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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与中国现代白话新诗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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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与中国现代白话新诗创作

作者:刘嵘

来源:《文教资料》2014年第30期

摘 ; 要:五四时期,诗歌从内容到形式上有了全面的变革。其中,胡适对白话新诗进行了宝贵的探索和大胆的实践。本论文从背景中思考白话新诗产生的原因,在成果及意义上探索五四诗歌革命在中国诗歌史上的价值,以期对白话新诗的产生及胡适的诗歌贡献有更加深入的理解。

关键词:胡适 ; ;诗论 ; ;白话新诗

作为中国现代诗歌“第一个…尝试?新诗的人”[1],胡适直接参与了中国新诗运动的进程,引领了中国现代诗歌走向,对中国现代诗歌的发生、创作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一、应运而生的中国新诗

诗歌是我国文化的瑰宝。然而至清中叶,很多诗派“只在形式技巧或风格流派上彼此模拟,始终找不到正路”[2]。晚清时期,黄遵宪倡导“我手写吾口”、以“流俗语”入诗,“言文合一”,倡导具有时代风貌的新诗歌,“诗之外有事,诗之中有人,今之世异于古,今之人亦何必与古人同”。[3]梁启超的《新民说》提倡启蒙、批判,促进了近代注重社会性和政治功利性的文学观念的形成。梁启超等人倡导的“诗界革命”应运而生,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中国诗歌现代化发生期的观念变革。“诗界革命”成为五四诗歌革命的先声,为胡适等人的诗论及创作提供了条件。

二、纲领式的中国现代诗论

1916年,胡适提出了“作诗如作文”的诗学观念。1917年,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中提

出“八事”,体现了胡适对文学创作包括诗歌创作的要求,成为文学革命的第一篇宣言。1919年,胡适提出“诗体大解放”,指出“形式上的束缚,使精神不能自由发展,使良好的内容不能充分表现”[4],主张“语气自然,用字和谐”以打破束缚精神的枷锁镣铐,破除传统诗歌清规戒律对诗情的束缚。以胡适为代表的先进知识分子结合文学革命对新文学的要求系统地提出了新诗论,是对诗歌创作的自觉追求和艰辛探索。

改变旧文学的弊病,是胡适诗论的着眼点。《文学改良刍议》在提出“一曰言之有物”之观点后,随后指出,“吾国近世文学之大病,在于言之无物”;“既无高远之思想,又无真挚之情感”[5]是文学衰微之大因。用典“使人失其所欲譬喻之愿意”,是“躲懒藏拙之计”;对仗的骈文、律诗因“束缚人之自由”而“佳作终鲜”[6]。缺少思想及情感的文学就像无灵魂无脑筋美人,是实不可取的。晚清的诗界革命为中国诗歌现代化创造了条件,但“新民”的要求下,诗歌附属于民族、国家话语,并没有完成从传统向现代转化的使命。扩大诗歌反映面,将实地的观察与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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