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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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信任对劳动力流动的影响
——中国农村整合型社会资本的作用及其地区差异
高 虹1 陆 铭1，2
内容提要：基于农村调查数据，本文考察了社会信任对中国农村劳动力流动的影响，以及社会信任的作用将如何随着经济市场化程度的提高而改变。本文的研究发现：在中国农村，作为一种整合型社会资本，本地的社会信任对劳动力流动产生了负向影响；本文同时还发现，社会信任对劳动力流动的负向影响会随着市场化程度的提高而减弱，在市场化程度达到一定水平之后，反而会起到促进劳动力流动的作用。
关键词：社会信任 劳动力流动 市场化 非正式制度
一、引言
“以农为生的人，世代定居是常态，迁移是变态。”这是当年费孝通（2006）笔下的中国农村和农民。但是，经济发展的历史证明，“不流动”以及由此带来的“孤立和隔膜”，只能给农村留下贫困，城市的发展也会因此而受到限制。相反，农村劳动力向城市的流动以及城市化进程，却是经济发展和农村脱贫的一个重要动力。在中国，随着经济的迅速发展，工业化和城市化已经极大地改变了传统农村世代定居的面貌，越来越多的农村劳动力选择进入城市就业，促进了农村和城市的发展，但相比之下，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却大大落后于工业化进程。因此，找到阻碍劳动力流动的因素对理解当今中国的经济发展至关重要。
关于劳动力流动的决定因素，传统的研究往往着眼于劳动力个人和家庭的社会经济特征（例如Zhao ，1999a ；1999b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开始把个人所拥有的社会网络纳入劳动力流动的决定因素中，它主要通过为劳动力提供直接的帮助和降低信息不对称而对劳动力流动决策产生影响（Zhao ，2003；Zhang and Li ，2003）。虽然实证研究开始越来越重视个人所处的社会结构对劳动力流动的影响，但已有的研究却忽略了信任这样一种重要的社会资本的作用。在中国农村，基于人与人之间长期互动所形成的社会信任构成了农村内部整合型社会资本（bonding social capital ）的一部分。长期以来农耕文明的传统使得农村劳动力的不流动成为常态，乡土社会的生活因此而富有“地方性”，中国农村在本质上是一个“熟人”的社会（费孝通，2006）。这些特点都凸显了整合型社会资本在中国农村社会生活中的重要性。因此，考虑到社会资本的构成和中国农村社会的特点，当考察个人的劳动力流动决策时，社会信任的作用不可忽视。社会信任是否会通过降低劳动力在社区内部生活和工作所面临的不确定性而对劳动力流动产生负向影响？随着市场化进程的推进，其影响会如何发生改变？对这些问题的考察能使我们进一步理清劳动力流动的决定因素，从而为我们理解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和经济发展道路提供新的视角。
社会信任对劳动力流动的影响
- 2 - 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上，本文重点关注农村劳动力向城市流动的过程中，基于人与人之间长期互
动所形成的社会信任对劳动力流动决策的影响。本文接下来的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是文献评论，在这一部分，本文将对有关劳动力流动、社会资本以及非正式制度和市场化关系的相关文献进行梳理和总结；第三部分介绍了本文所利用的数据和建立的回归模型；第四部分报告了社会信任对劳动力流动决策影响的回归结果；最后一个部分是对全文的总结。
二、信任和劳动力流动：基于文献的评论
从1980年代中期国家逐步放开农村劳动力向城市流动起到现在，中国经历了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农村劳动力向城市的流动，研究劳动力流动的决定因素是理解中国城市化进程一个非常重要的视角。传统的理论中，影响劳动力流动的主要因素是个人和家庭的一些社会经济特征。利用四川农村的微观截面数据，赵耀辉（Zhao，1999a；1999b）发现，劳动力流动的决策取决于一系列个人、家庭和村的特征变量，例如个人的性别和年龄、家庭的人均土地面积等。近来的研究开始越来越多地关注社会资本对劳动力流动的影响。虽然市场化对中国社会产生了巨大冲击，但中国关系型社会的本质并没有得到彻底的改变，农村地区“熟人”社会的特征尤其明显。在就业市场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社会资本往往能通过提供劳动力市场就业信息、降低劳动力流动的心理成本而对劳动力流动决策产生影响。赵耀辉（Zhao, 2003）的研究发现，由于存在物质、心理和信息成本，社会网络在劳动力流动中起着重要作用。利用中国河北、山西、安徽、湖南、四川和浙江6个省1999年的微观截面数据，她的结果显示，具有有经验外出劳动力的社会网络能显著地提高个人流动的概率，但是具有已返乡劳动力的社会网络对劳动力流动的影响是不显著的。类似的，Zhang and Li（2003）发现，在寻找工作过程中获得亲朋好友的帮助会显著地提高农民非农就业的概率，而非农就业的一个重要渠道就是农村劳动力进入城市。
以上关于劳动力流动的研究均证明，社会资本作为个人所处的社会结构的重要维度，将对个人的流动决策行为产生影响。但由于社会资本涉及的范围较广，它对经济活动的影响并不是单一的。Putnam（2000）根据社会网络的不同特点，将社会资本区分为整合型社会资本和跨越型社会资本两种，前者主要存在于联系密切的同质群体内部，例如亲友、邻里之间，因此是一种较强的联系，而后者主要存在于联系较少的异质性群体之间，例如不同种族之间，又如中国城乡分割背景下城市居民和农村居民之间，这是一种较弱的联系。这种对社会资本的区分方法后来被称为社会资本的网络观点（networks view）（Woolcock and Narayan，2000）。从理论上来说，整合型社会资本虽然会为集团内部的成员带来收益，但由于其内向性，它也会加强基于宗族、种族、阶级等异质性群体间差异的社会分割，从而可能造成社会不同群体间的冲突。而跨越型社会资本作为沟通社会不同群体的桥梁，会对社会的整合和团结起到促进作用（Portes and Landolt，1996，2000；Portes，1998；Colletta and Cullen，2000；Putnam，1995，2000）。因此，一般来说，整合型社会资本只是社会资本构建的第一步，而跨越型社会资本才是民主政治和经济发展的重要影响因素。利用欧洲价值观调查（European V alue Survey）数据，Beugelsdijk and Smulders（2003）发现，个人花费时间积累整合型社会资本，在挤出了个人在工作和学习上投入时间的同时，并没有降低整个经济的寻租、欺骗等机会主义行为，因此不利于经济增长；跨越型社会资本的积累过程虽然也耗费了个人工作和学习的时间投入，但同时产生的信任会降低个人从事寻租等机会主义行为的概率，而后者为经济增长带来的正面影响超过了前者对经济造成的负面挤出效应，因此，跨越型社会资本在总体上有利于经济增长。
在中国，尽管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的规模不断扩大，但长期以来，“世代定居”一直是农村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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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的显著特征（费孝通，2006）。因此，在中国农村，基于人与人世代之间的长期互动，以村为单位，丰富的整合型社会资本在社区内部得以积累，社会生活“本地化”的特点明显。本地化的整合型社会资本降低了劳动力在社区内部生活和工作所面临的不确定性，提高了劳动力流动的机会成本，因此会对劳动力的向外流动产生阻碍作用。另外，由于历史原因，新中国成立以后一直实行的城市倾向的经济政策造成了中国城乡之间长期分割的局面，农村劳动力在城市受到社会保障、公共服务等方面的歧视性待遇。这一切均不利于城乡之间的融合，甚至造成了城市内部户籍人口与非户籍人口之间的二元分割的局面。劳动力即使已经进入城市，各种制度性和社会性的歧视也会阻碍其与城市人口的互动，从而使得农村劳动力在城市地区社会资本的构建受阻，也不利于农村内部本地化社会资本向城市的扩展。在这种城乡分割的背景下，农村人口和城市人口分属于不同的社会群体，彼此间的交往较少。因此，在城市人口和农村人口内部，整合型的社会资本被不断强化，而城乡之间的跨越型社会资本却难以建立，城乡分割的局面可能因此而被强化。由于本地化社会资本会阻碍劳动力的向外流动，而跨越型社会资本又是经济发展的重要影响因素，那么，如果城乡分割的局面长期持续，城市化进程势必会受到阻碍，经济的长期发展也会因此受到负面影响。
那么，正在进行的市场化进程是不是会减少本地化的社会资本的作用呢？社会资本作为一种非正式制度，它与正式制度的作用既可相互补充，也可相互替代。在市场发展的早期，由于正式制度尚未确立，市场机制尚不完备，社会资本能作为正式制度的补充，弥补其缺陷，从而促进社会转型成功和经济发展；而随着市场化的逐步深入，正式制度一方面可能会逐渐取代社会资本的作用，从而使得社会资本的影响被削弱（Stiglitz，2000；Dixit，2003；Li，2003；王永钦，2006；Krishna and Matsusaka，2009）；但若原有的社会资本嵌入到了新生的市场机制中，市场化程度的提高反而有可能会强化社会资本的作用（陆铭、李爽，2008）。社会资本和市场化之间这种复杂的关系凸显了相关实证研究的重要性。基于中国城市调查数据，李爽等（2008）也发现，社会关系网络在非国有部门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在传统的国有部门影响则不显著。如果他们的发现是可信的，那么可以认为，在中国城市，传统的关系型社会会嵌入到新生的市场结构中发挥作用，从而在市场化的过程中社会资本的作用反而被强化了。但在中国农村，故事似乎有些不同。利用2003年对中国农村地区的一个调查数据库，张爽等（2007）发现，随着市场化程度的提高，社会资本减少贫困的作用在整体上将显著减弱，但其中社区层面的公共信任对减少贫困作用的减少并不显著。与此相反，赵剑治、陆铭（2009）则发现，中国农村的社会关系网络有提高收入、扩大收入差距的作用，在市场化程度较高的东部地区，社会关系网络对于收入差距的相对贡献明显高于中西部。关于中国农村本地化的整合型社会资本的作用，以及其作用在市场化进程中的变化，需要进一步的实证研究来提供证据。
正如前面关于劳动力流动的实证文献总结所显示的，尽管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开始重视个人所处的社会结构对劳动力流动决策的影响，之前的研究却都忽略了信任作为社会资本一个重要方面将对劳动力流动产生的影响。在农村内部，基于人与人之间长期互动所形成的社会信任构成了整合型社会资本的一部分。社会信任降低了个人在社区内部生活所面临的风险和不确定性，提高了劳动力流动的机会成本，因此可能会对劳动力的向外流动产生阻碍作用。而且社会信任作为一种非正式的制度，它对劳动力流动的作用在市场化的过程中也会发生改变。这些问题在已有的实证研究中均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而本文就将回答这些问题。
三、数据和模型
（一）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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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信任对劳动力流动的影响
- 4 - 本文主要的数据来源是复旦大学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研究中心的“2004年中国农村调查数据库”，涵盖了北京、河北、山西、内蒙古、辽宁、吉林、黑龙江、江苏、浙江、福建、江西、山东、河南、湖北、湖南、广东、广西、海南、四川、陕西、甘肃和宁夏在内的22个省（市、自治区）。本文所使用的有效样本包含了分布在22个省48个村852户家庭中2299个劳动力在2003年的相关信息，构成了包括48个村级层面、852个家庭层面和2299个劳动力个人层面的信息在内的横截面数据。
另外，本文所使用的市场化指数的数据来自樊纲、王小鲁（2004）。他们的报告首先从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非国有经济的发展、产品市场的发育程度、要素市场的发育程度、市场中介组织的发育和法律制度环境五个方面对市场化程度进行了度量，再由以上五个方面指数合成市场化进程相对指数，反映了各省（市、区）在市场化进程中的相对水平。各省（市、区）市场化进程相对指数处于1到10之间，指数越高表示市场化程度越高。本文使用了2002年各省（市、区）的市场化指数，这主要是因为使用滞后一年的数据有利于减轻市场化指数本身可能存在的联立内生性问题。
（二）计量模型
为考察社会信任对劳动力流动决策的影响，本文在劳动力个人层面建立了劳动力流动决策的Probit 模型，模型具体形式如下：
123456(1)()
ijk jk jk k
k ijk jk k P migration trust trust market market X M Z ββββββ==Φ+?++++ （1）
（1）式中，下标i 表示第i 个人，j 表示第j 个家庭，k 表示第k 个村。（1）式左边表示劳动力流动的概率，被解释变量是关于劳动力流动migration 的0-1变量，其中劳动力流动取值为1，不流动则取值为0。本文中，劳动力流动的定义是在2003年选择以外出打工务农或者外出打工从事非农产业为职业的劳动力。根据这一定义，在2003年，有效样本中有25.23%的农村劳动力选择了流动。
解释变量中，本文主要考察社会信任对劳动力流动决策的影响。其中，度量社会信任的指标是在“一般说来，你认为绝大多数人是可信的，或者你在和他们打交道时不用特意提防他们吗？”这个问题的基础上构造的一个0-1变量，把其中回答为“可信，不用提防”的取值为1，“不可信，要提防”的取值为0。为了考察市场化过程中社会信任影响的变化，本文在模型中构造了社会信任和市场化程度的交互项。本文采用两种方法对市场化程度进行了度量。一种度量市场化程度的指标来自樊纲和王小鲁（2004）测算的2002年中国各省（市、区）的市场化指数，由于没有更为细致的村一级的市场化指数，本文用省（市、区）的市场化指数直接作为农村家庭所面临的市场化程度，这是一个连续变量。作为一种稳健性检验，本文使用的另一种度量市场化程度的指标是家庭所在的省份是否是属于东部省份①。这主要是因为相较于中西部省份，东部省份经济相对更为开放，市场机制更为完善，经济活动受市场力量的影响也更大，故此关于市场化程度的0-1变量也较好地对市场化水平作出了区分。当然，东部也是度量地理位置的变量，但在理论上，不会因为单纯地理的原因，而使社会信任的作用发生变化。另外，本文在模型中还单独放入了市场化程度这一指标，以考察其是否会对劳动力流动行为产生直接影响。
除了本文所要重点考察的社会信任和市场化程度相关变量之外，（1）式右边的解释变量还控制了其他一些已有研究中（Zhao ，1999a ；1999b ；2003；Zhang and Li ，2003；蒋仕卿等，2008）发现
①
在22个省份中，属于东部的省份：河北、江苏、北京、福建、浙江、广东、辽宁、山东和海南。值得注意的是，广西原本属于沿海省份，但由于广西也是国家西部大开发战略的重点扶持对象，本文将其归入了西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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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影响劳动力流动的重要变量。ijk X 是个人特征，包括性别、婚姻状况、年龄、受教育年限、健康状况和是否党员身份。jk M 是家庭特征，包括家庭的人均耕地面积、劳动力数量、儿童和老年人数量、家庭在城市的亲友数以及是否有家人任村干部。其中，本文用家庭在城市的亲友数来度量劳动力在流入地的社会网络①，这实际上就是一种跨越型的社会资本。同时，用是否有家庭成员任村干部来度量劳动力在流出地的社会网络。k Z 代表村特征，包括村是否有少数民族、是否通柏油马路、是否处于平原或丘陵、村人均收入、村近年来被征用的土地面积以及村到县城的距离。除此之外，本文在回归过程中还控制了省（市、区）的虚拟变量，以控制省级层面的固定效应。解释变量的说明如表1所示。
表1 解释变量列表
变量名称 变量描述
信任 trust 认为绝大多数人是否是可信的 市场化
market 市场化指数
east 是否东部省份（东部省份取值为1，其他为0） 个人特征
male 是否男性（男性取值为1，女性为0） mar
是否已婚（已婚取值为1，其他为0） age 年龄 educ 受教育年数
health 是否健康（健康取值为1，其他为0） comp 是否党员（党员取值为1，其他为0） 家庭特征
land 家庭人均耕地数量（亩） nlabor 家庭劳动力数量 nageb6
家庭6周岁以下儿童数量 nage6t12 家庭6至12周岁儿童数量 nage65 家庭65周岁以上老年人数量 relative 家庭有多少家城市的亲戚
cad 是否有家庭成员任村干部（有取值为1，无为0） 村特征
minority 村是否有少数民族（有取值为1，无为0） road 是否有柏油马路通过本村（有取值为1，无为0） plain
村是否处于平原地区（平原取值为1，其他为0） hill 村是否处于丘陵地区（丘陵取值为1，其他为0） income 村人均收入（百元）
vland 近年来村被征收的土地数量（百亩） dcity
村到县城的距离（公里）
在本文的劳动力流动决定模型中，系数1β度量了社会信任对劳动力流动决策的影响，本文的第一个关注点即是1β的符号和显著性水平。正如前文所述，从理论上来说，社会信任作为社区内部人与人之间长期互动所形成的一种整合型社会资本，降低了劳动力在社区内部生活、工作所面临的不确定性和风险，提高了劳动力流动的机会成本，从而阻碍了劳动力的向外流动。如果本文的推论是
①
由于没有劳动力流入地的相关信息，因此，本文用外出劳动力家庭的城市亲友数作为流入地社会资本的代理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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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 正确的，那么1β将显著地小于0。此外，为考察市场化程度如何使得社会资本的作用发生变化，本文还需要关注劳动力流动决定模型中的系数2β。随着市场化进程的推进，当社区外部市场交易带来的收益足够大时，传统的封闭社会转为开放，那么，传统社会中具有整合型社会资本性质的社会信任也会越来越突破本地的局限，而越来越带有跨越型社会资本的性质，因此反而会起到促进劳动力流动的作用，并且其作用会随着市场化程度的提高而被强化。
对劳动力流动决策方程的估计会遇到社会信任的内生性问题，而社会信任的内生也会导致交互项的内生。除了比较常见的因遗漏变量而产生的内生性问题外，这里还会因为劳动力流动和社会信任的相互影响（例如Alesina and Ferrara ，2002）而出现联立内生性问题。已有的文献已经证实劳动力流动对信任的影响。Miguel et al.（2006）的研究发现，在印度尼西亚工业化的进程中，劳动力的流动降低了流出地村民之间的相互合作和信任。而在考察中国农村地区人口对公共机构的信任的决定时，陆铭、张爽（2008）发现，那些劳动力流动更多的家庭反而更加信任流出地的公共机构①。为了控制由于内生性问题而产生的估计偏误，在对模型进行估计时，本文以社区中除本家庭以外其他家庭社会信任的均值作为本家庭社会信任的工具变量。之所以选取此工具变量，主要是因为：在社区内部，信任具有明显的外部性（Fukuyama ，1995；2000），而包括信任在内，社区层面的社会资本促进了信息的共享，降低了交易成本，在一定程度上发挥了公共品的作用（Collier ，1998；Fukuyama ，2000)。因此可以认为，其他村民的社会信任水平的确会对本家庭的社会信任水平产生影响；同时，其他村民的信任水平并不会直接影响本家庭个人的劳动力流动决策。与本文做法类似的是，为了解决个人行为的内生性问题，用社区内其他人的平均行为作为个人行为工具变量的方法，在以往的文献中已经被使用。例如，为了考察劳动力流动和返乡汇款对农业劳动生产率的影响，Rozelle et al.（1999）分别用村外出劳动力占总劳动力的比重和村所有家庭返乡汇款的平均水平作为劳动力流动和返乡汇款的工具变量，而他们的实证结果也说明了此类工具变量的有效性。因此，本文也用社区中其他家庭信任的平均水平来作为本家庭信任水平的工具变量。类似地，为解决社会信任和市场化程度交互项的内生性问题，本文用其他家庭的社会信任和市场化程度的乘积作为交互项的工具变量。在对模型进行估计时，本文采用了Newey ’s 两阶段估计方法②。
（三）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表2显示了本文关于外出劳动力和非外出劳动力在个人、家庭、村特征方面的描述性统计。
表2 外出劳动力和非外出劳动力在个人、家庭、村特征方面的描述性统计
外出劳动力（n=580）
非外出劳动力（n=1719） p 值a 均值 标准误 均值 标准误 社会信任 trust #
0.478
0.500
0.529
0.499
0.031**
①
陆铭和张爽(2008)考察了劳动力流动对公共信任的影响。他们的研究结果表明，在中国农村，劳动力流动增加了家庭的公共信任。这主要是因为在中国城乡分割的格局下，劳动力流动到充满歧视的城市地区，反而增加了他们对原来农村社区公共机构的信任。对于社会信任，本文认为类似的机制也可能存在，从而导致劳动力流动和社会信任的联立性偏误。 ②
Stata 中的IVprobit 命令默认的估计方法是极大似然估计方法。此方法的优点是估计系数的有效性高，但缺点是计算难度较大，在出现两个以上内生变量时尤其难以计算。因此，本文在此使用了Newey ’s 两阶段估计方法。其原理是在第一阶段将内生变量对工具变量系列进行OLS 回归，由此可计算出相应的残差，即为内生变量中与误差项相关的因素。在第二阶段进行probit 回归时，将内生变量和第一阶段估计得出的残差同时放入原来的模型，由此计算出来的结果即为带有内生变量的两阶段IVprobit 回归结果（Rivers and Vuong, 1988）。
社会信任对劳动力流动的影响
市场化
market 6.186 1.406 6.028 1.5500.030** east#0.3900.4880.3770.4850.586
个人特征
male#0.5840.4930.5140.5000.003*** mar#0.5410.5580.9250.3990.000*** age29.2699.37740.41710.6840.000*** educ8.947 2.886 6.841 3.5300.000*** health#0.9710.1690.9090.2870.000*** comp#0.0400.1950.0700.2560.008***
家庭特征
land0.932 1.469 1.475 2.0190.000*** nlabor 3.405 1.271 3.044 1.1800.000*** nageb6 0.1600.3900.2240.4630.003*** nage6t12 0.1500.3900.2090.4570.005*** nage65 0.1950.5040.1660.4580.198 relative 1.534 1.962 1.648 2.3580.296 cad#0.0970.2960.0840.2780.369
村特征
minority#0.3530.4780.4310.4950.001*** road#0.6030.4890.5560.4950.048** plain#0.4880.5000.4580.4980.218 hill#0.4360.4960.3400.4740.000*** Income（百元）23.38915.38922.46914.0130.183 Vland（百亩） 2.70412.804 3.17015.0920.505 dcity 25.754119.56925.86920.2380.905注：对外出劳动力和非外出劳动力之间特征的差异进行t检验；代表该变量是虚拟变量；***、**、*分别表示在1%、5%、10%的水平上显著。
可以看到，在本文的样本中，一共有外出劳动力580人，占所有农村劳动力的25.23%。非外出劳动力社会信任的平均值显著高于外出劳动力，而外出劳动力所在地区的平均市场化指数显著高于非外出劳动力。关于个人特征，外出劳动力中男性比重相对较高，已婚劳动力所占比重远低于非外出劳动力中已婚劳动力的比重，同时，外出劳动力的年龄相对较小，平均受教育年限相对较长，且相对健康。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外出劳动力中具有党员身份的劳动力比重显著低于非外出劳动力中党员劳动力的比重。在家庭特征方面，外出劳动力所在家庭的人均耕地面积相对较少，儿童和老年人数量也相对较少，而劳动力数量相对较多，且家庭婚丧嫁娶和春节支出占日常总支出比重相对较高。在村特征方面，平均来说，与非外出劳动力相比，外出劳动力更有可能来自没有少数民族的村庄，其所在村庄也更有可能有柏油马路经过，并且更有可能处于丘陵地区。
但是，表2只是通过对变量进行简单的统计性描述来反映外出劳动力与非外出劳动力之间在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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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 会经济特征方面的平均意义上的差别，在考察某特定因素的时候，并没有控制其他相关因素对劳动力流动决策的影响，本文并不能由此得出关于劳动力流动决定中各变量影响的确切结论。因此，本文对个人层面的劳动力流动决定模型进行估计，以期更准确地得到各社会经济因素对劳动力流动决策的影响。
四、社会信任与劳动力流动：实证结果
（一）用市场化指数来度量市场化程度 表3中，（1）报告了当用市场化指数来度量市场化程度时劳动力流动的决定方程的Probit 估计结果，（1）中的数字表示边际效应①。本文发现，社会信任显著减少劳动力向外流动的概率，而市场化程度本身的直接影响则不显著。另外，通过关注交互项，本文还发现，市场化指数的提高会显著降低信任对劳动力流动的负面影响。（2）报告的是劳动力流动方程的OLS 估计结果，其系数（边际效应）的大小、方向和显著性与Probit 估计结果基本一致。
表3 劳动力流动的决定因素估计（以市场化指数度量市场化程度）
变量
（1） （2） （1’） （2’） Probit OLS IVprobit 2SLS 信任 trust -0.174** -0.177** -0.971 -1.548 交互项 trust ×market 0.021* 0.023** 0.191 0.220 市场化
market -0.105 -0.101 -0.630 * -0.668* 个人特征
male 0.066*** 0.056*** 0.068*** 0.058*** mar
-0.056** -0.106*** -0.065** -0.116*** age -0.014*** -0.013*** -0.014*** -0.013*** educ 0.019*** 0.014*** 0.017*** 0.012*** health 0.009 0.004 0.023 0.021 comp -0.037 -0.034 -0.039 -0.036 家庭特征
land -0.025*** -0.010* -0.024*** -0.010 nlabor 0.008 0.021*** 0.002 0.014 nageb6
-0.109*** -0.101*** -0.121*** -0.117*** nage6t12 -0.026 -0.034* -0.050* -0.061** nage65 0.036** 0.030* 0.031* 0.025 relative 0.009* 0.010** 0.005 0.006 cad 0.017 0.009 0.031 0.021 村特征
minority -0.018 -0.026 -0.024 -0.023 road
0.025 0.043 -0.053 -0.042 plain -0.021 -0.026 -0.043 -0.064 hill 0.056 0.057 0.015 0.003 income
0.005**
0.006***
0.004*
0.004**
①
在存在交互项的Probit 模型中，涉及交互变量的偏效应的计算比较复杂。在由dprobit 或mfx 估计交互项的偏效应和标准差时，Stata 程序只是将交互项仅看作一个单一变量求一阶偏导，而忽视了交互项是两个变量的乘积形式，因此，本文不能直接利用dprobit 的回归结果来考察相应变量的偏效应（Ai and Norton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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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land 0.005 0.004 0.030* 0.030* dcity
0.001 0.001 -0.001 -0.001 R 2
0.3096 0.3004 0.3108 0.1872 Wald/Hausman 检验统计量值（P 值）
—
—
3.17 (0.2044)
3.33 (1.0000)
注：***、**、*分别表示在1%、5%、10%的水平上显著。为节省空间，本文没有报告系数的标准误。在Probit 估计中，虚拟变量的边际效应是和参照组对比的劳动力流动概率变化；对于连续变量，边际效应在均值计算。此外，为控制省级层面的固定效应，本文在回归中还控制了省级层面的虚拟变量。
但是，以上对劳动力流动决定方程的估计结果并不可信。正如前文所指出的，社会信任本身是一个内生变量，会与劳动力流动产生双向的因果关系，交互项也会因为社会信任的内生性而与劳动力流动相互影响。因此，本文将本村中其他家庭社会信任的平均水平作为本家庭社会信任的工具变量，并用其他家庭的社会信任均值与市场化指数的乘积作为交互项的工具变量，对劳动力流动的决定方程采用了Newey ’s 两阶段估计方法。表3中（1’）报告了以市场化指数度量市场化程度时的两阶段估计结果。
本文首先在回归的第一阶段检验了工具变量的有效性。控制住其他解释变量不变，在考察两个工具变量对社会信任的影响时，两个工具变量联合显著性F 检验的值为6.86。类似地，控制住其他解释变量不变，两个工具变量对交互项影响的F 值为7.16。由此，本文认为，弱工具变量的问题在回归中并不明显。第一阶段的回归说明，除本家庭以外本村中其他家庭的社会信任的确会对本家庭的社会信任产生影响，这主要是因为社会信任在社区内部存在相互影响。
从表3的IVprobit 估计结果可以看到，当用市场化指数作为市场化程度的一个指标时，Wald 检验拒绝了Probit 结果有显著内生性偏误的假设。在用OLS 方法估计劳动力流动方程后，如果进一步采用工具变量进行估计，Hausman 检验的结果也显示两者的差异并不显著。因此本文仍重点关注表3中Probit 而非IVprobit 的估计结果。从回归结果（1）看到，1β显著小于0，也就是说实证结果显示，农村地区的社会信任显著降低了劳动力流动的可能性。这主要是因为基于社区内部人与人之间长期互动而产生的社会信任作为农村社区整合型社会资本的一部分，降低了劳动力在社区内部生活、工作的不确定性和风险，提高了劳动力流动的机会成本，从而对劳动力流动产生了负向的影响。回归结果（1）还显示，2β显著大于0，而3β则并不显著地异于0。结合1β的符号，这个结果说明，尽管以市场化指数度量的市场化程度并不显著影响劳动力流动决策，但社会信任对劳动力流动的负向作用的确随着市场化程度的提高显著下降。这说明，在农村地区，市场化以及市场化进程中正式制度的建立更多地起到了替代非正式制度的作用，从而削弱了社会关系网络的作用，也就是说，市场化有间接地促进劳动力流动的作用。从数据结果上来看，随着市场化程度的提高，社会信任对劳动力流动的阻碍作用会不断下降，当市场化程度达到一定水平以后，社会信任反而会起到促进劳动力流动的作用①。
通过与OLS 回归结果的比较，本文发现，OLS 回归结果与Probit 回归结果在变量系数大小、符号和显著性等方面差异很小。因此，为方便起见，在接下来关于社会信任对劳动力流动决策影响的转折点的估计中，本文利用了OLS 的回归结果。将OLS 估计结果对社会信任变量求偏导，可以
①
将原回归模型对社会信任（trust ）求偏导，我们可以得到一个关于市场化程度（market ）的表达式
12'()()market ββΦ?+，此即为社会信任对劳动力流动的偏效应。我们的回归结果显示，这种偏效应开始时为负，
随着市场化程度的提高，偏效应逐渐增大，并最终为正，即本地化的社会信任促进了劳动力的向外流动。
社会信任对劳动力流动的影响
- 10 - 发现，社会信任对劳动力流动的影响取决于市场化程度，其转折点出现在市场化程度约为7.69的时候①。也就是说，当市场化水平低于7.69时，社会信任对劳动力流动起阻碍作用，其负面影响会随着市场化程度的提高而削弱。而当市场化程度高于7.69时，社会信任反而会起到促进劳动力流动的作用，而且其促进作用会随着市场化水平的提高而被强化。在本文的样本中，有大约85.6%的样本处于转折点左边。也就是说，在中国，绝大多数地区的农村劳动力仍处于社会信任阻碍劳动力流动的阶段，但这种阻碍作用会随着市场化水平的提高而被削弱。
除此之外，本文还考察了个人、家庭以及社区特征对劳动力流动的影响。在个人特征方面，与以往的研究相一致，男性和受教育程度较高的个人更倾向于流动。年龄越大的劳动力和已婚劳动力流动的概率会显著降低②，而个人健康状况和党员身份对劳动力流动的影响则不显著。
在家庭特征方面，人均耕地面积的增加会显著减少劳动力流动的概率。6周岁以下儿童数量的增加同样会阻碍劳动力流动，这主要是因为6周岁以下儿童更需要成年劳动力的照顾。65周岁以上老年人数量的增加会促进劳动力流动，而6~12周岁的儿童数量对劳动力流动的影响则不显著。儿童和老人对劳动力流动有两种效应：一方面，儿童和老年人需要更多的照顾，因此其数量的增加会阻碍处于青壮年劳动力向外流动；另一方面，在农村土地集体所有的情况下，尽管因为各种短期原因，务农并不能使农村家庭比其他非农就业方式获得更高的收益，但从长期来看，土地仍是有价值的资产，如果被长期废弃，那么农村家庭就会有丧失土地的风险。因此，对于农村家庭来说，必须在农用土地上投入一个最低数量的劳动力，而老年人和学龄儿童在此则更多地承担了保障家庭土地经营权的责任（Zhao ，1999a ）。因此，老年人和学龄儿童数量的增加又有促进劳动力向外流动的作用。在本文的数据中，对于6~12周岁的儿童，这两种效应正负相抵，因此其影响并不显著，而老年人保障土地经营权的作用则显著占优。此外，家庭在城市的亲友数提高了劳动力流动的概率，这主要是因为城市亲友降低了农村劳动力进入城市所面临的不确定性，从而降低了流动的风险和心理、信息成本，实际上，这也证明，跨越型的社会资本的确有促进劳动力流动的作用。是否有家人任村干部对劳动力流动的影响则并不显著，这可能是因为尽管家庭成员作为村干部的身份能为劳动力流入城市提供更多的便利条件；但是，这种类型的社会资本可能只是更多地有利于实现劳动力在本地的非农就业，而不是流动进入城市实现就业（Zhang and Li ，2003）。
最后是村特征对劳动力流动的影响。本文发现，在结果（1）中，只有村人均收入对劳动力流动的影响是显著的，村人均收入的提高促进了劳动力的流动，这可以解释为收入的提高使得更多的劳动力摆脱了流动性约束的束缚，因此促进了劳动力流动。但是，需要指出，在其他文献中，通常村的收入越高，劳动力流动的机会成本越高，从而劳动力流动的倾向越低。Zhao （2003）在模型中放了村收入的二次项，发现它对劳动力流动的影响呈“倒U 型”，她的解释是，在村收入水平不高的时候，村收入的提高可以放松流动性约束，从而可能促进劳动力流动。此外，模型还控制了村近年来被征收的土地数量和村到县城的距离，结果发现，这两个变量并不会对劳动力流动决策产生显著影响。
（二）用是否属于东部省份来度量市场化程度
①
123456ijk jk jk k k ijk jk k ijk migration trust trust market market X M Z ββββββε=+?+++++是和Probit
模型相对应的OLS 模型，将此式对社会信任（trust ）求偏导，我们可得社会信任对劳动力流动影响的拐点为12/ββ-.
②
和一般文献的实证结果不同，本文的数据在年龄对劳动力流动决策的影响这一问题上并没有发现“倒U 型”的关系，如果在回归模型中放入年龄的二次项，出现的结果是年龄的一次项显著为负，而二次项不显著。因此，本文在这里只放了年龄的一次项。
社会信任对劳动力流动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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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使用是否属于东部省份作为市场化程度的指标，重复了表3中的四个估计。通过比较Probit 和IVprobit 的回归结果，Wald 检验显示两者的差异在0.0522的水平下是显著的。通过比较表4中结果（3）和（3’）社会信任的系数大小发现，IVprobit 结果下社会信任对劳动力流动的负向影响比Probit 结果要大。从理论上来说，这可能是因为劳动力流动反而增加了流出地的社会信任。陆铭和张爽（2008）发现，由于劳动力流动过程中所受到的歧视性待遇，中国农村劳动力流动反而会增加农村地区的公共信任。而对于社会信任，类似的机制也可能存在。因此，Probit 回归的结果低估了社会信任对劳动力流动的负向影响。因此，本文重点考察结果（3’）。
表4 劳动力流动的决定因素估计（以是否属于东部省份度量市场化程度） （3） （4） （3’） （4’） Probit OLS IVprobit 2SLS 信任 trust -0.054** -0.051** -0.370*** -0.375*** 交互项 trust ×east 0.038 0.042 0.539** 0.429** 市场化
east -0.355 -0.425 -0.999** -2.836** 个人特征
male 0.065*** 0.056*** 0.069*** 0.059*** mar
-0.054** -0.105*** -0.053** -0.103*** age -0.014*** -0.013*** -0.014*** -0.013*** educ 0.019*** 0.014*** 0.017*** 0.012*** health 0.008 0.004 0.022 0.019 comp -0.038 -0.034 -0.036 -0.030 家庭特征
land -0.026*** -0.010* -0.026*** -0.011* nlabor 0.008 0.021*** 0.004 0.017** nageb6
-0.108*** -0.100*** -0.117*** -0.111*** nage6t12 -0.025 -0.033* -0.045** -0.053** nage65 0.037** 0.031* 0.038** 0.033* relative 0.009* 0.010** 0.003 0.004 cad 0.018 0.011 0.049 0.040 村特征
minority -0.019 -0.027 -0.034 -0.034 road 0.028 0.046 -0.036 -0.022 plain
-0.016 -0.021 -0.002 -0.015 hill 0.060 0.062 0.053 0.051 income 0.005** 0.006*** 0.005** 0.005*** vland 0.005 0.004 0.003** 0.027** dcity
0.001 0.001 -0.001 -0.001 R 2
0.3087 0.2995 0.3110 0.2384 Wald/Hausman 检验统计量值（P 值） —
—
5.90(0.0522)
6.40 (1.0000)
注：与表3相同。
表4显示，是否东部省份的系数显著为负，也就是说东部省份显著降低了劳动力流动的概率。这主要是因为东部省份经济发展程度高于中西部省份，因此更多是作为劳动力的流入地，而非流出地。另外，和结果（1）类似，社会信任对劳动力流动的影响显著为负，而交互项系数显著为正，这
社会信任对劳动力流动的影响
说明，相比于中西部省份，社会信任在东部省份对劳动力流动的负面影响显著降低。通过比较社会信任的系数以及社会信任和是否东部省份交互项的系数，本文发现，在东部省份，社会信任反而起到了促进劳动力流动的作用。在表4中，根据Hausman检验，使用OLS估计和2SLS估计的结果并不存在系统性的显著差异，但是如果仅比较信任和交互项的系数的话，OLS的估计结果仍然是明显低估的，而且在2SLS的估计结果里，信任与东部的交互项也显著了，根据边际效应的比较，在东部，社会信任是促进劳动力流动的，这与（3’）的结果是一致的。
另外，在用是否属于东部省份作为市场化发展程度的指标时，个人、家庭和村庄的特征对劳动力流动决策的影响与使用市场化指数情况下的结果类似，本文在此不再赘述。
五、结论与政策含义
本文利用复旦大学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心搜集的包括社会资本信息在内的中国农村家庭调查数据库，考察了影响劳动力流动的众多因素。尽管越来越多的研究开始关注社会互动对中国农村劳动力流动的影响，但研究者对劳动力流动决定中信任的关注还相当少，而信任是社会资本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国农村世代定居的背景下，农村社区内部整合型社会资本对人们行为的作用不可忽略。理解整合型社会资本的影响，及其在经济发展和市场化进程中的变化，是理解城市化和现代化进程中人们行为变化的重要视角。本研究从信任的角度发展了既有的研究，进一步证实了社会资本对劳动力流动决策的影响，从而丰富了有关劳动力流动决定因素的研究。本研究主要发现，在中国农村，基于人与人之间长期互动所产生的社会信任降低了劳动力在社区内部生活和工作所面临的不确定性，提高了劳动力流动的机会成本，从而阻碍了劳动力的向外流动。这也说明，社区内部的整合型社会资本的确可能加剧社区的封闭性，从而对经济发展有不利的影响。本文还发现，随着市场化程度的提高，社会信任对劳动力流动的阻碍作用被不断地削弱，当市场化程度达到一定水平之后，社会信任反而会起到促进劳动力流动的作用，这时，社会信任已经是在更为开放的经济环境下形成的了，其本地化的整合型社会资本的特征已经被弱化。
本研究的发现具有重要的经济和政策含义。由于社会信任对劳动力流动的阻碍作用会随着市场化程度的提高而不断削弱，因此，加快市场化进程，打破农村社会的封闭状态，将是促进劳动力流动的一个行之有效的方法。另外，社会信任对劳动力流动的阻碍作用也值得关注。在中国城乡分割的格局下，农村劳动力在城市受到各种制度歧视和社会歧视，很难与城市人口实现社会融合。这一方面不利于社会信任作用范围的扩展，使其更局限为一种本地化的社会资本，因而很难对劳动力流动产生促进作用；另一方面，城乡分割的局面也增加了农村人口和城市人口之间积累跨越型社会资本的难度，而这可能会反过来使得农村人口和城市人口更为注重整合型社会资本的积累，而这可能使中国的劳动力流动陷入一个低水平均衡，城乡分割的局面也可能会因此加剧，经济发展受阻。由此本文认为，加强城乡之间的社会融合也是加快城市化进程的当务之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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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单位：1复旦大学经济学院；2浙江大学经济学院）（责任编辑：黄慧芬）- 14 -
风险社会是指在全球化发展背景下，由于人类实践所导致的全球性风险占据主导地位的社会发展阶段，在这样的社会里，各种全球性风险对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存在着严重的威胁。 随着科学技术的高速发展和全球化的发展，人类社会已经开始进入一个“风险社会”时代。现代风险在本质、表现形式和影响范围上与传统风险相比已经有了很大不同，它已经从制度上和文化上改变了传统现代社会的运行逻辑。 专家在面临新风险时往往也难以对其做出准确的说明与预测. 现代风险是隐形的，并且具有高度的不确定性和不可预测性。 现代风险与科技发展和全球化联系在一起 科学技术发展到今天，已经成为一个高度复杂的系统。这种高度复杂性的直接后果，就是人们对科技发展后果的控制能力越来越低。 现代风险所造成的影响将不再限制在传统民族国家的疆界之内，而是会迅速地涉及到其他国家甚至全世界。
世界正进入一个新的“风险社会” 随着科学技术的高速发展和全球化的发展，人类社会已经开始进入一个“风险社会”时代。现代风险在本质、表现形式和影响范围上与传统风险相比已经有了很大不同，它已经从制度上和文化上改变了传统现代社会的运行逻辑。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注意到德国社会学家贝克（Ulrich Beck）所提出的“风险社会”（risk society）概念，并认为他的观点从特定的角度把握了现代社会的本质，为我们更好地理解当前的社会并制订相应的制度和政策提供了独特的参考价值。 贝克认为，我们现在正生活在一个与传统的现代化社会完全不同的“风险社会”之中。在传统的现代化社会中，人们相信人的理性力量可以控制自然和社会，使人类社会有秩序、有规则地发展。这种对社会的看法可以称为一种“常态社会”的观点。但是，随着科学技术的高速前进以及全球化的迅猛发展，这种“常态”社会的观点已经日益不能符合社会的实际情况，因此我们不得不正视世界已开始进入一个新的“风险社会”这一事实。 贝克指出，“风险”（risk）本身并不是“危险”（danger）或“灾难”（disaster），而是一种危险和灾难的可能性。当人类试图去控制自然和传统、并试图控制由此产生的种种难以预料的后果时，人类就面临着越来越多的风险。风险在人类
2018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 文科综合能力测试（北京卷） 第一部分（选择题共140分） 本部分共35小题，每小题4分，共140分。在每小题列出的四个选项中，选出最符合题目要求的一项。 24.每年三四月间，居庸关长城附近山花盛放。市 郊铁路S2线列车穿行于花海中，被称为“开往 春大的列车”，吸引了大量踏青的游客。游客 的涌入给森林消防和轨道交通带来了安全隐 患。当地政府采取封山禁入措施，但效果不理 想，于是转变思路，变堵为疏，着手规划建设 花海列车观景平台。这一做法 ①履行了政府的市场监管职能，有利于建立良好市场秩序 ②自觉运用矛盾观点，创造条件，将风险点转化为共赢点 ③有利于满足人们的精神文化需求，带动当地旅游业发展 ④有利于开发该线路的经济价值，说明文化的力量来自于经济 A.①③ B.①④ C.②③ D.②④ 25.山脊上，代表中华悠久文化的长城蜿蜒曲折；山腰间，詹天佑创造性设计的“人”字形 铁路折回而上；地表下，运用当代中国先进技术建造的京张高铁穿行向前。为避免破坏沿线文物和环境，京张高铁建设者采用“精准微爆破”等新技术，在地下100多米建造隧道，做到施工地表零沉降，实现了高铁与环境和谐共存。下列分析正确的是 A.京张高铁与“人”字形铁路是新旧事物的关系 B.工程设计与施工水平的提高说明实践活动具有社会历史性 C.建设者的创新意识是高铁成功建设的首要前提 D.高铁与环境和谐共存体现了矛盾同一性是推动事物发展的动力 图10
26.万古奔腾的长江，孕育着源远流长的 中华文明，为全面展示新时代长江的 自然风貌和文化景观，多位艺术家深 入长江流域采风，创作了巨幅长卷《长 江万里图》。该作品雄浑磅礴、风光万 千，画出了一条中国人心中砥砺奋进 的文化长河。《长江万里图》的创作 ①体现了自然性与人文性的统一 ②说明时代精神是艺术创新的源泉 ③体现了创作者为祖国河山立传的文化自信 ④说明客观真实是评价艺术作品的根本标准 A.①③ B.①④ C.②③ D.②④ 27.“窗含西岭千秋雪”“玉窗五见樱桃花”。中 国传统建筑中窗的设计，巧妙之处在于 可以引进阳光、空气，为居室主人呈现 大自然的馈赠，借助窗外的空间美，人 的心灵之窗也被打开，“纳千顷之汪 洋，收四时之烂漫”。下列选项正确的 有 ①“窗”“景”“情”之间是本质的必然的联系 ②借窗生景的设计体现了征服自然的天人合一理念 ③窗与景、景与诗、诗与情的交融体现了人的创造性 ④窗的设计体现了内与外、近与远、有限与无限的和谐统一 A.①② B.①③ C.②④ D.③④ 28. 关于建立“京津翼地区城乡中小学图书流动机制”的建议 通过对京津冀地区中小学生图书占有情况的调研，本研究小组发现三地的人均图书占有数量和种类存在差距。为此，我们建议建立“京津翼地区城乡中小学图书流动机制”，鼓励市民捐赠闲置图书，免费借阅，让图书在城乡、地区之间流动。具体方案如下：……
流动人口人际信任变动及影响因素探究 目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作为社会融合重要表现的人际信任,对于社会的平稳发展与经济的良性运行都具有重要作用。近年来,伴随着社会转型的深入发展,资源分配不均、贫富差距加大等矛盾更加凸显,人口迁移行为愈加频繁,大规模人口流动持续保持。本研究聚焦于流动人口这一重要群体,采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数据,分析了流动人口人际信任水平、信任结构,以及二者随时间的变动情况,并从个体、家庭背景与社会资源、社交参与和社会环境几个方面对人际信任的影响因素进行探究。研究发现,流动人口对亲戚的信任度最高,在十年间位居第一,近邻、同事、老同学三类群体的信任度紧随其后,2005年与2015年均位于十一类置信对象的前四位。从总量上看,2015年较2005年的流动人口人际信任程度出现小幅上升趋势。从人际信任的内部结构来看,流动人口的人际信任以血缘关系为核心,其次为邻居、同事、老同学等群体构成的嵌住型人际关系,而通过社交参与所建构的开放型人际关系则居于最外围层级。在分析流动人口人际信任的影响因素时,依据因子分析结果将信任对象划分为内圈信任与外圈信任两类分别进行研究。可以发现,首先,社会资源变量对流动人口的内圈信任水平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家庭经济地位高、父母接受过一定程度教育的流动人口,更加倾向于对内圈信任给予更高的评价。其次,社交参与是流动人口建构外圈信任的重要渠道,社交娱乐活动参与地越频繁,个人信息的交换与流通也就越快,越有助于流动人口与外圈信任对象之间建立起互信的桥梁。最后,社会环境变量
对流动人口的内圈与外圈信任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政府应着力于缩小贫富差距、促进社会流动,创造更为公平的社会环境,才能实现流动人口人际信任水平的稳步提升。
信任：从不对称风险开始 Roger谭，战略管理顾问 2012-8-18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信任是动态的，包括人与人之间和人与组织之间。组织倾向于反映里面的人想什么，有 什么感受，以及干什么。这只能从人与人之间开始。 问题始于管理层有一种信念，他们认为自己是得到信任的。 很多管理层的人认为公司里的员工信任他们是员工的责任和先决条件。“你不相信领导怎么能把工作做好？” 而对待员工的态度是：“你要得到我的信任才行。” 但是不少人反对以上的看法：“你要得到我的信任才行。”根本上是错误的想法。实际上应该是相反：首先要付出自己的信任，再看看别人乐不乐意接受。这是基本规则，这种行为方式在很多成功的管理者身上都看得到。 这两种对信任的看法说明信任是有方向性的。 “银行的信用下降”这句老话的说法比说废话更糟糕，因为这句老话的说法没有将被信任程度的下降跟信任程度的下降区分开来。这两种情况要求很不同的政策来处置。 不少人认为，信任始于尊重。有了尊重才有关系，然后沟通交流，进而产生信任，最后就是合作。合作是人类生存的方式。 单方信任的误区 管理层对员工没有尊重，这好像是成了成规，事实上他们对员工经常表现出非常不尊重和轻蔑。员工也清楚他们自己将来属于被解雇之列。聪明的员工总是低三下四，吩咐做什么就做什么，尽可能少冒险。 这样的偏差导致管理者觉得人们已经信任他们。他们从来不觉得有需要去增加信任。最终会导致不信任增加。 至今为止有些社区文化仍然像战后的情形，管理风格意味着生产力、效率以及要取得成功就要不择手段的理念。老板和管理者的这种愿望导致将雇员看成是数目而不是人。这样的后果是将工人看成是可消耗的，很难信得过的，以至于工人完全失去归属感，觉得失去工作是一眨眼的事。 很多职场是由畏惧来指引的、任由粗暴和冷酷无情泛滥；职场畏惧一直上升到管理层次，都有不安全感。由于管理者和员工两方面对畏惧产生相互作用，这样的环境培育着完全不诚实的管理手段，全体都机械地粘附在过程上，没有改善的希望。 在“畏惧职场”，工人对管理层的信任度很低，任何管理层跟工人之间曾经存在的社会契约论之类的东西已经不复存在，而这种契约在低工薪阶层特别体现得不明确；主要表现在工作保障，福利，以及工作量。管理层的期望是雇员通过更努力、更长时间、没有补偿的方式来提高生产效率。在任由管理者摆布的职场，畏惧常常成了主要的促进动因，而人们很难对所畏惧的东西产生信任。
影响社会发展的因素——科学技术 包括科学知识、生产工具等在内的科学技术对人类社会的影响也属于人与自然的矛盾，其中人是矛盾的主要方面。因科技进步而带来的人对自然的影响远远超过自然对人的影响。从某种意义上说，迄今为止的人类社会发展史就是科技进步史。 科学技术的发展和资源的开发是相互促进的。 新知识或技术总是在某些客观事物已经成为或将要成为可供开发和再开发的资源时才出现的。原始人为了采集食物才发明了石器。贫穷的游牧部落为了征服富有的农业地区才改进了军事技术。只是在地理大发现以后，近代科学和生产技术才开始快速发展。（但另一方面，某种具体的知识或技术在何时何地由何人发现或发明纯粹是偶然的。） 新技术的出现会导致可开发资源的种类和数量增加，改变资源间的相对重要性以及地区间的资源分布状况。在一定时期和地区，某类关键技术的发明可以使以前不能开发的资源变为可开发的资源，使以前重要的资源变为不重要的资源。这类技术连同可被这类技术开发的资源一起又形成新的可开发资源，并导致更多的可开发资源的出现。这样，掌握最新技术的地区往往能获得资源优势，它们拥有最主要的可开发资源，并通过资源的流动而成为其它资源的净流入地区，从而改变了资源的分布和流动状况。 例如，从公元前三千纪到公元前一千纪，农业用具主要由石器制成，适于耕种类似美索不达米亚平原的半干旱的沙土地，因此中东是当时世界经济相当发达的地区。但随着铁制农具的出现和推广，在地中海沿岸地区的其它类型的土地和更多的自然资源可以被开发。大量增加的铁器和农产品促进了手工业、商业、航海业的发达，使地中海沿岸地区取代中东地区成为新的经济中心。随着中东地区的资源优势逐渐转变为资源劣势，古亚系亚文明也逐渐衰落，而古希腊罗马文明逐渐兴起。 再以美国经济重心的转移为例。在第一次工业革命时期，美国的经济重心是为欧洲纺织业提供原料的南方种植园，丰富的土地资源和欧洲对大量棉花的需要导致大量人力资源即黑奴的输入。在第二次工业革命时期，美国的经济重心是作为重工业基地的东北部，因为那里有便利的交通条件和原料来源。重工业对资金和自由劳动者的需要导致华尔街的出现和南方奴隶制的崩溃，大量资本的流入和流动以及劳动力自由流动进一步促进了美国经济的发展，庞大的产业工人队伍还为活跃的工人运动提供了基础。近几十年来，美国的经济重心是作为高新技术产业基地的太平洋沿岸地区，随着资金、高科技人才的大量流入和相应的服务业的兴起，加利福尼亚也因此成为美国人口最多和最富有的州。 技术差异使不同地区间形成某种自发分工关系，而这种自发分工又会因技术的扩散而改变。相对先进的技术的扩散会导致资源优势的丧失，从而削弱已有的自发分工。例如，西罗马帝国的繁荣是以帝国内部经济互补为前提的：有的地区提供手工业制品，有的地区提供农产品，地区间的商业交流维持着帝国内部的分工与合作。但随着手工业技术的扩散，帝国经济逐渐分解为许多自给自足的庄园经济，于是已有的基于商业流通的自发分工被削弱，帝国也慢慢地衰落和解体。因此，掌握先进技术的社会为保持自身的优势，总是限制先进技术的转移。在生产和交往不发达的古代，重要技术的扩散可以通过各种保密措施来减缓；在现代，技术优势只能通过不断的技术创新来维持。 相对落后技术的转移可以加强地区间已有的分工，并能同时转移社会矛盾。这实际上相当于技术先进地区的扩张或殖民，技术先进地区在保持其资源优势的同时又扩大了可供开发的资源总量。例如，自二战以来，许多下游产业从西方发达国家转移到不发达的发展中国家，使它们成为发达国家的原材料或初级产品供应地和高附加值产品的市场。一方面，那些原本是自给自足的不发达国家进入国际分工体系，在经济上陷入对发达国家的依赖；另一方面，发达国家把因原材料开采所引起的人与自然的矛盾，以及在劳力密集形产业中比较突出的人与人的矛盾，转移至发展中国家。 人类掌握的科学技术越多，人类对自然的驾驭能力就越强，人类社会也就越发达。但人类在
A survey of trust and reputation systems for online service provision 在线服务提供的信任和信誉系统调查 信任和信誉系统是一个重要的趋势，在决策支持的互联网介导的服务提供。基本的想法是让双方互相率，例如在交易完成后，并使用聚合评级关于一个给定的一方，以获得一个信任或声誉得分，这可以帮助其他各方在决定是否与该党在未来。自然的副作用是，它也提供了一个良好的行为的动机，因此，往往有一个积极的市场质量的影响。信誉系统可以被称为协作的奖惩系统，以反映他们的合作性质，并且相关的协同过滤系统。在成功的商业在线应用中，信誉系统已经被使用。还有一个迅速增长的文献周围的信任和信誉系统，但不幸的是，这项活动是不太连贯。这篇文章的目的是给一个概述现有的和建议的系统，可以用来推导措施的信任和声誉的互联网交易，分析当前的趋势和发展，在这方面，并提出了一个研究议程的信任和信誉系统。 1. Introduction 在线服务发生了从未与对方当事人之间交易之前，在一个环境中，服务消费者往往对服务提供商的信息不足，以及提供的产品和服务。这迫使消费者接受之前performanceq轻快，即支付商品和服务在接收他们，这能让他处于弱势地位。消费者通常没有机会看到和尝试的产品，即bsqueeze的orangesq，之前他买的。另一方面，服务供应商，知道他得到什么，只要他是支付的钱。这种信息不对称造成的效率低下，可以通过信任和声誉得到缓解。这个想法是，即使消费者不尽的产品或服务之前，他可以确信，这将是他希望只要他相信卖家。一个值得信赖的卖家具有显著优势的产品 这个例子表明，信任在计算机中介的交易和过程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然而，它往往是很难评估的远程实体的可信性，因为计算机通信媒体越来越多地把我们从相互熟悉的风格。物理接触和传统的交流形式，让人们能够评估一个更广泛的范围内的线索相关的诚信比目前可能通过计算机介导的通信。建立一个传统的砖和迫击炮街的存在提供了一些保证，那些谁做的时间是严重的球员。这是为了建立一个好看的因特网的存在，对其背后的组织性小的证据相对简单和成本低形成鲜明的对比。这个关于不明交易伙伴收集证据的困难，使其难以区分高和低质量的服务供应商在互联网上。其结果是，在学术界和电子商务行业的信任，在开放的计算机网络的主题是受到相当的重视。 有一个迅速增长的文献中的理论和应用的信任和信誉系统，本文件的主要目的是提供一个调查，在这方面的发展。更早信誉系统的简要调查已由梅等人发表。[ 50 ]。代理交易系统综述也有关因为他们经常涉及到信誉系统[ 25,42,38 ]。有相当大的混乱周围的术语用来描述这些系统，我们将尝试在这项研究中使用一致的术语来描述建议和发展。在这方面似乎也缺乏连贯性，这是事实，作者经常提出新的系统从零开始，而不尝试扩展和提高以前的建议 第2节试图定义信任和声誉的概念，并提出了一个信任和信誉系统的研究议程。第3节介绍了为什么信任和信誉系统应该被视为安全机制。4节介绍了协同过滤系统和信誉系统之间的关系，后者也可以在协同奖惩系统定义。在第5节中，我们描述了不同的信托类，其中规定信托是一类信托，指服务规定。6部分介绍了四类的声誉和信任的语义，可以信任和信
合法性理论 the theory of legality 合法性的含义： 人们对于统治地位的确认和服从。 一、哈贝马斯关于合法性的观点 主要观点： （1）对于政治制度的正确性以及合理性要借助哲学、宗教、伦理学作出论证。需要论证的内容包括：国家机构（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政治活动方式（如选举）；政治决策；政治领导人的素质。 （2）合法性的根本标准：政治领域是否反映了社会共同性标准。 （3）政治合法性危机（信任危机）：危机的产生即失去了群众对政治的忠诚与信任而如何重获合法性，关键在于建立社会国家，实行福利制度，缓和社会冲突，获得人们对政治权威的信任。 （4）卡尔马克思曾对资本主义政权的合法性进行过批判，哈贝马斯不同于马克思，是对后资本主义社会进行批判——认为先进资本主义社会问题主要存在于社会、政治、文化领域，并且，对政治制度无信心，即政权的信任危机是最重要的问题。政权的信任危机主要表现是：人们对政治生活冷漠，对政治人物的不崇敬等。因此，解决现今资本主义社会问题的方式也不再是马克思所 （5）政权信任危机/合法性危机产生的原因（民众失去对于权威的信心之原因）： A．国家进行过度干预，造成民众对政治生活不满。 B．公民认为自己在政治、文化各方面愿望普遍没有得到满足。 C．行政当权者无能力履行预定计划，也会导致公众的不满。 D．社会文化系统产生对政治的不信任的因素。（社会文化系统若产生对于政权不信任的元素，将会导致民众更大的不满，引发政权信任危机的进一步爆发） （6）如何解决政权合法性危机/信任危机： A．政府要约束自己的行为； B．要遵守与群众的约定，使得公民相信政治家； C．注重公民的私人领域； D．尽量保证民众合法要求的满足。 二、让·马克·夸克的观点 主要观点 1、合法性与统治权利之间的关系 （1）统治权则是许多人都想获得的东西，是处于一种竞争状态之下的，通过竞争获得统治权的人就相当于获得“产权证”，可以十分安全地行使这种权利，即是有了合法性。 （2）公民是决定统治权归属的主体 （3）统治权与被统治权的关系 如果是统治与屈从的关系，即不存在合法性，会引发各种问题；
第十三章社会分层与社会流动 13.1 复习笔记 一、社会分层概述 社会分层是指依据一定具有社会意义的属性，一个社会的成员被区分为高低有序的不同等级、层次的过程和现象。 1．社会地位及其差别 （1）自然差别与社会差别 自然差别是指根据某种自然属性将社会成员划分为不同类别，各类别成员在生理或遗传机制方面存在的各种差异。 社会差别是指根据某种社会属性划分的各类社会成员在社会境况方面的差异，是影响人们态度行为、制约人们之间互动关系的重要因素。 在特定社会文化背景下，有许多自然差别同社会差别有着较强的联系，这种相互关联性又是非常稳定和持久的，对人们的社会表现有直接的影响。 （2）社会地位 ①社会地位是指社会关系空间中的相对位置以及围绕这一位置所形成的权利义务关系，即社会地位是社会关系之网中的各个纽结。社会地位构成了社会分层的标准。 ②社会地位可以分为正式的社会地位与非正式的社会地位。 正式社会地位是指那些长期存在并同其他相关地位发生稳定的制度化关系的位置或属性；非正式社会地位则指那些偶然的或临时性的、同其他相关地位之间处于易变的、非制度化关系的位置或属性。 （3）个人社会地位的多重性
个人社会地位多重性是指个人的社会地位通常不是唯一的，个人可以占有不同的社会地位，即个人社会属性的复合性。 个人社会地位的多重性主要有两种表现形式： ①场合（外显）地位的多重性。在不同交往场合，个人可以根据交往时空、对象及情境界定的不同而变换地位。 ②素质（潜在）地位的多重性。个人在同一个交往场合，各种构成其内在素质的社会属性同时对交往过程发生影响。个人的素质地位取决于他的独特生活经历造成的内在潜能的发展程度。 在社会分层研究中，既要对正式地位之间的制度化关系做定性分析，又要对社会成员在各类社会地位上的分布以及由这种分布所形成的地位间联系状态做定量研究。 （4）总结 影响人们社会表现的社会差别在很大程度上是由社会地位性质、地位间关系及多重地位的复合性决定的。社会地位作为具有社会意义的属性，是分层研究所依据的最重要分类标准以及研究出发点。分层研究的主要目标就是从社会地位入手，把握社会基本结构以及由它制约的社会运行状态，推进社会的协调发展。 2．社会分化及其类型 （1）社会分化及其后果 ①社会分化是指社会系统的结构中原来承担多种功能的某一社会地位发展为承担单一功能的多种不同社会地位的过程，其具有两个重要特征：功能专一化和地位多样化，后者直接反映了社会发展过程中社会地位差别的扩大趋势。 ②社会分化产生两方面的后果 a.有助于提高社会的整体功效，社会分化程度可以作为社会发展水平的重要判定标准；
社会流动的影响因素 人们发生何种的社会流动，大致有着三个层面的因素影响:宏观层面受制于社会结构和国家的制度安排;中观层面，依赖于工作单位和家庭等社会生产单位和社会化组织供给的社会资源;微观层面取决于个人后天努力。从社会研究的视角来看，前两者因素属于先赋因素，即个人能力之外的原因，后者属于自致因素，即个人努力的结果。考察1949年以来中国社会成员的社会流动历程，可以发现上述的因素交织错落地影响着人们的社会地位升降的际遇。 一、制度因素对个人社会济动及社会地位获得的影响 户籍制度是对人们社会流动影响最为明显也是历时最长的宏观性因素。它不仅制造着国民福利待遇的区别，更重要的是极大地限制了社会成员的发展机会。对职业流动而言，非农户口者，自其出生起就比出生于农村的那些人拥有更多的机会获得较好的工作，并升迁到较高的社会阶层;而出身于农村的社会成员，其命运就被国家制度限定在乡村务农。对教育资源而言，城镇与乡村人口无论在义务教育还是高等教育的机会获得和教育条件上，都有着巨大的差别。户籍制度还具有代际遗传性，父母的户口身份一旦确定，也就基本规定了子女的命运途径。我们的研究资料发现，改革开放以后，对应于其他限制性制度的废除及削弱，户籍制度成为惟一计划时代的制度遗留，它对人们职业地位的影响作用反而更为凸现了。
家庭阶级出身也是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中影响社会流动的主要宏观因素。阶级划分，是中国革命打碎旧世界社会等级、创建新社会的政治秩序的必然产物。但是阶级在经济上被消灭以后，仍然在政治上被赋予了"敌"与"我"的标签。阶级成份也是讲血统的。父母亲在I949年之前的阶级状况就决定了子女阶级出身，也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他们在社会中的发展机会。我们的研究显示，在1957年之前，国家对民族工商业资本家和富农采取了相对宽容与和平的社会主义改造方式，这些旧社会的上层阶级还得以保持相对优势的职业地位和受教育机会。1957年到I978年文革结束，工农阶级的国家的主人地位逐渐牢固，工、农、革命干部等家庭出身好的人及子女往往有更多的机会在职位提拔和单位调动中向上流动，而失去了生产资料的地主、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等则成为被监管、控制和专政的对象。随着改革开放，这种符号化的阶级成分导致的社会地位差别不复存在了。 二、社会组织对个人社会流动及社会地位获得的影响 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之后产生的单位制，是计划时代中国独特的制度安排。单位所有制性质决定着人们来自工作组织的获益，单位行政级别也影响着人们的福利水平。我们的研究显示，首先，对于社会成员的社会流动历程而言，进入好的单位就等于获得好的社会职业地位;其次，好单位也为个人进一步的地位提升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最
Advances in Social Sciences 社会科学前沿, 2018, 7(4), 556-561 Published Online April 2018 in Hans. https://www.doczj.com/doc/6f17613450.html,/journal/ass https://https://www.doczj.com/doc/6f17613450.html,/10.12677/ass.2018.74086 Exploring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Human-Robot Trus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terpersonal Trust Yunxia Cao Department of Psychology,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Received: Apr. 7th, 2018; accepted: Apr. 21st, 2018; published: Apr. 28th, 2018 Abstract Trust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process of interpersonal interaction. Is there any difference between the trust mechanism of human and AI system and interpersonal trust? Research shows that the performance of the AI system itself (such as reliability, false alarm rate and failure rate, etc.) and attributes (such as appearance, physical contact) and the different cultural backgrounds of human beings all affect the establishment of human-machine trust. Fortunately, these factors that affect human-machine trust, such as performance and attributes, can be promoted by human design. Keywords Human-Machine Trust, Interpersonal Trust 从人际信任的角度探究人机信任的影响因素 曹云霞 中国人民大学心理系，北京 收稿日期：2018年4月7日；录用日期：2018年4月21日；发布日期：2018年4月28日 摘要 信任在人际交互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而人与人工智能系统的信任机制是否与人际信任有区别？研究表明，人工智能系统本身的性能(如可靠性、误警率和故障率等)和属性(如外观，身体接触)以及人所处的
风险社会理论反思：以中国为参考背景 杨雪冬 来源：《绿叶》2009.8 摘要：全球风险社会已然来临。处在现代转型与向世界开放的中国，不仅风险数量多，而且性质复合——过程风险与结构风险共震。如何应对风险？西方三大风险研究范式——文化、治理性、风险社会—已被引介到中国，其中又以吉登斯、贝克的“风险社会”理论影响最大。与后现代的西方去民族国家偏重个人化应对风险不同，当代中国应围绕民族国家建构风险治理机制，并在提高国家治理能力的同时，相应提高社会治理能力和个人治理能力。 全球风险社会已然来临，各类风险和灾难性事件频繁发生。此时，若我们缺少自己本土化的理论，就如同航海者没有罗盘，旅行者没有地图。目前的中国情形，正是如此。 ——我们依然停留在引进外国研究成果的水平，在应对措施上，也依然常常对西方亦步亦趋。但现实告诉我们，不对庞大的转型中国社会面临的风险进行系统分析，不对解决风险的理念、方法、机制进行中国化的思考，就会成为西方“风险社会”理论带来的最大风险。 一、西方风险研究的三大理论 在风险研究中，大致形成了三种理论范式：一是以玛丽·道格拉斯为代表，利用文化人类学方法研究风险的“文化—象征”理论；二是艾瓦尔德等人借助福柯思想而提出的“治理性”理论；三是吉登斯和贝克为代表的“风险社会”理论。
玛丽·道格拉斯把风险意识看作是人们应对紧张的一种手段，因为他们可以找到抱怨或指责的对象。这种分析是建立在文化是一个社会的认知手段和保护方式的基础上的。道格拉斯认为，风险是一种在当代西方社会维护文化边界的手段。风险主要被用作抱怨的借口，“有风险的”群体或制度被视为危险的。有“风险的”他者会对个人的身体健康或所从属的共同体或社会的象征性形态产生威胁。对风险的理解必然是通过文化假定完成的，因此是共同分享的惯例或期望，而非个人主义的判断或个体决策者的“认知”帮助。风险在解释出错的事情或可预料的不幸时起到了“辩论资源”的作用。而且由于与科学的中立性有关，风险已经在西方社会中占据了主导地位，同时，对风险的“原罪”和“禁忌”看法继续使人们认为来自非西方社会的“他者”是危险的。在他们看来，西方社会对环境破坏的担忧并不是来自环境威胁的不断增加，而是由于边缘群体的进一步边缘化削弱了社会团结。在这种情况下，边缘群体被迫使用生态灾难的手段来保护自己。 “治理性”论者利用的是福柯思想。他们认为，从16世纪以来，一个巨大的专家知识网络已经形成，与之相伴的是围绕这些知识的建构、再生产、传播和实践而出现的各种机器和制度。这是现代自由主义政府体制出现的结果，它强调维持秩序和规则依靠的是自愿的自我训戒而非暴力或强制。因此，风险被理解为政府使用其训戒权力的一种战略，用来控制和管理人口，以最好地实现人道主义。随着社会的“规则化”，那些严重脱离规则的人就被视为“带有风险”。主张这个理论的学者更强调在政府话语或战略中“风险”的地位和作用。与“风险社会”理论者类似，一些“治理性”学者也关注风险的自我管理以及不断提高的风险“私人化”。但是他们很少谈到大型组织在哪些方面应该对风险负责，而这又与“文化”理论者和“风险社会”理论者有所区别。 以德国社会学家乌利希·贝克、英国社会理论家安东尼·吉登斯为代表的“风险社会”理论家们的分析，侧重于后现代社会中加深人们对风险关心程度的宏观结构因素。他们认为，在后现代性条件下，风险不仅大量出现而且全球化了，因此比过去更难以被计算、管理或避免。在他们看来，现代性不再是毫无疑问的过程了，而是产生了许多危险或“缺陷”。后现代性的核心制度——政府、工业和科学是风险的主要制造者。在贝克看来，如果说，工业社会的核心问题之一是财富分配以及不平等的改善与合法化。那么在风险社会，伤害的缓解与分配则成为
12.从2018年2月起，我国开展分布式发电市场化交易试点，准许分布式发电项目单位（含 个人）与配电网内就近电力用户进行电力交易，即用不完的电可就近卖给电力用户，这将会 带来电力市场供给的变动。在不考虑其它条件的情况下，下列图示正确反映这一变动的是 13.近年来，越来越多知名上市公司积极参与公益慈善事业、精准扶贫行动、应急救灾救援 支持国防建设等，在促进就业、关爱员工、依法纳税、节约资源、保护生态等方面发挥着重 要作用。这些上市公司的行为 ①能带来良好的口碑和公共形象 ②将推动公司股票价格稳步上升 ③使公司在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④将促进包容性发展和社会公平 A.①② B.①④ C.②③ D.③④ 14.国务院发布的《划转部分国有资本充实社保基金实施方案）提出，将选择部分中央企业 和部分省份国有及国有控股大中型企业，金融机构试统一划转企业国有股权的10％充实社 保基金。这一做法旨在 ①扩大社保基金统筹渠道，提高基金支付能力 ②优化国企股权结构，提高对国家的税收贡献 ③促进国有资本国有民享，全民共享发展红利 ④切实减轻企业社保负担，促进实体经济发展 A.①② B.②④ C.①③ D.③④ 走过9个年头的“双十一”，留下来的并不仅仅是不断走高的交易记录，也不是什么买 买买的“剁手”自嘲，它已经重塑了民众的常态生活。根据材料回答15－16题。 15.“双十一消费借助互联网，加快了线上线下、城市乡村、境内境外、商业非商业的协同， 带动了零售行业、种养殖业、机器智能、物流行业的转型升级，将整个社会连接起来，形成 了全球全社会的共振。这说明 ①新消费引领着产业的调整和升级 ②互联网新技术是支撑消费增长的关键 ③互联网释放消费潜力，促进经济提质增效 P(价格) ) P(价格) ) P(价格) ) P(价格) )
，＝－２．０７， ＝－４．０７，＝－２．８７，＝－２．７７， ＝０．１１，＝０．７１， ＝－０．３４，＝０．７０， ＝６．００，＝－２．０７，＝－４．０７，＝－２．８７，＝－２．７７， ＝０．１１， ＝０．７１， ＝－０．３４， ＝０．７０，
76.35±8.15， =184）的人际信任度无显著性差异（ =0.16）。 对大学生的人际信任度进行独生子女与非独生 子女的差异性进行独立样本 =101）与非独生子女（75.36±8.03，=0.31， =152）、城镇 （75.44±7.91， =68）大学生的人际信任度无显著性差异（=0.23）。 对“曾经被亲人或好朋友欺骗过的频率”重新划分，“从来没有”和“很少”定义为“未被欺骗过”，把“偶尔”和“经常”定义为“被欺骗过”，同理对“曾经被陌生人欺骗过的频率”按上述标准重新定义为“未被欺骗过”和“被欺骗过”。分别对人际信任度的被欺骗 与未被欺骗的差异性进行独立样本 ）人际信任度 是否被亲人或好友欺骗过 是 9174.86±7.96-2.150.03 否 23777.00±8.38是否被陌生人欺骗过 是 9474.76±8.07-2.470.01否23477.19±8.032.2家庭亲密度与适应性的比较 2.2.1大学生的家庭亲密度和适应性的性别差异比 较。对家庭亲密度和适应性各因子的性别差异进行 =184）女 （ 检验，结 果见表3。 表3是否独生子女的大学生家庭亲密度和适应性 各因子差异比较(x ±s ) 独生（=101） 实际家庭亲密度70.87±8.9369.64±7.50 1.210.23理想家庭亲密度77.70±9.0077.60±8.88 0.100.92亲密度不满意度8.24±6.879.09±7.64 -0.960.34实际家庭适应性47.37±7.5547.55±6.83 -0.220.83理想家庭适应性56.23±7.7755.68±8.17 0.570.57适应性不满意度9.32±7.189.04±7.310.320.752.2.3不同生源地大学生的家庭亲密度和适应性差异比较。对来自不同生源地的大学生的家庭亲密度和适应性的各因子进行方差分析，结果发现不同生源地大学生的家庭亲密度和适应性各因子均无显著性差异（见表4）。
游戏2不倒翁 游戏目的： 体验在一定的风险中，学习如何信任及支持他人；培养团体成员彼此间的信任感；从活动中建立个人在团体中的责任感。 è游戏程序： 1、团队成员分组。每组成员并肩围成一个圆圈，而且一脚前一脚后相距约30 厘米，自愿者先出来站在圆圈的中间，其它组员紧密的肩并肩。 2、站在中间的组员需双手交叉抱住自己的大臂，并闭上双眼，此时中间自愿者需对其他组员说：“你们准备好要支持我了吗？”其他成员需要说：“我们准备好要支持你了！”并将双手举至胸部高度且手心向外，做好支撑状。 3、中间志愿者说：“我准备倒了”，其他组员同时说：“倒下”。此时在其倒下的方向需二位组员撑着，并再将其轻推至另一个方向。使中间者沿着圆圈的方向移动。 4、在沿着圆圈方向移动两回后，开始将中间者轻推至另一方向，如此随意推动中间者至任一方向，约一分钟后，再共同将中间者扶正，使其恢复身体的平衡。接着再换另一位自愿者，遵循上述的程序，如此依序直到所有自愿者皆完成这项体验活动。 5、游戏分享讨论题目：（1）在活动中，当你担任支撑者和自愿信任倒者时，各有什么样的感觉？（2）活动中你会怎么做或怎么想，才会相信其它人会安全的支持你？（3）从信任倒开始直到结束，你觉得身体有什么变化？（4）透过这样的活动，你觉得大家彼此间的关系会有什么改变？（5）生活中，什么时候你才会完全信任一个人？ U游戏规则： 1、每组所围成的圆圈，尽量使中间者倒下的角度在15-30度间。 2、中间倒下者需两脚直立，且双手交叉抱在胸前。 3、倒下时身体尽量保持直线，不要扭曲。 4、中间者倒下时，支撑的组员要尽量撑住其背部或肩膀，且顺势轻推至另一方。.游戏准备： 无须准备器材。
风险社会、不确定性与信任机制研究 谓风险社会作为社会学的一个概念最早是由德国著名学者乌尔里奇?贝克提出来的。他通过对人类 现代化历史进程特别是自工业化以来人类活动所造成的一系列后果进行反思后指出，人类社会正处在从前工业社会和古典工业社会向风险社会的转变，这一转变正在全球范围内潜在地发生。与传统社会的风险相比，风险社会中的风险更有复杂性、不确定性和全局性，而且有着很明显的社会化特征，这种社会化特征使得现代科技的负面影响所造成的风险已经不可避免地成为一个政治问题。此外，它还不同于工业化时期以前人类所遭遇的各种自然灾害，因为那些自然灾害是由外在因素而非人为因素导致的，而风险社会中的风险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人类的认识和决断导致的，“危险的来源不再是无知而是知识；不再是因为对自然缺乏控制而是控制太完善了，而是工业时代建立起来的规范和体系”。也就是说是人为因素造成的，它根源于人类现代化进程中的阴暗面，如强权政治、宗教恐怖主义、社会文明的冲突等。这类风险在某些不确定的偶然性因素的影响下，往往极易导致和演变成整体性的社会灾难。当然，贝克也指出，现代社会的风险是可以通过精确推算来掌握其统计数据，并通 所 内容摘要：人类社会正处在从前工业 社会和古典工业社会向风险社会的转变之中，与传统社会中的风险相比，风险社会中风险的本质特征是不确定性。信任通过简化复杂性，成为应对不确定性的重要策略。关键词：风险社会 风险 不确定性 信任 信任机制 过制定出预防预警、事故赔偿等一系列预 案，从而将风险和损失降到最低限度。 风险与不确定性 英国著名学者安东尼?吉登斯从反思现代性的角度进一步发展了贝克的风险社会理论。他认为，“我们今天生活于其中的世界是一个可怕而危险的世界”。现代社会的“风险强度”不仅空前加剧，而且“风险环境”也迅速扩张。他把风险社会区分为“外部风险”和“被制造出来的风险”两种类型。前者是“来自外部的、因为传统的或者自然的不变性和固定性所带来的风险”，如地震、洪涝旱灾等。这类风险可以按照时间序列为依据作出估计和预防。后者是“被制造出来的风险”，是“由于我们不断发展的知识对这个世界的影响所产生的风险，是我们没有多少历史经验的情况下所产生的风险”。这类风险是由于人类自身在进化发展的过程中出现的行为失范而导致的，数量多且复杂，其中很多风险是人们以往没有体验到的，因此在某种意义上说，这类风险已经超出人类社会所能控制的程度。特别是人类对生态环境的破坏和对地球资源的过度剥夺和利用，招致自然界的无情惩罚。与此并存的还有如战争、恐怖主义、政治腐败、信任危机、经济危机等。 从贝克和吉登斯关于风险社会理论的有关论述中，我们可以概括出风险的一个本质特性，即不确定性以及与之相伴而生的损失性。换言之，风险既具有不确定性，又具有损失性。 对于风险与不确定性之间的关系，不同学者们的看法是有所不同的，经济学家 ■刘 军 博士生 蔡 春 博士生（复旦大学社会科学基础部 上海 ２００４３３）◆ 中图分类号：Ｆ４０ 文献标识码：Ａ 奈特在《风险、不确定性和利润》一书中首次明确提出风险与不确定性之间的关系， 并进行了区分。他认为概率型随机事件的不确定性就是风险，非概率型随机事件就是不确定性。奈特认为，风险不会为经济行为人提供获利的机会，相反，不确定性则提供了获利的机会。正是在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中，一部分人才会努力获取信息，以寻求获益的机会，而这一部分行为者也会比他人得到更多的有关利润机会的信息。在奈特之后大多数经济学家沿着不确定性视角去研究风险，而且有不少学者在很大程度上混用风险和不确定性，甚至有些学者断定，风险和不确定性是同一个概念。社会学家贝克和吉登斯也是从不确定性角度去研究风险社会问题的，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对风险与不确定性的区分与奈特是一致的。 在经济学看来，世界充满着不确定性。如果传统的经济学寄希望于理性人的行为最终能够建立起完全均衡市场的话，那么最新的行为经济学研究发现，人的理性是不完全的，因此市场能否达致均衡，这使得不确定的世界显得更加不确定。 科学当然也没有办法为不确定性的生活导航。科学再发达，它能够做的也只是在公理的基础上借助于逻辑一致性的推导去发现过去更多的信息，以及通过可重复性的实验去证实或证伪。科学的特性决定了科学能做的事是比较有限的，而且它能解决的问题的层次也相对比较低。 不确定性问题分析 荷兰著名心理学家Ｇ?霍夫施泰德从比较文化模式的角度提出抵抗未来各种不确定性的三种途径。他认为，人们抵抗未来各种不确定性的途径主要有三种：科技、法律和宗教。人们用科技来抵抗自然界的不确定性，用法律（成文和不成文）来抵抗来自其他社会成员的不确定性，而宗教则被人们用来化解无可抵抗的死亡和来世的不确定性。霍夫施泰德的调查表明，不同民族文化之间在不确定性状态的回避倾向上有很大的不同，有的民族把生活中的未知、不确定性视为大敌，千方百计加以避免，而有的民族则采取坦然接受的态度。为了对这种不同进行衡量，他提出了不确定性回避（Ｕｎｃｅｒｔａｉｎｔｙ Ａｖｏｉｄａｎｃｅ） 制度建设 System Reform
高度重视社会信任危机对党执政安全的威胁 任何一个政党从获得执政权力开始便随之面临执政风险。当前中国共产党所面临的执政风险是多方面的，有来自国外的，也有来自国内的，国内可能导致执政风险的因素也是纷繁复杂的。其中社会信任危机问题便是威胁党执政的一个比较紧迫的现实问题。德国著名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认为：“当代中国社会因巨大的社会变迁正步入风险社会，甚至将可能进入高风险社会。从西方社会发展的趋势来看，目前中国可能正处于泛城市化发展阶段，存在着多重安全危险。”他同时指出：“这些仅仅是目前中国社会风险的次要部分，它的主要部分我认为应当是信任风险。”当前我国社会的信任危机可以从三个方面审视：一是政治领域公众对党政干部及党组织的信任危机；二是经济领域商品生产和经营行业信任危机，特别是食品安全信任危机和房地产领域信任危机；三是社会生活领域的公益慈善组织危机、媒体信任危机和陌生人之间的信任危机。这些信任危机都为党执政带来了比较高的风险。 一、政治领域信任危机的加重会削弱党的执政基础，威胁党执政地位的稳固 人民群众的拥护与支持是党执政最重要、最宝贵的基础。当前政治领域的信任危机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不敢信任”——部分地方党政部门失信行为增多导致人民群众对党组织缺乏信心。地方基层党组织战斗在执政为民阵地的最前沿，是中央一系列惠民决策和政策的具体执行者。当前部分基层党组织和政府在贯彻中央政策、兑现对民承诺等方面的失信行为严重削弱了地方党政部门的公信力。对中央正确决策贯彻不彻底，对某些惠民政策阳奉阴违；舆论口号上的执政为民，具体措施中的虚假形式；政策制定上的脱离实际，政策稳定上的朝令夕改；政绩宣传上的虚假浮夸，发生事故后的真相隐瞒和责任推卸，以上这些行为都严重降低了人民群众对基层党组织和政权的信任度。对基层党组织的累积性信任危机，会渐渐消解人们对党组织整体的信任与信心。 二是“不愿信任”——个别党政机关工作人员失职渎职行为和道德修养不足影响了党组织整体良好形象的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党的根本宗旨，“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是党的基本执政理念，但现实生活中部分党员干部的言行却与党的宗旨和执政理念背道而驰。脱离群众、无所作为、形式主义、弄虚作假、言行不一、表里不一、人浮于事、推诿扯皮等现象，严重影响了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形象。一些党员的敬业精神、道德修养与民众期望相去甚远，信任危机也由此汇集而生。 三是“不能信任”——部分党的领导干部腐败堕落严重冲击人民群众对党的信任基础。执政基础最容易因腐败而削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