跋美国国会图书馆藏明刻本《两镇三关通志》
来源：中国论文下载中心 [ 08-07-31 14:57:00 ] 作者：特木勒居蜜编辑：凌月仙仙
【内容提要】
本文在比较国会图书馆、天一阁和东洋文库本的基础上判定美国国会图书馆所藏明刻本《两镇三关通志》是迄今所见存世最好的刻本。同时围绕和田清和司律义有关明代蒙古史研究的成就与缺憾，检讨《两镇三关通志》的史料价值。以明朝为正统的“华夷之辨”思想是《两镇三关通志》文本产生过程中的重要的制约因素。
【关键词】《两镇三关通志》/尹耕/翁万达
一、国会图书馆所藏《两镇三关通志》
从1918年4月到1919年7月，美国农业部植物学专家施永高（Walter T. Swingle，或译“施永格”）在中国和日本为美国国会图书馆（以下简称“国会”）搜购了大量典籍。在中国，他通过张元济等版本目录学专家的帮助，收集了413种地方志，其中包括2种省志、87种府志、324种县志。根据《国会图书馆馆员1919年年度报告》（Report of the Librarian of Congress and Report of the Superintendent of the Library, 1919.以下简称《报告》）的描述，在上述400余种方志中，有很多种在当时“即使在中国都已经非常稀罕”，《两镇三关通志》（以下简称《通志》）就是其中之一。关于《通志》的价值和入藏“国会”的由来，《报告》说得很简略：
除了官修地方志，（施永高）还购买了大量的非官修地理著作，其中很多即使在中国都已经非常稀罕，佚名明朝官员纂修的《两镇三官通志》就是一例。该书是有关中国北方边界的记录，记载了迄至十六世纪上半叶的蒙古人和满洲人的入侵。也许是由于书中的反满倾向，此书没有被列入乾隆的帝国文献目录。①《报告》所谓“乾隆的帝国文献目录（Ch'ien Lung's imperial catalogue）”，应该是指《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该书没有收录《通志》的原因不得而知，可以肯定的是，这个原因绝非所谓“反满倾向”（anti- Manchu tendencies）。《通志》是产生于16世纪中期明朝西北边镇的地方志，所反映的是长城中部沿线地方的历史沿革，其重点是明朝开国迄至嘉靖二十八年（1549）的明朝西北长城沿线的明蒙关系。《通志》虽然片言只语提及北宋末年金朝军队对北方边镇的占领，却完全没有涉及，也不可能涉及远在辽东边外，迟至17世纪初才崛起的满洲。无论从时间还是空间上讲，《通志》都不会出现什么“反满倾向”，对于上引《报告》的后一段话，我们不必过于认真，但是《报告》的前一句话应该引起我们足够重视，诚如《报告》所说，在施永高搜购的大量方志中，《通志》的确是一种非常珍稀的中国地方志。近来的共同研究使我们对“国会”所藏《通志》数量上的稀有程度和精良的版本质量有了新的更多的认知。
早在20世纪30年代，王重民先生为国会善本书撰写提要，他最早研究了“国会”所藏《通志》，现征引他的描述如下：
《两镇三关通考》，残，存十三卷，八册，（国会）。明嘉靖刻本［十行二十一字（23* 16.2）］。按千顷堂书目卷八载是书作二十三卷，后来殊少著录，日本东洋文库亦有残本，缺卷十四至十八，比此书犹多五卷。考卷内叙事至嘉靖二十八年五月，当即纂于是年。《凡
例》云“志必有纪，所以具兴废制置之实，举政理得失之故，存规划谋议之概，寓劝善惩恶之微。兴废制置，事同于沿革官职表，而具其大；政理得失，详著于教化风俗考，而举其纲；规划谋议，散备于法制经略考，而存其概；劝善惩恶，杂见于名宦人物昭鉴传，而寓其微。”然则全书凡五纪、二表、四考、三传。此仅存五纪：卷一至四为宣府纪，卷五至十大同府纪，卷十一雁门关纪，卷十二宁武关纪，卷十三偏头关纪。即所谓两镇三关也。卷内有“中岳山人戚希仲氏”长方印记。②除了这些，我们还注意到，该书每一册封面均有一满文印记，经过内蒙古大学蒙古学中心齐木德道尔吉教授识读，其读音为“yang shu yihun i doron”，义为“杨书勋之印”。以往我们所知道的“国会”所藏《通志》的基本情况就是这些。
《千顷堂书目》卷八说《通志》全书凡五纪、二表、四考、三传，共23卷。但是现今存世的《通志》都已经残缺不全。早在明崇祯丁丑（1637）年时就有人说：“顷读《两镇三关志》及《乡约》、《塞语》诸书，恍见莘野尹先生留心经济，意其博综君子也。然不无怅怅于残编阙帙云……”。③这样看来，《通志》早在明朝末年就可能成为“残编阙帙”而令读者抱憾了。“国会”所藏《通志》是缺帙，中国内地和日本的图书馆的藏本也都残缺不全。中国国家图书馆（原北京图书馆）所藏《通志》是明抄本，只有二、三、七、九、十四共5卷；内蒙古自治区图书馆所藏抄本是根据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本抄录的；南京图书馆古籍部存有卷一至十三胶卷，是根据“国会”藏本摄制的；中国科学院图书馆所藏《通志》也是胶片，与南京图书馆相同。
仅就卷数而言，诚如王重民先生所说，现存《通志》中以东洋文库（以下简称“东洋”）所藏《通志》卷数最多，比“国会”藏本还多五卷。《东洋文库地方志目录》描述：“两镇三关通志，二十三卷，不著撰人。明嘉靖刊。十四册，缺卷一四至一八，其他有缺丁”云，与王重民先生所说一致。我们可以肯定，“东洋”藏本最有价值的部分应该是最后五卷（卷十九至二十三）的内容，这是“国会”藏本所没有的。就利用《通志》的角度考虑，将这五卷内容和国会藏本结合起来阅读应该是学者最好的选择。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内地的藏书机构陆续组织出版了一批规模大小不等的方志丛书，例如《国家图书馆藏明代孤本方志选刊》、《稀见中国地方志汇刊》、《中国西北稀见方志》及其《续集》等。但是，这些地方志《丛刊》、《选刊》或者《汇刊》无一例外都没有收录《通志》。1991年，书目文献出版社出版《日本藏中国罕见地方志丛刊》，也没有收录东洋所藏《通志》。2002年，四川民族出版社出版大型类书《中国少数民族古籍集成》（以下简称《集成》），其中的第17辑收录了“东洋”藏本《通志》。《集成》的编者说“天一阁范氏所藏全帙则在日本东洋文库。近得其缩影胶片，爰嘱复制还护。原书漫漶，拍摄后更难辨识。”④根据这段话分析，《集成》收录的《通志》底本胶片来自东洋文库。“东洋”所藏《通志》是否得自天一阁，不得而知。东洋藏本并非“全帙”，这一点我们可以确定。如果《集成》所收《通志》是“东洋”藏本的全部，这应该是一件可喜的事。但令人费解的是，《集成》收录的这部《通志》只有四卷，也就是《宣府纪》部分。再加上“原书漫漶”也就是“缺丁”甚多，经过拍摄和还原等多重工序，清晰度并不是很好。更令人费解的是，《集成》收录的《通志》看起来实在不像是刊本，而更像是抄本。出现这种情况，有两个可能的原因：一个是东洋藏本不止一种，除了刊本之外，另有一抄本，他们把抄本制成胶片并借给了《集成》编者；另一个可能的原因是东洋文库的藏本可能本身就是一个抄本，他们把其中四卷制成胶片借给《集成》编者。当然，无论是出于什么原因，《集成》收录《通志》，远没有达到方便学人，推进学术的预期目标。
天一阁博物馆藏有《通志》，是明刻本，存卷一至十三，十二册。根据《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的描述，天一阁藏本与“国会”藏本卷数相同。众所周知，20世纪60年代初，上海
古籍书店出版《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收录天一阁所藏明方志107种；1990年上海书店组织出版《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续编》，收录109种明方志。至此，“天一阁明方志精华尽在于此”，谭其骧先生盛赞其事“造福士林，阙功匪细”。⑤遗憾的是，我们在《选刊》和《续编》都没有发现《通志》。这究竟是为什么呢？2005年12月，我们奔赴宁波，在天一阁博物馆终于得以亲眼目睹该馆所藏《通志》。此《通志》是天一阁20世纪50年代访归书之一部。每册卷首都有“范氏天一阁藏书”印。我们看到，虽然经过修补，该书第5、10、11、12册有多处残缺。这应该是天一阁连续出版《选刊》及《续编》却都没有收录《通志》的原因。
20世纪80年代，内蒙古大学的王雄和薄音湖两位教授在《明代蒙古史汉籍史料述略》中指出明代蒙古史的学者利用汉籍，尤其是稀见汉籍之艰难。他们说：“许多包含有丰富的明代蒙古史料的孤本秘笈、佳刊名钞，或束之高阁，酣然大睡；或遭虫蠹鼠啮，日渐泯灭，不得印行，学人难得使用，诚为至憾。”他们还说到：“明版书现在多已列入善本，管理较严，取阅既已不易，而一些海内孤本，庋藏者视为珍秘，更是轻易不示于人。有的国内只有残卷，全帙存于海外，一般人更是无由得见。有的一书分藏数馆，求阅起来十分不便。有的只见后来的排印本，原刻版则不知藏于何所，难于校勘。最困难的是目前国内多数图书馆善本书目或编纂未就，或秘不示人，使许多据文献考证可知其为有关明代蒙古史料的书籍，却无法查清其藏于何所，求借无门。”⑥这篇文章发表于1982年，讨论问题的视角是明代蒙古史。实际上中国内地历史研究的其他方向也都程度不同地存在同样的问题。在那以后的20余年中，中国内地出版了一批大型类书，例如《四库禁毁书丛刊》、《四库存目丛书》、《续修四库全书》等等。王、薄两位先生所说的情况已经得到相当的改观。但是，仍然有一批中国内地图书馆所藏孤本秘笈未能收入所出版的上述类书中，文史学者研究的不便仍然存在。“国会”所藏《通志》虽然不是全帙，可以视为“国内只有残卷，全帙存于海外，一般人更是无由得见”这一类。
现在我们可以确定，就《通志》前13卷来看，国会所藏《通志》是存世最好的刻本，非常珍稀。迄今为止所见的大量新出版的方志丛刊都没有收录《通志》；天一阁藏本已经残破；而《集成》收录的东洋所藏《通志》效果又不理想。在这种情况下，国会图书馆亚洲部能够拿出馆藏珍稀的《通志》，用现代高技术影印出版，收入《美国国会图书馆藏中国古籍善本丛刊》，其造福学林的重大学术意义自然毋须多言了。
二、《通志》的史料价值举隅
“国会”所藏《通志》只有十三卷的五《纪》。宣府、大同两镇和雁门、宁武、偏头三关各为一纪，但是内容和篇幅并不均衡。《通志》详于宣、大两镇，而略于雁门、宁武、偏头三关。《宣府纪》四卷；《大同纪》六卷，而雁门、宁武、偏头三关各仅占一卷。在五《纪》中，作者以编年体叙述两地的从先秦到明嘉靖时期的史事沿革。略于远而详于近，全书内容最丰富且最有价值的应该是明代部分，特别是距离作者生活年代较近的弘治、正德、嘉靖时期的记录。
“两镇”和“三关”都是明朝长城沿线的重要关口。这一带地区是北方游牧部族和中原农业王朝长期进行对峙、战争、贸易的地区。在明代，两镇三关是明朝长城中三边的重要关口，也是明朝总督、巡抚和总兵官等军官驻守的重要防地。《通志》所反映的主要是这一地区的历史沿革。众所周知，《明实录》是明史研究的渊薮，也是明代蒙古史、明蒙关系史研究的重要史料。《通志》作为明蒙边界地区的地方视角下产生的文本，该书关于明代西北宣府大同等地长城边镇社会的记录，关于明代蒙古部落变迁和明蒙关系的记载都显示出《明实录》所不能替代的史料价值，在很多问题上都可以补充《明实录》的不足。这里，我们仅就所熟悉
的明代蒙古史研究为例，讨论《通志》的史料价值。
日本学者和田清（1890—1959）先生是明代蒙古史研究的大家，也是最早将《通志》应用于明代蒙古史研究的学者，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和田清先后在其《明初的蒙古经略》、《俺答汗的霸业》、《关于兀良哈三卫的研究》等数篇论文中利用《通志》的史料，考订宣府、大同边外的漠南蒙古的历史地理，在诸多问题上，取得了重要进展。例如，在讨论明朝洪武初年的蒙古经略问题的时候，他利用《通志》的《宣府纪》史料，大体确定骆驼山的方位，并考订明军攻克应昌的时间是洪武三年（1370）五月；⑦在《关于兀良哈三卫的研究》中，他利用《大同纪》史料，考订阳和境外断头山的地理位置。⑧尽管他利用的《通志》是明抄本，他的研究却使学者们开始注意到《通志》的史料价值。⑨
就应用《通志》史料而言，和田清应该是拓荒者。但是，《通志》的史料价值还远没有得到充分的发挥，还有相当大的发掘空间。圣母圣心会司律义（Henry H. Serruys, CICM, 1911—1983）神甫是明代蒙古史研究的另一巨匠。20世纪上半叶，他曾经在内蒙古居住传教十余年。1945年以后寓居美国。1959年，他在《中亚杂志》发表长篇文章《十六世纪末期中国北方的一个蒙古人聚落》⑩，探讨宣府下北路（今河北省丰宁县和北京市怀柔区的长城外地区）李家庄塞外的朵颜别部的部落变迁。司律义神甫这篇文章所利用的主要是《明实录》的史料，他在文章起首说明，由于未能参考《万历武功录》（在中华书局1962年影印本出版之前，《万历武功录》流传极少）等史书，他所描画的李家庄朵颜别部的变迁只能局限在嘉靖三十九年（1560）到万历十八年（1590）的30年的时间范围内。诚然，朵颜别部第一次出现在《明实录》是在嘉靖四十年（1561）六月。关于朵颜别部的汉文史料本来零散而稀少，而司律义神甫20世纪50年代在中国内地之外研究这段历史，在资料利用方面当然要受到更多的限制。但是，有些与明代蒙古史有关的汉文史籍的孤本，恰恰收藏于国外的图书馆，《通志》就是其中一个例证。就朵颜别部研究而言，《通志》的价值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通志》是迄今所见最早记载李家庄朵颜别部的汉文史籍，将该部落明确可考的历史提前到了嘉靖二十年（1541年）。但是，当时寓居美国北维州阿灵顿（Arlington, Virginia）的司神甫却未能获知仅一河之隔的国会图书馆亚洲部就藏有此书，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巨大的遗憾。
朵颜别部是利用明蒙对峙时期的政治夹缝，在宣府下北路边外的山险中生存的蒙古部落，其中也有汉人。他们的命运在1540—1590年间的半个世纪里，随着明蒙关系的转折，经历了跌宕起伏的巨大变化。这50年中，明朝和蒙古双方的态度对于这支夹缝势力的反侧影响巨大。同时，明朝边防军队的行动对于朵颜别部的命运也发生了重要影响。《通志·宣府纪》记载，嘉靖二十年（1541）明朝总兵官白爵出塞偷袭朵颜别部；嘉靖二十二年（1543）总兵官卻永出塞袭击朵颜别部的记载都非常详细，这些都是《明实录》所没有的。明蒙对峙时期，明朝部分将官偷袭朵颜别部以图私利的记录，反映出明蒙对峙时期长城沿线地区，明朝一方并非总是被动的角色。这对于深化我们关于内陆欧亚游牧部族与定居农业社会关系的认识，也具有重要意义。关于朵颜别部，我们在《通志》中还发现一些非常有趣的记载：“李家庄塞外有住牧虏数百，朵颜别落也。善盗塞，边将鼠窃防之。然此虏不通诸大营虏，亦能盗大营虏马。大营虏觉，追之，入险辄不能逼。其地可糜，渐有板庐，每当盗马过我墩，呼戍卒曰：…往大营盗马，无南事也?，其还亦然”云，这些记载是难得的史料，对于建构朵颜别部当时的生态和政治空间具有重要价值。［嘉靖］《宣府镇志》之《征战考》和严从简《殊域周咨录》卷二十三《兀良哈》都有关于朵颜别部的类似记载，这些记载都是从《通志》抄录的。(11)
以上只是就我们熟悉的专业领域，对于《通志》的史料价值做出的评价。《通志》的史料价值当然远不止这些，在影印出版以后，《通志》的丰富资源将被更多学者开发利用。当然，我们仍然祈望东洋文库所藏《通志》的十八至二十三卷能够早日影印出版。
三、关于《通志》的作者
关于《通志》作者，前引《报告》说它的作者是一名“不知名的明朝官员”（an anonymous Ming official）。朱士嘉《美国国会图书馆藏中国方志目录》说“不著编修人”；(12) 王重民《美国国会图书馆藏中国善本书目》说“不著撰人姓氏”；(13) 《东洋文库地方志目录》说：“不著撰人”。由于体裁限制，上述目录都没有考证其作者为何许人。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抄本的在线目录标注为尹耕，但是没有说明根据。《集成》的编者在收录《通志》时加上了作者（明）尹耕。很多学者都漫然接受此一观点，认定其作者就是尹耕。我们注意到，［康熙］《山西通志》和［雍正］《山西通志》都说尹耕曾经作《两镇三关志》。但是我们所看到的两种刻本，也就是天一阁和国会所藏《通志》都没有署撰修人姓名，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凭什么认定其作者就是尹耕呢？(14) 尹耕，字子莘，别号“朔野山人”。除了《两镇三关通志》，他还著有《乡约》、《塞语》，《朔野山人集》等书。于《明史》无传。关于他的生平，所见文献大多语焉不详。崇祯年间，林铭球为《朔野山人集》作序时就慨叹“迨搜其家乘弓冶杳如矣，岂其修玉楼人不留剩馥乎？”。( 15) ［雍正］《山西通志》卷139说尹耕是“代州人，居蔚之九宫山。年二十举嘉靖壬辰进士。豪宕不羁，性嗜酒，喜谈兵，尝为州守，免。生长边陲，知边事，作《塞语》十一篇，申明边防、敌势要害。作歌诗沈雄历落，有河朔侠烈风。分宜见而才之，自知州起废，数月迁兵部员外郎中。出知河间府，募壮士，制戎器、旌旗，壁垒一新。吏部称其知兵，擢河南按察司兵备佥事，仍予四品服俸，令管领民兵。给事中张万纪劾之，系治，戍辽左。”(16) 这里所说的“分宜”是指严嵩。如果“年二十举嘉靖壬辰进士”的记载可信，尹耕可能出生于明正德七年（1512）或八年。《朔野山人集》所收《女望茔记》说：“女望生庚戌五月，时余候除京师，家人望之归，故曰望。母清源毛氏自乳之，三月而余有职方之命，携室行。望远至京师，其年冬，京师大寒。一夜，乳者不禁堕望床下，良久始能啼。余即疑其受惊，然时余以疏忤权贵，有诏手罪状，惴惴不自保，故不暇药望。已而望无恙，顾史慧。又两月，余出守河间，复携室行。望亦至河间。至河间百余日，疾作，惊畜异状。医脉之曰是谓久中而缓发，于法不治。死之日为八月丁巳。”结合尹耕在《女望茔记》的回忆和前引［雍正］《山西通志》的记述，我们大致可以就尹耕的部分生平作如下的梳理：嘉靖壬辰（1532）考中进士。嘉靖二十九年五月其女尹望出生，当时他正在京师等候任命。三个月以后，也就是发生“庚戌之变”的嘉靖二十九年（1550）八月，他“得严嵩赏识”(17)，被任命为兵部职方司员外郎中。同年冬，其爱女尹望因夜间堕床受凉而染疾。当时尹耕“以疏忤权贵，有诏手罪状，惴惴不自保，故不暇药望”。两个月后尹耕“出守河间”
时应该是嘉靖三十年（1551）了。此年八月尹望在河间府不幸夭折。根据前引文的语气推断，尹耕所“忤权贵”应该就是严嵩。不难想见，尹耕先“得严嵩赏识”而入仕京师，后又“以疏忤权贵”而“出守河间”，遭受丧女之痛，其仕途也在嘉靖二十九年和三十年发生戏剧性转折。尹耕卒年尚待查考，而严嵩失势回籍时已是嘉靖四十一年（1562）。
嘉靖二十九年前后，另有一位著名人物与尹耕同样目睹了自己多舛的仕途和命运，他就是翁万达。翁万达（1498—1552），字仁夫，号东涯，潮州揭阳人，嘉靖五年（1526）进士，嘉靖“二十三年（1544）擢右副都御史，巡抚陕西。寻进兵部右侍郎兼右佥都御史，代翟鹏总督宣、大、山西、保定军务”。翁万达深得嘉靖皇帝信任，《明史·翁万达传》说嘉靖对他“深倚之，所请无不从”。唯独在“俺达贡事”问题上两人意见相左。当时蒙古本部右翼的俺答汗（Altan Khan）连年向明朝“求贡”，要求双方实现和解，进行贸易。翁万达则多次向皇帝
转达俺达的书信，并阐述“许贡”的迫切性和必要性。但是性格偏执的嘉靖皇帝却长期顽固地拒绝俺达的请求。嘉靖二十八年翁万达父忧归乡。二十九（1550）年八月发生“庚戌之变”，俺答汗的军队突破古北口，进入明朝京畿地区并围攻北京，要求贡市。曹永年先生综合汉、蒙文史料，证明明朝迫于蒙古的军事压力，与俺答汗秘密签订了城下之盟。(18) 身在揭阳的翁万达被急召回北京，代替得罪的兵部尚书丁汝夔。翁万达以疲病之躯长途奔赴京师，在途中他还上奏亟言，在兵临城下的情况下不可许贡。这个奏疏触痛了嘉靖皇帝，又有“不悦万达”的严嵩为进谗言。翁万达在“倍道行四十余日”抵京之后竟先被夺职，后被削籍。嘉靖三十一年（1552）一代名臣翁万达郁郁而终。
尹耕与翁万达二人在宣府期间关系十分密切。整理出版的排印本《翁万达集》收录了翁万达写给尹耕的五封信，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在《通志》中我们也不难看出，尹耕在“复河套议”、“俺达求贡”和“劾罢宣府总兵官卻永”等很多问题上与翁万达意见相一致。在上述五札信函中就有一札是关于《通志》的体例问题的讨论。《翁东涯集》卷十五所收《与尹朔野书》（其一）说：
日来志事，想见操心之劳。其辞与义当益专精，直溯泣麟，信非苟作。书成，鄙人始可图东归也。两镇三关，各为一纪，因彼称我，义例宜然。向者面丈置疑，殊甚肤缪，疑非其当，恐不止此，别后恍然觉矣。”(19)按，“朔野”当然就是尹耕的别号“朔野山人”。翁万达信件所说“两镇三关各为一纪”，与现今所存的《通志》体例恰好吻合，信件所讨论的主题就是《通志》。这样，我们可以确定，《报告》所谓“不知名的明朝官员”应该就是尹耕。如果尹耕不是唯一的作者，他至少应该是《通志》的主要编纂者。翁万达写这封信的具体时间无法确定，我们只是可以确定，当时他写这封信的时候，尹耕正在编纂《通志》。在编纂过程中，身为宣大总督的翁万达持续关注“志事”，并就《通志》的体例问题多次进行讨论。根据“书成，鄙人始可图东归也”句，我们可以看到翁万达对《通志》编纂的关注程度。
《通志》可能是由尹耕独立完成；或者主要由尹耕完成，翁万达就体例问题参与了讨论；抑或是由尹耕和翁万达合作完成。但是，无论如何，作者名字都没有出现在卷首。“国会”、天一阁和“东洋”藏本都是从《凡例》开始，无一例外，都没有作者署名和序言。我们当然不能排除页码脱落的可能。但是，上述三家所藏《通志》的情况如此一致，不能不让我们怀疑，作者在刊刻《通志》的时候可能就没有署名。至于作者没有署名的原因，尚难断定。我们还无法判断《通志》修纂完成和刊刻的时间。但是综合考虑尹耕、翁万达二人的关系和他们在嘉靖二十九年及其前后的命运波折，《通志》卷首没有出现作者名的原因非常耐人寻味。
四、《通志》的史观
明朝和长城以北的蒙古政权（史学界称之为“明代蒙古”、“北元”或“北元—蒙古”）是元大一统王朝解体以后在其版图上出现的两大政权。1368年元朝统治集团败退至蒙古草原的事实只是标志着元朝在汉地的统治结束，而并不意味着元朝的灭亡。《明史纪事本末》的作者谷应泰所谓“元亡而实未亡”说的就是这个问题。蒙古（或“北元”）与明朝隔长城对峙，几乎相始终。这两个大体对等的王朝隔长城对峙的200余年是前近代东亚定居农业王朝国家和内陆亚洲东部游牧王朝国家的最后一次对峙。隆庆四年（1571）以后，明朝在与蒙古本部右翼对峙的宣府、大同、陕西等长城边境地区与蒙古各部实现和解，史称“隆庆封贡”。由于“隆庆封贡”的实现，西部长城沿线才出现和平景象。但是，在那之前的弘治、正德、嘉靖时期，是“蒙古对明朝的战争日渐升级，入边愈益频繁，规模更见庞大”的时期。蒙古方面多次的“求贡”被明朝方面顽固拒绝，遂以战争逼胁明朝接受要求。(20) 这些战争一直持续到隆庆初年，期间还发生过“庚戌之变”（1550）这样重大的事件。《通志》就是产生于这样一个“华夷交困，兵连祸结”的历史时期。《通志》称明朝为“中国”，称呼蒙古为“鞑靼”或“北虏”。此一“中
国”当然仅指代明朝这个古代王朝国家（dynasty- state）。《通志》的作者尹耕站在明朝一方立场上，记录蒙古和明蒙关系，以“内中夏而外夷狄”为主要标志的“华夷之辨”思想成为《通志》文本产生过程中重要的制约因素。前引翁万达信中所谓“因彼称我”说的就是分辨彼（蒙古）我（明朝）的问题。这样，长城在《通志》中被赋予强烈的“夷夏之辨”色彩，成为划分“夷夏大防”的符号体系。作为地方语境下产生的文本，《通志》的表述方式与明朝君臣在理论上强调的“仰体天地之好生，兼爱南北之赤子”的观点判然有别。翁万达从《通志》中读出“因彼称我”，并特别说一句“两镇三关，各为一纪，因彼称我，义例宜然”，说明他注意到了这个特点。《通志》作者在《凡例》中说：“有正统则揭正统，（如春秋战国系之周之类），示有王也。无正统则揭所属之国（如以燕赵续周之类），示有君也，揭正统矣。而元之初年则否，揭所属之国矣。而南北朝则否，悉著南号以尊中国，外夷狄也。”对于元朝的统治，尹耕认为“夷狄入主中国则主其臣，不主其土。若曰土，中国之有，非夷狄所得主者也。”
同时，明朝地方语境下的“华夷之辨”思想虽然不尚高调，在面对具体问题的时候却十分务实。俺答汗多次“求贡”，明朝群臣就“拒贡”“许贡”问题争论不休的时候，尹耕极力赞成翁万达的意见，要求嘉靖皇帝“许贡”。嘉靖皇帝一方面号称天子，高唱“华夷皆我赤子”，却顽固拒绝俺答汗的贡市的要求，成为导致明朝与蒙古右翼三万户之间长期战争的重要因素。当我们跳出尹耕从内部看长城的立场，从高处审视《通志》所建构的长城和长城沿线上演的错综复杂的战争、和平、贸易关系，我们看到的更多的是历史深处的复杂性和前近代汉文文献面对周边非汉族时所表现出的汉族王朝正统话语。如果从观念史角度进行考察，《通志》无疑是古代汉族儒家士大夫对周边非汉族群观念的一个经典文本。
注释：
①Report of the Librarian of Congress and Report of the Superintendent of the Library, 1919, Washington: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19. p99.
②王重民：《中国善本书提要》165左，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书中将《两镇三关通志》误写为《两镇三关通考》，是排印错误。王重民著《国会图书馆善本书目录》（国会图书馆出版）有大致相同的描述。《目录》说《通志》“卷内叙事至嘉靖二十八年五月，疑即纂于是年”。《提要》改为“当即纂于是年”。比较国会藏本和东洋藏本，《提要》还多说一句东洋文库藏本“比此本尤多五卷”。由于明朝“九边”地区在管理上属于横向的军事管理建制，所以很多目录将《通志》归类的时候都不一致，朱士嘉《国会图书馆藏方志目录》归于山西省，《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归类于河北省，而骆兆平《新编天一阁书目》则将其归于专志类。
③林铭球：《叙驭仲刻朔野山人》；尹耕：《朔野山人集》，明崇祯间刻本。国会图书馆摄制北平图书馆善本书胶片，藏于南京图书馆古籍部，No.2067 FR933:1。
④徐丽华主编：《中国少数民族古籍集成（汉文版）》，四川民族出版社2002年版。引文见于该丛书第十七册第六二六页。
⑤参见谭其骧：《绪言》，《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续编》第一册。上海书店1990年版。
⑥《明代蒙古史汉籍史料述略》，《内蒙古大学纪念校庆二十五周年学术论文集》，内蒙古大学出版社1982年版。1983年《内蒙古大学学报》出版丛刊《蒙古史论文选集》，该文被收入第4辑。
⑦和田清：《东洋史研究》（蒙古篇），东洋文库刊，昭和34年版，第5页。
⑧前揭和田清书第315页。
⑨和田清这些论文后来都收入了《东亚史研究（蒙古篇）》，东洋文库1959年版。引用《通志》的内容见该书5、91、93、97、315、409页。值得一提的是，在其中《察哈尔部的变迁》一文中，和田清从《口北三厅志》转引《两镇三关通志》有关蒙古朵颜卫诸酋世袭史料（579页）。查《口北三厅志》卷《藩卫志》，的确有相关记录，而且注明是从《两镇三关志》抄录的。产生于宣府、大同长城沿线的《两镇三关志通》却记录蓟镇边外朵颜卫的部落方位，这是不合常理的，在我们所见到的《两镇三关志》中也没有看到这样的史料。我们认为，《口北三厅志》所引用的是刘效祖《四镇三关志》之《夷部》的史料，而不是《两镇三关志》。如果我们对照《四镇三关志》和《口北三厅志》，除了个别倒误和脱漏，其他都非常吻合。参见《四库禁毁书丛刊》之“史部”第十册525页。北京出版社2000年版。
⑩Henry H. Serruys, A Mongol Settlement in North China at the End of the 16[th] Century, Central Asiatic Journal, Volume Ⅳ. 1959, 237 —278.
(11) ［嘉靖］《宣府镇志》成书于嘉靖四十年（1561），将“朵颜别落”改为“朵颜支部”，漏抄了“其地可糜，渐有板庐”句。《殊域周咨录》的相关文字是据《通志》全文照抄的。
(12) 朱士嘉编著：《国会图书馆中国方志目录》（Chu Shih Chia, A Catalog of Chinese Histories in the Library of Congress, 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Washington,1942）第344页。
(13) 王重民编：《国会图书馆藏中国善本书录》（Wang Chong- min, A Descriptive Catalog Rare Chinese Books in the Library of Congress）第298页。
(14) 中国国家图书馆在线目录和《中国丛书综录》将《译语》的作者岷峨山人也想当然地认定为尹耕，殊不知岷峨山人是苏志皋。关于这个问题，参见拙文《关于〈译语〉的作者》，《中国史研究》2003年第1期。
(15) 林铭球：《叙驭仲刻朔野山人》，尹耕：《朔野山人集》，明崇祯间刻本。
(16) ［雍正］《山西通志》卷139，12b—13a。
(17) 薄音湖、王雄编辑点校：《明代蒙古汉籍史料汇编》（第一辑）之《大同平叛志》“题解”。内蒙古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
(18) 曹永年：《翁万达削籍考》，未刊稿。
(19) ［明］翁万达：《翁东涯集》，《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106，书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670页。
(20) 曹永年：《蒙古民族通史》第三卷，内蒙古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276—315页。
新罗与中国的文化交流 王金林（2011110179） 一.新罗时期与中国历史朝代对照 新罗（公元前57年～公元676年） 1. 据《三国史记》记载，新罗公元前57年由朴赫居世居西干在金城（今韩国庆州）创建。 2. 670年-676年唐朝新罗战争后，新罗统一了朝鲜半岛大同江以南地区，称为统一新罗 历史学者传统上将新罗的历史分成三部分：早期（公元前57年-公元654年）中期（公元654-789年）和晚期（公元780-935年）。 二.新罗时期地图 三.新罗与中国政府间的交流起步较晚 1.起步较晚的原因：①地理位置。新罗处于朝鲜半岛的东南。②当时受到倭军的困扰无暇顾及外交。 2. 新罗与隋朝政府的交流不密切。 ①新罗与隋的联系开始于开皇十四帝（594）“新罗王金真平遣使贡方物，高祖拜真平为上开府，乐浪郡公，新罗王”。 ②596,602,603年新罗均遣使与隋通贡。《朝鲜通史》 3. 新罗与唐朝之间的政府交流频繁。 在唐初的621~668年的48年中，新罗向唐朝派遣使团32此，唐朝向新罗派遣使团10次。
4.新罗与唐朝之间的政府交流频繁的原因。 ①当时朝鲜处于新罗，高句丽，百济三国鼎立的时期，新罗面临被高句丽和百济兼并的危险。所以积极与唐朝来往，借以获得唐朝对自己的保护和支持。②吸收先进文明成果，促进自身发展。（在国内提出“花郎道”精神，培育青少年，提高国民素质） 5.唐朝与新罗军事方面的合作 ①660年，唐朝和新罗联合将百济灭亡。 ②668年，唐朝和新罗联合将高句丽灭亡。 四.隋唐与新罗的经济交流 1.交流的主要形式 ①官方贸易：朝贡—奢侈品交换 新罗→唐朝：人参，牛黄，果下马，各种鱼类…… 唐朝→新罗：金银器，丝绸，《道德经》，《佛经》等书籍。 ②民间商人贸易交流 通过陆路和海路进行贸易，以海路为主。 代表人物张保皋，他不仅官居要职，而且拥有庞大的商业船队。从事新罗，唐朝，日本三国间的贸易。 2. 新罗坊及来唐从事其他职业的新罗侨民 8~9世纪，在唐的沿海地区形成了许多以新罗商人为主的新罗侨民的聚居区—新罗坊圆仁的《入唐求法巡礼行纪》中保留了大量关于新罗坊的资料。 新罗坊的设立对于唐罗两国经济文化交流做出了巨大贡献。 五.教育方面交流 1.唐朝对留学生采取特殊照顾政策，允许外国留学生参加中国科举考试。 2.在登州城南街，专门设立‘新罗馆’。 3.代表人物：崔致远 4.教育方面的交流同时促进了唐罗两国文化的交流。尤其是促进了新罗汉文学的发展。 六.佛教方面的交流 1.佛教自前秦从高句丽传入新罗后，528年得到了新罗的正式承认。赴华的求法僧得 到了新罗政府的重视。如：新罗真平王二十三年（601），命法师安含学法于隋。僧圆光自唐还国。《海东高僧传》 2. 代表僧人：圆光，此藏，义湘，圆测等。之后的还有慧超，无相等。 七.政治制度交流和经济制度交流 1.新罗的政治制度是参照中国的制度建立的。 ①在唐朝建立前，新罗已于503年仿中国定国号。520年制丧服法，颁示律令。536年建年号。 ②唐朝建立后，新罗对汉文化积极吸收。 649年改章服，650年行中国年号。 ③中央行政机构方面，仿唐中书省蛇执事省，为全国行政机构。仿唐内侍省设内省，管理三公王族事务。仿唐御史台设司正府，弹劾官吏。 ④地方制度方面，建立州郡制，全国设九州，并将九州名字改为汉式名字。 2. 经济制度 新罗仿唐均田制实行丁田制，仿唐实行祖庸调法和户籍制。 八.儒学方面的交流 这一时期，在新罗占统治地位的是花郎道思想。儒学开始只是花郎道训练的一种补充，随着新罗的统一，政府需要儒学巩固自己的统治。所以在之后的682年设立国学，讲授五
著录与格式 书目记录的功能需求(FRBR) (https://www.doczj.com/doc/6812527029.html,/VII/s13/frbr/frbr.htm) 国际标准书目著录(ISBDs) (https://www.doczj.com/doc/6812527029.html,/VI/3/nd1/isbdlist.htm) 简明UNIMARC书目格式(https://www.doczj.com/doc/6812527029.html,/VI/3/p1996-1/concise2.pdf) UNIMARC手册：规范格式(https://www.doczj.com/doc/6812527029.html,/VI/3/p2001/guideindex.htm) MARC 21官方网站(https://www.doczj.com/doc/6812527029.html,/marc/) JAPAN/MARC格式(http://www.ndl.go.jp/jp/library/data/jmarc.pdf) JAPAN/MARC(UNIMARC版) (http://www.ndl.go.jp/jp/library/data/ndlunim arc.pdf) OCLC书目格式与标准(https://www.doczj.com/doc/6812527029.html,/asiapacific/zhcn/bibformats/d efault.htm) CALIS编目中心业务文件(https://www.doczj.com/doc/6812527029.html,/calis/lhml/lhml.asp?fid= FA0307&class=2) 中科院联合编目系统标准与规范(http://159.226.100.141/Union/user_info.js p) 分类、主题与著者号 中国图书馆分类法(http://202.196.16.22/reaguide2/clc/index.asp) 中图法(四版)查询系统(https://www.doczj.com/doc/6812527029.html,/tools/ztf/) 中国图书馆分类法(第四版)简本(130页; PDF文件) 美国国会图书馆分类法(https://www.doczj.com/doc/6812527029.html,/catdir/cpso/lcco/lcco.html) 杜威十进分类法(DDC) (https://www.doczj.com/doc/6812527029.html,/dewey/resources/summaries/ default.htm) 国际十进分类法(UDC) (https://www.doczj.com/doc/6812527029.html,/outline/outline.htm) ACM计算分类法(https://www.doczj.com/doc/6812527029.html,/class/1998) 数学主题分类法(MSC) (https://www.doczj.com/doc/6812527029.html,/msc) 物理与天文学分类法(PACS) (https://www.doczj.com/doc/6812527029.html,/PACS/) 光学分类与标引体系(OCIS) (https://www.doczj.com/doc/6812527029.html,/pubs/ocis/)
《信息组织》复习大纲 第一章绪论 一本章主要内容： 1．信息组织概述 信息资源、文献信息资源、网络信息资源的含义与种类；信息组织的理论基础、内容及功能；信息标引的含义及类型；信息资源描述的含义；信息排序的内容；信息组织的必要性；信息组织的研究内容、类型和方法；信息组织手段。 2．信息组织的发展 我国分类法、主题法及文献编目的发展史；国外分类法、主题法及文献编目的发展史；信息组织的发展趋势。 二、复习思考题： 1．什么是信息组织，它有哪些功能？ 2．简述信息标引过程的主要环节；按所用的检索语言分，信息标引可分为哪两种主要类型？ 3．为什么要进行信息组织？目前常用的信息组织的方法有哪几种？ 4．我国古代主要的图书分类体系有哪几种？分别有哪些较有影响的图书分类目录？ 5．DDC传入我国后，对我国近代分类法产生了哪些影响？请列举我国近代受DDC影响产生的部分分类法。 6．简述国外主题语言的演变历程（主题法类型、有代表性的词表） 7．请列举近现代欧美国家影响较大的编目规则或条例。 8．简述当前信息组织的发展趋势。
第二章信息组织分类法 一、本章主要内容： 1．分类法概述 类与分类的概念；文献分类的作用；文献分类法与电子分类法的概念；文献分类法的类型。 2．国内外主要分类法简介 《杜威十进分类法》、《国际十进分类法》、《美国国会图书馆分类法》、《冒号分类法》、《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图书分类法》及《中国科学院图书馆图书分类法》的概况、体系结构、标记制度及其特点。 二、复习思考题： 1．文献分类有何作用？ 2．什么是文献分类法？按编制方法，它可分为哪三种类型？ 3．试比较等级列举式分类法与分面组配式分类法的特点，并请分别列举国外对应的有代表性的分类法作品。 4．试比较DDC、UDC和LCC的特点。 5．简述《人大法》的特点。 6．简述《科图法》的特点。
入唐求法巡礼行记 卷一 1承和五年六月十三日，午时，第一、第四两舶诸使驾舶。缘无顺风，停宿三个日。 2〔六月〕十七日，夜半，得岚风，上帆，摇舻行。巳时到志贺岛东海。为无信风，五个日停宿矣。 3〔六月〕廿二日，卯时，得艮风，进发。更不觅澳，投夜暗行。 4〔六月〕廿三日，巳时，到有救岛。东北风吹。征留执别。比至酉时，上帆渡海。东北风吹。入夜暗行。两舶火信相通。 5〔六月〕廿四日，望见第四舶在前去，与第一舶相去卅里许，遥西方去。大使始画观音菩萨。请益、留学法师等，相共读经誓祈。亥时，火信相通，其貌如星，至晓不见。虽有艮巽风变，而无漂迁之惊。大竹、芦根、乌贼、贝等随澜而流，下钩取看，或生或枯。海色浅绿，人咸谓近陆地矣。申时，大鱼随船游行。 6〔六月〕廿七日，平铁为波所冲，悉脱落。疲〔鸟〕信宿不去，或时西飞二三，又更还居，如斯数度。海色白绿。竟夜令人登桅子见山岛，悉称不见。 7〔六月〕廿八日，早朝，鹭鸟指西北双飞。风犹不变。侧帆指坤。巳时，至白水，其色如黄泥。人众咸曰：“若是扬州大江流水！”令人登桅子见，申云：“从戌亥会直流南方，其宽廿馀里。望见前路，水
还浅绿。”暂行不久，终如所申。大使深怪海色还为浅绿，新罗译语金正南申云：“闻道扬州掘港难过，今既逾白水，疑逾掘港欤？”未时，海水亦白。人咸惊怪。令人上桅，令见陆岛，犹称不见。风吹不变。海浅波高，冲鸣如雷。以绳结铁沉之，仅至五丈。经少时下铁，试海浅深，唯五寻。〔大〕使等惧，或去：“将下石停，明日方征。”或云：“须半下帆，驰艇，知前途浅深，方渐进行。停留之说，事似不当。”论定之际，剋逮酉戌，爰东风切扇，涛波高猛，船舶卒然趋升海渚。乍惊落帆，柂角摧折两度。东西之波，互冲倾舶，柂叶着海底。舶舻将破，仍截桅弃柂，舶即随涛漂荡。东波来，船西倾；西波来，东侧。洗流船上，不可胜计。船上一众，凭归佛神，莫不誓祈。人人失谋，使头以下至于水手，裸身紧逼裈。船将中绝，迁走舻舳，各觅全处。结构之会，为澜冲，咸皆差脱。左右栏端，结绳把牵，竞求活途。淦水泛满，船即沉居沙土。官私杂物，随淦浮沉。 8〔六月〕廿九日，晓，潮涸，淦亦随竭。令人见底，底悉破裂，沙埋·（扌旁辱）栿。众人设谋：“今舶已裂，若再逢潮生，恐增摧散欤！”仍倒桅子，截落左右舻棚。于舶四方建棹，结缆·（扌旁辱）栿。亥时，望见西方遥有火光，人人对之，莫不忻悦。通夜瞻望，山岛不见，唯看火光。 9〔七月〕二日，早朝，潮生，进去数百町许，西方见岛，其貌如两舶双居。须臾进去，即知陆地。流行未几，遇两潮洄洑，横流五十馀町。舶沉居泥，不前不却。爰潮水强遄，掘决舶边之淤泥，泥即逆沸，舶卒倾覆，殆将埋沉。人人惊怕，竞依舶侧，各各带裈。处处结绳，
舌尖上的唐朝（图 戴永夏 唐朝人的主食，主要是饼和饭。这二者中，饼又占据主要地位。唐代赵璘在《因话录》中说，当时“世重饼啖”,这是多数唐朝人食饼的真实反映。 美食纪录片《舌尖上的中国》在中央台播出后，在全国各地大受欢迎，也引起了人们对美食的关注。该片介绍了我国许多地方的美食风俗，让人们在大饱眼福的同时，也领略了我国美食文化的丰富多彩。 我国是一个美食大国，不但各地都有特色美食，历朝历代也都有优良的美食传
统。尤其在经济、文化比较繁荣的唐朝，人们的生活比较安定，餐桌上也比较丰富。仅就主食而言，就对舌尖充满诱惑。 唐朝人的主食，主要是饼和饭。这二者中，饼又占据主要地位。唐代赵璘在《因话录》中说，当时“世重饼啖”,这是多数唐朝人食饼的真实反映。 唐代所说的饼，内容比今天宽泛得多。除面糊以外的各种成形面食，都可以称为饼。而唐人食之最多、最具代表性的饼，有胡饼、蒸饼和汤饼等。 胡饼是用烤炉烤制的大饼，它是汉代自西域传入，在唐代极为流行。据日本僧人圆仁的《入唐求法巡礼行记》记载：“开成六年正月六日（应为会昌元年，即公元841年）立春，命赐胡饼、寺粥。时行胡
饼，俗家依然。”这是说在立春这一天，唐武宗李炎向文武百官赏赐胡饼，而普通百姓也都喜欢这种食品。正因如此，卖胡饼的人在当时也颇受重视。《廷尉决事》中就记了这样一件事：唐代一个叫张桂的人，因卖胡饼出了名，竟被封为兰台令，成为“炊而优则仕”的一个典型代表 胡饼中有一种胡麻饼，烤制时在饼上撒了一层芝麻。白居易在《寄胡麻饼与杨万州》一诗中曾对胡麻饼赞美道：“胡麻饼样学京都，面脆油香出新炉。寄与饥馋杨大使，尝看得似辅兴无？”白居易写这首诗时，正在四川忠州做官。他说忠州的胡麻饼完全是按京都长安的方法烤制的，吃起来又香又脆。他派人把刚烤出的胡麻饼送给万州刺史杨敬之，让他品尝一下是不是跟京师最有名的辅兴坊烤的饼一模一样。短短四句诗，就把胡麻饼的风味特点及受欢迎程度生动地写了出来。
《“空海与东亚国际文化交流”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年 圆仁入唐求法之旅山东路线考述——乳山至蓬莱段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马一虹 圆仁，是日本古代著名高僧，天台宗第三代座主。公元838年（唐开成三年，日本仁明朝承和五年），圆仁随日本最后一批遣唐使团入唐，在遣唐使返国之际，以求法使命未遂，携弟子唯正、唯晓及傔从丁雄万（一说满）脱离使团，欲独赴天台山求法。圆仁一行从扬州起便“苦设留却之谋”，但直到去了山东赤山法华院，才得以实现。在那里，圆仁听从当地僧人劝告，转向五台山巡礼。到次年四月离开山东去五台山之前，圆仁在山东停留了1年。圆仁由五台山辗转到长安，在那里滞留5年，期间遭遇“武宗灭佛”，被迫请求还俗回国。他原打算从楚州过海回日本，楚州县司要求其必须到“登州地极之处”，方可上船归国。无奈，圆仁只好再度长途跋涉回到山东。到唐大中二年（847年）九月出赤山归国时，圆仁已经又在山东（主要是赤山法华院）度过了2年多时光。即，在圆仁滞留唐土9年又7个月的时间里，有3年多是在山东度过的。这期间，圆仁亲眼见证了登州作为唐代对外关系一个窗口的实态，目睹了在唐新罗人的生活及文化状态，记录了唐地方行政的具体运作情况，包括官署对新罗、渤海使者的安排、管理等，这些见闻留在其归国后撰著的《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以下略为《巡礼行记》）中。《巡礼行记》与唐玄奘的《大唐西域记》和马可波罗的《东方见闻录》一起，被并称为“世界三大游记”。 关于圆仁入唐巡礼的大体路线图，现有几种版本的《巡礼行记》中或有标识１；小野胜年先生已有四卷本的考释２，此外，美国的赖肖尔３以及我国的学者４都先后作过校注或围绕某一专题的相关研究５等。但是关于遣唐使具体的登陆地点和经由县、乡、村等的研究，则廖寥无几６。圆仁山东所经州县乡村的具体所在，同样模糊不清。本文主要根据过去两年里的实地调查７，结合文献资料、古今地图对照，及胶东地区乡土研究成果，对圆仁在乳山至蓬莱间海路的行动路线作一梳理８。主要以上述研究或考释中未曾涉及或未得到确解的内容作为研究对象，尝试提出自己的浅见。以期深化并促进关于《巡礼行记》以及古代中日文化交流的研究。 一、《巡礼行记》所见赤山法华院的重新发现及相关问题 应该说，能够将圆仁在山东行迹作为探讨对象提出来，在相当大程度上得益于前记“赤山法华院”旧址的发现带来的启示。 1923年，日人大宫权平和松穆堂在青岛立下“慈觉大师山东遍路图碑”。图
跋美国国会图书馆藏明刻本《两镇三关通志》 来源：中国论文下载中心 [ 08-07-31 14:57:00 ] 作者：特木勒居蜜编辑：凌月仙仙 【内容提要】 本文在比较国会图书馆、天一阁和东洋文库本的基础上判定美国国会图书馆所藏明刻本《两镇三关通志》是迄今所见存世最好的刻本。同时围绕和田清和司律义有关明代蒙古史研究的成就与缺憾，检讨《两镇三关通志》的史料价值。以明朝为正统的“华夷之辨”思想是《两镇三关通志》文本产生过程中的重要的制约因素。 【关键词】《两镇三关通志》/尹耕/翁万达 一、国会图书馆所藏《两镇三关通志》 从1918年4月到1919年7月，美国农业部植物学专家施永高（Walter T. Swingle，或译“施永格”）在中国和日本为美国国会图书馆（以下简称“国会”）搜购了大量典籍。在中国，他通过张元济等版本目录学专家的帮助，收集了413种地方志，其中包括2种省志、87种府志、324种县志。根据《国会图书馆馆员1919年年度报告》（Report of the Librarian of Congress and Report of the Superintendent of the Library, 1919.以下简称《报告》）的描述，在上述400余种方志中，有很多种在当时“即使在中国都已经非常稀罕”，《两镇三关通志》（以下简称《通志》）就是其中之一。关于《通志》的价值和入藏“国会”的由来，《报告》说得很简略： 除了官修地方志，（施永高）还购买了大量的非官修地理著作，其中很多即使在中国都已经非常稀罕，佚名明朝官员纂修的《两镇三官通志》就是一例。该书是有关中国北方边界的记录，记载了迄至十六世纪上半叶的蒙古人和满洲人的入侵。也许是由于书中的反满倾向，此书没有被列入乾隆的帝国文献目录。①《报告》所谓“乾隆的帝国文献目录（Ch'ien Lung's imperial catalogue）”，应该是指《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该书没有收录《通志》的原因不得而知，可以肯定的是，这个原因绝非所谓“反满倾向”（anti- Manchu tendencies）。《通志》是产生于16世纪中期明朝西北边镇的地方志，所反映的是长城中部沿线地方的历史沿革，其重点是明朝开国迄至嘉靖二十八年（1549）的明朝西北长城沿线的明蒙关系。《通志》虽然片言只语提及北宋末年金朝军队对北方边镇的占领，却完全没有涉及，也不可能涉及远在辽东边外，迟至17世纪初才崛起的满洲。无论从时间还是空间上讲，《通志》都不会出现什么“反满倾向”，对于上引《报告》的后一段话，我们不必过于认真，但是《报告》的前一句话应该引起我们足够重视，诚如《报告》所说，在施永高搜购的大量方志中，《通志》的确是一种非常珍稀的中国地方志。近来的共同研究使我们对“国会”所藏《通志》数量上的稀有程度和精良的版本质量有了新的更多的认知。 早在20世纪30年代，王重民先生为国会善本书撰写提要，他最早研究了“国会”所藏《通志》，现征引他的描述如下： 《两镇三关通考》，残，存十三卷，八册，（国会）。明嘉靖刻本［十行二十一字（23* 16.2）］。按千顷堂书目卷八载是书作二十三卷，后来殊少著录，日本东洋文库亦有残本，缺卷十四至十八，比此书犹多五卷。考卷内叙事至嘉靖二十八年五月，当即纂于是年。《凡
从序文可知，玉川子，也就是卢仝，在扬州滞留期间住在萧庆中为移居洛阳想要卖出的房子里。后来卢仝在回洛阳之前在和萧庆中宅院中的竹、石、草告别之际作了这二十首赠答诗。从“萧才子修文行名”一句可以看出，卢仝和萧庆中之间的交友是因为有共同的兴趣爱好，也即是长于诗文吧。 以上所述有关萧庆中的记事都是来自于卢仝的诗。因此，想要弄清卢仝的享年以及人物活动，必须对萧庆中其人进行探讨。 遗憾的是，有关卢仝的享年以及人物活动有很多不详之处。现在对卢仝的生平的一般认识如下：卢仝于大历五年（七七〇）前后生于济源，二十七岁左右之前隐居王屋山和嵩山（少室山），贞元十三年（七九七）随父移居扬州。四年后父亡，卢仝返回济源，贞元十八年在洛阳购置宅院，举家迁往洛阳。元和四年（八〇九）三月，与诗人韩愈共同从洛阳出发前往嵩山，元和六年冬变卖旧宅前往扬州。翌年，与诗人孟郊叔父孟简相会，作五首唱和诗。随后返回扬州，在故交萧庆中扬州家中短暂停留，元和八年（八一三）返回洛阳。可以明确的一点是，翌年卢仝将儿子托付给了一位长安的友人，但随后却不知去向。根据唐代李玫著《纂异记》，宋代钱易著《南部新书》等故事来看，一般认为宰相王涯在大和九年（八三五）十一月发生的甘露之变中失势，当时卢仝正住在其府邸所以被人杀害。 卢仝的诗《萧二十三赴歙州婚期二首》作于元和八年。前往歙州赶赴婚期的萧庆中当时二十岁有余，这样的话，开成五年（八四〇）三月与圆仁相见的时候，萧庆中至少已经五十岁左右了。 据《大唐巡礼求法行纪》卷二和《慈绝大师传》的诸本记载，萧庆中时任青州节度使（平卢节度使）的判官。判官是仅次于节度使、副大使、知节度使、行军司马、副使的行政事务官员，定员一人。由此可见萧庆中是具有相当强的行政能力的。《唐会要》卷七六《贡举中》的进士条中有“宝历元年四月，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唐绅、杨俭、韦瑞符、舒元褒、萧敞、杨鲁士、来择，赵祝、裴晖、韦繇、李昌宝、严楚封、李涯、萧夷中、冯球、元晖及第”，可知宝历元年（八二五）四月有个叫萧夷中的人中了进士第。只可惜萧庆中和萧夷中的关系并不明确，也有可能二者为同一人。如前所述，《大唐巡礼求法行纪》中把“庆”字误写为“度”字，因此亦可认为，《唐会要》中的“夷”字也有可能是笔误。 另外，与萧夷中同时中进士第的还有杨鲁士，《大唐巡礼求法行纪》卷四的会昌五年（八四五）五月十五日条中有： 职方郎中、赐绯鱼袋杨鲁士，前曾相奉，在寺之时，殷懃相问，亦曾数度到寺检校，曾施绢褐衫裈等。今交郎君将书来，送潞绢二疋、蒙顶茶二斤、团茶一串、钱 两贯文，付前路书状两封，别有手札。 当时，杨鲁士是从五品上的职方郎中。开成五年三月，圆仁拜访过萧庆中，他在长安滞留期间与杨鲁士的相识可能是经过了萧庆中或者萧夷中的介绍。 这里值得注意的是，卢仝的诗《寄萧二十三庆中》中有“嵩山之庐”一词。也就是说元和八年（八一三）夏，身在扬州的卢仝称自己来自嵩山。元代的辛文房著《唐才子传》中的卢仝条有“初隐少室山，号玉川子。（中略）后卜居洛阳城”，宋代晁公武著《郡斋读书志》卷四中有“隐少室山，号玉川子”，可知卢仝在很早前就开始隐居少室山了。 韩愈著《嵩山天封宫名》（收录于清代叶封撰《嵩阳石刻集记纪遗》）中有： 元和四年三月二十六日，与著作佐郎樊宗师、处士卢仝，自洛阳中至少室谒李征君渤。樊次玉泉寺，疾作，归。明日，遂与李、卢、道士韦濛、僧荣，过少室而 抵众寺，上太室中峰，宿封禅壇下石室。遂自龙泉寺，钓龙潭水，遇雷。明日，
LIBRARY OF CONGRESS CLASSIFICATION OUTLINE CLASS M - MUSIC Subclass M M1-5000 Music M1-1.A15 Music printed or copied in manuscript in the United States or the colonies before 1860 M1.A5-3.3 Collections M1.A5-Z Miscellaneous M2-2.3 Musical sources M3-3.3 Collected works of individual composers M5-1480 Instrumental music M5 Collections M6-175.5 One solo instrument M176 Motion picture music M176.5 Radio and television music M177-990 Two or more solo instruments M1000-1075 Orchestra M1100-1160 String orchestra M1200-1270 Band M1350-1366 Other ensembles M1375-1420 Instrumental music for children M1470-1480 Aleatory music. Electronic music. Mixed media M1490 Music printed or copied in manuscript before 1700 M1495-2199 Vocal music M1495 Collections M1497-1998 Secular vocal music M1497 Collections M1500-1527.8 Dramatic music M1528-1529.5 Two or more solo voices M1530-1609 Choruses M1611-1624.8 One solo voice M1625-1626 Recitations with music M1627-1853 Folk, national and ethnic music M1900-1985 Songs of specific groups or on specific topics M1990-1998 Secular vocal music for children M1999-2199 Sacred vocal music M1999 Collections M2000-2007 Dramatic music M2010-2017.6 Choral services, etc. M2018-2019.5 Two or more solo voices M2020-2101.5 Choruses M2102-2114.8 One solo voice vii
东营市图书馆业务竞赛选拔试题 单位：姓名：分数： 一、单选题（30题，每题1分）： 1、以下哪种方法不是图书馆学研究的专门方法（）。 A、图书馆统计法 B、读者（用户）调查法 C、数字方法 D、移植法 2、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英文缩写为（）。 A、ISO B、UNESCO C、IFLA D、WIPO 3、图书馆信息咨询，如果从（）年美国塞缪尔?S.格林（Samuel ）倡导“帮助读者”算起，至今已有约100多年的历史。 A、1886 B、1887 C、1876 D、1878 4、1928年，（）图书馆在公共图书馆中率先设立参考科。 A、京师 B、北海 C、江苏省镇江 D、安徽省立 5、（）数据库是一种计算机化的术语词典或词库，俗称电子词典或机读词典。 A、指南 B、数值 C、全文 D、术语 6、（）是最大限度缩小文献信息资料查找范围、提高检索效率的一种查检方法。 A、限定法 B、排除法D、抽查法D、参引法 7、以下属于同步参考咨询系统的是（）。 A、电子邮件系统 B、电子公告栏系统 C、FAQ系统 D、聊天咨询系统
8、下列哪项不属于图书馆工作标准化应注意遵循的原则（） A、科学性原则 B、协调原则 C、现代化原则 D、统一原则 9、下列哪项属于语义信息组织法（） A、字顺组织法 B、代码法 C、分类组织法 D、概率组织法 10、下列哪项不属于图书馆自动化集成管理系统的子系统（） A、文献管理子系统 B、流通管理子系统 C、连续出版物子系统 D、参考咨询子系统 11、下列哪项不包含在图书馆统计的指标体系中（） A、借阅量指标 B、馆藏文献量指标 C、用户量指标 D、建筑指标 12、古代以十二地支来表示一昼夜十二时辰的变化，其中子时是指（） A、23：00～1：00 B、24：00～2：00 C、22：00～24：00 D、1：00～2：00 13、下列哪项属于汉字音序排检法（） A、部首排检法 B、声部排检法 C、时序法 D 号码法 14、下列哪种搜索引擎属于典型的目录式搜索引擎（） A、Google B、百度 C、Yahoo D、MSN 15、根据检索内容、检索目的及检索工具不同，信息检索可以分为文献检索、事实信息检索和（）三大类型。 A、语言信息检索 B、数据信息检索 C、文本信息检索 D、文献原文检索 16、（）和自然语言代表了未来信息检索语言的发展方向。 A、分类语言 B、主题语言 C、分类主题一体化语言 D、叙词语言 17、我国最大的一部官修目录是清代的（）。
分类法总结 第一节 分类标引语言概述 1. 类（Class ）具有某种或某些相同属性或特征的若干事物的集合，是对具有同样属性的一 组事物进行概括而形成的概念。 2. 分类（Classification ）把相同的事物集中在一起，把不同的事物区分开来，而且把不同 的事物根据彼此相互的关系，组成一个系统，形成一个体系。 3. 文献（Document ）用文字、数字、图形、图表、符号、声频、视频等手段将人类知识、 经验、信息记录下来的一切物质载体。 4. 文献分类（Classification of Document ）是运用特定的分类语言，揭示文献所记载的知识 5. 分类法：以 科学分类和知识分类为基础，对概括信息内容及某些外表特征的概念或术语， 进行逻辑划分和系统排列而形成的类目一览表。 （二）分类法的概念逻辑原理 1.概念的内涵与外延 （1）概念的内涵 —— 指反映事物的内容或质的规定性，即反映事物的本质属性。 （ 2）概念的外延 —— 指事物的适用范围或量的规定性，即反映本质属性的一类一类、一个一个事物。 2.概念的划分与规则 以事物的某种属性作为标准，将属概念划分为各有关的种概念的逻辑方法。 划分的三个要素 母项——被划分的概念。 子项——从母项划分出来的新概念。 划分标准——将一个母项划分为若干个子项所依据的标准。
三、分类法的基本类型 1.等级列举式分类法（Grade enumerate Classification）以科学分类为基础，运用概念的划分与概括原理，把概括文献内容及某些外表特征的主题概念列举为类目，通过概念的层层划分和隶属，构成概念等级体系，为每个类目配上相应号码作标识的标引语言。 例子：《杜威十进分类法》：简称杜威法 （Dewey Decimal Classification，DDC ） 《美国国会图书馆图书分类法》:简称国会法 （Library of Congress Classification，LCC） 《中国图书馆分类法》: 简称中图法（Chinese Library Classification，CLC） 等级列举式分类法的特点 （1）根据用户使用需要，按学科或专业有层次的集中、系统地揭示文献内容。 （2）采用等级列举方式，将分类结构加以完整显示，类目体系概括、直观。 （3）标记符号简短明了，既适用于分类检索系统，又适用于文献分类排架与文献分类统计。等级列举式分类法的不足 1.不能充分揭示文献中的专深主题和复杂主题。 2.其等级结构、单线序列和先组式标记，使类表具有一定的凝固性，不能根据需要随时改变和调整检索途径。 3.其静态结构具有一定的拘束性，难以与科学的发展保持同步。 4.类目详尽、篇幅较大，对类表管理的要求较高。 2.分面组配分类法（Faceted Classification） 运用概念的分析与综合原理，将文献中复杂的主题概念分解成若干个简单的主题单元或概念因素，再通过若干个简单主题单元的组配来综合表达复杂的主题概念。 典型的分面组配分类法是印度著名的图书馆学家阮冈纳赞创建的《冒号分类法》（Colon Classification，简称CC） 分面组配分类法的特点 1.通过概念组配，能够较准确地揭示文献中大量存在的专深主题和复杂主题。 2.分面标记具有较强的表达性，可以表达出主题成分所属的分面。 3.对科学的发展具有较强的适应性，可以通过组配方式，表达复杂主题。 4.组配分类法的类表篇幅较小，便于控制、管理、增补、修订等。 分面组配分类法的不足
第 5 章主题组织 5.1主题组织概述 5.1.1主题组织内涵 主题组织是按照信息对象等所反映的主题特征的异同，用接近自然语言的这些语词能表达宽泛程度各异的概念语词和语词符号标识这些特征，通过参照系统等方法揭示概念词间关系，并将概念语词、语词符号按音、形顺序排列来组织信息，以便提供一种易用的面向具体事实、概念的检索途径的信息组织方法和活动。它是信息组织两大方法之一，在现代信息组织活动中占有十分突出的地位。 主题表是主题组织法的运用结果，主题表习惯上也称为主题法，它与我们所说的主题组织法是不同的概念。 5.1.2主题语言 1．主题、主题词、主题表 主题指信息对象所表达或反映的主要内容、问题或事物。按信息所表达的中心问题数量的多少，主题可分为单主题和多主题两种类型。单主题只含有一个中心问题，即只有一个主题；多主题指含有两个以上的中心问题，即有两个以上主题。 主题词是用于描述、存贮、检索信息主题的受控词汇，是主题表中能表达一定意义的最基本词汇单元。主题词是以众多的事物概念为基础的，它是事物本质属性的概括，是一个类称概念。主题词的选用主要依据三方面，即出现频率、标引频率、查找频率。具体来讲是应具有实际检索意义，主题词分为单元词、标题词、关键词和叙词，标题词是先组式语言，即在主题标引前，其概念已组配好；单元词和叙词是后组式的语言，即只在正式标引式才将概念加以组配，显然它的适用能力比先组式语言强；而关键词是不受控制的语词，是一种接近自然语言的一种主题语言。主题词具有概念性、控制性、组配性、语义性、动态性等特征。 将主题词按一定方式、规则组织成的词汇表称为主题词表，主题词表按主题词的类型可划分为标题词表、单元词表和叙词表，按主题检索标识的不同组配程序，分为先组式主题表和后组式主题表。二者的含义差别体现在主题词表在标引前是否已经组配好。 2．主题语言要素 主题语言的要素，包括以下四个方面： ①语词标识：标识有两类即号码标识和语词表示，语词表示是采用自然语言中的但经过控制的名词术语，作为描述文献主题的标识。 ②字顺系统：汉字字顺系统主要有音序和形序。 ③参照系统：是主题词表显示主题词语义关系的语义词网络。 ④主题检索工具：是根据主题语言原理编制的各种主题检索工具，主要是主题目录、主题索引、计算机中的主题词倒排档等。
Open Journal of Historical Studies 历史学研究, 2019, 7(2), 66-76 Published Online April 2019 in Hans. https://www.doczj.com/doc/6812527029.html,/journal/ojhs https://https://www.doczj.com/doc/6812527029.html,/10.12677/ojhs.2019.72010 The Investigation of the Exchange between Japanese Monks and Chinese Officials in Late Tang Dynasty before and after the Huichang Buddhism Crisis —Centered on Ennin’s Diary The Record of a Pilgrimage to China in Search of the Law Zhengdong Xu Foreign Languages School, Guizhou University, Guiyang Guizhou Received: Mar. 12th, 2019; accepted: Apr. 1st, 2019; published: Apr. 8th, 2019 Abstract In the ninth century, many monks from Silla, India and Japan went to China for the study of Budd-hism. Among them, there is a Japanese monk, Ennin, who wrote a book on the pilgrimage to China in the late Tang Dynasty. The book The Record of a Pilgrimage to China in Search of the Law docu-mented the Buddhism exchange in China during this period (late Tang Dynasty). This paper tries to make a simple analysis of this subject, based on the activities and exchanges between Japanese monks and Tang Dynasty’s officials around the Huichang Buddhism Crisis, combining the back-ground of the Buddhist clergy and the political situation in the late Tang Dynasty. In this article, the author firstly wants to know the attitude of the Tang Dynasty officials to the Japanese monks, which will inevitably involve the management systems about the foreign monks in the late Tang Dynasty. In addition, whether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nese officials and Japanese monks changed before and after the Buddhism Crisis is also worthy of attention. In the process of analyz-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nese officials and Japanese monks in the late Tang Dynasty, we can understand the social image about the late Tang Dynasty. Keywords Huichang Buddhism Crisis, Pilgrimage to China, Exchange between Japanese Monks and Officials, Late Tang Dynasty 会昌法难前后日本僧侣与唐朝官员交流的考察 ——以《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为中心
数字图书馆中的文献分类法 部门： xxx 时间： xxx 整理范文，仅供参考，可下载自行编辑
数字图书馆中的文献分类法 王绍平 <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图书馆编目部 200030） 摘要现代信息技术与通信技术的发展为文献分类法整合数字信息资源、提高数字化信息服务的效率拓展了新的领域。目前正在开展的一些数字与网络化环境下分类法的应用工程，大致显示出分类法组织、利用数字信息资源的特殊作用。文章就分类法在国内数字图书馆工程中的应用前景提出了一些建议。b5E2RGbCAP 关键词分类法、网络信息资源、数字信息资源、数字图书馆、机读分类法、信息可视化 Classification Schemes in Digital Libraries Wang Shaoping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Library 20030> AbstractDevelopments of modern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ies have opened up new fields for classification schemes to integrate digital and network information resources and to improve efficiencies of digitized information services. Applications concerning classification schemes as such are currently underway in digital and networked environments have made clear some special roles played by classification schemes in organizing and developing digital information resources. Some suggestions are presented with respect to
梵呗赞诵法器解说 梵呗赞诵法器解说——钟 钟，寺院为报时，集合大众时而敲击的法器。其形制有梵钟及半钟两种。梵钟又称大钟、钓钟、撞钟、洪钟、鲸钟、蒲牢、华鲸、华钟、巨钟。多属青铜制，少数为铁制，一般高约150公分、直径约60公分，形式是上端成雕成龙头的钓手，下端有相对的两个莲华形撞座，称为八叶，撞座以下称草间，下缘称驹爪;以上则分池间、乳间两部分，且乳间有小突起物并列环绕，又联结撞座呈直角交叉的条带称为袈裟举，又名六道，另外，钓手旁有呈圆筒状的筒插通内部。此类钟多悬于钟楼，作为召集大众时或早晚报时之用。
北京大钟寺大钟,图片来源:慧海佛教资源库提供, 《敕修百丈清规?圣节》中 说呜大钟为召集大众上殿及警觉睡眠:“鸣大钟及僧堂前钟集众，列殿上，向佛排立。”又上书《法器章》中说:“大钟，丛林号令资始也。晓击则破长夜，警睡眠;暮击则觉昏衢，疏冥昧。引杵宜缓，扬声欲长，凡三通，各三十六下，总一百单八下，起止三下稍紧。” 而在叩钟时，如果能观想觉悟一切众生，则获利更大。文中又说:“鸣钟行 者，想念偈云:‘愿此钟声超法界，铁围幽暗悉皆闻，闻尘清净证圆通，一切众生成正觉。’仍称观世音菩萨名号，随号扣击，其利甚大。” 其所发之音或称鲸音。又后世多在其表面平滑处刻铭。 静安寺藏清龙扣铜钟,图片来源:慧海佛教资源库提供, 在《增一阿含经》中说，若打钟时，一切恶道诸苦，并得止息。在《付法藏传》卷五中记载:“古月支
国王，因为与安息国战争，杀人九亿。因为恶报的缘故，死后化为千头大鱼，顶上有剑轮绕身砍头。可是随砍立即又出生，极痛难忍。于是前往请求罗汉僧长(常)击钟声，以止息其苦。” 《续高僧传?释智兴传》中有一个故事，有一亡者托梦予其妻说:“我不幸病死，生于地狱，赖蒙禅定寺僧智兴鸣钟，响震地狱，同受苦者一时解脱。”有人就问智兴:“为何鸣钟能有如此感应,” 智兴回答:“我并无特别的神术。只是见《付法藏传》中说罽贼吒王剑轮止停 之事，及《增一阿含经》中钟声功德，敬慎遵行，苦力行践之。我每次呜钟之 始，皆祈愿诸贤圣同入道场，然后三下;将欲长打，如先致敬，愿诸恶趣，听闻此钟声，俱时得离苦。如此愿行，心志恒常敬奉而修力，或许是如此而有感应吧～” 半钟又称唤钟、小钟，多以真鍮(黄铜)铸造，通常高约60—80公分，乃吊于 佛堂内之一隅，因其用途系为普告法会等行事之开始，故亦称行事钟。寺院大钟之制源自印度，然钟在该地系称犍稚，如《增一阿含经》卷二十四中说:“阿难即升讲堂，手持犍稚并作是说:我今击此如来信鼓，诸有如来弟子众者尽当普集。”此有木、石、铜制之别，雕刻极为精美，多悬于钟台。在中国，黄帝时即有工匠垂铸钟，原系祭祀、宴享的乐器，如西周有所谓的“编钟”。到佛教传入后，始成寺院中的法器。此物多为青铜制，外形朴素，常刻有铭文，且自六朝时代起多挂在钟楼。如《广弘明集》卷二十八列有大周二教钟铭(北周?天和五年武帝制)、大唐兴善寺钟铭、京都西明寺钟铭(唐?麟德二年造)等。又，苏州寒山寺之钟，因唐?张继《枫桥夜泊》诗而闻名于世。另据日僧圆仁之《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卷三所载，五台山的钟楼谷乃是文殊菩萨一度示现金钟宝楼之处。 朝鲜自古亦有梵钟，然其制稍异，无袈裟(左边礻+右边举)。其中，新罗?惠恭王七年(公元771年)所铸造的泰德寺钟，现今悬于庆州南门外的钟楼。日本的梵钟深受中国、朝鲜的影响。其被列为国宝的寺钟之中，有不少即来自此二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