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5月
第24卷第2期
陕西理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Journal of Shaanxi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Social Sciences)
May.2006
Vol.24 No.2
论犹太人问题 :马克思的政治解放观管窥
刘保民
(陕西理工学院经济与法学学院,陕西汉中723000)
[摘要] 1843年马克思与布鲁诺 鲍威尔论战时的著作 论犹太人问题 ,在系统批驳其有关公民解放和政治解放等方面观点的同时,从政治解放本身;政治解放与国家、宗教的关系;政治解放与人类解放的关系等方面,详细论证了自己的观点,为人类的共同解放指明了道路,至今仍有启示意义。
[关键词] 马克思;布鲁诺 鲍威尔;政治解放;关系
[中图分类号]A8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_2936(2006)02_0011_03
19世纪中叶,德国青年黑格尔派分裂后,马克思和恩格斯面临众多社会问题和理论上的争论,特别是布鲁诺 鲍威尔这样的 理论家 ,与马克思、恩格斯的观点和立场愈来愈走得很远。正如面临来自其他反面的代表挑战一样,围绕犹太人的解放而引发的 宗教问题 、 国家问题 、 公民解放 和 政治解放 ,乃至 人类解放 等问题,马克思、恩格斯与自己的 对手 展开了较为激烈的理论斗争。1843年秋马克思写了 论犹太人问题 ,并于1844年在 德法年鉴 上发表。马克思就上列问题逐一对鲍威尔进行了批驳。其中,关于人的政治解放问题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问题之一。
一、关于政治解放本身
马克思 论犹太人问题 ,像其它著作一样,对问题的论证和阐释,不是泛而论之,在方式上是论战性的;在语言风格上是隐喻和明了的统一;在内容上是富有针对性的;在逻辑上是逐一向前推及。对什么是 政治解放 这一问题,马克思在批驳鲍威尔有关人的宗教解放观点的基础上鲜明地指出,人的解放,不论是宗教解放,还是公民解放,不论是犹太人解放,还是德国人解放,都与国家有直接的关系,实质性的解放就是政治解放,而最终的解放是人类的共同解放。马克思说: 犹太人、基督徒、一切宗教信徒的政治解放,就是国家摆脱犹太教、基督教和一切宗教而得到解放 。[1](P426)但 当国家从国教中解放出来,就是说,当国家作为一个国家,不再维护任何宗教,而去维护国家自身的时候,国家才按自己的规范,用合乎自己本质的方法,作为一个国家,从宗教中解放出来。可是政治上从宗教中解放出来并不是彻底的没有矛盾的解放,因为政治解放并不是彻底的没有矛盾的人类解放的方法 。[1](P426)可见,政治解放与宗教解放有密切关系,政治解放与国家解放有密切关系。但政治解放还不够,国家和人类自身,应最终走向人类的共同解放。像鲍威尔把人的解放总是纠缠在 宗教解放 和 国家解放 的圈子中,是远远不够的。因为,政治解放的限度是显然的,它表现在 即使人还没有真正摆脱某种限制,国家也可以摆脱这种限制,即使人还不是自由人,国家也可以成为共和国 。[1](P426)事实证明,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后来的 共产党宣言 等经典著作中对这一问题有了既明确又彻底的合乎社会发展规律的论述,即人类的最终共同解放才是政治解放的真正目的。
[收稿日期] 2006_03_10
[作者简介] 刘保民(1960-),男,陕西省宜川县人,陕西理工学院政法系副教授,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与教育哲学的教学与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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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实现政治解放的中介是什么?马克思说: 人是通过国家的中介摆脱某种限制而得到政治解放 。[1](P426)但这种限制已清楚地表明,人的政治解放是国家限制内的解放。虽然离不开国家,但也应超越国家,实现真正自由的解放。因为,这种中介性过程, 他是自相矛盾地、抽象地、有限地、部分地超越了这一限制 。[1](P426)其次, 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人是间接地、通过一个中间的 虽然也是必要的 环节得到政治解放,获得自由的 。[1](P426)最后,国家中介作用也是一种现实, 宗教就是间接的通过一个中介物对人的承认。国家是人和人的自由之间的中介物。正像基督教是一个中介物,人把自己的全部神性、全部宗教狭隘性转移到他身上一样,国家也是一个中介物,人把自己的全部非神性、全部人的自由寄托在它身上 。[1](P427)所以,当国家出现,使 人分解为犹太教徒和公民、新教徒和公民、教徒和公民,这对于公民生活来说,并不是谎言,并不是对政治解放的回避,而正是政治解放,是使自己摆脱宗教的政治解放 。[1](P428)
政治解放的途径是什么?马克思说,在市民社会出现前,政治的解放是通过 政治革命 ,打倒封建 专制权力 而实现的。马克思说: 政治解放同时也是人民所排斥的那种国家制度即专制权力所依靠的旧社会的解体 。[1](P441)因为, 政治革命是市民社会的革命。旧社会的性质是什么呢?一句话:封建主义 。[1](P441),封建社会,使人们的财产、家庭、劳动方式、等级关系等社会要素,使个体和社会、国家严重分离开来, 必然表现为和人民隔离的统治者及其仆从的特殊职能 。[1](P441)在这种状况下,要通过政治革命打倒专制势力,推翻专制权力, 政治革命打倒了这种专制权力,把国家事务提升为人民事务,把政治国家确定为普通事务,即真实的国家;这种革命必然要摧毁一切等级、公会、行帮和特权,因为这些都是使人在脱离自己政治共同体的各种各样的表现 。[1](P441)只有这样,市民社会中人成为真正的公民,市民的各种根本利益得到实现,才标志着政治解放目标的真正实现。
二、政治解放与宗教解放
马克思说,政治解放与国家性质、宗教解放有着复杂的关系,但鲍威尔在认识和处理这些关系时,只停留在表面现象上,未能透视到问题的要害和本质。马克思对这一问题进行了全面透彻的分析,使自身在处理政治解放和宗教解放等关系上,远远超出和胜过了鲍威尔。首先,鲍威尔说,人与人的关系不应是宗教关系,应变为公民关系,只有这样才能实现自身的解放。怎样实现自身的解放,鲍威尔说应从法律和政治上宣布废除或取消宗教,因为以宗教为前提的国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国家。马克思说,鲍威尔的这一观点说明他自身对犹太人、犹太教不了解,虽然他涉及到了政治解放本身。什么是宗教解放?什么是政治解放?二者是不同的,而鲍威尔则把二者混同到了一起,甚至答非所问,显然这种观点和思想太肤浅。其次,马克思在批判鲍威尔观点的同时,详细阐发了自己的观点,澄清了许多问题。其一,马克思说,在宗教解放与国家关系问题上,鲍威尔认为宗教国家不是国家,基督教国家同样不是国家, 一方面,鲍威尔要犹太人放弃犹太教,要一切人放弃宗教,因为这样才能作为公民得到解放。另一方面,鲍威尔坚决认为宗教在政治上的废除就是宗教的完全废除。以宗教为前提的国家还不是真正的实在的国家 。[1](P423)马克思说,鲍威尔讲政治解放总局限在宗教与国家关系圈子内,而未能从一般国家讲政治解放问题;鲍威尔所讲的国家最多也只是基督教国家,而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国家,未能把问题上升到应有的高度,所以,鲍威尔在批判国家时仅限于基督教国家;在消灭国家问题上,鲍威尔自然只强调消灭基督教国家;在实现政治解放上,只在宗教国家实现政治解放。马克思说,我们不仅要消灭宗教国家、基督教国家,而且要消灭一般意义上的国家;我们所讲的政治解放,不能仅限于宗教国家里的政治解放,而应从一般意义上讲,从最普遍的意义上讲,即最终走向人类的共同解放。马克思说,鲍威尔是离开国家谈国家问题,看问题的眼界太狭隘。其二,在政治解放与人类解放关系上,马克思说,鲍威尔不懂二者的关系,最多只懂得政治解放与宗教解放的关系,因鲍威尔只触及宗教,不触及国家。所以,不仅基督教国家不具有神圣性,而且一般国家也不具有神圣性这一道理鲍威尔同样不懂,他也就不会懂得人类解放之理。马克思说,鲍威尔 没有探讨政治解放和人类解放的关系,因此,他提出的条件只能说明他毫无批判地把政治解放和全人类解放混淆了起来 。[1](P424)马克思说,甚至从本质上讲,政治解放与宗教解放无任何直接的关系。因为,宗教问题不等于政治问题,而鲍威尔把宗教问题和政治问题混同了。马克思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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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犹太人不放弃宗教和信基督教的人不愿放弃基督教问题是宗教问题,而不是政治问题,从不同国家的具体情况看, 依据犹太人居住的国家不同,犹太人问题也有不同的提法 。 在没有政治国家、没有真正的国家的德国,犹太人问题是纯粹神学问题 ,[1](P424)而不是政治问题。在法国,犹太人问题最多是宗教和政治的不彻底问题,因为犹太人和基督教在法国属宗教自由问题,是信仰问题,是个人问题,不是政治问题。之所以说又是不彻底问题,因为 在立宪国家的法国犹太人问题是个宪政问题,是个政治解放不彻底的问题。由于这里还保存着国教的假象 , 犹太人和国家关系也保存着宗教对立、神学对立的假象 。[1](P424)在美国,犹太人问题似乎是问题,因从神学角度看宗教,是纯粹神学问题,但若从政治角度看宗教,则宗教赋予了政治的问题。只有在北美, 犹太人问题才失去了神学的意义,成了真正的世俗问题 ,[1](P424)因为,只有在政治十分发达的国家,教徒和国家的关系才会具有本来的形式,但这也只能从国家以政治的态度对待宗教的意义上讲,因为,加入宗教组织和信仰宗教不等于说你就一定能获得政治解放。反过来看,政治解放不一定先要以获得宗教解放为前提,而鲍威尔总是纠缠犹太人问题和宗教问题不放,就犯的是这种简单化错误。所以,马克思在政治解放与宗教解放关系问题上,纠正了鲍威尔的错误,解决了二者的根本关系问题,把这一问题向前推进了一步,实现了 政治批判 之目的,而鲍威尔只停留在 批判的批判 水平上。
三、政治解放与人类解放
马克思论述这一问题,同样是在系统批判和纠正鲍威尔错误基础上进行的。首先,马克思说,资本主义社会政治解放的最大优势和积极作用,就是推倒了封建的专制制度,从政治上似乎废除了差别、等级等,但仅有政治解放是不够的,因为,国家要废除私有财产,但实际上私有财产继续存在;资本主义看似未把人划分为三六九等,但差别依然存在;资本主义社会宣布财产神圣不可侵犯,但财产同样不均,等等。在说明政治解放时同样有其局限性,人的解放靠纯粹的政治解放有其困难性,但从历史的长河看, 政治解放当然是一大进步;尽管它不是一般人类解放的最后形式,但在迄今为止的世界制度的范围内,它是人类解放的最后形式 。[1](P429)鲍威尔则看不到这些。其次,马克思从公民权与政治权、公民权与信教权、市民权与社会权、自由权与财产权、平等权与安全权等人权方面,较详细论证和理清了政治解放、人类解放的相关问题。要理解和实现真正的政治解放,应回到国家和市民社会分裂中去审视,因为,人的解放实际上是国家与市民社会冲突问题,是社会的普遍利益与个人利益的冲突问题。所以,不仅要实现人的真正政治解放,还应实现人类的共同解放。马克思说,关于这些更远更深层次的问题,鲍威尔同样未能看到。最后,马克思说政治解放必须为人类解放创造条件,实现人类的最终解放,这才是我们的最终目标。马克思说: 任何一种解放都是把人的世界和人的关系还给人自己。 只有当现实的个人同时也是抽象的公民,并且作为个人,在自己的经验生活、自己的个人劳动、自己的个人关系中间,成为类存在物的时候,只有当人认识到自己的 原有力量 并把这种力量组织成为社会力量,因而不再把社会力量当做政治力量,跟自己分开的时候,只有到了那个时候,人类解放才能完成 。[1](P443)所以,正是如此,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其以后的著作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中,始终以领袖风范站在时代发展前沿为人类的共同解放事业呕心沥血,奋斗到终身。
[参考文献]
[1]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
[责任编辑:朱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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