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与邓小平之比较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革命和建设的历史上，产生了两代伟人：毛泽东和邓小平。邓小平和毛泽东的联系，既具有历史的必然性，也富有传奇性，是历史把他们推到了党的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地位，是历史造就了他们。两人有惊人的相似之处，也有迥然的不同。
二人的相似之处
邓小平和毛泽东都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和战略家，因而他们的领导风格自然有不少相似之处。首先，在领导思想上，邓小平和毛泽东都强调实事求是，都注重从实际出发，都反对教条主义、本本主义，都着眼于主观和客观、认识和实践、动机和效果的统一来决策、用人。
其次，在领导战略上，毛泽东和邓小平都紧紧抓住中国的农村和农民，把解决中国农村和农民问题摆在一切工作的首位。
再次，在领导策略上，毛泽东和邓小平都从中国革命发展不平衡这一情况出发，有步骤、有区别地采取不同的政策，因时、因地部署、指导工作。
最后，在领导气质上，毛泽东和邓小平都体现了“横扫千军如卷席”的统帅风度。他们都是“没有辣椒不成菜”的南方人，“辣”是他们共有的领导风格。也因此，他们在领导气质上的统帅风度更加鲜明。
在领导权威的类型上，毛泽东属于超凡魅力型权威。每当重大历史转折关头，毛泽东都高瞻远瞩，力挽狂澜，善于总揽中国革命的全局，把握历史前进的航向，使革命形势朝着有利于国家和民族根本的长远的利益方面转变。每一个重大历史事件，每一个辉煌的胜利，都凝结着毛泽东的远见卓识和特殊才能。所有这些，都使毛泽东的形象无可争辩地与超凡魅力型的革命领袖联系起来。
邓小平则属于法理性权威。邓小平的法理性权威是牢固建立在法治基础之上的。用法治代替人治，是邓小平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最基本的目标之一。
毛泽东的浪漫，邓小平的务实
毛泽东是具有诗人气质的伟大政治家，他的思想像天上的云彩飘浮，人们与他谈话，常常感到是在与一位哲人对话。
毛泽东在领导工作中，常常以诗歌鼓舞士气，抒发豪情，缅怀战友，鞭挞政敌。他的诗歌在领导工作中起到了独特的作用。
同毛泽东诗人气质相联系的是他的某些空想和唯意志论倾向。例如，毛泽东认为，只要不断变更生产关系，不断提高公有化程度，便可以大大提高生产力，从而很快实现共产主义。1958年，党的北戴河会议关于建立人民公社的决议同
实现共产主义联系起来，公开宣布：“共产主义在我国的实现已经不是什么遥远的事情了。”他急于求成，夸大了主观努力的作用。
邓小平的领导风格则更多地具有务实的色彩，具有深思、慎言的特点。他的思绪主要集中于现实的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事务，基本上不是通过写诗填词来抒发情感，而是通过打桥牌、打台球、打麻将、看足球等方式来调节自己的情绪。毛泽东飞扬的思绪常常在考虑抽象的理论问题，邓小平缜密的头脑常常在思考解决重大问题的具体办法。他写文章、作报告、和人谈话，都很有针对性，从来不说高言，不发空论，实际上就是坚持办实事。
毛泽东长于“古为今用”，邓小平长于“洋为中用”
酷爱中国历史，喜欢引经据典，是为了古为今用；立足现实，关注国际动态，是为了洋为中用。毛泽东和邓小平都是极力主张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治国巨匠。不过由于两人受教育的经历、知识结构等有所不同，两人的侧重点也有所不同，从而使他们的领导特征也不同。
毛泽东酷爱历史，终生读史不息，其对历史的关注和研究，主要为现实的革命斗争服务，但也并非均以现实问题为矢的，其对历史的浓厚兴趣表现出某种超越现实的精神。毛泽东在领导工作中，常常引经据典来阐明他的理论，来启迪大家的思维，统一思想。他常常从历史上寻求解决中国现实问题的办法，《毛泽东选集》中引用了大量的历史典故，从某种角度说明了这个问题。在决策上，毛泽东总是注意吸取历史的经验和教训。他是一位善于“古为今用”的伟大政治家，这一鲜明的领导特点大大增强了他的超凡魅力，是他在领导特色方面与邓小平以及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革命家相比一个突出的不同之处。
说毛泽东长于纵向上的“古为今用”，并不是说在横向上毛泽东反对对外开放，不主张“洋为中用”。实事求是地讲，毛泽东从来没有主张过闭关锁国，而是一位一贯倡导对外开放的政治家。造成中国与世界隔绝的重要原因之一是美国自朝鲜战争后一直对中国实行封锁。毛泽东的自身原因，则是在对外开放认识的深度和广度上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并影响到了新中国对外开放的实际进程。
邓小平在个人经历上与毛泽东有很大的不同之处，他在法国勤工俭学达数年之久，资本主义的发展，特别是资本主义国家对科学技术的重视、对企业管理的重视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邓小平还在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过。他先后7次访问苏联，到过美国、德国、日本等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其对国外情况，特别是对国外先进技术和管理方式的进展情况的关注和了解，显然要甚于毛泽东。
邓小平常常站在国际竞争的高度反思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我们的许多“左”的做法，并从中总结出深刻的教训。他正确地吸取20世纪60年代以来发生失误的深刻教训，紧紧围绕国内经济建设这个中心来制定中国的对外战略，把为中国现代化建设创造外部条件作为对外战略的首要目标，坚持以国家利益为最高准则，不搞意识形态的争论，树立中国的和平形象，消除外界对中国发展的疑虑，从而使中国的国际战略发展到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
毛泽东晚年接受个人崇拜，邓小平始终反对个人崇拜
从理论上来说，毛泽东和邓小平都反对个人崇拜，他们都批评过斯大林搞个人崇拜的严重错误。但从实践中看，由于接连不断取得举世瞩目的胜利，毛泽东日渐骄傲起来，事实上开始默许和接受对自己的个人崇拜。
邓小平自始至终警惕和反对任何形式的个人崇拜，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旗帜鲜明地捍卫毛泽东在党内的领袖地位，科学地阐述毛泽东思想，但反对无原则地对毛泽东歌功颂德，把毛泽东思想庸俗化。二是邓小平坚决反对对自己任何形式的个人崇拜。1988年9月，邓小平对来访的外宾说：“我有一个观点，如果一个党、一个国家把希望寄托在一两个人的威望上，并不很健康。那样，只要这个人有变动，就会出现不稳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大家希望我当总书记、国家主席，我都拒绝了。”
毛泽东晚年把个人领导凌驾于党中央集体领导之上，邓小平则坚持集体领导的原则
作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的毛泽东，从他一生来看，非常重视党的民主集中制建设，有很好的民主作风，信任和尊重党的领导集体，信任和尊重党员群众和党外群众，注意实行军事制度下的民主生活和经济性的民主生活会制度，开展正常的批评和自我批评等，使我们党形成了民主集中制的优良传统，并且使这一制度在全党占据了主导地位。但是，毛泽东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因多年领导的正确，为全党所公认，他建立的巨大历史功勋形成了无与伦比的威望，并且由于客观环境需要树立党的领袖的威信，在宣传上我们确实长期习惯于把党的领袖说成只是毛泽东一个人，而从来不讲领袖是一个集体，把中国革命的理论——毛泽东思想的形成说成只是毛泽东一个人的贡献，而不讲也包含集体智慧的结晶，把一切成就几乎归功于毛泽东个人，少讲党和人民群众的作用，把领袖说成是绝对正确的，不讲领袖也会有缺点，也会犯错误等。这就提供了一种条件，使个人崇拜成为顺理成章之事，使党的权力过分集中于毛泽东个人，党内个人专断和个人崇拜现象滋长起来。
邓小平始终注意摆正个人与集体的关系，强调发挥集体领导的作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形成和建立了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邓小平成了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这个领导集体建立后，邓小平吸取了斯大林、毛泽东晚年权力过分集中、个人崇拜现象严重的教训，始终反对突出个人、突出宣传自己，始终警惕出现个人说了算、把个人凌驾于组织之上的现象。不仅如此，邓小平成为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之后，就立即安排接班的问题。邓小平的退休，并不只是他个人的问题，而是为我们党和国家废除干部的领导职务终身制，建立退休制度起一个示范作用和带头作用。
邓小平不仅始终注意摆正个人与集体的关系，而且积极推动政治体制改革，从制度上保证不再出现个人凌驾于党中央集体领导之上的情况。1982年宪法的通过，标志着国家机关干部系统，包括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都彻底地向干部任期制转变，从而使新中国成立33年来的干部终身制的弊端得以彻底革除。
毛泽东和邓小平作为一种象征，作为他们各自代表的一个时代，已经深深铭记在中国人民的心中。毛泽东的领导思想和领导艺术，对邓小平领导思想和领导艺术的形成，起了重要的作用；邓小平的领导思想和领导艺术，是对毛泽东领导思想和领导艺术的继承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