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电视剧里看历史
——观电视剧《潜伏》有感
故事简介：故事从1945年日本投降前夕的重庆开始讲起。国民党军统特务余则成得到军统头子戴笠的赏识，前途似锦。但他看透了军统黑暗腐败后，余则成加入了革命队伍，奉命在军统天津站潜伏，而左蓝则前往苏联受训。军统天津站站长吴敬中看余则成性格内敛、办事稳妥，授意其帮助自己勒索汉奸，中饱私囊。左蓝的死让余则成最终找到了信仰，失去了左蓝的余唯有继续潜伏任务才是对逝去爱人最好的祭奠。为了进一步取得吴敬中的信任，余则成需要一个妻子配合工作。出于迫不得已的原因，组织安排了一个大大咧咧随身携带手雷的女游击队长翠平与他假扮夫妻，在危机四伏的地下工作。
剧终时，翠平怀孕并生下了一个女儿，并为了保守秘密回到了山沟里，阴差阳错的余则成则被派到了台湾继续潜伏，从此与母女分别。
从《潜伏》中看历史，对那些无名英雄有了更深的敬仰。
故事的原型取材于龙潭三杰：钱壮飞、李克农、胡底。在上世纪20年代末期，钱壮飞、李克农、胡底作为中共中央特科卓越的情报员，打进蒋介石的最高特务机构——国民党中央党部党务调查科。冒着生命危险，深入龙潭虎穴，传递出大量敌人的机密情报。
钱壮飞曾任国民党特务头子徐恩曾机要秘书，胡底曾任国民党特务机关设在天津的分支机构长城通讯社社长；李克农曾任国民党特务头子徐恩曾在上海设立的特务机构特务股股长。
军统天津站究竟有多少共产党潜伏的地下工作者，我们不得而知；至少我们知道的只有余则成。对于故事中的国民党来说，也幸好只有一个余则成——因为只是他一个人，就相继报销了行动队的两任队长马奎和李涯，还有一位情报处的处长陆桥山，盛乡只是小人物，中统（党通局）的谢若林也不算什么。
英雄能创造奇迹或者并不能说明他有多聪明，而是说明了敌人有多愚蠢。故事中，我方的反面角色屈指可数，而且都是小人物，“汤四毛”算一个，许宝凤或者也勉强算一个。而看看国民党吧，吴敬中或许还算是尽忠他的党国的，但是他着实是个大贪；陆桥山是有点头脑，不过都用在内讧上了；马奎有勇无谋，被人卖了还帮人数钱，连老婆都被下级泡了；谢占林跟盛乡这样的都毫无信仰，满心满眼都是美元黄金；李涯倒是真有才，只可惜这样有才的特务只能被陆桥山这样的小人算计，死活斗不过余则成，最后死在共产党手上。
作为打入我方的特务，“佛龛”李涯被发现；而我们打入敌方的特务，要么胜利撤退，要么像廖三民一样英勇殉国，要么像余则成一样成功继续潜伏。
正像电视剧里余则成、翠平的代号“深海”。在特殊的年代里，“潜伏者”们功勋卓著，却因特殊的工作性质，除了几个大人物外，几乎都是默默无闻的无名英雄。
从《潜伏》中看历史，看到了军统的腐败，看到了国民党的败局。
1931年九一八事变前后，以黄埔学生为主组织了一个效忠蒋介石、要求抗战的国民党内的秘密组织“力行社”。1932年，“力行社”特务处并入“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第二处，戴笠任处长。局长是当时国民党中央秘书长陈立夫兼任。而一处即为“中统”的前身，
初名为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统计科。
1938年抗战爆发后，一、二处分别独立。一处更名为“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简称“中统”；二处仍为“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简称“军统”。“中统”是陈果夫、陈立夫两人领导的CC系的党务系统的特务组织，而“军统”可视为军方系统的特务组织。抗战胜利后，军统局改组为国防部保密局，郑介民为局长，唐纵、毛人凤为副局长。1947年，毛人凤接任局长。
余则成被地下党看重并多年观察、培养，在该地下党牺牲后，余则成就成了冀中共产党策反的目标。策反余则成有两种力量：一是国民党的腐败——竟然动用军用物资与即将投降的日军交换被日军扣押自己的私人财产，导致了余则成通过此事对军统失去信心；二是在日军杀余的时候，及时救命。余则成被成功地策反，成为冀中共产党安插在天津军统情报站的潜伏者。
余则成潜伏屡屡得手、得逞、得计，除了他自己来自宏大的价值和信仰的力量以外，军统情报站的腐败成就了余则成。余则成作为地下党情报员，潜伏到天津军统情报站，给该站站长吴敬中送的见面礼就是一颗出土的宋代硕大夜明珠，吴敬中喜好收藏古玩。这就像赖昌星说的，就怕领导没爱好，有了爱好就好办了。吴站长的贪婪给了余则成很大的便利，所有军统人员的贪婪都给了余则成以便利：汉奸公司里有某军长太太的股份、酒厂又给了吴站长的小舅子、汉奸商人拼命想与军统情报人员结成眷属以求完成官僚资本家的成功变身。
军统情报站内部各派力量各怀鬼胎，争相腐败谋求私利。
不管是日伪的还是军统的，各个人对工作都不懈怠、机警而干练，很有效率、很勤奋，哪怕是贪污成性如吴敬中这样的要员，贪污是贪污，可对工作却不马虎。与人交往，也一点儿不骄横跋扈，温煦如谦谦君子。但这么有效率、文质彬彬的公务员，一要古董和酒厂，我就明白了：原来是腐败给闹的。如果说余则成是英雄的话，腐败就是时势，造就了他。
从《潜伏》中看历史，看当代中国的时代精神。
从某种意义上说，余则成作为共丨产党员，其实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讲的无产阶级专政、阶级划分与阶级斗争、剩余价值、经济体制，他对这些并没有什么感觉。
在重庆时，他和左蓝有一场对话，憧憬着抗战胜利后一起过小日子。他把政治想得很简单，认为抗战胜利后，国共两党“总归是一家人，坐下来开个会商量商量不就行了”。左蓝认为他的想法很“天真”，反问他，一个国丨民党人和一个共丨产党人，“真的能组成一个无忧无虑的家庭了？”余则成的回答是“当然可以。”然后，他谈到了自己的信仰层面，说“我没什么信仰，如果说有的话，我现在信仰良心。赶走日本人以后，我信仰生活，信仰你。”
这是余则成在自己的恋人面前表达出来的内心真实想法。他后来虽然加入了中国共丨产党，但并没有把意识形态上的分歧与斗争看得多么残酷、多么严重。他在天津站的行动，背后体现的更多是敌我斗争，而主要不是意识形态的斗争。
他的信仰转变，不是理论学习的结果，不是基于纯洁的共产主义信念。而是不满意于国丨民党的腐败，特别是国难当头时期的腐败。余则成信仰变化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他看到的与他曾经相信的，突然出现了明显的反差，他感到对接不上。对接不上的结果，使他原来相信的东西显得荒谬，无法再进行合理的坚持。
这反映出大众是如何判断一种信仰和主义的。他们看问题很简单，很直观，不会去读关于这些信仰与主义的文献，辨析这些主义的差别。如果人们告诉他，这个主义可以救中国、
可以让中国强大，对他们就很有吸引力。他们信仰的往往不是抽象的主义，而是根据发生在身边的活生生的事实来作判断。比如，信仰某个主义的那个群体的道德水平，常常就是他们是否接受这个主义的原因，是他们对这个主义好坏进行判断的重要指标。
余则成也是这样。他接触的共丨产党人，像左蓝、吕宗方，以及被他监听的那些人，给他一种不同的感觉，这对于他的转变起到了重要作用。相反，如果余则成是经过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系统培训，系统研究，而加入中国共丨产党，观众可能反而不那么容易接受。
从社会价值观发展的角度看，当前需要的是融合，这也是中国思维传统的强项，就是把一些性质上不同的东西，以实用主义的方式调和在一起。中国社会主流价值观变化的方向，或者说需要完成的任务，是把发展经济、繁荣富强、奔向小康、维护个人权益这些东西，与理想、主义、抽象的价值观和信仰相调和。如何厘清它们的关系，缓解它们内在的张力，是未来需要解决的一个问题。
《潜伏》给我们的远远不止这些，但我们不能忘记历史，忘记历史就是背叛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