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考古的开展及其意义
作者：刘国祥
【保护视力色】【打印】【字号大中小】2010-06-25 16-05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考古学的发展取得了长足进步，重大考古发现层出不穷，各类出土文物标本数之不尽，具有中国特色的考古学体系得以确立，充分揭示出中华民族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上所做出的卓越贡献。通过开展公共考古活动，向广大社会公众宣传考古成果，普及考古知识，对于提高全民文化遗产保护意识，传承与弘扬中华优秀历史文化具有深远意义。2008年10月，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成立公共考古中心，致力于推进中国的公共考古事业。
我国地域辽阔，地上和地下文物资源丰富，从而决定开展公共考古的形式和内容应该是多种多样的。目前考古所公共考古中心开展的活动可以分为以下几类：一是策划、组织考古文博工作者撰写或编纂普及类读物或图录；二是联合电视台或影视公司拍摄文物考古类专题片；三是策划、组织面向公众的考古论坛或专题讲座，介绍考古新发现和相关研究成果；四是组织公众代表参观考古发掘现场或走进博物馆，主流媒体跟踪报道。
为庆祝新中国成立60周年，2009年9月，社科院考古所公共考古中心与二里头考古工作队联合组织了以“走进二里头感知早期中国”为主题的公共考古活动。许宏研究员为公众代表详细介绍了二里头遗址的发现和发掘经过及50年来取得的重要研究成果，带领大家实地考察了二里头遗址及出土文物标本，随后组织了以“公众视野中的早期中国”为主题的讨论，使大家深入了解到二里头遗址在中华文明进程中的重要地位及东亚地区的影响力。
殷墟被誉为中国现代考古学的圣地和摇篮，2006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其正式列入“世界遗产名录”。2009年6月，社科院考古所公共考古中心与安阳工作站联合组织了以“走进安阳见证埋藏在地下的商王朝”为主题的公共考古活动。唐际根研究员为公众代表和媒体记者现场介绍了正在发掘的一座商代贵族墓地的情况，在随后组织的公共考古论坛上还向大家介绍了殷墟申遗的历程和经验，以及申遗成功后殷墟整体保护面临的新问题。
安阳西高穴曹魏大墓的消息被公布后，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围绕着墓主人是不是三国时期叱咤风云的曹操，在学术界与社会相关人士之间，引发了激烈的争论。公众迫切希望了解关于这一墓葬的详尽而准确的信息。王巍所长带领本所11位专家到发掘现场进行实地考察后，2010年1月，由公共考古中心组织了以“聚焦曹魏高陵”为主题的公共考古论坛，发掘领队介绍了发掘过程和主要收获，相关专家从不同侧面进行了论证分析，新华网和人民网进行了现场直播，对广大公众进行了正确引导，体现了公共考古的重要社会价值。
中国玉文化有8000余年的历史，是祖国传统文化的精髓。为了推动玉文化的研究，扩大玉文化的传播，探索中华民族数千年爱玉和用玉传统的形成及对人类文明史的贡献，由社科院考古所公共考古中心联合相关单位于2008年和2009年分别在绍兴和珠海成功举办了两届“中国玉文化名家论坛”，第三届将于2010年7月在海拉尔举办。论坛汇集了海峡两岸三地研究玉文化的资深专家，主题鲜明，内容丰富，满足了广大社会公众对玉文化知识的需求。
推进中国公共考古事业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但前景广阔，意义深远。将重要考古发现和研究成果向大众普及，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是考古工作者义不容辞的责任，同时将有效促进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增强民族自信心、自豪感和凝聚力，提升中华文化的软实力，扩大中华文化的国际影响力，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事业贡献力量。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2010年6月25第7版)
中国考古学的缺失
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罗泰教授（Lothar von Falkenhausen）很喜欢中国的美食，性情也相当温和，但谈及中国考古学的现状时，他会很激烈地批评电视台的《鉴宝》类节目，批评一些大学考古系开设的面向文物收藏家的公众考古课程。作为著名考古学家张光直先生的学生，他对维护中国考古学的纯净有着近乎信徒般的热忱，这种情怀值得圈内的人士深思。
黄晓峰陆静
最近中国考古界最热的话题就是曹操墓，似乎考古发现不能与历史名人联系起来，就无法引起足够的重视，这是否背离了考古学的本质？
罗泰：曹操墓是一个很有代表性的例子，从中不难看出中国考古学家的一种压力。他们把很好的考古学材料拿出来，但是只把它当作纯考古学材料是不够的，一定要和某个著名的人物联系起来才行。仅仅发现一个很好的青铜器是不够的，必须是某某名人使用过的，那样才能吸引观众的兴趣。其实考古学的本质并不在于把这些东西和已有的文献记载结合起来。如果仅仅着重于这样的连接，即使不是从事考古学的人也能做到。考古学应该先把那些物质文化本身弄清楚，在此前提之上，与曹操之类的人物联系起来倒也无妨。但重点并不在于某某遗迹现象是否和人们已经认识的人物有关系，有关系固然不错，没有关系也是无所谓的。
考古学自己有一套可以向公众表达的东西，排除那些与有名的历史人物有关的东西，仅将考古的发现放到博物馆中作为考古学展出，依然可以吸引大量的观众。这样要强调的大概就是它们的艺术价值、在器物史上的功能或者科技方面的重要性等。考古学有自己的研究方法，不需要依附于历史学，两者是平行合作的关系。通过考古学特有的一些方法，考古学可以自己写一套历史——非文献的历史。当然也必须有一定的历史方面的底蕴，考古学家在这方面的问题并不大，大家都受过必要的历史训练，所以到了某种程度也会运用到历史文献。相对而言，历史学家现在也越来越喜欢运用非文字材料，但是我发现往往考古学家用历史文献材料的时候，在方法上存在缺陷。文献有一套适合自己的研究科学，真的要对此做出贡献的话，必须对文献学有很深的了解。但99%的考古学家其实对这个领域并不了解，而且考古学家有时在运用这些文献的时候显得别扭，还不如不用，把这类的工作交给真正以文献为本的历史学家。反言之，历史学家用考古材料也有类似的问题。
当历史学家根据文献得出的结论与考古学家根据物质材料得到的结论相左时，差别是显而易见的。由于每个时代所得到的文献资料具有时代的局限性，历史学家所得出的结论与考古资料的不一致，很多时候是年份上的差异造成的。以用鼎制度为例，这是考古学在近半个世纪以来对古代中国研究做出的伟大贡献之一。但若仔细探究的话，文献和考古材料并不完全一致。考古材料在每个时代都有变化，而文献资料又比较笼统，而且资源匮乏，两者之间
甚至互相矛盾。当文献完成的时候，学者已然有了各自的理解，考古学也可以证实，文献完成时期所实行的用鼎制度与文献中所记载的已经有所不同了。任何一种文献记载的与考古学在同时代的发现都不相同，所以两者之间存在空隙。但是这些空隙都非常有意思。并不是因为学者研究的不地道，导致了两者之间不完全一致，或者说这种不一致其实是正常的。根据考古学的发现，那些文献资料虽然是从战国末期到东汉之间完成的，但它们描述的用鼎制度，其实通过考古学的研究，可以给出明确的时间点在公元前850年到公元前600年左右，是远远早于文献创作的时代。好像那个时代用鼎制度的遗留还被后代的知识分子保留下来了。虽然仪式的执行者已经不按照记载中的方式进行了，但是他们仍然保留着应该如何进行的文字记载。我相信在当时，孔子提到的那些周制也应该是这些制度，而不是他真正生活的那个时代。所以我并不是说考古不能帮助文献学家把他们的文献理解得更清楚，但是它依然有自己的范围，与文献学区分开来，又要把文献中的意图、限制和时代背景都弄清楚，最后才是综合性的研究，讲出很有趣的故事。关于这样的一种方式，在德国十九世纪有一个将军在军事上也有运用，叫作“分行合击”。
您提到分行合击的方式，但在中国也有自己的一套行事之道，比如夏商周断代工程，就是将所有的资源整合到一起去进行研究，在您看来这对考古学是好事还是坏事？
罗泰：其实考古学和所有其他的学科都是一样，应该要在学科间寻求必要的合作。说到夏商周断代工程，当然其中有一些令人不满的事，但有一点是必须承认的，当时考古基本上已经开始用自己的方法来进行研究了。物理学、年代学更是如此，文献学也是如此，他们并没有互相加入对方的领域。我当然没有参与其中，好像他们那个时候并不欢迎外来的学者。西方其实对此非常重视，当然从基本的方法论来说，他们当时希望得到的结论，是无法得到的，至少考古学是提供不了的。因为考古学在原则上往往无法确定某段历史的演变过程或者某个事件具体是在哪一年发生的，它可以指出一个大概的范围，如果把地层学、地形学做好的话，可以将范围尽量缩短，可以到十年、二十年内，那就算特别不错了。但它的学科性质就决定了无法给出确切的某一年。它只能提供一个95%的可能性，还有5%的可能根本不在这个范围里面。如果不明白这个逻辑顺序，那就是对学科工具本身的一种误用。而唯一的能够确定某个具体年份的是文献学，根据文献的记载可以确定具体的某一个时间点。我们已经知道在夏商周那个时代，特别是西周早期到公元前840年，这个部分的文献记载是缺失的，而有一些文献又互相矛盾，无法结合到一起。在这方面司马迁的做法是可取的，不妄下结论，而是把一切都并列，以便后世参考。我们清楚大致的时间段，只是不能具体地指出是哪一年。从考古学的角度出发，这已经完全足够了。我们研究考古的人，不需要知道武王伐纣具体是公元前1050年还是1046年，考古对于物质文化的研究，十年的范围是可以容忍的。而且历史文献已经可以给我们指定出这十年的范围，可能性较大，但也不是100%。可是为了了解这个，就不需要庞大的夏商周断代工程了。这些是原先就已经知晓的，可以开一个会让专家讲几句话就解决了。当然还是有些不同的声音在，也不能说是完全解决了。但是从考古学的角度讲，二十年和五十年这样的差别也是可以容忍的，只是能在十年的范围内更好。所以其实在夏商周断代工程中，考古学可以做的，在工程开始之前就已经完成了，之后仅仅只是文献学和较为专业的天文学方面的工作。要解决这么具体的年代，考古学没有用，但是它也可以在背后帮忙，划分商晚期和西周早期文物之间的一个分界线。可能很模糊，因为在物质文化中并不是非常容易就能看出来，尤其是处于某个时代的晚期和下一个时代的早期，特别是商代晚期的一些现象被保留到了周代的早期。
既然中国的考古学家已经知道在夏商周断代工程中，他们所能起到的作用很有限，为什
么还要参与进去呢？
罗泰：他们是被逼迫参与的，我的老师、现在已过世的邹衡教授，当时从考古学的立场提出了非常尖锐的批评。包括他周围的一些人都写过批评的文章，一些不参加断代工程的人可以提出批评意见，邹衡先生就是被逼迫参加这些会议的。他对一开始基本的方法论就提出了怀疑，别的学者也不见得不同意他的观点。因为他是一个元老，也已经退休了，所以比较敢言，但那些年轻的学者就不敢过多地表态了。但是我觉得这个工程也不是完全没有好处，这种将几个学科放到一起合作研究的精神是可取的。只是提问的方向可能不是最恰当，带有一些政治因素和民族的情绪，当然这是可以理解的。我虽然不是中国人，但对于这种想法完全可以理解，甚至有很切身的体会。因为在国外，从某种程度上，我也是代表中国的文化，也会碰到研究埃及、两河流域的学者的一些质疑，也觉得非常刺耳。其实大家都知道中国文明非常重要，但是这种重要性要如何界定呢？是否要将所有的古代文明放在同一个标准上衡量？如果将古老作为标准，那么第一名就是两河流域，其次是古埃及，再下来是印度河流域，之后是中国，接着可能是南美，最后是非洲。但毫无疑义的，各个文明还有其他内在的东西，是否发生得最早不很重要。想象下，一个家族中并不一定是老大在历史上最为杰出，也许老三更伟大。李学勤教授也很直接地指出，再怎么研究也无法将中国的文明变得和埃及、两河流域一样早。要确定中国文明的重要性，不要根据它的早晚，而是其他的因素，并且这些因素是很容易被发现的。只要不进入某种固定的模式，就会有各种不同的发现，我在自己的工作中也非常注意这点。比如现在的美国，一些人类学的主流比较热衷于新进化论。写不出论文的学生觉得，他们一定要解释出他们所研究的领域说明了原始社会向国家的发展是怎么形成的，这才是一个像样的题目，才能找到像样的工作。在我看来，这就和刚才所说的论资排辈一样，是限制学术思维的任意构建出来的模型。现在中国的年轻学者受到美国的影响，也有这方面的热潮，这当然不失为考古学上的一个好课题，但仅仅只是众多好课题中的一个。
最近一些年，青铜器和简帛文献出土很多，这恰好是文献与考古材料的结合，芝加哥大学的夏含夷教授就做了很多这方面的研究，您对他的研究似乎有一些批评？
罗泰：首先我觉得夏含夷的书写得非常好，而且我并没有批评他的内容，只是将他没讲到的内容补充进去，将他重要的研究放在比较宽阔的文化领域里面。我并非专事研究铭文本身，但对作为实物的青铜器很感兴趣。因而把那些铭文看作青铜器时代非常重要的考古学资料，因为铭文是铸在青铜器上的，所以也变成了物质的一部分。撇开铭文的内容不说，它们一方面也属于文献史的范畴，可以用文献学的方法进行研究，另一方面让我们更了解了它们被铸上青铜器的原因。我们首先要问那些铭文为什么铸在青铜器上，由谁所铸，又是为谁而铸，在文化中起什么作用。这些不是夏含夷所感兴趣的，他更关注铭文的意思，逐字地剖析并翻译成漂亮的英文。我只是觉得作为考古学者，必须在阅读夏含夷等人的著作之后，提出一些新的问题。这些问题夏先生不去问是可以的。但是如果一定要说批评的话，就是他让人觉得这些问题都是可以被忽略的。作为我来说，只是从读者的角度出发，认为应该把自己对这些问题的看法告诉读者。
西方的一些学者现在认为中国的文献是很晚才成文的，甚至可能晚到汉代，而之前都是代代口述相传的。这个看法在西方研究中国古代文学的圈子里得到重视，比如宇文所安先生。但是他们的基本观点——文献很长时间都是口述相传，成熟很晚——我却是无法同意的。夏含夷也不同意，他一直认为西周时期从有铭文开始就已经写书了，有了一些编年性的历史记载或者是像《尚书》一样的文献。当然我们不得不承认会发现文献有改写的痕迹，但这也无法断定在较早的时候没有出现成文的内容。我并不是说持口述这类观点的都是笨蛋，也许他们比我更聪明些，只是他们被困在了一种不太可能的理论当中，相信有一天他们自己也会意
识到这个问题。其实作为考古学家的我根本不需要关心这个，仅仅只是对可以当作物质文化看待的文献有些兴趣。从物质文化研究的观点，我可以说在我的想象中，春秋和西周那段时间里有成文的文献流传下去。
在中国，公众对考古学大都不很了解，您觉得如何才能让大家更了解这门学科呢？
罗泰：在这个问题上最值得模仿的是日本。在日本，考古是大众非常关心的一门学问，每一个小镇都有考古博物馆，都有从事这项工作的专业人士。还有一个不得不提的例子是前苏联，他们甚至让孩子直接参加考古挖掘，几乎每个孩子都有机会在假期里参加这样的活动。某位苏联的考古学家还告诉我，孩子们都做得非常认真，而且有的孩子非常敏锐。这在中国还是比较缺乏的。近一个世纪以来，中国的考古往往是为国家做的，总是和民众保持距离，多数时间是一种自上而下的传递，而非平等。当然也有例外，我的老师俞伟超先生像教学生那样和农民们谈论考古，让他们明白考古对他们而言也是一件好事。在现在的中国，这样的人几乎看不到。需要在考古学的边缘培养这样一批考古学的工作者、记者，在教育机构或是媒体上推动考古学的工作。这些措施在现在中国实施也正合适，因为现在中国又富起来了，一些人也有时间来关心这些。还有一点非常之重要，必须禁止那些收藏类的节目，类似于《鉴宝》之类的节目真的非常之可怕。因为这些节目是和考古直接对立的，它们对大规模的盗墓活动也许起了推动的作用。最近有篇文章不知用何种方法，计算出从1986年大规模破坏文物以来，至少有二三十万个墓被盗，而考古学上真正发掘的从1920年算起也远远不到这个数。全国还有几万人是以盗墓为生的，对社会的危害是巨大的。所以普及这方面的教育不仅是为了保护文物，也是为了保证一个国家的稳定，杜绝社会的一个部分被犯罪集团控制，可以说具有很宽泛的社会功能。■
（本文未经罗泰先生审定）
“考古是一种生活方式”
考古的魅力就在于当你走在田野大地的时候，你永远不知道前面有一个什么样的重大发
现在等着你。
考古既不是夺宝奇兵式的浪漫主义，也不是鉴宝式的与金钱关系亲密。说到考古学家，最典型的形象是满身尘土，却也乐在其中。我从1989年开始考古以来就从没有间断过，最近十年几乎一半时间在田野度过。我曾经说过，考古实际上是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的完美结合，城市生活与农村生活的完美结合，探险活动与严肃科研活动的完美结合。对考古学家来
说，考古是一种生活方式。
一个考古学家，必须具有吃苦精神，要进行长期艰苦的研究，而不是撞大运。考古的魅力就在于当你走在田野大地的时候，你永远不知道前面有一个什么样的重大发现在等着你，当你拿着手铲的时候，你永远不知道下一铲铲出来的是什么，永远有宝藏在等着你，永远有未知在吸引着你。有这种精神，再苦也不觉得累。在博物馆里，人们对那么多重要的宝贝熟视无睹，就是因为没有切身的感受。而只有切身体会，享受到考古，才能更好地保护文化遗产。而这也是发展公众考古学的必要性所在。我最近研究的课题是建立考古发掘标准体系，其中就把公众考古作为考古发掘的一个重要内容。
以前，考古绝大多数是与人“隔绝”的，重要的项目还有武警站岗，警犬虎视。现在，越来越多的考古学家提倡在保护的基础上，边发掘边开发。至少让当地人知道我们在干什么，当地人在知道之后，配合考古部门保护文化遗产，也出现了很多感人的实例。最轰动的陕西眉县杨家村5位村民保护27件青铜器，上报有关部门的事例。国家文物局对村民们进行了表彰，并组织了国外旅游，这件事也激励了一批人保护文物，使更多的国宝被保护起来。
这也是公众考古的一部分。公众考古学主张及时发布考古报告，让公众尽快知道、了解，让公众参与考古。同时，让考古走进生活，让公众能享受到考古。我所在的周公庙遗址考古与《华商报》合作举办了考古体验活动，公众参与热情很高，报名非常踊跃。四川省考古研究院组织的五尺道考古探险活动也被广泛关注，有关文章还成了高考试题。
与考古学家面对面，与古代遗存零距离接触，直接与古人“对话”，这是一种文化大餐。人们常说，盛世收文物，乱世藏黄金，其实那不是享受，而是一种霸占。参与考古，是一种
高品位的文化享受，是一种美妙的生活方式。
当然，公众考古在中国推广还是需要时日的。对于考古，公众有着很多各种各样的疑问。不过，考古不是为考古学家的考古，拿着纳税人的钱，首先要对得起纳税人。公众有知情权。而且，真正的考古从事的是人类文化活动，最终、最根本的目的是造福公众，考古成果需要转化成现代的语言让公众理解，更要让公众去享受。考古学家有责任、有义务去搜集精华，流传智慧，公众提出疑问也是参与考古的一种方式，考古学家不要不耐烦，不要高高在上，
不要盛气凌人，这是我的理念。
雷兴山老师推荐书籍：
岳南《考古中国：夏商周断代工程解密记》
西拉姆《考古的故事》
了解考古
编者按：英国著名哲学家弗兰西斯·培根曾说过，“知识的力量不仅取决于其本身价值的大小，更取决于它是否被传播及传播的深度和广度”。作为一门通过研究地下出土的实物资料探索人类历史发展规律的学科，考古学在诞生之后的不到200年之间即重塑了人类对历史的认知。但从考古学发展历史来看，这种知识力量的发挥却历尽反复。考古活动和研究最初是古物爱好者、历史爱好者和探险爱好者的业余活动，直到20世纪初考古学才发展为一门专业的学科。随着考古学不断的专业化和职业化、权威化甚至垄断化，对于历史遗址遗迹的发掘、研究好像都是专业的考古学家的事情，与普通公众没有什么关系，甚至在很多时候，公众被拒之于考古大门之外，只能间接地通过媒体的零星报道感受考古的神秘和揣度历史的灿烂。然而，人们对历史的好奇心和对自己过去的求知欲望并没有因考古学走进象牙塔而终止，作为一门以地下出土的实物资料研究过去人们的生活，探索人类历史发展规律的学科，考古学反而被公众越来越强烈地要求其对他们的疑惑给以更多的回应。与此同时，一些考古从业人员，特别是欧美发达国家的考古工作人员，由于其考古发掘和研究的经费来自于社会公众，客观上敦促这些国家的考古学者放下身段积极奔走，通过一切可能的手段让资金的提
供者——社会组织和社会公众能够了解、理解甚至喜爱考古，支持他们的研究和工作。在此背景下，美国考古学者Charles R.McGimsey在其1972年出版的专著《公众的考古学》（Public Archaeology）中比较早地提出了公众考古的理念。
自此以后，美国、英国、澳大利亚、日本等国考古从业人员逐步开展了大量公众考古工作。在中国，本世纪初，一批中青年考古工作者开始尝试进行公众考古实践，他们或翻译介绍国外考古学成果，或著述传播公众考古理念，或付诸公众考古教育实践。更重要的是，与许多近现代新生事物的产生和发展规律一样，公众考古在中国的产生虽然是追随了西方国家步伐的结果，但一旦获得认可尤其是官方的肯定，其发展和实践速度总是不出意外的令世界咋舌。最为突出的表现就是考古遗址公园在多个地区的建成和两线三片大遗址保护格局的初步确立。
当然，公众考古学作为一门学科是否究竟成立仍存在争议，但作为一种理念，公众考古提醒每个人，要想真正地将宝贵的历史文化遗产、特别是考古遗址保护起来，必须依靠公众的力量，让公众了解考古、参与考古并积极参与考古遗产的保护。为此，本报借第五个中国文化遗产日之机，向普通读者介绍考古工作的点点滴滴和国内外公众考古实践，以期更多公众参与到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中来。
野外考古中的新式武器
近年来在野外考古活动中，很多考古同行们已经开始使用种种新的仪器设备，与传统的仪器设备相比，他们能极大地提高工作效率，为我们带来了许多好处，在这里权且为大家谈谈这些“新式武器”。
GPS是全球定位系统（Global Positioning System）的英文缩写，进入我国后发展很快，广泛应用于生产生活的各个领域，并已成为考古中不可或缺的帮手。在这里，我主要给大家讲讲手持GPS在野外考古中的的一般应用。1.定位，这是大家很熟悉的功能，在野外调查中发现了一个新的考古遗址，我们就可以迅速用GPS定点得到一个经纬度以及海拔等数据。同理，我们也可以通过GPS找到一个已经经过定位的陌生的考古遗址。如果迷路，若能想法告知搜救人员我们的方位，就可以做到有惊无险。2.导航，GPS中有电子罗盘，我们不再需要笨拙的传统罗盘指明方向。同时现在绝大多数GPS中都有详尽的电子地图，不但可以标明我们在地图上所在的位置，而且能够相对于目的地设计一条最佳路线。免去了携带大量地图和在地图上费力找寻路线的麻烦。3.距离和面积测算，GPS可以帮助我们将我们行经路线中的任意两点距离测定出来，并且可根据我们的地图标记点将一个规则形状的地域面积大致计算出来。所以当我们刚刚发现一个城址遗迹时，不需要任何其他测量工具，一个人就可以得到城墙的边长、周长以及全城的面积。当然很多GPS还有一些特别功能，如温度计、气压计等等，就不一一叙说了。
全站仪的应用没有GPS那样广泛，不过近年来也逐渐进入了考古应用中。全站仪是集水平角、垂直角、距离(斜距、平距)、高差测量功能于一体的测绘仪器系统。功能有：1.绘图。全站仪可以用来对考古遗址进行绘图，无论是平面图或是等高线地形图。这主要是通过全站仪的坐标测量得到的。我们既可以使用专业软件绘图，也可以利用全站仪得到的测量坐标在图纸上手工绘图。相比较于传统绘图方法更为准确、便捷。2.坐标及距离的测量，全站仪可对范围所及（可达数公里）的任意点的三维坐标进行测量，既可得到重要遗迹遗物的相对位置坐标，又可以得到地形分布的数据。当然同时又可以得到任意两点间的距离。与传统测量相比，数十倍地提升效率、增强精度。与GPS在测距上的不同在于，它更强调整体区域内的测量，适合考古发掘，GPS较为适合线的测量，适合调查。3.布方。全站仪可以利用它的测距与水平角等功能实现布方。与传统方法比较，不受地形影响，精度高，持续工作性强。
激光测距仪是利用激光对目标的距离进行准确测定的仪器。手持激光测距仪的测量距离一般在200米内，精度在2毫米左右。这是目前使用范围最广的激光测距仪。手持激光测距仪应该说尚未进入考古的广泛应用当中，实际上它在房屋建筑的应用中较为广泛，工程监理人员使用它可以精确地得到房屋面积甚至体积，从而判断建筑质量等等。但是其具有的天然优势使其具备在考古中广泛应用的前景。手持激光测距仪我们可以认为它是一个长200米的卷尺。这个卷尺精度高，不受热胀冷缩影响，也不会产生弹性形变，而且也不需要两个人拉住尺的两端，仅仅是这样，尚还不足以使我们青睐于它，它还可以解决我们以前无法解决的难题：当我们测量洞穴高度、悬崖高度、峡谷宽度、裂隙宽度时甚至是河流宽度时，它就可以大展身手了，而这些数据往往不但是传统方法极难获得的，而且GPS或全站仪也是力有不逮的。可以预见，手持激光测距仪将会很快地进入到考古应用中来。
还有些很有用处的野外设备如对讲机、海拔仪、经纬仪等等就不多说了，除上述几种可常用于野外考古的设备之外，还有一些未来几年内即将进入考古者视野的“新式武器”。如“测深仪”，它可以测量水域深度和水底地形，较为精确地得到实时的水底数据，虽然目前看来在考古中的作用不大，但是今后势必将随着水下考古的蓬勃兴起而进入考古工作者的工具箱。“三维扫描仪”，它可以每次扫描一个立体三维特征面，获得整个物体表面的三维数据，从而将整个物体在电脑中模拟重建，然后再结合“三维打印机”，将复制品等比例制作出来。我们可以想象，在文物整理中，丢掉绘图板和卡尺铅笔，以无法想象的快捷速度将文物信息录入电脑，并且根据需要，我们可以将该等比例文物复制出来，各种细节一般无二。这该是多么惬意的事情啊。
考古中的金银财宝
考古人最苦恼的就是向别人解释考古是干什么的，很多人对于考古有着自己独到而固执的见解。前些年比较流行的说法是——考古就是挖墓的，现在拜收藏热潮与各类大众读物所赐，很多人都斩钉截铁毋庸置疑地断言：你们考古的就是挖宝的！通常笔者对着这种“诬陷”都是哈哈大笑，然后同样斩钉截铁毋庸置疑地回答他们：没错，我们考古的就是挖宝的。但是此宝却非彼宝，我们考古人眼中的“金银财宝”并不是通常意义上的那些事物。
考古人注重的是物品的科研价值而非经济价值，每个考古人都有过被老百姓刨根问底地问挖出来的文物到底值多少钱的尴尬，其实对我们来说，每件文物都是不可替代的无价之宝，大家所熟知的瓷器、玉器、字画等古董珍品固然是好东西，残破的陶罐、生锈的铁钉也一样是珍贵的宝贝。正是这些看似平凡的物品使我们破译古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成为可能，而对于石器时代远古人类的研究更是从样貌丑陋、毫不引人注意的石头开始的。
除此之外，还有很多不被人所熟知的文物种类能够提供各种古代的信息，如地下出土的动物化石能够告知我们古代先民们的食物与生存环境；墓葬里的人骨标本能够告诉我们古人的身体状况和生活条件，土壤中的花粉能够让我们推测当时当地的环境情况，发掘出的木炭能够让我们判断年代等等。
以上所说的都属于考古中的遗物范畴，还有不可移动的遗迹其实也属于考古人眼中的“财宝”。例如古人住过的房子，类型多种多样，有山洞、有窝棚、宫殿，有地穴式的、半地穴式的、地上的，考古人从这些房屋类型的区别与演化可以得到很多信息；再如古人的墓葬，有土坑墓、有砖室墓，有小墓、有大墓，有贵族墓、有王陵，考古人可凭借这些千差万别以死证生，复原历史。
看得见摸得着的遗物与遗迹固然是我们眼中的“财宝”，但是考古人上穷碧落下黄泉，费尽心机、殚精竭虑所要追寻的“金银财宝”其实是透过千差万别形形色色的考古遗物与遗存所反映出的看不见摸不着的考古学文化、历史真相、人类文明的脚步、古代社会的发展规律。
这才是考古人的最终目标，是考古中的最宝贵财富，这财富不仅属于考古，属于过去，也属于全社会，属于未来，因为只有了解了人类的过去，才能了解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也就能预言我们人类的未来。
考古调查中的望闻问切
很多人纠结于考古人是如何找到考古遗址的，曾有一个老乡亲眼目睹笔者在他传了三代的祖宅地下挖出了墓葬后惊为天人，固执地认为我们有某种透视的仪器，并一再劝说哭笑不得的笔者放弃考古改行去寻找金矿。其实，很多考古前辈早已形象地用中医中的“望闻问切”概括了考古调查的四个方法。
“望”者，观望也。有人说考古人会看风水，这话也对也不对。我们所看的风水不是风水师、阴阳先生所看的风水，而是说我们在寻找遗址时是要对地理环境、地质地貌特征进行考察研究，这就是考古调查中的“望”。以旧石器遗址的寻找为例，一般来说，河谷两侧的阶地较为适宜古人居住，其找到遗址的可能性远大于平原；河谷两侧的向阳面阶地则更佳；如果该向阳面阶地上还发现有山洞存在则即可将该地评为旧石器远古人类的“最佳宜居小区”了。2006年我们曾两天时间找到三个旧石器遗址，用的就是这个办法。
“闻”者，听闻也。很多考古遗址并不是考古工作者主动发现的，是由热心人告知的。当年安特生在寻找北京周口店北京猿人遗址时首先到的是鸡骨山，他回忆当时的情景：“正当我们发掘的时候，一位老乡走了过来。他打量了我们一下说：…在这里待下去没有用。离这里不远有一个地方，你们可以在那里采到更大更好的龙骨。?……于是我们立即收拾工具，跟着他向北面的一座石灰岩小山头走去……我们在那里搜索了不大一会儿，就发现一件猪的下颌骨，这是一个好兆头，说明我们来到了一处比鸡骨山希望大得多的化石地点。”这就是龙骨山发现的过程，靠的就是一个“闻”字。
“问”者，探询查问也。考古者不唯腿勤手勤还须嘴勤，凡事多听之后还要多问。在调查过程中，我们一时可能会得到大量纷繁芜杂的信息，很多人都宣称见到过文物，若不辨真伪，听风便是雨，那恐怕腿儿跑细也所获无多，这需我们详细查问，去芜存精；还有的时候，很多本地人并不知我们所要获得的是何种信息，这需我们耐心讲解，详细探询，如陶器是什么样子的，和平常所用的瓷碗有何分别，往往能有意外所得；更有时候，我们发动群众，群策群力，如将文物实物加以展示，有的放矢地主动去寻找信息，就能够节省宝贵的时间精力。
“切”者，探索研究也。考古调查的最终结果，我们要对其进行归纳总结、分析研究，使今后的研究少走弯路，并能够更加深入。这是每个考古工作者每次考古调查后的重中之重，没有“切”的调查是失败的调查，“切”得不充分，不彻底的调查也同样是失败的调查。唯其如此，我们才能够拥有一双能“透视”的眼睛。
考古人的苦辣酸甜
“苦”。考古人是艰苦的，常年奔波、四海为家，辛劳勤勉，似蜜蜂般忙碌，足迹遍布长城内外、大江南北甚至世界各地，很多地方的条件相对艰苦，就笔者来说曾有过三月不洗一澡，40天减重20斤，一个月未与家人联系，一周七换地点辗转千里，一天水米未进，半天被蚊子叮50多个肿包等等特别经历。笔者也曾抄起铁锹挥汗如雨地铲土；也曾拿起手铲跪在地上刮面直至双膝酸麻；也曾扎紧腰带攀岩峭壁心惊胆战；也曾卷起裤管下河淌水几次湿身；也曾山洪来袭大惊失色拔腿飞奔；也曾山石滚落逃过一劫暗自庆幸；也曾囊中羞涩贪馋吃肉口水直流；也曾衣衫单薄寒潮来袭瑟缩度日；也曾高烧不退土法治疗奇迹痊愈；也曾脚踝扭伤咬牙坚持长途跋涉；也曾加班加点昼夜操劳数日未眠……考古人就是这样以苦为乐，苦中取乐！
“辣”。考古人有两种辣，一种辣是辣的别人，一种辣是辣的自己。一次在某地考古发掘时，有几个当地的地痞无赖前来生事，到了工地就被笔者呵斥了几句——当时笔者剃了光头，留了个络腮胡子，那真是顾盼生威，令人不敢直视——几个人相顾失色后讪讪而退，再未现身，这是对别人的辣。对自己的辣则是体现在工作上，一次在工地发掘不很理想，笔者急得嘴上生起大泡，长吁短叹，夜不能寐，形容枯槁，每日反思自己努力不够，同事们大多躲着走，后来发掘顺利，收获丰富才又让笔者恢复正常。
“酸”。考古人的酸是对家人的酸楚。笔者当年新婚1月即到野外调查，回来后未及一月又到了另一处工地，听到电话那侧的啜泣声，心中异常酸楚；有了小孩后，离开家时孩子还不会叫爸爸，在工地打电话时听到孩子嗲声嗲气叫着爸爸，笔者心中异常酸楚；十几年来从未与父母同过中秋节，每念及此，心中也是异常酸楚……
“甜”。考古人的苦辣酸都是为了甜。当找到一处新的遗址；当埋藏千年的文物被你发掘出世；当成果变成铅字发表；当同行投来钦佩的目光；当亲手带出一个考古新兵；当商场售货员不再误将你叫做炒股队的；当一个不识几个大字的老乡和你侃起青花瓷碗；当与长途旅行中结识的朋友聊起自己的专业看到他们的艳羡；当全社会都兴起考古热潮时……作为一个考古人，心里激荡着的那份豪迈、洋溢着的那份激情、澎湃着的那份幸福、向往着的那份愿景——都变成了那浓得化不开似的香甜……
野外考古中的衣食住行
“衣”。原来在野外穿衣没什么讲究，舒适即可。后来发现，还是讲究些好些。比如说帽子，原本笔者也不在意带帽子的事，一次发掘时没带帽子实打实晒了一天太阳，一晚过后，脸上的皮随手一搓就掉下来，火辣辣地疼了一个星期，从此只要出去必戴帽子。笔者的经验是草帽最好，可遮阳、可挡雨、可扇风、可做坐垫，最妙的是价廉，可谓帽中极品。外衣裤若是炎热季节，当属快干衣裤最为适用。炎炎夏日，快干衣裤不仅凉爽、吸汗，一旦被雨淋湿或是洗过之后，只要极短的时间就可以变干。一次，笔者的一件快干衣午饭前洗的，吃过午饭就已经干了八成。寒冷时节，则穿冲锋衣最佳。冲锋衣透气性好、保温性能好、而且还具备防雨性。能够很好地为我们保持体力，抵御寒冷。如果诸位有心的话，就会注意到央视的主持人在抗洪抢险等一线采访时每人都是一身冲锋衣。最重要的还是鞋，很多同行选择运动鞋，其实它们可能在你行走在某些地方能使你感到舒适，可代价是脚被捂得发烧般热和难闻的味道，它们特别不适合走崎岖的山路，而且鞋会以远超你想象的速度坏掉，无论你当时花了多贵的价钱买到的它们。所以我推荐专业登山鞋，一次投入或许很高，但是可以穿很久，无论冬夏都可以，不但坚固，而且舒适。
“食”。对于食物，笔者想说的是，对于一个经常在野外工作的考古人来说，你得有一个能适应一切的“铁胃”，呵呵。各地的饮食风俗不一样，野外的后勤条件也不一样。很多时候，你会有一些比较独特的经历，那些时候你会希望你的身体不会给你拖后腿。笔者曾经连着吃过一周每天三顿的面条，也许对于山西人这不算什么，可当时真是前所未有地想念白米饭；第一次在重庆，不知深浅地说能吃辣，结果就是张着失去知觉的嘴唇不停做微笑状；在野外抓过蝗虫回来炸着吃，觉得真是人间美味；晚上打着手电在小河里摸螃蟹，被螃蟹夹得遍体鳞伤；在牧民家里，连着吃了四根羊肋条，旁边的人看笔者的眼神都带着了些仰慕，结果晚上腹泻不止；在黑龙江吃老乡盛情招待的酱焖蛤蟆，吃出其肚内的瓢虫也一并嚼了，总觉得心里面怪怪的；在延边老乡家里，吃过一盘煎人参，半夜发热起来站在院子里降温……笔者感谢自己的胃尚算是差强人意，更感谢其实也并没有吃过考古前辈述说的那些传奇般的食谱，事实上，每个考古人都有过这样的经历，而这些经历其实现在已经成为了我们回忆过往时的美好一粟。
“住”。考古人对于住，一般是入乡随俗的。笔者最深刻的一次经历是2004年在俄罗斯发掘住在帐篷里。因为俄罗斯和国内不大一样，一般是住在帐篷里就近住在遗址边上，当时我们营地内全是各种各样的帐篷，我们一共六人住在了一个大型的帐篷内。当时首先是热，正是盛夏，热力直透帐篷形成一个蒸笼似的小环境。但迫于帐篷外的蚊蝇，午休时还只能在帐篷内，记得一次午休时，笔者拿出了一盒清凉油想给蚊叮虫咬处涂抹，未料想刚一打开盒盖，清凉油化作液体流到了身上，因人体温度才36.5℃，还算较低，瞬间就又凝固于皮肤上，当时这一奇景让笔者目瞪口呆。过几日暴雨来袭，整个帐篷现身汪洋，苦不堪言，雨晴后就挖了一圈环壕防雨。未及半月，天气转冷，晚上在帐篷内把所有衣服都盖在身上仍冻得睡不着觉，于是就聊天到天亮。
“行”。考古人的行可以有很多形式。单就野外调查，如笔者就乘过机动车、机动船、三轮车、自行车、马车、驴车、骡车、牛车等等等等。当然还有步行。我们就来说说步行。装备上，说说几样容易被大家忽视的：GPS是必备工具，很多人不熟悉GPS，其实有了GPS，我们就不需要罗盘了，因为它具有电子罗盘，可能也不需要地图了，因为大部分GPS具有电子地图，而且可以随时定位，记录经纬度，测量行走距离，甚至有些GPS可以测量海拔、气温、气压等。登山杖，我们经常随便找一个木棍做登山手杖，其实我们可以买专业的金属登山杖，坚固耐用，适合各种地形，不但为行路省力，而且还可用作防身。多功能军刀是非常有用的工具，在很多场合都需要它，不过一定要配备质量过硬的产品。还有就是不要忘记带打火机或火柴，不光是取暖或野炊，还可作为紧急呼救的手段。考虑到夜行的话，就还要准备一支强光手电，一次夜行，一位同行拿了一支集强光、报警、自卫于一体的大号手电，我顿觉气定神闲，豪气十足。(方启)
张光直：要是有个青年考古工作者来问道
有大才、有大志的年轻人，很少有学考古学的。我有时白日做梦，梦见天资好，人又天真又用功的中国青年，志愿以考古为终身事业，来问我这个老年考古学家对他（她）有何指示，这虽然只是梦境，我还是将答案准备好，以防万一。
首先，我要向他道喜，因为他选择了一项前途无量的学科。我不能说考古比别的学科都有出息，但是我可以说这是一门比较年轻的学问，亟待解决的问题特多，人人有机会做突破性的贡献。同时，要考古一定要做田野工作，我想不出比田野考古更大在精神上的享受了。
可是，换过来说，我也要警告他，你假如想发财，最好去做别的行业。
我要告诉他的第二件事，是要敬老尊贤。考古学这类人文学是科学也是艺术。抓问题，找答案，固然有科学原则可循，但一生堆积起来的经验，常常是一个学者最大的本钱。
可是，我也要告诉他，我们这一代的老年学者，常有一些不良的习惯，背着沉重的包袱。我们因为多年来在一个小圈子里面一起工作，不免有种种的恩恩怨怨，人与人之间常形成派系关系。你们年轻人万万不可卷入。假如有人要拉你入伙，便躲他远远的。同时，我最不赞成中国传统上的师徒关系。去找老师学本事，应是跟他“学”，不是“跟”他；他给你教育，是“教”你，不是“带”你。你要去许多老师那里去汲取每个人的精华，然后加以融会贯通，创造成自己的学问，这样才能“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如果只“跟”一个老师，了不起你跟他一样，不然的话就是一代不如一代了。如果有位老年考古学家，坚持你只许跟他学，或是不许你有你自己的看法，我就建议你另请高明。
第三点我准备说的，是要建议他不要把他要念的书限制在考古学内。最理想的是要将所有有关中国史前与上古的学科都搞熟悉。我们常常把本来是人工区分的各门学科当做现实的范畴，说我要做这个便是这一行的，要做那个便是那一行的。所以学考古的便不搞古文字，
学上古史的便不去田野。可是今天再这样做便是作茧自缚了。你要学旧石器时代文化的话，除了学石器以外，至少还要学地质学和古生态学，要学新石器时代文化，就还得学植物地理学和原始社会学，要学三代历史的话，就要学考古、经籍、甲骨、金文和早期王国民族学。你看，念考古不是挖挖死人骨头就成了，它是很复杂的社会人文科学。它的难在此，它的乐也在此。
最后一点我要说的，大概他们都爱听。就是说，今天念中国的考古不是念念中国的材料便行了。每个考古学者都至少要对世界史前史和上古史有基本的了解，而且对中国以外至少某一个地区有真正深入的了解。比较的知识，不但是获取和掌握世界史一般原则所必须有的，而且是要真正了解中国自己所必须有的。为什么说他们都爱听这个话呢？因为他们很多人都想出国去念书，我这个说法给出国留学生撑了腰。可是出国跟比较研究是两回事，我对他们在那里学这些洋玩意并无意见。
原刊《中国文物报》，1993年11月7日。后收入先生的《考古人类学随笔》，三联书店，1997年
“考古学”是指以田野调查、发掘为特征的现代考古学，也通俗的称为“锄头考古学”，考古学是通过发掘和调查古代人类的遗迹遗物和文献来研究古代社会的一门人文科学。传统上，考古学是文化人类学的一门分支学科，但是现在它越来越独立，成为了一门独立的学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