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南海安全的战略思考
摘要：文章从
“海洋观和安全观”、“地位和作用”、“海洋强国和南海强国”、“战略统筹”、“中国南海战略
”、“立法”、“维权博弈”、“挑战和机遇”等八个方面，对中国南海安全进行了系统论述，提出了一些维护中国南海主权、确保中国南海安全的新思考、新思路、新观念、新观点。研究认为，中国南海安全态势日趋紧张、复杂多变，需要从战略的高度来运筹中国南海安全，需要从建设南海强国
的角度来统筹中国南海安全。文章建议，
将中国南海作为维护中国国家海洋主权和安全的实验区和示范区。
关键词：南海安全；南海战略；维权博弈
DOI ：10.3773/j.issn.1006－4885.2014.11.001
中图分类号：D 801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9753（2014）11－001－51李庆功周忠菲苏浩宋德星
作者简介：李庆功（1951－），山东招远人，欧亚系统科学研究会国家安全研究中心主任，研究方向：国家安全；
周忠菲（1954－），上海人，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台港澳研究所研究员，研究方向：区域经济；
苏浩（1958－），云南昆明人，外交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外交战略；
宋德星（1968－），安徽望江人，南京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国际关系。
中国共产党十八大报告首次提出“建设海洋强国”战略目标，说明开发海洋、利用海洋、
保护海洋、建设海洋生态文明对于中国的可持续发展，对于中国的和平崛起，具有深远的战略意义和重要的现实意义。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十八大后进一步指出：“我们要着眼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全局，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坚持陆海
统筹，
坚持走依海富国、以海强国、人海和谐、合作共赢的发展道路，通过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方式，扎实推进海洋强国建设。
”中国南海是中国建设海洋强国的重要一环，中国南海安全是中国国家安全的关键之一。鉴于中国南海的国家核心利益不断遭受外来冲击，鉴于中国南海安全处于岌岌可危之势，有必要对中国南海安全进行一番深入、深透的战略思考。
1树立新海洋观和新海权观
中国是世界海岸线最长的国家之一，海洋是中华文明赖以成长、发展的一个要素。中华民族在造船航海方面曾取得伟大成就，在朝贡体系下尝试过“陆权为主”，“海权为辅”，以施展“区域影响力”。明代郑和七下“西洋”，既是世界航海史上的空前壮举，也是中国对周边国际社会认识的一种表达。
当然，历史上中国的陆地意识一直占主导地位，长期存在陆地意识和陆权观强、海洋意识和海权观弱的状态。这与中国的地理位置有关，也与中国的社会文化相关。故长期以来，中国“重陆轻海”的观念始终占支配地位，其影响根深蒂固，大大束缚了中国人的发展思维。
承认这些现象的存在，是为了客观分析历史，以证明如果轻率地做出结论，说中国长期以来没有海洋意识和完全没有海权观，就有可能丢失中国传统文化价值观中海洋和海权的一些有启发性的认识。因此，在探索树立中国新海洋观和海权观的时候，应立足历史，总结经验，进行东西方纵横对比，在兼收并蓄的基础上，确立中国未来的海洋战略。
1.1中国的陆权观和海权观的产生
中国的陆权观和海权观的产生，源于古代中国朝贡体系。远古时代，中国人认为华夏之地是世界的中心，中国的统治者便是全世界的统治者，即所谓的“天下共主”。如成书于公元前五世纪的《诗经》中就有“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濒，莫非王臣”之说。自秦汉起到明清，中国建立起以宗主国为核心价值标准的朝贡体系，用以维系中国与周边国家和地区的关系。
朝贡体系的国际功能是维持一种双向的权利与义务———中国朝廷负有在周边国家（包括南海诸国和地区）维持正常秩序的职责，中国周边地区的部分君主取得“藩属”的地位，同时承认中国皇帝对自己的宗主权。这样，在安全关系上，当藩属国遭受外敌入侵时，中国朝廷给予必要的援助。而藩属国遭遇各类灾难时，中国朝廷派遣宣慰使节和颁布安抚诏令。藩属国向中国朝廷表示臣服的具体形式是按时向中国朝廷“进贡”、请求册封等。
用今天的观点看，朝贡体系实际上是古代中国与周边国家和地区间的政治、外交、安全以及部分的贸易关系，其核心目的是维护华夷秩序，弘扬国威。以朝贡体系下宗主国与藩属国之间政治关系为基础，产生了古代中国的陆权观和海权观。
从地缘上看，中国地形的特点西高东低，西边是喜马拉雅山、昆仑山，东部整个被大海包围。在以蒸汽动力为基础的远程航海出现之前，外来的威胁难以跨越大海，征
服中国。大海成为古代中国天然的保护屏障。经济上，主要生产和生活资料来自陆地，因此自古以农立国，历朝历代采取“重农抑商”政策。安全上，大部分历史时期，朝贡体系主要用来应对中国西北的游牧民族，以防止其势力南侵。对外关系方面，由于威胁主要来自陆上，安全政策的定位是“重陆轻海”。但朝廷控制的朝贡贸易在陆上和海上却十分发达。以此相伴的是民间商品经济在政治上受到封建王朝人为的阻碍。这是古代中国社会制度的一种特殊形式。
在“朝贡体制”下，古代中国对外关系的主要内容表现为朝贡贸易和宗藩关系（朝贡和册封）。在海洋方向，南海诸国和地区是古代中国构建的朝贡体系的基本组成部分。因此，古代中国与南海的朝贡贸易和一般贸易也包括了某种海权观，只是不能用今天的标准来衡量。这种海权观看起来“薄弱”，仅限于朝贡，但它除了政治含义外，还具有军事安全含义，如干预东南亚地区的事务。即前文所提邻国受到威胁时，得到中国实质性的支援（马六甲、暹罗等）。明、清两代，中国政府在西方势力陆海两路大举“叩关”的背景下，强力推行“海禁”政策，闭关自守，海权意识薄弱。这段时期，由于需要应对的陆上威胁较多，与其相适应的陆权观进一步得到发展、成熟与完善。
20世纪40、50年代，美国学者费正清曾系统地阐释了古代中国的朝贡体系，他认为朝贡体系是古代中国对外关系的基本框架。日本学者滨下武志则将朝贡体系演绎成东亚国际安全关系的主要模式。他认为“以中国为核心的亚洲全境密切联系存在的朝贡关系实际上是朝贡贸易关系，是亚洲，而且只有亚洲才具有的唯一的历史体系”。滨下武志强调“必须从这一视角出发，在反复思考中，才能够推导出亚洲史的内在联系。”
两位著名学者的观点，说明在中国朝贡体系的演变过程中，产生了古代中国的陆权观和海权观。由于当时历史条件的影响（如朝廷的对外政策），以及中国国民赖依生存物质基础主要是陆地资源，海洋资源仅作为改善国民生活的一种补充，因此，古代中国海权观念淡漠，或者说没有现代意义上的海权观。但如果说古代中国完全没有海权观，显然是片面的。这种说法，造成了中国似乎只有陆权观的错觉。
1.2近现代中国海防思想与海权意识的发展
薄弱的海权意识，是近代中国在西方海上势力进攻下屡战屡败的重要原因。经过鸦片战争、中法战争、甲午战争的痛苦教训，中国海防思想产生，海权意识有所发展。
18世纪后，西方国家的海军由中世纪建制向近现代建制过渡，重视制海权的军事战略正式问世。19世纪初，随着英国东印度公司势力进入印度，英国嗾使印度在中国的西藏、新疆边境地区制造边界纠纷，中国西部安全威胁持续不断。与此同时，英法为首的西方国家凭借船坚炮利，加紧从海上对中国进攻。朝贡体系在巨大的冲击下，风
雨飘摇。面对周边环境的变化，当时中国朝廷将海外政策的基本方针调整为“不作为”，中国对东南亚的实际政治影响力也大幅减缩。第一次鸦片战争和第二次鸦片战争后，中国门户大开，欧美有关海防建设的理论也传入中国。在各种因素的影响下，近代中国开始了海洋意识觉醒和对制海权的追求。
同治五年（1866年），“自强新政”兴起。林则徐、魏源相继提出较为长远的海防大计，主张“师夷之长技以制夷”，学习西方先进的船炮，建立一支新式海军，“集于天津，以创中国千年水师未有之盛”。同治七年，江苏巡抚丁日昌草拟了一份《海洋水师章程》，首次规划了建立中国近代海军海防的方案。同治十三年（1874），德国人希里哈的《防海新论》（1868年在伦敦出版）由江南制造局译成中文出版。这是一部从军事上总结美国南北战争成败得失的理论著作，主张以积极的海上防御措施取代传统的海防手段。这部书的翻译出版在中国政界产生了重要影响，成为中国海防建设的主要理论来源。对19世纪70年代中期晚清国防战略由“专防内地”向“海口防御”转变产生了重大影响。其时，正值日本入侵台湾。这种主张海口重点设防的思想有一定实用价值，但从海权控制来看，却是消极保守的。台湾失守后，极为震悚的清政府命沿海、沿江督抚、将军筹议，引发中国近代第一次海防大讨论。讨论中，有五位督抚大员直接引用了《防海新论》的基本观点。李鸿章倡导重点设防的守势战略，左宗棠主张“东则海防，西则塞防，二者并重”。最后，清政府采纳了左宗棠的观点。清政府首次在国防战略中确立海洋与大陆同等重要的原则，海防思想在国防中取得了应有的地位。
“海防会议”后的10年，法国舰队横行东南海域，中法战争（1883—1884年）中，福建水师被封锁在马尾港内，开战后一触即溃，全军覆没。南洋、北洋海军也一无可恃，连台湾海峡都难于涉渡。光绪十一年（1885年）清廷召开这第二次“海防会议”，就海防建设讨论后，得出了“目前自以精炼海军为第一要务”的结论。具体措施是决定成立“总理海军事务衙门”，以统一海军指挥，加强海防的整体建设，“集中使用并不宽裕的海防经费”。光绪十四年（1888年）9月奏定了《北洋海军章程》，北洋海军正式成军，共有舰艇25艘，总排水量约4万吨，再加上南洋、福建、广东三支海军，至甲午战前，中国海军共拥有大小舰艇78艘，总吨位8万余吨，成为一支相当可观的海上力量。光绪十五年（1889年），美国一份调研报告指出，中国的海军实力居世界第9位。其后，清政府的短视与盲目使海防建设处于停滞状态。北洋海军在远东的优势地位逐渐被迅速崛起的日本海军所抵消。到甲午战前，日本海军实力已超过了中国北洋舰队。
这段时期，美国海洋理论学家马汉在19世纪末提出了“制海权决定一个国家国运兴衰”的思想，此学说直接促成了德日美诸国海军的快速发展。1890年（光绪十六年）马汉出版了他的《海权对历史的影响，1660 1783》一书，明确指出国家要确保商
业航运的利益，就必须获得海上航行的自由，强调掌握制海权是决定一个国家存亡兴衰的头等大事。
马汉关于制海权问题的论述引起了紧邻中国的日本的高度关注。积极准备向外扩张的日本将该书列为军事学校教材，海军军官人手一册。而清政府却陷在美国评估的“海上实力名列第九”的幻觉里，不思进取。从当时整个的国家战略看，仍然缺乏对世界的深刻认识，政治上因循守旧。海防上采取守势。最后结局是光绪二十年的甲午惨败，北洋水师全军覆灭。近代中国萌发的海防思想受到严峻的挑战。
海权观念方面，晚清时代普通的中国人对海洋国土、海洋资源、海上交通线、海上贸易的竞争等处于几乎不了解的状态。但中国的知识精英已经有了海洋观念和淡薄的海权意识，遗憾的是这些关于海洋权益的观点在清廷国防战略的制定中遭到漠视，把中国的海洋建设引向了歧途。如左宗棠上疏清廷强调海防重要性的同时，也强调西方列强争雄海上、争夺海权，中国不能自甘落后、无动于衷。他形象地比喻说：“彼此同以大海为利，彼有所挟，我独无之。譬犹渡河，人操舟而我结筏；譬犹使马，人跨骏而我骑驴，可乎？”作为洋务派代表人物，左宗棠的见解说明中国士大夫阶层已经认识到建设一支近代海军不仅是加强海防、抵御外侮的需要，也是“防海之害而收其利”，获取巨大物质财富的需要。这是近代中国逐步发展海洋意识和海权观的一个新突破。虽然由于中国自古以农立国，当时对“海洋之利”内涵的认识，还比较肤浅。
1928年，马汉的海权理论在中国受到冷落的局面出现改变，林子贞所著的比较全面介绍马汉海权思想的论著《海上权力论》得以面世。这距西方列强用武力叩关破门的甲午战争30多年，清朝覆亡17年。然而“杯水车薪，无济于事”。国民党统治时期，中国大部分时期处于战乱，受到日本的入侵。但日本在海上挑战美国制海权以及日本在太平洋失败的教训，并没有引起中国的深思。中国传统的陆地意识依然强大，陆权观居强势，海权观居弱势，没有制海权的局面，并未出现根本转变。
1.3中国对海洋的安全与发展需求
新中国成立后的相当长一段时期，中国一直处于面对陆上威胁的状态，来自海上的威胁不多见。中国在传统陆权观指导下，获得了陆上相对军事优势，有效应对了一系列陆上军事威胁，取得了较大的陆上战略回旋余地。这些努力为国家陆上安全，为国内经济发展，提供了牢固的保障。因此，在中国的国防战略中，陆权观不减强势，海权观则仍居弱势。
1978年中国实现改革开放政策后，中国大陆沿海沿江地区经济的率先发展，全球化浪潮的一波波冲击，引起了国民对海洋观和海权观的再思考。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后，全球化快速推进，中国经济不断地融入全球，中国经济、军事实力快速上升，民族
自信心增强。自身的变化和周边安全环境的变化，使中国对海洋的安全与发展需求，显得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加迫切。对海洋的安全与发展需求，上升为中国的国家核心利益。
理论上，国家核心利益是指一个国家关乎生死存亡，难以进行交易或退让的重大利益。即：国家利益是“指一个民族国家生存和发展的总体利益，包括一切能够满足民族国家全体人民物质与精神需要的东西”。这是指：在物质上，国家需要安全与发展，在精神上，国家需要国际社会尊重与承认。而按照利益的重要程度，可以将国家利益划分为核心利益、重要利益和一般利益等。
对国家核心利益的公开关注始于上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例证是1989年邓小平在与尼克松的谈话中指出：“考虑国与国的关系主要应该从国家自身的战略利益出发。”1995年，由中国学者阎学通撰写的著作《中国国家利益分析》，再次引发了一场对于国家利益的大讨论。在此之前，由于新中国外交政策秉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立场，故而在外交政策中，不愿公开讨论我国自身的国家利益。
90年代末，21世纪初，世界海洋强国对海洋加紧进行经济开发，内容包括海洋空间，资源空间，市场空间，信息占有等。核心是有效利用海洋资源和对海洋资源进行重新配置。这种从陆到海的战略性转移，促使中国开始了历史上第二次对开发海洋的战略性思考。研究和制定国家海洋战略，发展以陆上地域为基点，以海域为对象的海洋经济，综合考虑国家对海洋的安全与发展需求，成为国家核心利益的重要组成部分。从中国看，人口基数的增长，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的大发展，加快了陆地不可再生资源的消耗，中国不得不将对资源的索取转向海外、转向海洋。比如作为中国传统主权水域———东海与南海等蕴涵着丰富的矿产、石油、天然气等各种资源的开发，已经成为紧迫的问题。
此外，21世纪前30年是亚太地区变革力量重新形成的关键时期，也是中国国家安全面临的海上威胁不断膨胀、升级、恶化的时期。随着中国陆上军事斗争准备的不断完善，国家安全面临的陆上威胁出现逐渐减弱的态势，但中国海上军事斗争准备不足的弱势，却显得相对突出起来。中国这种“陆强海弱”的态势，使那些信奉军事实力的海洋强国竞相从海上对中国发起战略性挑战，典型的如钓鱼岛争端、南海争端。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对海洋的安全与发展需求，已经刻不容缓。
1.4中国需要确立新海洋观
中国是世界海岸线最长的国家之一，海洋是中华文明赖以成长、发展的一个关键要素。历史上，中国在南海地区同时展开官方和民间贸易。中国人有自己传统的海洋观。用现代标准看，这种海洋观没有海权意识。其特征是以官方为代表，以海上贸易
为“朝贡体系”服务为内容。这种以“朝贡贸易”模式为主的海权观，并不完全遵循海外贸易的经济规律。其生产的影响也不仅仅限于贸易，而是包括政治、经贸、社会文化等各方面的影响。所起的作用是“弘扬国威”。此外，官方还谋求与区域强国建立稳定关系，承担平乱剿匪，维持地区秩序的责任。汉代黄门译长、唐宋市舶司使、元代及明初官方主管的海外贸易都具备这种功能。如朱应、康泰出使扶南，常骏出使赤土（扶南、赤土都是当时南海区域主要的政治力量）。汉代马援平交趾之乱，明初郑和下西洋灭海盗与平苏门答剌内乱。由于南海区域对中国而言从地理上来说是四通八达的，因此，中国的政治和经济上影响可以辐射至南海区域的中南半岛。海外国家则承认中国在周边地区的政治地位，持续不断地来中国朝贡，寻求政治承认或寻求庇护，也寻求经济利益，甚至在农耕方面与中国统一农时。
民间海上贸易与官方贸易不可相比，规模和影响有限，如古代极少数的中国人向海外拓展，通过航海与南海区域各部族、古国等建立贸易经济联系。总体上，大多数国民对海洋的认识，对海权的意识，都是浅薄的。
值得指出的是，即使在中国处于政权分裂和对峙时期，一些沿海政权亦常常对海外贸易持积极态度。如秦汉之际的南越政权，三国时期的东吴政权，南北朝的梁朝，唐末的吴越政权，五代的闽政权，12－13世纪的南宋政权等。到了中国封建社会晚期，由于外来势力从海上入侵，政府对民间贸易持抑制或打压态度，实行海禁。清末以后，官方贸易开始凋零，民间贸易发展为海上走私和海上武装集团的形式。中国传统海洋观的弊病在西方的炮舰下暴露无遗。国民党统治时期，中国仍然没有一支完整、完备的海军力量，也没有形成相应的海权观，国家大部分时期处于战火与分裂状态中。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政府由于更为重视陆上安全和发展内陆经济，海洋经济与海洋观不受重视。1978年改革开放后，中国走上融入世界经济的道理。进入21世纪后，经济全球化的趋势，要求实现全球资源的重新整合———从陆地、海洋到太空。面对21世纪是海洋世纪的现实，中国需要正式确立新的海洋观。
近10年来，中国政府抓紧、加快了对海洋重大项目投资的步伐，开始重视海洋经济。不少沿海省市也纷纷积极努力，将各自的海洋经济建设纳入国家“十二·五”规划。但国家和地方对海洋经济的参与大多数是在准备不足的情况下发起的。在国家层次对蕴含着丰富自然资源和战略资源的海洋其认识和开发能力仍然滞后。可以认为，中国迄今尚未正式确立新的海洋观和海权观。虽然已经有了一些政策设想，但这些政策主要是为了满足企业发展沿海经济的需要，我国在制定海洋战略、发展海洋经济方面，具有的比较优势没有得到统筹兼顾。这种现状，远不能适应中国实现现代化的需要。
中国确立新的海洋观，法律上将涉及海权（power），海上主权（sovereignty），现有
的管辖权（right），经济上涉及中国参与海洋经济和中国对可支配的海洋资源的分配与管理。这是一个涉及国家发展和民族复兴的大问题。为了中国的下一代，我们必须确立新的海洋观，参与和管好中国周边的海洋资源，实现走向海洋的民族复兴之梦。
2中国南海的战略地位和作用
考量中国南海安全，不能不首先判定中国南海的战略地位和战略作用，只有充分认清中国南海的战略价值，才能更有针对性地进行中国南海安全的战略设计。
2.1中国南海对于中国特有的地缘战略价值
首先，中国南海特别是南沙所处的地缘战略位置对中国的国家安全至关重要。南沙群岛位于东南亚腹地，它的西南可直通马六甲海峡，东南经爪哇海直达大洋州，东部从巴士海峡东出太平洋，北部经台湾海峡进入东海、黄海。中国南海周边国家都以南沙群岛为依托来扩大战略纵深。南沙群岛对我国有着重要的地缘战略价值。（1）它是我国战略防御的前沿阵地和华南大陆的海上屏障。恢复我国在南沙群岛的主权，这将使华南的防御纵深延伸数百海里，对于维护我国东南沿海经济发达地区的安全具有重要现实意义。（2）从国家安全角度分析，中国要走出近海，进入太平洋，就必须经过由日本列岛、琉球群岛、台湾岛到东南亚诸群岛所组成的岛链。然而这一岛链的北部为美日同盟所控制，正面则受台湾的阻隔，这两个地区在战时极易被封锁。目前只有东南亚地区是中国进入太平洋受牵制较小的地区。（3）我国在南沙群岛的现实存在不仅将大大提高我国在东南亚的地位和影响，同时由于南沙能够慑控有“西方海上生命线”之称的亚欧航路，这将使我国在地缘政治上居于有利态势。因此，中国南海在我国的地缘战略价值上的意义更重了。
其次，中国南海是影响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的一个重要因素。（1）中国南海问题特别是南沙群岛的岛礁的主权之争。涉及争端的各方对岛礁主权和海域管辖权都提出了相应的要求。维护国家的领土和领海主权，这是我们坚定不移的目标，也是中国和平崛起的题中之义。中国不可能作出让步，但是一旦争端失去控制，则很有可能导致中国与涉及争端的国家间的武装冲突，从而引起整个南海地区的紧张局势和中国周边安全环境的恶化。有部分学者认为，使中国卷入军事冲突的可见危险有两个：一个是台湾“独立”问题，另一个是南沙群岛的石油问题。一旦中国在南海争端中使用武力，“中国威胁论”在这些国家间又将沉渣泛起。这将使中国处于一种两难境地。（2）中国南海问题亦是在中国与东盟国家关系中一个不稳定的因素。随着东盟国际地位的提高，它已被认为是亚太地区继中、美、俄、日四大国之后的第五极力量，其地位更加突出。中国和东盟早在1997年确立了“面向二十一世纪的睦邻互信伙伴关系”。目前，东盟是中国周边外交的一个重要战略依托，而中国南海问题有可能成为中国与
东盟某些国家关系进一步发展的障碍。
第三，中国南海问题关系到国内石油供应和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中国南海蕴藏着丰富的油气资源。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中国南海周边国家加快了对中国南海油气资源的侵掠性开发，而我国至今还没有在南沙群岛地区竖一口油井，开采一滴石油。随着中国经济进入新一轮快速增长期，石油将成为我国经济发展中的瓶颈之一。2012年中国石油净进口达9112万吨，比上年增长31.3%。原油进口依存度高达36.1%。据国际能源署（IEA）的最新预测，2014年中国的原油进口将达1.2亿吨。2013年前8个月，中国石油进口量高达7600万吨，对外依存度上升到40%。我国已成为世界上继美国之后的第二大石油消费国。中国南海油气资源的开发利用在中国石油安全中的作用将会越来越重要。中国南海海上航线的战略价值也日益凸显。目前我国石油进口严重依赖中东地区，来源过于集中。多年来，中东石油占我国进口石油的比重为50.2%。我国石油运输以海运为主，多走印度洋－马六甲－南海这条运输线。随着亚洲石油需求的迅速增长以及国际石油贸易从波斯湾向东亚的不断转移，中国南海运输通道的战略价值和重要性在中国对外战略中的意义也就不言而喻。按国际能源署（IEA）的预测，到2020年，中国进口石油的80%以上将通过中国南海航线运输而来。中国南海海上运输线的安全直接关系到国内的石油供应和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中国南海问题已经凸显出其前所未有的战略价值的一面。
2.2中国南海问题的双重博弈特性提升了中国南海问题在大国外交中的工具价值
从本质上说，中国南海问题是我国与对中国南海提出领土领海主张的越南、菲律宾、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文莱等国的双边问题。因此，在中国南海问题上，首先是中国与上述声索国之间的博弈。其次，是中国与域外大国之间的博弈。
冷战结束以来，特别是新世纪以来，在世界格局发生演变的背景下，崛起的中国正在凸显中国影响力，已成为一个影响国际形势的重大因素。就全球层面来说，中国的崛起极大地推动了东亚的经济繁荣和整体性崛起，世界权力重心呈现出由西向东、由大西洋向太平洋的转移。就地区层面来讲，中国的崛起同样推动了地区结构的转型，权力结构的转型呈现出由美国驱动向中国驱动转变的战略态势。中国与东盟关系的大发展，各领域的合作方兴未艾，引起美国的强烈不安。遏制中国在该地区的影响力，防止中国对其主导地位构成威胁，成为奥巴马政府调整东南亚地区政策的重要战略目标。美国认为，中国正通过外交、经贸以及发展海军军力等综合手段，系统性地“扩张”在东南亚地区的势力。为此，美国采取一系列措施，来保证美国在包括东南亚在内的整个西太平洋地区的固有战略利益。
在与中国的较量中，美国政府意识到，中国南海是中国的核心利益之一，抓住中国南海这一中国的核心利益，就能够达到利用东盟制衡中国的目的。为此，美国高调介入中国南海争端。2010年7月在东盟地区论坛区域安全对话中，美国国务卿希拉里表示围绕着南沙群岛和西沙群岛的“争端”妨碍了海上贸易的开展，阻碍其他国家进入该地区的所谓“国际性水域”，大谈南海与美国国家利益关系，大谈维护南海航行自由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大谈在南海问题上反对“胁迫”，反对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云云。这种貌似公允的讲话实际上是在攻击中国，是在给国际社会造成一种南海局势十分堪忧的迷象，表现出美国想通过介入中国南海争端使该问题复杂化，从而遏制中国在这一地区日益扩张的影响力的愿望。
更为关键的是，南海地区是美国将其西太平洋力量和印度洋波斯湾力量联结起来的中心环节。美国从主导亚太地区军事和安全形势的基本战略出发，对南海的战略兴趣日趋浓厚，已由过去的军事渗透转向企图军事控制。一方面，美国要继续加强在这一地区的力量存在，美军的航空母舰和其他先进战舰经常游弋这一海域，与东南亚国家定期进行联合军演。另一方面，美国极力恢复和加强与东南亚国家的军事关系，以期控制该地区的战略通道和战略资源。美国明确将东南亚国家归为三个类别：包括菲律宾和泰国在内的“正式盟友”，包括新加坡等国家在内的“战略伙伴”，包括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和越南在内的“可预期的战略伙伴”。美国在东南亚的野心，显然不仅仅在于恢复与泰国和菲律宾的盟友关系，也不单单是要重回越南和菲律宾的军事基地，而是要以美国为核心，构建一个得到东盟国家全力支持的地区安全机制，保证其在该地区的领导地位，以达到压制中国的战略目的。在美国看来，促进美国与东盟国家关系的最好的粘合剂，就是中国南海问题。
长期以来，日本将中国视为其在实现其亚太战略的重要竞争对手，特别是随着中日钓鱼岛争端的升温，日本政府更是把目光指向了东南亚地区，指向了南海地区，以期借助外力来牵制中国。日本企图利用中国南海问题鼓噪“中国威胁论”，在我国周边地区制造紧张局势，挑拨我国与中国南海周边国家的关系，牵制我国发展；也企图利用中国南海问题“密切”与中国南海周边国家关系，趁机扩大在南海地区的政治、经济、军事存在；日本甚至企图利用中国南海问题“胁迫”中国南海周边国家为日本自己的利益服务。为此，日本积极支持有关争端国家与中国进行对抗，促使中国南海问题国际化。同时加强与美、印等国互动，以进一步增强在南海地区的影响力。
2.3中国南海油气开采活动的国际化趋势使中国南海问题发生了功能外溢，致使经济问题与主权安全问题交织在一起，成为国际热点问题之一
在中国南海问题上，东盟有关国家以本土邻近为依托，以吸引外国特别是西方大
国为手段，以抢先开发造成既成事实为策略，以拓展海洋管辖范围和掠夺海洋资源为目的，加紧了对南海资源的开发和利用，推动南海地区经济活动的国际化。这表现在它们纷纷与拥有雄厚实力资金和先进技术的西方石油公司签订协议联合勘探和开发中国南海油气资源。目前，在中国南海拥有石油承租权利并从事油气勘探和开采的国际石油公司大约有200多家，分别来自美、英、日、法、德、俄等国。尽管目前位于我南沙海域由马、越、菲等国建立并开采油气的油气井到处可见，每年开采石油超过5000万吨，然而各方就争议区域油气开发的合作谈判却一直没有实质性进展。
结果，在美国、日本等区域外势力与部分中国南海周边国家关系日益密切的情况下，有关争议各方通过谈判、以共同开发的形式解决问题的政策空间受到了挤压。不仅如此，东盟某些国家与西方反华势力有了一个联手制华的内在动因，以至于目前存在一种现象，即只要中国在中国南海采取一些防范措施，越、菲、马等国就会大肆渲染，其他一些东盟国家则联合起来对中国施压，美、日等国就会有人指责中国在南海制造紧张局势，宣扬所谓的“中国威胁论”，而对越、菲等国的继续侵占中国南海岛礁，并在岛礁上设立军用民用设施、增派军队等这类事件则视而不见。在近几次东盟地区论坛和亚欧会议上，东盟某些国家还联合起来，将南海问题提上议事日程，呈现出联手向我施压的态势。
2.4中国南海问题对于中国国家大战略统筹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
中国南海问题作为中国与对中国南海提出领土领海索求的越南、菲律宾、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文莱等国之间的双边问题，其解决不仅有赖于双边协商，更有赖于中国的大战略运筹，即以一种超越中国南海问题本身的战略眼界，来寻求解决问题的有效途径。换言之，中国南海问题的重要性还体现在中国的大战略缔造与运用上。为此应把握以下几点：
第一，奉行相融以利的原则，深化我国与东盟之间的互信互利。为进一步加强中国与东盟间的相互依赖，我国应努力做好以下三项主要工作：一是在我国经济吸引力日增的情况下，致力于与东盟一些友好国家建设并形成“利益共享、危机同担”的经济实体，使这些国家能够分享我国经济快速发展的实惠和利益；二是在“主权归我”的前提下，把“共同开发”具体化，并兼顾东盟各国的现实利益；三是努力使东亚合作机制与上海合作组织形成呼应，打造好东南和西北两个合作平台。
第二，以非传统安全合作为切入点，推动建立非传统安全领域的合作机制。近年来，南海地区非传统安全形势急剧恶化。随着南海航道日益繁荣，南海海盗和海上恐怖活动越来越猖獗。由于非传统安全合作在增进彼此互信之余并不直接冲击传统安全格局，因此，该领域的合作是赢得战略回报的最佳选择，有必要推动建立一种真正有
利于改善地区非传统安全形势的合作机制，并通过这种机制创造出地区内各国共赢的局面。一旦这种超越传统地缘政治意图的非传统安全机制建立起来，中国与中国南海周边各国的关系将因共同的行动和相同的目标而更加密切，相关各国对中国的和平发展战略也会有更深刻的理解和认同。沿着这一方向继续前进，在非传统安全和海洋资源开发领域的深入合作将为南海地区迎来一个和平、合作、共赢的新局面。
第三，充分利用好东盟对部分声索国过激举动的阻滞功能。事实上，中国南海问题不是中国与东盟组织之间所存在的问题。东盟作为东南亚国家间的一个合作组织，不是中国南海问题的当事方，也没有理由成为中国南海问题当事方。另外，中国南海问题是中国与东盟组织中部分成员国之间所存在的问题，并不是中国与东盟组织所有10个成员国之间都存在这一争议问题。因此，中国应继续高举和平、发展、合作的旗帜，致力于在维护东南亚地区和平稳定方面发挥继续更加重要的作用，努力使东南亚地区所形成的和平稳定局面不受域外国家影响和干涉。与此同时，中国应积极支持东盟国家的团结与发展，因为东盟的团结与发展将使东盟组织更多地考虑该地区的整体利益，对部分争端国对领土争端的过激举动有所阻滞，从而为“搁置争议、共同开发”提供实现的机会。
第四，继续认同并坚持中国南海海域航行自由的原则立场，将域外大国的干扰最小化。既然美国、日本在南海的战略利益是穿过该海域的航道畅通，那么中国可以向其保证在该航道上的自由航行。此举虽然不可能改变美国和日本对中国南海争端的介入和干预，但可以消除美国和日本联手对争端进行干涉的借口。事实上，中国政府已经作出了这样的承诺，即不会干涉该航道的航行自由。中国政府一贯保障世界各国在中国南海海域依据国际法所享有的航行和飞越的自由。任何渲染地区形势紧张、制造对立甚至挑拨有关国家关系的言行，都有悖于南海地区各国求和平、促发展、谋合作的共同愿望。
3中国南海与建设海洋强国
中国共产党十八大报告指出：“提高海洋资源开发能力，发展海洋经济，保护海洋生态环境，坚决维护国家海洋权益，建设海洋强国。”中共中央作出的“建设海洋强国”的重大战略决策，为新时期、新阶段中国国家安全与发展确定了新的战略思维，作出了新的战略部署，设立了新的战略目标，谋划了新的战略举措，提出了新的战略要求，进行了新的战略动员。
十八大以后，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迅即展开了“建设海洋强国”的宏大战略工程。2013年7月30日，习近平总书记就“建设海洋强国”发表了重要讲话，明确指出：“21世纪，人类进入了大规模开发利用海洋的时期。海洋在国家经济发展
格局和对外开放中的作用更加重要，在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中的地位更加突出，在国家生态文明建设中的角色更加显著，在国际政治、经济、军事、科技竞争中的战略地位也明显上升。……我国既是陆地大国，也是海洋大国，拥有广泛的海洋战略利益。经过多年发展，我国海洋事业总体上进入了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这些成就为我们建设海洋强国打下了坚实基础。我们要着眼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全局，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坚持陆海统筹，坚持走依海富国、以海强国、人海和谐、合作共赢的发展道路，通过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方式，扎实推进海洋强国建设。”（注：习近平总书记2013年7月30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八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在习近平总书记讲话精神的指引下，全国上下，各行各业，都在谋划“建设海洋强国”的具体贯彻落实方略，其中包括在中国南海如何建设海洋强国的具体实施方案。经过充分的研究分析，可以认为，在“建设海洋强国”的战略工程中，中国南海应该是重点、启点、试点。
“建设海洋强国”涉及安全和发展两大主题，确保中国的海洋安全，推动中国的海洋发展，正是“建设海洋强国”的主旨和初衷。在当前乃至今后一个时期，由于中国的海洋安全难以确保，严重影响了中国的海洋发展，“建设海洋强国”的当务之急应是首先加强中国的海洋安全建设，为中国的海洋发展提供一个良好的安全环境。中国南海更是中国的海洋安全建设之重点、启点、试点。
3.1中国南海是建设海洋强国的重点
中国南海较之东海、东南沿海、西太平洋，拥有更多的海洋机遇、具备更多的海洋条件、具有更多的海洋难题、牵扯更多的海洋事务、涉及更多的海洋国家、面对更多的海洋挑战，是中国海上维权斗争、海洋经济发展、海上军事斗争准备的重点，同时也是“建设海洋强国”的重点，更是营造中国海洋安全环境的重点。
当前，中国海洋安全环境正处于激烈动荡之中，特别是中国南海，呈现出海洋安全利益屡受挑战、海洋安全威胁与日俱增、海洋安全态势岌岌可危、海上冲突风险日渐增大的特点。从发展趋势看，今后5－10年期间，中国南海安全环境中的不稳定、不确定因素将可能继续存在，有的不安全因素还可能进一步恶化。然而，在“建设海洋强国”之势的冲击下，在“坚决维护国家海洋权益”之力的抗衡下，在“高度关注海洋安全”之备的防范下，中国南海安全环境中的挑战和威胁因素将会得到有力遏制，危机和冲突因素将会得到有效控制，安全态势走颓的局面将会得到相当程度的改观，中国海洋安全利益将会得到最大程度的维护。
近年来，随着海洋争议、危机、冲突的凸显，中国面临的地缘安全威胁出现了“从陆到海”的战略性转移，海上安全威胁明显大于、多于、重于陆上安全威胁，成为中国
国家安全的主要战略威胁。这种态势表明，当前乃至今后一个时期，中国面临的地缘安全威胁将主要来自海上，来自南海、东海、东南沿海及西太平洋，正成为我国现阶段、新时期进行新的战略准备、特别是军事斗争准备的首要战略方向。
从目前态势看，中国海洋安全环境主要呈南海重、东海急、西太紧的基本态势。从发展趋势看，这种局面将会持续较长一段时间，在南海、东海、西太等海域，中国与美国、日本等国的战略对峙、中国与越南、菲律宾等国的战术僵持态势短期内难以从根本上改变。
所谓“南海重”，主要是指南海问题严重，中国在南海维权斗争任务繁重。在南海，中国直面的问题主要是战略利益屡遭挑战，领土主权屡被侵扰，海洋资源不断被掠，危机冲突时常泛起，安全环境急剧恶化。中国直面的对手有超级大国美国，有地区大国日本和印度，有周边强国越南，还有菲律宾等闹事国。中国南海战略安全面临着多元化、多样化、多边化威胁，这些威胁此起彼伏、竞相发难，且相互交织、错综复杂，使中国南海安全环境持续动荡。
在中国南海问题上，美国率先插足搅局，公开对中国叫板，并通过各种途径、玩弄各种伎俩，挑唆日本、印度以及中国南海周边国家与中国对着干。美国这一系列行径，旨在从中国南海攫取战略利益，布设封堵中国的战略屏障，对中国进行战略压制。日本和印度跟在美国后面亦步亦趋，推波助澜，成为美国在海上对中国进行战略遏止、战略围堵、战略压制的主要帮凶。同时，日本和印度也是中国南海周边那些滋事国、闹事国的主要帮手。日本屡次突破“和平宪法”中不向海外派兵的相关条款，不断遣舰机和人员赴中国南海周边国家，或参加联合军演、或进行舰船访问。印度跟在美国后面“背书”，宣称“保护海上航行自由”，与美国一唱一和。印度还积极参与越南在中国南海的油气开发，并誓言要“武力护油”。越南、菲律宾等国毗邻中国南海，或多或少地都占据着中国南海九段线内的岛礁滩沙及附近海域，与中国有着各种各样的所谓“争议”。近年来，中国南海周边国家，主要是越南、菲律宾等，连续不断地在中国南海寻衅闹事，兴风作浪，冲击中国南海战略安全利益。这些国家还求助域外大国，对中国施压、遏制，抗衡中国南海维权、维安斗争。
这种态势表明，在建设海洋强国的进程中，中国南海已成为营造良好的海洋安全环境的重中之重。
3.2中国南海是建设海洋强国的启点
中国建设海洋强国应该从中国南海启步，首要目标是建设南海强国。这主要是因为，中国南海涉及海洋权益维护、海洋利益拓展、海洋政权建设、海洋经济振兴、海洋科技发展、海洋国防建设、海洋社会文明、海洋文化复兴等各个领域，无论以哪个领域为
启点、为突破口，都可以收到从易到难、从简到繁、从小到大、从局部到全局的成效。因此，中国南海应是建设海洋强国的首选启始点、最佳突破口。
中国“建设海洋强国”是一项国家级的重大战略工程。然而，在实施这项战略工程的过程中，中国将可能遇到各种形态、各种规模、各种强度的挑战。这些挑战在中国南海最为集中，最为全面，最为突出，最为严重。
中国建设海洋强国首先要遇到美国的挑战。美国是当今世界最主要的海洋强国，对中国建设海洋强国构成首要地缘战略安全威胁。中国建设海洋强国势必要对美国在西太地区既得利益形成压力，造成冲击。为此，美国将会倾力阻挠中国建设海洋强国的进程。目前，美国正加力推进“控制两洋、依托两约、遏制两国、占据两洲、主导全球”的“双重心”全球战略，加大构建“太平洋体系”的战略力度，加强在西太地区的军事部署，加重对中国海洋战略安全利益的冲击和封杀，以企凭仗其海上强权地位，利用其位于中国周边的盟国、准盟国、内定盟国，对中国进行战略围堵。鉴于美国要构建“太平洋体系”，而中国南海则位其“太平洋体系”的战略要点，美国必欲继续对中国建设海洋强国的进程采取抗衡、进逼态势，利用各种时机制造各种事端。
日本将对中国建设海洋强国形成严重阻碍。近年来，日本右倾化势头连年走强，已经超出政治右倾化的内涵，迅速蔓延至其外交和军事行动上。目前，日本战后的“和平宪法”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鼓噪更改专守防卫、无核三原则的嚣声急剧泛起。特别是2012年下半年以来，日本右倾势力蓄意挑起中国钓鱼岛危机，以前所未有的强硬姿态挑战中国钓鱼岛主权，甚至出动海上保安厅、空中自卫队的舰机，对中国海监、渔政巡航船只和飞机进行拦截，直接将钓鱼岛危机升级到军事危机层面。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接连不断地宣称：日本不会就钓鱼岛问题向中国让步哪怕“一毫米”、“日本在国际法上拥有钓鱼岛，进行着有效控制，没有谈判余地。”日本在中国东海钓鱼岛问题上连番发难的同时，也在中国南海采取紧步跟进的行动，对中国南海周边国家遂行“以支持换支持”的策略，企望这些国家在中国钓鱼岛危机进一步升级时，在中国南海予以策应，令中国在东海和南海两面受困。从长远看，日本紧密配合美国在中国东海、南海危机中挑起事端、推波助澜，势必将对中国建设海洋强国构成严阻碍。
印度将极力干扰中国建设海洋强国的进程。近年来，印度在不断加强中印边境地区整军备战的同时，还在大力加强海军力量建设，主要是海军军备建设。印度大力发展海军的主要目的有二：一是称霸印度洋，印度一直把印度洋视为印度的“内海”，目前能与印度在印度洋较量的只有美国一家，所以可以认为，印度的首要目的是，准备与美国在印度洋进行一番较量。二是遏制中国进入印度洋，突出表现在印度这两年加大了插足中国南海的力度，印度此举是企图将其海上战略前沿推进到中国南海，扩展其
海上战略纵深，增大其海上战略回旋余地。中国建设海洋强国的战略举措势必要打掉印度的战略企图，故印度将会极力干扰中国“建设海洋强国”的进程。
越南、菲律宾等国将拼力与中国建设海洋强国相抗衡。越南、菲律宾等国背靠美国，借助日本、印度，在中国南海寻衅闹事、频频发难。越南挑起“太平岛事件”，菲律宾挑起“黄岩岛事件”，导致中国南海战略安全环境时常处于紧张状态，迫使中国为维护南海安全稳定而紧急应对。这两国构成了中国南海战略安全最重、最紧的威胁。越南、菲律宾为维系既得利益、开拓欲得利益，将会继续在中国南海寻衅闹事，以促使中国南海“争议”国际化、“争端”军事化、“争斗”常态化，并借此将域外大国拉入其中，以增强其对中国的战略压力，从而使其侵占中国南海岛礁长期化，进而最终据为已有。中国建设海洋强国势将使越南、菲律宾等国的“如意盘算”落空，故这些国家将可能采取各种伎俩挑起事端，阻挠、迟滞中国建设海洋强国的进程。
除上述这些国家外，还有一些国家也可能会对中国建设海洋强固形成程度不同的挑战，但由于各种因素的制约，其挑战力度可能远不如上述国家。此外，在遭受传统安全挑战的同时，中国建设海洋强国还将遭遇非传统安全挑战，这些挑战虽不象传统安全挑战那么强烈、那么紧迫，但仍不可轻视，更不可忽略。
3.3中国南海是建设海洋强国的试点
中国南海可以成为中国建设海洋强国的试验田，中国诸多海洋战略举措可以率先在中国南海推出、试行，成功则可推而广之，失败尚不会影响大局，并可汲取失败的教训，再行试验。
中国南海可以成为中国从海洋大国迈入海洋强国的试金石。可以想象，一个连南海问题都解决不了的国家，怎么可能是一个海洋强国？一个处理南海事务游刃有余的国家，怎么可能不是一个海洋强国？
中国建设海洋强国所面临的挑战是严峻的，但可资利用的战略安全机遇也是诸多的，关键在于能否积极发现机遇、深刻认识机遇、全面理解机遇、紧紧抓住机遇、牢牢把握机遇、充分利用机遇、灵活发挥机遇、努力创造机遇。总的看，中国建设海洋强国的战略安全机遇主要在五个方面，而这些机遇在南海显现得最为突出：
其一，建设海洋强国是在中国和平发展20年战略机遇期中第二个10年的启始时期提出来的，也是在中国“十二五”计划和规划的启始时期提出来的，中国建设海洋强国可以借助这两股强劲的“东风”，乘风直上，开创一个良好的启势。中国和平发展20年战略机遇期首先依存于中国战略安全机遇，依存于中国战略安全环境，中国建设海洋强国也将依存于战略安全环境，依存于战略安全环境所提供的战略安全机遇。
其二，中国建设海洋强国的外部安全环境虽挑战不少，但战略安全机遇也颇多。
美国国内政治矛盾、经济低迷、社会危机等问题严重，力不从心的矛盾削弱了其对外干预能力，尽管美国屡屡宣称“重返东南亚”、“重返亚洲”、“战略东移”、“军事部署重心东移”、“战略再平衡”、“美国的太平洋世纪”等，但其在南海以及西太地区的战略部署却远未完成，其进逼西太平洋以及中国东海、南海等地区的步伐受到严重制约。日本国内政治、经济、社会、安全、外交等各种危机迭起，各种矛盾相互交织，对日本的“钓鱼岛野心”形成较大程度的掣肘。与此同时，美日军事联盟既有扶植日本强军的作用，也有约束日本黩武的功能，美国将会按自己的战略设计，按自己对中日交恶的利弊得失判断，对日本在中国东海的挑衅行为予以管制。印度虽跃跃欲试地插足中国南海，但其在印度洋战略主导权未最终落实之前，尚不致在中国南海有大动作。至于越南、菲律宾等国虽有可能在中国南海制造各种麻烦，但在中国的强势威慑下，尚不敢挑起大的事端，更不敢挑起战端。
其三，本世纪以来，随着中国经济力、科技力的不断提升，中国的综合国力得到了明显的增强，以往财不从力、力不从心的状况已发生了根本性改观，中国GDP总量已攀升至世界第二位，这为建设海洋强国提供了厚实的财力和物力基础，同时也为中国加强海洋国防建设、确保海洋战略安全提供了坚实的经济力支撑，使中国海洋国防可尽早、尽快地形成军事力支撑。这两个战略支撑的不断加强，可为中国建设海洋强国提供强有力的战略安全支撑，形成可靠的战略安全机遇。
其四，2012年，中国南海和东海发生了两大危机，即黄岩岛危机和钓鱼岛危机。面对这两大危机，中国展开了坚决、果断、持久的斗争，有力地抗击了菲律宾、日本的侵犯行动，有效地保护了中国国民的安全，有理地捍卫了国家主权。从中国应对和处置这两大危机的成功经验可以看出，中国在危机时是可以有所作为的，而且在危难时更是可以大有作为的。这两大危机后，中国相继采取了一系列重大举措，更进一步地彰显了维护国家主权和安全的决心、毅志和能力。中国民政部宣布国务院批准设立地级三沙市，以强化对西沙群岛、中沙群岛和南沙群岛及其海域的行政管理和开发建设，中央军委决定在三沙市设立警备区。海南省还宣布将西沙群岛的四个区域划定为文化遗产保护区。中国成立海警局，海上执法船的巡航编队加强了在中国南海和东海海域的维权执法，常态化巡航更加有力。这一系列行之有效的举措打开了中国海洋安全的新局面，也为中国建设海洋强国提供了难得的战略安全机遇。
其五，中国海洋工作者长期以来一直在为中国海洋事业的发展奋力拼博、鞠躬尽瘁，不仅维护了中国的基本海洋利益，而且积奠了丰富的海洋工作经验，这为中国建设海洋强国奠定了深厚的理论和实践基础。中国有一大批长期从事海洋工作的人才，这些人才无论在能力上、还是在实力上都不弱于西方发达国家，只不过是以往这些人才
的作用没有得以最充分的发挥，而现在已经到了最充分、最有力发挥这些人才作用的关键时期，这为中国建设海洋强国提供了坚实的人才和人力基础。经过长期不懈的努力，中国国民的海洋意识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提高，产生了空前高涨的危机感、责任感、使命感，这为中国建设海洋强国提供了广泛的群众和舆论基础。这些基础集成起来，便可形成齐心合力的国内稳定局面，也可被视为国内环境中的战略安全机遇。
拥有着这些宝贵的历史性战略机遇，中国建设海洋强国的一系列战略举措完全可以先行在南海展开，并以中国南海为试点，进一步推广至东海、西太。
制定中国海洋安全战略。中国建设海洋强国是一项国家安全与发展的大战略，急需制定一套指导海洋强国建设的战略体系，其中似应包括“中国海洋战略”、“中国海洋安全战略”、“中国海洋发展战略”以及中国海洋各领域的专项战略。在制定“中国海洋安全战略”时，可考虑将战略方针定位在“维护海洋权益、加强海洋防卫、确保海洋安全、拓展安全利益”上。可考虑将战略目标分为近期、中期、远期三段目标，近期目标可考虑设为“确保中国领海及管辖海域安全的控制权”，中期目标可考虑设为“确保中国在西太平洋地区安全的主导权”，远期目标可考虑设为“确保中国在全球各公海海域安全的维护权”。可考虑将战略途径定位在“权益主导、经济先行、军事跟进、科技支撑、外交保障、社会增援、海陆统筹”的基本思路上。战略方针、战略目标、战略途径的设定需要通过战略评估来完成，其中包括战略环境评估、战略效果评估、战略影响评估、战略修正评估等。
建立中国海洋安全机制。中国建设海洋强国是一项国家级系统工程，作为这项系统工程的内在功能性指标，体制和机制建设必不可少。目前，中共中央已确定了以“维护海洋权益领导小组”模式为主导的领导和指挥体制，似应在继续完善和健全这一体制的同时，重点考虑建立健全与这一体制相配套的运行机制。鉴于中国海洋安全问题尤为突出，安全机制建设成为当务之急，似应优先考虑制定一套确保中国海洋安全的有效机制。中国海洋安全机制建设可分内、外两个方面。在对内方面，似应考虑建立陆海统筹机制、军民融合机制、部门协调机制、情报共享机制、危机处理机制、应急反应机制、平战转换机制等。在对外方面，似应考虑建立大国协调机制、安全合作机制、军事磋商机制、联合行动机制、海外救援机制等。
加强中国海洋安全力量。海洋安全力量既是中国建设海洋强国的关键组成部分，也是确保中国建设海洋强国顺利实施的关键支撑力量。加强中国海洋安全力量建设具有推动建设海洋强国进程的双重效应。目前，中国已拥有一支相当规模的海洋安全力量，但并不完善，与世界主要海洋强国相比，还有一定差距，与中国建设海洋强国之所需相较，更是相距甚远。鉴此，加强中国海洋安全力量建设应作为中国建设海洋强
国的重中之重，似应“坚持以国家核心安全需求为导向，统筹经济建设与国防建设”，按照“急需先建、重点重建、军民共建”的方针原则，构建一支由海洋防卫力量、海洋安全执法力量、海洋安全应急力量、海洋安全拓展突击力量、海外安全应急救援力量等组成的中国海洋安全力量。这支力量具有很强的综合性、统筹性、集成性、协调性，平时具备有效的威慑能力，战时具备必胜的实战能力。就目前所需而言，组建东海、南海两支海上武装警察部队、复建海上预备役和民兵组织等，不仅迫在眉睫，而且势在必行。
推出中国海洋安全举措。中国建设海洋强国是一个长期的过程，需要不断推进，而不失时机地推出一系列战略性和策略性安全举措，则是推动中国建设海洋强国进程的主要抓手。初步考虑，似可从以下几个方面着力：一是建立东海和南海两个经济特区，现阶段赋予这两个特区“维权为主、经济为辅、安全为重”的建设方针，推出一系列特区优惠政策，启动“从陆到海”战略移民。二是组建东海和南海生产建设兵团，开创“屯海戍疆”的海洋安全新模式。现阶段，可考虑利用现有组织和人力资源，分别在东海和南海组建油气生产建设兵团、渔业生产建设兵团、矿业生产建设兵团等。三是构筑海洋安全保障基地，现阶段可以未占岛礁滩沙为依托，采用先进的“人工岛”等海洋建筑技术，根据军民、平战的综合需求，遵循统筹的原则，按照集成的理念，由国家进行统一规划、统一设计、统一投入、统一建设、统一管理。四是加紧海上未来战场建设，根据中国未来战场很可能在海上的基本判断，有必要按照平战结合、军民两用的原则，将海洋油田、气田、渔场、矿区及相关设施建设纳入海上未来战场建设的轨道，逐步建成海洋战略预警系统、战场预警系统、战场情报保障系统、海洋战备物资预储系统。
4中国南海的战略统筹
中国的海岸线，包括台湾在内，一共18000多公里，海域总共300多万平方公里，从辽东半岛、山东半岛、雷州半岛，直到越南边境。其中，中国南海处于一个非常重要的海洋战略位置。由于中国在东亚所处的地理位置，以及近年来东亚地区国际环境的变化，加上东亚地区国家共同安全感十分脆弱的历史传统和经济发展对海洋资源的需求，这些现实问题，迫使中国在处理中国南海事务时，必须进行战略统筹，才能更好地走向海洋。
4.1中国南海的安全与发展统筹
南中国海（简称南海）总面积约360平方公里（其中中国南海270万平方公里），大致等于渤海、黄海和东海总面积的3倍，为世界第三大陆缘海（海的四周大部分为半岛、岛屿或陆地所环绕），被中国大陆、中南半岛、马来群岛、加里曼丹群岛、菲律宾群岛和台湾岛所环绕，是西太平洋的一部分。南海虽然是陆缘海，但通过众多海峡与邻近的海域、大洋相通。东北面通过台湾海峡与东海相连；东面通过巴士、巴林塘、巴
布延、民都洛、巴拉巴克等海峡与太平洋、苏禄海相通；南面通过加斯帕、卡里马塔等海峡与爪哇海连通；西南面，通过新加坡海峡、马六甲海峡与印度洋连接。汇入南海的主要大河流有中国广东的韩江、珠江以及中南半岛上的红河、湄公河、湄南河等。
古代中国在南海区域具有经济和政治影响力。近代以来，与列强缔结不平等条约，使中国在陆上失去了100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在海上完全退出海外贸易，同时也丧失了在南海区域的经济和政治影响力。今天，中国大陆经济在快速全球化，两岸经贸关系也在持续发展。中国有更多的海外利益需要保护。更多的海上事宜需要处理。发展与安全的问题，成为中国南海战略中必须兼顾的两个方面。
从发展方面看，问题主要包括海洋开发利用、海洋产业结构调整、海岛海域管理、区域海洋市场贸易关系的拓殖、政治与外交关系（特别是战略据点）等。例如中国与其它东亚发展中国家一样，对于石油、天然气等原料的依赖日益加深，以能源为主的资源，成为包括中国在内的东亚地区经济能否持续发展的决定性因素。此外，中国经济将进一步全球化，更多的中国企业将走向国际，追求在海外发展。
从安全方面看，问题主要体现在海域划界、岛屿争端、资源受损、南海潜在的军事竞赛、对海洋资源分配与海洋争端解决的话语权（如美国近来提出解决南海不应以历史为依据的）中国在南海的航行安全等。其中，首当其冲的是如何安全地将这些能源自产出地运送到中国，已经成为国家安全不可分割的一个关键部分。例如中国所需石油和货物，从中东一路经过印度洋、马六甲海峡、南海、东海运送，非常容易受到干扰和打击。由于东亚各国对能源的依赖，处境脆弱，这又加剧了牵涉海权的竞争，以及中国国力快速发展，引起的周边更加的关注和敌意国家煽动“中国威胁论”。综合这些因素考虑，中国南海安全与发展统筹的基本原则应是以安全保发展，以发展促安全。
4.2中国南海的陆海统筹
历史上，古代中国在南海基本不存在严峻的安全问题（仅有少数时候的海盗袭扰），古代中国在南海的航海和海洋经营的历史，主要涉及海洋发展问题，体现在：海洋采殖（南海养殖珍珠）、航路开发（以利经商和人员流动）、海洋渔业（南海渔民奔赴南海各岛及其历史遗存）、区域市场的建立（与南海诸国的贸易）、发展天朝体系（政治友邦及海外据点）等。
今天，中国在南海区域的“大国”、“强国”地位与影响力，应该建立在对海洋发展的持续经营之上。当前中国南海安全问题凸显，但只解决安全问题，并非中国经营南海的全部要义。在维护安全的同时，在中国南海实行陆海统筹，具有重要的意义。其一，战略上，中国南海的陆海统筹意味着中国要逐步走出“沿岸防御”和“近海防御”的局限，进入蓝海和深海。其二，作为一个崛起中的大国，中国的海域远低于美国和澳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