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义还是法律：这也是一个问题
——观《东方快车谋杀案》有感
我看电影，从来都是先看电影的立意。这部电影的立意明眼人自然轻而易举地看出来了，但即便其立意是如此直白，却让人免不了绞尽脑汁——即使绞尽脑汁，也不一定能寻找到一个答案。当法律与正义发生不可调解的冲突之时，我们应当坚守法律的尊严，还是应当选择正义的利剑？
对于这个问题，我们暂且不用理论性的语言去解读，而通过这部影片的剧情，以及主人公的态度，去一层一层将其本质剥离出来。
影片的开头，主人公Poirot无情地揭示了中尉的谎言，导致中尉的自杀。凭借多年观影的经验培养出来的敏锐触觉，我第一时间就把这段剧情列为伏笔，在影片的末尾必定会有与其对应的剧情。果不其然，在影片结尾处，Poirot交出了缺了个扣子的制服，用第一个推断去敷衍应付警察，从而包庇了罪犯们，让他们得以逍遥法外，然后他从口袋里掏出十字架紧紧地攥着，在雪地里踽踽独行，脸上的悲伤和纠结让镜头前的我感到窒息。这前后的对比不难看出是编剧刻意为之的，目的在于表现Poirot的态度变化。揭发中尉，他的心理是相对轻松的，因为他是在维护法律的尊严；而包庇罪犯，他的心理是沉重的，因为那个时候他是默认了“非法的正义”的“合法”存在。
为什么前后的对比会这么强烈呢？
通过影片里对Poirot这个人物逐步深入的描述，我们不难看出他不仅是一名虔诚的天主教徒，而且是法律的极为之忠实的拥护者和捍卫者，这可以从影片开头Poirot对中尉的谎言进行了不留情面的揭露看出多少的端倪，如果这样还不足以说明一切的话，我们可以将目光都对准了他那一番对着那个用非法手段伸张正义的“私家陪审团”的慷慨陈词：“法治必须高于一切！即便有失公允，也应重拾信念使其历久弥坚！法律信念一旦崩塌，文明社会将无栖身之所！”从这一番话看来，Poirot对法律的坚守已经达到了信仰的高度。
于是，一个艰难的抉择便在这样的前提下出现了。看似偶然的，实则必然的。本人有一条并不严谨的经验可以作为参考——当你越是重视某样东西，某样东西出问题的几率将会大大增加，就像我们平时看电视剧，女主角越是爱男主角，男主角出轨的机会就越大。Poirot 重视法律，所以法律就在他眼前出岔子了。
Poirot的抉择是——十二个以非法手段伸张正义的凶手和一个罪大恶极却逃出法网的被害人。这样说似乎有点儿拗口，我想可以顺口一点——被害人杀了人，但走了法律的空子，没有被制裁，于是十二个正义的人用杀害被害人这样的方式来完成了法律没有完成的对罪犯的惩罚，伸张了法律允许之外的正义，而Poirot的抉择就是：究竟是将这十二个执行“私刑”的正义人士绳之于法，还是因为他们的正义对他们网开一面？
这样一个选择，我想如果是放在网上搞一个网络投票的话，“网开一面”这一个选项会以绝对的优势把“绳之于法”给爆出屎来。但可惜的是Poirot并非一名简单的网民，他是法律的忠诚捍卫者，而如果他选择了“网开一面”的话，那他无异于背叛了心中一直坚守的法律。
这部电影最精彩的地方莫过于结局了，冬日稀薄的阳光照进车厢，就像上帝正在默默的凝视着这些他认为有罪或者无罪的人们。Poirot用一番热血沸腾的慷慨陈词谴责十二个践踏了人间法律的罪犯们，罪犯们反驳说：“如果人间的执法者贪赃枉法，上帝也是对此默默无言，我们有就有权力，自行惩处那些罪大恶极者！”这时候的“权力”一词并不是由法律去给其下定义，而是由正义赋予其内涵。那么这种“权力”，是应该受到法律理性的限制，
还是应该被执法者感性地通融呢？
大家都别忘了，前面我已说过Poirot还是一名虔诚的上帝信徒，于是他把这个抽象的名词交给了上帝去解释。他说：“那就应该让上帝来办！”最后，Poirot的选择是对十二名正义的罪犯网开一面。当看见Poirot在衣袋中摸索着他的十字架满眼泪水时，我不知道他是因为瞥见了上帝善良的法理而感激落泪，还是因为他背叛了人间法律的准则而向上帝流下属于他的忏悔之泪。
不管属于何种泪水，我相信，Poirot的内心都是痛苦的。自诩文明的人们被迫采取私刑追求正义，这是对作为法律捍卫者的Poirot最肆无忌惮的嘲笑，而Poirot自己对法律的背叛，更是对我们的法律最赤裸裸的一次鞭挞！所以我更有理由相信，痛苦的不仅是Poirot，更有我们这些同样活在法律之下的人。我们——包括最后的Poirot——的痛苦就是因为看到了法律原来不是万能的，法律有太多的漏洞可以给别有用心的人去钻了，所谓“法网恢恢，疏而常漏”，这就注定了在很多时候，法律所定义的“正义”不过是一件虚有其表的外衣，而我们想却不能出走，于是我们就在法律的围墙下把现实看得更加清楚，于是就越加痛苦。
和Poirot一样身为“神探”的福尔摩斯是不痛苦的，因为他是超然在法律之外的，从小说中看得出，他视自己为“法律”，为正义，他唾弃人间的法律而遵循自己的规则，所以他不会有活在法律下的痛苦。所以，他注定了只能是小说人物。同样没有这种痛苦的就是独裁者了，比如封建王朝的皇帝，比如近代的毛泽东，比如现时的金正日，所谓的“我即法律，法律即我”，典型的视法律如粪土，而在法治社会里，法律视他们如粪土。科学家很早就证明了这个世界没有完美的上帝，所以这个世界也必定不存在尽善尽美的上帝之法，所以我胆敢在这里说一句，在一个真正文明的、公正的、法治的人间社会里，必然合理且永远地存在着“法律的痛苦”以及“法律的不正义”。
所以在我看来，我反对影片中十二个正义人士的做法，和Poirot最后包庇这十二个犯了罪的正义人士的做法。
首先，法治要符合民众的要求，但却不能按照民众的意志任意改变。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说的正是任何人不得凌驾于法律之上，这条规则作为根本规定是符合绝大部分人的利益的，是要受到遵守的。但是，这条规定并没有指称具体的某个群体的利益和意志。也就是说，“符合民众的要求”是不能和“按照民众的意志任意改变法律的内容”相等同的。因此，类似影片中的十二个正义人士以非法手段伸张正义这样的事情是不能形成法律意志的，他们形成的只是法律意淫。这往往只是属于少数人或者某个群体的意思表示，而仅仅为了符合少数人或者某个群体的意思表示就随意改变法律的内容，恰恰是法治要极力避免的现象。
其次，法治的一条重要的原则就是法律至上，也就是说只有法律拥有权力对侵害行为作出判决和制裁。只有法律判决定性为有罪的才能以合法的刑罚作出制裁，其余一律都应作无罪推定，不以法律制裁之。不管出于何种目的，以何种手段，对未经法律审判或已经法律审判为无罪，且未正在进行不法行为的个人实施制裁，都应当论以侵权行为，追究其行为人的法律责任。我的修行尚浅，表达或者不够清晰，举个例子，妇女被强奸时把强奸者干掉了，这是正当防卫，是法律允许的一种特殊制裁，因为强奸者“正在进行不法行为”，但如果妇女被强奸后，因为强奸者没有被公安机关缉捕，或者在被审判时走了法律空子被无罪释放，心生不忿，于是纠集三姑六婆，对强奸者实施打击报复，私自没收其作案工具，这样的制裁就是不法行为，要追究其法律责任。
以法律为准绳，这正是法治时代的公正观念，这也正是避免滥用死刑（像导致岳飞身死的“莫须有”罪名），避免强权和暴力决定一切（展示朱棣无敌的创造力的“诛十族”刑罚）等现象出现的重要原则。类似影片中的“私家陪审团”除暴安良、以暴制暴的行为，如果在没有公共权力作出裁决和安全保护的情况下是值得称道的，因为其出发点毕竟是正义的，但是这样的人治思想用到现代法治社会里就行不通了。“非法的正义”这个别扭的名词在现代
法治的角度来说，其本质就是违法犯罪，就是“不正义”，没有更多可供解读的辩护。法律就是如此“死板”的，但若没有“死板”的法律，你在家里合法地和充气娃娃亲热都可以被控告强奸罪然后被处以“修炼《葵花宝典》”的刑罚，这种情况唯一的好处或许是你有机会成为下一个东方不败。我想说的是，如果出现侵权行为，任何人都能私设法庭，私自设立“私家陪审团”进行审判，甚至代公执法的话，那也将意味着任何意图谋取私利或者蓄谋侵权者都可以打着正义的幌子来决定他人是生是死，这正是法治所不允许的。
当然，以上所说的都排除“恶法”，因其实际上是特权体制下的畸形怪胎，为保护少数人而生，所以它是不符合“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法治前提的，因而没有必要讨论其是否存在至高无上的地位。
因此，于情，我对影片中Debenham小姐和“私家陪审团”的愤怒和不甘，还有由此而生的痛苦予以理解；于理，对于他们因为愤怒和不甘的痛苦而实施的所谓“正义的”犯罪行为不能坐视不理。综上，如果我是Poirot，我会把事情真相道出，让十二个正义人士接受法律的审判和制裁；如果我不是Poirot，而是一名了解事情真相的警察，我会毫不犹豫地将他们——包括包庇罪犯的“神探”Poirot——全部逮捕。因本人为中国人，所以了解的也是中国大陆的法律，故在此装逼一次，尝试以我国法律去给他们作出判决：
一、被告人“私家陪审团”出于报复心理，非法剥夺他人生命，致人死亡，具有主观上的故意，其行为已构成故意杀人罪。纵观本案，被告人虽然没有法定的从轻减轻处罚的情节，但有以下酌定从轻处罚的情节：被害人此前曾侵犯过被告人的权利，且被害人的侵权行为并没有得到应有的制裁，被告人的合法权益没有得到保护和伸张，并由此产生报复心理，这是引发本案的一个重要原因；本案系因报复心理引发的故意杀人案件，被告人的犯罪指向特定的对象，其犯罪的社会危害性与其他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秩序、人身财产安全的严重刑事犯罪不同，在量刑方面对被告人应与其他严重危害社会的严重刑事犯罪分子有所区别。因此，综合考虑“私家陪审团”作案的动机、犯罪侵害的对象、犯罪的社会危害性等情节，对“私家陪审团”可从轻予以处罚。为严厉打击严重刑事犯罪，保护公民的人身权利不受侵犯，维护良好的社会秩序，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三十二条，第五十六条第一款，第五十五条第一款之规定，经本人思考后决定，判决如下：被告人“私家陪审团”犯故意杀人罪，罪名成立，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剥夺政治权利三年。
二、被告人Poirot明知“私家陪审团”涉嫌故意杀人罪，却仍然故意为其向公安机关提供虚假证明，包庇“私家陪审团”的犯罪行为，其行为对司法机关的正常活动造成干扰，已构成包庇罪。因被告人Poirot平时表现良好，未发现存在其他违法犯罪行为，对其适用缓刑确实不致再危害社会，故应对其适用缓刑。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一十条第一款，第七十二条第一款，第七十三条第二、三款之规定，经本人思考后决定，判决如下：被告人Poirot犯包庇罪，罪名成立，判处有期徒刑二年，缓刑一年。
似乎离题太远了，让我们回归到影片上来……似乎也没有什么好说的了，那么按照我多年来接受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总分总结构的八股文的教育，这个时候是应该来个点睛之笔的凤尾把文给收了，可是本人才疏学浅，想不出有什么好的佳作结尾可以套用，所以还是把影片里最为经典的话语抄多一次吧。
The rule of law, it must be held high! And if it falls, you pick it up and hold if even higher! For all society, all civilized people, will have nothing to shelter them if it is destroyed!
（法治必须高于一切！即便有失公允，也应重拾信念使其历久弥坚！法律信念一旦崩塌，文明社会将无栖身之所！）
请允许我在此写下我发自肺腑的一番话吧！
我一如既往地相信，相信法律是公正的最终和最适当的裁决，相信法律会让绝大多数的
正义得以伸张，相信法律可以引导我们一代又一代的社会，走向文明和更加文明！
政法一班 AP11020118 何智瑾
2011年12月6日于宿舍
法律与道德的冲突 一个开放的社会首先应是理性有序的社会;一个文明的社会首先应是婚姻道德严谨的社会。婚姻道德是人类最早产生的道德情感,其稳定了家庭、稳定了社会,爱情与责任的统一正是婚姻道德的要求与表达。 在文明社会,为了更好地实现这种婚姻道德,法律给予了婚姻更多强有力的保障。婚姻既是一种伦理关系,又是一种法律制度,不管从婚姻的起源还是从其属性来看,婚姻都应当是既合乎法律也合乎道德的。 然而,当法律给婚姻注入自由因素,并使其逐渐从家族、社会中脱离出来而成为个人的私事时,社会中便出现了许多不合乎立法原旨的不道德婚姻,发生在浙江萧山的某些入赘婚即是其中之一。舍弃了责任、情感、平等与幸福,婚姻成了手段、人成了工具、法律成了借口,即法律给予了婚姻一个隐藏其不道德内在的合法躯壳。 “一切法律在根本上都不可能与伦理道德无涉;理论上如此,实践上同样如此。历史证明,法律有效性的大小程度取决于它所获道德支持的广泛程度。 ”法律从婚姻家庭道德出发,给婚姻规定了许多保障原则,法律赋予婚姻自由,却似乎又破坏了婚姻自主权;法律让婚姻重视人轻视财产,人却似乎重视财产轻视人;法律意图保障婚姻幸福,“幸福”却似乎成了手段,原来法律并不审查“幸福”。由此,在法律与道德的双重缺失下,法律原初的目的被利用也就理所当然了。 法律的内在道德意欲让人类的婚姻既是合法又是道德的,这样才符合人类对美好生活的愿望,然而“法律并不可能强迫一个人做到他的才智所能允许的最好程度。要寻找可行的裁断标准,法律必须转向它的‘表亲’,即义务的道德。 ”“法律之于道德当然要有所贡献,在特定的社会环境下,法律不仅应当成为
道德的守护神,而且应当是培育新道德的契机。假如法律不能恰当地形式化,则不仅法律之为法律不复存在,而且道德之本性也将被违犯,最终,将既损害道德,也损害它本身。 ”而在本文所论述的这类婚姻中,法律正是本着更好地维护社会道德伦理出发来保障婚姻,然而最后被愚弄的不仅是道德,也是法律本身。“法律既不能远离伦理习俗,也不能落后太多。 因为法律不会自动地得到实施。必须由单个人来启动、维持、指导法律装置的运转;必须用比法律规范的抽象内容更全面的事物,来激励这些人采取行动,并确定自己的行动方向”。 因而,在法律与道德结合得最紧密、冲突也最多的婚姻领域,需要找到一个合适的定位和标尺,让法律与道德携手合作,在各自的职责权限范围内各司其职、互动融合、优势互补。笔者认为,重视法律目的亦即平衡法律与道德,即不仅应注重法律的运行实效,也应重视法律理想的作用。 “过去强调了法和伦理的分离,但是现在两者的关联性的主张成为我们关心的对象。法和伦理这样一个非常古老的问题,再次在新的聚光灯下的亮相,要求我们加以新的反思”。 穷根溯源,法律与道德的冲突之所以是一个亘古不变的话题,乃是因为任何制度的存在,都必须从人的内心情感中寻找根据;而任何制度要得以维持,也必须从人的情感中得到解释。即法律与道德都是起源于对人性的满足或遏制,由人发明又运用于人。 缺失了情感、责任、尊严与幸福,婚姻又回归到了原始社会最初的“自然规律”。而为满足人的社会性出现的法律与道德也最终被这种人性的两面性及不确
浅谈法与正义的关系 法是由国家制定或认可并由国家强制力保证其实施的，反映由特定物质生活条 件决定的统治阶级（或人民）意志，以权利和义务为内容，以确认、保护和发 展统治阶级（或人民）所期望的社会关系、社会秩序和社会发展目标为目的的 行为关系体系。正义是一个古老而又常新的概念。正义，通常又可称公平、公正、正直、合理等。仅从字面上看，正义一词泛指具有公正性、合理性的观点、行为以至事业、关系、制度等。从实质上看，正义是一种观念形态，是一定经 济基础之上的上层建筑。 一.从法的词源看法与正义的联系 据我国历史上东汉时期许慎著《说文解字》记载，“法”的古体字是“灋”。“灋，刑也，平之如水，从水；廌，所以触不直者去之，从去。” “法” 以 水作偏旁，比喻“平之如水”，代表公平，是衡量人们行为是否符合“公平” 这个准绳。法字中的“廌”，传说是一种头长独角，秉性公正的奇兽，故而 “古者决讼，令触不直”，这反应了上古时代相信法是正直、正义的准则。因此，“法”就词义而言，是“公平”地判断行为的是非、制裁违法行为的依据。“律”据《说文解字》解释：“律，均布也。”意指是要求人们普遍遵守的行 为规范，以使行为协调一致。法和律皆因有公平、正义、统一的行为准则这个 含义，所以法本身就包含有正义的意思。 二.法的本质与正义 在探讨法的本质中，西方一些学者持正义论的观点，对法的本质的解释往往与 抽象的正义一词相联系，特别在自然法学说中，更强调法代表道德、正义。罗 马法学家凯尔苏斯对法的定义是：“善和公正的艺术”。自18世纪末、19世 纪初开始，这些思想家在讲法的正义性时，往往仅强调抽象的自由。如康德对 法所下的定义：“根据自由的一般法则，一个人的任意可以和其他人的任意相 共存的条件的总合”其大意为：法是为个人有可能享受最大限度自由所提供的 条件。在进入20世纪后，西方法学中的正义观又有所改变，正义内容以不限于 自由和平等，而且更包含社会福利，正义要求个人自由、权利应服从社会利益。 我们认为单纯将法的本质归结于抽象的正义观念是一种唯心史观，正义总是在 一定社会中各阶级、阶层或集团关于社会制度及由此确立的各方面关系是否公正、合理的观念和行为要求，正义是具体的、历史的，其主要内容最终决定于 物质生活条件。 我国法学理论界通常从以下三个层次来分析阶级对立社会的法 的本质。 1. 阶级对立社会的法是统治阶级意志的体现 这里所讲的统治阶级意志是指代表统治阶级作为一个整体的、根本利益的意志，并不是统治者个别人的意志或任性，或各个人意志的机械的总和。 2. 统治阶级意志的最终决定因素——物质生活条件 法所代表的统治阶级的意志的内容是由这一阶级的物质生活条件决定的。物质 生活条件指生产方式，尤其指同社会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即社会的经济基础。因而法是建立在一定社会的经济基础之上的一个上层建筑。 3.经济以外的因素对法的影响
程序正义与实体正义的关系 摘要:正义是法律所追求的重要价值目标之一，对正义之分以及其相互关系也是法学界历来所探究的热点问题。程序定义与实体正义具有必然因果联系,就是说，没有程序正义就没有实体正义，程序正义是维护并验证实体正义的必要条件。笔者认为不管程序正义和实体正义何者为先，法律建立的目标是为了达到整个社会的正义，那么为了达到社会正义有时应牺牲个体正义。 关键词:正义程序;实体正义；平衡 刑事诉讼是严重社会冲突的制度化解决方式，与任何一种社会制度一样，正义同样是刑事诉讼的首要价值，正像真理是思想体系的首要价值一样。反过来说，我们之所以能够忍受一种不正义，唯一的正当理由是需要用它来避免另一种更大的不正义。①可见，正义理念是指导刑事诉讼制度建设的完美的观念形态。正义可以笼统地区分为实体正义与程序正义，但这种区分只具有的意义②，多数人对实体和程序的理解往往带有一种经验的意味。实体正义主要关注于如何最后地分配和保护社会的实体性价值的问题。这些价值包括权力、财富、地位、秩序、和平以及一个社会所珍视的其他任何一种善。程序正义主要关注于为实现实体正义所采用的方法和程序是否有利于实体正义的实现，以及这些方法和程序本身是否符合一定的正义标准。 一、实体正义和程序正义的概念 (一)实体正义的含义 实体正义从广义上来看分为社会正义，与抽象正义相对应的具体正义上的实体正义以及与程序正义相对应的实体法上的实体正义。而实体正义从狭义上来讲一般指的是第三种概念。实体正义由于具有与程序正义的相对应性，他的概念也是与“程序正义”伴随产生的。程序正义的概念的产生是在对程序工具主义的批判基础之上，由于最初程序工具主义认为程序不具有独立性，他是附随于结果，只要结果具备善的属性也就认为程序具备正义性。故批判者认为程序正义是独立于实体正义之外的一种独立的正义，它不具有附随性和工具性。 (二)程序正义的含义 通行理论将程序正义解释为“标志着法律程序本身内在优秀品质的价值“。程序正义具有法的程序性规范的正义的属性，它有两个方面的含义：一是形成于法的形成和实施过程的正义：二是程序法中对权利和义务的分配应符合的正义标准。一般来说，法的形成和实施过程是按照程序法的规定来进行规制的，据此可以将程序正义界定为：依法产生并且设有权利和义务，在运行中体现其内在的品质，并且目标是指向并达到结果符合实体法正义目的的过程、步骤。程序正义是通过法律程序的本身而不是其所要产生的结果得到实现的价值目标。但英美学者有关程序正义的理论以及英美人长期以来形成的程序正义观念似乎把程序正义强调得过于绝对化了，因为程序正义被视为一种可以完全决定裁判结果的绝对因素：只要遵循了公平、合理的程序，法院的裁判结果就被视为是正当的，不论这种裁判是否建立在正确、可靠的案件事实基础上。 二、对中国长期以来重实体，轻程序的分析 ①参见【美】约翰·罗尔斯：《正义论》，何怀宏等译，第2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 ②陈卫东：《刑事诉讼法学原理与案例教程》，第3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
法律与正义的博弈 ——观《恐怖角》有感 恐怖角剧情介绍： 迈克斯（罗伯特?德罗尼饰）因为强奸而遭到起诉，他找来了律师萨姆（尼克?诺尔蒂饰）为自己辩护；他有所不知的是：萨姆是一个女权主义者，出于愤怒，萨姆在辩护时故意隐瞒了一项对迈克斯有力地证据，最终导致了迈克斯被多判了6年。本来不懂法律的迈克斯在狱中通过自学法律发现了萨姆对他的背叛，发誓一定要找到萨姆报仇。 一晃14年过去了，迈克斯刑满获释了，他开展了他的复仇计划。首先他在萨姆家附近出现，引起他们的恐慌；随后，萨姆派来对付他的人被他打得落花流水；他之后潜入萨姆家中杀死了报表和厨娘。惊惶不安的萨姆一家逃到了一个叫“恐怖角”的地方，迈克斯也尾随而至...... 恐怖角影评： 法律的建立是用来维护秩序的，所谓“维护正义”只是法律的特定衍生品而已。无法界定这种认识是否全面和正确，但它在实际中具有相当的普遍性和合法性，而马丁?斯科塞斯的《恐怖角》就是这一结论的有力证据。 1991年的罗伯特?德罗尼已经年近五旬，但在他的电影生涯中却是风华正茂的时候。尽管《恐怖角》在马丁?斯科塞斯的作品中只属于二流，但它堪称是罗伯特?德罗尼一流演技的代表作之一，尽管那一年孤独的《出租车司机》已经问世十五年，尽管那一年凌厉的《愤怒的公牛》已经是十年前的旧事，但是四年之后，德罗尼奉献了很多影迷心中的不世经典《盗火线》，那个义盖云天的黑帮老大将不受法律保护的反社会行为演绎到了令人肠断泪洒唏嘘不已的地步，而在《恐怖角》中罗伯特.德尼罗把一个在行为上令人发指的混蛋塑造得振振有词掷地有声，让人一度模糊了正义和公理的界限，迷失在对邪魅角色的眷恋之中，或许这是为了四年之后的那个江湖老大做的一次极端性的预演，这只是个开始。 罗伯特?德尼罗在电影中扮演了这个穷凶极恶而又冷静智慧的复仇者，他认为自己是圣经中的约伯，被上帝考验而被判入狱14年，出来之后要惩罚不知罪者（律师）的罪恶。在他看来，判刑的法官和陪审团并没有罪，因为他们尽了自己的职责，而他的律师却在辩护过程中隐瞒了于他有利的证据，这就是罪恶。换句话说，罪恶的裁定并不是根据道德上的是非对错，而是根据一个人是否违反了相关的法律。在这里，复仇者自身出现了一个悖论——他学习法律，使用人类的规则判断罪恶；同时，他又热衷圣经，使用上帝的神学方式惩罚罪恶。在这个电影中，德尼罗又为大家奉献了一次出色的表演，一个全知者式的反角，一个强壮、仇恨、愤怒、冷静又诡诈的男人，他的反角地位可以和《沉默的羔羊》中的霍普金斯，以及《七宗罪》和《普通嫌疑犯》中的史派西相提并论了。 十四年的牢狱之苦，可以让一个人万劫不复，但也足以让一个人涅槃重生，而浴火的凤凰可以是《肖申克的救赎》中的温文尔雅坚强睿智的安迪，也可以是《恐怖角》中放浪形骸计诈百出的卡迪。安迪之智，是于环环相扣的迷局之中温柔地置人于死地，卡迪之诈，是在如影随形的偷袭之中让人恐惧不安。罗伯特.德尼罗在《出租车司机》中的莫西干发型宣泄着桀骜和孤独，而在《恐怖角》中的卷发大背头标写着机变和凶残，而在两部电影中德尼罗的发型先后都分别有变化，发型一变人物的形象风格立刻发生质的改变，更不用说德尼罗还为表现卡迪邪恶气质而专门做了牙齿整形手术，拍摄完成之后又花重金把牙齿恢复原状，为一部电影做出这样大的牺牲已经为影片的品质奠定了基础。于是，卡迪的挤眉弄眼丰富着他的狡诈奸邪，卡迪的吞云吐雾透露着他的成竹在胸，一个坏蛋的形象神气活现地破茧而出。
浅论正义与法律的关系 一、正义的内涵 在中文里，正义即公平、公正、公道。人们在经验上，或者在直觉上，可能很容易体会到什么是公正，什么是不公正。特别是当一个人受到歧视性对待时，当人们为他讨回公道时，什么是公道、公平、正义，自然是不言而喻的。但是，旁观者清、当局者迷。我们虽然在感觉上，内心道德评价中能给自己所认为的正义观念下定义。但是很难说出大众普遍接受正义到底为何物，就象我们天天生活在时间中，却难以给时间下一个准确的定义。 西方学者认为，正义意味着各得其所。这是一种平等的正义观。平等的正义观的思想最早来源于古希腊。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对此提出了非常经典的一种看法：他在平等的意义上分析正义问题，认为正义就是平等的人应该配给相等的事物[1]。但亚里士多德所说的平等，不是一种普遍的人人平等。比利时法学家佩雷尔曼也提出过一种平等的正义观。他强调形式上的平等，提出不管人们出于何种目的，在何种场合使用正义的概念，正义总是意味着某种平等。在受同一法律规范指导的一系列案件中坚持同样情况同样对待的正义原则，这是佩雷尔曼所主张的。他的这一思想在英美法系的判例法制度中得到了很好的体现。形式上的平等，它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法官先入为主而形成的偏见，致使给当事人所造成的损害。他的理论给司法者提供了理论依据。 二、法律和正义的关系
正义是法律的精神与理论依据。法律不能违背正义的精神，背离正义的法不配成为法律。法律的制定和实施都应符合正义的精神。正义作为法律的核心思想起着指导法律的制定和实施的作用。 法律是保障和实现正义的一种方式和工具。没有法律强制和威慑力，仅靠道德力量和人们自发的约束行为，维护正义之权威是不可能的。（一）正义观对法律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正义是法律的精神。 法律是统治阶级意志的反映。但作为统治阶级，他们不能背离大众的，普遍的正义观念去制定法律。背离正义的法律，有法律之名，无法律之实。无正义之精神的法律，社会成员对之失去信心，无人尊敬它，服从它。没有正义的精神蕴含在其中，法律不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从古至今，正义观随着社会的进步而发展。从原始的正义观，发展到现代成熟的正义观，社会进化的表现之一就是法律精神的发展。正义观的进化带动法律的进化。法律与正义观的矛盾是法律改革的契机。当社会正义观变化时人们就用一种崭新的主观思想来看待旧时的法律制度，发现诸多不合正义理念的因素，要求废止旧法，制定公正、合理的法律。这种要求推动法律制度的改革与发展。 2．正义是衡量法律优劣的重要尺度和标准。 衡量法律优劣的标准是多种多样的。其中法律是否符合正义的要求是评价法律优劣的重要标准。如果一项法律在社会多数人看来是不正义的，不论立法者认为它多么有用，都必然受到多数人的反对。因此，一项不正义的法律，虽然从实证主义的标准看，仍然是一项有效力，
道德与法律冲突案例4篇 各位读友大家好，此文档由网络收集而来，欢迎您下载，谢谢 篇一：论法律与道德的冲突A4 论法律与道德的冲突 陈远寅，政治学院 摘要：道德与法律是调整社会行为的两种重要的社会规范，各自具有独特的功能，同时又都存在着局限，它们之间既有着相互依存的一面，又有着相互冲突的一面。本文重点探讨道德与法律相互间的关系，通过分析我国当前法律与道德冲突的现状，从“合法不合理”和“合理不合法”这两个现象探讨了法律与道德的冲突，并着重分析了产生冲突的原因，试图寻求一套对正在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中国,解决这两个方面冲突的途径，让二者在冲突的解决中推动法治不断地进步。 关键词：法律；道德；冲突；原因；
协调 Conflict between Law and Morality Chen Yuanyin,School of Political Science Abstract：Law and morality are two important social norms to adjust social behavior, each of which has a unique function, at the same time, there are limitations, they have a mutually dependent, and have conflicts with each other. The focus of this article explor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oral and law,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Chinese current legal and moral conflicts. From the “legally unjustified” and “reasonable unlawful” the two explored the conflicts of law and morality, and has focused on the causes of conflict, and attempts to find a set of under construction the socialist country under the rule of law in China, way to solve these two aspects of the conflict , and let the two
[摘要]：随着人类社会的进步，法律也随之不断完善，人们对法律价值的认识更为深入。正义作为法律价值子系统中的一部分，越来越受到法理学界的关注，对正义与法有了广泛的研究。本文主要探讨法的本质、价值和法与正义的相互作用。 [关键词]：正义法的本质法的价值正义对法的作用 法是由国家制定或认可并由国家强制力保证其实施的，反映由特定物质生活条件决定的统治阶级意志，以权利和义务为内容，以确认、保护和发展统治阶级所期望的社会关系、社会秩序和社会发展目标为目的的行为关系体系。正义是具体的、历史的，其主要内容最终决定于物质生活条件。 一、正义与法的本质 我们认为单纯将法的本质归结于抽象的正义观念是一种唯心史观，正义总是在一定社会中各阶级、阶层或集团关于社会制度及由此确立的各方面关系是否公正、合理的观念和行为要求，又可称公平、公正、正直、合理等。仅从字面上看，正义一词泛指具有公正性、合理性的观点、行为以至事业、关系、制度等。从实质上看，正义是一种观念形态，是一定经济基础之上的上层建筑。 而我国法学理论界通常从以下三个层次来分析阶级对立社会的法的本质。 1.阶级对立社会的法是统治阶级意志的体现 这里所讲的统治阶级意志是指代表统治阶级作为一个整体的、根本利益的意志，并不是统治者个别人的意志或任性，或各个人意志的机械的总和。 2.统治阶级意志的最终决定因素——物质生活条件 法所代表的统治阶级的意志的内容是由这一阶级的物质生活条件决定的。物质生活条件指生产方式，尤其指同社会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即社会的经济基础。因而法是建立在一定社会的经济基础之上的一个上层建筑。 3.经济以外的因素对法的影响 经济以外的各种因素，其范围是很广泛的，主要包括政治、思想、道德、文化、历史传统、民族、宗教、习惯等。 二、法的价值与正义 古今中外思想家、法学家提出过各种各样的法所促进的价值，但归纳起来，主要是正义和利益两大类价值。由于社会合作，存在着一种利益的一致，它使所有人有可能过一种比他
当法律与道德发生冲突 怎样看张艺谋不举报吸大麻艺人？ 有媒体报道称，张艺谋发现身边有个别艺人吸大麻却没举报，遭到部分舆论的质疑。质疑无非是法律上的和道德上的，有的认为不举报吸大麻的行为违法；有的认为这虽然不违法，但也应该在道德上受到谴责。 认为不举报吸大麻的行为违法，是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禁毒的决定》第十五条的规定“公民对本决定所规定的违法犯罪行为有检举、揭发的义务”。其实，很多法律规定的“义务”并非是强制性的，即使不履行这种非强制性的义务也不属于违法。 “义务”是不是需要强制性执行，是由刑法规定的。例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了“公民有依照法律纳税的义务”，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规定了“逃税罪”，你没依法纳税就犯了逃税罪，这就违法了，如果逃税数额大是要坐牢的。《宪法》还规定“公民有劳动的权利和义务”，而《刑法》并未对不尽劳动义务的行为规定罪名，如果你是个富二代不想劳动，警察也不会来抓你坐牢。虽然《决定》规定公民对吸食毒品的行为有举报义务，但《刑法》并未规定对不举报吸食毒品行为的刑罚，这就是一种非强制性的义务，所以，张艺谋不举吸大麻的行为并不违法。 也许有读者会问，吸毒是犯罪，张艺谋身边的人吸毒，他难道不是犯下了“窝藏、包庇罪”吗？不错，《刑法》规定了“窝藏、包庇罪”，但这个罪是这样定义的：“明知是犯罪的人而为其提供隐藏处所、财物，帮助其逃匿或者作假证明包庇的”。如果张艺谋不知道吸大麻是犯罪，那当然与“窝藏、包庇罪”不沾边；如果张艺谋知道吸大麻是犯罪，他也并没有把吸大麻的艺人窝藏起来逃避警察的追捕，更没有向追捕的警察作假证，也不构成“窝藏、包庇罪”。 所以说，张艺谋不举报吸大麻的艺人没有违反任何法律。试想，如果张艺谋不举报吸大麻的艺人构成犯罪，那贪官的老婆孩子是不是都应该坐牢？贪官全家买豪宅豪车，投资移民国外，支出远远高于合法收入，难道他们的老婆孩子不知道这些钱是哪来的？ 从法理上讲，任何人都没有“自证有罪”的义务。国外警察逮捕犯罪嫌疑人时第一句话就是“你可以保持缄默”，是不是犯罪要让事实证据说话，由陪审团裁决，而不是靠犯罪嫌疑人的供词决定，这就避免了像内蒙“呼格案”那样的刑讯逼供、屈打成招的冤案。既然是犯罪的人都没有义务证明自己有罪，那犯罪的人的亲属或身边的人是不是有道德义务揭发他的罪行呢？ 美国有一对巴尔杰兄弟，哥哥叫詹姆斯，弟弟叫威廉姆。詹姆斯犯下杀人、贩毒、抢劫银行、组织黑社会等31项罪名，1994年12月23日逃到波士顿后一直未被警方抓获，是被联邦调查局列为仅次于本·拉登的十大通缉犯之一，臭名昭著。而詹姆斯的弟弟威廉姆先后任马萨诸塞州参议院主席和马萨诸塞州大学校长，口碑不错。 1995年，时任州参议院主席的威廉姆根据别人的安排与潜逃的哥哥通了一个电话，在警方调查时，他拒绝提供哥哥的任何信息。警察问他：“你与哥哥通电话时为什么不劝他自首？”威廉姆答道：“让哥哥自首不符合他的最佳利益。”检察官坚持要威廉姆提供他哥哥的隐匿地点，并说：“难道你对哥哥的忠诚要大于对马塞诸萨州人民的忠诚吗？”威廉姆这样回答：“我爱我哥哥，对我哥哥有一种诚实的忠诚，我没义务帮助任何人去抓他。”
法律与矫正正义 亚里士多德把守法作为正义的规定性之一，同时他还在《尼各马可伦理学》和《政治学》中对法治的必要性都作了不少说明。他之所以对法律如此重视，是因为在他的意识里，法律没有过多地涉入人的情感因素，而是更多地代表了大多数人的利益。《尼各马可伦理学》对矫正正义论述较多，但主要是以法律作为基点来进行论述，而没有对矫正正义做出概念性的界定。有人认为：“我们可以视亚里士多德把道德问题与法律问题关联在一起并进行转换的第一人，其历史贡献不容忽视。”②因此，对矫正正义的论述必须从法律的视角切入。亚里士多德说：“可以说崇尚法律的人，是只相信神和理性的，因那些崇尚人治的人则在其中添了几分兽性，因为欲望就是兽性，激情会扭曲统治者的灵魂，即使他是最好的人。法律是摒弃了欲望的理性。”③法律不受容易变化的人的情感的影响，它只在事实的基础上做出判断，这是亚里士多德对人性的弱点有了深刻的认识后得出的结论，西方的法治主义传统无不受到亚里士多德这一论段的影响。亚里士多德认为，不论好人加害于坏人，还是坏人加害与好人，并无区别。不论是好人犯了通奸罪，还是坏人犯了通奸罪并无区别。法律则一视同仁，所注意的只是造成损害的大小，到底谁做了不公正的事情，谁受了不公正的待遇，谁害了人，谁受了害，由于这类不公正是不均等，所以裁判者尽量让它均等。法律是一种工具，它的实施者就是亚里士多德所说的“裁判者”。在人们争论不休的时候寻找“裁判者”，裁判者手持法律这柄尺进行裁决，裁决就是去寻找正义，“裁判者”被当作正义的化身。在裁判者的裁决下，侵害者就会受到惩罚，而受侵害者则会获得补偿，由此在侵害和受侵害之间就出现一种平衡局面，从表面上看，这种平衡局面是法律所造就的，亚里士多德认为这种平衡实际上是矫正正义在法律领域内的体现。美国当代法理学家波纳斯对亚里士多德矫正正义的根本要素作了如下的归纳：（1）为不公正行为所伤害的人应当有启动由法官管理的矫正机器的权力；（2）法官不考虑受害人和伤害者的特点和社会地位；（3）对不公正伤害的救济。④从波纳斯的归纳中我们可以看出，亚里士多德的矫正正义所发挥的社会效用与法律所产生的社会效用具有相当的一致性。其实，这只是一个问题的表和里的关系，矫正正义可以说是更为内在和更为根本的具有导向性的社会价值取向，而法律则可以说是矫正正义外化出来的产物，它以矫正正义为出发点，同时又以矫正正义为归宿。以法律作为判断是非曲直的标准固然体现了亚里士多德的矫正正义观，但是他还认为矫正正义与人的主观动机也有密切的关系。亚里士多德说过，法律是没有涉入人的情感的理性，因此可以防止容易发生变化的情感对事实的扭曲。但是社会现象纷繁复杂，对于复杂的事情来说，如果光看结果来进行判断则未免会失之简单和草率。因此，当事人的动机也必须加以考察。亚里士多德清楚地认识到这一点，他说：“至于说做正义的事和做不正义的事，不管做事正义还是不正义，都要有意地来做。如若是无意的，那就不是做不正义的事，也不是正义行为，而是凭着机遇。”⑤ 因此，亚里士多德认为误伤不一定是不正义，只要当事人不违反理性，并且没有恶意，虽然他造成了伤害，但并不是不正义。在现代法理学中，行为人的主观动机虽然没有过错，但是对于所造成的客观后果却需要负一定的责任。 笔者认为，亚里士多德对当事人动机的论述想要说明的是当事人的行为是否符合正义，而现代法理学对因误伤所造成的后果需要当事人负责的理论也并没有将当事人主观上的善一起否定掉。如前所述，亚里士多德对法律匡正社会秩序的功能大加赞赏，他实际上是主张将当事人的主观动机与事件的客观后果结合起来考虑，这样才会有公正的裁决，才能更加符合矫正正义的原则。 在这样一个务实的立场上，在《尼各马可伦理学》以及《政治学》中，亚里士多德阐述了自
论法律与道德的冲突与解决 胡兵 摘要：在现实社会中，道德与法律存在着不和谐之处。法律的出现总会与道德发生冲突，只要不同利益个体或群体的存在，法律无论如何都不能消除整个社会的道德冲突。相反的是，它在调整的过程中被这个冲突着的旋涡卷入其中，与道德发生着碰撞。 关键词：道德法律冲突道德法律化多元化 耶林说：“法律与道德的关系问题是法学中的好望角，那些法律航海者只要能够征服其中的危险，就再也无遭受灭顶之灾的风险了。①”因为在那个时代好望角是欧洲通往亚洲的必要航道，又是世界上著名的风暴区。这就是说法律与道德的关系问题是法理学中的一个必须研究而又难度很大的问题。美国著名的社会法学家庞德也曾说：“有三个问题在近一世纪的法学著作中是突出的，便是法律的本质，法律与道德的关系，以及法律历史的解释。”②正因为如此，法律与道德的问题一直是中西方法学所关注的问题，并且至今争论不休。笔者认为，在依法治国，建立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新时期，有必要重新审视法律与道德的矛盾与冲突，深入探寻两者之间冲突的解决方法。 一、道德与法律的含义 ①转引自【美】罗斯科·庞德:《法律与道德》陈林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22页。 ②【美】罗斯科·庞德:《法律与道德》陈林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55页。
道德的容归根到底来自源于社会的物质生活条件，主要来自于一定的生产关系以及以此为基础的社会关系。这表明道德的容最终由经济条件决定，并伴随经济的发展而有相应的变化；基于不同的物质生活条件的不同社会集团，有着不同的道德观，在阶级社会中的道德具有阶级性。因此，我们可以把道德定义为：道德是社会调整体系中的一种调整形式，它是人们关于善与恶、美与丑、正义与非正义、光荣与耻辱、公正与偏私的感觉、观点、规和原则的总和。③它是人们的自我评价和他人评价的方式为特点调整人们心意愿和行为，因此，它是靠社会舆论、社会习俗和人们的心信念来保证实行的。 马克思主义法学认为，法是由社会上居于统治地位的阶级通过国家制定或认可的行为规则，是为统治阶级的利益服务的。马克思主义法学还研究了社会的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认为法是统治阶级的意志的体现，但这种意志是由这一阶级的物质生活条件决定的，是由这一社会的经济基础决定并反过来为经济基础服务的。“法的关系正像国家的形式一样，既不能从它们本身来理解，也不能从所谓人类精神的一般发展来理解，相反，它们根源于物质的生活关系。”④因此，我们可以将法律定义为：法是由国家制定、认可并由国家保证实施的，反映由特定物质生活条件所决定的统治阶级，以权力和义务为容，以确定、保护和发展统治阶级所期望的社会关系和社会秩序为目的的行为规体系。 二、道德与法律的辩证关系 （一）法律与道德的联系 道德与法律是相互联系的，它们都属于上层建筑，都是为一定的经济基础服务的。它们是两种重要的社会调控手段，自人类进入文明社会以来，任何社会在建立与维持秩序时，都不能不同时借助于这两种手段，只不过有所偏重罢了。两者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相互推动的。其关系具体表现在： 1、纵的联系 ③张文显:《法理学》，北京大学出版社（第三版），第381页。 ④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第82页。
一、法律与道德的一般关系 历史唯物主义认为，法律与道德同属于上层建筑，其性质与作用方向是由经济基础决定的，但法律与道德也对经济基础有着巨大的反作用，同时两者之间又相互依存、相互交叉、相互影响。据此，法律与道德的一般关系主要可作如下表述： 生成形态并列。法律与道德都是社会的重要行为规范，都对人们的行为进行评价对社会关系进行调整。但是，两者属于不同的社会规范体系。马克思指出：“道德的基础是人类精神的自律”。这一论断不仅深刻地概括了道德的本质特征，而且指明了道德与法律的根本区别。从性质上看，道德体现的是“人类精神的自律”，它包括人们关于善与恶、美与丑、公正与偏私、诚实与虚伪、正义与非正义等观念形态，也包括与这些观念相对应的伦理行为规范。道德的规范作用来自于社会舆论、内心信念和传统习惯等精神力量，实际上是通过社会成员的自觉性来发挥作用的。而法律表现的是“国家意志’’的他律，具体而言，它是由国家机关根据占社会领导地位或主导地位的阶级意志而采用规范形式制定的，同时又是依靠国家强制力即法庭、警察、监狱等来保证施行的。所谓法制即是上述法律规范体系及有关的立法、执法、守法、法律监督等一系列环节的制度。以上说明，在社会规范系统中，法律与道德是两个并列存在的对立面的统一。就其生成形态来说，法律主要是一种制度形态的上层建筑，道德主要是一种意识形态的上层建筑，它们在基本内涵、表现形式、调控方法等方面既相互区别，又相互联系。 调控范围交叉。法律与道德的关系不仅表现为对立面的排斥，而且存在着对立面的过撞与转化。正如恩格斯所说的那样，“政治、法律、哲学、宗教、文学、艺术等的发展是以经济发展为基础的。但是它们又都互相影响并对经济基础发生影响。”法律与道德的交叉与渗透，有两个重要表现：一是法律意识与道德观念具有同一属性而相互联系，二是法律规范与道德规范的调控范围有所重叠而相互包容。一般来说，凡是法律所禁止和制裁的行为，也是道德所禁止和谴责的行为；凡是法律所要求和鼓励的行为，也是道德所培养和倡导的行为。反言之，许多道德观念也体现在法律之中，许多道德问题也是可以诉求法律解决的问题。不过，从规范作用的范围来看，法律与道德对人们行为有着不同层次的要求。前者一般只能规定最起码的行为要求，而后者可以解决人们精神生活和社会行为中更高层次的问题。例如，道德可以要求
论道德与法制的联系与区别 摘要：“没有道德的法制就是吃人的法制。”这句话的意思是“道德是构 建公平正义法制的基础；高尚的道德由正确的立法制度所体现。”道德与法制 作为维系社会的两大支柱，其功能和作用相辅相成，正确认识二者的关系有重 大意义。 关键词：道德，法制，社会意识形态，道德感性，法制理性 一、道德与法制的内涵以及由此引申的个人认识 道德是一种社会意识形态，是人们共同生活及其行为的准则与规范，具有 认识、调节、教育、评价以及平衡五个功能。道德由一定社会经济基础所决定，并未一定的社会基础服务。不同时代，不同阶级具有不同的道德观念。道德往 往代表着社会的正面价值取向，起判断行为正当与否的作用，然而，不同时代 与不同阶级，其道德观念都会有所变化。人类的道德观念是受到后天一定的生 产关系和社会舆论的影响而逐渐形成的。从目前所承认的人性来说，道德即对 事物负责，不伤害他人的一种准则。 “法制”一词，我国古已有之。然而，直到现代，人们对于法制概念的理 解和使用还是各有不同。其一，广义的法制，认为法制即法律制度。详细来说，是指掌握政权的社会集团按照自己的意志、通过国家政权建立起来的法律和制度。其二，狭义的法制，是指一切社会关系的参加者严格地、平等地执行和遵 守法律，依法办事的原则和制度。其三，法制是一个多层次的概念，它不仅包 括法律制度，而且包括法律实施和法律监督等一系列活动和过程。 由此，道德以感性的姿态展现在人们面前，而法制则是当之无愧的理性化。但是，如果将道德感性或法制理性孤立而论，就会使研究者进入“文化复古” 或“专制暴政”。 这里所说的“文化复古”，并非如“欧洲文艺复兴运动”那样，是一场思 想解放运动，而是一种文化的倒退。何以这样认为呢？古语有云，“天不变， 道亦不变”，而我们的封建社会倡导的是“天变道不变”，所以我们民族长久
浅谈法律与情感的冲突问题 中国一直在致力于完善法律体系，以达到期许的目的，希望以法治取代专制。国无法不立，民无法不治。但是中国五千多年以来的泱泱大国文化历史传统底蕴，促使我们在社会生活中习惯以道德规范来加以约束，以自己的主观内心情感分辨对错是非，总之会有一套自己衡量的准则。法律与情感相互联系，相互促进，但在某些情况下却会相互制约。庞德说：“将法律和道德彻底分开的做法，以及将法律和道德完全等同的做法，都是错误的”。 法律与情感之间难免会发生一些冲突，我将通过以下两个案例来阐述下我个人的观点。 案例一：母亲住房风波案 某日，一电台法制节目接到了一位七旬老人打来的求助电话，向节目编辑讲述了自己的遭遇。老人的老伴已于不久前去世，膝下有一女，女儿生活也不富裕，且住房较紧张。于是，老人考虑到女儿的情况，也想自己能有一个安乐的晚年。遂拿出自己毕生的积蓄，再加上女儿现有的钱买了一套商品房，并和女儿住在了一起。凭着母女关系，老人也没有多想，于是在房产证上写上了女儿的名字。谁想，不久，女儿将自己的七旬老母赶出了家门，并称此房是自己购买。 首先从法律角度看，这套商品房的户主是女儿，房产证上的名字是女儿的姓名，那么毫无疑问，女儿才是这套房子的所有权人，并受法律的保护。再从情感的角度说，女儿生活不富裕住房紧张，母亲好心资助自己，却过河拆桥，钻了法律的空子，其自私自利的行为深受大众所不齿，为社会道德所不容。在这种情况下，母亲可以拿起情感道德武器，去寻求社会支持，采取向法律求助的措施。尽管社会上类似案件层出不穷，成功的案例却并不常见，因为负责审判的法官的裁决，法官与陪审员依据事实，根据法律规定，更倾向于维护法律，当然，会酌情考虑情感因素，会照顾年迈的母亲，可能会在判决书里加入子女有赡养父母的义务的条文以保障母亲的权益，诸如此类。我们可能会愤怒，可能会不满，但是法律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当情感和法律之间有了冲突，并且法院的判决维护了法律上的利益，尽管判决也许不一定合乎道德，也违背了中国的礼仪之邦的精神内涵，必须服从法律。
司法考试法理学中法与正义的关系问题 司法考试法理学中法与正义的关系问题： 正义是法律的精神与理论依据。法律不能违背正义的精神，背离正义的法不配成为法律。法律的制定和实施都应符合正义的精神。正义作为法律的核心思想起着指导法律的制定和实施的作用。 法律是保障和实现正义的一种方式和工具。没有法律强制和威慑力，仅靠道德力量和人们自发的约束行为，维护正义之权威是不可能的。 （一）正义观对法律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正义是法律的精神。 2.正义是衡量法律优劣的重要尺度和标准。 （二）法律对正义的作用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法律保障分配正义。 每个社会都存在大量的自然资源和社会资源。因而，要有一套体现大多数人的正义要求的原则来指导社会成员适当的分配资源、利益和负担，以保证资源的利用，利益的共享，负担的承担有序化，这套原则就是社会的分配正义。法为了保障和实现分配正义，需要合理公正的对权利、义务进行分配。人们在分配利益的时候，都愿意拿更多的利益，为了抑制出现这种不公正的现象，法作为分配正义的保障工具而发挥其作用。它的作用主要体现在，把正义原则制度化、法律化，把正义原则纳入到法律制度中，并以这一原则为指导分配权利、义务，体现同样情况同样对待，这一正义精神和法的核心思想。 2. 分配的正义没有实现的时候，矫正的正义发挥其作用。 矫正的正义指当分配的正义遭到破坏时，按照均等的原则予以重建或恢复。如果一个人侵犯另一个人的权利或财产，矫正的正义则要求侵害者赔偿受害者的损失，或对侵害者施与其行为相对称的刑罚。矫正的正义在法律上以第二性的权利、义务表现。当社会成员违反法律所确认的分
名言名句---法律与正义 正义的本质就是最好与最坏的折衷──所谓最好，就是干了坏事而不受罚，所谓最坏，就是受了罪而没法报复。 [古希腊]柏拉图《理想国》，第46页。 极端的不正义就是窃国者的暴政，把别人的东西，不论是神圣的还是普通人的，崐是公家的还是私人的，肆无忌惮地巧取豪夺。 [古希腊]柏拉图《理想国》，第24页。 如果正义遭人诽谤，而我一息尚存有口能辩，却袖手旁观不上来帮助，这对我崐来说，恐怕是一种罪恶，是奇耻。看起来，我挺身而保卫正义才是上策。 [古希腊]柏拉图《理想国》第57页。 在我看来，失手杀人其罪尚小，混淆美丑、善恶、正义与不正义，欺世惑众，崐其罪大矣。 [古希腊]柏拉图《理想国》第179页。 法律必然是根据政体（宪法）制订的；既然如此，那么符合于正宗政体所制订崐的法律就一定合乎正义，而符合于变态或乖戾的政体所制订的法律就不合正义。 [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政治学》，第147页。 人们所制定的法律不是正义的便是非正义的。如果法律是合乎正义的，它们就崐从作为其根源的永恒法汲取了使人内心感到满意的力量； ...... 法律也可以由于两种缘故而成为非正义的。首先，当它们由于违反我们刚确定的标准而与人类幸福不利时，或者是关于它们的目标，例如一个统治者所制定的法律成为臣民的沉重负担，无补于公共利益，而是旨在助长他自己的贫婪和虚荣。或者是关于它们的制订者；如果一个立法者所制定的法律竟然超过他受权的范围。或者，最后是关于它们的形式；如果所规定的负担即使与公共福利有关，却在全社会分配得很不平均，这种法律与暴力无异，而与合法性并无共同之处； [意]《阿奎那政治著作选》第120－121页。 按照这个意义来说，只要正义能够导使人们致力于公共幸福，一切德行都可以归入正义的范围。 [意]《阿奎那政治著作选》第139页。
2013届测绘学院地理信息科学2班何兴云学号2013305585 公平与法律的关系 公平是我国民法的一个重要原则，它弥补了过错责任原则和无过错责任原则的不足，我国将公平确定为一个独立的归责原则，是对侵权行为立法的一个发展。但是，因其在理论上存在一定的模糊性，因此，在司法实践当中，适用公平责任原则一定要严格掌握其使用的条件和范围，防止公平责任原则的滥用，而导致的法律适用的混乱。 公平的本意是公平、合理。我国学者一般依据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二条来界定公平责任原则，即“公平责任原则是指加害人和受害人都没有过错，在损害事实已经发生的情况下，以公平考虑作为价值判断标准，根据实际情况和可能，由双方当事人公平地分担损失的归责原则”。就我国实际情况而言，公平责任原则有其独特的法律价值，它能弥补过错责任原则和无过错责任的不足，一定程度上承担起保险和社会保障制度的任务。但是，公平责任存在理论上的模糊性。学者孔祥俊对此有论述，他认为：“其一，公平责任原则是法官根据实际情况‘酌情裁量’,使用标准模糊,弹性极大,使行为人难以据此预料自己的后果,故安全价值降低;其二,公平责任原则的广泛适用往往会威胁到过错责任原则和危险责任原则的安全价值,换言之,行为人以过错责任原则和危险责任原则不承担责任时,由于公平责任原则的存在,其对行为后果是否承担责任仍心无定数,从而累及改良原则的安全性。” 公平又称正义、平等，是法律制度追求的核心价值之一。许多种语言中的“法律”一词都有“公平”和“正义”的内涵。尤其在现代，公平和正义几乎成了法律的代名词，而法律则被视为公平和正义的物质外壳。显然，法律和公平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但两者同样存在许多矛盾与冲突，也引起了诸多难解的法律问题。 一、法律与公平的联系 公平（正义、平等）的观念具有普遍性。从历史上看，这一观念是“非常古老的。”由于“一切人，作为人来说，都有某些共同点，在这些共同点所及的范围内，他们是平等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444页，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人自身天然物质条件的相对平等，决定了人的观念中要求得到平等对待的意识。从这个意义上说，公平观念并不必然和法律相联系，而是和道德以及其他广泛的社会规范领域都有着密切联系。例如，“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和“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等传统道德规范都体现了公平观念。因此，亚里士多德认为，“——不合法者不尽为不公正也。”（《伦理学》第五章，商务1933年版，转引自《西方法律思想史资料选编，北京大学1982年版） 公平观念和法律紧密联系在一起是在人类文明社会的开端，法律诞生以后。人类社会外部环境资源的有限性和客观生产力决定的社会产品的有限性决定了人类社会必然要建立某种分配方式，以免社会陷入无休止的纷争状态。即所谓“定分止争”。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表述，即在客观生产力条件必然会产生与之相适应的生产方式，客观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法律作为上层建筑中最具强制力的有关权利和义务的规范，可以说是分配方式最明显的体现。从这点上讲，法律本身并不必然是公平的，倒行逆施的“恶法”也有可能出现。专制社会中“令出法随”以及纳粹德国灭绝人性的法律可以说是法律制度本质的典型体现。不过，法律既然是一种规范，就有如何建立以及建立何种规范的问题，这个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公平问题，或者说，是否公平的问题。一方面，人类可能主动地将公平观念纳入制定法律制度的过程中去，使公平成为建立规范的手段，一方面，作为意识形态的公平必然对法律制度进行评判，公平是衡量法律规范的标准。 西方法律思想家从不同角度论述了作为原则的公平观念同作为规范的法律之间的关系。康德指出：“人类社会最大的实际问题，就是解决自然强加给他们的如何建立一个文明社会，根据法律全体一致地执行公正的原则。”（《永久和平》转引自《西方法律思想史资料选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