西方文化是生产“意识形态”的文化，它们的历史上生产了许许多多的“意识形态”，我说的不是“它们”—“西方的”意识形态“产物”。我说的是“西方”本身的意识形态化。其典型的表达式为:“凡西方的皆普遍的，凡非西方的皆特殊的。” 我们不得不接受三个来自西方的事实: (一)“形而上学本体论”，或意识形态化的“真理观”，有了那个“一”就有了主宰世界的根据和逻辑必然性； (二)“神学一神论”，其实是意识形态化的“一神教”，有了那个“一神”就有了创造世界的根据和神圣普世性，连“自然正当”也神圣化了(犹太教虽然是东方的，属叙利亚文化系，但转变为基督教则借西方罗马而“世界化”了)； (三)“君主制--贵族制--民主制”三位一体的“政治制度”，而且这个三位一体尽管在西方历史上有侧重点的差异，它们其实总是相
论20世纪以来西方主流意识形态的演变及其功能 [06-01-13 16:18:00 ] 作者：佚名编辑: studa9ngns 西方政治童识形态包括自山主义、法西斯主义、无政府主义和民主社会主义等等许多流派，其中占主导地位的是自山主义意识形态。它以个人主义为核心，以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为基础，集中体现着资本主义的政治关系、政治行为、政治体制和政治价值观，对西方各国的内政外交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作为资本主义主流意识形态的自山主义，20世纪以来发生了深刻的变革。30年代的“罗斯福新政”和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撤切尔主义"、"里根革命，" 是两次不同类型的自山主义改革，标志着20世纪自山主义在基本政策层面上的两次重大转型。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这两次转型使自山主义脱离了19世纪传统的自山放任形态，极大地影响了当代资本主义的发展，使资本主义在20世纪维护和保持了自己的发展势头和活力。 一.西方主流意识形态的形成和第一次转型 Is西方主流意识形态的形成 西方主流意识形态是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形成而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其渊源可以追溯到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时期° 14-16世纪，资产阶级刚刚形成，本身的力量十分软弱，尚不能直接提出夺取政权的要求。他们首先在思想童识形态领域展开了斗争，用人文主义思想反对封建神学，以理性为武器批判封建特权和等级制度，用人性反对神权，用个性解放反对禁欲主义，用理性反对蒙昧主义。文艺复兴运动推动了列一场反封建反教会斗争一宗教改革运动的发生、发展。通过这场斗争，资产阶级初步形成了新的意识形态。主要代表人物及其理论有马基雅弗里的共和政体论；马丁?路德的信仰自山和思想自Ifl;加尔文改革教会的民主思想；在宗教改革时期的一些思想家提出的人民自山、人民主权等思想；法国一些思想家提出的自山状态、自然权力、人民主权、政府源于契约思想等等。这些理论观点为近代西方主流意识形态的形成提供了重要的思想材料。 17至18世纪，在欧美许多国家相继发生了山资产阶级领导的人民群众广泛参加的反封建革命运动。一些资产阶级思想家，为适应资产阶级夺取政权和建立新社会制度的需要，提出了以“自然权利”说、“社会契约”论、“人民主权”思想为核心的学说。美国的《独立宣言》和法国的《人权宜言》所体现的人权原则和包括的公民基本权利，构成近代资产阶级民主制度的重要内容。其最显著的特点，是把各项权利，诸如自山权、平等权、参政权、财产权等，均说成是一切人的、普遍的权利。所有这些为西方主流童识形态奠定了思想理论基础、基本原则并成为其重要内容。 任何类型的社会意识形态，都是一定经济基础的社会反映，上层建筑服务于经济基础。西方主流意识形态是以私有制为基础，以保障私有财产不可侵犯为U 的的，是资本主义经济关系发展的必然产物，它的核心是以个人为中心来对待社会和他人的个人主义。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曾生动而形象地揭示了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特征，他们指出：“资产阶级在它已经取得了统治的地方把一切
中西方意识形态的斗争，本质上是价值体系的较量 张峰认为，当前我国同西方敌对势力的斗争主要集中在意识形态领域。意识形态是西方敌对势力对我实施西化、分化的前沿。我们同各种敌对势力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本质上是社会主义价值体系与资本主义价值体系的较量。 价值观问题在美国对外政策中一贯占有重要地位，正如约瑟夫·奈指出的：“自从建国初期开始，美国人就一直为将我们的价值观与我们的其它利益相结合而绞尽脑汁。”美国学者J·斯帕尼尔也指出：“我们的政治领袖们反映了美国社会的价值观念，每当他们在执行国家的对外政策中似乎要漠视这些价值观念时，他们总会受到政府行政部门、国会、反对派以及新闻界人士的批评。” 正因为价值观在软实力中的重要作用，以美国为首的一些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往往以其文化、外交政策为载体，向世界宣扬和推行其价值观。他们认为，“如果美国代表了其他人想效仿的价值观，那么我们领导世界所付出的代价会变小”。 长期以来，美国习惯于将“民主”、“自由”价值观作为与军事、经济相辅相成的称霸手段。美国前总统克林顿把向全世界推行美国政治价值观作为其施政的三大战略目标之一；美国前总统布什表示要在推行“民主”上加大投入，对中东地区进行“民主”改造。不少西方国家把传播其政治价值观和生活方式作为扩大国际影响的手段。 资本主义价值观念体系的核心是“个人主义” 张峰指出，资本主义价值观念体系的核心，是“个人本位”或“个人主义”。它肯定个人生命、自由、私有财产等，是不可侵犯的“天赋人权”，认为社会的一切权力都导源于个人对自己生活的基本权利。只有个人才是实在的，整个社会的结构和关系通过个人之间的交往，特别是通过商品交换来形成。资本主义的价值观念表现在社会制度和社会规范方面，是反映私有制基础上的商品自由竞争、追求利益最大化的“自由”观念和功利主义观念。笼统地说，这种强调个人利益和个人权利至高无上的观念似乎并没有什么不妥。但由于历史传统的不同、国情的不同、社会制度的不同，将这种价值观移植到中国这样一样社会主义的东方大国，却是不可行的，甚至是灾难性的。举一个例子，冰岛议会去年7月27日颁布一项法律，正式承认同性恋婚姻合法。同一天，冰岛女总理约翰娜·西于尔扎多蒂率先与她相恋多年的同性伴侣乔尼娜·莱奥斯多提尔完婚，成为合法“夫妻”。这件事情在冰岛国内几乎没有什么反对的反应。道理很简单，根源于长期形成的西方价值观，个人的权利至高无上，只要不违法，什么事情都是可以做的，其他人无权利说三道四。试想一下，这件事情如果发生在中国，该是一种什么情景。近期，欧洲一些国家的政要性丑闻不断，却依然当政，毫无愧疚，根源恐怕也是西方价值传统对个人权利的这种宽容甚至纵容。 西方敌对势力推行其价值观的一个常用手法，就是将西方自由主义的特殊价值和做法，冠之以“普世价值”推上神坛。他们在自由、人权等所谓的普世价值的口号下肆意干涉他国内政，挑动其发生内乱，引起社会动荡。上溯苏联东欧剧变，前至中亚的颜色革命，近到在利比亚的“奥德赛黎明”行动，无不显示出西方所谓的“普世价值”潜移默化、推波助澜、分化瓦解的作用。西方敌对势力的这种盗用“普世价值”名义的策略，确实很有效，也使得不愿唯其马首是瞻、俯首称臣的国家和人民处于尴尬难堪的境地：你不承认他们那套价值，你就是不
当前意识形态领域情况分析 一、当前意识形态领域的总体态势 马克思曾说过：“如果从观念上来考察，那么一定的意识形态的解体足以使整个时代覆灭。”意识形态领域历来是敌对势力对我实施西化、分化图谋的思想阵地，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虽没有迷漫的“硝烟”，但同样“惊心动魄”。 当前，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是在信息化飞速发展和全球化迅速蔓延的环境下进行的，更加严峻复杂，尖锐激烈。我们要高度关注和准确把握意识形态领域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和主动权，深入细致地做好思想工作。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进行，各种利益群体分化严重，原有的体制性弊端凸显，社会矛盾集中体现在民生领域、信仰危机、体制改革等三个方面。 二、当前意识形态领域值得关注的问题和呈现出的特点 1、换届工作中的不和谐声音。近一段时期以来，随着省、市、县区、乡镇党委换届，人大换届等工作的开展，出现了一些换届工作中的问题，像80后县长（馆陶县长闫宁）。虽然闫宁当选是个别现象，但也让社会上流言四起，质疑声不断，官方暧昧的解释也不能让民众信服，给社会留下了猜测的空间。更有甚者，漯河市人民政府市长的吕清海全票当选仅仅上任49天,就闪电落马。相关部门在干部提拔时是否严肃、认真,有没有严格遵守法律法规?“带病提拔”、边腐边升,久为公众诟病,但这些现象并未绝迹。如果不引起警惕，恐怕诸如吕海清此类的市长也会在别的地方出现。另一方面,投赞成票的代表们真正了解候选人吗?吕清海全票当选,连一个质疑声都没有,哪怕一张弃权票也没有。“用对一个人,激励一大片；用错一个人,打击一
大片。”有时,用错人、选错人,会危害一方,贻害久远。相关部门在 选人、用人时,应公开透明,经得起人们目光的挑剔,更严格按程序办事,莫埋下“带病提拔”的病根；而人大代表们也应珍惜手中的选票,保持清醒判断,别再出现全票选了一个贪官的丑闻。 2、公共道德危机。佛山小悦悦向我们敲响了公共道德危机的警钟，小悦悦事件指向的，既是民众的道德匮乏、社会的法治缺失，更是弥漫在整个社会的中国式冷漠，这一中国式冷漠，固然有民众的道德因素，却更多更直接地和整个社会的公共恐惧症相关。所谓公共恐惧症，是在脱离私人空间之后，由于种种原因而成的人的扭曲、变形状态，由于扭曲，人人皆有的四端良善之心、是非善恶，瞬间消失。正如有评论所言，公共恐惧症来自“‘我们’不存在”这一严酷现实。如果人的存在、存在有何权利与义务，都必须得到某系统的认可，如果每一个正常人的判断常识，依据自然法而来的道德伦理都被这种国家的泛滥道德倾向掩埋。如果一个公民，因为维权，被安上个罪名就遭受非法囚禁，甚至探视都有风险，正常伦理又怎样确立并滋润社会？所以，让小悦悦事件不再发生，最紧要之处，在于公权力的反省，是什么力量让社会道德不彰、人心失衡，是什么让本有道德热情的民众一进入公共空间就体会到恐惧，并让这种恐惧一步步吞噬了灵魂。 3、社会保障和工资体系的不合理。社会保障覆盖面小，失业保险的覆盖面人数仅为1.2亿人，只占就业人数的1/5左右。其中农村居民的社会保障的覆盖面更低，对占全国总人口75％左右的农民的 社会保障支出仅占社会保障总量支出的13％，比例明显偏低；没把 广大农民工纳入城市社会保险范围，用人单位为降低用工成本不愿为农民工参保缴费,农民工本人不敢主张权利，另外农民工流动性强, 如果在一个单位工作不满1年,按政策不能享受相关待遇；统筹层次低，养老和医疗等主要的社会保险制度被分割在多个统筹单位(多为 县市级统筹)内运行,各统筹单位之间政策不统一,难以互联互通,养
25.1意识形态在西方的终结* 纵观人类历史发展至今的各个阶段，人很少感觉自己身处的世界是亘古不变的，如基督教寓言所言那般，稳定地悬于混沌与天堂之间。在四千多年前的一张埃及纸莎草纸上，人们发现：“……厚颜盛行……国家颠覆旋转有如陶工手里的转轮……芸芸众生则如失落了牧羊人的怯弱羔羊……昨日一贫如洗之人，方今腰缠万贯，一时的富贵令他眼花缭乱，胁肩谄笑。”在吉尔伯特·穆瑞(Gilbert Murray)的笔下，希腊化时期“神勇不足”（a “failure of nerve”）；“悲观厌世日盛，人无自信，对现世无望，对自身正常的努力也再无信心”。所以声名狼藉的老塔列朗（Talleyrand）声称，只有那些生活在1789年以前的人，才有可能尽尝人生的甜蜜。 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也可为此附加一些相关的例证，且因此前存有相当长时期的光明希望，这些例证便越发显得苦涩，意味反讽。因为从史书记载来看，1930至1950这20年世事之动荡不定表现得尤为强烈：世界范围内的经济大萧条及尖锐的阶级斗争；法西斯主义和种族帝国主义在一个人类文明发展到高级阶段的国家抬头；革命的一代曾宣告了更为美好的人类理想，却都以悲惨的自我残杀而告终；空前的大规模毁灭性战争；上百万人在集中营和死刑室中惨遭屠杀。 对于表达了上一个半世纪革命激情的激进的知识分子来说，所有这一切都意味着世纪愿望（chiliastic hopes）、太平盛世、启示思想以及意识形态的终结。因为曾是一条行动之路的意识形态，而今已成了一条死胡同。 且不论其在法国哲学中的原义如何，意识形态作为一种化思想为行动的方式，在左派黑格尔、费尔巴哈和马克思那里，被赋予了最为清晰的定义。在他们看来，哲学的功能应是批判性的，是使当世摆脱过去的束缚。（马克思写到，“所有死人的传统像梦魇一样重压着活人的神经。”）费尔巴哈这个所有左派黑格尔主义者中最激进的一个，自称为路德二世。他说，如果能够破除宗教的神话，人类就会获得自由。全部的思想史，就是一部不断破除魔力的历史。如果最终，基督教中的上帝由一个狭隘的教区的神变为一种普世的抽象物，那么批判的功能——通过使用异化或自我疏离这个激进的工具——应该是以人类学取代神学，以人取代上帝。我们应该使哲学直面生活，使人从“抽象物的幽灵”中解放出来，从超自然的束缚中解脱出来。宗教只能够造就“虚假意识”，而哲学则会揭示“真实意识”。通过将人而非上帝置于意识的中心，费尔巴哈试图将“无限带入有限之中”。 如果费尔巴哈是“降入尘世”，马克思则试图去改造尘世。在费尔巴哈宣扬人类学的地方，声称对黑格尔有深刻洞见的马克思则强调了历史和历史的语境。世界不是一般的人，而是众多的人；是由众人组成，由各阶级的人组成。人们因阶级地位的不同而不同。而真理是阶级的真理。因此，所有的真理都是些面具，或者局部的真理，而真正的真理是革命的真理。且这一真正的真理是理性的。 于是，一股动力注入了意识形态分析以及一个新的意识形态的创立之中。通过破除宗教的神话，人（从上帝与罪恶中）摆脱出来，重新发掘了自己的潜能。通过展现历史，理性得以昭示。在阶级斗争中，人们能够获取真实意识而非虚假意识。然而，如果真理存在于行动之中的话，人就必须有所行动。马克思说过，左派黑格尔主义者不过是些文人（littérateurs）。（对他们而言，办一份杂志就是“实践”。）而对于马克思，唯一真正的实践是在政治之中。但是行动，马克思所构想的革命行动，不仅仅是社会变革。从本质上说，它是再洗礼教徒们以往全部有关千年太平盛世的理想的恢复。就其新的眼光看来，它是一种新的意识形态。 意识形态是思想向社会手段的转换。因而，马克斯·勒纳（Max Lerner）曾为一本书取名*原文摘自Daniel Bell著The End of Ideology (Glencoe,Ill.: Free Press,1960),pp. 369-375
拒绝西方意识形态渗透 五年临床四班3组 201250200 邓少欢 意识形态是一定阶级或集团的思想家所创造的思想体系，它包括一定的政治、法律、哲学、艺术、宗教、道德等人文社会科学的学说和观点。意识形态是“想象、期望、价值及假设的总和”。 我国国防大学相关研究人员在《较量无声》中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华的意识形态渗透总结为五大战线： (一) 实施政治渗透，企图通过各种形式对我政治走向渐进施加影响； (二) 实施长期、广泛、全方位的文化渗透，企图改变中国民族，特别是年轻一代的思想观念； (三) 充分运用以互联网为核心手段的现代信息传播技术，广泛对我实施舆论渗透和思想渗透，为政治颠覆创造条件； (四) 实施组织渗透，“精确演变”，培植代理人集团，为政治颠覆埋下大威力的“定时炸弹”； (五) 实施政治干涉和社会渗透，积极培植反对力量，隐蔽扩大政治颠覆的社会基础和组织基础。 在我看来，西方对高校进行意识形态渗透的方式有（二）（三）（四）（五），五种方式中占了四种方式，可见高校大学生极容易受到西方对我国的意识渗透的影响。随着改革开放，西方意识文化源源不断进入我国。由于高校大学生生命力旺盛，易接受新思想，敢于尝试新事物。特别对外来的西方的文化感到新鲜和好奇，容易不假思索和没有鉴别就全盘吸收。 西方国家的意识形态在不断地影响着我们的高校学生。在思想上，学术上，行为上，方方面面中。如中国高等教育编写的英语语言文化的传播影响，使大学生在潜移默化中走进了西方文化的语境和习俗时，接受西方价值观念的影响。学生们经常要接触西方的文化，西方意识文化无孔不入的在隐形渗透。特别在新疆、西藏边境等地区，他们不但用大功率的无线电发射台，使用多种语言进行宣传，宣传西方的政治主张、价值观念、生活方式。最终导致大学生思想混乱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淡化，对我们的党，我们的社会主义就会产生怀疑，产生动摇，这是极其危险的事。 在日常生活中，我们也受到西方意识形态渗透的影响，比如，我们喜欢看欧美大片，吃西餐，过洋节。甚至有些人已经不屑于看中国制造的电影，吃中国传统的食品，过我国传统的节日，了解我国传统的文化。西方的文化在潜移默化中影响着当代高校学生。在西方对我国高校的意识形态渗透下，我们高校的学生越来越西化，越来越崇洋西方的社会制度和文化氛围。 高校应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增强高校学生对西方文化中意识形态内容的鉴别能力。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实效性的提高，只有通过增强高校学生的智慧和道德责任感才有可能实现。高校学生要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基本内容必须做到真学、真懂、真信、真用，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践行中发挥表率作用。日常生活中自觉地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传播社会主义价值观。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要想有效抵御西方意识形态的隐蔽性渗透，要努力提高自身的理论水平，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立场和方法，批判地对待西方文化，对嵌入在西方文化体系中错综复杂的西方意识形态进行分析和批判，以马克思主义为标准对西
·现代管理2012/8 在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正确认识和把握我国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导性和多样性的关系,科学对待非主流意识形态,推进主流意识形态与时俱进,事关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全面实现小康社会的发展大局,是一个十分重要的课题。 一、正确认识当前我国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和非主流意识形态 意识形态是一种自觉地反映一定社会集团(在有阶级的社会就是阶级经济政治利益的系统化、理论化的思想观念体系,是一定社会集团、阶级的政治理想、价值标准和行为规范的思想基础。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是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世界观基础,反映无产阶级根本利益的、自觉的、系统的思想观念体系。但是,任何社会的意识形态都不可能只有一种纯粹的形式。这是因为,一定的意识形态是由一定的经济基础和社会政治制度决定的,经济基础和社会政治制度不同,意识形态的性质也不同。然而,任何国家或社会,其内部总是或有不同的阶级、阶层,或有不同的所有制形式,或有不同的文化传统;其外部总是要不同程度地受到其他国家、民族意识形态的影响。因而,一个国家的意识形态领域,不可能只有一种意识形态。一个国家的一定时期,尽管可能存在多种意识形态,但各意识形态的地位并不是平起平坐的,而总是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占据主导地位。 在当代中国,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是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即主流意识形态。这是维护和巩固社会主义基本政治经济制度的精神力量,也是中国共产党人体现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体现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体现中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理论指导、舆论力量、精神支柱和文化条件,它引导和激励全党和全国人民为 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而团结奋斗。 历史唯物主义告诉我们,有多少种所有制、有多少个阶级,就有多少种反映其利益的意识形态。因此,意识形态不可能只有一种,而是多种多样的。在当代中国,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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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意识形态渗透的隐蔽性与中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创新 作者：孙百亮 作者单位：陕西师范大学政治经济学院,陕西,西安710062;山东建筑大学法政学院,山东,济南,250101 刊名： 学术论坛 英文刊名：ACADEMIC FORUM 年，卷(期)：2009，32(7) 被引用次数：1次 参考文献(15条) 1.塞缪尔·亨廷顿.周琪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 2002 2.弗朗西斯·福山.黄胜强.许铭原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 2003 3.侯惠勤"普世价值"的理论误区和实践陷阱[期刊论文]-马克思主义研究 2008(09) 4.张坚强.杜苏大众文化背景下的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困境与创新 2004(04) 5.勃郎科·霍尔瓦特.吴宇晖.马春文.陈长源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一种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理论 2001 6.朱富强西方主流经济学潜含的意识形态之表现及危害[期刊论文]-马克思主义研究 2008(04) 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1991 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1995 9.查看详情 2007 10.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论教育 2002 11.夸美纽斯.傅任敢大教学论 1999 12.毛泽东著作专题摘鳊(下) 2003 13.鲁洁教育:人之自我建构的实践活动 1998(09) 14.毛泽东选集 1991 15.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 1993 相似文献(2条) 1.期刊论文张才国.Zhang Caiguo"软权力"与新自由主义对我国意识形态的渗透-学习论坛2006,22(1) 美国学者约瑟夫*奈的"软权力"思想主要包括文化吸引力、意识形态和政治价值观念感召力等.新自由主义是一种新型的国际垄断资产阶级意识形态.西方向广大发展中国家推销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根本目的,是用西方的特别是美国的经济模式、政治体制和价值观念统治全球.这种意识形态披着华丽的外衣,具有很强的隐蔽性和虚伪性,很容易迷惑人. 2.期刊论文张丹华论国际意识形态领域里的"冷战"-长白学刊2005(5) 苏联解体以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依然抱着冷战思维不放,继续运用意识形态手段,对社会主义国家进行政治干涉.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美国对中国意识形态渗透的方式日趋复杂,具有更大的隐蔽性.我们必须保持高度政治警觉,以应对国际意识形态领域里的"冷战". 本文链接：https://www.doczj.com/doc/7116756411.html,/Periodical_xslt200907040.aspx 授权使用：秦皇岛市委党校(qhdswdx)，授权号：641c8f83-7bf6-4d76-8562-9ea30094a2c8 下载时间：2011年3月11日
论20世纪以来西方主流意识形态的演变及其功能(1) 西方政治意识形态包括自由主义、法西斯主义、无政府主义和民主社 会主义等等许多流派，其中占主导地位的是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它以个人主义 为核心，以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为基础，集中体现着资本主义的政治关系、政治 行为、政治体制和政治价值观，对西方各国的内政外交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作 为资本主义主流意识形态的自由主义，20世纪以来发生了深刻的变革。30年代 的“罗斯福新政”和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撒切尔主义”、“里根革 命，”是两次不同类型的自由主义改革，标志着20世纪自由主义在基本政策层 面上的两次重大转型。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这两次转型使自由主义脱离了19 世纪传统的自由放任形态，极大地影响了当代资本主义的发展，使资本主义在 20世纪维护和保持了自己的发展势头和活力。 一、西方主流意识形态的形成和第一次转型 1、西方主流意识形态的形成 西方主流意识形态是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形成而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其渊源可以追溯到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时期。14?16世纪，资产阶级刚刚 形成，本身的力量十分软弱，尚不能直接提出夺取政权的要求。他们首先在思 想意识形态领域展开了斗争，用人文主义思想反对封建神学，以理性为武器批 判封建特权和等级制度，用人性反对神权，用个性解放反对禁欲主义，用理性 反对蒙昧主义。文艺复兴运动推动了另一场反封建反教会斗争??宗教改革运动 的发生、发展。通过这场斗争，资产阶级初步形成了新的意识形态。主要代表 人物及其理论有马基雅弗里的共和政体论；马丁?路德的信仰自由和思想自由； 加尔文改革教会的民主思想；在宗教改革时期的一些思想家提出的人民自由、 人民主权等思想；法国一些思想家提出的自由状态、自然权力、人民主权、政 府源于契约思想等等。这些理论观点为近代西方主流意识形态的形成提供了重 要的思想材料。 17至 18世纪，在欧美许多国家相继发生了由资产阶级领导的人民群 众广泛参加的反封建革命运动。一些资产阶级思想家，为适应资产阶级夺取政 权和建立新社会制度的需要，提出了以“自然权利”说、“社会契约”论、 “人民主权”思想为核心的学说。美国的《独立宣言》和法国的《人权宣言》 所体现的人权原则和包括的公民基本权利，构成近代资产阶级民主制度的重要 内容。其最显著的特点，是把各项权利，诸如自由权、平等权、参政权、财产 权等，均说成是一切人的、普遍的权利。所有这些为西方主流意识形态奠定了 思想理论基础、基本原则并成为其重要内容。 任何类型的社会意识形态，都是一定经济基础的社会反映，上层建筑 服务于经济基础。西方主流意识形态是以私有制为基础，以保障私有财产不可 侵犯为目的的，是资本主义经济关系发展的必然产物，它的核心是以个人为中 心来对待社会和他人的个人主义。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曾生动 而形象地揭示了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特征，他们指出：“资产阶级在它已经取 得了统治的地方把一切封建的、宗法的和田园诗般的关系都破坏了。它无情地 斩断了把人们束缚于天然尊长的形形色色的封建羁绊，它使人和人之间除了赤 裸裸的利害关系，除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就再也没有任何别的联系 了。它把宗教虔诚、骑士热忱、小市民伤感这些情感的神圣发作，淹没在利己 主义打算的冰水之中。它把人的尊严变成交换价值，用一种没有良心的贸易自
如何应对西方在意识形态领域对中国的渗透 枫默鬼哥謶m | 浏览2571 次 推荐于2016-10-09 04:07:22 最佳答案 长期以来，西方敌对势力从未停止对中国的意识形态渗透战略，特别是进入信息全球化时代以来，西方更加注重利用新媒体带来的传播便利，抓住中国“战略机遇期”和“矛盾凸显期”重叠的历史条件，加大对中国意识形态的渗透力度。当前，在新的舆论环境下，中国的意识形态安全面临严峻挑战，需高度警惕，有效应对。 新舆论环境下的意识形态安全挑战 新媒体空间可以说已成为现阶段意识形态领域斗争的主战场。目前敌对势力通过直接发声或培植代理人发声的方式，在网络上传播大量威胁中国意识形态安全的内容，特别应引起关注的在以下四方面。 1侵蚀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动摇社会主义根本制度 中国总体意识形态的核心是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和社会主义制度。敌对势力借助网络工具把颠覆中国的总体意识形态作为靶心，辐射各个社会领域。 在内容上，主要是大肆传播和扩散非马克思主义和反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思潮，挤压、替代、混乱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动摇社会主义根基。 在方式上，主要是借助新媒体传播的特性，增强这些错误理论和思潮的欺骗性、隐蔽性。这些方式借助网络，具有较强的渗透性和蛊惑性，更易于使部分民众产生对西方制度的崇拜和对马克思主义的怀疑。 2否定共产党的执政合法性，瓦解人民对党的政治认同 敌对势力通过网络对中国进行意识形态渗透的一个重要指向，就是千方百计地否定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合法性，从上破坏共产党的权威，从下瓦解公众对共产党的认同，主要表现为以下三方面： 其一是宣扬所谓“普世价值”。 其二是丑化中国共产党形象。 其三是挑起民众对中国共产党的不信任。 3污蔑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弱化军人对党的忠诚度 作为社会主义制度的坚强柱石，中国人民解放军一直是西方敌对势力意识形态渗透的重点所在。长期以来，敌对势力一直把从根本上削弱中国共产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作为对解放军意识形态渗透的核心内容。 关于“军队非党化”，敌对势力在认识层面搅乱政党与国家、政党与军队的关系，刻意把军队的政治属性与国家属性对立起来，以军队的国家属性否定军队的政治属性。 关于“军队非政治化”，敌对势力掩盖军队的政治属性，宣称军队是用来对外维护国家利益的，不应该介入本国政治，在政治上应当保持中立，不应该支持某一党派的政治主张。 关于“军队国家化”，一些境内外敌对势力在网络上长期进行党和国家关系的所谓“讨论”，尤其是在中国的重大节日庆典，民众爱国热情高涨时，更是以网络评论的方式集中散布误导舆论。 4颠覆中国传统优良价值观，制造思想混乱和价值扭曲 这主要体现在用历史虚无主义的手法，制造思想混乱。当下部分网络内容大多伪造史料，污蔑正统，用历史虚无主义的手法颠覆人们正确的价值认知，进而制造思想混乱，其背后大多有境内外敌对势力支持的影子。 另外一个重要体现是宣扬扩散西方消极文化，制造价值扭曲。西方不健康的文化和生活方式借助网络的开放性大量涌入，这些污七八糟的内容易使青年群体的价值观出现异化和扭曲。 新舆论环境下维护意识形态安全的战略运筹 面对新舆论环境下的意识形态安全挑战，必须从战略和全局高度加以谋划运筹，特别是要在以网络为主的新媒体阵地上把正面宣扬社会主义主体意识形态与对错误思想开展舆论斗争相结合，坚决维护中国意识形态安全。 面对挑战，应当超越“进攻”与“防御”的二元对立模式，而是谋求“进攻”与“防御”的相互渗透，要如同散文，做到形（手段策略）散而神（中心目标）聚。具体而言，主要涉及以下四方面： 首先，要有战略重点意识。维护意识形态安全，在“管”和“堵”的层面，当以网络为主，在“疏”和“引”的层面，应当做到网络媒体与传统媒体的兼顾。 其次，要实现战略分支之间的高度契合。在实施过程中，应当在审慎研究各个战略分支与多个战略层次的基础上做出综合性的协调一致的安排，保证各个层次和纵横向之间的相对和谐。 再次，要坚持目标牵引。中国意识形态安全战略目标要体现层次性和长远性。 最后，要保持战略的动态稳定。意识形态工作必须在宏观上保持目标的稳定性，同时应避免僵化，要适时、适机保证具体策略、技术的灵活性。 新舆论环境下维护意识形态安全的三点策略
国外加强主流意识形态建设的做法＼特点及启示 【摘要】西方各国执政党高度重视加强主流意识形态建设,当前,国外加强主流意识形态建设主要是以法律手段强化意识形态、以政府主导掌控意识形态、以思想教育引导意识形态、以宗教形式塑造意识形态、以各种组织推广意识形态,表现出不断扩大意识形态包容性、增强意识形态实用性、模糊意识形态阶级性、强调意识形态普适性等特征,总结和借鉴西方国家和政党意识形态建设的经验,对加强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国外政党主流意识形态趋特点经验启示 1西方国家主流意识形态建设的基本做法 西方国家的主流意识形态是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形成而形成和发展起来的,17～18世纪,资产阶级思想家为适应资产阶级夺取正经和建立新社会制度的需要,提出了以“自然权利”说、“社会契约”论、“为民主权”思想等为核心的政治观念,为西方主流意识形态奠定了思想理论基础、基本原则并成为其重要内容。当前,西方国家加强意识形态建设的做法及特点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1以法律手段强化意识形态。西方国家通过法律对意识形态进行规范和强化的基本做法就是以法律规范言论,西方国家大都宣扬言论自由,一般在宪法中把新闻出版自由确定为公民的基本权利,西方社会普遍认为新闻媒体可以批评政府及官员是其言论自由的主要表现。控西方国家在资产阶级革命胜利后,在法律上一般都承认言论自由,言论自由作为一种价值观、信仰已经深深根植于西方人的头脑,成为人们普遍接受的真理。但是,西方国家的言论自由也受到统治阶级的影响和限制,正如一些激进的美国人所说,在表面“自由”的幌子下“新闻传播将各种观念灌输到美国人民脑子里,人民耳濡目染的、该看到什么、该听到什么,全都由那些控制传播工具者来决定。”[1]西方国家的宪法在规定公民言论自由的同时,又规定了许多限制条款,例如,联邦德国1949年《基本法》第18条规定:“如任何人混用自由表达的权利,特别是出版、教育自由,集会自由,结社自由,通讯、邮政、电讯秘密权,财产权和避难权,此种滥用法定权利与自由、民主的基本法令相抵触,即丧失了上述各种基本权。”英国1911年颁并至今沿用的《官方秘密法》规定如果告诉没有得到授权的人或者没有得到授权而获得与国家安全有关的信息,都是一种犯罪行为。1982年美国前总统里根签署的一项限制《新闻报道自由法》的行政命令,允许政府官员随意把已经发表的消息重新例入保密范围。因此,西方国家通过法律手段强化意识形态建设以达到为统治阶级服务的目的,是其掌控意识形态的重要做法。 1.2以政府主导掌控意识形态。西方国家在加强主流意识形态建设的方面的做法是加强政府的主导和控制作用,在指导思想上,把意识形态建设作为国家利益的重要组成部分,正如亨廷顿所说,国家利益既包括物质和安全方面,也包括道德和道义方面,因此,维护和推广国家意识形态成为西方国家的基本内外政策。政府为控制新闻舆论,有的直接出资建立新闻媒体机构,例如“美国之音”就是隶属于美
文化价值观的差异看中西新闻报道 [内容摘要]新闻报道是大众传播者利用大众传播媒介，对新闻事实进行选择和加工，向受众进行信息传播的活动。随着中国国际影响力的日益提高，西方主流媒体对中国的关注也越来越多，虽然新闻制造者一直宣称他们是以客观、中立的态度为公众报道新闻事件的，然而由于受新闻媒体的政治立场、特定的读者群以及新闻报道者的政治倾向等诸多因素的影响，任何新闻报道都很难做到真正的客观公正。这就需要我们看到其报道特点及其发生的变化，深入分析其原因，探究媒体语言及其语言背后的意识形态意义。中西方文化价值观念的差异，会造成中西新闻写作报道各具特色。本文对中西方文化价值体系进行对比，简要分析了中西方文化价值观念的差异对新闻写作的影响。 [关键词]新闻；中西媒体；比较；客观性；观念 生活在一定文化价值体系中的报道主体，总是自觉或不自觉的受到文化价值观的影响，从而使其新闻写作呈现出形形色色的文化特征。新闻文化中，最重要的价值观差异体现在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的区别上。新闻文化主体对某些价值的特别看重或追求，将会导致某种类型或内容的新闻反复出现，并构成了新闻报道的独特特征。 一、中西方文化价值观念的差异 不同国家和民族的文化是有差异的，而不同特质的文化对群体各成员具有制约性。生活在特定文化语境中的人们，他们的思想、行为和情感无不受到该文化系统的制约。中西文化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文化体系，有着不同的文化特质。不同的文化系统建构了中西方人的经验和知觉，影响了他们的思维模式和行为方式，决定了他们对事物、事件的认识和评价。关于东西方文化的差异，很多哲人提出过许多真知灼见。比如，梁漱溟先生认为西方文化以个人为本位，中国文化以伦
西方国家执政党意识形态建设的特点以及启示 1.意识形态的价值取向力求中间化 政党意识形态的发展变化，如果以第二次世界大战为界，前后可分成两个显著不同时期。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西方政党的意识形态是多极化的，不同政党的意识形态有天壤之别。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随着资本主义本身的新变化和冷战的结束，情况发生了明显的变化。政党的意识形态，在没有消除相互对立的同时，开始由基本上互相排斥向相互借鉴、相互吸收的方向发展，产生出意识形态的中间化趋势。应当说，面对社会发展变化要求和政党政治进化的趋势，执政党都被迫对自己的意识形态进行调整。在此过程中，意识形态中间化是一条比较好的应对措施，它是政党适应社会环境变化发展自己的一种调节行为。 2.扩大党的纲领和政策的包容性，扩大党的社会基础 一个政党信仰的意识形态往往是一个政党政治行为的指导思想和行动理念。冷战结束以来，西方发达国家的社会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发达国家的阶级、阶层和利益群体不断分化组合，政党赖以存在的社会基础也随之改变。 当代西方国家执政党逐步打破传统框框的束缚，其纲领和政策体现出越来越强的包容性。一些典型的资产阶级政党打出了维护劳动者社会福利和公民权利的旗帜，以维护社会稳定、巩固执政地位。 意识形态中间化反映了政党对变革时代的回应，它是政党在遭遇环境压力和权力吸引力双重影响下作出的一种选择。在现代社会，执政党越来越像社会“总管家”，要以为全民谋利益的姿态出现，展示一个开放、开明、宽容、合作的形象。西方国家的执政党比较注重整合各方利益，协调各方关系，其中尤其要尽力兼顾多数中间阶层的利益诉求，增强纲领和政策的包容性，扩大党的社会基础。 3.通过媒体宣传党的政策，消除负面影响和化解社会矛盾 西方国家标榜新闻自由，新闻媒体被称为“第四种权力”。处理好同新闻媒体的关系，从中挖掘执政资源成为各国执政党的重要课题。在现代社会，意识形态的社会影响力越来越大，通过调控意识形态，整合社会思想，促进社会共识，保持社会稳定，已经成为现代社会管理的一个基本途径。 三、西方国家执政党主流意识形态建设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