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业何处不圆梦
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又见新政出台推波助澜。潮涌的人群中，有年轻的大学生，燃烧着火红的青春激情，投身创客的蓝海;有下海的公务员，毅然告别沉闷的生活，寻找人生别样的精彩;还有在城市打拼多年的农民工，背起旧时行囊，接连踏上返乡创业的归程。
城乡流动天地宽，创业何处不圆梦?
催动农民工返乡创业的，不仅仅是当下“稳增长”的政策导向，也非简单化的政府“促就业”的权宜之计。这是草根群体新的梦想的追寻，也是乡村社会新的发展的召唤。
这些年来，不断有新生代的农民工在入城，也陆续有几百万的农民工在返乡。就地就近就业创业，顺应了劳力结构变化的趋势，契合了产业梯度转移的进程，也助推着县域经济发展的转型。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经历了打工洗礼的返乡农民工，拥有宝贵的创业资源。他们带回来初步的原始积累、先进的市场观念和宝贵的社会资本，可以有更多的选择，有更大的作为。看一看浙江，从当年活力十足的“小狗经济”，到今天创意无限的“特色小镇”，万家灯火，遍地英雄，随处可见广大农民巨大的创造能量。一些地方政府也纷纷乘势而进，开辟招商引资新的战线，提升“打工经济”，发展“创业经济”，由此衍生出县域经济一个个崭新增长点。
当然，大量农民工返乡创业的优势还在传统产业。在这个以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为标识的智能新时代，以人口红利土地红利环境红利流失为特征的产业转型期，传统产业的空间还有多大?其实，有一种需求，就会有一种供给。再发达的国家，也有传统产业的土壤，当下的制造业回归便是明证。在产品价值的革命中，在经营模式的转换中，在产业业态的创新中，传统产业依然拥有蓬勃的生命力量。即以农业为例。国际著名投资家罗杰斯新近来华，在“论道中国金融市场”的主题演讲中有言：农业，一个未来十年令人兴奋的行业，依然是他最看好的一个投资领域。如今有各路工商资本纷纷绕开规制夺路下乡跑马圈地，就是要抓紧开挖这下一座金矿。不少人焦虑：明天谁来当农民?我的问题，恰是明天我们怎么当农民?
农民工返乡创业，也是撬动新型城镇化的一股新生力量。在城市化的大跃进中，我们看到失衡中的大城市取向，盲目扩张规模，严重超越了资源环境的承载能力;看到了农村“新社区”乱象，暴力拆迁征地，上演了一出出“被上楼”的群体性事件;也看到了单极式的县城中心化，教育、医疗、文化等公共服务，产业、住房、人流等发展资源，都在行政力量的驱动中向县城集聚，造成众多集镇的空心化、边缘化。国土如此辽阔，国情如此丰富，新型城镇化的取向https://www.doczj.com/doc/6d12267244.html,必然是多元发展、齐头并进，农民家门口的就地城镇化，理应成为
城市化的一块坚硬的基石。记者采访过的苏南华西村、永联村，产业向着高端成长，村庄向着周边伸展，生活向着文明提升，传统与现代，城市与乡村，在这里水乳交融，浑然一体。农民自主地创业，自由地创造，正是这一新型城镇化最有力的推手。中西部的一些地方，开始抓住农民工返乡创业的难得机遇，产业先行，镇村联动，加快就近城镇化脚步，其中有着丰富的启示。政府需要跟进的是，既有的政策瓶颈怎么打破?土地指标怎么分配，社会管理如何创新，户籍福利如何剥离?
更让人欣慰的是，农民工返乡创业，也为乡村生活的重建和留守家庭的复兴，洒下了一片和煦的阳光。农村的发展，不仅是一个经济问题，而且是一个社会问题。农民背井离乡进城打工，所期望的，不仅是经济收入的增加，贫穷命运的改变，而且是美好生活的创造，幸福家庭的建设。我们都从新闻报道中看到贵州毕节那4名留守儿童服农药中毒死亡的悲惨遭遇了吧?那是令人心碎的家庭之痛、乡土之痛!一边是打工的艰辛，一边是留守的酸楚，一边是只身的闯荡，一边是破碎的亲情。这是另一道不能跨越的城乡鸿沟，这是另一种难以愈合的心灵创伤。资本也是有旗帜的。农民工在乡土有根有叶，有牵有挂，有天然的联系纽带，他们的返乡创业不同于外来的工商资本，有不一样的利益诉求、不一样的乡土情愫和不一样的带富效应。对乡村产业的发展，对乡村文明的进步，对乡村社区的重建，具有完全不同的意义。一个个能帮助孩子们在完整的父爱母爱中健康成长的返乡创业梦，是更加明亮、更有色彩也更有价值的梦。
就业不易，创业更难，农民工的创业道路曲折而艰辛，会难上加难。企业用地的申请，融资渠道的开通，财政税收的扶持，创业技能的培训，相关权益的保障，哪一项都有绕不过去的难关。令人鼓舞的是，政府改革在提速，简政放权在深入，新近又有系列鼓励政策在出台，这都将给返乡农民工带来更为充足的创业自信。
我们自应全力扶持返乡农民工就近创业，还应全力帮助留城农民工就业创业，创造条件让他们尽快融入城市，在户籍制度改革的深化中，在公共服务体系的普惠中，找到可以落地生根的新家园，实现享受公平待遇的城市梦。
每一个群体，都当有寻梦的权利;每一片天地，都应有圆梦的机会。
扶贫深处是赋权
文/苏北
扶贫的难度愈来愈大，扶贫的标准也愈来愈高。当初的救济性扶贫虽然有立竿见影成效，但救济的终结常常就是返贫的开始。后来的开发性扶贫有利于借助本土资源培植现代产
业，但也容易滋生资源掠夺经营透支生态环境的隐患。在“输血”、“造血”之外，我们还当有新的视角和新的思维。
扶贫深处是赋权。赋权性扶贫着力的是以贫困人群为主体，激发他们的自主意识，提升他们的行动能力，拓展他们的发展自由，保障他们的公平权益。
当务之急，就是帮助贫困人群普及自主参与的机会，提升向上流动的能力，搭建社会合作的网络。
谁是主体？谁的发展？这是扶贫工作的首要问题。
水电路三通，这是贫困地区改变面貌的第一需求。在一些深山区，一头肥猪要八九个人抬，走两三个小时才能抬出去;“大米吃不完也卖不出，一头羊赶出去要瘦四五斤”。“要想富，先修路”，这是谁都明白的道理。可是，在不少地方还是难上加难。或是强求地方资金匹配，或是抱怨财政没钱。如何打通发展经脉满足贫困农户基本的权益诉求？
移民式搬迁，这是传统就地扶贫方式的路径突破。但是，应否搬迁？搬往何处？还得充分尊重农民意愿。还在从事耕种养殖的，和已经进入二三产业并在城镇有一定立足基础的不一样，土地贫乏、条件艰苦、信息闭塞的，和自然资源丰富、生态环境良好、具有特色产业基础的也不一样，不可强求一律，更不可仅仅为了完成“农村新社区”“新型城镇化”考核指标，就一厢情愿搞搬迁大跃进。“挪穷窝”是为了“拔穷根”，但挪了地方，能不能找到新的就业门路、发展机会？一些地方“房已建好，不见人住”，已经敲响警钟。
产业化推进，这是加快脱贫致富的坚实支撑。但是，这应是农民的自主行动，而不能是政府的大包大揽。参与式扶贫正是以赋权为核心，在政府扶持的产业建设中，让扶贫对象全面介入全程参与，赋予他们知情权、选择权、参与权和监督权，直接参与项目的制定、执行、监测和评估，让农民从被动的受益者真正转变成为积极的建设者。他们祖祖辈辈生活在这里，对这片乡土有更深的感情和更深的体味，一旦有了自主权，自己推进投资项目，自己规划村庄发展，就会迸发出充足的干劲和无穷的智慧。
贫困群体要脱贫致富，就要努力创造向上流动的机会。靠什么流动？健康，知识，能力。政府的责任，就是帮助他们提高身体素质、文化素质、就业能力,努力阻止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打开孩子们通过学习成长、青壮年通过多渠道就业改变命运的宽广通道,坚决阻止贫困现象代际传递。
健康是贫困人群最重要的资产。一场疾病袭来，就是一场灾难降临，沉重的治疗费用会像一座大山压垮一个家庭。这里有疾病预防普查的大片盲区，有医疗保健质量的城乡鸿沟。虽然绝大多数贫困群众都参加了新型合作医疗，但由于一些偏远山区就医困难，这一政策福利有时还难以阳光普照。在乡村社会老龄化问题更加严重医疗资源空心化现象更加凸显的今天，如何顺利地跨越这片盲区、这道鸿沟？
教育是贫困人群最重要的权益。最直接的是职业教育，开展实用技术培训，提高农民就业能力。最根本的还是素质教育。自然，教育的意义未必就是上大学，赚大钱，做大官。它的真正价值是改变人，是转换发展观念，是解放每一个人瞩目未来的梦想，是助益每一个人健康成长的公平。教育于贫困人群尤显重要。它可以激励人们去重新认识自己，增强自信，融入社会。解决贫困乡村的教育公平，更紧迫的还不是高校招生中的政策倾斜，而是公共服务的均等化，而是乡村学校的分类发展和留守教师的福利保障。
有学者言：合作化是小人物在大世界中的机会。确实，构建社会合作的网络，这是壮大农民力量的根本途径。
我们常常困惑产业扶贫的两难：帮贫，一时难见成效;扶富，先富难带后富。我们也常常埋怨贫困人群的懒惰：总是指望政府救济补贴、投钱建棚，“等靠要”已成顽症。两难怎么解？顽症如何治？鼓励互助合作是一条出路。
分散的小农只有组织起来，加强社会融入，形成集体行动能力，才能摆脱生活的黯淡，生长发展的自信，才能激发自力更生和积极求变的意识，更好地维护和实现自己的利益。记者在湖南桂东采访时就看到，当地坚持创新产业扶贫机制，在产业基地建设中，政府与龙头公司合作，采用扶贫资金自愿入股，前三年公司每年按股金10%的固定比例分红，三年后根据实际收益分配。农民很愿意，收效很明显。
赋权式扶贫，是扶贫模式的转换，也是扶贫视角的创新。它着力的，不只是收入水平的提高，而且是发展自由的开拓;不只是经济增长指标的变化，而且是社会公平正义的建设;不只是保障贫困人群共享改革发展收获的成果，而且是要向社会底层普及改革发展带来的机会。借用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马蒂亚.森的表达，就是“聚焦于人们去过他们有理由珍视的那种生活，以及去扩展他们所拥有的真实选择的能力”。
相关链接：扶贫怪象：越扶越亏，农民都怕了
近年来，政府对扶贫工作高度重视、投入前所未有，但在一些地方，投入的增加并没有带来明显的效果，一些扶贫项目不接地气、不做周密的计划，只管把资金投出去就完事，成效如何反倒不重视。有农民甚至反映：扶贫项目，搞啥亏啥，农民都怕了。
“头年一哄而上，来年一拍两散”
在西部某地，为帮助群众脱贫，一度兴起养兔热，政府整合各类资金予以支持，高峰期兔子存栏接近40万只，但市场行情急剧变化，短短5年时间，产业规模已萎缩到不足7万只。不少养殖户血本无归，多年缓不过劲来。
为啥政府投入巨资，帮助群众打造的富民项目却成了“伤民产业”?当地干部反思道，产业培育只重视生产环节，对产品深加工、营销、市场信息预警等产业链建设“缺课”严重，结果是投入越多、产量越大、风险越高。农民增产不增收，反受其累。
无独有偶，某国家级扶贫开发重点县也曾品尝相似的苦果。县里曾鼓励农民种黄连，高峰期黄连种植面积近4万亩，年产量1万多吨。虽然产业粗具规模，但由于没有精深加工和品牌打造，黄连原料被外地企业收购，贴牌销售。加之最近几年黄连价格波动剧烈，种植的贫困户受惠并不多。
“产业扶贫是农民致富奔小康的重要抓手，如果不能整合资源，科学规划，打造有竞争力的产业链条，盲目上马，可能会起反作用。”当地农业干部说。
“‘头年一哄而上，来年一拍两散’，政府投了不少钱，可看不到啥效果。”记者在一个贫困村蹲点时，村支部书记说，最近10多年，县里、乡里干部来规划产业发展，先后搞过猕猴桃、柑橘、高山蔬菜、毛猪等不下7项产业，但搞啥亏啥，农民都怕了。
“农民不想搞也得搞”
富农项目之所以成了“伤民产业”，一个重要原因，是政府习惯行政主导，忽略群众意愿和市场的作用。例如，某地在“整村脱贫”中，硬性规定70%的资金必须用于产业发展，其余的30%用于基础设施建设。记者采访发现，政府要求大部分资金用于产业，是认为现在农村基础设施有了很大改善，农民还没富起来，是产业没跟上。
“这种刚性切分资金的要求，看似没错，实际不接地气。”有基层干部说，在一些贫困地区，道路、水利等基础设施仍然是制约地区发展、农民增收的关键原因。没有基础设施，谈不上产业发展。
同时不少农民也不愿意搞产业，这有三个原因，一是从以往产业发展情况看，效果不是太好，农民看不到致富希望;二是贫困村农民知识水平、素质达不到产业发展的要求;三是贫困地区大多地处偏远、人口大量外流，产业发展缺劳力、缺人才、缺资金，难度很大。
“搞产业‘看起来很美’，实际上何其难也。现在农村是‘386199部队’，土地是‘鸡窝地、巴掌田’、金融还不配套。贫困村山高坡陡、土地贫瘠，村子也空了，10户人家走了六七户。”一位基层干部说，政府要求大部分钱必须搞产业，大伙儿想破了头，也不知道该搞啥。最后产业没搞起来、基础设施也没改善。
有的干部说，由于上级部门硬性划定了扶贫资金流向，“只能往东、不能往西，农民不想搞也得搞，有的就做成了表面文章”。
“树苗到户、种子到户”就是精准扶贫?
传统的扶贫方式，资源虽然到了贫困乡镇、贫困村，但得到这些资源的最终可能不是最需要帮助的人家，容易出现“扶强难扶弱、帮富不帮穷”的问题，因此这些年，到人到户精准化扶贫被提上了议事日程。但在一些地方，扶贫说是有了新思路，办法还是老办法，扶贫资源看似到了人头，效果却不行，依然还是“假把式”。
记者在基层采访，了解到这么一个故事，某贫困村实施一项产业到户措施，把“一苗一子”(核桃苗、蔬菜种子)免费发给贫困户，村里还打印了种植技术指导，让农民发展产业。对这种到户扶贫，农民并不买账，“一苗一子”拿回家，大多扔在一旁。一位74岁的农民说，自己患有高血压、冠心病，锄头抡不了两下就犯累，哪有力气搞上面安排的特色农业!
扶贫“扶强难扶弱”让贫困群众诟病，有的地方又走到了另一个极端：扶贫资金使用照顾情绪、平摊均分。某贫困村在“整村脱贫”中，规划500亩魔芋，每亩一次性补助200元。由于种魔芋才能得补助，当年规模确实上来了。但村里摘掉贫困帽后，扶贫补助款没了，农民积极性也就没了，现在魔芋种植面积剩下不到100亩。
这个村的干部后来反思说：“基层工作，讲究一碗水端平，平摊均分看似公平，但扶贫效果打折扣。农民人均土地只有1亩多，补助像胡椒面一样撒在每人头上。大伙儿都想得，一窝蜂上，却没有真正的积极性，长远看起不了啥作用。”(半月谈记者李松)
要把矢志改革者真正用起来
文/辛鸣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十二次会议上指出：“要着力强化敢于担当、攻坚克难的用人导向，把那些想改革、谋改革、善改革的干部用起来，激励干部勇挑重担。”这是对进一步推进改革释放出更加明确的信号，是要引导大家争当改革促进派，是要把矢志改革者真正用起来。
改革开放30多年来，各个领域涌现出大量对改革有着坚定信念的改革者。他们为了改革百折不挠、无怨无悔。我们要通过制度安排，改革和完善干部人事制度，明确让勇于改革、善于改革的党员干部走到改革发展的第一线、走上领导岗位，有更大的平台和发挥更大的作用。
一个好干部，就是一面旗帜，他的行为能对广大干部群众起到积极的引导、示范和激励作用。干部任用标准是一种导向，也是干部完善自我的方向。用什么样的干部实际上体现的是我们党坚持什么样的政绩观，体现了我们党主张什么、反对什么，崇尚什么、批判什么。建立和完善更加科学的干部政绩考核体系意义重大。
我们要确立符合改革要求的领导干部考核标准。考核制度直接影响着领导干部的行为。我们要积极推进政绩考评机制改革，建立以推进改革为导向的更加科学、完善的领导干部政绩考评机制。通过体制机制的完善来引导领导干部坚持改革信念，更新发展观念，规范领导干部的改革行为。党员干部争当改革促进派，是时代的必然要求，更是人民群众的殷切期盼。
今天，我们把矢志改革者用起来，就是要善于从大局着眼、从长远考量，以“对全局改革有利、对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有利、对本系统本领域形成完善的体制机制有利”的标准来评价和选用改革者。
凡是坚持推进完善改革的干部，我们就一定要让他们有为有位，让他们置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宏伟改革事业的主战场;凡是不会、不想、不敢坚持改革的领导干部，就需要让贤于更有能力和魄力的改革者。只有这样，才能形成各级领导干部全身心投入改革、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大好局面。
同时，我们也需要关注这样的现象。在改革的初期，一些领导干部的工作业绩和改革成效可能一时不被人们所认识，甚至不被人们所理解;而另一些领导干部的行为对改革的危害可能在短期内不会暴露出来。这就需要我们建立领导干部改革政绩档案制度，动态地记载领导干部的改革政绩情况。改革政绩必须看改革带来的实效，无论什么时候，被实践发展证明的、被群众认可的改革举措都必须给改革者记上一功。而对于那些因为阻碍改革、延误改革而造成重大损失的领导干部，必须追究相应的领导责任。
当下中国的改革，总的看，势头较好。但也存在着一些部门、一些地方囿于既有利益，不愿意真改;纠结于潜规则的束缚，不敢放手去改;面对新情况新问题缺乏良策，不知如何去改的问题。结果在一些地方和部分领域，改革雷声大雨点小，慷慨激昂高喊改革加油的人不少，埋头苦干真正为改革助力的人不多;一些人甚至故意放大改革的风险，不直面问题、不去思考如何改革，而是墨守成规、过“太平日子”，抱着“不求有功，但求无过”、“宁肯不干事，也千万别出事”的消极态度干工作。
俗语说得好，“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说的就是“关键少数”要在其位谋其政，为民干实事。各级领导干部要多想想党和人民的要求，多问问自己是不是尽到了心、履好了职，才能勇挑改革重担，不负使命责任。
为改革者提供施展抱负的政治舞台和组织平台固然重要，但改革的持续推进也需要更好的社会氛围，要在全社会形成支持改革者、保护改革者、宽容改革者，允许改革者犯错误的社会环境。
改革必然是对现有状况的改变，是探索形成新的东西，是在走别人没有走过的路，做前人没有做过的事，往往没有现成经验可借鉴，没有现成的案例可模仿，由于客观原因或经验不足等，难免会出这样那样的失误。而新事物的发展往往也不会一蹴而就，不可能一开始就尽善尽美。所以只要改革者是真正出于事业心、责任感去改革，勤勉尽责，就应该宽以待之。错了改过来就可以。我们要允许真正的改革者犯错误，允许他们说错话，不要求全责备，贻误改革时机。
当然，强调营造良好的改革社会环境并不是说改革可以随心所欲、为所欲为、恣意妄行，也不是说改革可以不遵守法律、无视法规、不讲纪律。严守党纪国法既是推进改革的前提和基础，更是坚持改革的法制保障。如果离开党纪国法来讲改革，就会造成乱作为，不仅个人会犯错误，也会给党和人民的事业造成损失。
每一场伟大的变革，都意味着艰难的利益调整和路径创新，也都伴随着“江山代有才人出”的人才需求。一个让矢志改革者一展身手的大好时代，必将不断创造新的改革奇迹。
放下包袱去战斗
“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
当下的中国，正顶风破浪砥砺前行。新旧产业和发展动能转换在接续，传统因素消退与新兴力量成长在并行。走向新常态的中国经济面对持续加大的下行压力，还当做好应对更大困难挑战的准备。
形势逼人，考问基层干部：应当具有怎样的精神面貌、从政心态和工作作为？
基层干部肩挑重担，特别能吃苦，特别讲奉献。“五加二，白加黑”是他们的工作常态。随着从严治党理念的践行和反腐倡廉斗争的深入，队伍在进一步净化，状态在进一步提升。同时，为官不为、懒政怠政之风也在滋生蔓延。如何治理？召回？军训？各地新招迭出，也有立竿见影成效。
我以为，还当找准病灶，辨证施治。尤其要深入基层干部之中，倾听心声，排忧解难，激励他们放下包袱，放开手脚，放胆作为。
改革在全面深化。顶层设计已经出台，规划蓝图日益清晰。难点在于，再完美的设计，再精彩的蓝图，也难以涵盖改革运行的每一个操作步骤，也不能替代不同地方的每一步实践创新。目标正前方，愿景在彼岸，中间有难关重重，险滩处处，改革当逢山开路，遇水架桥，这“路”这“桥”如何开通？面对改革争议中的热点难点和误区盲区，缺少相关部门的答疑释惑，没有试点地区的经验借鉴，又当如何作为？新一轮改革特别强调于法有据，这是改革阶段的跨越，也是改革理念的进步。但是，改革的探索性与法治的稳定性如何兼容？例如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原有的不少法律法规滞后，已经成为改革的束缚。这当如何化解？另外，改革的每一步都牵动着方方面面的利益关系。政府改革要简政放权，减肥瘦身，刚性的利益如何调整？富余的人员何处安置？公车改革要取消特权，发放补贴，统一的标准与各异的乡情、多样的需求如何契合？定向化的使用与福利化的补贴、层级化的待遇如何区隔？
改革还须大胆探索，先行先试。但是，其中创新、突破的风险怎么化解？
权力清单制度的推行，是政府的一场自我革命。实践中的最大难题，是权力界定中的标准不统一、理解有差异、操作难把握。既要防止越权滥用，又要避免缺位失职。权力在哪些领域应该放，哪些领域应该收，在哪一个点上再平衡，问题敏感又影响重大。
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社会市场发育的不同状况，行业区域呈现的不同特点，政府官员具备的不同素养，都影响着、决定着政府行使权力的方式、范围和力度。权力清单的实施也当有所选择，适时更新。还要看到，民生问题无小事。随着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民生的内涵在不断丰富，民生的领域在不断拓展，民生的层面在不断升级，政府自应努力跟进，
满足民众日益增长的需求，保障民众日益彰显的权利。政府不应当只是停留于充当一个裁判员，只是满足于做好一个守夜人。
大道至简，有权不可任性。在权力清单制度改革中，政府既不能阳奉阴违，明放暗收，也不能随意弃权，推卸责任。实施权力清单，权力的边界在哪里？
反腐进入深水区，暴露出的太多的官商勾结区域坍塌乱象，令官员们心惊，让全社会警醒。同时，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各地官员还得千方百计努力招商引商选商，亲商安商富商。这一点无可回避，也是责任所在。由此，政商应该是什么关系？官员与老板应该怎么交往？
坚持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当是新型政商关系的指导思想。当然，政府的手中，依然掌握巨大的行政资源，依然负有调控经济的重大责任，依然拥有推动发展的强大能量。这一只有形的手，还当握紧那只无形的手。坚持法治对权力运行的规范性界定，当是新型政商关系的总体框架。政府是公共部门，企业是市场主体，两者之间应是一种良性互动、合作共赢的关系。坚持政府对企业服务的公共性取向，当是新型政商关系的基本主题。促进企业发展，创造社会财富，增进公共福利，本是政府的行政职责。从协调征地拆迁到便捷行政审批，从配套服务体系到创造营商环境，从保护知识产权到协调劳资矛盾，都大有政府的用武之地。
基层干部长期奋斗在工作一线，难免也遇有政策界限模糊不清的灰色地带，怕踩到红线、触犯规则，怕触及利益、得罪别人，怕外界曲解、遭受抹黑。怕字不除，敢往何方？
治理为官不为，专题教育在层层递进，法纪惩戒在加大力度，民主监督在逐步提速。我以为，还得在价值引领、制度激励和社会评价方面加油使劲。为人民服务，就要为人民担当，就要扛得起责任，担得起风险，舍得出奉献。干部制度改革也得为之助力。考察考核方式要科学，为敢于担当负责勇于攻坚克难的干部主持公道、鼓劲撑腰。选人用人导向更重要。若苦干的不如看的唱的，清廉的不如跑的送的，创新的不如泼墨的捣乱的，他们的精气神从哪里来？工作着是美丽的，为人民服务是光荣的。还要鼓励基层干部从污名化的社会舆论扭曲中解放出来，从良性化的政治生态建设中挺立起来，重塑职业形象，重建工作尊严。
放下包袱，准备战斗。经济增长挑战严峻，全面小康任务艰巨，共产党人使命神圣，我们还是要像当年领袖号召的那样：“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
劳动是金色的
劳动，曾是一个闪亮的词汇。它谱写出多少雄壮的故事，创造出多少辉煌的业绩。如今，这闪亮在岁月的流逝中已不再那么耀眼。劳动，当是令人体面的事情。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用自己的诚实劳动创造财富，正当而又光荣。如今，这体面在贫富的区隔和社会的分化中，也已添加了沉重的问号。
还原劳动价值，还原劳动者本色，是经济社会转型期一道紧迫的课题。
劳动必须得到尊重，这本应是起码的社会认知。
劳动不仅滋养着我们的生活，而且锻铸着我们的魂魄，不仅创造着社会的财富，而且积淀着人类的文明。如今，在不少人的解读中，这些表述都已成了虚无缥缈的宏大叙事。
在发展主义的汹涌潮动中，地方政府往往将“资本”置于特别优先的位置。亲商、安商、富商，在劳动关系的协调和劳资矛盾的处置中，权力的天平很自然地向着资本倾斜。在优胜劣汰的过度竞争中，社会大众大都将“成功”视为脱离底层生活的标识。孩子们从小到大接受的熏染，就是“望子成龙”“出人头地”的文化，就是“不能输在人生起跑线上”的告诫。更让人无语的是，劳动的贬值，已经逐步内化为劳动者的生活理念和文化认同。在社会的歧视和生活的挤压中，他们别无选择地将“报酬”作为单一的取向。劳动，在劳动者的心目中，更多的只是一种交换的方式，一种雇用的关系。从前的“以厂为荣”“爱厂如家”，已是天边一抹遥远的乡愁。原子化的劳动者，就像一粒粒风中的流沙，哪里待遇好就飘落哪里。
每一种职业，本无高低贵贱之分，只有社会分工不同；每一家企业，都应同舟共济，是利益共同体，发展共同体；每一个劳动者，都当保有自觉的职业道德、敬业精神和工匠意识，都应拥有一份从容的神情、阳光的心态和自信的生活。但是，这一切，都得从全社会对劳动的尊重奠基。
同时，劳动还应当是文明的，这是一种普世的觉悟。文明传递的，是一种温暖，一种人道，一种和谐。
然而，我们不会忘却，当年在“大潮涌珠江”的重重热浪中，一座座封闭的厂房里，栖息着一个个从事超时、超量、超强度劳动的率先南下的庞大群体。在他们刻骨铭心的经历中，打工，“是一个沧桑的词”。打工女孩郑小琼自述：“在这个词里/我不止一次/看到/受伤的手指/流血的躯体/失重的生命/卑微的灵魂/还有白眼”。打工的疼痛感让她写诗。“我不断地试图用文字把打工生活的感受写出来/它的尖锐总是那样的明亮/像烧灼着的铁一样/不断地烧烤着肉体与灵魂。”后来的新闻报道中，我们又看到了富士康集团接连发生员工坠楼的事件。年轻的生命猝然消失，全社会惶然，愤然，开始拷问类似企业高压式的管理制度。
“如果企业的业绩始终建立在员工超负荷且丧失尊严的劳动上，企业的生命力和竞争力将贬损殆尽！”
历史这悲痛的一章必将翻过。构建规范有序、公正合理、互利共赢、和谐稳定的劳动关系，已是当务之急。依法保障劳动者的劳动报酬，维护劳动者的人格尊严，保障劳动者的基本权益，是其重中之重。社会呼唤体面劳动，它的道德内涵就在于让劳动者在劳动中确证自己的自由和尊严，感知生命的价值和意义。
还要看到，劳动不仅是谋生的手段，而且是发展的大道。这是每一个劳动者的生活信念。家喻户晓的电视剧《平凡的世界》中，我们听到了孙少平从心底发出的声声呐喊：“活着不是就为了活着，我不甘心！”活着的意义，不在劳动之外，正在劳动之中。劳动中应有我们不断成长的广大空间，应有我们安顿梦想的坚实平台，应有我们实现价值的多种机会。今天，已经登上历史舞台的新生代农民工，不想再重复他们父辈的故事。他们日益强烈地追求平等，崇尚个性，寻求发展，希望通过劳动获得更多报酬，尽快立足城市，缔造新的生活。这是社会进步的大势，也是中国制造的挑战。
越来越多的企业顺应大势，在挑战中转型，在转型中升级。“员工的幸福感是企业生命的源泉”，“和谐的劳资关系是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在新的企业文化和竞争理念的引领中，越来越多的员工从企业提供的各种培训平台和“选、育、用、留”人才建设体系中，从社会职业技术教育创造的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工学结合等新型人才培养模式中，找到了向“技术型工人”跨越的台阶，打开了发挥潜能、提高素质、自我解放的通道。
我们不必奢求。成功的路有千万条，要紧的是去走最适合自己的那条路。劳动的全部意义，就是给予每一个人改变生活、改变命运、改变自己的力量和机会；我们也不必悲情。生命中的哪一个青春不是摔打和抗争砥砺过来的？田野上的哪一粒收获不是心血和汗水浇灌出来的？我们更不必灰心。事在人为，路在脚下，所有的光景和前程，都可以靠我们的勤劳和智慧创造出来。
劳动是有色彩的。有人说：劳动是血色的。也有人说：劳动是灰色的。我则坚信：劳动是金色的！当劳动中倾注着敬业、奋斗和创造的激情，流淌着尊严、和谐和自由的血液，这劳动，就会放射出金色的光芒，它就将焕发我们的形象，照亮我们的灵魂，彰显我们的文明。
创新的根基在文化
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创新的口号，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响亮。创新的脚步，也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急促。
创新驱动发展，文化驱动创新。谈及加快创新的话题，自然离不开投入的增加、科技的突破和政策的跟进、制度的变革。我以为，不可疏忽的还有文化的进步。创新的根基，还在全社会的创新观念、创新心态和创新素养。
创新的本质是自由，思想自由。让人们的想象力、创意力、思想力，从传统的框框束缚中从权威的遮蔽垄断中从权力的随意干预中，勇敢地解放出来，在相互激荡中多元碰撞中问题挑战中，自由地迸发自由地生长自由地实践，全社会的创新激情和智慧，就会喷薄而出，尽情涌流。
如何培育社会的创造力?还得从教育抓起，从娃娃抓起。毋庸置疑，应试教育的路已越走越窄，格式化的讲授，标准化的答案，空洞化的说教，有意无意地在压抑着孩子们的天性。教育的使命，既是传承知识，更在培养新人。天空多么辽阔，大地多么丰饶，儿童的天真烂漫、憧憬梦想，是多么阳光!独立的人格力量，创新的人生志业，正是要在这一片广阔和丰饶中发育、生长、成熟。可是，我们看到的却是在同一个模式中的温驯听话，在同一种取向中的蹑手蹑脚。有专家直陈其弊：教育先是把青少年的创新能力扼杀掉，再要求他们把创新能力开发出来。所幸的是，在社会舆论的呼唤中，在用脚投票的倒逼中，中国教育开始了痛切的反思。新一轮教育改革，既要从教育公平正义切入，更要向自由全面发展着力。
社会是校园的镜像。万众创新，需要不拘一格的包容，让各种类型的人才脱颖而出;需要自由宽松的环境，让各种新奇的探索互相砥砺;需要体制变革的激励，让全社会每一个细胞的生命活力充分释放。我们已经进入互联网时代，颠覆性创新已形成科技新潮，新生代创客已登上创业舞台，自由创造的价值和自我实现的能量必将进一步彰显。
创新，还应当涵养一种定力，发展定力。
几十年高速增长形成的发展定势，当下中国经济转型面临的严峻挑战，世界范围内新技术革命呈现的难得机遇，形塑着地方的发展意识。GDP崇拜，数字化考核，行政性干预，也在扭曲着企业的创新心态。于是，我们看到了跨越发展、弯道超车的不少成功经验，也看到了急功近利、投机取巧的种种短期行为。或是专走捷径，沉湎于拷贝他人版本，知识产权保护不力，山寨现象四处泛滥。新技术新产品刚一露头，就有仿冒者接踵而来，给研发者带来累累损失，使创新者心生重重顾虑，“不创新等死，要创新找死”。或是不惜代价，一再以市场换技术，引进再引进，心安理得地满足于暂时分享外国先进技术带来的短期红利，自我标榜的国产化，也只是一个堂皇的装潢而已，几十年过去，市场让出去了，真正的核心技术还是一片空白。中国制造要走向中国智造，我们首先要跳出的就是这样的创新陷阱。
科技有其运行发展的规律，创新有其积累突破的过程。无视这一规律，逾越这一过程，只会欲速不达，这样的教训已经够多的了。立足自主创新，我们既要加快科技成果转化，又要着力核心技术突破，既要加快实用技术进步，又要潜心基础研究创新。否则，很可能赢得一时，输掉长远。看一看智能化装备制造业的先行企业大连光洋集团，代表着世界顶尖技术的机床，都源自集团的自主创新。他们在实践中获得的启示是：“创新驱动不仅需要长时间的积累，更要对这种长期研发有足够的容忍度。”光洋的每一项技术成功，都经过了几十次、上百次的失败，是用大量人力、资金“堆积”出来的。“十年磨一剑”，贵在坚守，耐得住寂寞，贵在经得起眼前利益的诱惑，引得正大干快上的冲动，顶得住业绩考核的压力，扛得起失败风险的考验。这不仅是科技人员的担当，实体企业的惕厉，而且是各级政府的警戒。
创新的根本和底蕴，还是全社会的素养，不仅指科学素养，更重要的是人文素养。
在发展和就业的倒逼中，我们习惯以实用主义衡量创新能力和科技人才，由此倾斜于专业才干的培养。这也无可厚非。而改革和创新的导向，则另有更高的要求，着眼于每一个人整体素质的提高，尤其不可或缺人文精神的熏染和终极关怀的启迪。知识固然十分重要，但比知识更重要的是能力，比能力更宝贵的是素养。
知识结构和学术视野的开拓，为科技创新打开更广阔的天地。不断出现的交叉学科，已经引发人类对世界认知在观念和实践中的深刻变化。审美意识和形象思维的提升，为科技创新插上更有力的翅膀。“科学和艺术是一枚硬币的两面。”审美素养的积淀，当会大大增益于激发蓬勃的创新思维。价值理性和道德情操的陶冶，为科技创新生发更人性的光辉。对生活真谛的叩问，对存在意义的追寻，无疑是科学工作者强大的精神支持和正确的研究导向。
创新驱动发展，既是形势所迫，也是大势所趋。只争朝夕，快马加鞭，还当登高望远，固本培元。创新所向，不仅是科技进步，也不仅是经济增长，它的深层价值，更在于发展方式的变革、民族精神的高扬和文化力量的崛起。
人性化，中国制造新境界
出境游的人群日见拥挤，历史性地突破1亿人次大关;海淘族的能量尽情释放，境外消费踏上了1万亿元新台阶;“马桶盖”之类的从高端奢侈品波及日常消费品的热议，激起社会舆论一波又一波的拷问。中国消费者愈益自由地享用“全球化红利”，他们用脚投票，给中国制造留下了沉甸甸的话题。
多元化、个性化、人性化，是中国消费的新引擎，也是中国制造的新境界。
中国经济历经多年高速的增长，社会财富业已完成初步的积累，广大民众在日益丰裕的生活中升腾起色彩斑斓的梦想。他们的消费意识迅速觉醒，消费品位明显升级，消费自信也日益增强。他们急不可耐地要在经济新常态的市场转折中赢得自己的话语权，要在中国制造业的转型升级中争取应有的参与权。由此，我们迈进了一个彰显消费者主权的时代。这是消费者与生产者关系的重构，中国制造业也在这一重构中深刻地改变着发展的版图。我们不必拘泥于“马桶盖”引发的购买力外流之争，不必沉湎于“外国的月亮就是圆”的妄自菲薄。蓦然回首，在改革开放以来的一波波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浪潮中，以人性化为标识的产品革命从未停步。高科技元素、生态化品质和人性化设计，正在给中国制造敞开一扇扇新的机遇之门。
追求用户体验，是产品人性化的鲜明表达。
全球化天地中，消费者获得了更多自由的选择;多元化区隔中，消费者拥有了更为细分的市场;数字化革命中，消费者赢得了更多主体的权利。“你有，我有，人人有”，以往同质化的产品制造，排浪式的消费景观，模仿性的社会心态，都遭遇了颠覆性的冲击。从功能性诉求到情感性诉求，从满足用户消费，到为用户创造价值，追求用户体验成了众多企业深入人心竞争制胜的最有效的砝码。
人性化设计，俨然成为一种标准。对消费者的情感交流、人格尊重、生活关怀，在产品设计的细节之中汩汩流淌。老龄化社会已经来临，这里有新兴市场中一片广阔的蓝海。为老年人开发的产品，尤其需要一份特别的关怀。结构合理，操作简便，实用安全，还得考虑他们特有的自尊需求和怀旧心理。
消费者定制，也已成为一种时尚，多种敏捷生产、柔性系统开始大量应用。个性化的消费主张，正在数字化浪潮中得到前所未有的尊重。借助于互联网平台，先锋企业的产品设计、研发，开始以网络的海量用户调研数据作为基础展开，从而实现与消费者的良性互动。华为与天猫合作推出的业界首款C2B智能手机，就是一次颇具意义的试水。电子商务也由此凸显了未来的价值，将不仅仅是一种把货架移到网上、成本更低的方式，而且是让生产制造企业能够有更多的机会利用数据，实现与消费者的无缝对接。
传承工匠精神，是产品人性化的坚实支撑。
专注细节，这里有永不满足的品质追求;热爱生活，迸发着永不倦怠的生命激情。工匠精神，闪耀的是职业伦理，担当的是社会责任。
还记得少时在乡村接触过的许多手艺人，浮现眼前的是他们年复一年终生劳作的身影和精雕细刻一丝不苟的神情。他们耐得住寂寞，守得住时光，在每一件普普通通的作品中浸透进那份谋生的艰辛、生活的执着，也努力融入了全部的智慧和心血、一生的尊严和梦想。
传承失落的工匠精神，已是当今不少企业家的文化自觉。格力电器董事长兼总裁董明珠就是一位代表。她带领的格力人，始终奉行精益求精、力求完美、自我超越的准则，每年为消费者奉献成百上千款新产品研发设计，独领风骚，打造出了令国人自豪的核心竞争力，将自己的品牌之光照亮了世界。“格力要做空调行业永远的领导者，可以被学习，但不可以被超越。”“仅仅掌握核心科技还不够，把每件‘小事’都做到最好，才能称得上是真正的创新型企业。”“消费者对提升生活品质的追求没有终点，格力对产品品质的追求就没有止境。”这是董明珠，一个完美主义者的语录，也是格力人，一群颇具工匠精神者的实践。
建设产业文明，是产品人性化的深层底蕴。
产业文明，是造福人类、改变世界、丰富人性的一种人文关怀，是引领健康、安全、快乐消费的一种生活方式，是重构人与产品、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关系的一种价值取向。以人为本，是产品创新、企业竞争和产业发展的核心理念。它并非仅仅着眼于对消费者需求的适应、跟进和满足，更高的境界当是对更美好生活的探求、追寻和引领。
数字化智能化的异军突起，为推进制造业的转型升级积蓄着巨大的潜力，为满足大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拓展了无限的可能。自然，我们在欢呼之余还应警醒：科学必须与人文互促共生、相向而行，从而将技术以一种更人性化的方式带入我们的日常生活。
面临经济进入新常态的挑战，我们往往轻易陷入制造业转型的迷惘和焦虑。历史不会终结。德国所以能在国际金融危机中傲然屹立，不正是有赖于它的制造业强势吗?美国在金融危机中走向复苏，不正是借力于它的制造业回归吗?只要有人类在，就会有消费在，就会有制造在。让创新驱动发展，让文化驱动创新，用新兴科技去装备、改造，用现代理念去导向、浸润，用先进文明去提升、转化，中国制造就将活力涌流，青春永葆。
民生保障再出发
中国经济正在进入新常态。在这一已然明晰的发展趋势和日显深刻的背景转换中，攸关每一个百姓的民生保障事业，也面临新的内涵的拓展，经歷新的风险的挑战，催生新的变革的契机。
小康社会的建设中，民生保障的工程如何及时跟进？发展路径的转型中，居民消费的能力如何加快培育？经济增速的下行中，社会生活的风险如何顺利化解？
还是要以改革开路，靠法治建设，维护公民权益﹔靠政府转型，健全公共服务﹔靠制度创新，重构利益格局。民生保障，亟须拍马加鞭再出发。
就业是民生之本。尽管随着劳动年龄人口减少就业总量矛盾相对有所缓解，尽管国家统计公报显示整体就业增长指标看好，服务业的加速成长也显示了强劲的就业吸纳能力，但是，我们也不能忽略，在结构调整、产能压缩和资本流动中，局部性就业痛点已开始显现，结构性失业中的需求错位问题正有待求解。媒体披露的日资西铁城集团广州公司“突袭”式解散企业，千余名员工在事先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瞬间失去工作，并非个案。用工荒与打工难“两难”并存，就业援助、信息传递如何及时服务到位？制造业与服务业用工需求有别，失业人员在技能进步和知识储备上如何尽快提升、合理匹配？职业选择多元化和岗位就业流动性凸显，如何满足新生代劳动力体面就业、长远发展的要求？
同时，在劳资纠纷的上升中，一些地方恶意欠薪又见抬头之势，不时引发一幕幕农民工跳楼、堵路、下跪、拜神的情景。其实，翻开相关的法律文本，其中多有工资支付保障的具体条款，只是多数处于“睡眠”状态。如何及早激活，实现劳动保障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的有机衔接，释放它的预防震慑效应？
互联网向金融领域快速“入侵”，第三方理财平台蓬勃兴起，还有各种名目的民间集资暗流涌动，在经济增速的波动中，潜藏着的民间融资风险也加快集聚，悄然上升。因资金链断裂导致无法支付本金乃至卷款跑路事件时有发生，投资者蒙受巨额损失甚至血本无归的教训令人警醒。这裡有一片法律规范监管的盲区。完全构建在信任体系上的理财平台，其安全基础在经济深度调整的冲击中显得异常脆弱。固然，投资者亟需增强风险识别水平和自我保护能力，政府也不能置之度外，应及时明确监管责任主体，提高行业准入门槛，加强风险控制机制，把投资者的权益维护纳入更为通畅、更加坚实的法治进程。
毋庸讳言，地方财政收入增长乏力，城乡居民收入增速放缓，民生保障诉求将随之上升，社会稳定压力也会因此加大。这对紧缩期的公共政策提出了新的挑战。在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之际，政府更应当把宝贵的公共财政资源更多地用于增强社会民生保障。同时，也要看到，民生保障的进步也同样可以成为加快经济发展的助力，进而成为涵养政府财力的资源。比如，保护生态环境，可以大大促进低碳发展﹔拓展养老服务，可以连动培育银发经济﹔健全社会保障，可以有效扩大居民消费能力。
当然，社会福利供给要与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尽力而为，量力而行。政府当下的着力点，首要的还应是保基本，兜重点，夯实底线民生。城乡发展一体化的道路已经开辟，但产业融合、生活质量、文化教育的二元鸿沟还歷歷在目。公共服务均等化的目标坚定不移，但政府主导、广泛参与、全面覆盖的体系建设才刚刚起步。另外，尽快改变那些资源贫瘠、交通闭塞、生态脆弱的贫困地区的面貌，改变总量8000多万其中不乏贫、病、愚叠加的贫困人口的命运，将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还有那些间杂在城乡角落生活艰难急需救助的弱势人群，更需要制定托底的社会政策，满足他们基本的生存发展的需求，扶持他们守住日常生活的底线。
完善民生保障，化解社会风险，更关键的还是要全面深化改革。一是社会体制建设。高层已经接连传出信息：进一步扩大教育公平，建立健全义务教育均衡发展机制，并保障农民工随迁子女平等接受义务教育﹔全面推进并完善城乡居民大病保险制度，健全异地就医医保结算政策﹔加快实施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改革，落实职工养老保险制度跨地区转移接续政策和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的衔接政策﹔建立健全转移支付同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挂钩机制和以居住証为载体的基本公共服务提供机制。二是收入分配改革。实施国企高管薪酬制度改革，健全企业工资决定和正常增长机制，加快建立农业投入稳定增长机制，充分发挥政策惠农增收效应，在土地流转中要特别注意保护农民土地承包权益。叁是利益格局重构。正在深入进行的反腐斗争，既是建设廉洁政治，也是增益民生福祉。它将在制度建设的层面上进一步打破特殊利益集团的公共资源垄断，矫正被权贵资本扭曲的利益分配格局，在公平正义的取向中进一步保障人民群众共享改革的成果，保障人民群众平等发展的机会，在社会流动的进程中进一步打破代际锁定的困局，创造更大的向上流动的空间。
保障和改善民生没有终点站，隻有连续不断的新起点。在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的新起点上，我们当坚定信心，未雨绸缪，凝聚清醒的形势解读的共识，稳定科学的经济发展的预期，积聚坚实的风险抵抗的力量，力争在民生保障中有新的起步，有新的开局。
改革，要落地生根
改革，铺开了全面深化的路线和愿景。民众，也投入了前所未有的期盼和想象。
简政放权、公车改革、拆除户籍制度藩篱、降低工商注册门槛、央企高管薪酬设限、打破基层干部晋升“天花板”……我们看到了重槌敲鼓，渐次开花。
同时，我们也不应遮蔽改革中的梗阻搁置、敷衍翻牌、扭曲变形现象：有的照抄照搬，以会议贯彻会议，以文件落实文件;有的观望等待，等待上级部署，等待外地经验;有的阳奉
阴违，斩不断灰色利益链条，玩起“躲猫猫”游戏;还有的简单化下放事权、督察问责，搞一项改革，配一次督办，多一份表格，上边千条线，下边一根针，针眼没大，线还粗了，盖章、挂牌、台帐，居然成了基层的沉重负担!
改革，如何落地生根?
还当树立坚定正确的改革导向。
在我们的习惯性思维中，改革意味着改革者的利益：开掘一片政策洼地，享受更多政策优惠。进入全面深化阶段，改革更多地意味着改革者的担当：构筑一片创新高地，复制更多创新路径。改革的效益应是多维的，改革的红利应是普惠的。
改革首先要突破利益藩篱。政府部门的简政放权，恰恰是要“自削刀把”。放权也是让利，每减少一项审批，就是减少一项权力，最终就会消解一部分人的既得利益。能不能破除这些阻力，这是对改革的考验。
新一轮改革当有正确的导向。一是民生问题导向。切入群众关注的焦点、百姓生活的难点，响应群众的呼声和意愿，满足百姓的利益期待和发展需求。二是公平价值导向。将促进公平正义作为改革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警惕权贵资本主义，切割特殊利益集团，将社会生活纳入民主法治的轨道。在公平正义的价值坚守中，通过公平的财富分配，使全体民众共享经济社会发展的成果，通过适当的制度安排，使社会成员获得充分发展与发挥主体能力的平等机会。三是制度建设导向。改革就是要聚焦体制顽疾，触动深层的结构性矛盾和复杂的利益化格局，实现制度创新。在改革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的推进中，转变政府主导型的经济增长方式，变革政府替代型的社会治理体系，让市场机制发挥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让社会组织释放民主自治的建设性能量，让每一个人的聪明才智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新潮中成就生动活泼的新生活梦想。
当然，我们还要构建更科学的政绩考评体系、更公平的干部任用制度和更宽松的试错容错机制，激励基层积极性，提升改革执行力。
还当开拓自主创新的改革空间。
我们已经有了顶层设计，绕开了短期化、碎片化的改革误区。我们还得有基层创新，再科学的设计也涵盖不了精准的细节，再完美的蓝图也替代不了实践的探索。不解决一些地方部门的顶层设计依赖症，改革就很难落地生根。已有基层干部再三呼吁，应当允许各地有更大的自主空间，因地制宜大胆创新。
“于法有据”，是新一轮改革的刚性约束。既不能盲目冒进为了改革深入随意突破法律边界，也不能坐失良机因为法律滞后一再拖延改革进程。如何避免依法改革成为不改革者的“挡箭牌”?中央就此特别强调，要鼓励地方、基层、群众解放思想、积极探索，鼓励不同区域进行差别化试点，推动顶层设计和基层探索良性互动、有机结合。今年的“一号文件”就是最鲜明的昭示：开展赋予农民对集体资产股份权能改革试点;分类实施农村土地征收、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宅基地制度改革试点;做好承包土地的经营权和农民住房财产权抵押担保贷款试点工作;开展大型农机具融资租赁试点;开展水权确权登记试点;在有实际需要的地方，扩大以村民小组为基本单元的村民自治试点，继续搞好以社区为基本单元的村民自治试点……
还当保障充分民主的改革参与。
当下改革最大的动力在哪里?在广大民众，在他们日益增长的对公民权利、生活尊严的诉求中，对发展自由、社会公平的期盼中。这是推进改革最宝贵的资源和最深厚的根基。
总结以往曾经蔓延一些地方的改革疲劳症冷漠症恐惧症，其深刻的教训都在民众与改革的疏离，他们被动地承受改革的政策，更多地支付改革的成本。今天要充分释放改革的动力，就需要保障民众广泛充分的改革参与。从立法、决策到评估、监督，公开透明运行，杜绝“暗箱操作”，畅通多维度常态化民意表达机制，开拓深层次全链条民主参与空间。在利益主体多元复杂、改革难度骤然加大的背景中，尤须拓展协商民主渠道，在广大民众参与的自主、平等、开放的公共协商中，秉持建设理性，增进改革共识，实现合作共赢。它既是公民政治参与的一种有效的实现形式，也是公民民主精神的一条宽广的成长路径。看农村正在加速的土地流转，是否流转，价格高低，期限多长，不少地方坚持农民自主，平等协商。这就是在公共协商中扩大民主参与的自觉实践。
蓝图指引方向，实践关乎成败。改革中我们还得矫正心态，奋勇作为。既要开花，更要结果；既要保持定力，更要激发活力；既要努力实现开局再突破，更要落实打通最后一公里。
田野上升起农耕文明新曙光文/苏北
中国农业发展的脚步是艰难的，艰难中传递着历史的滞重。中国农业转型的进程是静穆的，静穆中蓄积着变革的能量。
30多年来，中国农民零距离地见识了“WTO”的门道，经历了“全球化”的冲击。发达国家的农业跨过偏低的关税门槛，强势来袭，中国农业尽显竞争弱势。同时，在一幅“流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