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我国存在的分配不公现象及原因
A1：分配公平是社会公平的重要内容，也是实现社会公平的重要体现。改革开放后，逐步确立了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实践证明，这一制度适合现阶段国情，激发了社会创造活力，促进了社会财富的极大增加。但也要看到，在人们收入水平普遍提高的同时，也出现了一些分配不公的现象，许多群众对此反映比较强烈。A1
A2：中国社会分配不公现象，当属中国经济改革的副产品——自从邓小平上世纪80年代提出“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之后，这个本属方法论的论调，成了少数中国人跑马圈地、囤积财富的政治保障。经过20多年的积累，中国的贫富差距已经让世界侧目。官方统计数据承认中国基尼系数达到了0.5，有独立学者则认为可能已经达到0.55。不管哪个数据，都远远超出了公认的警戒线。
首先，和执政者一直以来提倡的“发展为人民”的口号完全相背。有识之士们越来越清晰地意识到，中国很多打着“为人民”旗号的事情，最终都走上了和人民利益相悖的轨道，小到农民工讨薪难，中到个人所得税的形成机制，大到中央财政资金和项目的分配状况，无不在加剧贫富差距、地区差距、城乡差距。这种与口号背道而驰的社会现状，让执政者面对人民时颇无颜面。
其次，日益加剧的贫富差距和各类不公，正在让社会不满情绪发酵，如果任由有关数据传播得更广，公众情绪很可能会被就此点燃。
追本溯源，中国社会不公的形成机制，包括政策偏袒、税收混乱、既得利益集团的自保等多种因素。A2
当前社会存在分配不公的现状
B1一、收入差距过大。判断一个国家分配状况的标准，一是财富的集中程度；二是基尼系数。收入差距的扩大和贫富的两极化，既带来了资源配置的盲目和浪费，也日益积累了中国社会怨气。古有陈胜、吴广举事，彼时背景也是贫富差距严重扩大，导致社会分裂。到了今天，分配不公让许多人再次发出了“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呼喊。B1
B2一、目前，我国最富有的1／5家庭的收入的比重高达50.13％。而最贫穷的1／5家庭收入占全国总收入的比重仅为4.27％；我国的基尼系数，目前早已超过了0.4这个警戒线。可以说，目前中国社会存在着较为严重的分配不公现象。
二、地区差距扩大。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东、中、西部地区收入差距呈逐年扩大的趋势，就是东部地区在同一省之间如福建省，特区、沿海、内地、老区的不同地区城镇居民的工资水平、农村居民的收入差距在扩大。就是同一地区，城乡居民之间的收入水平差距也在扩大。B2
三、行业差距扩大。一些行业凭借国家赋予的垄断地位轻而易举获取高额利润，并将其转化为员工的收入和福利。而这些过高收入与员工的劳动贡献和企业的真实业绩并不相符。
四、劳资差距扩大。工资占GDP的比例过低，劳动报酬分配所占比重过小。工薪阶层难以分享经济增长的成果。最近，国家统计局调查又显示。主要在私企打工的农民工，劳动时间每周平均为56.17小时，比规定的劳动时间多40％，小时工资仅相当于全国平均工资的40％、国企职工工资的30％多。
理解分配不公关键是要明确分配公平的标准是什么。在初次分配中主要看分配与各生产要素的贡献是否相称，应该按贡献大小分配；在再分配中，应该看政府是否通过税收、社会福利等手段对分配进行调节；在三次分配中，看高收入群体里是否拿出部分财富帮助困难群体。
现阶段分配不公的成因
一、社会历史原因造成的分配不公。我国长期形成的城乡二元结构以及区域间发展不平衡是导致城乡之间分配不公的重要原因。在经济发达地区的城乡居民之间，农民收入已经接近甚至高于当地城镇居民的收入，城乡差距已经淡化。不过。在经济欠发达地区的收入差距不但没有缩小，而且有日益扩大的趋势。发达地区经济快速发展。欠发达地区发展速度慢一些，这就必然影响到收入水平，表现为收入分配的地区差异。收入分配的地区差距造成的不公，既有合理因素，也有非合理因素。政府应该对不合理的收人地区差距导致的分配不公采取一定的措施，比如可以加大财政转移支付力度，为欠发达地区提供更多的公共产品。
二、经济社会体制不完善造成的分配不公。旧体制在城镇居民与农民之间挖了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不能形成一个真正自由流动的全国性的劳动力市场。城镇居民可以获得较好的资源，享有就业等各方面的优厚权利和待遇，而农民无法获得必要的资源，在就业和享受各种待遇上总比不上城镇居民。农民在农村从事农业生产收入低于城镇居民民，农民进城后从事与城镇居民一样的工作，收入仍然低于市民。农民和城镇居民在各种补贴、劳保福利、社会保障等隐性收入以及医疗、教育和失业保障等方面的待遇存在很大的差距。户籍制度可以说是造成农民与城镇居民就业差距和收入差距的根本原因。户籍制度剥夺了农民对居住地点和工作的选择权利，农民被迫在低收入岗位和低收入地区工作。
三、行业垄断造成的分配不公。相当一部分垄断行业的从业人员尤其是管理人员依靠垄断地位获得过高收入，不少行政部门及其下属的经济实体凭借行政权力获得大量额外收益。行政垄断行业之所以能够获得高额利润，首先是国家赋予其对稀缺资源占有的权力。2006年9月，国资委公布的中央企业2005年度经营业绩考核结果显示，利润超过100亿元的企业主要来自石油石化、冶金、通信、煤炭、交通运输和电力等行业，他们凭借先天优越的生产条件创造出较高的利润；其次是凭借国家设立的高收费和高价格，许多垄断企业提供的产品由政府来定价，近年来，水、电、气等公共产品的价格一再提高，出现了“政府定价，企业赚钱，百姓埋单”的怪现象，这也让垄断企业赚取较其他行业更高的利润。企业获得的高额垄断利润理应归全民享有，但由于缺乏监管机制，这些利润的一部分甚至绝大部分却成为垄断行业从业人员的收入。
四、就业机会不平等造成的分配不公。由于我国劳动力市场依然存在较为严重的行业分隔、部门分隔、地区分隔与城乡分隔，就业机会不均等，失业问题突出，造成了一定程度的分配不公。在一些部门和一些垄断行业，并未形成市场化的用工机制，内部人把持，关系型就业严重。无法获得就业机会导致城市收入差距扩大造成分配不公的重要原因。
五、分配制度改革滞后造成的分配不公。一次分配中，没有明确国家、企业、居民三者合理的分配比例关系，没有建立劳动报酬正常增长机制，劳动者工资增长赶不上国民经济增长和企业利润增长。二次分配中，没有以制度形式明确各级财
政用于社会保障以及转移支付的支出比例，难以确保二次分配的公平性、合理性。三次分配规模小，慈善捐赠的激励机制、管理机制、监督机制等还不健全，对分配的调节功能有限。同时，分配的调节和监管不够有效。比如，个人所得税征收存在“逆向调节”的现象。
此外，随着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人们的公平意识、权利意识不断增强，对公平的诉求日益强烈，因而对分配不公的感受更加强烈。一旦对分配不公现象有直接感受，或自身的权益受到侵害，人们就会通过各种渠道表达自己的意见和呼声，通过各种途径争取和维护自身的权益。
建立健全公平的收入分配制度的主要途径
一、牢固树立“共同富裕”思想。邓小平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提出了“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先富带动后富，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的思想，十多年后，他又讲：“共同致富，我们从改革一开始就讲，将来总有一天要成为中心课题。”如今30多年了，在发展的道路上应当让公平发挥更大作用，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本质的最终目标。为了这一目标才提出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如今，人民生活水平有了很大提高，先富的问题初步解决了。但总体上先富带动共富的作用发挥的还不够。二者是互相联系、互相促进的。只有最终实现了共富，先富才有稳定和谐的社会环境，才能真正形成公平正义、社会和谐的格局。
二、改变国家居民收人比例。一要逐步提高居民收人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控制居民收入在GDP分配比例持续下降的局面。逐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是确立新型国民收入分配关系、处理国民收入分配矛盾新的基本原则。国民收入由居民收入、企业收入和国家收入三部分构成。过去，当三者之间的收入分配发生矛盾的时候，由于经济发展水平、经济发展指导思想和经济体制等方面的原因。往往按“确保国家，留足集体，最后是个人”的原则进行处理。目前，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和年均9％以上的高速经济增长，中国的经济总量已经发生了显著变化，逐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已经具备了物质和体制基础。二要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改变资本分配能力比较强、劳动能力分配比较弱的局面。党的十七大报告还特别指出，要“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这和前些年强调的“初次分配注重效率、再分配注重公平”，有很大差别。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是经济发展新阶段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一个极具深远意义的方针。30多年的改革开放，收入分配领域的市场调节机制作用正在逐步加强。但是在现实中，资本、土地、技术等生产要素形成市场分配机制相对容易，而劳动报酬实现完全的市场调节则相对复杂。我国是一个劳动力供给充裕的人口大国。按效率与公平统一的原则，必须采取措施确保劳动报酬与其他要素的收入的分配比例协调。在其他要素收益不断提高的同时，也要确保劳动报酬应有的份额。这是经济发展过程中必须面对的一个现实问题。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明确提出，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应当说是指出了解决这一问题的方向。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既能确保在初次分配途径的劳动者的劳动报酬随经济发展能够得到逐步提高，又能推动再分配途径劳动报酬的协调上升，从而激发全体劳动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三要创造条件让更多群众拥有财产胜收人。要建立健全以城乡一体化和农业产业化促成果共享和利益均沾的农民收入持续增长机制。进一步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
局，不断增加和增强财政对“三农”的投入和保护，建立公共服务的城乡均等供给机制。深化土地使用制度改革，构建农民平等共享土地出让增值的机制。积极探索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直接进入市场交易的办法。居民收人中工资性、创业经营性、投资财产性这些收入要完善起来。不能光靠工资性的，农民不能仅局限于种地收入，要不断开辟农民增收的新渠道。逐步构建“两头小、中间大”的“橄榄型”收入分配格局。
三、按社会主义原则建立起新型劳资关系。建立新型劳资关系，一要解决好劳动就业问题。广泛就业是社会稳定的基础，也是劳动关系形成的基础。缺少广泛的就业机会，形不成普遍的劳动关系，要解决劳动关系中的其他问题就没有根基，劳动者的基本要求也就无从谈起。因此，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与途径是各级政府乃至企业尤其是国有企业必须十分重视的。二要在初次分配中规范分配秩序，严格执行国家劳动标准，加强劳动保护，健全劳动保障监督体制和劳动争议调处仲裁机制，维护劳动者特别是农民工的合法权益。在再分配中更有效地调节过高收入。现在看来，恰恰是一些富人是偷逃税款的大户。特别是个人所得税必须加大征管力度。还要采取过硬的政策大力发展慈善事业，让更多的企业尽到社会责任。三要有完善的劳动法规作保障。在进一步完善国家《劳动法》及其相关法规的基础上，政府劳动执法监督部门应加大执法力度，并采取行之有效的措施促进企业遵章守法。除国家三方协调机制要进一步发挥作用以外，企业三方协商机制也应发挥相应作用，努力推进集体协商和集体合同制度。尽量减少劳资双方的摩擦与矛盾。
四、借助宏观调控手段实现分配公平。一要彻底打破城乡分割的二元结构，赋予农村农民平等的发展机会。加快建立城乡一体的劳动就业制度、户籍管理制度、公共教育制度、社会保障制度等，要构建工业反哺农业、城市反哺农村的长效机制，按照“多予、少取、放活”，加大对“三农”的支持力度，不断开创以城带乡、以工促农、城乡互动、协调发展的新局面，逐步缩小城乡居民收人差距。二要加强税收征管，严格依法纳税，完善税种，广开税源。在征收特别收益金的同时，还应该将资源税现有的计征方式进行变革，即从此前的从量征收改成从价征收，也就是按照销售收入来征收，这样可以起到调节垄断行业高收入的作用。在初次分配中，应针对资源垄断性企业由于资源价格上涨带来的收益进行征税，让这部分收入更多归政府所有。在二次分配中，发挥个税对中、高收入人群的调节作用，拉开个税间距，保障低收入者权益。三要加强对垄断行业收入分配的监督和管理。要加快推进电力、石油、铁路、民航、电信等行政性垄断行业的改革，放宽市场准入条件；强化垄断收益分配管理，调整垄断行业的利润分配制度，建立垄断超额利润上缴制度，将垄断利润收归国家财政。四要严厉打击非法收入。保障广大群众在国家日益增长的收人体系中占有更大份额，并对非法高收入者的敛财行为予以强有力的遏制。五要建立健全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努力提高低收入者的收入水平。调整财政支出结构，加大对失业、贫困、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的投入力度，进一步提高社会保障支出的比重，加大对城乡最低生活保障的支持力度。
中国整体经济实力渐强，但在强盛的背后，却是少数人的巨富和多数人的贫穷，这无疑也是一种耻辱。知耻者后勇。但愿执政高层公开承认这种耻辱并直面其所隐含的巨大危机之时，就是这种差距被逆转之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