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心中的张学良
——读《张学良传》有感我们敬爱的周总理说过，“千古功臣”四字最能概括张学良先生。尽管在延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人们对这为曾经的英姿飒爽的大将军的评论总那么的两级分化，对他这人生的意义的评价是那么的褒贬不一，但是，在读了他老人家的传记之后，我个人来说，十分认同周总理的说法。我认同说张将军是中华民族的千古功臣，并非说张将军是无瑕的完人，相反的，他身上待遇哦一个凡人应该有的真实感。在他的身上有很多纨绔子弟公子哥的习气，那是因为他是东北王张作霖的长子呀。谁生在那样的家庭，大体都得吃喝玩乐吧。有人说他吃喝嫖赌抽俱全还能活100多岁如何如何的，尽是那四傲视说话，说那也是说说，权当玩笑罢了。真正让张将军处于风口浪尖的，就只有那两件事，一是918，另一个，就是是西安事变了。918事变，无需多说，作为守边大将，当时北中国的最高行政军事长官，面对敌人的侵略不奋起反抗，无论如何都是错误的。我想在一点上，张学良将军自己也深深的自责，否则就不可能有以后发生的种种事情了。但是我还要说一点，张将军有他自己的过错，那么作为当时中国最高领导者的蒋介石在处理918事变上也有着不可推卸的果实责任。因为，他没有采取抵抗、反击的动作。他面对侵略也是坐着看，然后祈求国联的调解，没有一点反抗外辱的气节。英雌，我看来，918事变由一个突发的事件继而坐实成为东北沦陷的事实，不是张学良一个人的责任，而是政局的责任。再说西安事变，其实看过各种张学良的事迹，我们不难发现一个事实，那就是张学良是一个非常忠厚非常善良的直性子人，甚至可以说相当单纯，这种性格的人处于一个这么重要的位置上，的确是很容易出事。也许是因为他的这种性格的存在，才会有显示变得发生。回到西安事变本身上，当时的张学良身背国恨家仇，头上顶着“不抵抗将军”的骂名，心情当然不是滋味。而蒋介石调东北军去西北打仗，这既令东北军因远离乡土而致士气低落严重受挫，又因为蒋介石不停的催战而使华北面临的危机如遇加重。在中国人继续打中国人，与中国人团结一致、共御外辱这两个选项上，如果让其他的政治家去选择，也许他们会踟蹰不前，或希冀第三条路。但是在单纯的张学良这里，没有其他的答案！选项对于他来说，其实就只有一个。西安事变过去好久了，现在有些吃饱了撑着的人发出种种非议，他们就想不到如果没有西安事变，那么蒋介石当时势必调“中央军”精锐到西北打红军，双方如此消耗下去，到了七七事变之时，面对日军的突然侵略，我们中国人拿什么抵抗？可以说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千钧一发之际，是张学良将军用一生的命运挽回了局势。再次回到我的观点，就是张学良也许不是一个合格的政治家和军事家，但他是合格的中国人！不计私利的政治家，在政坛上也许会被看做傻瓜；不计私利的军阀，除了张学良将军找不出第二个。西安事变只是张将军作为一个爱国的中国人，一个失去故土的东北人，一个身背国恨家仇的将领的本能做法，真正让张将军永垂中华青史的，则是东北易帜
那黑土地啊，奉系的地盘，可是张作霖和一帮能人将士用十几年打下来的。作为东北的地方军阀，张家又怎会无条件服从任何人的号令？当时东北军又十万之众，打内战可使一股强大的力量啊，然爱国张家征得不买蒋家的账，蒋介石亦无可奈何。更何况小日本视东北为自己的势力范围，而蒋介石又对日本人有三分惧意，所以南京国民政府对奉系是一点办法也没有。皇姑屯事件之后，把日本鬼子戏耍的恼羞成怒的张大帅被炸死，东北的大权，落在了不到30岁的张学良手中，东北的前途，也掌握在他的手里。何况在东北举足轻重的元老们，大多看不上蒋介石，张学良大可自立山头树反对易帜。在当时，如果换成是你或者我，那会怎么做？实话实说，凡有一点私心的人，都不会放弃这么巨大的利益诱惑而去服从一个刚刚和自己打完仗的政权。但是张学良就是张学良。1928年底，东北易帜，中华民族再次统一。
有人说，这不都是张学良一个人的决定吗？东北已经在自己的手里了，像将自己的东西送给别人，这有什么难的？但是，这么说的人要知道，当时日本人的势力是有多大，气焰是有多嚣张；还要知道，当时东北高层内部的反对声有多激烈，张学良是顶住多少的压力。况且，在当时的强权时代，如果一块领土没有国际法的认可，弱势的一方你是不可能守住的。那外蒙古，从清代开始就是中国领土，但是到后来就是保不住。东北也同意道理，如果张学良不易帜，那么东三省当时就不是国民政府管辖，以后出了什么事，你真的说理都没地方说，苏联人能让贫瘠的外蒙古独立了，要是某个列强硬是不放过沃野千里的东北黑土地，四万万人又有谁又底气说不？！所以说，东北易帜从形式上使中国完成了统一，从这以后无论哪条国际法，都不能把东北从中国分裂出去。即便日本人强占东北并扶持傀儡政权，一样不被国际社会所认可。正是因为东北易帜，二战后东北才能顺利的回到中国的版图，从这一点上说，张学良将军当之无愧的是中华民族的千古功臣。敢问在如今的台湾，又有哪一位仁兄，能像张伟人那般，站出来，宣布台湾易帜呢！时光流转，现在张将军早已作古，但是爱其巍峨的身影后，仍然断续传出人们的不小议论声。在近现代的中国，有很多被追捧上神台的英雄；在当代的中国，被追封的英雄和被翻案的“好人”也不在少数，但又有多少人能做到张学良将军所做的、真正惠及后代的事迹呢？放弃私利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在先，力挽民族危局于即到在后。还是那句话，他也许不是个精明的政治家，但是他是个对民族立有大功的中国人。
论张学良将军
张学良将军，这位曾在中国历史上极具震撼力的人物。当我品读他的一生时，内心颇有感触。从东北易帜到西安事变，从这些具有历史性意义的事件身上，我们可以进一步走进张学良将军。
东北易帜，是奉张割据东北地方政权一件大事，易帜以前，张是关外王，易帜以后，就成了地方政府，听命于国民党中央了。从这一重大事件的处理，可以看出张学良之果断与民族气节。
因为在决定这个问题时，内有老臣宿将之反对，外受日本帝国主义之威胁利诱，要冲破这两大阻力，不是很容易的事。
回首1928年的东北，日本军阀在皇姑屯炸死张作霖，原期必然引起东北内部之混乱，可以乘乱攫取东北更多的权益，岂料张学良能平静无事继统大业，局势稳定，使日本无机可乘，乃改变手法，鼓励引诱张学良拒绝南方国民党之招降拉拢，由日本大力支持。在东北建立一个独立的政权，与南方抗衡。可谓“日本人”之心，路人皆知。日本处心积虑要侵吞中国东北，这是日本军国主义向外扩张的基本国策，是决不会改变的，日本军阀是把中国的满蒙看作大和民族的生命线，对东北的侵蚀，决不放弃任何一个机会。日本对张学良威胁利诱。可见，武力权势无法使一个人改变自己的信念及对祖国的忠诚。张学良心中明白：换不换旗这是关系东北前途，也关系中国大局的问题，日本不愿意我们换旗，其用心所在，大家都清楚，就是要要挟东北独立，但要俯首听命与他，做一个傀儡。这等于出卖民族利益，成为历史罪人，再者，先大帅尸骨未寒，岂能认贼作父，良心上也不许。要靖国难，报家仇，只有全国统一，合理对付日本，换旗以后，北伐军要进兵关外，师出无名，而且只要拥有实力，也不会失去自主。张就这样冲破了外部与内部的阻力，东北易帜。从此，北洋军阀不再作为独立的力量继续存在，这样，中国完成了自鸦片战争以来的第一次全国统一。
且不说家仇，试想，如果张学良将军在日本的诱惑下同意日本在东北建立伪政权。众所周知，东北是日本打开中国的门户，如果日本阴谋达成，内外勾结，日本将以东北为根据地，进一步加快侵略中国内地的步伐。用国的资源，人力攻打中国政府，杀害中国百姓。从这一层意义上来讲，张学良将军将民族大义展现的淋漓尽致，更像日本人展现了国人的气节。但
为什么对于日本入侵东三省，东北军不抵抗？张学良在一次回答记者问题时，明确回答说：“是我们东北军自己不抵抗的，我当时判断日本人不可能要占领全中国，我想尽量避免刺激日本人，不给他们借口扩大战事。我们采取‘打不还手，骂不还口’，但最后不能‘杀不出血’。杀到全中国来了，我们只能拼死一搏。我承认那时判断失误。”我想，除了所谓的“错估局势”，张学良可能还有不愿意直说的原因，那就是东北军根本不是日本关东军的对手，如果抵抗就是全军覆没。包括张学良在内的中国军阀们，都使靠部队多少存在的，没有了东北军，就没有了张学良的地位。张学良曾为争夺铁路权率东北军和苏俄军队交过手，结果大败，被迫签订屈辱条约。那次惨败，等于向日本展示了东北军不是东北虎，而是纸老虎。1933年3月热河一战，日本仅用128名先头骑兵，几乎兵不血刃就占领了热河省会承德，可想而知东北军的战力。当时进攻东北的日本军队只有几万人，而热河失手，故张学良的体力和精力，知识和训练，都不是能够担当这种重大而又危急的局面的。另外，张学良既无指挥能力，又不亲赴前线督师，但却恋权不放，陷东北百姓于水火，，贻误国家。东北军的不抵抗使张学良东北易帜的英明黯然失色。从整个抗战北京来看，蒋介石对张学良在东北不抵抗基本是持某种默许态度的，主要原因是蒋对当时中国和日本的军事实力悬殊有比较清醒的认知，倾向于忍让、不扩大事端，以争取事件。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张学良采取不抵抗，在策略上也不完全是错，它可以为国民政府保存一定军事实力，以后从长计议。因此可以说，东北不抵抗是张、蒋两人的共识。
东北军的不抵抗使学良东北易帜的英明黯然失色。我个人认为张学良的不抵抗也都有他自己的酸楚。如果张学良没有东北军做后盾，蒋介石恐怕不会容忍张的存在。
西安事变再一次将张学良将军推到了历史的风口浪尖。双十事变，全国的目光聚集西安。张学良为什么发动兵谏？
热河是受后，全国舆论沸腾，责骂政府无能、不抗日。据大陆作家王朝柱的《张学来那个和蒋介石
一书(台湾国际村文库书店93年出版)中引用的张学良秘书王卓然当年的日记，热河失守后，蒋介石曾和张学良密谈，蒋介石说，现在全国群情沸腾，我们两人（指张蒋）同乘一条小船，现在风浪太大，必须下去一人否则船沉；将来军事平稳，下船的人再上来，张学良表示：“我身体不好，精神萎靡，东北失守…….这次热河失守，我更是责无旁贷。愿引咎辞职。”随后张学良下野，去欧洲“考察”。从此张学良被人骂为不抵抗将军。“本来是张、蒋的共识——为避免扩大事端而不抵抗，最后责任落在张学良一个人身上。张学良的痛苦、压力可想而知。在中国没人不知道张学良将军，但是最近几年不知道怎么了，对张将军的质疑声越来越大，很多人甚至用很恶劣的语言攻击张将军，把很多不实之词加在他的身上。我不知道这是为什么，于是我善意的认为，这些人是历史盲，而不是别有用心。
如何评价张学良将军的历史功过呢？恐怕周总理说的“千古功臣”四字最能概括吧。
说张将军是中华民族的千古功臣，并非说张将军是无瑕的完人，相反的，在他的身上有很多纨绔子弟公子哥的习气，谁让他是东北王张作霖的长子呢？谁生在那样的家庭，大体都得吃喝玩乐吧。有人说他吃喝嫖赌抽俱全还活了100多岁如何如何，呵呵，这是小事，说说权当玩笑了。真正让张将军处于风口浪尖的，无非两件事，一是918，二是西安事变。
918事变，无需多说，传统上我们都说是蒋介石给张学良发了不许抵抗的密电，但是最
近几年，还有一种说法就是蒋介石没有发这样的电报，不抵抗是张学良自己的命令。其实，无论有没有蒋的密电，张学良在这件事上都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这点是必须承认的。作为守边大将，当时北中国的最高行政军事长官，面对敌人的侵略不奋起反抗，无论如何都是错误的。我想在一点上，张学良将军自己也深深的自责，否则就不可能有以后发生的种种事情了。但是我还要说一点，张将军有他自己的过错，那么作为当时中国最高领导者的蒋介石是怎么处理918的呢？他有抵抗有反击吗？他面对侵略的态度是什么？不也是坐着看，然后祈求国联的调解？丝毫没有一点反抗外辱的气节。所以说，918事变由一个突发的事件继而坐实成为东北沦陷的事实，不是张学良一个人的责任。
说到西安事变，也是传统说法和新派说法互相冲突。新派说法的种种，我就不多阐述了。但是我想这些用种种猜测质疑张学良将军的人，把张学良看的过于复杂了。其实我们看各种张学良的事迹不难发现一个事实，那就是张学良是一个非常忠厚非常善良的直性子人，甚至可以说相当单纯，这种性格的人处于一个这么重要的位置上，的确是很容易出事。
比如说中东路事件，老蒋说，中东路是不平等条约，你张学良要给我把路权从苏联人手里收回来。张学良根本不多思考，OK，既然领袖要我做，那我就做。根本不看当时东北军有无实力与苏联抗衡，也不考虑蒋介石此举是否有削弱东北军实力之意。结果呢？仗打了，输惨了，当初老蒋允诺的种种帮助一分一毫没有看见。这一仗东北军精锐部队损失惨重，同时东北军的实际战斗力被一旁观战的小日本看在眼里，可以说是满盘皆输。不要说换成老帅张作霖，就是换成任何一个其他的军阀，都不可能对蒋介石的命令如此言听计从的。随后爆发中原大战，即便吃了老蒋的暗亏，但是张学良并没有记仇，还是从大局出发率领10万大军入关调停，让蒋介石得以坐稳的位置，也让老百姓不再受战火的涂炭，更让中国维持了统一的局面。由此可见，张学良绝对不是一个虚伪的唯利是图的政治家，他是一个不计私利从大局着想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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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西安事变上来，当时的张学良身背国恨家仇，头上顶着“不抵抗将军”的骂名，心情可想而知。而蒋介石调东北军去西北打仗，一方面东北军远离乡土士气低落严重受挫，另一方面蒋介石不停的催战而丝毫不顾华北面临的危机。是中国人继续打中国人，还是中国人团结起来共同抵御外辱？这个问题如果让其他的政治家们想，会有很多种答案。但是在单纯的张学良这里，没有其他的答案！简单的人往往能做出最正确的决定。
西安事变过去好久了，现在有些吃饱了撑着的人发出种种非议，他们就想不到如果没有西安事变，那么蒋介石当时势必调“中央军”精锐到西北打红军，双方如此消耗下去，到了七七事变之时，面对日军的突然侵略，我们中国人拿什么抵抗？可以说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千钧一发之际，是张学良将军用一生的命运挽回了局势。再次回到我的观点，就是张学良也许不是一个合格的政治家和军事家，但他是合格的中国人！
不计私利的政治家，在政坛上也许会被看做傻瓜；不计私利的军阀，除了张学良将军找不出第二个。西安事变只是张将军作为一个爱国的中国人，一个失去故土的东北人，一个身背国恨家仇的将领的本能做法，真正让张将军永垂中华青史的，则是东北易帜。
我们都知道，奉系的地盘，是张作霖和一帮铁哥们十几年打下来的。作为东北的地方军阀，当然是不服从任何人的号令，包括当时的南京国民政府。当时东北军数十万之众，打内战也是一把好手，真要不服南京，你蒋介石能耐张家如何？何况当时日本视东北为自己的势力范围，蒋介石又是最怕日本人的，所以南京国民政府对奉系是一点办法也没有。皇姑屯事件之后，把日本鬼子戏耍的恼羞成怒的张大帅被炸死，东北的大权，落在了不到30岁的张学良手中，东北的前途，也掌握在他的手里。这时的张学良一方面手握重兵是土皇帝，另一方面日本人已经把话挑明（和他们合作如何如何，反之如何如何）。何况在东北举足轻重的元老们，大多看不上蒋介石，支持张学良自立山头反对易帜。当此时，换成别人会怎么做？
但凡有一点私心的人，都不会放弃这么巨大的利益诱惑而去服从一个刚刚和自己打完仗的政权。但是张学良就是做到了，1928年底，东北易帜，中华民族再次统一。有人说，这不都是张学良一句话吗，有什么难的？这么说的人一定要知道，当时日本人的势力有多大，气焰有多嚣张；要知道，当时东北高层内部的反对声有多激烈，张学良顶住的多少压力。还有人说，东北本来就是中国的，易帜不易帜区别不大。其实不然，在当时的强权时代，如果一块领土没有国际法的认可，弱势的一方你真守不住。就像外蒙古，从清代开始就是中国领土，看上去毫无争议，但是你到后来就是保不住。东北也一样，如果张学良不易帜，那么东三省当时就不是国民政府管辖，以后出了什么事，你真的说理都没地方说，苏联人能让贫瘠的外蒙古独立了，某个列强要是不放过沃野千里的东北黑土地，你能有什么办法？纵观近代史，这样的事太多了。
所以说，东北易帜从形式上使中国完成了统一，从这以后无论哪条国际法，都不能把东北从中国分裂出去。即便日本人强占东北并扶持傀儡政权，一样不被国际社会所认可。正是因为东北易帜，二战后东北才能顺利的回到中国的版图，从这一点上说，张学良将军当之无愧的是中华民族的千古功臣。
时光流转，现在张将军早已作古，然而他的一生，还是留给了后人很多谈资。在近现代的中国，被大书特书的英雄有很多；在当代的中国，被追封的英雄和被翻案的“好人”也不少，但是有几人能做到张学良将军的所做的呢？放弃私利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在先，力挽民族危局于即到在后。还是那句话，他也许不是个精明的政治家，但是他是个对民族立有大功的中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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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心中的张学良
我对张学良将军的崇敬是错从初中历史课堂开始的，只可惜自己贪玩儿，一直以来也没有静下心来好好翻阅一下他的一生，如今上了大学，由于种种原因，终于有机会见识到了这位有血有肉、有情有义、有胆有识的爱国英雄，也算是了却了我自己一个未竟的心愿吧！
张将军生于1901年6月3日，诞生于辽宁省台安县桑树林子乡，名学良，字汉卿，号毅庵，是奉系军阀张作霖的长子。一生投身战争事业，深谙用兵之道，军功卓著，声名显赫。1936年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从此开始了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囚禁生活，直至1991年才被允许离开台湾。后定居夏威夷，2001年10月15日，因病抢救无效在夏威夷逝世，享年101岁。
他说：“我的一生只到1936年。”是的，他的辉煌他的梦，一切都终结在了36年的寒冬。那年，他只有35岁。我们姑且叫这位英年早“逝”的英雄一生，少帅。
我不知道在中国乃至整个世界的文明史中有多少人能像少帅一样，仅用35年的生命便给后人留下了如此多的赞颂与争辩。这就好比一件商品的性价比，你出了同样甚至更少的见前，却收到了比别人高出几倍的成效。可想而知，少帅的一生是多么的绚丽、不凡与惊心动魄。最惊心动魄的便要数西安事变了，可西安事变也只是一切是非纷争的高潮，在那动荡的年月里，没有什么事情是可以单独拿出来说事儿的。
事情要从28年说起。那一年，少帅27岁。这一年制定是他一生中最重要是的转折点之一，因为在这一年，大帅被日本人杀害，少帅失去了他一生中最敬爱的人。悲伤是无法估量的，而且随之而来的重担更是让他无暇喘息，东三省这块日本人眼中的肥肉，现在一下子全落到了少帅的肩上。而这一年，他才27岁。接管东三省，他必须这么做，否则东三省的人民将全部沦为奴隶。从少帅秘密潜回奉天，到公开发表大帅去世的消息，再到接任东三省保安总司令，这一切的事宜少帅做得果决而冷静，他充分显示了他超凡的军事政治才能。而这一年，他仅27岁。年底，少帅作出决定，东三省与南京政府实行统一合作，从此，结束了军阀割据的局面，而东三省也从沦陷的绝境中有了重生的希望。
转眼到了31年的9月18日，日本人策划发动了令人发指的“柳条湖事件”，一时间，日本与东三省陷于千钧一发的境地。作为东三省总司令官的张少帅，自然是国恨家仇齐涌心头，誓于日本鬼子血战到底。可就在此时，少帅接到蒋介石的电报，其内容坚决阻止少帅与日本人交锋。此时的少帅也傻眼了，面对仇人的挑衅自己只能退避三舍？可军令如山，不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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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从。而且，纵使少帅一意孤行坚决抗日，仅凭东三省的兵力也只是以卵击石。在这进退维谷的境地，少帅再次冷静的做出了抉择：奉命不抵抗。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这口恶气，他忍了。可还有些事他真的忍不了，那就是全国人民的诽谤和唾骂！少帅心寒，可也无济于事。从此，他开始低靡，与两年后辞职下野，出国考察。
34年少帅回国，35年在庐山会见蒋介石，蒋重新起用了少帅，任命他为西北剿匪总司令，并限其3个月内剿灭“共匪”。少帅奉命来到西安，与共产党打了几场小仗，渐渐了解了中共联合抗日的主张，心理深是赞许，于是，于36年4月与周恩来秘密会晤，达成了“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协议。从此，少帅开始消极反共，并频频劝谏蒋介石实行抗日政策，软硬兼施，有理有情，可老蒋却以在反对，完全不予采纳。在替老蒋背了5年“卖国贼”的骂名后，少帅终于忍无可忍，况且国家危难，民族正当生死存亡之际，血性的少帅岂能苟且偷生！于是，他联合杨虎城于12月12日对蒋实行“兵谏”，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
西安事变一发生，立刻引起轩然大波。国内形势高度紧张，各国势力也蠢蠢欲动，整个中国格局瞬息万变，西安事变如何收场也成了燃眉之急。收到消息的中共中央立即派遣代表飞抵
西安，助少帅尽快解决西安事变。此二人意气相投惺惺相惜，推心置腹无话不谈，经过漫长的八天九夜，两人终于达成共识：和品解决西安事变，将蒋介石安全送回南京。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是中国乃至世界历史的一个重要转折点。此后，国共两党“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建立了抗日联合统一战线，中华大地映出火红的朝阳。
可与此同时，我们的少帅被蒋介石囚禁，开始了他半辈子的幽禁生活。
我们可以深切的感受到张少帅那炽热的爱国之情。蒋介石的夫人宋美龄为张少帅求情时曾说：“西安事变，（张学良）不要钱，不要地盘，要的是牺牲！”是的，张少帅为我们的祖国牺牲了太多，他的军衔，他的前程，他的生活，他的自由。在新中国成立的那一刻，每个人都是快乐的，但快乐的理由与方式却不尽相同，老百姓的快乐，是得到解放的单纯的快乐；毛主席的快乐，是完成使命的成就感；而少帅的快乐，我想，应该是一种心灵上的慰藉。看到五星红旗冉冉升起，少帅明白，他的牺牲，是值得的。
张少帅的忧国之深，爱国之切，天地为证，日月可鉴，世人有目共睹。但爱国只是他性格准哦个较为突出的一部分，一个有血有肉的英雄汉要想活的丰满，就必然要说说他的性格。
我认为，少帅除爱国之外，最大的性格特点便是坚毅。
少帅年轻时毒瘾甚深，发作时，头痛欲裂，生不如死，而他却能在七日之内戒除毒瘾，其中所受苦楚，非普通人所能忍受。这是他身体和上的坚毅，再来分析一下他心灵上的。28年，其父被日本人谋害，少帅虽心痛难当，却仍能以大局为重，坚毅之心，实为可贵。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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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少帅奉蒋介石之命，对日本对东三省的寻衅不予抵抗，因此被冠以“不义”之名，少帅内心的冤屈能有几人知晓？但他仍然挺立不倒，挽救民族于危亡，这份坚毅的品质，正如那巍巍雪山，任凭风霜雨雪，亦岿然不动。
说过了少帅短暂的一生以及爱国、坚毅的性格，我想再说说他与她周围的人们。他的父亲当然是必不可少的，不过他们的关系只一“好”字便足以概括，那些“不孝”“无耻”之类的诋毁，世人心中自有定数，多说无益；还有他的女人们，但那些也都是无关痛痒的题外话，不说也罢；唯独他与老蒋的关系，是盘根错节、纷乱如麻的，最值得一提。
悉看少帅与老蒋的关系，还是少帅为老蒋所写的挽联最为准确、深刻：“关怀只殷，情同骨肉；政见之争，宛若仇雠。”短短十六个字，便涵盖了他们之间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
西安事变之前，与中共达成“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协议的少帅，曾多次劝谏老蒋要先攘外、后安内，却屡屡遭到老蒋的强烈反对，后来少帅据理力争，与老蒋争执不下，到了36年12月初，他们的争执已达白热化程度，据少帅亲口回忆说：“（12月3日）我实在忍无可忍，愤然起身斥蒋：‘你这样听不得劝谏，这样专治，这样璀璨爱国人士，同袁世凯、张宗昌有什么两样？’蒋介石气的浑身发抖，猛地一拍桌子吼道：‘全中国只有你一个人敢对我这样放肆！出了你张学良，每人敢对我这样讲话！’”从之一小段故事我们便可以深刻的体会到少帅与老蒋之间的“情同骨肉”“宛若仇雠”的含义。
再举个例子。
12月25日，西安事变后的第13天，少帅不顾周恩来的强烈反对，执意要亲自送老蒋回南京。临上飞机的时候老蒋转身对少帅说：“汉卿啊，我看你不用送了。南京方面，恐怕会不原谅你，去了反而有麻烦…”少帅心智自己所做虽为民心所向，问心无愧，但对于老蒋，他
还是抱有一丝歉意，于是答道：“委员长，学良主意已定，为了抗日，我万死不辞！”老蒋“哦”了两声，似乎有些感动，而他一向冰冷如霜的眼中，也流露出一种让人捉摸不定的心境。被囚禁后，无论是在南京还是在台湾，每到一处，蒋介石都命人为少帅准备最好的宅院与厨子。唐德刚老先生层问过垂暮之年的“少帅”：“你觉得蒋介石原谅你了吗？”少帅答道：“原谅了，否则他便杀掉我了。”我想，蒋介石之所以幽禁少帅那么多年而没有杀掉，正式由于那如同骨肉的深情。
说了这么多少帅的生平事迹，我想我也该对少帅作出我自己的评价。少帅有胆有识有情有义，为人诚恳，待人坦诚，风流倜傥，青年才俊，不因循守旧，却又不玩物丧志，在个人恩怨与民族恩怨之间能做出正确的选择，处处以大局为重，冷静谨慎，心思细密，强烈的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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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主义情怀是他永恒的信仰，视救亡图存为众生之己任，可以说，少帅是中华历史上一位不折不扣的民族英雄。
看完了《张学良口述历史》这本书，感触颇多，于是想到网上搜寻一下大家看过这本书后的感想。令我失望的是，网上尽是一些对作者唐德刚老先生的抱怨，以及这本《张学良口述历史》如何如何不好，没有唐德刚老先生的笔迹之类的话。我看了这些感到很困惑，大家似乎只在意了书的本身，却不在意书的内容。不过随即我也想通了，那些个文人墨客都好舞文弄墨，只在乎书的本身，而只有那些真正懂历史、向了解历史的人，才会把书的内容记在心里，为心中的张少帅刻出新的模样，作出自己的评价，而不需要站出来为少帅作一句或褒或贬之辞，因为历史就是历史，谁也扭曲不了，谁也改变不了，公道自在人心，真相定会大白。我在此对张少帅甚深鞠躬，他的精神将永垂不朽。
浅谈影响城市地铁施工质量的主要因素张学良 发表时间：2018-08-22T17:19:23.693Z 来源：《防护工程》2018年第8期作者：张学良党磊杰[导读] 地铁建设由于受到地理位置以及其他各方面的原因，很容易存在安全故障。鉴于此，本文就影响地铁施工质量的主要因素展开探讨，以期为相关工作起到参考作用。 张学良党磊杰 西安市政道桥建设有限公司轨道交通建设分公司陕西西安 710000摘要：随着经济水平的不断提升以及我国城市人口的不断增长，为了方便出行，很多家庭都购买了私家车，从而使得城市的交通堵塞现象日益严重，为了改变这种现状，地铁在很多城市中成为为最便捷的交通工具，经过时间证明，发现城市中地铁的出现在很大程度上缓解的城市交通拥堵的现象。但是地铁建设由于受到地理位置以及其他各方面的原因，很容易存在安全故障。鉴于此，本文就影响地铁施工质量的主要因素展开探讨，以期为相关工作起到参考作用。关键词：城市地铁；施工质量；主要因素 1导言 地铁是我国城市公共客运交通工具的主要工具之一，对其建设发展可以很好的分散客流量，缓解交通压力，通过对地下空间的开发应用更好的促进城市的建设发展。但是地铁施工过程存在很大的复杂性，所以影响其质量安全的因素也就非常多，故而为保证其整体工程质量安全，就要求我们在以后的实际工作中必须要认真分析影响地铁施工质量的主要因素，并做好对其把控工作，以最终促进城市地铁工程以及城市经济建设水平的更好更快发展。 2影响城市地铁施工质量的主要因素 2.1原材料不合格 地铁盾构施工过程中用到的原材料很多，并且很多材料是其他工程中没有的，如管片、管片螺栓、管片止水条、各类注浆材料、盾尾脂、润滑脂、水玻璃、构配件等。这些施工原材料的规格和品牌各异，其质量指标如何直接关系到城市地铁的施工质量。调查发现，国内外很多地铁事故是由于施工原材料不合格引发的。如水泥或粉煤灰等注浆材料不合格，将直接影响管片背后的注浆效果和承载能力，严重的危害地铁施工质量安全。再者，一些管片设置密封垫的沟槽部位的混凝土振捣不密实，有很多气泡，这样的管片安装后常常会出现漏水。 2.2施工组织不合理 和隧道工程类似，地铁工程也属于地下工程的范畴，并且相对于隧道工程来说，地铁工程的系统性更强，更需要多专业的配合协调，因此合理的施工组织不仅是保障地铁工程施工进度能否顺利推进的关键，也是保障其施工质量的关键环节。很多地铁在施工过程中发生的坍塌事件大多是因为施工组织不合理引发的。例如，未合理调节盾构螺旋输送机的转动速度和千斤顶的推进速度，就无法准确地调节输送机的输送土量、刀盘转动速度、切削扭矩、千斤顶推力，从而无法准确地换算出盾构推进开挖土方量，从而导致体存储仓中的土压无法和土层中的水压平衡，引发开挖面支护失效。再如，未及时对盾尾进行注浆处理来填充衬彻外围产生的建筑空隙的话，就容易引发地铁附近地面的沉降破坏。 2.3施工工艺不规范 和其它土木工程相类似，城市地铁的每一个分部分项工程都是由很多工序组成的，而每一道工序都有其特定的施工工艺，只有所有的施工工艺都到位、都符合设计及规范要求，才能保障整个城市地铁工程的施工质量。在城市地铁的质量安全事故案例中不乏很多是由于施工工艺不规范引发的。而很多施工单位就是由于不重视一些小的施工工艺或者施工细节，才会酿成大祸。如，在盾构设备推进之前，未调整好盾构和管片的姿态，导致管片拼装时管片间发生错台，相邻管片之间的止水胶带没办法紧密贴合，从而引发管片漏水，而这种现象常常会一连出现好几环。 2.4现场监督管理不到位 地铁施工是一项系统工程，不仅需要其主体方——施工单位认真负责地施工，同时还少不了业主、设计、监理、检测、监测等单位的共同参与。尤其是监理、检测和监测单位，需要严格按照规范及合同要求加强对施工现场的监督管理，才能使得城市地铁的施工质量在可控范围之内。而现实发现，国内很多地铁施工现场的监督管理明显不到位。一方面由于施工队伍的垄断现象使得整个隧道、地铁施工市场风气不佳，施工单位本身对施工队伍的管理能力骗弱，常常出现“管不动”的现象。另一方面，监理、检测和监测等单位岗位责任缺失，甚至有的项目施工、监理、检测和监测单位“实属一家”，这些单位对施工现场存在的各类质量、安全隐患问题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现场管理力度严重不足。 3地铁施工质量管理措施 3.1制定安全生产责任制度 工程建设的安全是人们广为关注的问题，为了确保地铁建设工程的安全性以及提升地铁建设工程的质量，就需要相应的规章制度来规范施工作业，并且需要各部门配合做好监督工作，对于施工中存在的不符合施工要求的情况，应该及时予以制止，并对其加以改进，确保施工建筑能够按照计划工期有效开展，同时最大限度的保障施工安全以及确保工程质量。 3.2下穿管线施工保证措施 （1）在进行地铁工程施工作业之前，应该做好对施工现场周围管线以及车站上方的检查，并且在管线所属单位的协助之下，了解到管线布设的实际情况，根据实际情况，参照管线布设的特点对其采取相应的保护措施。（2）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应该对污水管、雨水管以及热力管线的漏水情况进行探明，根据实际情况决定是否采取增设防水内衬、洞内导流等处理措施，同时在施工过程中使用定向注浆技术，能够起到保护管线的作用。（3）对处于电力沟中的管线，在施工之前应该先对管线的工作情况以及周边的环境进行监测，同时还应该在管线所属单位的协助之下，提前做好管线的抢修计划，防患于未然，才能掌控施工中存在的各种局面，从而确保施工工作的顺利开展。（4）燃气管以及上水管存在压管线，因此，应该在有关部门的协助下，在施工之前完成紧急演练，根据演练中存在的实际情况来备足抢险物资，从而在遇到危险时能够对其进行有效掌控。
当时为什么没救张学良 张学良为什么已有了回乡之便，却又不肯返回祖国大陆?海内外媒体对此议论纷纭。下面是为大家整理的关于当时为什么没救张学良的原因和张学良至死没回祖国大陆的相关资料，一起来看看吧! 当时为什么没救张学良 除了某党会感恩戴德的说学良哥在最关键的时刻挽救了党挽救了中国革命，挽救了处于亡国灭种阶段的中华民族，我想没有人会对这样一个背主之徒抱有好感的。对于他所出身的阶级，他背叛了它;对于与他义结金兰的盟兄蒋委员长，他更是把枪口对准了那颗铮亮的光头;对于生他养他的东北大地，他更是无耻的逃兵，某本秽史可能会说是委员长命令他不抵抗的，但是拜托用脑子想一想，我们就会知道这是何等可笑的弥天大谎啊。对于军队就是命根子的军阀来说，抵抗日本人是得不偿失的事情。 九一八事变的主谋石原莞二在其回忆中提到：1931年9月，驻扎在中国东北的日本关东军只有一万零六百人的兵力，而张学良手下的东北军是四十四万八千人，日本国内甚至嘲笑关东军的军刀只是竹刀，但石原莞尔对此不屑一顾。他认为，张学良不过是一个花花公子。如果当时是常凯申(蒋介石)(这个名字要感谢伟大的北大教授的学术创造)在那里，他们的方案可能会有差别。六十年后，张学良回忆当年的情形说：我当时没想到日本人会这么干，所以没有下达抵抗的命
令，国人批判我是“不抵抗将军”，我不承认。但是我承认，我没有能识破日本人的阴谋。现在的说法把不抵抗说成是奉了常凯申的命令。问题是，常凯申从来没有真正统一过中国，他指挥得动张学良么?综上所述，谁会救他? 为什么张学良释放蒋介石 一、蒋介石已经口头答应了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大概蒋介石不签署协议是为了他伟人的面子，所以蒋以“一个国家领导人的人格保证”抗日。所以张学良和杨虎城兵谏的目的已经达到，自然应该释放蒋介石。 二、当时国民党内部分成了两派，一派主张攻打西安(比如亲日的何应钦)救蒋介石，如果这样，很容易造成国内更大规模的混战，也容易伤害蒋的性命(那何应钦就掌权啦)，这对抗日是十分不利的。另一派主张和平解决这次事件，就是主要是宋美龄，宋子文等蒋介石身边的亲近人的想法，由于这些人的奔走吧，和张学良见面谈判，也促成了张学良释放蒋介石。 三、据说当时共**dang里有人要求杀蒋介石的，但张学良显然不能同意他们这么干的，还有周恩来等一些理智的人的劝阻吧，蒋才得以平安。 四、张学良一向视蒋介石为最高领袖，从来没想过要伤害蒋或者杀蒋，所以把蒋抓来，也要把蒋安然无恙地放回去。 张学良为什么至死没回祖国大陆 正是由于张学良在第一次访美后并没如愿返回他毕生翘首的祖
关于张学良的评价 以前，听到的有关张学良的事情和评价，有大部分都是负面的，特别是对张学良的消极评价更是很多，即使是在历史课上、教科书里，也没有对他的歌功颂德，反倒是认为他是国民党军的头子，做了很多危害国家、共产党的事情。我总觉得对张学良的评价是否有些过于偏颇了。最近，我查了很多关于张学良的资料和大家对张学良的评价。发现，果然如此，对张学良的评价确实有很多人是赞扬和崇敬的，但不乏有很多人持有反面态度。 很多对张学良评价消极的人都认为他是一个富家公子、纨绔子弟，做人风流等。他所执行的蒋介石“不抵抗”政策致使东三省沦陷，更是这些人对他进行批判的最有利把柄，可以说这是张学良人生的一个最大污点，足以使后人对他产生这种消极的评价并且是那么的理直气壮。 但是，对张学良的消极评价虽然有一定的依据，是不可抹去的历史事实。但只对张学良进行这些负面的评价，恐怕是对他的不公正评价，不客观评价。张学良为什么一直以来都被人称作“少帅”？“少帅”一词恐怕不是一个贬义词吧，这从另一个方面可以看出张学良在人们心目中还是一个响当当的大人物，甚至可以说是一个大英雄。 张学良不仅是英雄，而且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英雄。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张学良虽然在战争年代隶属于国民党军队，是国民党军的司令。比如：1928年6月，张学良任东北三省保安司令；同年12月，毅然宣布东北易帜，服从国民政府，被任命为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1931年“九一八”事变时，执行蒋介石不抵抗命令，受到全国舆论谴责；12月任国民党北平绥靖主任；1935年10月，任西北“剿总”副总司令，代行总司令职务。但是他所做的另一些事情对于祖国的统一，维护国家主权有很大的促进作用。比如说最为著名的“西安事变”，这便是他最为有利的正面评价证据。 在当时，面对全国人民要求抗日的呼声日益高涨，在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影响下，张学良曾多次劝谏蒋介石停止内战、联共抗日，但都遭到拒绝。1936年12月12日，他与杨虎城发动西安事变。事变发生以后，中国共产党坚决主张用和平方式解决事变，并派周恩来等为代表到西安帮助张、杨正确解决事变。西安事变使得和平统一战线形成，国共共同抗日的局面形成。不仅从危 机中解救了中国共产党同时也拯救了中国革命，让中国从内战走向了联合抗日并在一定程度上加强了中国人民内部的团结，为中国抗日战争做出了巨大贡献。但是，事变发生后，少帅却被蒋介石判刑，囚禁；受到蒋介石的监视长达50年之久。可以说，少帅为了祖国的统一和国家主权付出了很大的代价，做出了难得的牺牲。 在今天看来，无论张学良是服从于国民党也好，服从于共产党也好，他始终是坚守着自己的爱国热情。比如，在学生时代，他参加过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华的“二十一条”运动；从参加内战之时起，他就开始了反对当军阀，反对军阀割据和混战，反对军阀扰民害民，力主和平统一与和平建设，力主对外征战的思想与主张，致力于祖国的和平统一工作；1928年，为了反抗日本侵略，发动东北易帜；1929年7月挑起“中东路事件”，发动“抗俄战争”；1930年9 月武装调停中原大战，基本上制止了国民党新军阀之间的混战，为中国“再造统一”；对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有所醒悟，坚信惟有联共抗日才是出路。这些都说明了张学良的爱国情怀，他真正是一个爱国将领，不论是从中国共产党
浅谈西安事变始末 摘要：西安事变的爆发，绝非是偶然，在当时的国际形势下，中国本身所处的特殊情况下，西安事变是历史的转折点，也是中国命运的转折点，西安事变促使国共两党二次合作，统一抗日战线，对于抗日战争的胜利有着巨大的意义，无论是事变之前还是事变之后，中国的各种政治力量都在极力地争取国际舆论，西安事变前期的中国政治局势紧张，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国际舆论也是不利于中国的，中国民族矛盾日益上升至主要地位，迫使南京国民政府在力图缓和对苏关系的同时，寻找与政治对手中国共产党谈判沟通的渠道。西安事变所造成的历史意义也是不可否认的，西安事变发生后，中国的轨迹，民族的命运，也开始出现了转折点，对西安事变的实木进行深入研究，更能加深对西安事变的认识。 关键词：张学良、杨虎城、西安事变 正文：1936年的世界秩序是充满硝烟战火四起，太平安宁已经离去。法西斯政权已对世界和平构成了严重威胁，法西斯主义向人类社会公认的正义和准则开始了疯狂的践踏。也对西方大国首肯的原有“秩序”发起了公开的挑战，但西方大国对法西斯暴行采取的“不干预”政策任然没有根本改变，近看中国：日本占据我半壁河山，国家经济陷于瘫痪，蒋介石不抵抗的政策招致南京国民政府危机四伏，英美支持软弱无力，南京政府不得已将目光转向苏联。 一部中国近代史，就是一部中国人民反对外来侵略，维护民族独立和国家统一的抗争中，其中有许许多多的人和事，他们读中国历史的发展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一如七十四年前，在总过近代史上产生巨大的影响，并促使成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的——西安事变。 1936年毛泽东同朱德、周恩来等十三位红军高级将领联名写信给蒋介石，希望他当机立断，化敌为友，共同抗日，可是蒋介石却视毛泽东的忠告为软弱可欺，认为红军的处境已难以为继，于是变本加厉地调集三十万军队准备“围剿”。12月4日蒋介石和其他军政要员抵达西安，给张学良、杨虎城两人施加压力。向他们提出最后通牒式的两个方案。一、服从“剿共”就将二人的部队调往陕甘前线，二、不服从就将张学良部队调往福建、杨虎城部队调往安徽，退出陕甘，由中央军“剿共”，张学良、杨虎城下定决心采取非常手段，实行“兵谏”。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扣留了蒋介石和其他十多名军政要员，通告全国，提出了改组南京政府，停止内战，释放全国一切政治犯召开救国会议等八项主张，这就是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 西安事变后，各国的态度是：日本，既无顾虑中国民众的抗日情绪，不愿使之迅速激化，又期望亲日派上台，以更便利地遂行其变中国为其独占殖民地的企图，因而急欲山洞南京讨伐西安，挑起中国全面内战，坐收渔利的思想主导了其对华政策。英美，既考虑本国在华利益和侨民安全，又着眼与南京国民政府的“友好关系”，遏制日本对华侵略，维护其在花利益的需要，极愿事变所涉及各方选择“和解保蒋”。苏联，被日本列为“北进目标”，担心事变成为对日开战的借口，又面临德、意法西斯威胁，在自身利益驱使下苏联奉行谴责西安事变，主张“和解放蒋”的策略。法、意、德各自打着自己的算盘，法国支持英美的和解主张，德国虽愿意释蒋，又不愿支持主和派，意大利反对西安事变，主张中日亲善。总过共产党起初反应，中共领导层多数意见人呢为，下事变是革命行动应当罢免蒋介石，交人民公审，只有对她进行彻底清算，才能为全国统一抗日开辟道路。深思熟虑后的决断，中共果断放弃“审蒋”计划，有条件维护南京的正统，坚持以和平方式解决事变。以举国抗日为根本目标，使中共车工委主张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中坚力量，检定的站在西安一边，中共支持张、杨的革命义举，准备共同迎击南京亲日派发动的军事进攻，帮助西安各方面筹划和进行和平努力。西安事变是在非常特殊的历史环境下发生的，日本帝国主义的对我国的侵略，引起国内阶级关系的新变化，红军对东北军的打开使张感到“剿共”无出路，蒋介石一向用到“剿共”来消灭杂牌军，使张逐渐觉醒，东北军士兵强烈要求打回老家去的愿望促使张学良组岸边，中国共产党政策的积极影响，张、杨的强烈爱国心。蒋介石的顽固不冥等，都导致了西安事
少帅张学良 张学良（1901年6月3日～2001年10月14日），字汉卿，号毅庵，乳名双喜、小六子。陆军一级上将，汉族，祖籍辽宁海城，1901年6月3日（夏历4月17日）出生于辽宁省台安县九间乡鄂家村张家堡屯（旧称桑子林詹家窝铺）。人称“少帅”，奉系军阀首领张作霖的长子，民国四美男子之一。 张学良对中国的最大贡献，莫过于东北易帜。1928年，在皇姑屯事件后，张学良执掌了东北军政大权。面对日本人的步步紧逼，张学良毅然决定倒向南京，青天白日旗在东北飘起。从此，中国实现了辛亥以来的第一次统一。尽管这个统一还有许多问题，但却在民国史上是划时代的。在这一点上，张学良功不可没。 张学良在九·一八的不抵抗，正是困扰了他一辈子的奇耻大辱。东北易帜的目的，就是依赖全国的力量抗拒日本和苏俄。在抗日问题上，张学良打定主意服从中央。而此时的中央，根本没有对日开战的实力和准备。那些认为仅仅靠着东北军就能在九·一八事变中击退日本的人，不光是对事变前夕东北的双方兵力状况不清楚，而且恐怕有点判断上的偏差，同那种认为三元里抗英式的举动就能打败英国人的思路是类似的。不论有什么理由，不抵抗也是民族耻辱。抵抗打不过，不抵抗是民族罪人，这种两难之火，烤炙着张学良的良知。后来发动西安事变的动因，正在于此。 关于西安事变，是评价张学良的一个关键。在这一点上，海峡两岸的分歧最大。西安事变的实际后果大家都是十分清楚的，分歧最大正是在这种后果上而不是在动因上。张学良洗刷自己不抵抗将军名声的因素，在事变起因中占极大比重。至于杨虎城和中共，则是出于另外的考虑。多年以后张学良在对西安事变的自我评价中，称其误长官，害朋友，毁部下，莫此为甚，值得深思。 西安事变以后，张学良送蒋介石回南京的举措，是大手笔。正是如此，维护了蒋介石的威望，保证了蒋介石对抗战的领导权威。对于蒋介石来说，软禁张学良，也不是什么个人恩怨，而是为了解决东北军集团的遗留问题。对于这一点，国共双方似乎都有点顾左右而言它。 抗战胜利之际，东北的接收成为国共双方力争的焦点，国民政府内有让张学良出山的提议。如果南京方面让张学良出面回到东北，情况可能会有很大不同。对此，中共有一个十分厉害的策略，率先向蒋介石建议，请张学良出来回东北。这恰恰加剧了蒋介石的疑虑，而彻底否定了让张学良出山的提议。应该说，这个心理战，中共打得十分漂亮。 1949年以后，张学良成为国共双方都十分敏感的人物。中共方面，一直寄希望于利用张学良的声望。从诗作中，也可以看出来。1988年，吕正操（张学良的老部下）将1984年作的《浙东纪行》托张闾蘅（张学良五弟张学森之女）带给张学良，云：雁荡奇图屹浙东，剡溪九曲万山中。以血洗血高格调，逃台迁台小易盈。西京谈和安天下，羑里课易求不同。思君长恨蓬山远，雪窦双楠盼汉公。诗中的含义，自可细细琢磨。而张学良答诗也很有意思，曰：白发催人老，虚名误人深。主恩天高厚，世事如浮云。充分反映了少帅的态度。 张学良是公认的民国美男子之一，少帅的风流倜傥，连当年墨索里尼的女儿都对
历史人物评价张学良 The Standardization Office was revised on the afternoon of December 13, 2020
英雄的赞歌——少帅张学良 张学良，1901年6月3日(夏历4月17日)～2001年10月14日，字汉卿，人称“少帅”，奉系军阀首领张作霖的长子，民国四美男子之一。其一生颇具传奇色彩，前半生戎马征战，后半生却遭幽禁。谈到他，我们耳熟能详的包括“东北易帜”、“西安事变”、“九一八事件”，可以说他的一生是伟大的。 一个人的个性很大程度取决于他的生活环境，年少艰苦的生活条件造就了他坚毅的性格。父亲母亲的影响，也让他有了正直、冷酷、坚强的一面。在了解他的过程中，特别是在他的晚年回忆中，可以发现他喜欢开玩笑，平时则和蔼、平易近人，在公事上就刚烈正直，就是这样一个有人格魅力的人，却也真真实实地谴责自己是罪人。如此谦卑恭谨、正气浩然、明敏坚定、待人真诚的人是值得我们尊敬和敬仰的。然而他却也因为发动“西安事变”而饱受非议，从不同的政党角度来看，“西安事变”利弊各不相同。可是从他本人的角度来看，他的出发点却是为了“民族统一”大义。 张学良和他父亲张作霖是不一样的，他接受的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启蒙思想，厌倦军阀统治和封建主义的世袭制度。在西安事变后期送蒋宴会上他曾说：“一个人要有救国救民的志向，我父亲有我父亲的志向，我有我的志向。”他生平一贯的主张就是拥护国家的统一，他坚决反对内战，看到老百姓因内战被蹂躏失所，饥寒交迫，内心会非常难过和内疚，希望今后不要再打内战。西安事变结果——蒋最终获释，而国民政府提前停止剿灭共产党，中国建立形式上抗日战争统一战线就是对此的最好体现。同时，他也痛恨日本，绝不卖国，绝不事仇，曾立下生做抗日雄，死成抗日鬼的豪言壮语。对于“九一八事变”痛失东三省，我相信那并不是他愿意看到的，他也不愿意同胞受苦、惨遭蹂躏。在面对各界声讨与谴责时，张将军说“丢失东三省，我是有责任的，但我是奉命这样做的。”此话看来或多或少都有点推卸责任的意味，然而其后续做法却又让人看到了其真诚痛苦之处。“学生爱国无罪，如果有学生冲进来，要打不还手，骂不还口。”如此般委屈求全，内心苦痛无人能解，足见其心胸宽广和对人民的爱护。 提到张学良，我还是不想避讳其风流韵事。我认为，一个男子能吸引如此多女子为其倾心，足显其魅力所在。虽不足为外人道也，但也能反映其少年功成，才华非同一般。如此不可多得的人才，不引佳人倾心反倒不正常了。可以说，他一生功大于过，赞扬多于贬斥，我们还是应该以民族英雄的角度来对待他。
浅谈“精、气、神”与中医养生 明新杰 所谓“精、气、神”，是我国传统中医学和临床施治常用的术语，也是道教内丹学术语。从渊源上看，其概念均发端于先秦哲学与医学。自古以来，对“精、气、神”的保养，一直是中医养生的一个重要内容，为人体养生之根本，是维持人体整个生命活动的三大要素。《周易?系辞上》说：“精气为物，游魂为变，是故知鬼神之情状。”意思是说，精致的气凝聚而成物形，气魂游散而造成变化，考察物形的变化，这就能够知晓“鬼神”的真实状态。在上古哲学中，不仅有“精气”的概念，而且有“精神”的概念，《庄子?列御寇》在描述“至人”的生活状态时即使用了“精神”的术语。在《庄子》中，“精神”指的是人的“心志”。战国以来的“医家”既使用“精气”概念，也使用“精神”概念。如《黄帝素问?生气通天论》即说：“阴平阳秘，精神乃治；阴阳离决，精气乃绝。”《素问》这里所谓“阴”指的是蕴藏“精气”的脏腑（即五脏指心、肝、脾、肺、肾；六腑指小肠、胆、胃、大肠、膀胱、三焦。其中“三焦”是按脏腑部位和功能分为三个部位：心、肺为上焦，脾、胃为中焦，肝、肾、大小肠、膀胱为下焦。），而“阳”指的是保卫脏腑的外围组织，即卫、气、营、血（卫、气、营、血，即卫分证、气分证、营分证、血分证这四类不同证候。当温热病邪侵入人体，一般先起于卫分，邪在卫分郁而不解则传变而入气分，气分病邪不解，以致正气虚弱，津液亏耗，病邪乘虚而入营分，营分有热，动血耗阴势必累及血分。在《素问》看来，脏腑必须平和，而外围组织则应坚固而不泄漏。如果脏腑与外围组织不能配合，则精气就耗散不能生存了。故中医常讲“气行则血行，气滞则血瘀”，若形神俱损，精气耗尽，人的生命就终止了。 传统哲学与医学的“精神”与“精气”概念，又被道教所吸收，并且重组而成“精气神”。道教内丹学称精、气、神为人的“三宝”。“精”指的是构成人体生命组织的精华，这种精华可以从先天与后天两个层面来理解。“先天之精”，是与生俱来的，所以又叫做“元精”，它是本原性的精华，“后天之精”指的是人在性交时所射出的精液。与“精”相对应。“气”也有先天与后天的区分。“先天之气”是人体原发性的“气”，故而有“元气”之称，它体现了先天原火的推动。至于“后天之气”指的是呼吸之气，也就是宇宙空间外在之气，对于人的生存来说，呼吸之气也是必不可少的，但这必须通过“神火”的温养才能成为内丹修炼的能源。“神”在内丹学中，也有先天与后天之别。“后天之神”指的是“识神”，它的作用是认知与分别，这种“识神”对于学习知识是有用的，《道德经》称“为学日益”讲的就是如何通过“识神”的作用来增加知识；但就内丹修炼来讲，必须靠“先天之神”的观照。这种“先天之神”又叫做“元神”，它是人本来的自我慧光，元神之观照，是一个减损识神的过程，老子《道德经》称“为道日损”，就是排除识神的干扰，从而进入无为的直觉状态。这样，元神观照，而“后天之气”转换为“先天之气”，于是元精培补，生命便焕发出恒久的青春。古今人们常用的词如养精蓄锐、精力充沛、精神焕发、精神饱满、精神抖擞、意气风发、气宇轩昂、气壮山河、浩然正气、神采奕奕、神出鬼没、出神入化等等，都是用来形容具有“精、气、神”内涵的人的。炎黄子孙皆应具备精、气、神，所以，我们的祖国大地向称“神州大地”。 已故当代国学大师南怀瑾在《读黄帝内经谈智慧》一文中，对“精、气、神”的简述为：“天之在我者，德也”，上天是什么？形而上的。“地之在我者，气也”，“德流气薄”，即上天给我们生命的功能，地球给我们生命的力量。“故生之来谓之精”，“两精相搏谓之神”。而“随神往来谓之魂”，脑的思想叫魂；“并精而入者谓之魄”，魄是睡着了的那个气，往下面去的叫做鬼，往上冲的叫“神”。同时，南老又总结出了“心、意、志”三个词，论述得非常精辟。他认为：在中国文化中，精、气、神、心是分开的。心，就是我们能够思想、记忆、能够作用的能，心字上边那三个点，就代表精、气、神。可见古人造字时很有智慧。故“心有
在中国没人不知道张学良将军，但是最近几年不知道怎么了，对张将军的质疑声越来越大，很多人甚至用很恶劣的语言攻击张将军，把很多不实之词加在他的身上。我不知道这是为什么，于是我善意的认为，这些人是历史盲，而不是别有用心。 如何评价张学良将军的历史功过呢？ 恐怕周总理说的“千古功臣”四字最能概括吧。 说张将军是中华民族的千古功臣，并非说张将军是无瑕的完人，相反的，在他的身上有很多纨绔子弟公子哥的习气，谁让他是东北王张作霖的长子呢？谁生在那样的家庭，大体都得吃喝玩乐吧。有人说他吃喝嫖赌抽俱全还活了100多岁如何如何，呵呵，这是小事，说说权当玩笑了。真正让张将军处于风口浪尖的，无非两件事，一是918，二是西安事变。 918事变，无需多说，传统上我们都说是蒋介石给张学良发了不许抵抗的密电，但是最
近几年，还有一种说法就是蒋介石没有发这样的电报，不抵抗是张学良自己的命令。其实，无论有没有蒋的密电，张学良在这件事上都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这点是必须承认的。作为守边大将，当时北中国的最高行政军事长官，面对敌人的侵略不奋起反抗，无论如何都是错误的。我想在一点上，张学良将军自己也深深的自责，否则就不可能有以后发生的种种事情了。但是我还要说一点，张将军有他自己的过错，那么作为当时中国最高领导者的蒋介石是怎么处理918的呢？他有抵抗有反击吗？他面对侵略的态度是什么？ 不也是坐着看，然后祈求国联的调解？丝毫没有一点反抗外辱的气节。所以说，918事变由一个突发的事件继而坐实成为东北沦陷的事实，不是张学良一个人的责任。 西安事变，也是传统说法和新派说法互相冲突。新派说法的种种。但是我想这些用种种猜测质疑张学良将军的人，把张学良看的过于复杂了。其实我看各种张学良的事迹不难发现一个事实，那就是张学良是一个非常忠厚非常善良的
读《张学良传》有感 张学良这个名字，相信无论哪个中国人都是耳熟能详的。他生平最为人所熟知的，便是西安事变中逼迫蒋介石同意抗日，以及后来被蒋介石囚禁大半生这两件事。 《张学良传》从张学良的少年时代讲起，还写了一些张学良父亲张作霖的事迹，以此来对比衬托出张学良性格的形成还有其信念中与其父亲、还有生长环境不尽相符的地方。而从这些事迹的描写中，我也发现了许多从前我认识错误的地方。这本传记第一个打破我原本观念的地方便是对张作霖的解读。我曾经以为所谓军阀就都是那种割据一方、横行霸道、以势逼人的人，但我却在书中看到：张作霖原本家境贫寒，他是自己白手起家、顽强奋斗才有了后来的地位，也是个值得我们敬佩的人。虽然他不乏专制、贪婪的一面，但她富有谋略，胆大而且还能够任用贤能，的确是当得一方军阀的位置。对于他，我印象最深的是书中写到的这样一件事：张作霖下令午夜后任何人不许进出。他自己有一天也被卫兵拦在了门外，并且这个卫兵还说“就算是大帅来了也不能进去”。张作霖很赏惜这个卫兵执行命令的严格认真，不仅不生气，还把他提拔成监狱所长，并就他不识字这一点给他配了两个识字的副官。从这，我看到了张作霖豁达大方一面。 但是在《张学良传》中写道：张学良并没有在这样一位父亲的影响下继承军阀的道路。张学良受中西两方的教育，逐渐成为了一个既有中方谦逊温文的性格，又兼具西方开阔视野的人。他热衷于参加各种社会公益活动，常常为之不停奔走以筹集赡款。张学良是个反帝爱国的积极分子，可是他身上也依然有少量封建迷信的成分存在着；同时，张学良也并不接受三民主义之类抑或信义和平直流的说法与空谈。 皇姑屯事件后，年仅二十七岁的张学良接任了东三省总司令的位置。虽然年纪尚轻，还经受着父亲去世的打击，张学良还依然能够顶着不容乐观的局势，沉着冷静地稳定了军心，没有被愤怒迷住了眼睛。这反映了张学良心性沉稳，在危急之中能以大局为重，而且手段还十分高明。他继任后的一系列作为造成的影响远不止稳定了东三省的局势这么不值一提，这些措施还促进了中国渐渐走向统一，史称“东北易帜”。 张学良是个坚守自己立场的不折不扣的爱国者。“东北易帜”时期，他面对来访的日本试着坚决表明了自己是个中国人，对日本，也对治下人民说出自己绝不做侵辱祖国主权的事的话。他坚持与南京政府合并，不理会其余名声狼藉的军阀的想要；而在“西安事变”中，他敢于冒犯当时国民党的最高领导人，不惜采取激烈的手段，逼迫蒋介石，也算是自作主张同意了联合共产党先一同抗日。他对祖国的热爱，促使他不顾别人的反对还有自身的安危做出了这一件又一件保家卫国，顽强抵抗外国势力的事。尽管两件事最后结果不尽相同，但都
张学良对中国的最大贡献，莫过于东北易帜。1928年，在皇姑屯事件后，张学良执掌了东北军政大权。面对日本人的步步紧逼，张学良毅然决定倒向南京，青天白日旗在东北飘起。从此，中国实现了辛亥以来的第一次统一。尽管这个统一还有许多问题，但却在民国史上是划时代的。在这一点上，张学良功不可没。 易帜以后，张学良积极对抗日本，在他的主持下，东北各省设立了国民党省党部，国民政府在东北建立了新的交通委员会，营建自己的铁路系统和电信系统，发展葫芦岛港以对抗日本治下的大连港，拒绝延长日本的租借地，禁止当地群众为日本人工作，以制止日本人在东北的矿山开采和森林采伐。在世界经济危机的打击下，东北有大量日籍朝鲜人失业，山东（特别是青岛）的日籍朝鲜人则大量移民东北，加剧了南满株式会社的危机。正是这一局势，使日本人把南满株式会社的危机看作是中国人排日的结果。特别是日本军队的极端分子，为了保住日本在东北的侵略权益而挑起了九一八事变。 从1928年到1931年，除了对抗日本外，张学良对苏俄也日益强硬。1927年，随着国共合作的破裂，苏联与国民政府不再合作。1928年底东北易帜以后，在蒋介石的支持下，张学良试图强行收回中东路的权益，引起了中苏之间的中东路冲突。在这种情况下，1929年7月18日，苏联政府宣布正式与中国断交。中苏断交后，张学良与苏军又发生武装冲突，但是，东北军同苏联红军的战斗力相差过于悬殊，张学良失败。此后，双方于1929年12月22日签订了《伯力会议议定书》，承认中东路恢复冲突前的状况，并规定1930年1月25日在莫斯科举行会议，讨论中东路问题，协商中苏复交和通商事宜。1930年10月11
日，中苏莫斯科会议召开，中方代表为莫德惠，根据蒋介石的指示，坚决主张中国收回中东路，“坚持到底，不辱使命”，因此，在中东路问题上就陷入僵局，根本未涉及复交和通商问题。会议一直开到1931年10月7日，前后会谈25次，由于九一八事变爆发，东北被日本占领，中苏关于中东路的谈判中断。 九一八事变大家都熟悉，张学良在九一八的不抵抗，正是困扰了他一辈子的奇耻大辱。但是，让我们设身处地为少帅想想：东北易帜的目的，就是依赖全国的力量抗拒日本和苏俄。仅仅靠东北自己的力量，能同日本作战吗？绥芬河、诺门坎与苏俄军事对抗的失败，很明显是前车之鉴。在抗日问题上，张学良打定主意服从中央。而此时的中央，根本没有对日开战的实力和准备。那些认为仅仅靠着东北军就能在九一八事变中击退日本的网友，不光是对事变前夕东北的双方兵力状况不清楚，而且恐怕有点判断上的偏差，同那种认为三元里抗英式的举动就能打败英国人的思路是类似的。说这些，并不是给张学良洗清罪名。不论有什么理由，不抵抗也是民族耻辱。抵抗打不过，不抵抗是民族罪人，这种两难之火，烤炙着张学良的良知。后来发动西安事变的动因，正在于此。 关于西安事变，是评价张学良的一个关键。在这一点上，海峡两岸的分歧最大。西安事变的实际后果大家都是十分清楚的，分歧最大正是在这种后果上而不是在动因上。至于有的朋友说西安事变同共产国际有关，仅仅是传言，从能找到的史料看，没有任何依据。相反，共产国际事先根本不知道事变的消息，所以，事变后才有塔斯社关于事变是日本人的阴谋、汉奸的策划等等说法。我个人以为，张学良洗刷自己“不抵抗将军”名声的因素，在事变起因中占极大比重。至于杨
浅议张学良与东北大学的发展 发表时间：2016-08-12T15:44:11.820Z 来源：《文化研究》2016年3月作者：郑凡 [导读] 近代以来，中国东北地区处在沙皇俄国和日本帝国主义觊觎和争夺利益的中心，经济、文化长期处于落后状态。 郑凡 西安市西安事变纪念馆陕西西安 710003 【摘要】东北大学始建于1923年，它的成长发展与我国近现代一位著名的爱国将领——张学良，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在张学良任东北大学校长期间，采取各项措施，使东北大学一跃成为当时中国最著名大学之一，为中国东北地区高等教育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关键词】张学良东北大学教育 近代以来，中国东北地区处在沙皇俄国和日本帝国主义觊觎和争夺利益的中心，经济、文化长期处于落后状态。 一、东北大学的创建 东北大学的创建最初缘于时任奉天省教育厅长谢荫昌 的建议：“欲使东北富强，不受外人侵略，必须兴办大学教育，培养各方面人才”，得到了当时东三省巡阅使、奉天督军兼省长张作霖的重视。1921年，奉天省议会商议创办东北大学，日本驻奉总领事落合谦太郎闻讯即到大帅府抗议：“你们要想造就理工人才，可以上我们的旅顺工科；学医可以到我们的南满医大；学文、学法可以到日本去，我们可以给予官费优待及一切便利。”张作霖听后很生气，说道：“日本人反对，我们必须办，而且要快办。”在他的推动下，奉天省议会于1921年一致通过创办东北大学的决议，1922年，大学筹备委员会决定，原沈阳高等师范改办理工科、原公立文学专门学校改办文法科，任命王永江为校长。1923年，奉天省公署正式颁发了“东北大学之印”，从此，东北最高学府——东北大学正式成立。 1928年“皇姑屯事件”爆发后，张作霖长子张学良出任东三省保安总司令，执掌东北，同年7月兼任东北大学校长。 东北大学自创立起，办学宗旨就很明确：研究高深学术，培养专门人才，应社会之需要，谋文化之发展。东北大学就是为了改变东北文化教育落后状态，培养高索质人才，抵御列强的侵略的需要而创办的。张学良任校长后，采取了一系列有力措施，锐意谋求东北大学的建设发展，使东北大学在短期内一跃成为全国有名的最高学府之一，创造了东北大学发展史上的辉煌时期。 二、张学良期间东北大学的发展 第一，注重校园建设。东北大学创办之初，校舍设在 沈阳大南关原沈阳高师和沈阳文专的校址上。随着学校的发展，原有的校舍已不堪用。王永江任校长期间，即选了风景秀丽的北陵作为东大的新校址，建筑新校舍。理工科的师生随后迁入，称北校，而把旧址叫作南校。张学良到任后，认为东北大学校舍分为南北两部，不利于集中管理，也不利于学校的整体发展，为各项工作开展带来不便，因此提议南北合校。后校务会议决定，在北陵校址上实行扩建计划。这项计总计耗资500余万元，因省库无力全部承担，张学良慷慨解囊，捐资180万元。大力建设教学楼、体育场、化学馆、纺织实验室、图书馆、教授俱乐部、大礼堂等，建筑规模之大，在国内首屈一指，图书资料和科学仪器购置之多，堪称国内大学之冠。 第二，广聘名师。为加速东北大学发展，培养人才，张学良任东北大学校长期间，拨150万元作为学校常年经费，远超过同期清华大学的120万元和北京大学的90万元教育经费。张学良特别重视师资队伍的建设，礼贤下士，以高薪礼聘专家学者到校任教，当时北大、清华的教授月薪300元，而“东大”教授月薪360元，最高可达800元。一时名流学者云集东北大学，不仅有诸如思想家梁漱溟、文法专家章士钊、俄文翻译家曹靖华、数学家冯祖荀等学者大家，也有心理学家陈雪屏、体育专家郝更生等当时稀缺专业方面的归国名家，建筑学界泰斗梁思成就是在东北大学创建了中国第一个建筑系。大批名家学者在东北大学执教期间，东北大学教学水平不断提高，为国家培养了大批专业人才。 第三，注重实践，服务社会。张学良任东北大学校长后，进一步把东北大学办学宗旨明确为：“培养实用人才，建设新东北，促进国家现代化，消饵邻邦的野心。”东北大学创办的同年冬开始筹建东北大学工厂，当时的奉天省公署通过东北大学两次为其投资约国币170 万元，投巨资建设一个大学附设工厂，和张学良重视发展教育的理念和培养实用人才的目的是分不开的。他对东北大学办工厂的原因作过明确的解释：“大学设工科，于是需要工厂。大学之工科将研究高深之学理，蕲响于发明与改良之域，故不以知所当然能运用之为已足，然必于已知者知之真用之熟，而后以于求所未知，此实验工厂之所以不可缓也。”东北大学工厂自其创办时起就多次申明“主要是供大学工科学生研究学术、实地练习之场所”。工科各专业的学生通过工厂学习，达到研究学术、增长知识和才干的目的。同时，东北大学工厂充分利用先进的机器设备、技术和人才优势，积极服务于社会。工厂承接全国机车的维修，铁工系统和印刷系统的经济效益显著，为学校的建设和发展提供了经费。这种大学附设工厂，既顾及学生实习，又促进生产发展，保障经费来源的模式，是当时国内其他大学所没有的。 三、西安事变后的东北大学 毋庸置疑，在张学良任东北大学校长期间，东北大学不论是教学、师资、校园建设方面都进入了飞速发展阶段，发生了日新月异的变化，其“学术自由，开放灵活”，办学成绩显著。西安事变后，中央政府重新任命代校长开始对东北大学进行接收，许多学生老师纷纷南下投汴，各分校自顾不暇，最终并入中央政府教育体系，成为“国立”东北大学。张学良此时虽已身陷囹圄，但他依旧心系学校，除托友人转令学生专心上课外，还将学校在平交行所所存基金三万五千元提用，“可维持该校一年之用”，缓解东北大学当时紧张的经济状况。 1993年，东北大学恢复校名，张学良受邀为东北大学题写校名，并接受“东北大学名誉校长”的聘书，遥祝东北大学“多育英才，振兴中华”。拳拳之心，溢于言表。
第29卷第1期2006年2月 鞍山科技大学学报 Journal of Ansha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Vol.29No.1 Feb.,2006张学良在中国统一事业上的历史功绩 傅金亭 (鞍山科技大学政法系,辽宁鞍山 114044) 摘 要:在抗日爱国和统一思想的指导下,张学良为中国的统一事业做出了重大贡献:东北易帜,实现国家 统一;干预中原大战,再造国家统一;发动并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揭开了全民族抗战的序幕;直到晚年,仍心系 海峡两岸的和平统一。 关键词:张学良;抗日;爱国;统一;反对分裂 中图分类号:D6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 4410(2006)01 0073 04 张学良是一位伟大的爱国者,他爱国思想的特点是:强烈的抗日爱国信念和追求国家和平统一的情怀。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在他短短8年的政治生涯中,1928年,力主东北易帜,结束了北洋军阀16年的统治,实现了国家的统一;1930年,武装调停中原大战,结束了国民党新军阀的混战,再造国家统一; 1936年,发动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并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结束了国共两党的十年内战,揭开了全民族抗战的序幕。这三件大事改变了中国近现代历史,建立了名垂千古的历史功绩。他身陷囹圄50多年,爱国之心不改,晚年仍心系海峡两岸的和平统一,反对分裂,企盼中华民族振兴和国家强盛,其情十分感人。 1 力主东北易帜,实现国家统一 1928年6月,日本帝国主义制造皇姑屯事件,张作霖被炸身亡,张学良开始主政东北。这时候,年仅28岁的张学良面对的国内外形势十分严峻,需要他做出正确的判断。首先,是日本的威胁和利诱,他们逼迫张学良搞 东北自治,以达到他们控制中国东北,进而建立 满蒙帝国的目的。他们反对东北易帜,威胁如果张学良要归服国民党,改旗易帜, 大日本也决不会坐视[1]。进而又进行赤裸裸的利诱,声称 张将军如果有雄心壮志,在东北建立一番大事业,日本决意全力支持[1]。张学良的日本顾问土肥原更加无耻,竟然劝说张学良当满洲的皇帝。其次,南京国民政府不断派人劝说张学良易帜,实现全国统一。另外,东北军内部意见不统一,张作相、杨宇霆等老派人物反对易帜,认为那样东北就会进退失据,听凭蒋介石摆布。面对复杂的国内外形势,张学良从抗日爱国思想出发,做出正确判断,毅然决定东北易帜,实现国家统一。1928年7月1日,张学良通电全国,宣布与南京国民政府停止军事行动,7月10日,张学良派人面见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蒋介石,表示服从三民主义,希望国家统一。这期间,日本多次出面干涉,宣称将以武力制止或将发生重大事件,张学良不为所动,毅然于1928年12月29日,东北三省全部易帜,改挂青天白日满地红国旗,实现了国家的统一。 张学良不顾日本帝国主义的威胁利诱和内部阻力,坚持东北易帜,这是与他强烈的抗日爱国思想与追求国家和平统一的爱国情怀分不开的。他认为 东北地处边陲,日本窥伺已久,如欲抵制外侮,必须国内统一,他还认为 只有国家统一,才有希望转弱为强,只有国家富强,才能免遭 豆剖瓜分的局面[2]。他的妻子赵一荻说得更清楚: 所以当他的父亲在皇姑屯被日本谋杀之后,他就放弃他的地位和权力,毅然易帜与中央合作,使国家能够统一,希望全国团结起来,一致抗日。[3] 收稿日期:2005 07 22。 作者简介:傅金亭(1941-),男,山东德州人,教授。
张学良最“大胆”的口述史 走进张友坤北京家中简陋的会客室，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排书架，正面墙壁上挂着毛主席像，左右侧墙壁上分别挂有周总理的简笔速写素描像和张友坤与张学良的合影。张学良之所以用这么多时间接受采访，动机非常明确，照他自己的话说，就是“不愿有人篡编或者歪曲事实”。 张友坤与张学良合影 作者：黄滢 人物简介 张友坤，1938年4月出生于河南洛阳。1964年毕业于郑州大学政治系。曾任全国政协副主席吕正操将军秘书。转业后先后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法学、政治学研究所副所长；张学良暨东北军史研究会副会长等。代表作有《张学良画传》。 走进张友坤北京家中简陋的会客室，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排书架，正面墙壁上挂着毛主席像，左右侧墙壁上分别挂有周总理的简笔速写素描像和张友坤与张学良的合影。 “那是张学良在拱手致谢呢。”见环球人物杂志记者盯着墙上的照片，张友坤连忙解释起来。“1998年，我去夏威夷拜访少帅，赠送他一本我撰写的《张学良年谱》。我说：‘大陆的老百姓都很想念您，都希望您能回大陆老家看看。’张学良听后拱手说：‘谢谢他们！’”
因为与张学良关系密切并时有相关著作问世，很多人猜测张友坤是张学良的亲戚。对此，张友坤连连摆手，“没有的事。”他说：“我年轻时就很佩服张学良将军，对于他发动的西安事变特感兴趣。后来我有幸给吕正操将军(时任全国政协副主席)当秘书，在1986年西安事变50周年前夕，看过不少关于西安事变的回忆录。根据周总理生前指示，要撰写《西安事变简史》，吕老曾是撰写该史的领导者之一。我是在他的鼓励支持下才走上研究张学良、东北军和西安事变之路的。”1990年张友坤转业后，到社科院从事历史研究工作，曾任“张学良暨东北军史研究会副会长”和西安事变研究中心顾问。 研究了半辈子张学良，张友坤始终有一块心病——哥伦比亚大学“毅荻书斋”所藏的一批“最权威”张学良口述资料一直无缘问世。2009年，他与胡玉海、王海晨等，应当代中国出版社邀请，参与主编、整理《哥伦比亚大学“毅荻书斋”存藏张学良口述历史(访谈实录)》(下文称《口述历史》)，经过多年的工作，不久前终于系统出版。张友坤也长舒了一口气。 “不过名义上我是主角了” 环球人物杂志：张学良口述史的版本很多，这一部《口述历史》与其它版本有何不同之处？ 张友坤：张学良的口述历史，主要形成于86岁至99岁之间。这套《口述历史》出版前，有过录音的张学良访谈不下10次，但真正属于有计划、有准备、较为系统的访谈，并制作成文本或影像资料的，有以下4种：由张学良侄女张闾蘅录音，我整理加工的《海峡两岸大披露——张学良口述历史》；美籍华人历史学家唐德刚撰写的《张学良口述历史》；日本NHK电视台采访张学良之后，根据录像带转成文稿的书籍《日本昭和史的最后证人——张学良》；张学良的忘年交郭冠英制作的电视纪录片《世纪行过——张学良传》。这4种版本都是张学良谈亲身经历，大同小异。 而“毅荻书斋”存藏的这批资料之所以引人关注，是因为采访时间长、次数多、内容丰富、有协约，并经过他本人审定。自1991年12月17日至1993年8月3日，前后共采访60次，共采得录音带145盘。内容达100多万字，涉及1100多个人物。张学良自西安事变后就被软禁，1990年恢复人身自由，直到1991年，才首次被允许离开台湾赴美探亲。“天下口述史第一校”哥伦比亚大学及时捕捉到这一机会，迅速成立了采访和整理张学良口述历史的专门小组。担任采访的是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系的女学者张之丙及胞姐张之宇。 张学良之所以用这么多时间接受采访，动机非常明确，照他自己的话说，就是“不愿有人篡编或者歪曲事实”。为避免有些讲述给当事人带来困扰，张学良特意规定要等到2002年再将这些内容公开，没想到他于2001年仙逝，因此这些资料的出版只能一拖再拖。 环球人物杂志：两位学者采访张学良时，他的状态如何，说话是否完全没有顾忌了？ 张友坤：随着时间的推移、所在地域的改变和“自由度”的提高，张学良对敏感问题谈得越来越多。一是在史实方面，他把许多历史的空白点补上了，许多模糊之处澄清了，许多“成说”否定了；二是在心理方面，他自揭自短，将自己丑陋的一面，包括他父亲的、家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