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P五年超美！GDP五年超美国民幸福感什么时候超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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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DP五年超美！GDP五年超美国民幸福感什么时候超美？
摘要：GDP五年超美！GDP五年超美国民幸福感什么时候超美？2016年中国GDP五年超美成“中国世纪元年”?中国GDP五年超美引争议！GDP五年超美美国反应：美国当前很重视GDP中国崛起GDP五年超美不排除“捧杀”因素...
GDP五年超美被提前？
GDP五年超美，中国GDP同比增长率与美国GDP同比增长率对比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扔出“重磅炸弹”，在最新报告中首次预测，GDP五年超美成为世界最大经济体的时间为2016年。?>
根据推算结果，GDP五年超美经济总量将于2016年从现在的11.2万亿美元上升至19万亿美元，占世界经济总量的18%。美国经济总量将从现在的15.2万亿美元增至18.8万亿美元，占世界经济的份额滑落至17.7%。美国《市场观察》网站专栏作者布雷特·阿伦德写道：“GDP 五年超美我们正见证美国经济霸权的终结。”?>
中国GDP五年超美引争议
GDP五年超美这则消息在西方各国引发争议，各国媒体纷纷发出了质疑、焦虑、感叹等不同的声音。
这一速度快过不少经济分析师先前预想。多数分析师认为美国让出最大经济体地位将在数十年后，即使最看空美国经济的人士也认为那会在本世纪20年代中期。#
根据IMF的预测，无论谁能在下一届美国总统大选中获胜，他都将成为最后一任领导全球最大经济体的总统。大部分人对此并没有做好准备，他们没有意识到“美国时代”的终结之日已如此逼近。专家告诉我们这一时刻距今还有数十年，最悲观的预测也认为最早在本世纪20年代中期。但他们只按照当前的汇率来比较中美两国的GDP值，因此其估算方法并不正确。当前，人民币汇率被低估。因此，IMF在将汇率变动考虑在内，并运用“购买力平价”进行实际比较。#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26日报道，IMF在最近的一份报告中预测，“美国时代”已经接近尾声，它将在5年后结束，2016年将成为“中国世纪元年”，按购买力平价计算的中国GDP 将超过美国。报道称，根据IMF按购买力平价方法的计算，到2016年，中国的GDP总量将由今年的11.2万亿美元增至19万亿。美国2016年的GDP总量将由今年的15.2万亿增至18.8万亿美元，届时美国经济占全球生产总值的比重将降至其在近代以来的最低值17.7%，中国所占的比重将升至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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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F与世界银行、世界贸易组织号称世界三大经济类国际组织。美国《华尔街日报》说，IMF
首次为“美国时代”结束和美国经济被中国超越确定了具体日期，“这一天比你认为的要近很多”，“大多数人尚未对此做好准备。他们甚至没有意识到这一天距现在是那么近。那些背景各异的专家们会告诉你说，这一天是几十年以后的事。他们之中最不看好中国的人说这一天会在2025年前后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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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尔街日报》还说，这一事件并非只具有统计学意义，它是美国时代的终结，“我们正在见证美国经济霸权的终结。我们已经在一个被美国主导的世界里生活了太长时间，以至于现在活着的人没有谁还记得别的哪个国家曾经主导过世界。美国自从19世纪90年代超越英国成为世界头号经济体以来，还从未担心过会被其他国家超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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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GDP五年后超美引争议算法不同致被提前
计算方法：购买力平价与实际汇率大不同
根据IMF按购买力平价的计算，到2016年，中国的GDP总量将由今年的11.2万亿美元增至18.97万亿，占世界经济总量的18%；美国2016年的GDP总量将由今年的15.2万亿增至18.8万亿美元，占世界经济的份额滑落至1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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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文钊表示，IMF“GDP五年超美”这一估计“恐怕太冒进了”。他指出，计算一个国家的汇率，一共有30多种方法，购买力平价法就是其中的一种。这种方法也有一定的道理，但目前世界上绝大多数的国家、绝大多数的经济学家都不会使用这种方法。因此，陶文钊认为，“如果用购买力平价法来得出中国很快超过美国的结论，我想美国人也不大会接受这种说法。”“这就算是IMF的一家之言吧，听听就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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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凤英以去年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为例解释说，去年人民币对美元的年均市场汇率约为6.77，而根据PPP所得出的汇率却是4.066元人民币就相当于1美元。购买力平价汇率与实际市场汇率的差距可见一斑。这也是为何有些报告称中国2010年GDP为5.87万亿美元，而有些报告却称中国GDP为10万亿美元的原因。?>
陈凤英指出，如果按照市场汇率来计算，那么2016年中国的GDP总量将是11.22万亿美元，美国仍然是18.8万亿美元。照此计算，GDP五年超美要到2020年前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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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采用购买力平价来评估各国经济实力，那么发展中国家的GDP水平都有可能会增加，而发达国家包括日本、德国、英国等国家的经济总量可能都会有所缩水，美国不在其列，因为它本来就是使用美元的国家。#
购买力平价有可信度也有缺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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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不少专家认为，用购买力评价法来评估GDP总量并不是一个好方法。美国企业研究所的高级研究员施密特就说，购买力平价法的准确性比较差，跟实际情况差距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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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凤英特别指出，我国国家统计局去年11月公布消息称，中国2011年将首次全面参与新一轮世界银行组织的国际比较项目（ICP）活动。这意味着，中国将首次以购买力平价（PPP）作为转换系数换算GDP（国内生产总值），以便于与其他国家进行比较研究。在此之前，世行所选取的商品代表性不强，而且对比较商品的选择权在世行，中国比较被动，据此而计算出来的购买力平价也可能不够准确。而中国全面参与之后，将令这个项目选取的比较商品更具代表性和普遍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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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凤英还指出，根据市场汇率计算出的GDP也不是完全可信的，因为这些都是以美元为基础来换算的，而美元汇率又是浮动的。因此，按照两种方法计算出来的数据，其可信度都是有的，但在公平性方面可能存在一些问题。?>
GDP五年超美核心提示#
“用购买力平价和市场汇率分别计算出来的GDP总量差距很大。这也是为何有些报告称中国2010年GDP为5.87万亿美元，而有些报告却称中国GDP为10万亿美元的原因。"5.87万亿"这个数字更能体现中国的经济实力，而"10万亿"则更能体现国内人民的真实的、平均的生活水平。”?>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世界经济研究所所长陈凤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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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用购买力平价法来得出中国很快超过美国的结论，我想美国人也不大会接受这种说法。这就算是IMF的一家之言吧，听听就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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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大学中美关系研究中心资深研究员陶文钊
影响因素：世界经济环境影响中国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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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文钊认为，今后中美经济如何发展，不仅要看自身的因素，也要考虑到世界经济的大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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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陶文钊指出，美国经济还在增长，今年要是复苏情况好的话可能有3%~3.5%的增长，其GDP可以占到世界的27%左右，而中国GDP总量目前只相当于美国的三分之一多一点，还要有相当一段时间才能赶上美国。?>
另外，我国在“十二五”期间有意地要放慢经济增长速度，转而改善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方式，“十二五”期间要把经济增速调整到年均7%。从主观愿望和政策导向上，不会追求经济增长的高速度，而是要改善经济质量和调整经济结构。因此不能把过去的10%、11%想当然地作为日后的增长速度参考。#
第三，世界经济也存在很多复杂情况，都可能对中国经济产生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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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日本今年遭遇大地震和海啸，日本的经济肯定大受影响。而作为日本最大的贸易伙伴，中国的经济也难免会受到影响。#
陶文钊认为，这些世界经济的因素都会对中国经济增长产生影响。考虑到这些，“2016年中国赶超美国”的说法并不太实际。?>
GDP五年超美中国崛起：不排除“捧杀”因素
陈凤英说，随着国际力量格局的变化，人们会看重、甚至放大中国力量的崛起。因此，此次报告的曝光不排除有“捧杀”中国的因素。所谓“经济问题政治化”，美国如今正在全球拉同盟军，世界对中国可能有一种恐慌情绪。陈凤英表示，IMF在这个时候单独拿PPP计算出来的GDP说事儿，其深层含义可能是要求中国以一个大国身份承担更多的国际责任。?>
陶文钊则认为，这不一定是“捧杀”中国。中国GDP在十年或者二十年之后超越美国，这是有可能的事情，但GDP总量超过美国并不见得综合国力就一定强过美国，毕竟美国的科技创新、军事实力等都还是很强的，更何况我们的人均GDP还是人家的几分之一。陈凤英也列举数据称，到了2016年，中国人均GDP约为13720美元，而美国的人均GDP为57330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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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DP五年超美美国反应：美国当前很重视GDP
陈凤英认为，美国当前也非常重视GDP。一方面是因为研发、教育、科技、新能源、军事等各方面的投入都需要钱，没有GDP就办不成事，而美国目前正处在经济阶段性衰退的艰难复苏当中，本就会比以往更看重GDP。再加上中国增长、崛起的速度超过预期，因此美国对GDP就更加看重了。#
陈凤英表示，对于美国来说，这次出台的报告的确有“警示”的作用，让美国人知道，美国也会被别的国家追赶。?>
名词解释：购买力平价?>
购买力平价（Purchasing Power Parity，简称PPP）是一种根据各国不同的价格水平计算出来的货币之间的等值系数，以对各国的国内生产总值进行合理比较。也就是说，购买力平价是指两种货币之间的汇率决定于它们单位货币购买力之间的比例。#
举例说，在美国买一个汉堡5美元，而同样的汉堡在中国需要20元人民币，也就是说在买汉堡的时候，20元人民币的购买力和5美元相当，这时候人民币对美元的购买力平价就是4比1。?>
GDP五年超美国民幸福感什么时候超美？
对于幸福的追求方式，从前现代时期主要表现为哲学家的思辨和人们个体生活方式的选择，到现代时期出现了付诸社会运动和制度建构，这体现了一种历史性的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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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化给人类带来的一个重要成就无疑是物质生活条件的不断改善和生活质量的日益提高。然而，现代化又是一个充满悖论的进程，与客观福祉的提高形成比照的是，主观幸福并没有呈现相应程度的上升，这无疑构成了现代化的一种困境。?>
GDP五年超美,从“美国悲情”到“中国幸福指数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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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如不同国家地区使用不同的语言，在政治、经济、社会科学领域，各国学者对类似研究领域及问题，也多使用独具特色的概念。如日本一些学者所使用的“下流社会”，同我国近年来部分学者使用的“社会底层”，在属性、特征、范畴、背景、条件诸方面，就颇多类似色彩。而被美国人使用的“悲情”，到了中国就演绎成了温和委婉的“幸福指数下降”。实际上二者所特指的领域和范畴，亦更多近似或类似元素。
《美国悲情城市名单出炉，加州四城市名列前五》报道：《福布斯》网站以美国200座城市为对象，综合考虑经济、赋税、交通、气候、治安等因素，列出了美国悲情城市名单。而对一些入选城市影响非常明显的“房地产泡沫破裂”，及入选城市斯托克顿“近3年来房屋销售价格直降58%，平均失业率为14.3%，其中2010年为17.2%，2011年可能升至18.1%。”同我国存在的问题颇多类似。而《美国悲情城市名单出炉，加州四城市名列前五》中所列作为主要衡量指标的失业问题和房屋销售价格问题，又是我国同样普遍存在的现象。#
同一天新闻《高校调查显示北京收入差距扩大拉低幸福指数》报道：“首都经济贸易大学所发布“2010北京社会经济生活指数”显示：“就业机会、教育机会的竞争激烈且其中存在严重的不公现象，引发受访者强烈不满”；收入差距持续扩大，致“幸福指数”下降。2010年幸福指数为73.32，再创新低。其中，事业单位员工幸福感最高，为74.30；工人幸福感最低，为70.71。无论其中幸福指数下降之说，还是事业单位员工与普通工人之差别，又都更富中国特色。#
说到美国和中国当局对待房地产泡沫和失业率的问题，其间又具明显差别。如房地产市场，美国的市场品质更纯粹些，而中国巨额土地转让金多卷进了政府的腰包甚至形成了腐败资金；再如就业和失业问题，中国之外的整个世界（包括美国），都以城市非农人口就业为分析和统计对象，而独独中国将城市非农人口就业问题完全遗弃彻底抛弃。至于分析口径、方法和虚实真假差异，及因指标之间的巨大悬殊让可比性丧失殆尽。又实非本文所能说清。即如我国泡沫水份极大的工人平均工资，也只占美国工人平均工资的4%。假如以此类说中国“幸福指数下降”和美国“悲情城市”之关联，哪也只能平添无穷黯淡。?>
GDP五年超美,是什么影响了人们的幸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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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人的主观幸福感的测量在20世纪60年代晚期到80年代中期，成为心理学的一个热点研究领域。心理学家对于主观幸福感的探讨更多地来自生活质量、心理健康和社会老年学三个学科领域。由于社会学家和经济学家加入幸福感研究的行列，幸福感的丰富内涵和表现形式得到了更多的揭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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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说，作为社会心理体系一个部分的幸福感，受到许多复杂因素的影响，主要包括：经济因素如就业状况、收入水平等；社会因素如教育程度、婚姻质量等；人口因素如性别、年龄等；文化因素如价值观念、传统习惯等；心理因素如民族性格、自尊程度、生活态度、个性特征、成就动机等；政治因素如民主权利、参与机会等。#
此外，对主观幸福的理解还涉及许多分析层面，主要包括认知与情感、个体与群体、横向与纵向、时点与时段，等等。在主观幸福感与社会心理体系诸多因素和层面之间的密切联系中，
以下几点是十分独特而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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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心理参照系。就社会层面而言，其成员的幸福感将受到他们心理参照系的重大影响，例如在一个封闭社会中，由于缺乏与其他社会之间的比照，尽管这个社会的物质发展水平不高，但由于心理守常和习惯定势的作用，其成员便可能知足常乐，表现出不低的幸福感；而一个处在开放之初的社会，面对外来发达社会的各种冲击，开始了外在参照，因此，其成员的幸福感便可能呈现下降之势，因为此时他们原有的自尊受到了创伤。?>
第二，成就动机程度。人们的成就需要决定他们的成就动机程度，成就动机程度又决定其预期抱负目标。其中人们对于自身成就的意识水平是一个重要环节，因为如果人们意识到的自身成就水平高于他们的预期抱负目标，那么，便会产生强烈的幸福感；反之，如果人们意识到的自身成就水平低于他们的预期抱负目标，那么，则不会有幸福感可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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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本体安全感。它指的是，个人对于自我认同的连续性、对于所生活其中的社会环境表现出的信心。这种源自人和物的可靠感，对于形成个体的信任感是极其重要的，而对于外在世界的信任感，既是个体安全感的基础，也是个体抵御焦虑并产生主观幸福感的基础。因此，人的幸福感有时与其经济状况或收入水平之间并未呈现出简单的正相关关系，在现实生活中，一些经济状况不佳的人，其幸福感却不低，而有些百万富翁却整日忧心忡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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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我们就可以理解，为什么中国人的幸福感在过去10年中先升后降，表现出与经济发展轨迹之间的非同步性。其中主要原因在于，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初期，物质发展成效明显地呈现出来，那时社会分化程度还不大，社会成员在心理上更多是作纵向比较，与过去的生活水平相比，较容易产生满足感。最近10年，社会结构转型加速，各个领域的体制改革日益全面触及深层利益，社会分化程度加大，尤其是贫富差距凸显；在社会心理方面，随着生活条件逐渐改善，人们需求层次日益提升，且呈现出多样化态势，因此，需求能被满足的标准相对提高了；而由于资源相对短缺和竞争加剧以及现代生活节奏加快，人们的各种压力感大大增加，这一切都强有力地影响了人们的幸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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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物价水平现状及其与幸福感之间 的关系 四川大学刘曦南北 摘要：近年来我国经济高速发展，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在经济发展的 同时，国民的幸福感并未有明显提升，在最新的世界幸福感调查中仅排第90位。与此同时，人民对与高物价的感受越来越深，当今社会对高物价的关注度也越来越高。为了更好的去理解这些现象，本文对我国当前的物价水平进行了一些了解，并尝试着对物价水平和幸福感之间的关系进行了一些讨论。 关键词:幸福感；物价 一、幸福感 我们的幸福感来自哪里？这是一个很值得去探讨的话题。评价幸福感的因素有很多。首先，对于人，应当肯定他的社会性，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定义里，人就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心理学家Keyes认为幸福感是指个体对自己与他人、集体、社会之间的关系质量以及对其生活环境和社会功能的自我评估[1]。如果要阐述得通俗点的话，可以参照法国小说家雨果的名句：“生活中最大的幸福是坚信有人爱我们。”这是基于社会和谐的社会幸福感来源。当然，还有其它来源：如基于主观体验的主观幸福感和基于心理健康的心理幸福感[2]。心理学家也做了很多关于这方面的研究工作。 在上述的来源中，主观幸福感是是一个比较重要的部分，而影响主观幸福感的因素很多，其中就包括了经济因素。一些学者认为收入与主观幸福感呈正相关，因为较高的收入会带来更多的物质享受，更高的权力与地位等。研究也发现，富裕国家的人民比贫穷国家的人民更感到幸福，在同一国家，富裕的人比贫穷的人更感到幸福。在说到收入的时候，我们肯定会想到一个词——物价。 二、现实关系 众所周知，物质生活条件是幸福的前提。对于一个国家而言,国内生产总值直接关系到国民的幸福感。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经济持续保持着快速的发展，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平得到了极大的提高。在当今的社会生活中，人们常常将财富视为决定幸福感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因素,那么在作为量化的人均可支配收入逐年上升的情况下，是不是幸福感也愈加强烈呢？我们可以参考一下《科技日报》2014年3月19日的一篇文章，文章中提到在比较贫穷的地区，幸福随着经济发展而迅速上升，但在人均GDP3000美元（2万人民币）左右存在着一个转折点，
房地产经济对中国国民经济增长的作用 当前，房地产行业是推动我国国民经济增长的重要行业，房地产行业与其他行业联系较为密切，可以拉动我国的内需，提高我国的消费水平，促进我国国民经济的高速有效的发展。但是，现在我国的房地产行业还存在较大的问题，房地产行业发展还需要进行合理控制，只有这样才可以满足不断扩大的民众需求。本文探讨了房地产行业对于我国国民经济的重要影响的作用，提出促进我国房地产行业的发展的相关措施。 1.房地产行业对我国国民经济的增长作用 1.1房地产行业是我国国经济的支柱产业 我国国民经济发展方向总体的变化情况，通过房地产行业就可以较为准确地反映出来。因为，房地产行业敏感度较高并且与其他行业关联度较高。在此之外，房地产行业成为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最重要的就是可以有效地拉动就业，扩大内需，促进其他行业的不断发展。这样的带动作用主要体现在：第一，房地产经济的不断发展可以促进我国内需的扩大。第二，房地产经济发展可以有效吸纳其他相关行业的资金，由此带动有关行业的发展，进而促进我国国民经济的快速健康的发展，实现我国整体的健康发展，促进我国经济的转型。第三，房地产行业直接影响我国国民的生活质量以及消费水平，决定着我国居民的幸福感指数。因此，从上述表现来看，房地产行业已经成为我国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房地产行业发挥着其他行业无法代替的作用。 1.2房地产行业促进我国市场经济的成熟 房地产经济与我国的市场经济联系非常密切，处于相互制约，相互影响的状态。房地产经济的发展离不开市场经济的成熟，同时市场经济的不断成熟也在推动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目前，我国对于房地产行业的相关调查显示，我国的房地产经济的不断发展已经成为促进我国市场经济发展的关键性力量。房地产经济的发展，促进建筑行业、冶金行业、电器行业、钢铁行业快速发展，为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指明一条新的发展之路。但是我们也要认识到，房地产经济不断发展的同时，也造成巨大的风险。因为房地产经济一旦出现大的变动就会造成国民经济的波动，并且房地产经济一旦出现不合理的增长的现象，就会造成泡沫经济，影响国民经济稳定。因此，我们必须对国民经济发展进行合理的控制，利用相关经济、法律、行政手段来防止房地产行业带来的风险，这样才可以更好地实现房地产行业的健康、可持续的发展，保障房地产行业与市场经济相会之间有序，平稳的发展。 1.3房地产经济可以改善人民生活，推动就业 房地产经济的作用十分广泛。首先，房地产经济可以增加我国国内生产总值，推动我国现在生产力水平，更重要的是可以有效地改善人民的生活，增加我国公民的经济收入。目前，我国现在就业状况较差，严重阻碍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而房地产经济可以有效增加我国现在就业人口，促进我国现在民众充分就业，同时房地产经济也可以带动其他行业的房展，从而提供更多的就业岗位，解决现在我国就业难的状况。此外，由于我国现在房地产行业独特的作用，还带动许多学科的学习热情，比如建筑工程和金融。因此，房地产行业可以进一步促进改善人民生活，推动中国社会居民的充分就业。 2.今后房地产经济发展的措施 2.1合理控制房价 目前我国房地产行业的泡沫经济导致现在房地产经济出现崩盘。但是，现在政府要通过利用现在政府的合理宏观的政策，将房价控制在合理的范围内，保证我国的房地产经济不会出现泡沫型增长，造成国民经济的负面增长。尤其中央政府政策调控部门要充分认识到房地产行业发展可能带来的风险并且运用政府宏观调控手段进行合理的化解风险。此外，我们还要建立健全对房地产行业的监督机制，不断加强管理。同时要建立合理评估制度，更好地规范房地产行业的行为，促进房地产行业更好地发展。
经济增长并非衡量幸福感的唯一标准 -----------基于幸福悖论的探讨 摘要：幸福悖论又称伊斯特林逆论，认为财富的增长确实能够提高一个人的幸福感，但也只能在一定程度上。在基本生活需求得到满足之后，财富的增加便无法继续提高幸福感，达到一定程度之后，甚至会降低一个人的幸福感。经济学仅关注收入、财富和消费，而忽略了影响人们幸福的其他许多重要因素，概括为个人的特征和个人无法选择的宏观制度的安排。针对影响幸福感的三大因素，提出合理收入调整分配政策、提高公共服务建设和构建人际和谐的社会环境的措施。 关键字：幸福悖论幸福感经济增长影响因素 一、引言 根据美国经济学家进行的一项有关中国居民幸福感与国民收入的新研究，中国居民的幸福感与财富增长不成比例。研究人员指出，在经历了长达20年的经济快速增长之后，中国居民的幸福感与20年前相比并没有大幅提高。总而言之，财富的增加并没有让中国人感到更幸福。对于这一现象，打破了原有对幸福感的单一认识，认为富人的幸福感比穷人高，富国国民幸福感强于穷国国民观念，产生了幸福悖论的理念。 本文将结合我国的实际国情，阐述衡量及影响幸福感的因素，并对此简要提出破解幸福悖论的措施。 二、影响幸福感的三大因素 美国南加州大学经济学教授理查德·伊斯特林（R.Easterlin）在1974年的著作《经济增长可以在多大程度上提高人们的快乐》中提出，通常在一个国家内，富人报告的平均幸福和快乐水平高于穷人，但如果进行跨国比较，穷国的幸福水平与富国几乎一样高，其中美国居第一，古巴接近美国，居第二。说明除了经济因素之外，还有其他影响人民幸福感的因素存在。下面我们将会对影响国民幸福感的因素做出分析说明。 （1）经济的增长 英国哲学家边沁开创的功利主义哲学通过人们主观心理感受上的苦乐来定义快乐和幸福，社会中所有人幸福的加总即为社会的总体幸福，道德、立法以及其他公共政策的原则与目标就是尽量增进个人幸福以及社会的总体幸福。但是感受的快乐和痛苦是难以量化衡量，因此以功利主义哲学为基础的旧新福利经济学以及建基其上的现代主流经济学用效用或福利来衡量个人幸福，效用来自于人们对商品和服务的消费，并最终决定于收入的多少，社会的总福利可以通过国民总收入，即现在得到政府和大多数人们广泛看重的GDP来进行衡量。从此，在经济学的框架中，不可捉摸、难以衡量的主观幸福就被实实在在的、可以准确衡量的客观收入或财富所取代。 在这个消费主义盛行和普遍富裕的时代，批评家们喜欢谈论所谓的“财富悖论”，他们说大众追求物质财富往好处说是徒劳的，可能性更大的结果是让人更加不幸福。那些对经济增长持怀疑观点的人说追求物质财富简直就像患了疾病一样，他们说发达国家得了“富贵病”或者“奢侈病”。 虽然经济的增长并不是衡量幸福感的唯一因素，但是这并不代表我们可以否定经济增长对国民幸福感的影响。而财富增长怀疑论者好像忘了富裕生活即便不一定让人们更加幸福也是带来巨大好处的事实。经济的增长给国民带来了稳定的生活，不必再忍受建国初期饥寒
反思改革开放以来取得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成果，我们发现，现在是有必要适当调整发展的战略方向和目标的时候了，也就是实现从以往过分注重速度而轻视质量的“又快又好”转变到重质量兼顾速度的“又好又快”的指导思想上来，以达到可持续发展的目的。对于经济建设与社会发展，参考和借鉴国外的相关经验会给我们许多有益的启示。源于不丹的“国民幸福总值”（ＧＮＨ）就是这样一种在世界范围内有着重要参考价值的理论与实践经验。 一 “国民幸福总值”的概念起源于３０多年前，由不丹国王吉格梅?辛格?旺楚克（ＪｉｇｍｅＳｉｎｇｙｅＷａｎｇｃｈｕｃｋ）首先提出。他认为：“ 人生的基本问题是如何在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之间保持平衡”，国家政策的制定应当考虑“在实现现代化的同时，不要失去精神生活、平和的心态和国民的幸福”。在此执政理念的指导下，不丹政府将“不允许以牺牲环境为代价来发展经济”作为基本国策之一，创造性地提出了由良好的政府、经济增长、文化发展和环境保护四方面内容组成的“国民幸福总值” ，并以此作为衡量国民财富的新标准，这也是该国“九五计划”（２００２－２００７年）的核心所在。此前的“八五计划”主要是寻求实现可持续发展和自力更生，保持和 提高不丹国独特的文化与传统价值观念，并通过大力发展教育、卫生等社会事业，努力实现“全民幸福计划”，向全体国民提供免费医疗。政府的最终目标是让全体人民过上幸福的生活。国民幸福总值的主要内容包括：（１）社会经济应强调以长期发展为目标，并且是可持续的、均衡的发展，以确保人们获得必要的物质生活条件。那种造成失业率上升、不能提高人们生活水平的经济增长，只会降低“国民幸福指数”（ＧｅｎｅｒａｌＷｅｌｌ－ｂｅｉｎｇＡｃｃｏｕｎｔ）。 （２）保持良好的自然环境。那种以牺牲自然环境为代价的经济增长，是十分有害的，也会使 “国民幸福指数”下降。（３）国家应保护和推广自己的文化，特别是在那些文化多样性显著的国家，否则将损害人民的普遍幸福感。各国人民应该在不丧失其民族特性的前提下融入“全球化”，而不是相反。（４）只有为人民谋福利的政府才是善治的政府，否则，无论在其他方面取得多大成就，都不是一个好政府，也不可能提高“国民幸福指数”。 显然，不丹政府以追求国民总体幸福感（Ｇｅｎｅｒａｌ Ｗｅｌｌ－ｂｅｉｎｇ）的最大化为目标，以重视人民的态度来对 待经济发展，而不是只关心经济数据的增长。到目前为止，它是世界上唯一用“ 国民幸福总值”（ＧＮＨ）代替“国内生产总值”（ＧＤＰ）来衡量国家发展成效的国家。虽然不丹也希望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但却不想因此而改变这种衡量经济发展的指标体系，仍旧一直坚定不移地 夏金华 从不丹“国民幸福总值”看我国的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 ［摘 要］面对我国社会经济发展和地区不平衡的现实状况，根据不丹的“国民幸福总值”和日本及欧盟的 发展经验，我们提出可以在沿海发达地区、内地轻度污染的城市和农村及西部地区分别采取不同的战略性调整措施，通过以市场调节为手段、 以法律保障为前提的生态环境补偿制度，再造绿色西部，从整体上改变我国生态环境日益恶化的趋势，实现人与人和睦相处、 人与自然和谐共存的理想目标。［关键词］国民幸福总值；又好又快；环境保护［中图分类号］Ｄ６１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５－８２７３（２００７）０５－００６５－０４ 作者：夏金华，上海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
（2）这是一个走向富足的时代，却不是一个幸福的时代。为什么，经济发展了，生活变好了，人们心灵深处的幸福感，却越来越少? “我们拥有的一切都在增多，唯独幸福除外。” 在《幸福为什么越来越少》一书中,美国学者格雷戈·伊斯特布鲁克有一个经典的比较：用铅笔和方格纸绘制一张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欧美民众生活变化的曲线图，你会发现，几乎每一项体现社会福利的客观指数，如人均收入、人均寿命、住房面积、汽车人均拥有量、每年旅行次数、智商分数等都在提高。然而，体现人们内心感受的幸福指数，近50年来几乎没有增长，认为自己“非常幸福”的人口比例，20世纪40年代以来一直在下降——几乎所有的一切都越来越好，人们却没有觉得更幸福。这一现象与时下的中国颇为相似：30年来高速发展的中国，一切似乎都在越来越好。但对许多中国人来说，内心的幸福与安宁仿佛成了奢求。 显然，这是一个走向富足的时代，却不是一个幸福的时代。为什么，经济发展了，生活变好了，人们心灵深处的幸福感，却越来越少? 1.没有渴求就没有幸福。渴求被满足的过程越艰辛，越困难、越曲折，获得的幸福感就越大，同时也越令人感动。幸福从字面理解就是幸运的福气，也就是说，幸福是不容易获得的，是用金钱买不来的。人们获得的幸福感都是暂时性的，就像不幸一样，随着时间的流逝，幸福感以及不幸感都会逐渐淡化的，所以，我们如果想继续拥有幸福，想过幸福的生活，就必须去满足更多的渴求。一般情况下,快乐比幸福容易获得,幸福的获得比较难,因为幸福的获得往往要经历较长的时间,或有较大难度,或有较大的风险，有一定的不确定性。 根据上述的幸福原理，我们知道幸福与物质财富是没有直接关系的，而与渴求却有直接的关系，不管你是穷人还是富人，只要拥有渴求，并且渴求被得到满足，那么你就可以获得幸福。随着人们物质生活的大幅、不断地提高，大多数人许许多多以前贫穷时的渴求资源，现在已经不再成为渴求资源，比如渴求能吃上面包，能吃上糖果，孩子能上得起学，圣诞节上，孩子能穿上新衣服，能有圣诞礼物等等有许许多多的贫穷时代渴求资源，对现在的大多数人而言，已不再是渴求资源。所以，随着大多数人们物质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渴求资源却在不断的减少，同时渴求的成本也在不断地上升，如渴求拥有豪华轿车，渴求拥有别墅甚至渴求到太空旅游等。所以现在欧美大多数人不但获得幸福成本增大了，同时获得幸福的资源（机会）也变少了。 2.西方心理学家马斯洛把人的需求分为五个层次。从低到高依次是：生理需求、安全需求、归属需求、尊重需求、自我实现需求。这些需求的满足，一般总是从低到高一层层实现的。缺乏基本生活条件的人，幸福感的体验往往较低。 美国经济学家萨缪尔森曾提出一个幸福方程式：幸福指数=满足程度/欲望(也即满足欲望的条件/欲望)判断一个人的幸福与否，从这个公式中就可以得到答案：以得数1为分界岭，等于1或者大于1大就会感觉到幸福，比1小就会不幸福。借此我们可以理解为什么上一代人比我们幸福、农民的幸福感高于城里人。因为，他们的欲望更容易满足。
“国民幸福指数”和“快乐指数” 发布时间：2007-07-04 文章来源：作者惠寄文章作者：李权兴
“幸福”一词，《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是，“(生活境遇)称心如意。”配的例句是：“随着经济的发展，人民越来越幸福。” 2003年10月，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统领工作全局，这一新的社会发展理念必将以人民的幸福程度作为检验社会发展成就的最终标准。为实现这个目标，就要建立起全面测量人民幸福感受程度的指标体系，并以此为依据，在制定发展规划时，不仅确定国民生产总值的预期目标，同时也要确定国民幸福指数的预期目标。国民幸福指数将成为社会发展实践中体现人文精神和终极价值追求的重要内容，这是国民幸福指数深刻的理论内涵之所在。 “国民幸福指数”和国民生产总值同样重要 幸福是人们对生活满意程度的一种主观感受。“国民幸福指数”是衡量民众这种感受具体程度的主观指标数。 “幸福指数”概念是20级世纪70年代，不丹国王提出并实施“幸福计划”，在不同的时期，政府推出了不同的国民幸福目标，使人生基本问题在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之间保持平衡。在这种执政理念的指导下，创造性地提出了由政府善治、经济增长、文化发展和环境保护四级组成的“国民幸福总值”指标。在这个人均GDP仅为700多美元的南亚小国，国民总体生活得较幸福。“不丹模式”引起了世界的关注。国民生产总值（GDP）是衡量国富的标准， GDP不能反映经济增长的质量；不能反映经济增长的社会成本；不能从本质上衡量社会福利水平和人民的幸福程度。在很多情况下，GDP的增长可能隐藏了人们的福利下降，因为健康的身体、愉快的心情很难被体现在一个数字之中。GDP增长模式不能反映社会财富的总积累，也不利于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而“国民幸福指数”（GNH）是衡量百姓幸福感的标准，是社会运行状况和民众生活状态的“晴雨表”，是社会发展和民心向背的“风向标”。 近年来，发达国家也开始进行国民幸福指数研究, “快乐经济学”的研究方兴未艾，发展迅速。快乐经济学在整体主义价值观与实证主义方法论的支持下融合了行为学、社会学、实验心理学等其他学科知识，逐渐成为“直面生活现象”的经济学，进而创设了不同模式的国民幸福指数。美国的世界价值研究机构称之“幸福指数”，英国则称之“国民发展指数”(Measure of Domestic Progres s，简称MDP)，日本的“国民生活快乐指数”更强调文化方面的因素（Gross National Cool简称GNC），获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美国心理学教授卡尔曼致力于“国民幸福总值”（Gross National Happiness 简称GNH）的研究。总之，普遍
比较分析国民幸福指数与GDP(一) “2008中国最具幸福感城市”2008年12月25日在昆明揭晓，共有10座城市入选，并举办了隆重的颁奖典礼。经过测评筛选，2008中国最具幸福感城市是：杭州、宁波、昆明、天津、唐山、佛山、绍兴、长春、无锡、长沙。其中杭州由于连续五年在调查推选活动当中名列前茅而获得金奖。 “最具幸福感城市”的评选牢牢扣住“民生幸福”这一主题。内容涉及自然环境、交通状况、发展速度、文明程度、赚钱机会、医疗卫生水平、教育水平、房价、人情味、治安状况、就业环境、生活便利共12个指标。它打破以经济指标评价城市发展的传统模式，将重心放置于市民的生活满意度等生存状况以及人际和谐程度，让城市决策者更关注普通市民的幸福感，使他们在科学发展的同时更加心系百姓幸福。 如果说GDP、GNP、人均GDP、人均GNP是衡量国强、民富的重要指标，那么，幸福指数则是衡量国稳、民福的重要指标。GDP并不是评价一国社会发展的唯一标准，它不能提供大众福利状况的全部真实信息，不能反映民生状况,甚至可能以GDP增长的强势掩盖一个国家发展及社会变革方面的劣势。 另外，传统的GDP不能准确反映经济的增长，亦不能准确反映增长过程成本及财富分配。例如，近几年来，我们国家高增长的GDP构成中有一部分是属于国外投资者，准确地说，GDP增量中有一些是外国投资者的收益，繁荣但不很富裕。 由于长期以来，在一些地方GDP是考核干部政绩的“硬指标”，GDP数字高，说明干部能力强，可能升迁；数字低，就被认为分管官员能力不行，不但升不了官，还可能被“末位淘汰”。因此，一些民众对GDP已经不太关心，他们更关心自己的生活质量、生活水准的提高。之所以淡漠，无非就是有一些地方增长而无发展，公众并没有从GDP增长中享受福利；GDP 仅仅成为官员政绩的体现，而不是百姓幸福指数的标志。 相对于GDP，以国民幸福指数作为衡量经济福利的指标，最大的优点在于引导政府的公共政策应当从追求经济总量的增长，转到追求建立并维系一个健康、公平、正义的宏观制度安排。另外，幸福指数可以勾勒社会心理氛围的风貌，揭示人们需求结构的态势，社会运行机制的效能，反映社会整合程度的状况，从而为最急迫社会问题的解决提供导向和动力。以国民幸福指数作为衡量经济福利的指标的政策意义表现在：为了提高人民的生活质量，增加幸福感，发展规划和发展政策的制定者在确立工作目标时，应更优先地了解社会中哪些条件或因素与人民的生活满意程度之间的关系最为紧密，以便通过制定、完善相关措施和机制来减少、消除导致人民不满意或满意度较低的方面，从而促进人民幸福感受程度的不断提高。
实践教学之调研讨论：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发展水平的新指标 ——幸福指数 幸福感是一种心理体验，它既是对生活的客观条件和所处状态的一种事实判断，又是对于生活的主观意义和满足程度的一种价值判断。它表现为在生活满意度基础上产生的一种积极心理体验。而幸福指数，就是衡量这种感受具体程度的主观指标数值。北京工商大学世界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季铸教授认为，国民幸福指数（National Happiness Index，简称NHI）是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生态环境、政府管理、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居民生活与幸福水平的指标工具。如果说GDP（国内生产总值）、GNP（国民生产总值）是衡量国富、民富的标准，那么我们应该还需要一个衡量人的幸福快乐的标准。在国际社会，这个刚刚出现的标准叫GNH—Gross National Happiness，国民幸福总值。如果说“生产总值”体现的是物质为本、生产为本的话，“幸福总值”体现的就是以人为本。 20世纪70年代,南亚的不丹国王旺楚克最早提出“国民幸福总值(GNH)”这一概念,他认为“政策应该关注幸福,并应以实现幸福为目标,人生基本的问题是如何在物质生活(包括科学技术的种种好处)和精神生活之间保持平衡”。在这种执政理念指导下,不丹创造性地提出了由政府善治、经济增长、文化发展和环境保护组成的“国民幸福总值（GNH）”指标。不丹的实践引起世界瞩目,西方很多国家非常关注“幸福指数”这一软指标,纷纷研究并计划设立衡量人的幸福感的指标,使它与GDP一样成为衡量一个国家发展水平的标准。 “幸福指数”第一次进入中国公众视野是在2005年“两会”。2005年全国两会期间，中国科学院院士程国栋向会议提交了一份题为《落实“以人为本”，核算“国民幸福指数”》的提案。程院士认为，只要人们理解幸福与消费之间没有直接联系的观点，就能改变人们对真正是什么增加或提高了幸福程度的认识，从而创造一个可持续的社会。并建议从国家层面上构造由政治自由、经济机会、社会机会、安全保障、文化价值观、环境保护六类构成要素组成我国的国民幸福核算指标体系。程国栋院士说：“希望在不远的将来，‘国民幸福指数’（GNH）与GDP一样重要，监控国家经济社会运行态势，了解人民的生活满意度，同时成为科学的政绩考核标准的组成部分。” 2006年，胡锦涛主席在耶鲁大学演说时明确提出要“关注人的价值、权益和自由，关注人的生活质量、发展潜能与幸福指数”。2007年“两会”结束，温家宝总理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中外记者时提到“解决民生问题还要让人民生活得快乐和幸福”。2008年，温总理再一次在“两会”结束后的记者会上表示“为了让人们幸福快乐地过得更好，为了让孩子们上好学，为了使我们的民族在世界赢得应有的尊严，我愿献出我的全部心血和精力”。2010年3月份，温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里再次提到要让“人民生活的更加幸福，更有尊严”。2011年2月27日，温家宝总理在与网民在线交流时，将“幸福的标准”解读为“人们生活得舒心、安心、放心，对未来有信心”。 2011年，不少地区在关于“十二五”规划的建议中也都不约而同地提出了增加居民“幸福感”，提升百姓生活“幸福指数”。广东提出“把保障和改善民生作为建设幸福广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北京“十二五”规划提出要“让人民生活得更幸福”，重庆率先将衡量社会贫富差距的基尼系数的调控写入规划，并宣示要成为“居民幸福感最强的地区之一”。同时，一些关于幸福指数的统计体系也纷纷出台。如在参考国内外有关研究成果、充分考虑湖北省情这一特定性要求的基础上，湖北省将影响幸福指数的要素归并为“健康状况、经济状况、家庭状况、职业状况、社会保障、文化教育、环境条件”等七个方面。山东师范大学应用心理学专业硕士生导师，国际幸福指数研究组成员邢占军提出了由十个次级指标，构成我国民
经济增长如何更好地提升国民幸福感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可谓是高速增长，可相对于经济发展，国民的幸福感显得不尽人意。提高国民幸福感需要经济、社会、政治、文化和生态等多维度的协同，甚至也需要对社会价值观以及社会成员消费理念进行适宜引导。只有在国民幸福感提升的基础上，经济增长才更有内在稳定性和持续驱动力，也只有在经济持续增长的前提下，居民的多元需要才能更好地得以满足。 2010年我国更是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是经济增长只有转化为国民福祉和幸福感提升才有实质意义。1978年以来，我国国民幸福感虽在时序意义上不断增进，但其与经济增长相比仍存在相对滞后状态。 经济增长与国民幸福存在偏差的主要成因 经济增长通常指一国在特定时期内商品和服务价值的增加程度，而国民幸福感则是人们对自身生活满意程度的感受。经济增长具有客观性和单一性，而国民幸福感却具有主观性和多样性，主观性是因为幸福感与个体的自我体验息息相关，而多样性则源于幸福感需要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生态等多维度的支撑。显然，理解国民幸福比理解经济增长要困难得多，而增进国民幸福比实现经济增长也要复杂得多。然而，国民幸福感首先构建在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等经济活动之上，从提升国民幸福感的角度去审视经济增长依然具有重要意义。当前我国经济增长与国民幸福之间的偏差主要源于以下因素：其一，就增长方式而言，从支出角度来看，经济增长可分解为三个部
分：最终消费支出、资本形成总额以及货物和服务净出口，其中最终消费支出与本国居民的消费、进而与国民福祉和幸福感提升联系最为紧密。 其二，就收入分配而言，1978年以来，我国国民收入虽呈现持续提高态势，但国民幸福感不仅取决于收入绝对数量，而且取决于收入分配格局。我国已从初期收入分配最均等的国家之一快速转变为收入分配差距较大的国家之一。居民收入差距表现在城乡、地区、劳资和行业等方面，在居民收入占比下降且收入差距拉大的情形下，部分社会成员、尤其是利益“相对受损者”自然难以体验增长带来的“幸福”。 其三，就社会保障而言，社会保障主要指政府针对居民的基本医疗、基本养老、基本教育等需求所提供的保障或福利，社会保障关系人们对未来的预期和当期的消费，关系国民对当前和未来生活需要的满足程度。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国民的社会保障状况已有较大改善，但当前社会保障存在覆盖面小、保障度低、配置群体不均等的问题。在城乡二元社会结构的背景下，相对于市民，农民在获取社会保障层面依然处于劣势。在社会保障供给亟待完善的前提下，很多居民很可能会迫于生计而疲于奔命，但却难以基于稳定预期而感受到生活的愉悦和充盈。 深化体制改革以持续提高国民的幸福指数 提高国民幸福感需要经济、社会、政治、文化和生态等多维度的协同，甚至也需要对社会价值观以及社会成员消费理念进行适宜引
生态文明与国民幸福感的关系探究 关键词: 文明发展生态意识国民幸福感影响与促进 摘要： 在当今世界中，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生态文明这四大文明在任何一种社会形态中都存在着。其中生态文明贯穿于国民日常生活的点滴之中，体现在生产、生活、行为之中。实现生态文明是提升国民幸福指数的重要方面。十年来，随着经济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升，老百姓对环境质量、健康水平的关注度越来越高，越亦从“求温饱”转变到“盼环保”，从“谋生计”转变到“要生态”。可以说，生态文明的建设在影响和提升国民幸福感的过程中扮演者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一、生态文明的内涵 党的十八大在单篇文章的报告论述了“生态文明”，首次提出“推进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在十六大报告中“建设美丽中国”。这是中国共产党人顺应世界发展趋势和时代的发展提出了新的战略选择，体现了广大人民对国家的新期待未来的发展，也体现了执政党意识的理想和当今时代。 幸福是人类追求的终极目标，人类生活的一切行为是为了满足生存和发展的需要。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的和谐的，反映的深刻内涵和生态文明的要求。迈向生态文明的新时代的低碳，智慧，和谐和幸福是实现人类可持续发展和确保人民幸福的必然选择。 （一）生态文明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文明观 生态文明作为一种新的文明理念，寓意深刻，有以下三点：建立人与自然，自然环境之间的团结共存的人日概念。生态文明认为人是大自然的一个组成部分，
是所有的成员，自然分子之一。使用和人性的改造，必须确保生态系统的整体动态平衡为前提。人为干预，过渡和运动的自然过程，限制必须不破坏物质循环和能量流动的有序性。人类不能只是开发自然，利用自然，获得自然，同时也保护了自然，自然补偿，按照自然规律，与自然和谐，与自然共存的发展。 建立经济，政治，社会，环境的协调，制定可持续发展的新模式。生态文明是人类必须彻底改变自然资源可以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和环境可以无限容纳污染的旧观念，经济增长早已抛弃，不包括资源消耗成本和环境实践，摒弃GDP 为唯一指标实践的发展，我们应该促进整个生态建设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中心，以提高人民群众的就业，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作为衡量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指标，从而把资源节约，环境管理，生态保护，控制和提高人口的素质都包括在观念之中，以实现可持续的经济，社会和环境的发展。 建立科学的，健康的，新的生活方式文明和适度的新消费理念。适度消费是考虑到环境的承载能力，生态维护的规则，考虑到生产力和社会发展相适应的生活方式的阶段。生态文明认为，盲目高消费，不利于人体健康，而且浪费资源，污染环境，人类应该改过去的高消费，高享受的消费观念和生活方式，健康的，适度的消费行为，促进绿色生活，以利于健康发展和自然资源的可持续利用人类。 （二）生态文明是新型的文明形态. 生态文明是相对于文明农业文明的一种新形式，在工业文明的条款。生态文明是通过农业文明中的第三个选择选择两个工业文明，实现人的可持续发展。生态文明不仅是追求经济和社会进步，追求生态进步，它是人与自然，经济，社会和生物圈共同进化的文明之间的协同进化;是一家集生产，生产高度发达的精神实质，自然生态和人类更高层次的生态文明的统一与和谐。迈向生态文明就是要摆脱生态危机的唯一途径，在21世纪生态文明将成为占主导地位的人类文明。 新期待，以建设“美丽中国”需要我们放弃国内生产总值的思想挂帅，充分考虑对资源，能源和环境压力，国家规划指导下，一个蓝色的开发下的主体功能区经济，海洋经济;要低低碳经济，大力发展绿色能源，绿色交通，绿色建筑，推动中国的绿色革命。 我们需要客观地评价中国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的成果，科学地分析发展动因、发展条件及发展效率，充分考虑自然发展成本和社会发展成本，坚持“以人为本”，实现从名义福利最大化向净福利最大化转变，从根本上真正提高国民的幸福水平。 我们需要建立生态文明和生态教育的现代文明一贯制的未来，培育和增强广大市民的生态文明意识，生态文明的理念，生态文明理念。教育的未来将遵循生态文明及其核心理念的概念，致力于解决人类和他们的教育过程之间的矛
韩国经济发展简史1953-2005（中文版） 2012-04-04 海宁原创转载请注明出处。本文写于2006年，现翻译成中文，并稍加评注。 韩国经济发展简史（2006年，英文版） 香港楼市的三次崩盘(摘自《香港地产业百年》) 有人问哪个《发展经济学》的版本好，我也不知道，我读过的是非常老的版本。从实用的角度看，韩国，台湾的经验特别有借鉴意义。当然大多数儒家社会+市场经济+政府干预的社会都值得借鉴。这些经济体都具备30年高储蓄率，高投资率，勤劳工作，社会长期相对稳定（威权社会）等特征。朴正熙更是明目张胆地提出“受政府指导的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理念。 本文简单地介绍了韩国从1953年到2005年的经济发展历史，力求字数越少越好。韩国从1962年朴正熙开始第一个五年计划，用了35年的时间，从一个一穷二白，没有任何工业甚至电力的国家，发展到1996年人均国民收入达到12，000美元（按2006年的可比价格），并在1996年成功加入OECD这个发达国家经济组织，某种意思上标志着进入发达国家行列，完成了经济现代化的进程。 韩国经济的发展的几个标志性年份： 1962年，朴正熙，Mr.朴开始第一个五年计划。 1979年，朴正熙遇刺，但是其经济发展思路被几乎完全沿袭。 1987年，民选总统，政T治M改D革初步成功，军人总统获胜。 1988年，世界奥运会，韩国人骄傲感爆棚。奥运会前后韩国经济过热，房价大涨，国民储蓄率前后50年之大顶(抛开数字，1988年应该是韩国国民幸福感最强的一年)。 1992年，诞生首位民T选文人总统。 1996年，加入OECD。韩国不光是在经济上，而且在社会进步的各个方面，比如教育，社会医疗保障等，都按OECD的标准要求自己。 虽然有各自确凿的污点，曾经为韩国的发展做出过巨大贡献的各位韩国总统，目前为止基本都没有善终。有人戏言，中国人恨日本人；苏联人恨德国人；韩国人则恨所有人（恨中国人，恨日本人，恨美国人，恨他们自己的总统）。朴正熙为了便于统治和建设一个工业化强国，在任期间向韩国人疯狂灌输民粹“爱国”主义思想。因为这一套路非常好用，其后接任的两任军人总统一直沿袭，所以韩国人在“爱国主义”和“民族优越感”上的任何过激的态度和行为，都不值得大惊小怪。
从经济学的角度研究幸福指数 司法1103班颜璐学号1105060358 幸福研究的历史可谓源远流长,古代的哲学家和伦理学家们就非常注重对幸福思想的关注,对幸福的概念和内涵进行了深入的探索。而经济学与伦理学之间的血亲关系使得早期经济学继承了伦理学的价值判断传统,以促进人类幸福为当然使命。经过多代经济学家们的努力,幸福研究取得了一些成果。但是随着经济学的进一步发展,经济学逐渐用偏好和效用取代幸福,走上了一条注重财富增加和收入增长的道路,忽视了对幸福本身的研究。幸运的是,经济学家们并没有在“经济增长至上”这条道路上一直走下去。1958年,美国经济学家加尔布雷斯提出了“生活质量”的概念,引起了经济学界对生活质量的关注。随后,1974年,另一位美国经济学家伊斯特林提出了“幸福悖论”,“生活质量”和“幸福悖论”概念的提出引起了经济学家们对幸福研究的重新关注。之后,经济学领域的幸福研究便迅速的发展起来。国内现代经济学领域的幸福研究开始于上个世纪80年代,发展至今,也只有短短三十年的历史。因此从经济学的角度深化对幸福指数的研究是非常必要的。 中国多个省市的地方两会最近集中召开，在各地的政府工作报告以及代表委员们的讨论中，“幸福指数”被频频提及，成了地方两会上的一个热词。全国各地对幸福如此重视，其渊源从何而起？为了更好地理解国家相关政策，加强对幸福经济学和幸福指数发展历史的了解尤为重要。 经济学研究的是一个社会如何利用稀缺的资源生产有价值的物品和劳务，并将它们在不同的人中间进行分配，其思想核心是如何分配有效的资源从而获得最大的效用。作为经济学的分支之一，幸福经济学是研究单个的决策主体其
浅谈国民幸福指数与ＧＤＰ(一) 论文摘要：GDP是体现国民经济增长状况和人民群众客观生活质量的重要指标。幸福指数就是指把主观幸福感作为一项指标，通过运用专门的测量工具去获得人们主观幸福感的数量化结果。相对于GDP，以国民幸福指数作为衡量经济福利的指标最大的优点，在于引导政府的公共政策应当从追求经济总量的增长，转到追求建立并维系一个健康、公平、正义的宏观制度安排。 “2008中国最具幸福感城市”2008年12月25日在昆明揭晓，共有10座城市入选，并举办了隆重的颁奖典礼。经过测评筛选，2008中国最具幸福感城市是：杭州、宁波、昆明、天津、唐山、佛山、绍兴、长春、无锡、长沙。其中杭州由于连续五年在调查推选活动当中名列前茅而获得金奖。 “最具幸福感城市”的评选牢牢扣住“民生幸福”这一主题。内容涉及自然环境、交通状况、发展速度、文明程度、赚钱机会、医疗卫生水平、教育水平、房价、人情味、治安状况、就业环境、生活便利共12个指标。它打破以经济指标评价城市发展的传统模式，将重心放置于市民的生活满意度等生存状况以及人际和谐程度，让城市决策者更关注普通市民的幸福感，使他们在科学发展的同时更加心系百姓幸福。 如果说GDP、GNP、人均GDP、人均GNP是衡量国强、民富的重要指标，那么，幸福指数则是衡量国稳、民福的重要指标。GDP并不是评价一国社会发展的唯一标准，它不能提供大众福利状况的全部真实信息，不能反映民生状况,甚至可能以GDP增长的强势掩盖一个国家发展及社会变革方面的劣势。 另外，传统的GDP不能准确反映经济的增长，亦不能准确反映增长过程成本及财富分配。例如，近几年来，我们国家高增长的GDP构成中有一部分是属于国外投资者，准确地说，GDP增量中有一些是外国投资者的收益，繁荣但不很富裕。 由于长期以来，在一些地方GDP是考核干部政绩的“硬指标”，GDP数字高，说明干部能力强，可能升迁；数字低，就被认为分管官员能力不行，不但升不了官，还可能被“末位淘汰”。因此，一些民众对GDP已经不太关心，他们更关心自己的生活质量、生活水准的提高。之所以淡漠，无非就是有一些地方增长而无发展，公众并没有从GDP增长中享受福利；GDP 仅仅成为官员政绩的体现，而不是百姓幸福指数的标志。 相对于GDP，以国民幸福指数作为衡量经济福利的指标，最大的优点在于引导政府的公共政策应当从追求经济总量的增长，转到追求建立并维系一个健康、公平、正义的宏观制度安排。另外，幸福指数可以勾勒社会心理氛围的风貌，揭示人们需求结构的态势，透视社会运行机制的效能，反映社会整合程度的状况，从而为最急迫社会问题的解决提供导向和动力。以国民幸福指数作为衡量经济福利的指标的政策意义表现在：为了提高人民的生活质量，增加幸福感，发展规划和发展政策的制定者在确立工作目标时，应更优先地了解社会中哪些条件或因素与人民的生活满意程度之间的关系最为紧密，以便通过制定、完善相关措施和机制来减少、消除导致人民不满意或满意度较低的方面，从而促进人民幸福感受程度的不断提高。再者，衡量社会的进步与发展，最为根本的标准是是否能够很好地满足民众的生存需求、是否能够为民众提供广阔的自由发展空间、是否坚持了社会发展目标上的以人为本。极富人性化色彩的幸福指数，不仅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弥补GDP指标的片面和不足，而且可以衡量社会的进步、发展与文明程度。为什么国民幸福指数不能够代替GDP？作为政府职能部门的统计部门推出国民幸福指数，其诉求无疑是美好的，但其不可能取代GDP的地位，操作的难度是很大的。 在笔者看来，为适应新的发展形势，国家统计部门修复与重构原有的统计模式，扩展自己的职能范围，合乎情理，但倘若想覆盖一切，极为不易。事实上，随着现代化的不断推进，社会文化领域的现象纷纭而复杂，动辄将民生、民情、民意数据化和指标化，的确有一定的难
GDP 与 国 民 幸 福 调 查 报 告
GDP与国民幸福的调查报告 摘要：GDP 是体现国民经济增长状况和人民群众客观生活质量的重要指标，但GDP 并不是评价一国社会发展的唯一标准，它不能提供大众福利状况的全部真实信息，不能反映民生状况。而提高国民幸福感是一个全新的发展理念，有人说国民幸福感不仅可以有效地补充和修正GDP 存在的不足和缺陷，而且成为社会运行状况和国民生活状况的“晴雨表”，也是社会发展和民心向背的“风向标”。近日，媒体报道称我国的GDP已经超过日本位居世界第二，然而随着GDP的增长国民幸福感并没有与其成一致步调增长，这也意味着我国在发展国民经济的同时多少忽略了对国民幸福感的提升。由此给我们以启示：在重视GDP发展的同时更应该重视提升国民幸福感。 关键词：GDP 国民幸福感 中国的GDP超越日本位居世界第二，这已是一个不争的事实。针对这一事实，我们进行了有关“GDP与国民幸福”的问卷调查，从问卷中可以看出，虽然近几年我国的GDP稳步增长，但国民幸福感并没有随之增强。 从调查结果看，虽然报道说我国GDP大幅增长成为世界第二，但只有3.8%的人明显感受到了GDP的稳步增长，53.8%的人只是有一点点感觉，还有42.4的根本没有感觉到GDP的稳步增长，只是从报纸等媒体中得知GDP增长的事情。由此可见GDP的增长只是一个数字而已，并没有让国民切身感受到其增长。 调查中发现，有近半数的人认为如今生活质量的变化与GDP的增长没有关系，甚至还有多于10%的人认为GDP的增长对生活质量的起了负面的影响。另外GDP的增长对物价产生了影响，绝大多数人觉得物价上涨给生活水平带来了负面的影响；同时随着GDP的增长社会中就业岗位也不断增多，但仍有50%的人认为
论物价水平与国民幸福的关系 一、引言 幸福是人类永恒的追求目标。从古至今，人们对于幸福的追求坚定不移，正是这种坚持的追求推动了人类文明的发展与进步。目前，我国社会主义已经迎来了高速发展的新阶段，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八大更是把追求民生幸福、共创幸福美好未来作为施政努力的方向[1]。但是，关于幸福，专家学者们提出了一些悖论。伊斯特林悖论曾经提出，经济增长不一定导致快乐增长[2]。古代，我国有俗语身在福中不知福；如今，人们觉得国家经济发展，生活水平提高，但是幸福感却增加不明显。面对这些悖论，人们已经开始反思。1970年，不丹国最早提以国民幸福总值来辅助国民生产总值（gdp）。他们认为，国家治理应该关注人民幸福，保证人民的物质生活与精神世界平衡发展，国家应该以实现国民幸福为目标。十八大以来，我国各界均在思考牺牲美好的自然环境、善良的人们美德求经济发展是否不合适，忽略对弱势群体、贫困人们的关注是否不合适等等。因此，党在十八大提出，建立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五位一体的建设纲要[3]。这一重大科学抉择为我国实现民生幸福做了奠基。然而，我国国民的幸福到底是什么？如今的优越条件下，人们为什么会感到不幸福？人们的幸福感到底与哪些因素有关？这些都值得探讨。 一直以来，我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均以gdp作为主要的衡量标准。然而随着科学发展观、追寻中国梦等重大指导思想的提出，gdp指标体系存在的诸多局限性也日益凸显。随着不丹国国民幸福指数（national happiness index）的提出，各个国家纷纷引入这一指标来完善国民经济的核算。丹尼尔·卡尼曼可以通过drm（日重现法）来测度国民幸福指数，这位福利社会计量体制的发展和社会政策提供了有力的证据。在我国，黄立清，邢占军（2005）提出了第一套测量我国城市居民主观生活质量的中国城市居民主观幸福感量表，并被初步证明具有较好的测量特性[4]。庄成杰（2009）对我国国民幸福指数的统计测评方法进行了创新，采用因子分析法对多年来我国国民幸福指数进行测量[5]。邢占军（2011）从实证角度分析得出居民收入与幸福感有一定正相关，但是地区的富裕程度会对二者关系有影响[6]。北大经济学院院长刘伟（2005）从宏观方面阐述，gdp的增长应该要考虑幸福指数[7]。从诸多专家学者的研究来看，国民幸福总值将包括经济增长、环境保护、文化发展和政府善治等四大支柱，这体现了经济发展应该和人的健康发展相结合的先进理念。 物价水平随着我国gdp的持续增长得到了广泛的关注。我国对于物价水平的衡量已经趋于成熟，且具备较完善的测算体系。物价水平包含了各个领域，如城乡居民日常生活需要的各类消费品价格、房地产价格、交通、医疗、娱乐等等，这些领域均可以侧面影响人们总体幸福水平。如今，我国的物价水平持续增长，国家宏观政策也一直努力控制我国物价水平在一个合理的增长区间。物价水平反映了人们的消费情况，由于消费的增加，引起了社会总需求的增加，如果此时供给未及时跟上需求增长速度，则会出现需求大于供给，从而导致物价上涨。如果我国居民的收入水平增长速度、社会保障体系完善情况等不能配套增长，那么这必将使得人们生活质量缺乏保证。那这种背景下，国民幸福总值是否会受到影响，值得探讨。 本文拟从物价水平对于国民幸福的作用和机理出发，以物价指数对国民幸福指数实证分析为载体，深入探讨物价水平与国民幸福的关系，从物价控制，促进消费等方面提出对于提升国民幸福的相关建议。 二、物价水平与国民幸福：作用与机理 物价水平的变化关乎人们生活中的衣食住行的各个大大小小的领域，因此物价水平是人们生活质量是否能够保障的一个晴雨表。物价的过快增长对于高收入的富人群体生活影响不大，而对于普通大众和弱势群体等则是影响深远。这种情况也必然导致人们幸福认同度有差异，国民幸福总值也随之波动。具体来讲，物价水平将从以下两个层面来影响国民幸福。 从微观层面来看。在物价水平上升的情况下，假如消费者需要购买一件商品，原价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