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人宰相——吕不韦
秦王政八年(前239年)，在秦国都城咸阳传出了轰动一时的消息：权势显赫的秦国相邦(宰相)吕不韦把他主编的巨著《吕氏春秋》公布在咸阳市门，并悬赏“有谁能增改一个字，就赏予千金”。尽管重赏的消息很快传遍国中，却没有人敢出来改动一字。这时，吕不韦在秦国似乎是独一无二的“理论权威”了，权势达到了顶峰。可是淮曾料想，仅仅事过两年，吕不韦就被宣布与一起宫廷政变有牵连，被秦王政下令夺官，流放到蜀地去了。不久，吕不韦声流放途中自杀。
吕不韦是我国历史上一位少有的商人出身的大政治家。他是怎样登上政治舞台的？他在政治上有什么作为？他又是如何在风亏变幻的政治斗争中遭到失败的？要讲清这些事实，我要从秦王政八年(前239年)再往前追溯半个世纪。
富商大贾秦国相邦
吕不韦是卫国国都濮阳人(今河南濮阳西南)，约生于赵惠文王九年(前290年)至赵惠文王十九年(前280年)之间，卒于赵王迁元年(前235年)。关于他的家世史无记载，很可能出生在一个珠宝商人家庭。吕不韦成年后就奔走于各国经商。后来他行商到韩国，成为阳翟(今河南禹县)“家累千金”的巨富。他是怎样摇身一变，成为政治上的显赫人物？对这段史实《史记·吕不韦列传》和《战国策·秦策》都有大体相同的生动记载。战国时代随着农业、手工业的发展，私营商业日益兴盛，商人十分活跃。有的身居显位的卿相也弃官经商。在这些大商人中不乏有政治头脑的人物。有些商人主张用兵家之道来经商，吕不韦却别具一格，是用经商之道来从政的。秦昭王四十二年(前265年)，吕不韦经商来到赵国都城邯郸，由于他对政局一向关心，当遇到秦国公子异人时，便产生了投身政治的想法。异人是秦国安国君的儿子、秦昭王的孙子。安国君正在这一年被立为太子。安国君有二十多个儿子，异人不是长子，他的生母夏姬也不受宠爱。异人被送往赵国当人质，他虽然贵为王孙，但派往敌国，处境就很危险。由于秦国多次攻赵，异人在赵国很受冷遇，车辆日用都较简陋。吕不韦根据“人弃我取”的生意经，认为异人“奇货可居”，是一个可以收买，进行政治投机的对象。据《战国策·秦策五》记载，为此事，吕不韦曾回家与他父亲商量。吕不韦问他父亲：“耕田能获几倍的利？”他父亲说：“十倍的利。”吕不韦又问：“经营珠玉能赢几倍的利？”他父亲说：“百倍的利。”吕不韦再问：“帮助立一国之主，能赢几倍的利？”他父亲说：“无数的利。”吕不韦得出结论说：“现在努力耕田，不能保证吃饱穿暖，而帮助立一国之君，得到的好处，可以传之后世，这种大有利可图的事，何乐而不为呢!”看来，吕不韦和他父亲对经商和政治投机都是满在行的。
于是吕不韦主动去拜访异人，自称说：“我能叫你飞黄腾达。”异人当他是开玩笑，说：“你自己发财还来不及，怎么顾得上我呢？”吕不韦说：“你不知道，只有使你先发达了我才能发达。”异人听出他话中有话，就请他坐下深谈。
吕不韦说：“秦王老了，安国君做了太子。听说安国君最宠爱华阳夫人，只有华阳夫人能立继承人，但她又没有儿子。你兄弟二十多人，你排行中间，又长期在外作人质，关系疏远。一旦大王去世，安国君做了秦王，你哪有机会去争做太子呢？”
异人说：“是啊!可我又有什么办法呢？”吕不韦说：“你客居此地：，景况不好，没有孝敬长辈结挛宾客的力量。我尽管不富裕，但可以拿出‘千金’去西游秦国，活动安国君和华阳夫人立你为继承人。”异人昕了喜出望外，当即向吕不韦叩头称谢，并表示如果这个计策能实现，“一定把秦国分一半给你，与你共同治理。”两人谈妥后，吕不韦先送“五百金”给异人，让他广结宾客，再甩“五百金”买了一批“奇物玩好”，自己带到咸阳，走华阳夫人姐姐的门路。他把这批宝物送给华阳夫人，又说了一通异人在赵如何贤明，日夜思念太子和夫人。夫人听了大喜，也对异人产生了很好的印象。
吕不韦看到时机成熟，就让华阳夫人的姐姐去说动夫人。这套说辞经过吕不韦指点，针对华阳夫人的心病，说得入情入理。其大意是这样的：“女人靠美貌得到宠爱，年老色衰就会失宠。只有乘受宠时，确立自己的儿子作王位继承人，这样丈夫去世之后，自己才不会失势。现在夫人没有亲生儿子，就应当及早在公子中物色一个，推举为继承人。现在异人主动来依附夫人，如果及时提拔他为继承人，他自然感激不尽，夫人在秦国的地位便永远不会动摇了。”
华阳夫人被说动了，就在安国君耳边吹风，说异人如何贤德，一定要立他为继承人。安国君终于同意，刻玉符起誓，确定异人为继承人。他们不断送钱财给异人，并聘请吕不韦做异人的师傅。异人回到秦国去见华阳夫人时，吕不韦知道这位夫人原籍楚国，就叫异人穿楚服进见。夫人见了非常高兴，当场叫他改名为子楚。吕不韦在邯郸娶了一个美貌的歌舞姬，异人见了很眼热，求不韦割爱，吕不韦也答应了。秦昭王四十八年(前259年)正月，这个女人生了个儿子，取名叫政，这就是后来的秦始皇。秦孝文王元年(前250年)安国君即位为秦孝文王，但登上宝座刚三天就去世了。异人继位，是为秦庄襄王。按照原来的约定，就让吕不韦任相邦，这样秦国的大权开始操在吕不韦手中了。
吕不韦这次政治投机，主观动机是为了追逐巨额赢利，求得传之后世的宠幸。也是为了在政治上有一番作为。但从其客观效果来看，对稳定秦国的政局是有重要意义的。秦国历史上曾多次出现过国君去世，诸子争夺王位的内乱。秦孝文王过早去世，给秦国政局带来危机，由于及早确立子楚为王位继承人，才使秦国政权顺利转移到华阳太后、子楚、吕不韦手中，避免了内乱。子楚即位后三年又死了，继位的太子政仅十三岁。五年之间，秦国三易其主，现幼主新立，如果处置不当，还会出现动乱。在这紧要关头，吕不韦再次出任相邦。秦庄襄王三年(前247年)，他以三朝元老和“仲父”的身分，辅孤理政，再次稳定了秦国的政局。经几代人的努力，此时秦国已是战国七雄中最强的国家，由秦来完成统一已是大势所趋。这样秦国的政局稳定与否，就会关系到统一中国时间表的前后推移。面临这样的历史条件，吕不韦又作出了正确的抉择。他稳定国内后，就把完成统一大业作为自己的首要任务，他自称“仲父”的用意就在此。春秋初期齐桓公用管仲辅佐，成就霸业，齐桓给管仲的尊号就是，“仲父”。吕不韦是要秦王政象齐桓公对待管仲那样尊重他，他就可以帮助秦王政去完成统一的历史使命了。
积极推进统一中国的大业
秦孝文王二年(前；249年)，庄襄王即位，吕不韦为相邦，封“文信侯”，从这时到韩王安元年(前238年)秦王赢政二十二岁亲政以前，秦国的军政大权就一直握在吕不韦手中。在这十二年中吕不韦为推行秦国统一全国的大业制订了政策，采取了有力措施：
在政治上吕不韦主要作了两方面的事：一是注意起用老臣宿将，调整好统治集团内部关系，
以稳定国内的统治秩序；二是注意发现、荐举人才，让这些人才在统一大业中发挥作用。吕不韦是一个有见识的政治家，任相之初，“委国事大臣”，自己并不独揽大权。他注意起用昭王以来的一些老臣宿将。如老臣燕人蔡泽，曾因受人攻击，早已被迫告老称病。秦王政即位后，吕不韦又请他出山，参于朝政。后请他出使燕国，促成了秦燕连横。王龀、蒙骛这些昭王时的名将，吕不韦也继续委以重任，使他们在兼并战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吕不韦还十分注意不拘一格，选拔人才。他任相后招致宾客三干人，目的就是网罗人才，组成一个计谋统一的“参谋部”。司马迁曾说吕不韦“招致宾客游士，欲以并天下”是说出了问题的实质的。在吕不韦主编的《吕氏春秋》中，就非常强调举贤人对治国、平天下的重要性。《慎行论》中说：“身定，国安，天下治，必贤人。古之有天下者……其所以得之，其术一也。得贤人，国无不安，名无不荣；失贤人，国无不危、名无不辱。”都是说明得人才对得天下的重要。《吕氏春秋·士容》还讲了一则“狗乃取鼠”的故事，说有一个人为了让一只能捕獐麋豕鹿的好狗，执行猫的任务——捕鼠，就用夹子夹住这只狗后脚。嘲讽了压抑人才的社会现象。吕不韦不仅对人才问题十分重视，自己还发现引荐了不少人才。如后来当上秦始皇宰相的李斯，原是楚国上蔡的一个平民，战国末年入秦，为吕不韦门客。吕不韦发现他有才干，任为郎官(宫廷侍卫)，李斯才得以出入宫廷，有机会向秦王献上“灭六国、成统一”的计策，从而逐步受到重用。十二岁的少年甘罗因有奇才，也受到吕不韦破格重用，派他出使赵国，说动赵王割五城与秦，再联秦攻燕，掠地以偿。赵王后又献十一城于秦。甘罗因功封为上卿。
吕不韦认为对人才委以重任后就要赏罚严明。赏罚要不凭关系亲疏、个人好恶，而要考其实绩，做到因功授爵，赏罚必当。尽管在事实上他不可能真正做到事事赏罚严明，但提出这些主张，对整顿秦国吏治，加强国力是起了作用的。
在经济上，吕不韦强调重视农业，兴修水利，增强实力。《吕氏春秋》中就有专讲农事的《上农》、《任地》、《辨土》、《审时》四篇文章。《上农》就是重农的意思，这篇阐述了农业与政治的关系。《任地》总结了精耕细作的十个问题。《辨土》讲如何使用土地，改良土质。《审时》讲庄稼与时间季节的关系。这些文章总结了战国以来农家的新经验；这足以说明吕不韦对农业的重视，也说明他和他的一些谋士对农业生产也是懂行的。吕不韦从新兴地主阶级的政治需要出发，认为只有重视农业，才能使民风纯朴，百姓易于驱使，边境得到安宁，君主的地位受到尊重，进而达到“并天卞’的目的。为此他强调国家必须劝民务农，不夺农时，用政策法令保证农业生产的进行。吕不韦还注意兴修水利，他第二次任相期间，修建了著名的郑国渠，大大改善了关中地区的灌溉条件，明显地提高了产量。这虽然增加了地主阶级的剥削量，但也带来了“关中为沃野，无凶年，秦以富强，卒并诸侯”的历史成果。吕不韦采取上述政治经济措施，使秦国政局稳定，国力增强，比东方六国明显地古了优势，为秦的统一奠定了稳固的基础。
秦统一六国，主要是通过兼并战争来实现的。自商鞅变法以来，秦国就在兼并战争中不断取得胜利。吕不韦任相后，坚持用兼并战争来实现统一，在军事理论上提出了一些卓越的见解，在作战指挥上也取得了重大的胜利。
《吕氏春秋》中有七篇文章对兼并战争中的军事理论问题作了探讨，这些文章汲取了春秋战国时期兵家的研究成果，并有所发展。吕不韦用这些军事理论指导了作战行动。
吕不韦及其谋士突出地阐明了秦进行兼并战争的必要性，驳斥了反对统一战争的“非攻”、“救守”学说。“非攻”之说最早是墨家学派提出来的。在战国前期，它反映人们要求摆脱战乱，求得安定的善良愿望，但到战国后期，这个学说被用来反对秦的统一战争了。“非攻”就是鼓吹停止军事进攻，实际上是反对秦军的进攻；“救守”就是呼吁受到秦国威胁的国家联合起来互相救援防守。《吕氏春秋》提出的一套战争观认为：战争是源于人类的本性的，是自有人类以来就存在的现象，因此战争是“不可禁，不可止”的。这套战争观当然不是科学的。因为战争只是历史发展到一定阶段，在有了私有财产和阶级以后才产生的，战争也不是人类的天性。但是《吕氏春秋》指出当时兼并战争的不可避免，这还是正确的。吕不韦认为既然兼并战争不可避免，那么就不应当笼统地反对一切战争，鼓吹什么“非攻”、“救守”，而是应当首先区分战争的“义”与“不义”。在《吕氏春秋·禁塞》中明确指出：“现在不分别义与不义，而争着去采取救援防守的策略，不义的事没有比这更大的了，害天下人民的事，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分清义与不义之后，对不义之兵来说，不论是攻、是守都是不可取的；对义兵来说，即使是攻伐，也是无可非议的，而且应予大力支持。当然吕不韦是站在秦国新兴地主阶级的立场上来区分战争的“义”与“不义”的，但是他强调对不同的战争应取不同的态度，这是符合当时历史发展的客观要求的。吕不韦等人就是这样论证了秦进行兼并战争的必要性和正义性的。他们大声疾呼秦国发兵是“诛暴救民”，是“天下良药”，是义兵，不能因为会带来死亡、破坏而废止战争，鼓吹什么“偃兵”，就象不能因为有噎死的人就“禁天下之食”，有淹死的人就“禁天下之船”一样。
和战国时期一些兵家一样，吕不韦也认为战争的胜负要取决于民心的向背。“凡举事，必先审民心，然后可举。”只有得民心，从民欲，才能获得民众的支持，取得战争的胜利。更进一步的是，吕不韦提出为了争取民心还要讲究对敌国人民和军队的政策。开战之前，就应当明确宣布，战争是为了诛杀不称职的君王，消灭百姓的仇敌，而不去杀伤无罪的人民和杀死战俘。对归向的敌国官吏应予赏赐。进入敌境后应宣布“不虐五谷，不掘坟墓，不伐树木，不烧积聚，不焚室屋，不取六畜，得民虏奉而题归之。”这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秦国过去“以斩首为勇”的传统法家政策，这当然是比较开明进步的。因为这不但可以减少统一战争中的阻力，也会起到保护人民生命财产，保护社会生产力的作用。尽管这个政策在秦国并未贯彻到底，但是这个政策的提出是应予肯定的。
《吕氏春秋》还论述了军队士气、装备在战争中的作用，认为士气高低是战争取胜的关键，装备兵器不可忽视，但不能作为取胜的唯一条件。要提高士气就要“爱士”，关心其饥寒，使之“乐为其君死”，同时要注意选拔良将带兵，这样才能战斗取胜。
对于作战的战略、战术，吕不韦及其谋士主张用威势来制服敌人，力争做到不战“敌已服”。如果交战的话，主张采用“急疾捷先”的机动战略，要“知时化”，“知虚实”，随着敌情变化制定战略战术。这些军事思想都是比较高明的。正是在这种军事思想指导下，吕不韦在推进秦国的兼并战争中能比较顺利地取得许多重大胜利。
具体来说，吕不韦在任相期间，在军事上取得了如下进展。(一)攻灭东周。秦庄襄王元年(前249年)，吕不韦任相不久，就亲自出马，攻灭了东周(战国时周天子所属的另一封国)，从此“东西周皆入于秦”。东周最后一个属国的灭亡，不仅使秦取得了河南(今河南洛阳)等通往东方的战略要地，而且结束了这个延续八百余年的天下共主的最后统治，使秦取得了统一天下的合法地位。
(二)辅佐秦庄襄王继续蚕食三晋。灭东周后秦国即派兵继续向东伐韩取成皋(今河南荥阳西北)，建立三川郡(黄河、洛水、伊水之间)。从此秦占有了中原心脏地区，秦边界逼近魏都大梁(今河南开封)。秦庄襄王元年(前249年)秦庄襄王二年(前248年)秦完全占有了韩、魏上党郡(今山西东南部)，并北向攻赵，取得三十七城，建立太原郡。从此秦占有太行山以西地区，并控制了进出太行山的要道。
(三)秦王政三年(前244年)，吕不韦代理朝政后，又主持发动对三晋的大举进攻。这年蒙骜伐韩取得十三城。次年又伐魏取得二城。再次年又分兵三路向魏进攻，一共取得二十多城，使魏都大梁处于秦的三面包围之中。秦建立了东郡。下一年，秦又伐魏取得朝歌(今河南淇县)和卫的濮阳，把卫君角迁到野王(今河南沁阳)作为秦的附庸。秦王政九年(前238年)秦又攻得魏的首垣等地，扩大了东郡。东郡从三川郡以东，沿黄河南岸向东伸展，横插在赵、魏、齐三国之间。从此秦的领土和齐接界，切断了赵和魏、韩两国之间的联系，东郡就好象一个楔子打进了东方各国之间，造成了秦分割三晋，可以各个击破的态势。
同时，在吕不韦主持下，还妥善应付了战国时代东方五国最后两次合纵攻秦。庄襄王三年(前247年)，当秦建立三川郡和太原郡，准备大举伐魏时，魏信陵君自赵返魏，联合魏、韩、赵、燕、楚五国之兵以抗秦，一度把秦将蒙骜击退，但未能挫伤秦的实力。为了扭转这种局面，秦派人以重金离间信陵君和魏王的关系，魏王派人代信陵君将兵，信陵君从此引退，五国合纵抗秦也随之瓦解。秦王政六年(前241年)，由于秦兼并战争迅速发展，由赵将庞嫒再次组织韩、魏、赵、燕、楚五国合纵攻秦。进抵函谷关时，被秦军击败。此后楚国为避开秦军锋芒，把国都由陈(今河南淮阳)迁到寿春(今安徽寿县)，从此山东诸国面临各个被击破之势，再也无力合纵抗秦了。
吕不韦任相期间继续执行“远交近攻”的传统作战方针，灭东周、伐三晋，屡战屡胜。兼并了大片土地，版图在六国中已首屈一指，造成了分割包围三晋的态势，使三晋朝不保夕，为最后消灭六国作好了准备。
创立新的大一统学说
随着秦军向东的胜利进军，秦国即将统一中国的大趋势已开始明朗。作为秦国相邦的吕不韦必然要研究完成统一中国的军政策略，以及统一后封建国家如何进行统治的问题。在吕不韦领导下，集中宾客三千人，命众人著书，于秦王政八年(前239年)编，成《吕氏春秋》。
《吕氏春秋》分为《十二纪》、《八览》、《六论》三个部分，加上《序意》共有一百六十一篇论文。但现仅存一百六十篇文章。这—是我国第一部有组织，有计划，集体编写的文集。这部书内容丰富，不仅论述了哲学、政治、军事和道德、伦理等问题，也包括不少历史和自然科学知识。它内容庞杂，类似后来的百科全书。在，理论观点上，它对先秦的儒、法、道、墨、兵、农、阴阳五行各派，兼包并容，有取有舍。所以尽管不少人称《吕氏春秋》为杂家代表作，实际上它却是庞而不杂。它已融汇诸子，后来居上，自—成一家了。下面着重谈谈从《吕氏春秋》中反映出来的吕不韦的政治学说。
吕不韦的政治学说，就是新的大一统学说，主要内容是：
(一)在理论上主张博采百家，化众为一，建立新的统一的思想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