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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人的研究，目前传统的村落家族权威模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种变化大体的格局有三类：第一类，以公共权力为基础的权威占压倒优势，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权威基本上不发生作用，这在政治发展较快、经济生活较为繁荣、文化代谢明显的村落共同体中较为普遍；第二类，以公共权力为基础的权威和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权威呈胶着状态，各有自己的活动领域和范围，处在历史变革的中介点上；第三类，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权威呈强势，以公共权威为基础的权威呈弱势。
二、男女有别
《乡土中国》的第七、八章写到一种很有趣的现象，即在我国广大农村男女之间是有一定隔阂的，这不仅指陌生人之间，就是夫妻俩也不像西方国家人的感情那么直露于外。 我们知道中国社会的延续发展是以父系家族为线连起来的。家族是以同性为主，异性为辅的单系组合。中国乡土社会里，以家族为基本社群，是同性原则较异性原则更重要的表现。“男女有别”是认定男女间不必求同，在生活上加以隔离。这隔离不但有形，即所谓男女授受不亲，而且形成了心理上的封闭状态，男女只在行为上按着一定的规则，经营分工合作的经济和生育的事业，他们不向对方希望心理上的默契。 在中国的家庭里夫妇间得相敬，女子有着三从四德的标准，亲子间讲究负责和服从。不但在大户人家、书香门第，女子必须三门不出四门不迈；就是在乡村里，夫妇之间感情的淡漠也是平常的现象。据笔者的观察，乡下夫妇大多是“用不着多说话的”或“实在没有什么话可说的”。一早起各人忙着各人的事，没有工夫说闲话；出了门，各做各的事情，妇人家如果不下田，就留在家里带孩子；工做完了，男子们也不常留在家里，认为男子汉守着老婆是没出息的表现。有事在外，没事也在外，茶馆，烟铺，甚至街头巷口，都是男子们找感情安慰的消遣场所。在那些地方，大家有说有笑，热热闹闹的。回到家，夫妇间各人好好按着应做的事各做各的。做得好，没事，也没话；合作得不对劲，闹一场，甚至动拳脚。从这些观察人们可以看到西方的家和中国乡下的家，在感情生活上完全不同。中国乡下，有说有笑，有情有意的表现只存在同性和同年龄的集团中，男的和男的在一起，女的和女的在一起，孩子和孩子在一起，除了工作和生育事务上，性别和年龄不同的人们之间保持着很大的距离。这决不是偶然的，这是把生育之外的许多功能拉入社群中所带来的结果。中国人在感情上，尤其是两性间的矜持，不肯像西方人一般直接流露，结果不愿交流导致疏离，疏离更加剧交流困难，二者可以说是恶性循环。 三、乡村里的经济和法律意识
中国是一个有着几千年封建、半封建社会历史的国家，封闭的自然经济意识在广大农民中根深蒂固，这种思想反映到经济人类学领域内，就是喜欢自给自足，不习惯商品交换。以前农村邻里、亲戚之间在帮工、畜力农具借用等方面力都是无
偿的。这和我国劳动人民就有互帮互助的传统美德有关。但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人们的商品意识逐渐增强，乡村里无偿帮工等现象日益减少。在以前，农忙时节帮工不但没有工钱，就是吃饭也要各回各家，若要盖房子就请亲戚、朋友帮忙，招待两顿饭。而现在请工的少了，多是包工给专业建筑队。现在帮工要工钱，借用农具、牲畜要付费已不鲜见，部分地方甚至出现了大量雇佣、租赁现象。
乡村社会里的法律意识主要表现是：对法律的认知程度普遍较低，守法意识、依法保护和法律监督意识较差。轻法、畏法以及伦理、清官意识等，同现代法律意识形成冲突。虽然改革开放以来，人们诉讼观念已经有了很大变化，越来越多的人已经不再把打官司看作不光彩的事情，遇到纠纷逐渐倾向于诉诸法律。但仍然有相当多的人缺乏诉讼意识，缺乏诉求法律救济的主动性，即使是自己的合法权益受到了损害，他们也会采用“和为贵、忍为上”的方式来处理，宁可委曲求全也不愿走向法庭以寻求法律的保护。
中国传统的农民有许多优秀的品质，但也有诸多与现代文明不相适应的意识。如，崇尚权威、宗族意识、因果报应等等。目前，这些落后意识虽然受到现代文化和商品经济的冲击，但依然很大程度上仍支配着许多农民思想和行为。对权威的屈服，使他们缺乏独立意识，无法理解民主权利，更不知以法律保护这种权利；严重的宗族意识，使他们以家法代替国法，讲人情，不讲法律；因果报应意识，使他们把抑恶扬善的希望，寄托于超自然的力量，形成“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消极忍受的惰性习惯。这些都与依法治国的要求格格不入。中国农民占全国人口近６４％，是我国人口的主体。他们的法律意识如何，决定和反映着我国建设社会主义的法制国家的进程。因此，提高农民的法律意识，是我国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中极为重要的内容。尽管我国经过十多年的普法教育，农民的法律意识已有明显提高，但与社会其他群体相比，农民的法律意识仍然较为淡薄。农民的法律意识与他们居住地区、自身的经济发展水平和自身文化水平存在着直接的关系，地区经济越发达，农民受到的教育越多，那么该地区（农民）的法律意识就越强，反之，法律意识就越低。参考文献：
［１］费孝通．《乡土中国、生育制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８年．
［２］于建嵘．《岳村政治》．北京：商务印书馆．２００１年．
［３］王沪宁．《当代中国村落家族文化——对中国社会现代化的一项探索》，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１年．
［４］施坚雅．《经济人类学》．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２年．
作者简介：王莉（１９７９－），女，河南商丘人，广西民族大学２００５级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民族经济。
（责任编辑 蒋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