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国学, 2020, 8(3), 20-30
Published Online September 2020 in Hans. https://www.doczj.com/doc/6316226239.html,/journal/cn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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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学诚《湖北通志》叙战篇章与《左传》之
关系
李耀威
黄冈师范学院文学院，湖北黄冈
收稿日期：2020年8月12日；录用日期：2020年8月28日；发布日期：2020年9月4日
摘要
章学诚推崇《左传》，不仅体现在他的史学与文学理论方面，同样体现在他的史书编撰理论与实践中。
现存《湖北通志》的编撰理念与其中的战争场面描写集中体现出章氏的上述思想。由于这些理念与当时的清王朝思想文化政策、史志编撰风尚相悖，导致章氏所编诸史志或散佚，或遭篡改。这从侧面证明章学诚推崇《左传》所产生的现实价值。
关键词
章学诚，湖北通志，左传，叙战篇章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Zhang Xuecheng’s Description about War in Hubei Tongzhi and Zuo Zhuan
Yaowei Li
School of Literature, Huanggang Normal College, Huanggang Hubei
Received: Aug. 12th, 2020; accepted: Aug. 28th, 2020; published: Sep. 4th, 2020
Abstract
Zhang Xuecheng’s praise of Zuozhuan is not only reflected in his historiography and literary theory, but also in his theory and practice of compiling historical books. The compilation idea of
李耀威Hubei Tongzhi and the description of the war scenes reflect Zhang’s above thoughts. Because these ideas were contrary to the ideological and cultural policies of the Qing Dynasty and the trend of compiling historical records at that time, the historical records compiled by Zhang were either lost or tampered with. This proves the practical value of Zhang Xuecheng’s praising Zuo Zhuan. Keywords
Zhang Xuecheng, Hubei Tongzhi, Zuo Zhuan, Description about W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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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章学诚不仅仅是在《文史通义》这一专书和私人书信中推崇《左传》，而且在他颇为看重且持续几十年的方志编修过程中同样以《左传》为宗，此方面可以从他为方志撰写的序、例中见出。更为重要的是，从章学诚现存的几部方志来看，其中对战争场面的描写明显受到《左传》影响，带有鲜明的《左传》印记。
2. 方志编写思想推崇《左传》之文章
章学诚非常期待自己能够进入国史馆参与正史编修工作。然而这一愿望始终没有得到实现。于是他退而求其次，将史书编修实践转向了县志、府志等各种地方志的编写领域，希望通过这一途径来实践自己的史学理想。他一生主持或参与编写了多部地方志，完整保存至今的是《永清县志》，另外残篇有《和州志》、《亳州志》、《湖北通志检存稿》、《湖北通志未定稿》。
章学诚编写地方志的心态是真诚的，编写过程始终烛照在他的史学理想之下，并力图借助《左传》中的相关记载提升地方志的史学意义与价值。
首先，通过这些长期的修志实践，章学诚深深地体验到了史料搜集、真伪考辨、剪裁取舍等方面的个中甘苦。但是章学诚强调“要于著之有故，则稗稊亦珍，否则新奇亦尘垢耳”[1](《为毕制军与钱辛楣宫詹论续鉴书》)，即地方志的编写也必须要有严格而确定的思想原则和编纂体例，只要符合这些特定的原则、体例，那么即使记录了不入正史家法眼的琐碎历史事件，方志文章也是有其自身价值并值得珍视的。
其次，为了能够使别人理解他修方志的理想和方法，章学诚在很多篇目前后不厌其烦地加入“序”、“例”，唯恐别人以俗眼曲解甚至废弃他自己的苦心结撰、惨淡经营之作。通过这些序、例可以看出，章学诚所言“著之有故”之“故”首要是指《周官》、《尚书》、《左传》等符合章学诚史学理想的经典，而《左传》更是章学诚方志编修理想与方法的重要依据。在《湖北通志》的列传部分之前的序言中，章学诚特别指出“传”本是用来解释经书的一种文体，可以直接解释经文含义，也可以记录历史事件、人物生平和言论，其内容是非常广泛的。之后随着历史发展，“传”的含义缩小，逐渐成为了专门写人的文体。在后世的文人那里，只要是写某一人物的文章便可称之为“传”，章学诚站在历史学角度对此现象感叹道“古人以传纬经之旨微矣。”(《湖北通志检存稿》卷二《序传》)
第三，为了能够扭转这一历史错误，接续由《左传》开创的正统史书编写方法，章学诚在自己的方志编修过程中，始终刻意地强调《左传》的指导思想地位：
李耀威
今诸传虽为人物而撰，间有以事名篇，与编年之纪相经纬者，虽似创法，实本《左氏》之遗意也。(《湖北通志检存稿》卷一《通志凡例》第二十五条)
章学诚在《湖北通志·凡例》中强调此志编修以《左传》为本，其实是为他自己在方志撰写中的大胆创新寻找依据。《春秋》对记人、记事不加区别，此后《左传》以事为纲，《史记》以人为纲。章学诚指出他在修《湖北通志》时，主要以人物为篇目命名，也有以事件为篇目命名，这其实是源自《左传》；
他将记人和记事、编年体和纪传体混在一起，也是为了继承《左传》的精神与体例，纠正自汉代以来的史书体例分类越来越繁琐的问题。章学诚在方志撰写中的这些尝试和创新，正是他《文史通义·书教下》“夫经为解晦，当求无解之初；史为例拘，当求无例之始”[2]的最好注解。
第四，在这样的史学理想及修史范例指导下，章学诚是用正史甚至是儒家经典的标准来完成地方志纂集工作的。因为在他的心目中，儒家经典《左传》是万世不易的史书编修标准，正史与地方志是可以互相补足缺漏的，具有同样重要的历史意义和价值：
拾史遗者，其方志乎？宋元遗书，今多存者，史文所具，互见异同，乃知一家之言，殆于人心如面。是知百国宝书，左氏必多割爱；楚汉记载，史迁容有不遑。譬彼琢玉为器，所去之玉未必逊于所存；制锦为衣，所裁之锦岂必不如所纫。正史体尚谨严，方志宜存旁见，孟子对汤武苑囿之问，皆曰于传有之。《左氏》所引，亦有《军志》、《周志》之文，是皆六籍正文之所不载，则偏书外纪，自古有之。(《湖北通志检存稿》卷二《序传》) 章学诚试图从经典的生成过程角度用类比方式论证地方志的价值。在《左传》的生成过程中，大量的史料被舍去，并不是因为这些史料毫无价值，而是因为史书文章撰写无法做到也没有必要事无巨细地全面记载。更高地漂浮在历史天空中的《左传》及后世“国史”序列实际上舍弃了大量有价值的材料，这就为立足于历史地表的地方志提供了足够的存在意义和价值。
章学诚非常珍视他煞费苦心撰写成的方志作品。然而，章学诚在编修过程中与时俗相悖的大胆创新在当时就遭到了别人的恶意评价甚至密奏抵制。对此，章学诚又如何回应呢？
3. 方志编写实践推崇《左传》之文章
章学诚一生主持或参与编纂了多部地方志，然而这些作品大多没有刊刻、手稿也散佚了。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从现存的史料来看，违背地方志编写时俗以及违背清王朝文化政策是两条重要原因。
3.1. 违背地方志编写时俗
章学诚所编修的方志尚在手稿阶段就受到了严厉批评，甚至有人会采取告密行动来阻止其刊刻。在《湖北通志检存稿》卷二《嘉定蕲难传》正文结束之后，章学诚愤怒地写出了这篇文章所遭受到的非议，并给予严厉反驳。由于此段文字是直接探讨章学诚方志文章与《左传》关系的少数直接材料之一，故而全文转录如下：
此篇于近代史家为创例，其实皆有所本，并无一字之杜撰也。纪事名篇本于《龟策》、《货殖》、《西域》诸传，且亦《左氏》之旧例，史迁虽变而未离其宗者尔。叙例言之已详，木石亦可解矣。秀水陈熷进士素闻其说，未尝有所异议，及至檄委校刊之际，密具禀揭，驳叙例云：意仿《左传》，殊不知《左传》之“传”乃训诂解经之名，与史传之“传”全不相涉，因请将此等传删节大略，入于编年，其中人物附于忠义门类。姑无论校书例无改书之法，彼以《左传》之比事属辞，直视同服贾训诂一例，如果混沌至此，余亦必不荐以司校雠矣。盖安心立异，恃无识者指其欺狡，遂以术愚当事，彼意中直视当事为目不识丁，不妨以儿戏惑之耳，而当事果赏鉴为具见本源矣。呜呼！
史传神明变化，非所责于若辈，而《左传》事备《春秋》本末，乃指以为解诂之书，吾知村学童蒙必不可以欺也。
李耀威
然竟得售其欺，宜吾道之不行矣。传后人名别录，盖本常氏《华阳国志》与郑文宝《江表志》例，此亦人物表之变例。其不入表而附传者，其人不足以列表，而附传则以备传文之稽检也。此中具有精裁，非所责于此辈，其妄议更不足较矣。[3]
秀水陈熷进士，相关生平资料较少，《中国藏书家考略》云：“陈熷，字效曾，嘉兴人。清进士。”
[4]《嘉兴府志》(光绪五年刊本)卷四十七：“陈熷，庚子(1780)进士。”同书卷八十载陈熷有《乐记逸篇》，书名下节引《拜经楼藏书题跋记》的相关记载：“秀水陈氏熷补亡，凡十三篇。”[5]在《湖北通志检存稿·欧魏列传》篇末的“志曰”部分中，章学诚简述了自己与陈熷的恩怨。原来章学诚主持的《湖北通志》手稿编成之际，陈熷请求章学诚将自己推荐给主管修志的官员来担任此志的校对工作。章学诚同意并且推荐了此人。此事被看作是以权谋私，章学诚不得不通过多种渠道来予以解释，最终陈熷如愿以偿地得到了校对之职位。令人意想不到的是，陈熷随即向主管修志官员进谗言，彻底否定章学诚所修整部方志，“将全志指斥以为一字不堪取用”，并请求重拨经费、重修方志。然而由于经费问题，陈熷未能得逞，“枉作中山之狼，仍不得人肉吃矣！”章学诚所编修的方志也被束之高阁。这一事件的结局令章学诚非常愤怒：“呜呼！人孰无肺肝，不知此等肺肠如何生也！”然而最令章学诚痛心的是湖北地方要员对此事件的回复及态度：“然当事批其禀揭云所论具见本源。呜呼！本源之说，吾知之矣！安得不视此为混厕邪？”地方要员模糊的态度直接造成了方志刊刻工作未能实施，最终导致此志部分散佚。明了此段恩怨之后再来看《嘉定蕲难传》文末的那段文字便可以知道，陈熷否定章撰《湖北通志》的一个理由是：此志有部分内容是在模仿《左传》，陈熷认为《左传》是一部训诂解经之书，当与贾逵、服虔之注疏归为一类，与史书有本质不同，因此不可模仿，陈熷提出的解决方法是应当将这类型的篇目散入编年及忠义传。这一条材料实际是从反面揭示出由章学诚编撰的《湖北通志》的部分篇章深深地受到《左传》影响。那么，令秀水陈熷进士极为不满以至于“密具禀揭”，又令章学诚极力维护而严辞驳斥的“此等传”到底是什么样的文章呢？
章学诚编撰的《湖北通志》现仅存《湖北通志检存稿》和《湖北通志未定稿》。上述驳斥文字在《嘉定蕲难传》正文后，此篇传与战争相关，类似的篇目尚有《宋陈规德安御寇传》、《开禧守襄阳传》、《明季寇难传》。
《嘉定蕲难传》全文大致可分为五个部分，第一部分记叙了宋宁宗嘉定十四年(1221)蕲州城军民誓死抵抗金人进攻的惨烈悲壮事迹，第二部分是李诚之、秦钜等七人的传记，第三部分此次战役亲历者赵与裕所著《泣蕲录》节选，第四部分是姓名别录，第五部分是上述章学诚对陈熷的驳斥。初看之下，这样一篇传记无论内容还是体例都实在过于杂糅；然而细读过后才会明白章学诚对此篇的用心经营之处。
《嘉定蕲难传》[6]第一部分按照时间顺序，叙述蕲州城军民抗金斗争，这部分聚焦于战争中的重要场面，从整体风格到遣词造句、叙事视角及手法、褒贬等细节均明显借鉴《左传》笔法。例如，从整体风格来看：
明日，金兵大至，作桥道高于城角，立硬寨，掘港口，放泄濠水。
既退，复来围，烧战楼。诚之遣其子士充及钜、与裕领弓弩五十余人，直趋东南围楼下对敌。
希甫又调江士旺、陈兴等，直前奋击，杀其酋帅，烧熷枋木，填其所开港口。
未几，薄城下，围之数重，遂燔木栅。
诚之出兵御之，杀其将卒数十人，夺其佩印。
三月朔，金人攻西门，射却之。
至次日夜分，范葵选死士数千，四面奋击，声撼山谷，金人退走。乘胜逐北，斩首数千。
“既退，复来围”、“未几，薄城下”是从时间角度写出战事紧张；“直趋”、“直前奋击，杀其
李耀威
酋帅”以速度及结果来表现战争中的激烈对抗程度；“选死士数千，四面奋击，声撼山谷，金人退走”
中简洁的措辞已经包含着对宋军的褒扬。《左传》中的战争场面描写也同样是按照时间顺序，简洁、精炼而内含褒贬：
秋七月，公会齐侯、郑伯伐许。庚辰，傅于许，颍考叔取郑伯之旗蝥弧以先登。子都自下射之，颠。瑕叔盈又以蝥弧登，周麾而呼曰：“君登矣！”郑师毕登。壬午，遂入许。
三年春，曲沃武公伐翼，次于陉庭，韩万御戎，梁弘为右，逐翼侯于汾隰，骖熷而止。夜获之，及栾共叔。(《左传·桓公三年》)
甲子，及秦师战于彭衙。秦师败绩。晋人谓秦“拜赐之师”。(《左传·文公二年》)
战于熷也，晋梁弘御戎，莱驹为右。战之明日，晋襄公缚秦囚，使莱驹以戈斩之。(《左传·文公二年》)
又如此传中有“初，金人犯淮南时”一句中的“初”是回忆往事时的提示语，显然源自《左传》中“初”的这种用法：“初，郑武公娶于申，曰武姜。”(《左传·隐公元年》)“初，北戎病齐，诸侯救之。”
(《左传·桓公十年》)
又如，“金兵至”一句描写了金人军营守卫森严、灯火通明：
金兵至，列营数处，马数千匹，夜间兵声相接，为狗吠声，所谓摆狗铺也，然炬照耀，城中皆赤。
其叙事视角是宋军于蕲州城楼上远观，以获得其概貌并简要评价。《左传》也有类似段落：
晋侯登有莘之虚以观师，曰：“少长有礼，其可用也。”(《左传·僖公二十八年》)
这是城濮之战中，晋文公登上有莘城的废墟观察自己的军队；
吴师奔，登山以望，见楚师不继，复逐之，傅诸其军。(《左传·襄公二十五年》)
这是舟师之战中，吴国军队登上山的高处远望楚军；还有最著名的便是成公十六年鄢陵之战中，楚共王登上巢车遥望晋国军营，太宰伯州犁对楚王所见景象的解说；
楚子登巢车以望晋军，子重使大宰伯州犁侍于王后。王曰：“骋而左右，何也？”曰：“召军吏也。”“皆聚于军中矣！”曰：“合谋也。”“张幕矣。”曰：“虔卜于先君也。”“彻幕矣！”曰：“将发命也。”“甚嚣，且尘上矣！”曰：“将塞井夷灶而为行也。”“皆乘矣，左右执兵而下矣！”曰：“听誓也。”(《左传·成公十六年》)
以上三例都是通过某一个特定的观察者视角，从高处或远处遥望以获其概貌。章学诚“金兵至”一句显然模仿了《左传》的这种叙事方法。
又如，章学诚详细记录了李诚之对蕲州成各处的兵力部署：
诚之命武翼张广守北门，监押温玉守西门，监务梅察守南门，判官赵汝标、监嘉府新城酒税姜应春、监庙秦安上充防城库受给官，进武副尉林安仁、进武校尉王明、吴宗政，指使郑俊充东隅战楼守御官，进武校尉王文明、监庙刘忱、指使钱广充北隅战楼守御官，三湖巡检雍显新、宿松主簿梅必胜、监庙陈师周充西隅战楼守御官，巡检李钧充帐前佩印官。敛民兵得七百人，人守女墙二障，牒广济、黄梅二县民兵四百人入城守御。
这是对《左传》多处详细叙述晋国等国家将领部署的模仿：
赵盾将中军，先克佐之。荀林父佐上军。先蔑将下军，先都佐之。步招御戎，戎津为右。(《左传·文公七年》) 赵盾将中军，荀林父佐之。熷缺将上军，臾骈佐之。栾盾将下军，胥甲佐之。范无恤御戎。(《左传·文公十二年》)
李耀威又如，金人制造了“望楼”来窥探蕲州城中的情况，李诚之这样应对：
三月朔，金人攻西门，射却之，俄造望楼以窥城，诚之为疑兵以示之，金人白布帕首，号哭诅城，城中屠狗，刳心肝，戴以金人毡笠，枪揭城上厌之，召妓红妆，奏乐于战栅上，酣饮不顾。
李诚之命人将金兵的毡笠戴在死狗头上，又用枪挑起死狗，以示对金人的蔑视；在战栅上饮酒奏乐，伪装守卫松懈，以迷惑金兵。《左传》中也有类似的段略：
齐侯登巫山以望晋师。晋人使司马斥山泽之险，虽所不至，必旆而疏陈之。使乘车者左实右伪，以旆先，舆曳柴而从之。(《左传·襄公十八年》)
在平阴之战中，齐灵公登上巫山来窥探晋国军队的虚实。晋国军队为了迷惑齐灵公开始布置疑阵，即使是没有军队的地方也插上军旗；车的左边坐上真人，右边用假人充数；车后绑上树枝，这样车在快速行驶时就会扬弃尘土。齐灵公被这样的假象迷惑，竟然抛弃军队，自己逃跑了。
通过以上对比分析可以看出，章学诚对嘉定年间蕲州战役的描写确实脱胎于《左传》。陈熷对这种方志文章的批评是从方志之文不宜模仿经部注疏来立论的，虽然这种立论基础本身就是错误的，但却从反面证明了章学诚撰写《嘉定蕲难传》等“此等传”是以《左传》为标准，不仅局部模仿《左传》的遣词造句、叙事手法，连整体风格也与《左传》类似。
与《嘉定蕲难传》类似的还有《开禧守襄阳传》，此传记录了南宋宁宗开禧年间(1205-1207)荆鄂都统赵淳带领襄阳军民奋力抵抗金人入侵的英勇事迹。从总体风格上看，此篇模仿《左传》，大致按照时间顺序，层次清晰，全景展示了这场襄阳抗金战役。用词简洁，不事雕琢，然而战场厮杀之惨烈、抗金将士之英勇已经跃然纸上。其中既有战前准备，如将军民老幼悉招入城，拆掉城外房屋，木料、砖瓦作为战略物资运入城中等：
淳缚浮桥，尽渡樊城军民老幼入城，凡数千人，又抽江北把隘官兵及战退卒万人入城。尽毁附城屋宇，材木运城中，运防城器具列城上。
有兵力部署的详细记录，如刘津、吴强、扈立等人分别统领东西南北四处城隅：
以本司左军统制刘津主城东隅，江陵左军统制吴强、统领扈立主城西隅，统制林璋主城南隅，本司统领王世修、陈简主城北隅。
有遥望金兵阵营：
闻金人于白河口编筏渡江，淳单骑驰赴江上，遥见隔江，紫伞仪卫部伍森严，一人中立，状貌修伟，称完熷相公，与淳往复言用兵事，淳面折之。
更有残酷、激烈的战争场面描写，如金兵用各种方式一次次猛攻襄阳城，赵淳带领襄阳军民化解金兵进攻的同时又一次次智击敌军：
谍知金人于东津造浮桥，淳急令善水人以萑船载油灌干草，自上流放下，纵火焚其桥。
越三日，马步军齐集，四围环绕无际，箭著城辟如猬毛。淳身被两创，崛立不动，以火箭熷其草牛等物，冲焰四起，城上弓弩、炮石齐发，杀伤金兵无数。又出敢死士开城接杀，军气倍奋迅。金兵退，尽烧所造云梯等物。收箭得百余万，具捷以闻。
又命敢勇军身携竹笼潜出，直至金营接战，遂掷竹笼绊其所乘马，乘势掩杀。又诱至浅滩上，出伏兵擒之。
还有对此次抗金斗争取胜原因的分析，如赵淳治军严谨、赏罚分明，与士卒同甘共苦，体恤百姓等。
李耀威
总之，章学诚以《左传》为范例、力主史书包括地方志都应当以《左传》为学习对象的理念在《湖北通志》列传部分的战争描写中得到了极好的体现。然而令人遗憾的是，正是因为这一点与时俗相悖，导致此志当时无法刊刻，一部分失传，更多精彩篇章已不可得而见之。
3.2. 违背清王朝文化政策
清王朝尤其是康雍乾三世实行高压文化政策，用文字狱、编修《四库全书》、八股文等方式来控制人们的思想。章学诚(1738~1801)的一生与整个乾隆朝(1736~1796)相始终，这一段时期恰恰是文字狱鼎盛时期，也是整个大清王朝表面强盛却又危机四伏的转折时期。在这种大背景下，读书与写作成为了带有危险性的活动，必须时刻小心翼翼。章学诚可以在私人写作中暂时逃避这一外界大环境的影响，一旦超出这一范围，那么就连其所编纂的方志也无法逃脱被抹杀的命运。
章学诚现存的《和州志》、《永清县志》、《湖北通志检存稿》均有战争场面描写，但是各有特点：《和州志》是章学诚早年编纂的一部方志，《左传》的影响已经有所体现，但在战争场面描写方面《左传》影响尚不突出；《永清县志》系章学诚唯一一部正式刊刻且至今保存完整的方志，但是其中的战争描写十分平淡；《湖北通志检存稿》前文已有分析，其中的战争场面描写深深受到《左传》的影响。
在现存《和州志》中，戴重、戴本孝、戴移孝父子以及马如融等人的列传有战争场面描写，其中以戴重传为突出。戴重生活在明末清初时期，面对南明王朝的衰败腐朽，他在隐居与出仕之间摇摆不定。
直到1645年弘光帝朱由崧被俘之后，戴重才下定决心与潘国瓒、严启隆等人高举抗清义旗：
于是相与盟于后林。当是时，重等招集远近义勇二千余人，敛湖舸五百艘。世家巨室，闻风输金助军实者，络绎相属。国瓒亦罄竭家赀犒军，简练器械，整饬旌旗铠甲，部勒行伍。遂命三军缟素。重与启隆、国瓒誓师于象口，军气振肃，楼橹相望，自长兴达洞庭山。
这段对抗清起义准备阶段的描绘能够抓住军事部署的重点，概括介绍整个义军人数、船只数量、军队训练以及军营的整体氛围“军气振肃，楼橹相望”。但是其《左传》影响尚不明显。
当大清兵进剿后林，适潘国瓒为子纳妇，妇家温氏饶于赀，亦请破家从军。故即军中成礼，适大军掩至，人不及甲，村中大乱，重亟出，大军遥望射之，发三矢，皆格落不得近，而元震方掉舟急流，殊死力战，大呼驰突，重急与启隆率众继进。我军有小校隐熷垣中，由左出不意射之，重中矢，矢洞腹饮羽。重拔矢出其镞，按创疾走，颜色不少动。遇启隆，亦被刀创，于是导重从歧途遁去。[7](《和州志·列传第十·戴重》)
这段记录抗清起义军遭到突袭的文字，从整体上看简洁、紧凑，从细节上看能够抓住扣人心弦的种种瞬间，例如清军射向戴重的三支箭“皆格落不得近”，又如戴重突遭暗箭射中，“矢洞腹饮羽”，显然伤势严重，戴重将箭拔出，按压伤口，且退且战，“颜色不少动”，戴重的沉着、冷静、坚毅的品格通过这一系列的动作描写而跃然纸上。这段战争场面描写与《左传·成公二年》鞌之战当中郤克与张侯一段颇有暗合之处：
熷克伤于矢，流血及屦，未绝鼓音，曰：“余病矣！”张侯曰：“自始合，而矢贯余手及肘，余折以御，左轮朱殷，岂敢言病。吾子忍之！”
左并辔，右援熷而鼓，马逸不能止，师从之。
在这场战役中，作为晋军将领的郤克中箭之后仍然坚持击鼓，为他驾车的解张同样中箭，同样坚持驾车。“伤于矢，流血及屦，未绝鼓音”与“重中矢，矢洞腹饮羽。重拔矢出其镞，按创疾走”两处描写是相似的。
在《永清县志》中，史天倪、史天安、史天祥、史天泽兄弟的列传有战争场面描写。这四人均在元
李耀威
王朝开国之初立下赫赫战功。史天倪追随大将木华黎征战南北，《史天倪列传》按照时间顺序记录其生平大事，其中战争场面颇多，但是描写简略而平淡，例如：
移军围大名。大名城坚，众不敢击，天倪循视良久，使兵攻西南隅，劲卒屡上屡却，天倪一跃而登，守者辟易，遂破其城。(《永清县志》卷十六，乾隆四十四年刻本)
劲卒的表现可以反衬天倪在攻城中的英勇，这一点其实是值得大书特书的，然而传文仅仅是写天倪“一跃而登”，守城者即“辟易”，接着就写大名城被攻下，看似跳跃的叙述中透露出的是对这一战的复杂情绪。这样平铺直叙的战争场面描写在上述四兄弟的传记中比比皆是。例如《史天安史天祥列传》：
乙酉，武仙杀天倪于真定，天安率众会天泽并力攻仙，败走之。以功授行北京元帅府事，抚治真定。(《永清县志》卷十六，乾隆四十四年刻本)
史天倪被武仙设计谋杀，其弟史天安与史天泽合力为兄复仇。这一事件在史天安的传记中仅有上面一句话。在史天泽的传记中有相对而言比较详细，但也没有精彩的战争场面描写。
值得注意的是，在史氏四兄弟的传记中，元朝统治者对他们的屡次封赏得到了详细记录，例如：
甲戌，(史天倪)朝太祖于幄殿，所陈多奇谋至计。太祖大悦，赐金符，授马步军都统，管领二十四万户。
甲午，宣(史天安)权真定等路万户，赐金符。定宗元年丙午入觐，赐黄金裘马。
大宴，帝命皇后亲饮枢(史天安之子史枢)酒，且谕新附渠帅曰：我国家自开创以来，未有皇后赐臣下酒者，枢父子世笃忠贞，故宠以殊礼，有能尽瘁事国者，礼亦如之。
癸未春，还军河中，木华黎上其(史天祥)功，赐金虎符，授蒙古汉军兵马都元帅，总十二万户。
至元元年，(史天泽)加光禄大夫。三年，皇太子燕王领中书省兼判枢密院事，以天泽为辅国上将军、枢密副使。四年，复授光禄大夫，改中书左丞相。
可以看出，章学诚不厌其烦地详细记录史氏家族所获得的封赏，是有其史学之外的目的的。《永清县志》之所以能够得到官方认可并刊刻流传，其原因显然是和清廷的文化政策有一定关系。史氏家族与元王朝之间的关系开始于金卫绍王完颜永济登基的至宁元年(1213)，此时的元王朝还处在蒙古帝国阶段，刚刚建立七年时间。北方已经战乱多年，史氏兄弟的父亲史秉直在这一年听说蒙古统帅木华黎对投降者给予优待，于是率领同乡数千人前去投奔。木华黎意欲授史秉直以官，史秉直辞谢后推荐了其子弟。史氏兄弟征战沙场，冲锋陷阵，对抗金、西夏，蚕食南宋，因赫赫战功而不断得以加官进爵。史氏兄弟在特定时代的选择到了清王朝时期就具有了某种针对当时现实的象征意义。清王朝极其看重对蒙元历史的表述，其实质是蒙元历史表述背后所隐藏着的“正统”，即统治合法性的来源问题。如何恰当地书写、评价这段历史事件，是章学诚无法回避的严峻问题。现在看来，章学诚用平直的方式叙述事件，不做过多的细节描述，对史氏兄弟所获得的功绩及所受到的封赏予以详细记录，都是一种针对当时清王朝统治的策略：不详细描写、不赞颂辅佐蒙古帝国的史氏兄弟对汉人的杀戮，这是章学诚对儒家“夷夏之别”思想的暗暗坚守；详细记录其所得封赏，这是章学诚借鉴《春秋》之笔法，于彰其功之下更讥其行。《永清县志》在当时终获刊刻并完整流传至今，与章学诚这一番苦心有一定关系。相反，《和州志》残篇和《湖北通志检存稿》是站在汉族角度，写汉族人抵抗少数民族军队的进攻，故而情感上更加激烈,描写更加细致、生动，这也是这些手稿直到清代后期的1832年才开始刊刻的部分原因。
总之，章学诚立足于史学，认为《左传》是《尚书》之“大宗”，传承了“书教”宗旨，可以作为史书写作楷模。章学诚是从史学角度来定位、评价《左传》的，他刻意忽视了《左传》华美的言辞。就现存的材料来看，章学诚在编纂方志的过程中，战争场面描写深深地受到了《左传》的影响。
李耀威
4. 余论：章学诚的古文观
章学诚认为史学之文与文士之文是存在差异的，史学之文的意义与价值高于文士之文。然而章学诚在其方志中的战争描写篇章既简洁精练又惊心动魄，是具有一定的审美价值的。除了深受《左传》影响这一因素之外，也有章学诚自己对古文的理解这一因素在发挥着特定的作用。
4.1. 清真：章学诚的古文评价标准
章学诚在《家书三》中回忆其少年学习经历时提到了祖父的影响。章学诚的祖父读书时总是拒绝古人之解、俗世之见，对庾信“春水望桃花”一句，其祖父抹去古人引《月令章句》的注释，写下来自己的注释：
祖父抹去其注而评于下曰：“望桃花于春水之中，神思何其绵邈！”吾彼时便觉有会，回视吴注，意味索然矣。
自后观书，遂能别出意见，不为训诂牢笼，虽时有卤莽之弊，而古人大体，乃实有所窥。
章学诚深受其祖父读书与思考方法的影响，同样对“三月桃花水下”这样理性而死板的注解表示厌恶，对“望桃花于春水之中，神思何其绵邈！”这样感性而饱含审美想象的评点“觉有会”，即能够从审美角度体悟诗句所创造的意境，更重要的是从此以后章学诚就将读书重点放在了对古书之“大体”的兴会和感悟上。这一点可以说明作为史学思想家的章学诚所秉持的理念当中其实已经包含了审美性的思维因素。
章学诚对古文有自己的独到理解。他长期以书院教学和编写县志方式谋生——在八股文教学中，他必须要接触文士之文，以供指导学生写作之用；在方志编写过程中，他倡导设立“文征”部分，收录一府一县范围内的历代诗文，这就有了择优选取的环节。在这种环境中，章学诚归纳出了当时习见的八股文教育方式是先泛泛指出应熟读韩、柳等大家的古文以及王、唐等大家的时文，再用“文气”、“火候”、“养到”等模棱两可的词语来指导学生写作，这样的塾师令人十分怀疑是否真正懂得文章写作之道。章学诚对这种文章教学表达了深深的不满，并强调其缺陷是：
而于塾生天质何如、功力何如、书理如何、会通文法如何，讲习若者为是，若者为非，概未尝置一语焉。[8]
上述批评可以见出章学诚本人是极其重视、讲究文章写作方法的。
在这种整体轻视文士之文与重视文章写作方法的矛盾中，章学诚提出了他自己的文章评价标准：“清真”。
余论文之要，必以清真为主。真则不求于文，求于为文之旨，所谓言之有物，非苟为文是也。清则主于文之气体，所谓读《易》如无《书》，读《书》如无《诗》，一例之言，不可有所夹杂是也。今阅顾氏之说，则以时代升降，文体亦有不同，用一代之体，不容杂入不类之语，亦求清真之道也。[9]
所谓“真”，在章学诚的论述里包含三方面要素：“为文之旨”即穿透文字，关注写作所要表达的思想及为文之目的；“言之有物，非苟为文”，即写作要有切合实际的内容，而非徒逞辞藻却空洞无物，不能为了写文章而写文章。所谓“清”，即“不可有所夹杂”，章学诚以“读《易》如无《书》，读《书》如无《诗》”为例来解释。此句本李翱《答朱载言书》：
列天地，立君臣，亲父子，别夫妇，明长幼，浃朋友，《六经》之旨也。浩浩乎若江海，高乎若邱山，赫乎若日火，包乎若天地，掇章称咏，津润怪丽，《六经》之词也。
创意造言，皆不相师。故其读《春秋》也，如未尝有《诗》也；其读《诗》也，如未尝有《易》也；其读《易》也，如未尝有《书》也；其读屈原、庄周也，如未尝有《六经》也。
李耀威
欧阳修《答吴充秀才书》也有转述。无论是李翱还是欧阳修，都赞赏六经的“意”与“言”各具特色、各有深意，应当被引为文章写作楷模。章学诚在这方面的认识也是如此，“不可有所夹杂”即当以六经为本，写作古文时，文体、语言、思想都应当遵循一定的法度，不可多重文体、多个时代的语言、多种思想杂糅在一起。
总之，章学诚评价古文的“清真”标准以儒家经典为楷模，立足于史学领域，追求文章纯正的风格和语言，并且强调时代变化对古文写作的影响。
4.2. 以文章沟通儒家经典与现实
在“清真”的古文观念下，章学诚指出了符合他理想的作家是元代的程端礼：
元程端礼《畏斋集》学朱子而文笔近于南丰。行文最为醇正，有规矩，其送吕道士祈雨著效文，谓其道本于中庸之位育，可以弭灾于未形。[10]
章学诚认为程端礼《畏斋集》中的思想以朱熹为宗，行文风格接近曾巩。这里的“送吕道士祈雨著效文”收录于元代程端礼《畏斋集》卷四的《送道士啬斋吕君序》。程端礼的这篇文章，前半部分简要叙述吕道士祈雨成功，后半部分大段议论，认为应当是由“真儒”来行利国利民之事，然而后世只有“章句儒”而无“真儒”。全文以记实事开篇，进而转向盛赞儒家“理想时代”，行文层次清晰，语言简洁，不事雕琢。这正符合章学诚的“清真”标准。章学诚还称赞了程端礼的另外一篇文章：
其示章生祷佛茹素以拯母疾，三年病瘠，劝以顺迁大旨，结以“今世咸知夷鬼是畏，而知畏圣言以事天者少也，”亦甚切至。[11]
此处提到程端礼送给章生的文章是《顺迁说一首遗章生》，收入《畏斋集》卷六。此文前半部分简要叙述了章生因为母亲生病，于是在佛前发愿吃斋三年，以祈求母亲疾病痊愈。后未到三年，章生母亲病愈，但是章生没有破戒，而是继续吃斋，以至于身体羸弱。后半部分以“顺迁”规劝，即内在地追求儒家所提倡的孝、敬、顺，进而外化为“立身扬名以显父母”的种种行动，即使独处一室也不违背内心的追求。全文同样是开头记录事件，后半部分转入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议论。这篇文章也是章学诚“清真”标准的范例。
以此为基点，再结合他自己的方志古文创作、《文史通义》中的《古文十弊》以及章学诚与友人讨论文章的信件来分析，可知章学诚“清真”古文理论是以儒家思想为指导，以记事为辅、议论为主，语言简洁，不事雕琢——这一点显然是从史书写作角度出发，然而扩展到文学领域，彻底排斥写景、抒情等“文士之文”的是不切实际的。章学诚的古文理论在后世文学领域没有产生太大的影响，其原因也正在于此。
基金项目
本论文为黄冈师范学院2019年度高级别培育项目(201907303)阶段性成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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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耀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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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清)章学诚. 乙卯札记·丙辰札记·知非日札[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6: 20.
[11](清)章学诚. 乙卯札记·丙辰札记·知非日札[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6: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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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甘仁临床经验与学术思想研究 丁甘仁(公元1865—1926),字泽周,江苏武进孟河镇人,为清末民初的江南名医,与费伯雄、马培之、巢崇山一起被称为孟河四大家,孟河四大家代表了孟河医派。与费、马二位成名于孟河不同的是丁甘仁成名于上海,是四大家中成名最晚的一位医家然而又是对中医事业发展最有影响的医家之一。 他对近代中医药学术的主要贡献是在继承孟河医派学术思想的基础上,破除门户之见,多方拜师,虚心请教,互相交流,博采众长,并结合自己的临床经验,形成了独特的“丁氏学派”,尤其在外感热病、喉痧的治疗上颇具特色。丁氏对近代中医事业发展杰出的贡献是改变了培养中医师师承家传的单一方式,开创了近代中医教育的先河,然而,对这样一位中医临床大家、中医教育家的人生轨迹、学术思想特点和丰富临床经验,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进行全面系统的整理和研究。 虽然在他逝世后弟子门人等研究与纪念文章不绝于世,初步统计从60年代至今学术论文共有近50篇,这些文章有的是纪念丁甘仁为中医药事业奋斗一生的文章,其中虽然也有介绍丁氏生平事略的内容,但对丁氏一生中重要的医事活动方面的研究几乎没有,很难让后学者全面了解丁氏的成名经历,因而也就无法领悟到成为中医临床大家所必须具备的基本条件。另外在研究丁氏的学术思想及临床经验类文章方面,如黄文东先生的“丁甘仁学术流派的形成和发展”一文中对丁氏的学术思想及其在外感病方面的成就、在疑难重症方面的临床经验等进行了总结。 再如郑氏等的“《丁甘仁医案》治脾胃十四法”;职氏的“丁甘仁治疗中风方法的研究”;方氏的“《丁甘仁医案》肿胀证治试析”;管氏的“丁甘仁治痢五法”等等,从上述研究情况可以看到,这些文章基本都是研究丁甘仁某一方面学术思
略论梁启超之方志学思想 摘要：作为我国近代方志学研究的奠基者，梁启超始倡“方志学”这一概念，简明 扼要地概述我国数千年修志的历史，系统阐述了我国方志的编纂理论，并将其分列为单独的史学门类，其方志学理论体现在他所撰写的《说方志》、《清代学者整理旧学之总成绩——方志学》、《龙游县志·序》等文章中，为我国方志学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关键词：梁启超；方志学；编修方法；章学诚；“三书”之法 梁启超，字卓如，号任公，饮冰室主人，广东新会人，著有《饮冰室合集》。他作为我国近代方志学研究的第一人，首次提出“方志学”这一概念，并将其分列为单独的史学门类，其方志学理论体现在他所撰写的《说方志》、《清代学者整理旧学之总成绩——方志学》、《龙游县志·序》等文章中，为我国方志学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一、始倡“方志学”一词 方志是我国文化遗产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其在我国浩如烟海的文化典籍中，占有很大比例。但在封建社会里，方志一直被认为是地理书，属于地理学的范畴。从《隋书·经籍志》以来的公私目录，大都把它列入史部地理类。但到了宋代，很多学者提出方志是属于史的范畴的看法，甚至直接提出“郡之有志，犹国之有史”的看法，且这一时期方志编修十分普遍，统治者也格外重视图经的编修，使方志学在这一时期慢慢趋于定型。到了明代，明太祖见过之始，为显示其统一之功，了解各地民情，于洪武三年命儒臣统一编修一统志，“编类天下州郡地理形势，降附始末”，由于得到统治者的支持，这一时期方志学得到迅速发展。直至清朝，康熙、乾隆、嘉庆三次编撰《大清一统志》，加之清代学者的推动，方志学进入全盛时期。 但“方志学”一词，从现有材料看，是为梁启超首创。梁启超在《清代学者整理旧学之总成绩——方志学》一文中提出， “最古之史，实为方志，如孟子所称‘晋《乘》、楚《梼杌》、鲁《春秋》’，
论钱乙的学术思想及其对后世的影响.txt逆风的方向，更适合飞翔。我不怕万人阻挡，只怕自己投降。你发怒一分钟，便失去60分钟的幸福。忙碌是一种幸福，让我们没时间体会痛苦;奔波是一种快乐，让我们真实地感受生活;疲惫是一种享受，让我们无暇空虚。生活就像"呼吸""呼"是为出一口气，"吸"是为争一口气。 论钱乙的学术思想及其对后世的影响 更新日期：2009-05-11 点击： 傅沛藩 钱乙是北宋时期一位杰出的医学家，其学术远取《内经》、《难经》及仲景之学，近及《太平圣惠方》等宋代名方名著；既精研儿科，也对内外各科颇多贡献。所著《小儿药证直诀》(以下简称《直诀》)为中医儿科的一部重要著作。该书对儿科生理、病理及其辨证施治的方法提出了独到的见解，其影响超出了儿科学的范围。 1 钱乙对小儿生理、病理的认识 小儿体质问题为历代医家所重视。《颅囟经》率先提出“纯阳”之概念，意在形容小儿生机蓬勃，属阳主升易散的生理特点。但后人常误以为，婴儿为一团阳光，肆用寒凉，伤脾败胃。钱氏遂提出小儿“脏腑柔弱”，“五脏六腑，成而未全，……全而未壮”(《直诀.变蒸》)，补充完善了小儿生理病理的纯阳之说。 “脏腑柔弱，全而未壮”，系指小儿物质基础和生理功能均处于幼稚时期，对外界的适应能力低下，易受外邪入侵。当疾病一旦形成，或因医治延误，极易伤及正气。在病理上就表现为“易虚易实，易寒易热”。今早之实，可成傍晚之虚，今日之虚，又可转为明日之实。钱氏还认为，小儿急性外感疾病之初，多为实证、热证，故阳热亢盛、津液耗伤是儿科常见病机。但也不尽然，热邪伤阴也能耗气，久治不愈之外感咳嗽、哮喘等，也常见有阳气不足之证，而应采用益气解表等法。例如《直诀》所载东都张氏之孙肺热一案，他医以犀角、朱砂、龙骨、麝香、牛黄治之，一月不愈。其证嗽喘闷乱，饮水不止，全不能食。钱氏用使君子丸、益黄散治之。张氏惑于治热以温，钱氏曰：“凉药久则寒不能食。小儿虚不能食，当补脾，候饮食如故，即泻肺经，病必愈矣”。服补脾药二日，病儿欲饮食，复以泻白散而愈。 2 钱氏对儿科辨证施治的创见 钱氏在《内经》、《金匮》、《千金方》等脏腑辨证基础上，首创儿科五脏辨证纲领，将风、惊、困、喘、虚，归纳为肝、心、脾、肺、肾的主要证候，用虚、实、寒、热判断脏腑的病理变化。《五脏所主》篇说：“心主惊，实则叫哭发热，饮水而摇，虚则卧而悸动不安。肝主风，实则目直大叫，呵欠项急，虚则咬牙，多欠气。脾主困，实则困睡，身热饮水，虚则吐泻生风。肺主喘，实则闷乱，有饮水者，有不饮水者，虚则哽气，长出气。肾主虚，无实证，目无精气，畏明”等。这些经验至今仍值得借鉴。尤为可贵的是，钱乙临证绝非孤立地辨五脏判五证，而是注重其间的相互影响，还以五行生克理论指导五脏兼证的辨证及治疗。如“更当别虚证，假如肺病又见肝证，咬牙多呵欠才易治，肝虚不能胜肺败也；若目直大叫哭，项急顿闷者难治，盖肺久病则虚冷，肝强实而反胜肺也。视病之新久虚实，虚则补母，实则泻子”。 在诊断方面，钱氏据“小儿多未能言”和“脉既难凭，必资外证”，首重望诊，提出“面上诊”与“目内诊”。其“面上诊”是据《素问.刺热论》的观点指出：“左腮为肝，右腮为肺，额上为心，鼻为脾，颏为肾，赤者，热也，随证治之”。左腮、右腮、额上、鼻、颏分别是肝、肺、心、脾、肾脏之气应于面之部位，病虽未发，其色先见，而可为诊断之依据。其“目内诊”包括“目内赤者，心实热；淡红者，心虚热。青者，肝实热；淡青者，肝虚热。黄者，脾实热；微黄者，脾虚热。白而混者，肺实热，目无精光者，肾虚”。这种独特的诊断方法在临床上有宝贵的参考价值，为明清儿科学者所效法。 钱氏对儿科某些常见证的辨治提出了精辟的见解。如首创惊风病名，并将其分为急惊风、
师说 章学诚 韩退之日：“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者也。”又日：“巫医百工之人，不耻相师。”而因怪当时之人以相师为耻，而曾巫医百工之不如。韩氏盖为当时之敝俗而言之也，未及师之究竟也。盖有可易之师与不可易之师，其相去也，不可同日语矣。 人失其道，剥失所以为人，犹无其身，则无所以为生也。故父母生而师教，其理本无殊异。此七十子之服孔子，所以可与之死，可与之生，东西南北，不敢自有其身。非情亲也，理势不得不然也。经师授受，章句训诂；史学渊源，笔削艾例，皆为道体所该。竹帛之外，别有心传，口耳转受，必明所自。此则必从其人而后受，苟非其人，即己无所受也，是不可易之师也。学问专家，文章经世，其中疾徐甘苦，可以意喻，不可言传。此亦至道所寓，必从其人而后受，不从其人，即己无所受也，是不可易之师也。苟如是者，生则服勤，左右无方，没则尸祝俎豆，如七十子之于孔子可也。至于讲习经传，旨无取于别裁；斧正文辞，义未见其独立；人所共知共能，彼偶得而教我；从甲不终，不妨去而就乙；甲不告我，乙亦可询，此则不究于道，即可易之师也。其斫取法，无异梓人之恭o琢雕，红女之传烯绣o，以为一日之长，拜而礼之，随行隅坐，爱敬有加可也。 巫医百工之师，固不得比于君子之道，然亦有说焉。技术之精古人专业名家亦有隐微独喻得其人而传非其人而不传者是亦不可易之师，亦当生则服勤，而没则尸祝者也。古人饮食，必祭始为饮食之人，不忘本也；况成我道德术艺，而我固无从他受者乎？ 嗟夫！师道失传久矣。有志之士，求之天下，不见不可易之师；而观于古今，中有怦怦动者，不觉冁④然而笑，索焉不知涕之何从，是亦我之师也。不见其人，而于我乎隐相授受，譬则孤子见亡父于影像，虽无人告之，梦寐必将有警焉。（有删改） （注）①慕(ji)：教，指点。②烯(chi)绣：绣有彩纹的细葛布，此处泛指刺绣。③昭：通“劭”，勤勉。④冁(chan)：笑的样子。 70．下列对文中画波浪线部分的断句，正确的一项是 A．技术之精／古人专业／名家亦有隐微独喻／得其人而传／非其人而不传者／是亦不可易之师／ B．技术之精／古人专业／名家亦有隐微／独喻得其人而传月酷毛心市耐妊彰是亦不可易之师／ C．技术之精／古人专业名家／亦有隐微独喻／得其人而传／非冀人而不传者／是亦不可易之师／
《左传》与《战国策》的区别 一、性质方面： 《左传》可以说是我国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史书，它虽然是对《春秋》的解说，但它。有相对的独立性，采用了《春秋》编年体的形式，而专以记述史事成书。
《战国策》是一部记录战国时期纵横家思想和活动的著作，是一部分国记述战国事迹的史料汇编，属于国别体杂史。 二、语言方面： 《左传》中的记言文字，主要是行人应答和大夫辞令包括出使他国专对之辞和向国君谏说之辞等。这类记言文字无不“文典而美”、“语博而奥”简洁精练、委曲达意、婉而有致、栩栩如生。 《左传》叙述语言简练含蕴，词约义丰。“言近而旨远，辞浅而义深。虽发语已殚，而含意未尽，是夫读者望表而知里，扪毛而辨骨，睹一事于句中，反三隅与句外。”（《史通》卷六《叙事》）《战国策》的语言带有明显的纵横家的色彩，主要倾向代表了战国纵横游士的思想，内容不再受旧道德观念的束缚，想说什么就说什么，对“孝”、“廉”、“信”这些道德观念作了大胆的否定。 三、人物塑造方面： 《左传》中描写了各种人物，但《左传》的写人还不像纪传体历史著作在一个专章中叙述一个人物的生平事迹，也没有像后世小说那样塑造人物形象。由于它是编年史，人物的言行事迹大多分散记录在事件发生的各个年代，很少对某一人物集中描写，只有把同一人物在不同年代的事迹联系起来，才能得到一个完整的人
物形象。《左传》中许多重要政治人物如郑庄公、晋文公、楚灵王、郑子产、齐晏婴等等，都是通过数年行迹的积累来表现的。 《左传》中还有一些人物，并不是反复出现而形成的一个完整形象，而是仅在某一时、某一事中出现，表现的仅仅是其一生中的某一片断，反映的是其性格中的某一方面。这些形象往往非常生动传神，能给读者留下极深刻的印象。如“ 晋灵公不君”中，鉏麑、提弥明、灵辄三位武士（宣公二年），齐晋{安革}之战中代君就俘的逢丑父等（成公二年）。 《左传》叙事中人物的行动、对话构成了表现人物的主要手段，而绝少对人物进行外貌、心理等主观静态描写。通过人物在重大历史事件中的言行，人物性格得以展现，形象得以完成。 《战国策》侧重记载战国时谋臣策士的言行，书中围绕谋臣策色是的游说活动。描写了一大批个性鲜明的人物，注重揭示人物内心世界。 四、记事方面： 《左传》以《春秋》的记事为纲，增加了大量的历史事实和传说，叙述了丰富多彩的历史事件，描写了形形色色的历史人物。把《春秋》中的简短记事，发展成为完整的叙事散文。《左传》发展了《春秋》笔法，不再以事件的简略排比或个别字的褒贬来体现作者的思想倾向，而主要是通过对事件过程的生动叙述，人物言行举止的展开描写，来体现其道德评价。《左传》还创立了一种新形式，即在叙事中或叙事
六经皆史：章学诚史学变革的两难之境 “六经皆史”是章学诚史学思想体系中的一个重要命题，他在《文史通义》开篇第一句就提出“六经皆史也”的论断。在书中的很多地方，他又一再申论“六经皆史”的观点。可见，“六经皆史”实为把握章氏学术思想和史学思想的关键。 可是，对于章学诚的这一学术见解，学术界长期以来众说纷纭，歧见迭出。对此，不少学者专门进行过辨析，并提出了自己对“六经皆史”的理解。[1]我们说，章氏在封建社会后期史学发展的过程中提出“六经皆史”论，所包涵的内容异常丰富，从不同的角度出发，可能会有不同的理解，分歧与争议在所难免。但是，我们要看到，章学诚一生致力于史学研究，并自负于此。他撰《文史通义》，纵论史学，“为千古史学辟其蓁芜”。[2]（P82）说明章学诚思考问题，都是紧紧围绕史学这一中心而进行的。他还说：“吾于史学，盖有天授，自信发凡起例，多为后世开山。”[1]（P92）说明章学诚研究史学，具有探索史学发展出路的特征，目的是为了变革史学。他的“六经皆史”论，实际上是在为他的史学变革主张提供理论依据。 一 吴怀祺先生在谈到“六经”与“史”的关系时曾指出，说“经”是“史”，或者说“经”是后世“史”的渊源，“这主要不是从历史编纂学上说，也不是着重从史料学上说，应当从历史意识上，从史学思想上来理解这个问题。中国的史学思想的主要思潮，溯源探流，都可以追寻到《六经》那里。”[3]（P15）这是极富启发的论断。章学诚的“六经皆史”论，首先就探讨了经与史在精神本质上的一致性。 章学诚论“六经皆史”，主要依据有：“六经皆史也，古人不著书，古人未尝离事而言理，《六经》皆先王之政典也”。[2](P1)“古之所谓经，乃三代盛时，典章法度见于政教行事之实，而非圣人有意作为文字以传后世”。 [2](P8)“三代以前《诗》、《书》六艺，未尝不以教人，非如后世尊奉《六
戴震专题研究资料
(一)湖南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戴东原新理学思想探微——兼论其哲学体系诞生之背景 姓名：卓汴丽 申请学位级别：硕士 专业：中国哲学 指导教师：张怀承 20050501 目录 文摘 英文文摘 引言和文献综述 外篇 内篇 第一章天道系统 第一节元气实体：戴震新理学体系的逻辑起点 第二节对理学超验本体论的否定 第二章(人)性系统 第一节血气心知：戴震新理学体系的逻辑展开 第二节理欲之辨：戴震新理学体系的价值核
心 第三节对程朱派人性论的批判 第三章人道系统 第一节体情遂欲：戴震新理学体系的逻辑终点 第二节对宋明理学“以理杀人”的控诉 结语 参考文献 后记 湖南师范大学学位论文原创性声明 摘要 戴震是我国十八世纪唯物主义哲学家最后的杰出的代表。在中国学术史上，宋儒是“得其义理，失其制数”;而乾嘉诸儒又“得其制数，失其义理”。戴震不满二者学术各有偏废，于是将“制数”与“义理”结合起来，创建了一种融二者于一体的“新理学”。一方面，戴震针对程朱理学“以理为本”的“存天理，灭人欲”的理论学说，继承并发展了张载“以气为本”的唯物主义思想，另一方面又创造性地提出了“体情遂欲”的政治哲学主张。同时，戴震也将“由训话而推求义理”的哲学研究方法应用至其哲学体系
当中，从而建构起考据学与义理学相结合的“戴震新理学”哲学思想体系。值得关注的是，“由训话而推求义理”的哲学研究方法，是戴震创立的一种注重实证，讲究严密逻辑推理的具有近代启蒙意义的科学研究方法。在戴震建构“新理学”哲学体系的过程当中，他通过对这一方法的灵活运用，重新分析定义了儒家在天道，人性，人道三个领域中的一系列传统哲学范畴，深刻地批判了宋明理学在理论上的荒谬性和在实践上的危害性，从而大大地推进了我国封建社会反理学的进步斗争。就戴震创立的“新理学”哲学思想体系本身而言，它又具有了三层代表意义。第一层，它代表了清代学术，尤其是清代哲学的主要特征，即重考据、实证。第二层，它是中国古代唯物主义哲学的最后的重要代表。第三层，它代表了正统的儒家哲学的回归与创新(即建立了戴震“新理学，’)。 关键词:戴震，训话，义理(道)，“新理学” （二）华东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余英时的明清学术史研究——以《方以智晚节考》、《论戴震与章学诚》为例
《论戴震与章学诚》是余先生1976年初版的旧作。该书在1996年曾由余先生亲手作了增补，虽则问世至今已经三十余年，然仍不失为了解清代思想史的必读书。 本书的成书目的的照余先生自云“为了解答为什么宋、明理学一变而为清代经典考证的问题” “到现在为止，尚未见有专篇对东原和实斋之间在学术思想方面的交涉加以比较全面而深入的检讨” “我同时也想借此展示儒家传统在清代的新动向” 。概而言之，即通过对戴东原和章实斋学术思想的分析从而理解儒家何以何以从宋、明理学一变而为清代考证。余先生提到，在他之前的一些学人，认为清学“既不能?经虚涉旷?则已无积极的思想内容科研，甚至不免是中国哲学精神过程中的一次逆转” ，因而他们的新儒学都是“接着宋、明理学讲的” 。但在余先生看来，“如果我们坚持以?心性之学?为衡量儒学的标准，那么不但清代两百多年间儒学已经僵化，即从秦、汉到隋、唐这一千余年中儒学也是一直停留在?死而不亡?的状态中。相反地，如果我们对儒学采取一种广阔而动态的看法，则有清一代的?道问学?传统正可以代表儒学发展的最新面貌。尤其重要的是，这个新的发展恰好为儒学从传统到现代的过渡提供了一个始点” 。这大概便是余先生作此书的一个基本前提。 在对儒学采取一直“广阔而动态的看法”的前提下，余先生开始了本书的论述。全书内篇共分八章，除去前两章的引言和末两章的后论及补论外，以戴、章二人分别各为两章的论述中心。儒家本有“君子尊德性而道问学，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之说，前代学人也多有提及。余先生在此引入了一个重要概念，即“儒家智识主义”。书中“道问学”约等于智识主义，“尊德性”则约等于“反智识主义”。明清之际，儒学主流由理学转入考据，即从“尊德性”层次转入“道问学”层次，这可称为“儒家智识主义”的兴起。这种现象的产生，余先生主要从“内在理路”（inner logic）进行分析。关于“内在理路”，笔者下文还将详论。余先生从程、朱与陆、王相争，王阳明最后不得不重订《大学》古本，欲“复旧本”以“复见圣人之心”悟到“所争者仍在义理之是非，而所采用之方法正是考证辨伪。这里清楚地透露了考证学兴起的思想史的背景” 。书中随后引用的一段材料十分清晰的凸显出此处转变的脉络，孤引之如下： 夫实事在前，吾所谓是者，人不能强辞而非之，吾所谓非者，人不能强辞而是之也。如六书、九数、典章、制度之学是也。虚理在前，吾所谓是者，人既可别持一说以为非，吾所谓非者，人亦可别持一说以为是也。如义理之学是也。 由此可知清代考证的兴起乃有儒学自身内部的原因。盖因“尊德性”发展到了极端不免流入“反智识主义”，各家各持己说不相上下，于是不得不征诸古本以定是非，走上“道问学”的道路。二者是儒学的两个方面，有其儒学内部的联系，但在各个历史时期发展并不均衡。 书中章学诚是作为与戴震相抗衡的角色出现。余先生首先指出，这乃是出于后人的见解。在戴、章身处的时代里，时人均认为章学诚远远不能与戴震相提并论。然在章学诚自己的内心深处，“确引东原为同道，而且认为只有他自己才能和东原在学术上分庭抗礼” ，并就此一点展开了详细论述。实斋之所以自认自己能与东原并立乃在于他提出了与时人（包括戴东原）迥异的两个观点：一是经、史不应有高下之分，因为二者殊途同归，皆是入道的途径；再则是学问从入之途不限于考据一端，从“观其大意”入手，也能通于道。进而言之，章氏在清初“经学即理学”纲领的笼罩下开创性地提出了“六经皆史”，这一理论经过章氏多年的建设已成论证充分的完善系统。因而有了“六经皆史”的有力支撑，章氏遂有信心以“文史校雠”与其时“经学训诂”的领袖——戴东原相抗。然“实斋岁自视甚坚……但并世学人，包括他的桓谭——邵晋涵在内，却未必能同意实斋这种自我评价” 。所以他作《朱陆》篇，指出“今人有薄朱氏之学者，即朱氏之数传而后起者也”，此即指东原；而后撰《浙东学术》，“显然是要为自己在宋、明以来的儒学传统中找一个适当的位置。这和《朱陆》篇认定东原之学系承朱子数传而后起，意思全相一致” ，由此一来，“南宋有朱、陆，清初有顾、黄，这才能衬托出乾隆时的戴、章并峙”，即从学术史上为自己的学说找寻脉络，以加强其在时人眼中
章学诚《文史通义》 章学诚(1738—1801)字实斋，号少岩，清朝浙江会稽(今绍兴市)人，是著名的史学家和教育家。 章学诚出身于读书人家庭，其父章镳，是乾隆七年进士。章镳举进士时，章学诚只4岁。一般情况下，读书人进士及第后即可为官，而章镳却在家乡以教书为生，整整10年。因此，章学诚从小在其父的精心教养下，受到了良好的文化教育。章学诚14岁时，其父才到湖北应城任知县，由此他亦随父到应城，并拜柯绍庚为师。章学诚幼时并不聪明，且身体多病，14岁时《四书》尚未卒业。至十五六岁时，读书绝呆滞，日不可三二百言，犹不能久识。为文则虚字多不当理。21岁以后，学识见长，纵览群书，尤好史部。23岁始出游学，赴北京应顺天乡试，没有考中。第三年又应顺天乡试落选，遂入国子监读书。乾隆三十年(1765)三上京师应顺天乡试，又落第。但他被同考官沈业富看重，被聘到家中当塾师，开始他的教学生涯。 自从他为沈家塾师，始有机会结识京师名流，其中对他
影响最大的是翰林院编修朱筠。章学诚拜朱筠为师，学习古文，并与邵晋涵、周永年、任大椿、洪亮吉、汪辉祖、黄景仁等学者交游。乾隆三十三年，他又应顺天乡试落榜。是年因其父卒，他必须分出精力来养家糊口。34岁时，朱筠为安徽学政，章学诚与邵晋涵、洪亮吉、黄景仁等人皆从之游。是年他开始撰写《文史通义》。 章学诚39岁时任国子监典籍。40岁时才中顺天乡试举人，次年成进士。然而，他以为与时俗不合，不愿做官，故此依然寄食官宦之家做塾师，一边教学，一边著述。乾隆四十六年他离开户部尚书梁国治家到河南谋事。事未谋成，却中途遇盗，行李及平生著作尽失。由此生活无着，只得暂回直隶肥乡县主讲清漳书院。后来又移家至永平县(今河北卢龙县)主讲敬胜书院，继续撰写《文史通义》。自此以后，他或受聘编写县志，或主讲书院，以讲学著述为业。他先后主讲于保定莲池书院、归德文正书院，后来经友人推荐入毕沅幕府。时毕沅以湖广总督暂留任河南巡抚，对章学诚很器重。经毕沅同意，仿朱彝尊《经籍考》体例，开始编纂《史籍考》。但不久毕沅升任湖广总督，《史籍考》的编纂中断。乾隆五十五年，章学诚去武昌依毕沅从事编纂工作，继续编纂《史籍考》，还主修《湖北通志》，参与《续资治通鉴》的编撰工
左传人物与战国策人物比较 ——烛之武 VS 触龙 《左传》：广泛描写了各种人物，许多人物写得个性鲜明。有些还展现了人物性格的丰富性和复杂性，表现了人物性格的变化。许多重要政治人物：郑庄公、晋文公、楚灵王、郑子产、齐晏婴等等；其中还有一些人物，并不是反复出现而形成的一个完整形象，而是仅在某一时、某一事中出现，表现的仅仅是其一生中的某一片断，反映的是其性格中的某一方面。这些形象往往非常生动传神，能给读者留下极深刻的印象。如“ 晋灵公不君”中，鉏麑、提弥明、灵辄三位武士；另外还揭露了暴虐昏庸、贪婪荒淫之辈，肯定赞扬了忠良正直之士以及善于辞令的外交家，如烛之武、宫之奇，等等。 《战国策》：刻画人物性格神形毕现，有立体感。描写人物，以极少的笔墨，通过人物的语言动作、内心活动和某些细节的描写，展示不同人物的鲜明性格。尤其是作者笔下的外交人物更为突出。他们或语挟风雷，慷慨陈辞于大国之间，或委婉机智，从容游说于诸王之中，论理叙事，进退有节，出色完成外交使命。既体现了时代思想观念的变化，也体现出战国游士、侠士这一类处于统治集团与庶民之间的特殊而较为自由的社会人物的思想特征。且所写的人物是极其复杂的，其中有不少是追求个人功名富贵的利己主义者，有排难解纷而无所取的“天下之士”，如鲁仲连的义不帝秦。也有意在收买人心、焚卷“示义”的冯谖(齐策四)；敢于反抗强暴，蔑视王侯的义侠和高士。如唐且的“布衣之怒”(魏策四)；还从侧面揭露统治阶级女性固宠的斗争和宫闱的丑行，如郑袖的谗害魏美人(楚策四)以及善于劝说的辞令家，如触龙，邹忌。等等。 比较：《战国策》描写人物的性格和活动，更加具体细致，也就更显得生动活泼，反映了战国时代各种历史人物的精神面貌。《左传》描写人物，大抵是简笔的勾勒。另外一方面《左传》与《战国策》的说辞，呈现出不同的风格。（1）在陈说方式上，《左》以理服人，《战》以声势夺人； （2）在陈说内容上，《左》持之有故，信而可征，《战》则间杂鄙俚；
田德禄教授学术思想学习心得 中医药文化是我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中华民族的健康作出了重要贡献。祖国医学源远流长，昔岐黄神农，医之源始；汉仲景华佗，医之圣也。中医中药都需要传承，没有传承就谈不上发展，中医名家的学术经验是保持和发扬中医特色的重要组成部分，继承并发扬他们的学术思想无论对中医药事业还是对个人都是大有裨益的。研究生阶段开展《中医现代名家学术传承》这门课程，不仅使我们领略了现代名家的风采，同时也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认识名家、学习名家的良好机会，实乃大幸。通过对“田德禄教授学术思想”的课间认真学习和课后仔细钻研，深深被田老的学术思想和医术医德吸引，田德禄教授消化系统疾病诊治为专长,对脾胃病有独特的认识和丰富的经验，细细钻研其治病经验,受益匪浅。 田德禄，主任医师、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首席专家，全国第四批老中医药专家继承工作指导老师，享受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师承著名中医学专家董建华教授。田德禄教授从事消化内科的临床、教学、科研30余载，精研中医经典及各家著述，既娴熟于中医传统辨证，又能结合西医对病的研究。厚古不薄今，集思广益，博采众长，学术上既继承前人，又不囿于成说，颇具特色。用药不尚矜奇炫异，看似平淡，寓意深刻，层次分明，配伍精当。治疗胃病不仅经验丰富，且独成体系。现将田老治疗脾胃病等学术思想和临床经验回顾如下。 一、治胃三法、和降为先 胃病病位在胃，治应以胃为本。胃为阳明燥土，多气多血，生理上以和降为顺，病理上以胃气塑滞为主。田德禄教授治胃以清、润、降三法括之，而三法之中，尤重和降。胃病之由或因外感六淫、或因七情内伤、或因饮食劳倦，必影响胃的和降功能乃为病也。诚如《景岳全书》所言“多有因食、因寒、因气不顺者，然因食、因寒，亦无不皆关于气。”和降胃气则利于胃腑功能的恢复，即“六腑以通为用”、“胃气以通为补”之意。田德禄教授深得《医学三字经》的“三气病，香苏专”之旨，多以香苏散出入。因紫苏理气和胃通降之力稍逊而有偏燥之嫌，而以苏梗易之，并加荷梗一味，一升一降，寓降于升之中。夏月则用苏、菠梗，又多加焦三仙以助胃受纳腐熟功用的恢复，并据感邪之不同随证加减。《丹溪心法》言“六郁则蒸热，热久必生火……”。古方中多以山桅子为热药之向导，
建国以来《史通》研究综述 摘要：《史通》是我国第一部史学理论著作，在中国史学史上具有重要意义。它涉及历史概论、历史编纂学、史学史、史料学和目录学等学科，内容及其丰富，颇多精当之论，是史学史上的一部恢弘著作，给后人以及大启示，后世学者也从不同角度对其进行研究，并发表了大量的有价值的论文和著作，本文就建国以来对《史通》的研究做一综述。 关键字：刘知几《史通》研究综述 产生于盛唐时代的刘知几的《史通》，是我国古代最系统、最具特色的体例完备的历史理论著作。刘知几《史通》的著作思想与方法，对我国传统史学理论的深入研究，具有重要参考价值。近代学者梁启超在总结《过去只中国史学界》一文中就认为：“自有左丘、司马迁、班固、荀悦、杜佑、司马光、袁枢诸人，然后中国始有史；自有刘知几、郑樵、章学诚，然后中国始有史学矣！”对刘知几在我国古代史学史上的地位做了充分肯定，梁氏所作的评价，并非言过其实。后世对其《史通》的研究也是颇有建树。 一、史通的学术渊源、流传情况及影响 “史通的产生是史学发展的要求，”“孔子作《春秋》，不仅建立编年史体的雏形，而且对后来的史学思想有着重大的影响。司马迁著《史记》，则又创立了以人物为中心的纪传史体，由于统治者的利用，政治形势发展的要求，加之史学家的竞相模仿，因而在史学发展中一直处于优势地位。”“可是由于后世史家大多袭其成法而不加变通，以至变成了如守科举之成法，如治胥吏之簿书，只知求全于纪表志传之成规，不敢稍作破格变通之尝试，于是这种史体逐渐失去了它应有的生命力。刘知几的《史通》，正是面对着史学发展所提出的要求而写作的。”① 白寿彝指出：《史通》“在形式上有近于《淮南子》的‘牢笼无地，博极古今’。……在内容和精神上，吸取了扬雄《法言》的传统，以反对诡说异辞；继承了王充《论衡》的观点，以攻击欺惑牴牾；重视了应劭《风俗通》的方法，以化除拘忌。并吸收了应劭辨识人物兼偏长短，陆景品藻贤愚善恶，刘勰评论古今文章等特点。”② 许冠三以为：“刘知几师承遍及四部。……但其中以《左传》、《论衡》、《文心》三书尤具决定性作用。”“《左传》是刘知几史学入门师，仰慕的…述者之冠冕?，创建实录史学原理之实存典范，影响于《史通》字里行间。”“《史通》所言史之大用与要务看，更显得知几是《左传》学派之传人。”③ 许凌云提出，“刘知几继承了孔子、司马迁以来的优良史学传统，继承了扬雄、桓谭、王充以来的批判哲学的战斗风格，也继承了前人著作，尤其是 ①仓修良：《中国古代史学史》，人民教育出版社2009年版第214页 ②白寿彝：《中国史学史论集（二）》 ③许冠三：《刘知几实录史学探源》，《中华文史论丛》1982年第2辑
学术思想和创新思想 学术思想和创新思想 (1) 【资料1】什么是创新以及创新的类型？（宋圭武） (2) 【资料2】创新思想 (3) 【资料3】什么是科学思想？（蒲幕明） (3) 【资料4】科学思想的核心是什么？（袁正光） (3) 【资料5】什么是创新？（姜小光） (4) 【资料6】什么是创新能力？怎样获得创新能力？（姜小光） (4) 【资料7】创新与基础知识的关系（马灵玲） (6) 【资料8】从《毛泽东选集》中看出毛泽东思想（顾红静） (7) 【资料9】科技创新中的真理观与价值观（孙国际） (7) 【资料10】科学精神是什么？（张泽院士） (9) 【资料11】科 (9)
【资料1】 什么是创新什么是创新以及创新的类型以及创新的类型以及创新的类型？（？（？（宋圭武宋圭武宋圭武）） 什么是创新？创新既是思想的创造，也是思想的创造成果。创新主要有三种类型：思想创新、科学创新、技术创新。 思想创新是最广义的一种创新；科学创新是思想创新在科学上的扩展；而技术创新属于实务型创新，其深层的背景是思想创新和科学创新。对于三种类型的创新而言，思想创新是基础性的，科学创新是方法论的，而技术创新则是工艺性的。三者属于不同的层次和范畴。 宋圭武认为，专制集权制度是导致中国缺乏创新的总根源。第一，专制集权存在的不合理性必然要极力压制社会的思想创新和科学创新。在集权制度下，思想只能是一元的，科学只能成为统治者的奴婢，否则，就没有思想和科学存在的余地。同时，集权体制也为消灭思想异己提供了一种体制保证。第二，专制制度下等级制的财富分配原则也不利于创新。这种等级制的财富分配依据是：级别和权力。级别越高，权力也就越大，相应分配到的社会财富也就越多。这种等级制度最终造成了财富分配的两极结构：一极是少数人有了大量的社会财富，另一极却是大多数人只能维持在生存线上。其结果是：对于占有大量社会财富的少数人，虽然有创新的实力，但他们却没有创新的动力，同时这些少数人更害怕别人创新；对于大多数挣扎在生存线上的人们，虽然有创新的需求，但没有创新的能力。第三，在专制集权体制下，由于不能形成有效的私有财产保护制度，从而技术创新的收益不能得到有效保护，这也直接减弱了创新的动力。第四，在专制集权体制下，由于权力的收益最大，导致人们将各种资源的大部分都投入到了权力的争夺上，而不是投入到创新上。 作者简介：宋圭武，男，1964年10月生，甘肃靖远人，毕业于西北师范大学数学系和上海交通大学研究生院经济学专业。现为甘肃省委党校经济学部教授和校学术委员会委员，兼兰州交通大学研究生导师和中国三农问题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研究领域主要涉及经济理论和乡村发展及中国经济改革等方面。在《光明日报》、《农业经济问题》、《战略与管理》、《中国农村观察》、《经济学家》等刊物公开发表论文150多篇，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中国经济出版社等出版社出版专著5部。 【资料来源】宋圭武. 宋圭武：中国的问题是什么问题？摘自国际金融投资网 https://www.doczj.com/doc/6316226239.html,/Article_Show.asp?ArticleID=11582&ArticlePage=1
论章学诚的学问观 [ 09-01-21 13:16:00 ] 作者：裴元凤编辑：studa0714 摘要：章学诚在乾嘉考证学盛行之时，提出了独特的学问观，对繁琐的考据学风有所纠正和补救。章学诚的学问观是以“学问”和“功力”之辨为基础，以“性情”而入，“博”与“约”的相互结合，达到对“道”的全知，最终以“贵开风气”、“去弊而救其偏”的经世致用为目的。他的学问观在思想史和文化史上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章学诚；学问观；清代学术 章学诚(1738-1801)论学贵“心得”和“一家之言”，在其《文史通义》中对学术多有独特的见解，吕思勉即评日“精深透辟，足以矫前此之失，而为后人导其先路者甚多”。他结合自我的为学经验对“学问”与“功力”作了精辟的论述。章学诚逆乾嘉考据学风明确地提出了自己的治学主张，对后世学者有着很大的启发意义。 章学诚处在乾嘉学术鼎盛时期，其时考据之风盛行。以戴震和钱大昕为首的学者提倡“经学训诂”的学术方法，试图通过“诠释古训，究索名物”以达到对六经的彻底而正确的解释。章学诚反对这种皓首穷经、无关世事的学术方法和学术态度，认为学术应该“经世致用”，提出“文史校雠”的治学途径。与主流学风的格格不入使章学诚的学术在当时不能彰显和光大，正所谓“生时既无灼灼之名”。然而正是处在当世学风之外，使他更能洞察乾嘉学界的弊端和隐患，“实斋著《通义》，实为针砭当时经学而发”。针对当时的学风，章学诚在书中提出了自己的学术主张和心得。 一、功力、学问与性情 “功力”和“学问”之辨是章学诚学问观的出发点。他认为“功力”和“学问”是不同的，它们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同时又有着显而易见的差别。“学不可以骤几，人当致攻乎功力则可耳。”(《博约中》)学问需要深厚的功力的积累，不可能一蹴而就；更不能因此就把功力当成学问，“指功力以谓学，是犹指秫黍以谓酒也”(《博约中》)。秫黍和酒的比喻形象地揭示出“功力”和“学问”的本质区别：两者之间要有一个转化的过程，更存在一个实质性的转变。在他看来“博学待问”并不是学问，“著述成家”才是真正的学问。著述之难前人多有论述，如顾炎武《日知录》十九卷中有“著书之难”条专门讨论此问题，他认为《吕氏春秋》、《淮南子》不能成一家之言，此二书不过是“取诸子之言汇而成书”，“今人书集一一尽出其手，必不能多，大抵如《吕览》、《淮南》之类耳”。其所持观点与章学诚的“纂辑”和“著述”很相似。“纂辑”指“搜罗摘抉，穷幽极微”，“著述”则指“专门成 学”(《博约中》)。“纂辑”虽然是博闻强识之学，但它只是记诵之学，没有达到由博而返约，它只是学问的一个阶段，而非终点，只是求学的功力，不能自立。而要使“功力”转化成“学问”，其中一个重要的因素是“性情”，
学术与学术思想阅读附答案 ①1911年，梁启超写过一篇文章叫《学与术》，其中有一段写道：“学也者，观察事物而发明其真理者也；术也者，取所发明之真理而致诸用者也。例如以石投水则沈，投以木则浮。观察此事实以证明水之有浮力，此物理也。应用此真理以驾驶船舶，则航海术也。研究人体之组织，辨别各器官之机能，此生理学也。应用此真理以疗治疾病，则医术也。学与术之区分及其相关系，凡百皆准此。”这是迄今看到的对学术一词所作的最明晰的分疏。学与术连用，学的内涵在于能够揭示出研究对象的因果联系，形成建立在累积知识基础上的理性认知，在学理上有所发明；术则是这种理性认知的具体运用。他反对学与术相混淆或者学与术相分离。严复对学与术的关系也有相当明确的界说，此见于严译《原富》一书的按语，其中一则写道：“盖学与术异。学者考自然之理，立必然之例。术者据既知之理，求可成之功。学主知，术主行。”用知与行的关系来解喻学与术两个概念，和任公先生的解释可谓异曲同工。 ②中国古代还经常讲道术。“道”标识着学问的方向。对一个学人来说，为学的目的是最为重要的。严复在为《涵芬楼古今钞》作序时指出，做学问的目的就在学术本身，学术以外没有也不应该有目的，因而也可以称作“为己”之学。而诗词书法一类传统文士人皆能详的技能，不过是一种工具，也就是术。他认为，如果一个人为学的目的是为了猎取功名利禄，所掌握的术再精良，也只能是“为人”之学，真正的学者必不取此种态度。中国传统学术，既讲学，又讲道。道这个概念，用现代一点的说法，不妨可以看作是天地、宇宙、自然、社会、人情、物事所固有的因果性和规律性，以及人类对它的超利害的认知。 ③学术思想则是人类理性认知的系统化，而且须有创辟胜解，具备独到性的品格。系统又独到，属于思维的成果，具有形上之学的特点。“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造学之途有百，而其要期于明道。”学术思想的根本特征应该是“即器以明道”。元朝时，罗马教皇以七大术介绍给元世祖，包括文法、修辞、名学、音乐、算数、几何、天文。然而此七项大都关乎技艺，也就是器，属形下学的范畴，与学术思想迥然有别。学术思想是否发达，是一个国家或者民族文化发达与否的标志。当我们习惯地称某些国家有悠久的历史文化传统的时候，其实就是说这个国家的学术思想发达。 ④既顺世而生又异世而立，是学术思想的另一个特点。顺世而生，自不待言。没有哪一种学术思想不是特定时代和世代的产物，连虚幻的不结果实的花朵也可以振叶寻根，找到它赖以开放的或直接或间接的社会环境的根源。但我们需要注意，是顺世而生，可不是顺势而生。学术思想与权柄和势力天然地缺少缘分。不仅如此，它顺世却不随俗，就其发生来说有顺世的一面，而就其存在来说又有异世甚或逆世的特点。 ⑤覆按历史，一种学说或一种学术思想的遭遇却没有我们想象的那般幸运。往往越是具有独创性的思想，越不为当世所重。所以孔子有陈蔡之厄，孟子有“不得已”之辩；韩非饮鸩，孙子膑足，史迁宫刑，班氏狱死；阮籍临歧而痛哭，嵇康佯狂而不羁；罗什折翮于北国，玄奘历险于西土；韩愈受黜行三千里路，苏轼遭贬困琼海之滨；阳明承廷杖之辱，朱子遇罢祠之变；戴震中岁衣食不济，颜元苦行骨肉难全；李卓吾幽铁窗自刎而死，王夫之筑土屋匿于深山。一部学术史，
浅谈章学诚的“六经皆史“说 浅谈章学诚的“六经皆史”说章学诚，字实斋，浙江会稽人，生于清乾隆三年（公元一七三八年），卒于嘉庆六年（公元一八0一年）。他是我国封建时代杰出的史学家之一，以作《文史通义》八卷、《校雌通义》三卷和《史籍考》著名。《文史通义》是他的代表作，这部书纂集了他研究史学的心得，不仅批判了过去的文学和史学，也提出了编写文史的主张。“六经皆史”是章学诚在其《文史通义》内篇一《易教上》的第一句，亦即全书开端第一句，开宗明义提出的重要论断 ,并成为章学诚理论体系中的一个重要命题。而长期以来 ,学术界围绕这一命题众说纷纭。本文从以下六个方面来阐述我对章学诚“六经皆史”说的一些理解。一、“六经皆史”命题的提出有不少关于评述章学诚学术思想的文章 ,几乎都肯定“六经皆史”的观点是章学诚首创的。柴德庚先生在《章学诚的学术思想》(载《光明日报》1963 年 5 月8 日第四版)一文把这个命题说成是章学诚的“一种创见”，周予同、汤志钧先生也认为章学诚以前 ,虽已有人提到“经”、“史”的关系问题，但同章学诚的“六经皆史说”却大有区别。因而肯定“六经皆史”的命题是章学诚大胆地提出的。仓修良先生则不同意上述提法 ,他认为“六经皆史”的命题并非章氏所首创。仓修良先生是研究章学诚比较透彻的人物之一，著有《章学诚和〈文史通义〉》等书。我的观点和仓先生的比较相近。在章氏之前间接或直接提出类似说法的有许多学者 ,比较重要的有隋代王通 ,明王守仁、王世贞、胡应麟、李贽 ,清顾炎武、袁枚。仓修良先生认为“六经皆史”的命题至迟在明代中叶已经出现 ,王阳明《传习录》卷一 ,载与其弟子徐爱对话已提出此 意,“爱曰：‘先儒论《六经》,以《春秋》为史 ,史专记事 ,恐与《五经》事体终或稍异。’先生曰：‘以事言谓之史,以道言谓之经 ,事即道 ,道即事。《春秋》亦经, 《五经》亦史, 《易》是包牺氏之史，《书》是尧舜以下史, 《礼》《乐》是三代史,其事同 ,其道同 ,安有所谓异”（《阳明全书》卷 一) 。王世贞在《四部稿》卷一四四亦云：“天地间,无非史而已 ,三王之世 ,若泯若灭 ,五帝之世 ,若存若亡 ,噫 ,史其可以已耶 ,《六经》,史之言理者也。”而大思想家李贽 ,在《焚书》卷五《经史相为表里篇》说得就更加明显了 ,他说：“《春秋》,一时之史也，《诗经》《书经》,二帝三王以来之史也 ,而《易经》则又示人以经之所自出 ,史之所从来 ,为道屡迁 ,变易匪常 ,不可以一定执也 ,故谓‘六经皆史’也。”据上所引 ,我们可以看出“六经皆史”的命题, ,既不是章学诚的创见,也不是到了章学诚才大胆提出的 ,前人在行文中都涉及到了 ,只不过章学诚将其作为重要命题提出来。二、“六经皆史”：“经”的“还原” “六经”原指“六艺”,包括《礼》、《乐》、《书》、《诗》、《易》、《春秋》,是孔子删订的 ,后来被捧为“经”。当时因为缺乏科学的分类 ,孔子把三代以来积累的所有知识都囊括在“六艺”里面 ,因此“六经皆史”事实上包含有“盈天地间 ,凡涉著作之林 ,皆是史学”这层意义。“六经皆史”实际上是“经”的“还原” 。儒家最基本的六种经典──《诗》、《书》、《礼》、《乐》、《易》、《春秋》，实际上都是“历史”（“史”）。把“经”还原为感性和具体性的“历史”，剥掉了在它上面所覆盖的其它任何非历史性的东西和抽象性的东西。这也意味着让失去本来面目的“经典”，恢复它的本然，把人们从习以为常的“经意”切换到他们十分陌生的“史意”中。章学诚对“经”所作出的这种大胆齐一的“还原”，是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