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社会的公共性与村庄治理
熊易寒
社会学者张静在经验观察的基础上指出，当代中国村落政治的一大痼疾在于：利益政治支配人事变更，张三通过上访或选举取代李四，但之后一切照旧，依然是通过个人关系运作公共事务，“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始终无法建立一套现代的公共规则，导致公共服务原则付诸阙如。
张静的这一论断曾经让我深深地为乡村社会的前途担忧：村庄治理如何才能摆脱“低水平循环陷阱”，跃迁到一个更加理想的状态？当前的这种困局，是因为中国农民“善分不善合”，还是因为农民的组织化方式出了问题？如果说公共规则是唯一的解决方案，那么，这种公共规则应该如何建立？是诉诸乡村社会的自主性，还是依靠国家的“送法下乡”？
最近出版的两本关于中国农村政治的博士论文，在一定程度上解答了我的困惑。一本是美国政治学者蔡晓莉(Lily L. Tsai)的《中国乡村的连带团体与公共物品》，另一本书则是国内青年学者刘伟的《难以产出的村落政治》。从一定意义上讲，这两本专著从不同的视角回应或突破了张静关于“公共规则缺失”的论述。
蔡晓莉提出了一个非常“西方中心主义”的问题：在不存在西式民主的条件下，是什么机制促使中国乡村的公共机构提供最基本的公共物品？在当代中国的财政体制下，村内的公路、学校、卫生、排水、灌溉等公共设施主要依靠村委会筹资修建，各个村庄在这些公共物品的供给方面差异甚大。最初蔡晓莉猜想，村庄的经济发展程度和集体财产多寡可能是决定性的因素；但经验观察很快令她推翻了这个假设：在经济相对落后的江西，同样贫穷的两个邻村，一个村的道路宽敞洁净，而另一个村的马路则坑坑洼洼；而在富裕的福建沿海，同样是财力相当的两个村庄，一个村的公共设施一应俱全，而另一个村除了有气派的村委会办公楼，连条像样的村道都没有。由此可见，“不差钱”并不一定会带来良好的治理。此外，在这些村庄，公共机构和制度安排也大同小异，都实行村民自治，基层政府与村委会的关系基本雷同，蔡晓莉的调查显示：村委会选举和村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实施对村庄公共物品供给并没有显著影响。那么，到底是什么因素造成了这种差异呢？
在深入细致的质性研究与大样本的定量研究基础上，蔡晓莉发现并论证了一个新的解释变量：连带团体(Solidary Groups)。所谓的连带团体，主要包括宗族组织、社区协会、寺庙和教堂。蔡晓莉指出：即便没有民主或科层式的责任机制，只要当地官员属于某个希望他们提供公共物品的连带团体，他们便很有可能提供足够的公共物品。也就是说，这些连带团体可以构成非正式的责任机制(Informal Accountability)，促使官员对民众负责。咋一看，这并不新鲜，完全是帕特南的社会资本研究路径，认为公民之间的信任、规范、合作与结社可以培育公民美德和共同体，提高政治参与度，进而提高政府的治理绩效。但是，蔡晓莉进一步指出：并非所有的社会团体和社会资本对政府绩效和公共品供给都有正面影响。
只有同时具备两种结构特征的连带团体能够在功能上替代正式的责任机制：首先，连带团体必须具有包容性，即对当地任何人都是开放的；其次，连带团体必须是嵌入性的，它的成员要包括当地官员。当满足这两个前提时，村庄的治理边界就会与社会边界重合。村庄就超越了行政区划的意义，不仅仅是行政版图上的一个小圆点，而是由共享某种传统、信念或利益的人组成的社群。当村庄内部存在这类组织时，村干部的行为会受到道德义务的约束，更多地为村民谋福利，因为他们与村民同属于一个共同体，有共同的血脉、信仰或者利益，他们彼此之间存在着一种责任和义务。村干部或许可以利用信息不对称、地方性知识来“忽悠”基层政府，摆脱正式制度的约束；但如果有连带团体的存在，他们就必须给自己的族人或其他团体成员一个交代，否则他们在社群中将丧失道德地位，这就构成了一种非正式激励机制，促使村干部为村民提供公共物品。
通过向连带团体履行集体责任，村干部可以在集团成员中获得社会声望和道德地位。对于村干部而言，这是一笔宝贵的政治资源，能够帮助他们执行难以执行的国家政策，譬如计划生育、税费征收。如果不履行集体责任则意味着道德地位的丧失，他们就会被排除在团体活动之外，甚至遭到连带团体的抵制，日后便难以在村里开展工作。
蔡晓莉用三种类型的连带团体来说明她的理论：其一，村庙。小型村庙为人们提供烧香、宗教仪式、节日演出的场所，有时还组织体育竞赛和旅游。当某寺庙委员会要求村干部修缮学校或公路时，村干部会很快回应。作为回报，寺庙委员会将宣传村委会的好名声。当村委会与村民发生矛盾时，寺庙委员会协助村干部与农民协商解决。寺庙委员会兼具包容性和嵌入性，可以对村委会提供公共物品施加积极影响。
其二，乡村教堂。政府允许基督教教堂存在，但严格规定党员干部不得加入。因而，乡村教堂不具有嵌入性，不能促进村委会对公共物品的供给。
其三、宗族或者说血缘集团。这是中国农村最常见的连带团体。当一个宗族把村里每个人包括在内，宗族的功能就与村庙类似。但如果宗族不覆盖全村，村民就被分成几个派系。嵌入某个宗族的村干部也可能组织一些项目，但这些项目可能只对他所属的宗族有利，全村却受益不多，这种情况往往会加剧村内的宗派斗争，不利于村民福祉的改善。
蔡晓莉的这个理论非常富有启发性，打破了我们对于公与私的传统认识。按照张静等学者的理解，宗族、家族、村庙等组织本质上是台湾学者林毓生所说的“私性社会”(Private Society)。林毓生认为中国传统的“民间社会”（如行会、帮会、寺庙等）是以家庭式结构组成的，具有很强的“私”的性格，大多由血缘亲疏来决定的，以家庭为本位，是与“公民社会”相对立的“私性社会”，不利于形成一套普遍性的政治游戏规则，无法突显公民社会的“公共性格”。因此，有必要对其进行“创造性转化”，使之转化成“公民社会”的现代组织。张静的设想与之相近，主张以公共规则取代公私混合的结构。
然而，蔡晓莉的研究表明：公共性就蕴含在“私性”之中。当行政村的边界与宗族、宗教的社会边界重合，“私性原则”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发挥“公共规则”的功能了，基本的公共服务也就有了保障。因此，我们有必要重新思考乡村社会的公共性。
乡村社会的公共性与城市有着很大的差异，以我个人的亲身经验为例：去年年底，我祖母病危，按照乡俗，不能在城里去世，而必须回到乡下的祖屋里咽气，否则不吉利。但祖屋已经被我叔父租给了外乡的一个老太太。于是家里人找房客商量，是不是可以“借用”祖屋送终和办丧事，虽然这会给房客带来很大的不便，但对方还是爽快地答应了。作为回报，我祖母丧事期间，房客老太太和她的小孙女跟我们一起用餐。到了出殡的前一天，“上人情”（付礼金）的时候，这位老太太还是坚持要上一百元的“人情”，众人怎么劝都不肯罢休，只好收下。事后，我们私底下以红包的方式将礼金返还给她的孙女，她才没有推辞。
这个故事可能是城市社会的逻辑无法理解的：首先，按照房屋租赁关系，这位老太太完全可以拒绝房东的“无理”要求，因为她已经支付了租金，我们不可以“染指”她对房屋的使用权；其次，这位老太太非常贫困，儿子儿媳在广东打工，她独自带着孙女租住在我家的
祖屋里——那是上世纪五十年代的土坯房，破旧不堪，家徒四壁——在这样的情况下，她完全没有必要给非亲非故的房东“上人情”。
但是，乡村社会不是这么思考问题的：乡村社会的产权关系、群己权界是相对模糊的，人们不习惯跟熟人算得太清楚，如果算得过于清楚，那就表示：我不打算跟你来往了。人们更倾向于通过人情往来的方式“相互持股”，你中有你，我中有你。这样一来，我们对彼此就有一定的责任和义务。这就是为什么，在乡村社会，礼物经济显得更加重要。因为一旦你退出礼物的循环，你就不再是游戏的参与者了，互不相欠，也就隔断了与他人的社会联系。正因为如此，在农村，丧事是集体的事情，几乎全村的老少都会参与其中，或帮忙，或出工（有低于市场价的报酬），最低限度也会出一份礼钱，吃一两顿饭。而在城市，丧事完全是一件私事，殡仪馆是一个封闭性很强的私密空间，一个社会成员去世了，甚至不会惊动他的邻居。
乡村社会是自然“生长”出来的，城市社会则是人造的、规划出来的。后者是一个大规模的陌生人社会，在那里产权清晰，几乎一切公共物品都依赖正式组织来提供：在小区，有居民委员会、业主委员会和物业公司；在小区之外，有各级政府、职能部门，以及大大小小的单位。乡村社会没有那么多正式组织，也没有那么多的财政支持，不少公共物品都是由非正式组织来提供的，以私性的逻辑运作出公共的产品。
简言之，与城市社会相比，乡村社会具有更强的人情性质，群己权界不那么泾渭分明，公与私不是对立的两极，而是可以相互转化的，类似于费孝通所说的差序格局，向外看，是私，向内看，则是公。公私的界限是模糊的、权宜的、非正式的。在特定的条件下，“私”完全可能服务于公共性的目标。公共性的建立不必以抑制私性为前提，正相反，对私的尊重、对传统的尊重，也可以在一定的范围内生成公共性。也就是说，公共性是有层次的，有“大公”（国家），也有“小公”（各类社群或集体），“小公”构成了“大公”与“小私”的中间地带，可以发挥缓冲和纽带的作用，促成公与私的重合。
但是，公与私的重合，毕竟带有一定的偶然性。不是每个村庄，都正好有一个兼具包容性和嵌入性的连带团体；更糟糕的是，正如蔡晓莉意识到的，过度依赖非正式制度可能会给将来建立正式制度造成困难。那么，如何处理非正式制度与正式制度、村落自生秩序与国家治理体系之间的关系呢？
这就是刘伟的《难以产出的村落政治》一书力图解决的问题。刘伟的逻辑起点与张静有所不同，在他看来，农民并非缺乏“公心”，也不乏集体行动的能力，事实上，农民常常为一些公共议题而集合起来，形成各色各样的群体性活动，只不过，这些群体性活动往往“只开花，不结果”，他用“没有产出的政治”来描述这样一种结构性困境：围绕各种类型的利益，村民群体性活动往往可以迅速展开，但由于国家（主要是基层政权）对此缺乏回应，加之活动过程中精英/信任的缺乏（实质上是权威的缺乏），导致群体性活动不能产生预期的结果。用政治系统的理论话语来说，就是只有政治输入（通过群体性活动进行利益表达），却没有政治产出（形成具有规范性和约束力的规则或决议）。
基于这一经验事实，刘伟认为：国家仅仅在村落安排一定的现代制度并不能自然带来有效的治理，更为重要的，需要有一种力量和机制将现代制度嵌入村落并成为村民的生活方式和游戏规则。这似乎又回到了张静的问题。刘伟开出的药方主要包括两味药：
一是国家的合理、适度介入。在他看来，涉及公共事务的村民群体性活动客观上需要与国家的有效衔接，村民群体性活动之所以难以达成，除了市场化和家庭经营带来的利益分化、纠纷增多之外，国家的基层代理人对村落的介入方式也是一个深层次的原因：一方面，是国家的行政化干预；另一方面，又常常存在国家“不在场”的情况。国家时而“越位”，时而“缺位”。这样不仅损害了国家在农村社会的权威，也侵蚀了村落社会所剩无几的自主性。因此，国家需要以更加制度化的方式去积极回应村民的群体性活动和政治诉求。一方面让自生秩序在其应当发挥积极作用的空间发挥作用；另一方面，国家权力应调整其介入范围和介入方式，帮助村落重建政治共同体，从而在新的基础上与自生秩序相衔接，共同生成村落中的治理结构。
二是乡村精英与社会信任。在刘伟看来，“没有产出的政治”，其根源还在于村落政治共同体的解体。刘伟的研究虽以国家与社会关系为分析框架，但却极力避免这一研究范式的结构主义之弊，没有就农村而研究农村，而是把当代中国农村放置到城市化的大背景中加以考察：当今村落共同体的部分解体，在一定程度上是城市化的结果，因为大量农民进城务工，他们的生活重心已经转移到城市，其中的精英分子或在城市定居，或到县城和乡镇购房置业，这样不仅导致了能人的流失，更重要的是，缩短了村民的博弈链条，降低了彼此之间对于未来长期合作可能性的预期。博弈论早已证明：长期的重复博弈有利于人们选择合作，而短期的博弈则可能诱发欺诈与不合作。人无恒产则无恒心，当越来越多的村民离开或可能离开村
庄，村民之间的合作也变得越发不可能。那么，在城市化的大趋势下，如何再造精英和重塑信任呢？刘伟指出，国家应该让渡部分发展空间，或是供给相应的资源，帮助农村大力发展各种形式的社会组织，并展开相应的群体性活动。结合蔡晓莉的“连带团体”理论，我们在推动社会组织的发展时，应当使其同时具有包容性和嵌入性，一方面要向全体村民开放，但必须是志愿性的，不得使用强制手段；另一方面也不妨将乡村干部吸纳到顾问、理事会或监事会中来，但必须保持一定的独立性，不能由乡村干部直接领导或控制。如果这些社会组织可以发挥连带团体的功能，那么，乡村社会的治理绩效将有可能大为改观。
由是观之，蔡晓莉之所谓社会边界与政治边界的重合，其实也就是刘伟所说的国家与村落的有效衔接。而刘伟所倡导的农村社会组织建设，若能取代村庙和血缘集团成为连带团体的主流，不仅能够改善农村公共物品的供给，而且也有助于张静所谓公共规则的建立。从这个意义上讲，三位学者的研究视角或有差异，但最终的理论关怀和现实指向却是高度一致的。
参考文献：
（《难以产出的村落政治——对村民群体性活动的中观透视》，刘伟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二○○九年版；Lily L. Tsai, Accountability Without Democracy: Solidary Groups and Public Goods Provision in Rural China,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7；《现代公共规则与乡村社会》，张静著，上海书店出版社二○○六年版。）
来源：《中国图书评论》2010年第10期
社会资本嵌入与社会治理 张伟明等 基层社会治理是社会管理创新的重要方面，是促进和谐社会建设的一项重要工程。在广大乡村现代社会的成长过程中，传统力量与现代力量交织互动，诸如宗房结构、自组织、非正式规则等微观结构深深嵌入乡村社会有机体，影响着基层社会治理的效力。本文将社会资本作为一种结构性资源进行考察和认识，并将隐含于乡村社会有机体中的诸种非正式组织和规则纳入社会资本的分析范畴，指出在推进乡村社会治理的过程中，必须注重将正式制度安排与非正式制度的运行实现有效衔接。 一、引言 发展中国家的社会治理问题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对其认识有许多不同的视角。有学者从政治文化、多元治理、民主政治、国家与社会等视角，对中国社会管理进行透视①，对建构完善的体制进行了探讨(丁元竹，2006；戴均良，2006；侯岩，2005；邓伟志，2006；何增科，2009；杨雪冬，2009)。同时，随着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政治经济社会的全面转型发展，来自西方的公共选择理论、多中心理论、新公共管理理论和治理理论等也对中国社会管理的政策实践和理论创新产生了较大的影响(Rosenau， 1995；Salamon，2002；俞可平，2002)，其中的治理理论强调寻求政府、市场与社会三者之间的合作和互动，通过调动各种力量和资源达到“善治”的社会体制，对探讨社会管理体制改革与创新具有重要的借鉴和启发意义(罗西瑙，
2001)。 目前，随着我国城乡一体化进程的加速推进，基层社会尤其是广大农村地区的社会治理②成为顺利实现我国宏观秩序良性运转的微观结构基石。有鉴于此，本文立足于治理理论，从乡村微观结构(宗房结构、自组织、非正式规则等)入手，来探讨中国乡村社会治理的问题。总体而言，我们将存在于乡村基层社会的微观结构与基层社会整体的融合视作一种“嵌入”，并将乡村基层社会非正式组织或制度视作社会资本来进行阐述和解读，尝试通过探讨诸如宗族、房族等微观结构影响基层社会治理的机制机理和演化路径，来加深对基层社会治理合理路径选择的认识和理解，从而为乡村社会治理的有效开展提供参考与借鉴。 二、乡村社会治理的历史脉络 我国是传统农业大国，农业人口占绝大多数，农村地域面积广，在长期的农业经济发展过程中，形成了独特的农业文明和农村社会格局，尤其是我国南方特殊的人文地理条件，更是孕育出了极具差异性的社会结构与组织架构。农村作为我国农民的最主要居住区，其对广大农民生活基本需求的保障功能不可替代。因此，理解农村社会在长期演化过程中形成的诸多规范、非正式制度以及隐性组织等是理解真实农村的重要基础，如“差序格局”就是处理中国社会结构和人际关系的一个显著特点(费孝通，1988)，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实行的农村保甲制度则是推动整个乡村社会治理的基本制度(李伟中，2002；冉绵惠，2005)。
社会资本投资农业农村的投资政策与方法 一、基本原则 1.尊重农民主体地位。 充分尊重农民意愿，切实发挥农民在乡村振兴中的主体作用，引导社会资本与农民建立紧密利益联结机制，不断提升人民群众获得感。支持社会资本依法依规拓展业务，注重合作共赢，带动农村同步发展、农民同步进步。 2.遵循市场规律。 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引导社会资本将人才、技术、管理等现代生产要素注入农业农村，加快建成现代农业产业体系、生产体系和经营体系。坚持“放管服”改革方向，建立健全监管和风险防范机制，营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政策环境、法治环境，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创造良好稳定的市场预期，吸引社会资本进入农业农村重点领域。 3.坚持开拓创新。 鼓励社会资本与政府、金融机构开展合作，充分发挥社会资本市场化、专业化等优势，加快投融资模式创新应用，为社会资本投资农业农村开辟更多有效路径，探索更多典型模式。有效挖掘乡村服务领域投资潜力，拓宽社会资本投资渠道，保持农业农村投资稳定增长，培育经济发展新动能，增强经济增长内生动力。 二、投资的重点产业和领域 1，现代种养业。 支持社会资本发展规模化、标准化、品牌化和绿色化种养业，巩固主产区粮棉油糖胶生产，大力发展设施农业，延伸拓展产业链，增加绿色优质产品供给。鼓励社会资本大力发展青贮玉米、高产优质苜蓿等饲草料生产，发展草食畜牧业。支持社会资本合理布局规模化养殖场，扩大生猪产能，加大生猪深加工投资，加快形成养殖与屠宰加工相匹配的产业布局；稳步推进禽肉、牛羊肉等产业发展，增加肉类市场总体供应。鼓励社会资本建设优质奶源基地，升级改造中小奶牛养殖场，做大做强民族奶业。鼓励社会资本发展集约化、工厂化循环水水产养殖、稻渔综合种养、盐碱水养殖和深远海智能网箱养殖，推进海洋牧场和深远海大型智能化养殖渔场建设，加大对远洋渔业的投资力度。 2，现代种业。 鼓励社会资本投资创新型种业企业，提升商业化育种创新能力，提升我国种业国际竞争力。引导社会资本参与现代种业自主创新能力提升，加强种质资源保存与利用、育种创新、品种检测测试与展示示范、良种繁育等能力建设，建立现代种业体系。支持社会资本参与国家南繁育种基地建设，推进甘肃、四川国家级制种基地建设与提档升级，加快制种大县和区域性良繁基地建设。鼓励社会资本投资畜禽保种场（保护区）、国家育种场、品种测定站建设，提升畜禽种业发展水平。 3，乡土特色产业。 鼓励社会资本在特色农产品优势区开发特色农业农村资源。发展“一村一品”“一县一业”乡土特色产业，建设标准化生产基地、集约化加工基地、仓储物流基地，完善科技支撑体系、生产服务体系、品牌与市场营销体系、质量控制体系，建立利益联结紧密的建设运行机制，形成特色农业产业集群。因地制宜发展具有民族、文化与地域特色的乡村手工业，发展一批家庭工厂、手工作坊、乡村车间，培育“土字号”“乡字号”特色产品品牌。支持社会资本投资建设规范化乡村工厂、生产车间，发展特色食品、制造、
第一部分 ;判断题 1. 十九大报告对民生改善和社会治理创新，主要提出了两个方面的任 正确√ 务，一个方面是完善公共服务体系，第二个方面是建设平安中国。 A. 正确 B. 错误 您的答案:A 正确答案:A 答案分析: 无 2. 由于我国的主要矛盾发生转变，所以我国的基本国情已不再是“中 正确√ 国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A. 正确 B. 错误 您的答案:B 正确答案:B 答案分析: 无 3. 本讲提到，教育方面要解决的两大突出问题，一是素质教育，第二 正确√ 是教育公平。 A. 正确 B. 错误 您的答案:A 正确答案:A 答案分析: 无 4. 教育是民族振兴的基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基础性工程。正确√ A. 正确 B. 错误 您的答案:A 正确答案:A 答案分析: 无 5. 十九大报告提到，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 正确√ 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 A. 正确 B. 错误 您的答案:A 正确答案:A 答案分析: 无 6. 房子是用来住的，也可以用来炒的，以此带动经济发展。正确√ A. 正确 B. 错误 您的答案:B 正确答案:B 答案分析: 无
7. 中国特色的社会建设理论叫“一合多元，融合共治，群策群力，稳 正确√ 步推进”，这是我们基本的一个方针，也是不同于西方发达国家社会建设、 民生改善、社会治理的一些独特的地方。 A. 正确 B. 错误 您的答案:A 正确答案:A 答案分析: 无 8. 按照资本、管理、知识、技术、劳动进行收入分配属于按要素分配。正确√ A. 正确 B. 错误 您的答案:A 正确答案:A 答案分析: 无 9. 加强社会保障体系建设总的思想是按照兜底线、织密网、减机制的 正确√ 要求，全面建成覆盖全民，城乡统筹、权责清晰、保障适度、可持续的多 层次社会保障体系。 A. 正确 B. 错误 您的答案:A 正确答案:A 答案分析: 无 10. 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要真脱贫、脱真贫是中国共产党向全国人民 正确√ 乃至向全世界做出的庄严承诺。 A. 正确 B. 错误 您的答案:A 正确答案:A 答案分析: 无 第二部分 ;单选题 1. 十九大报告提到，推动城乡义务教育一体化发展，高度重视农村义 正确√ 务教育，办好学前教育、特殊教育和网络教育，普及（）。 A. 职业教育 B. 初中阶段教育 C. 高中阶段教育 D. 高等教育 您的答案:C 正确答案:C 答案分析: 无
“能人治村”作为一种近些年来存在于村庄社区中的政治现象，渐渐成为了我国农村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一种可取的治理模式，“村庄能人”能通过个人魅力和个人威望提升公共权威的影响力，减少决策成本，克服集体行动的困境，并且通过个人能力和社会资本，获得为社区公共事务发展所必备的丰富的经济资源，从而提高农村社区公共事务的治理效率。 农村社区的公共品供给和公共事务的发展问题一直是学术界关注的热点，而“能人治村”对农村社区公共事务的发展所具有的积极作用，使得其现实意义日渐凸显，因此对它的理论研究就显得十分必要。 在已有的理论研究的基础之上，笔者试图更清晰的去了解“能人治村”的作用。因此，本文将研究对象固定在一个具体的“能人治村”的村组典型上，通过对该村组公共事务的发展的描述，并以该村组内农民文化中心这一项公共品的供给为实例，分析在“能人治村”的背景中，村庄能人对该社区内的公共事务发展的影响，以及在村庄公共品供给中的具体行为对供给效率的影响。 需要说明的是，本文并不致力于对现实存在的某些问题提出若干政策建议，笔者认为对现实状况的准确描述，对于问题的解决本身就是很有益处的。 关键词：能人治村；公共事务；农民文化中心供给
ABSTRACT "Influential Member in Rural Governance" as a political phenomenon that prese nt in the village com mun ities in rece nt years, has gradually become a desirable model of governance in China's rural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the In flue ntial Member"ca n upgrade the in flue nee of Public authority through pers onal charisma and personal prestige, reduce the costs of decision-making, overcome the difficulties in collective acti on. And through their pers onal abilities and social capital, they can accessto the necessaryeconomic resource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rural public affairs, the n improve the efficie ncy in rural public affairs man ageme nt. The supply of rural public goods and the developme nt of rural public affairs have bee n concerned about all the time in academic area, and the "I nflue ntial Member in Rural Governance" plays an active role in the development of public affairs, which makes its practical sig nifica nee in creas in gly prominent. So theoretical research on it is very n ecessary. Based on the existi ng theory of the study, I attempt to un dersta nd the "I nflue ntial Member in Rural Gover nan ce" more clearly. Therefore, the object of this study will be fixed on a specific village, in which the "I nflue ntial Member in Rural Gover nan ce" is typical. Through the descripti on of the public affairs developme nt in the village, and tak ing the supply of the Rural Cultural Cen ter as an example, I will an alyze the impact of Rural In flue ntial Member on the developme nt of public affairs, and the impact of his specific acts in the supply of public goods on the supply efficie ncy. It is worth no ti ng that, this paper is not committed to raise a nu mber of policy recommendations for the existing issues in reality, I believe that the accurate descripti on of the situati on itself is very useful for the settleme nt of the issues. Keywords: In flue ntial Member in Rural Gover nan ce; Rural Public affairs; Supply of the Rural Cultural Ce nter 摘要....................................................... I…
大数据时代社会治理方式创新
大数据时代社会治理方式创新 2014年12月08日09:08 来源：学习时报 原标题：大数据时代社会治理方式创新 编者按：互联网、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等现代技术正在深度改变人们的生活、工作和思维方式。大数据时代给社会治理提出了新机遇和新挑战，因此，应适应大数据时代社会需要，变革社会治理方式。推进大数据时代社会治理方式创新，无论从理论上还是实践上看，都是一个全新的课题。作为我国改革开放的前沿地带，深圳市福田区在运用大数据手段推进社会治理方式创新方面再一次走到了全国的前面，率先进行了探索，对于研究大数据时代社会治理方式创新，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深圳市福田区社会治理方式创新的实践探索 大数据时代，只有让政府以及各社会主体在合理共享各种最新数据的基础上，发挥各自的优势，深度挖掘数据的价值，在提供公共服务的方式、内容和机制上不断创新，以适应快速变化的社会需求和环境，才能不断提高我国的国家治理能力和实现社会治理方式的创新。深圳市福田区充分认识基础数据的重要性，在如何保证动态、精准、充分占有基础数据方面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创新和探索。 突出大数据理念 针对大数据时代社会治理的特点，深圳市福田区在推进社会治理创新方面，树立大数据理念，推动智慧福田建设。 大数据应用的核心是数据处理。大数据应用要充分挖掘数据价值，进行深度应用。为此福田区提出实现“让数据多跑腿，让群众少跑路”的目标，以“采、用、享、碰、推、嵌”六个字来概括数据应用理念。 “采、用、享”是传统的数据应用，是信息化建设的第一次革命；“碰、推、嵌”是大数据时代的智能应用，是信息化建设的第二次革命，以“碰、推、嵌”的可视化倒逼“采、用、享”的进一步质量提升，指导前期系统的改造。其中“碰”即数据碰撞。如将街道计生执法、人民调解、安监执法、派出所接报的发案的出租屋，与未自主申报出租屋比对碰撞，推送给街道综管执法人员，
如何提高农村基层治理能力 2014-10-27 14:37来源：《国家治理》周刊作者：于建嵘 字号： 农村基层政权是我国政权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社会稳定和国家建设的基石。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特别是自20世纪80年代“撤社建乡”以来，作为农村基层政权的乡镇政府，在落实党和国家的农村政策、促进农村经济发展、维护农村社会稳定等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三十多年间通过分权改革、税费改革、机构改革等一系列措施，我国逐步建立起了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地方政府管理体制。进入21世纪以来，伴随工业化、城镇化以及社会经济转型的深入推进，我国农村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农村社会结构加速转型，农民利益诉求多元化，城乡发展加速融合。与此同时，发展过程中存在的不平衡、不稳定、不可持续的问题日益突出。当前，我国农村基层政权在现实运转过程中还存在不少问题。突出地表现为：其一，乡镇政权的权力和责任不对等，乡镇政权的管理权有限，经济能力也有限，却承担着无限的政治责任，“一票否决”事项过多，不必要地增加了乡镇政权的工作压力和困难；其二，乡镇政权与农村群众自治组织、经济组织和社区组织的关系有待理顺；其三，乡镇政权的民主基础不牢，乡镇人大制度没有全面落实，不能适应农民日益提高的民主意识和诉求，乡镇政府往往得不到农民的高度信任。由于这些体制问题，不少乡镇政府将主要精力和大部分资源放在应付上级下派的行政事务上，缺乏为广大农民提供公共服务的动力，难以实现向服务型政府的转变。 为了适应新的发展形势，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有必要通过改善行政体制、创新社会治理方式和落实人大制度来加强乡镇政权建设。 通过地方政府立法推进社会治理创新与变革 强化基层地方政府的法律地位，进一步明确基层民主在地方治理过程中的重要地位，是解决和完善我国当前基层治理存在问题的关键。通过法律法规明确界定乡镇政权各权力主体的关系，包括乡镇人大、乡镇党委和乡镇政府各自的职责权限和权利义务关系。严格按照法律法规履行职责，遵循基层政权组织和村民自治组织的法定程序，使其规范运行。创新农村基层民主运行的体制机制，有效回应农村社会不同群体的利益诉求。政府权力和行为必需受到的制衡与监督，政府的公共服务和行政应体现民意，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需求与呼声。 以服务型政府建设为契机，加强乡镇政权的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要重点履行好促进经济发展、增加农民收入，强化公共服务、着力改善民生，加强社会管理、维护农村稳定，推进基层民主、促进农村和谐等四个方面的基本职能。乡镇工作人员要提高思想认识，真正树立为农民服务的理念，有效回应广大农民对社会治安、医疗卫生、教育文化、基础设施、社会保障等公共服务的需求。改革目前的考核体制，严格控制对乡镇领导的“一票否决”事项，不再将推动本地经济发展、维护社会稳定作为考核乡镇官员的主要指标，而是将提供公共服务、着力改善民生作为主要的考核指标。通过地方政府立法增强农村基层政府的权能和财政的完整性，并相应地建立起必要的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相结合的责任监督机制，通过体制机制改革和管理创新，建立健全基层治理平台和机制，实现地方
古代乡村治理基本模式及历史变迁[申精 【摘要】中国古代曾经长期实行以乡里制度和保甲制度为代表的乡村治理制度。乡村治理制度经历了三个主要的变迁阶段，即乡官制时期、转折时期和职役制时期，体现出不同的治理模式。随着中国封建专制的强化，传统的乡村治理受到的干预和控制逐步增强，自治色彩逐步减弱，越来越不适应农村的社会现实，最终被清末地方自治所取代。 【关键词】乡村治理；乡里制度；保甲制；历史变迁 中国古代社会，历朝历代统治者对于治理乡村都十分重视。中华民族崇尚大一统，自古即有“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传统观念，中央集权的封建皇权专制体制在中国延续数千年，与之相适应的是以乡里制度和保甲制度等为主要类型的乡村治理制度。乡里制度萌生于传说中的黄帝时期，滥觞于井田制[1]，至清末依然实行之。保甲制度自宋代王安石变法后断断续续实行，直至新中国成立前的国民党统治时期才结束。在数千年的历史中，乡村治理模式屡经变迁，经历了几个较为明显的历史阶段，表现出不同的制度规定和具体实践，乡村治理组织称谓多变、功能各异，其自治色彩也各有不同，体现出不同的特点。随着中国封建集权制度的强化，传统的乡村治理越来越多地受到国家政权的干预和控制，其自治色彩逐步减弱，越来越不适应农村的社会现实，最终在清朝末年为乡镇地方自治所取代。回顾和总结中国古代乡村治理模式的演进历史和特点，对于当前进一步推进我国乡村体制改革将不无裨益。 一、中国古代乡村治理的第一阶段：乡官制模式 中国古代乡村治理的典型形态是乡里制度，乡官制是乡里制度早期的具体形态与模式，这一时期自夏商周到春秋战国直至隋文帝开皇十五年（公元595年）。 夏商周时，出现了乡里制度的萌芽。商周二代已出现“里正”、“族尹”等官名，《周礼》一书详尽记载了当时划分细密、职官赅备的乡里区划。这一时期的乡里制度，在区划上为“六乡六遂”[2]。乡设于“国”即西周国都地区，遂设于“野”即国都以外的地区。据《周礼》记载，国中“五家为比，使之相保；五比为闾，使之相爱；四闾为族，使之相葬；五族为党，使之相救；五党为州，使之相贝周；五州为乡，使之相宾”，野中“五家为邻，五邻为里，四里为酂，五酂为鄙，五鄙为县，五县为遂”。六乡分别设置比长、闾胥、族师、党正、州长、乡大夫等职，六遂则设有邻长、里宰、酂长、鄙师、县正、遂大夫等职。此外，西周还初步确立了什伍之法：“五家为比，十家为联；五人为伍，十人为联；四闾为族，八闾为联。使之相保相受，刑罚庆赏相及相共，以受邦职，以役国事，以相葬埋。”当时，乡、党、邻、里是四种最基本的组织形式，其中乡这一级也成了两千多年来经常沿用的行政区划形式。但是，与其说它们是一种基层组织形式，还不如说是一种和军事编制与户籍编制相交杂的居民管理形式。而且西周时期的乡的层级高于州县的行政建制，遂的层级亦高于州县，从治域范围和所处层级看，其时的遂更相当于
乡村公共空间治理五改善工作实施方案 为加快推进镇村庄“五改善”工作，按照市、县相关文件要求，结合我镇实际，特制定本实施方案。 一、指导思想 以县委、县政府关于乡村公共空间治理的决策部署为指导，践行群众工作法，切实发动群众，践行五大发展理念，贯彻落实乡村振兴战略，构建新时代乡村治理新模式，把公共空间治理作为落实新发展理念与建设“强富美高”新的切入点。加快推进乡村公共空间治理“五改善”工作，确保在促进全镇农村公共资源保值增值、建设美丽宜居乡村上实现新突破。 二、总体目标 按照“经济增收、环境美化、群众共享”为目标，以村（居）级为责任主体，对所有涉农行政村（居）所在村庄，2020年8月31日前，各村居本着就地取材、量力而行的原则，因地制宜的做好空间环境改善工作，确保村部所在村庄“五改善”率达100%。 三、治理重点 乡村公共空间治理“五改善”重点主要包括以下五个方面： （一）改善村庄出入口空间 1、改善要求 突出乡村风情、乡村风貌，按自然宜人的原则，提升村庄出入口形象，形成鲜明独特的村庄标识。有条件的村居，可利用原有历史构筑物，通过植物绿化、小品配景等方式对出入口进行改善。 2、改善情况 目前村已建有鲜明独特的村庄标识，龙南居、田集村虽建有村庄标识，未形成本村居特色。未建有村庄标识。 3、改善措施
（1）对应村地标附近进行绿化、美化，展现更具独特的村庄标识，按计划7月底完成对所有村居村部村庄出入口空间改善工作。 （2）村是典型的渔村，利用渔业工具等设计具有村居特色的渔村文化，根特色设计标志，做到一村一貌，一村一品，计划7月中旬完成对全镇村庄出入口空间的改善工作。 （二）改善农民户外活动空间 1、改善要求 利用清理整治出的村庄内部空间，结合集中居住点，建设农民户外活动场所。可通过建设广场、配套椅凳、适度栽植绿化等，改善农民户外活动场所环境。 2、改善情况 目前14个村居，都提供户外休息活动场所，质态较好的村居。活动参加人员较多，涉及面较广。 3、改善措施 （1）对质态好的活动场所，增加群众所需的椅凳配套、休闲娱乐设施等。 （2）对质态较差的场所进行提档升级改造。 （三）改善公共服务空间 1、改善要求 围绕村民需求，利用整治出的空间资源，在村庄内合理配置公共停车点、健身器材和其他设施，让群众共享公共空间治理成果。 2、改善情况 目前镇已有11个村居对整治出的空间资源进行整理，增加基础设施、配套健身器材等，让群众共享公共空间。村未能充分利用已收回的公共空间资源，完成对公共服务空间的改善工作。 3、改善措施 杨邵居、金圩村采购健身器材，建设健身场所，真正让群众共享公共空间治理成果。计划7月底完成活动场所建设工作。
党建+社会治理的几点探索与思考 近年来，我县坚持把抓好党建作为提升基层社会治理能力的重要途径，在党建 引领基层社会治理方面进行了一系列 探索，取得了一定成绩。通过“三单三制”强党建责任、“三分类三升级”强组织提升、“三抓三促”强队伍素质等突出了党建核心，筑牢了基层基础；通过完善党组织领导下的法治体系、德治体系、自治体系等突出了多元共治，完善了治理体系； 通过党建引领精准扶贫增效、引领村级集体经济壮大、引领特色农业提质、引领家庭 能人培育等突出了发展要务，推动了治理成效，逐步构建了以基层党组织为领导核心、 各种组织广泛参与，政府治理与社会自我调节、群众自治良性互动的依法治理体系。 依旧存在一定问题： 1、治理意识有待转变。有的乡镇、村级组织在基层治 理中存在“行政命令交办任务多，自觉用治理思维、主动与自 治组织协商少；完成政府任务多，自治范围内的事做得少； 无偿承担公共服务事项多，费随事转项目少”的“三多三少”现 象，基层治理理念还不够到位。自治组织等主体在村级事务 上责任不清，存在政府过度服务、过度负责、代民做主的现 象，一定程度上挫伤了群众参与自治的积极性。有的基层组 织习惯于把群众当作管理的对象，民主意识、服务意识相对
薄弱；服务的针对性、实效性不强，重点关注的是弱势群体、 困难群体，对普通群众、“三留守”人员服务力度不大。 2、治理方式有待优化。因经济基础还较薄弱，少数基 层党组织在推进基层治理中，未能很好的处理改革、发展、 稳定之间的关系，就治理而治理，方式方法单一，发挥引领、服务、协调、凝聚等作用的办法还不多，工作结合不够，将 党的组织优势、政治优势转化为治理优势还存在一定差距。有的单位在社会治理中发 挥党组织的政治功能、服务功能还不够充分，有的社会组织和群众认为推进基层社会 治理是党委政府的事情，在这方面没有上心、不想融入、缺乏配合。同时，全县能够 参与社会服务、公益慈善、文体、农业及农村发展等的实体性社会组织数量较少，难 以满足群众日益增 长的个性化、多元化需求。治理主体主要停留在政府和“村两委”，对社会组织的培育引导手段相对缺乏，社会组织主动参与社会服务、公益慈善、农业及农村发展的平台有限、数量不足、质量不高。 3、治理能力有待提高。随着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群 众对美好生活需要不仅是物质文化生活方面，还包括民主、 法治、公平、安全等诸多方面，而现实存在着的公共服务供 给不足、民主自治机制和法律不完善、信息化建设滞后等问 题给基层治理带来了新挑战。随着网络化、信息化的不断发 展，基层治理面临着新的挑战，需要不断提高干部队伍的能
申论参考范文：乡村治理须加快转型 来源：《半月谈》评论 gkz6时间：2014-06-09 乡村治理须加快转型 当今中国正处在一种从未有过的深刻历史变动之中，这就是工业化、城镇化的飞速发展。在这一过程中，以传统农业为支撑的农村很容易沦于边缘地位。为因应这一变化，中央提出了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的战略，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举措。要适应这一战略举措，乡村治理必须进行重大转型，其中最重要的是实现以下两大转变。 一是政府向“服务型政府”转变。政府是乡村治理的主导力量。中国是文明古国，也是世界上农业税历史最长的大国。封建社会，政府的主要功能就是收税，通过税收满足专制统治和公共工程建设的需要。孙中山先生说：“人民对于皇帝只有一个关系，就是纳粮，除了纳粮之外，便和政府没有别的关系。因为这个缘故，中国人民的政治思想就很薄弱，人民不管谁来做皇帝，只要纳粮，便算尽了人民的责任。政府只要人民纳粮，便不去理会他们别的事。” 在传统乡村，民众大量“别的事”是由家族等基层社会组织来处理的。因此，孙中山说：“中国人最崇拜的是家族主义和宗族主义。”对民众而言，纳税只是一种外在于他们生活和命运的义务，他们与主要承担收税任务的政府只是水与油的关系，政府只是漂浮于上层的“官府”，其治理方式也是一种悬浮式治理。 1912年结束帝制，建立民国，重要的成果之一就是“政权下乡”，即国家政权由县向乡镇延伸，但这种延伸主要还是为了管制的方便和税收的获取。新中国成立后，出于工业化和城市化的需要，农村政策很大程度上表现为“取多于予”。进入新世纪以后，这种取向逐渐改变。国家实行城乡统筹发展战略，一个重大举措就是一举废除农业税。这是一个历史性转变。但这一转变也使得原有的政府与农民间的联系削弱了，新的联系又未能建立起来，由此在某种程度上出现了治理“真空”。 那么这种新的联系是什么？笔者认为应该是服务。在建设新农村过程中，农民对公共服务的要求愈来愈高，政府职能急需向服务转变，建设服务型政
民间信仰与乡村治理 ———一个社会资本的分析框架 徐姗娜 摘要:民间信仰是社会资本的重要组成部分,发挥民间信仰的特殊功效是提高政府管理绩效的重要方面。本文运用社会资本的理论分析框架,对民间信仰及其在乡村治理中的作用进行分析,并尝试构建新型的民间信仰社会管理模式,以期对我国乡村治理有所助益。 关键词:民间信仰;乡村治理;社会资本 中图分类号:D03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1569(2009)05-0013-07 21世纪以来,社会资本理论成为国际学术界的前沿理论,因其自身所具有的合理性和可信结论,被越来越多地应用于公共管理研究领域,成为理解当代社会政治现实的一种重要而有益的方法工具与分析框架。将作为乡村治理重要社会资本的民间信仰置于乡村治理的背景下进行思考,为民间信仰与乡村治理研究提供了一个崭新的视角,对于化解农村社会结构、制度、精神文明和信仰上存在的困境,促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作为乡村治理重要基础的社会资本 乡村治理是指在“当代农村社会的各种不同的制度关系中运用权力去引导、控制和规范公民的各种活动,以最大限度地增进公共利益,满足公众的需要。”①鉴于治理同样存在失效的可能性,为此,人们在省思和克服治理失效中还衍生出了良好治理的理论,也就是“善治”之说。结合中国的实际以及综合各种观点,俞可平对善治及其特征给出了中国式解读。在他看来,善治就是“使公共利益最大化的社会管理过程,善治的本质特征就在于它是政府与公民对公共生活的合作管理,是政治国家与公民社会的一种新颖关系,是两者的最佳状态。”②从影响乡村治理的内部环境和外部环境角度看,乡村治理内在的人力资源(主要指基层乡镇干部)、政府组织结构、相关制度安排以及社会资本之间存在有很大关系。提高乡村治理绩效意味着政府要在其他行动之外,必须着力开发人力资源、实现组织发展、改革(或创造)制度及投资(积累)社会资本。本文将关注点聚焦于社会资本维度。 对于社会资本的定义,目前学界看法比较一致的定义是帕特南的观点,即把它理解成“社 作者简介:徐姗娜,文学博士,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福建省委员会副书记。 13
关于创新和加强社会治理的建议 和平村社区隶属于东林街道，位于南桐矿业公司腹地，地处城乡与矿地结合部，经由2002年1月实施家改居后合并组建而成。辖区面积平方公里，有居民住户2310户，各类居民住宅80余栋，常住人口6406人，户籍人口6816人，其中低保享受人员125户，174人；吸毒人员111人，劳释人员46人。辖区有粮食公司、东林医院、万盛经开区博爱医院、中国邮政储蓄银行、重庆农村商业银行、进盛中学、双驰物业管理有限公司等7家社会单位。受地理环境、人员流动量大等因素的影响，社会治安形势比较复杂，刑事案件发案率偏高，为了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我社区结合实际情况，有如下三点建议： 一、推进社会协同，号召公众参与，构建社会治理新模式 和平村社区目前以单体楼为主，每个网格员管理服务的区域有的集中，有的分散，在走访入户的过程中难免和居民的迁入迁出、紧急情况的发生和邻里纠纷的发生形成时间差。针对这种情况，我们建议以社区居委会为统筹，形成“三长一组一格”的“3+2”社会治理新模式：即以楼栋单元为基础设立单元长，单元长对本单元的居民进行管理；以联排的几个单元形成的楼栋设立楼栋长，楼栋长对本楼栋的居民结合单元长进行管理；以多个楼栋为基础设立居民小组长，居民小组长对楼栋长和单元长负责；以党员为基础成立的党小组，把党小组建在网格上；以多个居民小组形成网格，由社区网格员进行管理服务。 在原有的基础上新增了单元长、楼栋长和党小组，这样对每个
网格的管理进行了延伸和细化，形成从单元长→楼栋长→居民小组长→党小组→网格员问题逐级解决和信息末端收集的“3+2”社会治理新模式，可以有效增强了社区社会治理和信息报送的及时性，以期达到小矛盾不出“网格”，大矛盾不出社区；辖区发生的任何信息也能通过信息末端单元长、网格长和居民小组长及时获取，并采取相应措施。 二、加快党群融合，树立居民主人翁意识，增强群众获得感 为展示党员的先进性，让党员在社会治理中充分发挥作用，我们将党支部建在院坝上，把党小组建在网格上。 通过党小组组织形式多样的活动，邀请单元长、楼栋长、居民小组长和居民共同参与，一方面加强邻里之间的沟通促进领里和谐，另一方面也丰富了居民的日常生活。在活动过程中形成一套有效的政策宣传和矛盾排解机制体制，通过不断为居民成功解决问题，让单元长、楼栋长和居民小组长在居民中获得信任感，引导辖区居民增强主人翁意识，激发居民自治、自主、能动力量，让居民的问题由居民来解决。 三、转变活动形式，营造和谐氛围，增强主人翁意识 在组织活动方面，以居民为中心，打破传统的号召式参与的形式，采用问访式的形式，即社区在每年年初罗列开展活动的项目形成“活动心愿清单”，如小品、相声、快板、歌曲、舞蹈等向辖区居民采取问卷调查的形式或者通过单元长、楼栋长和居民小组长收集意见，通过分类比较，找出居民喜闻乐见的节目形式，并组织开展。通过这种方式让居民的呼声可以得到有效回应，也增加了居民参与活动的积极性。
建设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三治合一”乡村治理体系，探索乡村治理新实践（上） 一、单选 ( 共 2 小题，总分: 40 分) 1. 根据本讲，北宋初期，掌课输的不包括（）。 A.里长 B.户长 C.里正 D.乡书手 2. 本讲提到，洪武四年，政府设立（），负责税赋征收，防止胥吏侵贪农民利益。 A.保甲制 B.粮长制 C.里甲制 D.乡和里制 二、多选 ( 共 1 小题，总分: 20 分) 1. 根据本讲，基层代理人职役化的结果并非像预期那样，反而发生逆向选择问题，缓解这个问题的方式包括（）。 A.武力镇压 B.实行无为而治 C.将农村公共服务和公共建设降至最低限度 D.开辟了官治和民治两条通道 三、判断 ( 共 2 小题，总分: 40 分) 1. 本讲提到，唐朝里正的职责比较小，里正属官。 正确
错误 2. 根据本讲，自宋朝以来，乡村组织主要负责人保长、都保、里长、甲首、粮长等来自村民，已被完全排除在官僚等级制之外。 正确 错误 1. 根据本讲，北宋初期，掌课输的不包括（）。 A.里长 B.户长 C.里正 D.乡书手 2. 根据本讲，唐朝实行的三级治理模式，不包括（）。 A.乡 B.里 C.村 D.族 二、多选 ( 共 1 小题，总分: 20 分) 1. 本讲提到，基层代理人职役化的后果包括（）。 A.在集权制社会，处于强势地位的官员及代表官府办事的胥、吏、役可以随意支使这些乡村领袖，这就极大地损害了这些乡村精英的尊严 B.额外摊派容易导致乡村领袖与村民对立，破坏了他们长期建立起来的信用和社会资本 C.最终担任里长、保长、粮长的常常是一些贫穷且奸巧、刁顽的无赖 D.导致了基层代理人的逆向选择，进而破坏了国家在农村的权威 三、判断 ( 共 2 小题，总分: 40 分)
一、致力改革创新建新制，增添治理动力。一是注重顶层设计，提高社会治理的前瞻性。社会治理现代化是一项极为复杂、艰巨、长期的系统工程，必须从县情出发，按照高标准推进、高质量建设的要求，突出整体设计、科学布局，实行阶梯推进、分类施策，着力形成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工作格局，大力推动创新治理，确保社会运行健康良性。二是注重体系建设，提高社会治理的科学性。深入推进安全隐患排查防治、社会矛盾调处化解、公共安全保障、公共服务等治理体系建设，以适应党从“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经济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社会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的三大基本历史性转变，为推动经济更加发展、政治更加稳定、文化更加繁荣、社会更加和谐、生活更加安康提供更好的制度体系保障。三是注重机制创新，提高社会治理的规范性。 二、致力工作创新造氛围，凝聚治理合力。一是在宣传教育中凝心聚识。从“社会管理”到“社会治理”，从加强社会管理到提高社会治理水平，从创新社会管理体制到创新社会治理体制，是党在新时期提出的治国新策。作为基层政府，必须解放思想，与时俱进，广泛宣传，掌握政策。把社会治理课题纳入县委中心组学习的议程，组织党员干部集中学习，提高他们推进社会治理的自觉性。结合禁毒宣传“三进”和“一村一警、三员联村”活动，加大宣传教育力度，引导群众熟悉新政、转变观念、跟上节奏，自觉投入到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的热潮中。二是在树立典型中凝神聚气。按照典型示范带动、知名品牌促动的思路，抓好先进典型、亮点品牌培植，塑造一批模范代表，打造一批响亮名片。深入开展社区(村)警之星、年度十佳社区（村）民警、年度十佳公务员等评选活动，为党员干部融入社会治理搭建平台，激发全县创新治理的精气神。积极推进“4+x”社区管理、“一村一警、三员联村”农村服务等模式的创新升级、推广施行。三是在组织创新中凝力聚智。着重把牢政府善治、合作共治、基层自治、社会法治、全民德治五个关键环节，重点在合作共治上下苦功夫、真功夫，充分激发社会组织的活力，团结社会各界力量共同推动社会治理。 三、致力观念创新依法治，提升治理能力。一是牢树法治思维，促进自觉守法。努力克服思维惯性，创新工作模式，逐步形成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的法治习惯，切实做到用法治思维谋划社会治理、用法治方式破解治理难题、用法治手段推动治理现代化，促进社会治理走上法治轨道。二是健全法治体制，促进规范用法。加快推进法治xxxx建设，加强法治文化建设，全面推进法治县和第二批基层法治示范县区创建活动；深化行政执法体制改革，建立权责统一、权威高效的行政执法体制；健全法律顾问制度，完善规范性文件、重大决策合法性审查机制；完善普法教育机制，增强群众法治观念，营造良好的法治氛围；加快社会组织、社会保障、慈善事业等领域的立法工作，推动社会各项事业步入法治轨道。深化司法体制改革，着力健全司法权力运行、司法救助、法律援助、人民监督等制度，维护群众合法权益，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三是严格依法行政，促进公正执法。坚持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用法必公，本着立法利民、执法为民、善治惠民的要求，对群众的诉求坚持“一碗水端平”，依法公正受理、审理、处理各类案件，坚决打击刑事、治安、涉毒等各类违法行为，维护社会稳定。着力推进公正司法、高效司法、廉洁司法建设，公开、透明、依法审判各类案件，坚决防止和依法纠正冤假错案，促进司法公正，提高司法能力，树立司法公信。 四、致力方式创新抓防控，化解治理压力。一是创新社区治安防控，打造幸福小区。我国正处于发展的换挡期、刑事犯罪的高发期，社区矛盾呈现日益多发、复杂化的态势，必须加快创新点线面结合、打防管并举、人物技联用的立体防控体系，积极预防和严厉打击拐卖妇女儿童、偷盗抢骗等违法行为。大力创新“4+x”社区警务模式，充分调动社区选配民警、辅警、防控队、公益巡逻队4种力量和机关单位等各种治保力量的积极性，全面加强社区治
第一章传统村落公共空间与乡土文化 第一节相关概念的界定 一、传统村落 村落，通常指的是由大型聚落或者不止一个聚落聚合而成的一个整体，现今的人们则把村落看作是人类聚集而居、比邻生活的区域，包括行政村和自然村两种。村落在人生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它还保留自己的传统，形成特有的生产和生活方式。传统村落是我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历程中所出现的新观念。在 2012年，以住建部为首的国家四大部门，文化部、文物部等共同印发的通知给出对传统村落的概念定义：“古村落是指我国早期形成的，保留了较多的民俗文化，传承了当地人文气息，拥有景观、生态、哲学等多方面的研究价值，应予以保护的村落。” 2012年9月，经传统村落保护和发展专家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决定，将习惯称谓“古村落”改为“传统村落”。 可以说我国农耕文明的产物之一就是传统村落，他们是中华民族优良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具有不可复制的特性。目前我国所评选出的传统村落遍布在全国各地，不同地域环境下所孕育出的传统村落都有着不同的特点，选址布局、整体风貌、传统建筑、历史环境要素这些方面都有着鲜明的特点，体现出地域的多样性，是我国灿烂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传统村落公共空间 传统村落在历史记忆下变迁及发展，它是自然农耕经济社会的经济形态和自然环境达到整体协调而出现的一种“天人合一”的生态宜居形式。因此，村落公共空间是一个空间主体，具有空间形态、规模和边界特征；同时，它是一个场所，是传统村落中的公共场所包含着各类活动的开展；另外，它也是村民公共活动与生活交往的物质载体。村落公共空间可以是开敞的，半开敞的，也可以是闭合的。因此，乡村公共空间的概念可以从物质空间与社会生活两个层面来认识，乡村公共空间不仅仅是乡村聚落中容纳公共活动的实体要素所建构的空间与场所，也是在这些场所中产生的一些制度化的组织和活动形式。从本文的主要研究对象物质空间来说，具体就是包括乡村聚落内部的入口空间（如村口、水口等）、聚落交
龙源期刊网 https://www.doczj.com/doc/6915225023.html, 党建引领基层社会治理的实践与探索 作者：袁锋 来源：《重庆行政》2019年第04期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推动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新格局，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构建全民共建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党的十九大提出“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共治即共同参与社会治理，是党与社会（包括市场、社会组织、公民等）之间良性互动关系的建设方式。在改善多元治理的基础上，基层社会治理发挥基层的自治能力，有利于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求。本文以重庆市北碚区龙凤桥街道龙凤社区为例，通过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采取的方法，为推进党建引领基层社会治理创新提供一些借鉴参考。 一、重庆市北碚区龙凤街道基本情况 龙凤桥街道地处北碚区新老城区的连接点，龙凤社区位于龙凤大道前段，为龙凤桥街道入口。龙凤社区居委会成立于2004年底，由原龙凤社区居委会与联龙社区居委会合并而成，座落于磨滩河畔，东邻鸡公山，毗邻北碚火车站，辖区面积约3平方公里。现有常住人口7391 人（其中60岁以上老人为2219人，占比为30%），26个居民小组，社会单位20余家，建有龙凤蔬菜批发市场、北碚火车站等城市配套设施。 二、重庆市北碚区龙凤街道存在的问题 （一）老旧小区问题凸显。社区下辖居民区多为无物业、居民自治开放式小区，公用设施建设维护及清洁卫生等管理不到位，生活环境杂乱无章。 （二）新旧居民融合问题凸显。社区位于城乡结合部，辖区内企业职工、下岗工人、农转非人员混杂。如煤安小区，其前身为原重庆煤矿安全仪器厂企业小区，现由重庆科华安全设备有限公司和3个零散居民区（原煤安小区、科华雅苑、二配厂小区）构成，占地面积约89000平方米，居民602户2000余人，新旧居民融合问题凸显。 （三）党员老龄化，参与社区治理动力不足。社区党委下辖5个党支部，党员254人，平均年龄约65.4岁。其中65岁及以上党员占比59.8%，接受新知识较慢，参与社区治理精力不足。 （四）征地遗留问题多。如二配厂职工安置房多年未办证的遗留问题，征地农转非人员无养老保险待遇问题，罗家湾、浅灯等社区征地多年未安置等问题，导致群众工作不好开展。 三、矛盾原因分析 （一）社会快速发展，主要矛盾发生变化。2000年以前建成的老旧居民楼，公共设施落后，大都只提供基本的居住功能，部分有单位负责物业管理和维修，但是，随着社会发展，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