具体表达——繁复变化、节奏张弛、形式美感的关注热情，要远远高于对整个故事的要求。对于视听层面的因素，也不苛求极其真实的“物质复原”性，而是“假定性”很强，在观赏时自觉地保持出戏和入戏之间的平衡。这和长期对武术、武侠小说、戏曲培养出来的欣赏习惯有关，也不无民族劣根性的“看客心理”成分。
所以相应地，香港动作片往往并不讲究故事的精彩，情节相对单纯，往往是大的场景团块构成影片。但是对单个场景的细微变化的关注相当见功力，追求动作场面形式表达的“真实清晰”、丰富曲折和完美精彩，而动作场面本身在故事中的叙事功能性、发展合理性并不重要，只要其得以展开的剧情基础能够被人接受就可以了。
如果说，一般在美国动作片中，“强烈的暴力一方面常常带有人体类型片的生理作用，同时也通过排斥可得的舒适和即时的解决之策而作用于人的情感。”（１６）那么在香
作为一个现代化的商业城市，香港有着成熟的电影工业和悠久的电影史。它是全球性电影生产中心之一，同时也是东南亚地区最大的电影出口中心，香港制作的电影广泛在东南亚及其日本、韩国、中国内地、台湾发行放映，有着广泛的影响。作为庞大的电影中心，对它进行一定的关注是有必要的。
香港一方面是中国的一部分，在文化上一脉传承，并以粤语文化为主体；而另外，它又曾是英国的殖民地，是一个独立的自由港，广泛积极地接受西方文化的影响。这种复杂的社会状况和文化分布，使得香港电影逐渐形成了自身的本土特点。香港电影是属于中国电影的一部分，同样这样百年的历史，在人员、资本、文化等方面有着直接的联系。对香港电影进行多方面的研究，重新看待中国电影百年的分布历史，是十分有必要的。
香港作为世界四大金融中心之一，其电影也有着鲜明的商业生产的特点，这种快产快销、票房至上的观点一直是学术界所不屑对待的，所以正式的香港电影研究起步很晚。香港本土一直多以报刊杂志评论为主，多在文中闲谈影界琐事，其自身研究直至１９７８年之后，才在每次香港国际电影节同时出版一本电影回顾的论文集，方始有较为正式的学术研究；而英文世界中，第一本关于香港电影的
学术著作是查奕恩的《香港电影工业与观众之社会学研究》，这是同港大亚洲研究中心合作的一个项目；台湾方面是在８０年代之后，由焦雄屏及其一批高校学者，在注重台湾电影研究的同时，也注意到了香港电影的重要性；而中国内地直至“九七”之后，才开始略有声势的小范围的香港电影研究。这四个方面对于香港电影的研究各有侧重，是目前关于香港电影研究的主要力量。其中，香港本土更全面详细；英文世界方面颇具学理；台湾注重两地业界关系；大陆略重左派电影，及其香港电影和上海电影在战前的关系。在下面的行文中，将会根据各自的重点，加以介绍。
一、中国内地方面
中国内地关于香港电影研究以１９９７“香港回归”为界。
在１９９７年之前，内地少有专门的香港电影研究，有价值的研究多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在“官修”的《中国电影发展史》书中，有着大量关于１９４９年之前香港电影的资料，而且早期关于上海和香港之间电影的一些资本关系、创作关系也介绍得比较详细。某些程度上来讲，《中国电影发展史》作者程季华、李少白、邢祖文当初修史的（１６）［美］Ｄ?麦金尼《暴力：强度与轻度》，见互联网北大在线新青年文化社区“电影夜航船”。
港动作片中，对于暴力的呈现，一方面也同样使人产生不适的“生理作用”，但与此同时通过暴力表现中富于形式美感、富于喜剧性的因素，使观众在心理上“排斥”的同时又相应地获得了“可得的舒适”，因而提供了“即时的解决之道”，成为一个完美自足的独立体。
香港电影一向商业色彩浓重，缺少实验色彩和先锋传统，但香港动作片巧妙地将形式趣味提升到内容表达至上，在于呈现暴力的同时，又在一定程度上“解构”了暴力，使其在具有返身自省意味的表达中涂抹上几丝“元电影”的色彩。
（索亚斌，讲师，中国传媒大学影视艺术学院，１０００２４）
香港电影研究的现状分析
文 刘辉／Text/Liu Hui
提要：１９９７年之后，香港电影研究得到了美国、中国内地多方面的关注。凭借着百年来形成的强大电影工业、上千部的作品，及其特殊的殖民地身份，香港电影本身有着很多需要研究的方面。本文通过对中国内地、台湾、香港本土和英文世界四个方面关于香港电影研究现状的介绍，旨在提供具有学理性的图谱描绘。针对目前的研究现状，做出点题性的分析。
关键词：香港电影研究 中国内地 香港本土 英美国家 台湾
The Status Analysis of Hongkong Film Study
２００５年第４期82
港 台 电 影 研 究Hongkong & Taiwan Movies
时候所拥有的资料是唯一的，许多资料到今日已不存在，所以本书具有独特的价值；二是内地关于香港左翼电影公司“长凤新”（长城、凤凰、新联）的研究，因为是国有资本的关系，内地对其一直视之为己出，例如在１９９４年金鸡百花电影节的学术讨论集《历史与现状》中，同样发表了李宁的《长城、凤凰、新联、银都公司的历史回顾和今后展望》一文。“长凤新”在香港电影市场中独特的定位和对早期电影市场的开拓，都极具意义，但更难得的是它是多年来香港电影和内地电影市场间唯一的联系，使得这份血缘关系一直得以保持不断。
１９９７年香港回归祖国之后，香港和中国内地之间的关系发生了改变，香港成为中国的一个特别行政区。而内地电影理论对于这一历史时刻也积极回应，“九七”前后产生了较多的香港电影研究的文章。在１９９６年１１月２—７日，在广州举办了“香港电影回顾展暨研讨会”，首次对香港电影进行了全面的研究，涉及粤语片、武侠片等类型电影问题，胡金铨、徐克的作者论问题，及其香港电影中的文化脉络问题，当然也不会缺少对“左派电影”的关注。这次研讨会的一部分成果在内地的核心电影刊物《当代电影》（１９９７年３月）以“香港电影专号”的名义发表。另外，主办这次研讨会的中国台港电影研究会，在２０００年将全部成果结集成书，出版《香港电影回顾》一书。同时出版的还有《成龙的电影世界》一书，是对１９９９年１０月期间“成龙电影回顾展暨研讨会”的结集。作为非日常性的学术团体，中国台港电影研究会于１９８８年１１月成立，在香港电影研究领域有过众多有益的学术突破。
由于自从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开始，内地录像带市场已经充斥了大量的香港电影，而近年来随着ＤＶＤ的普及，内地市场又出现了大量邵氏电影、少量电懋电影等七八十年代的香港电影资料。以这些影像资料为基础，内地有一些学者对于香港电影开始关注，从故事、剪辑、文本、历史、文化等方面尝试性地研究香港电影，其中比较有影响的有蔡洪声、胡克、李以庄、王海洲、陈山等人，这些学者为中国内地的香港电影研究打下了基础。
蔡洪声先生一生致力于香港电影的研究，是国内著名的香港电影研究专家，他曾多次在《当代电影》杂志关于香港电影某一课题进行组稿、撰文，是早期香港电影研究在内地的主要人物，著述有《台港电影和影星》一书。胡克先生的《香港电影对大陆的影响１９７６—１９９６》和《香港电影在中国内地１９４９—１９７９》两篇文章，以独特的内地视角研究香港电影，分别在香港国际电影节的回顾特刊上被引用。中山大学的教授李以庄女士凭借地理之便，较早地认识到了香港电影研究的特殊性，并进行学术性的探讨研究，她正着手写作的《香港电影史》书稿已完成大部分，将会是国内关于香港电影研究的一本启蒙著述。正是通过学者们的视角和努力，香港电影研究逐渐被引进到国内的各研究机构和高校中。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内地有一股研究武侠电影的热潮，例如贾磊磊、陈墨、索亚斌等人都曾较早对此题目进行研究，且文章都较多涉及到香港武侠电影的文化根源、剪辑方式、类型问题等。武侠电影研究虽非完全的香港电影研究问题，但由于武侠电影是香港最具特色的类型，其相关联系处相当之多，而国内在这个方面的研究也有着独特的视野和内容。
不可否认，内地研究香港电影有着一定的难度，虽然具有一定的影像资料，但对其创作背景和传播方式的文字资料缺乏，而且内地的电影研究学者多居住在北京、上海两地，对粤语及文化比较陌生，而两地间的学术交流又颇少，没有真正意义上的交流沟通。这些基本条件的限制，使得内地关于香港电影的研究处于初步阶段，内地香港电影研究并没有形成对香港电影工业和历史的整体意识。虽然８０年代“香港电影新浪潮”之后，电影艺术从大工业时代脱离出来，出现大量优秀的电影和导演，如王家卫、徐克、吴宇森等，其快节奏的拍摄手法和现代都市意识深深地吸引了内地的电影人，并对一些题目做出研究，颇有成效。但由于内地和香港之间学界联系极少，及语言和资料问题，使内地学者大多无法研究香港８０年代之前的电影，而香港学者本身也极少人有大魄力来内地学术界推广香港电影。
在新的电影史学界，新一代学者中已经很重视香港电影的研究，并以华语三地的视野来看待香港电影的地位。在李道新先生的新著《中国电影文化史》中，有两个大章节专门以香港电影为题，分别是第十二章“中国香港：无国无家的漂泊意识”和第十六章“中国香港：‘九七’症候和电影繁盛”，这种整体的史观思维，重新设立了内地关于香港电影研究的框架。
二、台湾方面
由于战后香港电影的资本运作关系，台湾电影一直和香港电影有着亲密的关系。所以资料对于台湾学者来说，并不成为问题。相对于大陆学者来说，有着先天的便利条件。特别是很多台湾影人是活跃于台、港两地之间的，例如李翰祥、胡金铨等，当台湾电影学者对他们做传记性研究的时候，总是会涉及很多有关香港电影的问题。
但碍于台湾电影发展的自身条件，台湾电影研究的正式出现也仅是８０年代初的事情，而台湾电影本身也向来问题不断，并没有太多的精力投放到香港电影研究方面。
需要提到的是，焦雄屏、陈国富等人引进新鲜的电影作者论、美国电影商业的研究，这些方法运用在香港电影研究时，显得十分恰当。焦雄屏在推广香港电影研究方面成绩颇著，她的《香港电懋公司的崛起及没落》、《故国北望——１９４９年大陆中产阶级的出埃及记》等文章，是难得的以整体意识研究香港电影的文章。另外，焦雄屏香港电影研究的意义还在于她凭借着自身的影响力，编著了多本关于香港电影研究方面的书籍，如《焦雄屏看电影——台港系列》、《香港电影的传奇——萧芳芳和四十年代电影风云》、《香港电影风貌》等书。焦雄屏把香港电影放在中国电影史、亚洲电影产业、中西比较的框架下，显示了睿智的判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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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研究香港电影最大的优势，在于研究几位曾在香港电影产生过巨大影响的台湾电影人，如胡金铨、李翰祥、徐枫、张艾嘉等人。由于这些人曾在香港电影史上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影响了香港电影史的发展。但对于香港学者来说，胡金铨、李翰祥等在台湾创业建立公司那段历史的资料就不够详细，而台湾学者却完全掌握了这些人在香港期间的资料，这种信息不平衡的情况，决定了台湾学界在研究香港电影方面所具备的独特优势，甚至夸张一点说，就是张彻早期在台湾一段时间的活动，也只有台湾学界有立场、有条件研究，而香港学者只能从张彻到香港之后才开始研究。黄仁先生编著的《胡金铨的世界》、李翰祥的自传《影海生涯》等书虽然仅仅是传记读物，但贵在是当事人亲历当年的历史，对于香港电影研究具有独特的意义。相当多台湾电影人和香港电影发生关系，如徐枫亲自投资香港电影生产，岳华是邵氏当红小生，这些人的口述中都把台湾电影和香港电影联系起来，这是台湾研究香港电影的独特视角。
另外，近年来叶月瑜、林文淇等年青学者引入新视角研究香港电影，如叶月瑜从音乐角度研究香港电影，林文淇关于关锦鹏的后殖民研究，拓展了香港电影研究的深度，有利于多元化的当代香港电影研究的存在。
总体来讲，台湾的香港电影研究并不发达。虽然他们并不缺乏关于香港电影研究的资料，但因为台湾学者自身的视野所限，他们更愿意将精力投入到台湾本土电影或者国外的研究上去。对于中国内地来讲，香港电影在战前和上海间有着直接的关系，“九七”后又有着共同发展的未来，有把香港电影史引入到中国电影史中来的民族统一的需要。而台湾学者却面临尴尬的自身定位，它无法正确看待和香港电影间的民族关系，而仅仅能以产业关系或者文化问题来处理。所以，多数台湾电影研究学者对香港电影的了解普遍多于内地学者，但未必能做出专业的研究来，而多是拿一些香港业界的琐事来引申。台湾学者虽然有着比较鲜明的“华语电影”三地概念，并强调相对于内地电影，港台电影是一体的，如蔡国荣的《中国近代文艺电影研究》中，多数篇章是研究香港和台湾电影，中国内地的方面并不多。但事实上三地电影产业的不同，从根本上决定了台湾和香港电影间的区别，台湾学者又无法从心理上面对香港电影作为独立的个体，这是台湾电影学者一个根本的误区。
在远流出版社浩大的“电影馆”丛书中，香港电影研究所占的部分极其有限。某种程度上讲，台湾电影研究的深度凭借此套图书已经提升到一个高度，对世界各地的电影都有了学术化的基础。但即使如此，仍把大量精力花费到国外电影理论的引介上。在香港电影研究问题上，台湾学者尚未有魄力成为领率者——虽然它本身的研究条件好于内地和香港。
三、英美方面的研究
这个方面的界定需要一定的说明。英语作为香港的第二母语，普及程度很高，像香港国际电影节２０余年的回顾特刊中，皆是中英文双语。因为如果有英文，就可以把香港电影研究推荐给西方国家的学者，而不必受语言的限制，这是香港政府和香港电影界一直都很努力的一个尝试。事实上，香港政府和电影界所做的努力颇有成效，很多西方学者关于香港电影的研究都是合作项目。
关于香港电影研究的英语文章颇为特殊，一是因为关注香港电影研究的海外学者多是英语国家的（美国为主），他们的研究成果是英文发表的，其他语种倒是少见；二是有些具有留学背景的学者，可能是马来西亚、香港等，如张建德、傅葆石等，他们发表的成果是以英文形式在西方世界出版，也同样是具有国际化的知识背景。
第一本关于香港电影研究的英文专著是美国人Ｉ． Ｃ．Ｊａｒｖｉｅ在１９７７年所著写的《 Ｗｉｎｄｏｗ ｏｎ Ｈｏｎｇ Ｋｏｎｇ ：Ａ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ｔｈｅ Ｈｏｎｇ Ｋｏｎｇ Ｆｉｌｍ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ａｎｄ ＩｔｓＡｕｄｉｅｎｃｅ 》（中文名：查奕恩《香港电影工业与观众之社会学研究》），把香港电影研究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本书由香港大学亚洲研究中心协助，书中涉及了大量香港电影历史、产业、美学、类型的研究数据，翔实有力。而书中采用线索梳理的研究方式，对多个方面的香港电影现状提出了学术性结论。正像查奕恩在《序言》中所讲到：“香港电影产业的最大贡献不在于生产出艺术电影，而是社会学意义上的：电影本身和电影产业告诉了我们自身所处的社会是什么样子的。”（１）查奕恩本书的两个观点可谓珍贵，影响了２０多年来香港电影研究的发展：１、通过社会学的方法来研究香港电影工业，特别是香港战后电影。她从美国电影工业的结构来分析香港电影的制作、发行和放映，从而把香港电影这种独特的娱乐方式存在状况和社会价值勾绘了出来（这和社会批判学派的观点是完全不同的）。
２、把香港电影研究独立出来，把香港电影作为一个研究对象。定位香港电影史是中国电影史的一部分，但在战后通过来自上海和东南亚资本家的改造，香港电影成为具有特色的地域电影，有着自身的发展轨迹。
根据查奕恩书中所提，第一个对香港电影进行研究的是美国电影史家Ｊａｙ Ｌｅｙｄａ（中文名：陈力）（２）。在陈力著名的中国电影史专著《Ｄｉａｎｙｉｎｇ：Ａｎ Ａｃｃｏｕｎｔ ｏｆ Ｆｉｌｍｓａｎｄ ｔｈｅ Ｆｉｌｍ Ａｕｄｉｅｎｃｅ ｉｎ Ｃｈｉｎａ》
（中文名：《电影》）中，陈力曾经专门辟出第１１章讲述香港电影。陈力这一章的很多观点由查奕恩在著作中加以发挥。
查奕恩这种整体式的结构研究，在以后很长的时间里并没有得到延续。毕竟香港作为弹丸之地，缺乏足够的研究机构资助本土电影研究。这种局面在１９９７年前后（１）［美］Ｉ． Ｃ．Ｊａｒｖｉｅ：Ｗｉｎｄｏｗ ｏｎ Ｈｏｎｇ Ｋｏｎｇ ：ａ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ｔｕｄｙ ｏｆｔｈｅ Ｈｏｎｇ Ｋｏｎｇ ｆｉｌｍ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ａｎｄ ｉｔｓ ａｕｄｉｅｎｃｅ （查奕恩《香港电影工业与观众之社会学研究》）《序言》，Ｈｏｎｇ Ｋｏｎｇ：Ｃｅｎｔｒｅ Ｏｆ Ａｓｉａｎ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ｉ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ＨｏｎｇＫｏｎｇ，１９７７，第１页。
（２）Ｊａｙ Ｌｅｙｄａ（１９１０—１９８９），美国人，电影理论和电影史方面的著名学者，师承苏联电影大师爱森斯坦。他曾在１９５９－１９６３年间来到中国，以外国专家身份参与程季华《中国电影发展史》的资料整理工作，回国后著述了中国电影史著作《电影》一书，在１９７２年出版，是西方国家第一本关于中国电影史的专著，开创了美国的中国电影研究领域。查奕恩曾和陈力同在纽约大学教书，直接受到陈力关于中国电影研究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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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 台 电 影 研 究Hongkong & Taiwan Movies
开始发生变化，Ｓｔｅｐｈｅｎ Ｔｅｏ（马来西亚人，张建德）的专著《Ｈｏｎｇ Ｋｏｎｇ Ｃｉｎｅｍａ ： Ｔｈｅ Ｅｘｔｒａ 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ｓ》于１９９７年出版。但张建德本书的研究方式有所改变，已经从查奕恩的社会学式研究方法，发展到电影学自身的研究框架中来，分“北方和南方”、“武侠艺术”、“创新者”、“边缘性格”四部分来探讨香港电影史，及电影类型、电影作者与艺术突破间的问题。罗卡和法兰?宾的著述《Ｈｏｎｇ Ｋｏｎｇ Ｃｉｎｅｍａ： Ａ Ｃｒｏｓｓ－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Ｖｉｅｗ》，以香港本土最早的默片《庄子试妻》开始论述，一直到７０年代的武侠片，详细论述了香港多位重要的电影人和明星的事迹及贡献，同时指出东西方的跨文化交汇对香港电影发展的影响。大卫?波德维尔（Ｄａｖｉｄ Ｂｏｒｄｗｅｌｌ）作为美国著名的电影学者，他明显表示出对香港电影的兴趣，《香港电影的秘密——娱乐的艺术》
（Ｐｌａｎｅｔ Ｈｏｎｇ Ｋｏｎｇ：Ｐｏｐｕｌａｒ Ｃｉｎ－ｅｍａ ａｎｄ ｔｈｅ Ａｒｔ ｏｆ Ｅｎｔｅｒｔａｉｎｍｅｎｔ，港译名：《香港电影王国——娱乐的艺术》）是他２０００年在香港仅经半年实地研究后出版的一本专著，结构和文风都颇为潦草，但还是代表着目前香港电影研究的较高水平。另外，具有史学背景的Ｐｏｓｈｅｋ Ｆｕ（香港人，傅葆石）在２００３年出版的专著《Ｂｅｔｗｅｅｎ 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ａｎｄ Ｈｏｎｇ Ｋｏｎｇ：ｔｈ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ｃｉｎｅｍａｓ》，以极具史学价值的方式提供大量素材，论证了香港电影与上海电影间在经受殖民地环境下的境遇，对战前香港电影的尴尬身份加以描述。
事实上是，西方学者关于香港电影研究的成果并非很多，但又有很多电影学者有兴趣关注香港电影的艺术、文化、身份及其类型电影，写成万多字的文章，所以论文集方式的书籍相对较多。Ｐｏｓｈｅｋ Ｆｕ和Ｄａｖｉｄ Ｄｅｓｓｅｒ合编《ＴｈｅＣｉｎｅｍａ ｏｆ Ｈｏｎｇ Ｋｏｎｇ：Ｈｉｓｔｏｒｙ，Ａｒｔｓ，Ｉｄｅｎｔｉｔｙ》，是伊利诺伊大学在１９９７年秋举办的香港电影研究大会的论文集；此外还有加里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的Ｅｓｔｈｅｒ Ｃ．Ｍ． Ｙａｕ编著的《Ａｔ ｆｕｌｌ ｓｐｅｅｄ ： Ｈｏｎｇ Ｋｏｎｇ ｃｉｎｅｍａ ｉｎ ａ ｂｏｒｄｅｒｌｅｓｓｗｏｒｌｄ》，这两本论文集收集了大量香港、台湾和美国学者研究香港电影的论文。相较来说，前者不论涵盖面、深度或作者的层次都更好一些。值得注意的是，这两本集子中都拿出三分之一的篇幅专门研究香港本土的身份问题，这是“九七”之后关于香港研究的新话题，前者的第三部分是“身份研究”，后者的第三部分是“文化的丧失：怀乡、碎言和错位”。这种来自后殖民研究和文化研究的方式，重新在民族性、华人身份、历史地位上来考虑香港电影。总的来讲，在众多以“中国电影”、“亚洲电影”挂名的学术论文集中，多有一两篇关于香港电影研究的论文。在《Ｔｈｅ Ｃｉｎｅｍａ ｏｆ Ｈｏｎｇ Ｋｏｎｇ：Ｈｉｓｔｏｒｙ，Ａｒｔｓ，Ｉｄｅｎｔｉｔｙ》中的最后一篇Ｈ．Ｃ．Ｌｉ所著的《Ｈｏｎｇ Ｋｏｎｇ Ｅｌｅｃｔｒｉｃ Ｓｈａｄｏｗｓ：Ａ Ｓｅｌｅｃｔｅｄ Ｂｉｂｌｉｏｇｒａｐｈｙ ｏｆ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ｉｎ Ｅｎｇｌｉｓｈ》中，搜集了所有关于香港电影研究英文资料的参考书目；在《Ａｔ ｆｕｌｌｓｐｅｅｄ ： Ｈｏｎｇ Ｋｏｎｇ ｃｉｎｅｍａ ｉｎ ａ ｂｏｒｄｅｒｌｅｓｓ ｗｏｒｌｄ》中，ＥｓｔｈｅｒＣ．Ｍ． Ｙａｕ也在最后做了一个参考书目表，这两个参考书目表具有极高的工具价值。
除去这些专业的学术性研究之外，香港电影本身也在西方有着很大的影响。自从７０年代初李小龙成为第一个在好莱坞产生巨大影响的香港影星后，东方式的功夫片和枪击片在国外的年青人中深受欢迎，而唐人街中的音像店中几乎有全部影片的录像带。由此，各种关于李小龙、成龙、功夫、影碟购买手册类的电影畅销书多不胜数。举例来说，有《李小龙传奇》、《我是成龙：功夫一生》、《功夫：报仇的电影》、《吴宇森传》、《碎灭爱情的歌：关锦鹏电影》。有些书也是高校学者所著写，但笔调却是娱乐畅销书的手法，边边角角，也算是香港电影英文研究的一个主要方面了。
总体看来，英美国家研究香港电影有着自己的特点和优势，超脱于香港本土的各种利害关系而获得独立思考的学术态度，根据电影学科框架的方式来进行整体的研究。由于研究者普遍都和香港电影业界有着或多或少的关系，也保证了这些论文并非是简单的后殖民、后文化现代哲学的盲目套用，而是切实考虑这一独特的电影基地的产业、民族身份、美学成就的问题。在涉及问题的深度上，英文方面的书籍和论文是目前香港电影研究中优秀的。
四、香港本土方面
香港虽然小，但由于其作为世界金融中心和中转港的有利条件，有着极强的经济能力可赞助文化事业。香港本土也拥有多所著名的大学及研究中心，关心本土的经济、历史和文化发展，而电影业是香港最重要的行业之一，全港１０％左右的人都与电影业有关系。对香港电影的研究，虽然起步较晚，但有着天时地利人和之便，目前仍是资料最详细、研究人数最多、涉猎面最广、贡献最大的地域中心。
自从１９７８年开始，每次香港国际电影节都根据一个研究专题，出版一本香港电影回顾论文特刊。论文用中英双语出版，中文编辑曾有林年同、刘成汉、李焯桃、舒琪、罗卡等著名影评人和理论家，英文编辑有高斯雅、张建德等人，每期回顾文集均围绕一个主题全面展开，旨在推广香港电影、搜集史料、激发新思维的出现。截止２０００年，回顾特刊的专题分别有：
１．《黄宗霑回顾展》，１９７８。
２．《五十年代粤语电影回顾１８９９—１９７６》，１９７８。
３．《战后香港电影回顾１９４６—１９６８》，１９７９。
４．《香港功夫电影研究》，１９８０。
５．《香港武侠电影研究１９４５—１９８０》，１９８１。
６．《六十年代粤语电影回顾》（１９９６修订本），１９８２。
７．《战后国、粤语片比较研究——朱石麟、秦剑等作品回顾》，１９８３。
８．《七十年代香港电影研究》，１９８４。
９．《香港喜剧电影的传统》，１９８５。
１０．《粤语文艺片回顾》，１９８６。
１１．《粤语戏曲片回顾》，１９８７。
１２．《香港电影与社会变迁》，１９８８。
１３．《戏园志异：香港灵幻电影回顾》，１９８９。
１４．《香港电影的中国脉络》，１９９０。
１５．《八十年代香港电影——与西方的比较研究》，１９９１。
１６．《电影中的海外华人形象》，１９９２。
１７．《国语片与时代曲（四十至六十年代）》，１９９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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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８．《香港—上海：电影双城》，１９９４。
１９．《早期香港中国影像》，１９９５。
２０．《躁动的一代：六十年代粤语片新星》，１９９６。
２１．《光影缤纷五十年》，１９９７。
２２．《超前与跨越：胡金铨与张爱玲》，１９９８。
２３．《香港电影新浪潮：二十年后的回顾》，１９９９。
２４．《跨界的香港电影》，２０００。
特刊每期专题对香港电影研究有着指导性的意义，暗含建立香港电影研究整体框架的意义。总的来说，目前已经成为主流的研究课题主要有：１、武侠——功夫电影研究；２、香港电影史及其类型研究；３、粤语片——国语片问题研究；４、香港“新浪潮”电影研究；５、上海——香港双城问题研究；６、电影工业体制的研究；七八十年代后香港电影发展研究等。这些问题的提出，符合香港电影自身的历史、特点，是研究香港电影不可绕过的课题。
回顾特刊对于香港电影研究具有极大的意义，正如傅葆石所讲：“这些论文集对理解香港电影的历史起到了不可估量的巨大贡献，通过辛苦的资料收集，并做出历史的分析，组委会提供最系统化的研究论文集。”（３）总的说来，这些特刊的最大意义在于搜集了完整的资料，提出思路，以备以后有兴趣的研究者使用，例如波德维尔就承认对香港电影的最初兴趣来自每年的回顾特刊。（４）另外，回顾特刊中的论文作者，包括港、台、内地、海外所有的香港电影研究者，全面展示了目前香港电影研究的人员分布。对于任何一个香港电影研究者来讲，历届特刊是必备的资料。
对于香港本土来讲，研究香港电影的单位（个人）主要有以下几类：各个大学的院系、香港电影资料馆、各个电影评论协会及杂志、报纸影评人，这些单位也经常会结集出版书籍，但从一般现象来讲：关于香港电影研究方面的论文集、回忆录、随感集、影评集一本接着一本的出版，而体系完备的专著却凤毛麟角。下面分类介绍，力求能够简单描绘出香港本土关于电影研究的地图：
１、大学
大学中的香港电影研究人员多具有较好的电影知识，在论述方面比较系统。香港有着众多的大学，其中香港浸会大学在１９９１年正式成立香港大学中第一个电影电视系，并有着林年同、卓伯棠、吴昊、史文鸿、钟宝贤（历史系）几位专业的电影研究学者而显得特殊一些。
林年同先生（１９４４—１９９０）是较早的一位电影研究学者，他研究电影的出发点是中国传统美学，曾结集《镜游》一书（后增订为《中国电影美学》），提倡中国传统美学中“游”的观念是中国观众一种重要的欣赏习惯。而最为特殊的是，林年同先生不仅研究香港电影，而且把视野拓展到中国早期电影研究上来，并组织了“中国电影学会”，出版《中国电影研究》杂志。他的这份抱负对于香港学界来说显得十分大气，日后刘成汉的《电影赋比兴集》、香港电影评论协会所出的《诗人导演——费穆》都与此有关，这也很大程度上认可了香港电影和上海电影间的美学关系。
卓伯棠先生的专著《香港电影新浪潮》一书，内容翔实全面，分析了香港８０年代出现的一批电影创作运动。书中包括新浪潮历史状况、电视工业和新浪潮出现的关系、导演分析、历史定位等几个方面，是一本奠基性的著作。
吴昊先生是电视电影系的系主任，有论文集《乱世电影研究》、《香港电影民俗学》、《香港电影类型论》（罗卡、卓伯棠、吴昊合著），另辟蹊跷，从时代命运和民俗文化方式来观察香港电影的影像生态。而历史系的钟宝贤女士具备历史学的知识背景，她的专著《香港影视业百年》工程浩大，是一本百科全书式的香港电影产业发展线索史。书中所采取的产业、历史文化、美学互动的综合研究方式，源自波德维尔的好莱坞研究，在研究香港电影时取得奇妙的效果，填补了香港电影研究的一块空白，意义极其重大。
另外，港大的Ａｃｋｂａｒ Ａｂｂａｓ所著的《Ｈｏｎｇ Ｋｏｎｇ：Ｃｕｌ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ｏｆ Ｄｉｓａｐｐｅａｒａｎｃｅ》是研究香港文化、意识形态的必读书籍。其中第二章和第三章专门以“新浪潮”和王家卫作为文化研究的个案，具有特殊的意义。
２、香港电影资料馆
长久以来，香港作为一个电影中心，却没有一个公共性的电影资料馆从事保存珍贵的电影拷贝、整理历史的工作。有感于此，罗卡等香港电影人积极努力，终于在２００１年１月初正式成立这一公益单位，从事香港电影文化、历史、导演的各种发掘工作。香港电影资料馆的成立，可以认为是一件极具进步意义的大事，稍加思考我们就可以想到，众多的世界大师级导演的被认可远非首轮影院的票房效应，而正是通过不断的文化意义挖掘才逐步被认可的。事实上也如此，自成立以来，香港电影资料馆策划了很多的电影活动，并一一结集成书，大大拓展了香港电影研究的层次。
历史方面，资料馆整理出版了《香港影人口述历史》丛书之一之二、《从手艺到科技──香港电影的技术进程》、《香港早期电影轨迹 （１８９６—１９５０）展览》特刊、《六十年代粤语片红星展览》特刊、《粤港电影因缘》等一系列活动和书籍，保存了大量珍贵的史料，对历史话题进行有意义的拓取研究。特别是有“活历史”之称的余慕云先生整理的《香港影片大全》，体系浩大磅礴，全面记叙了电影有史以来的全部史料，是一本有价值的工具书，目前已经出到第五卷。
在挖掘香港著名电影公司运作体制方面，资料馆整理出版了《邵氏星河图展览特刊》、《邵氏电影初探》、《国泰故事》、《穿梭光影５０年──香港电影的制片与发行业展览》等研究书籍，搜罗了很多当事人的回忆，全面认识香港电影史上的大制片厂时代，并以肯定的态度认可其贡
（３） Ｐｏｓｈｅｋ Ｆｕ：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ａｎｄ Ｈｏｎｇ Ｋｏｎｇ：ｔｈ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ｃｉｎｅｍａｓ，Ｃａｌｉｆｏｒｎｉａ：Ｓｔａｎ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３，第１６５页。
（４）原话是“那些年头，好友汤尼?雷恩总是按时送来香港国际电影节的特刊，我从而窥知香港电影史的点滴。”参见［美］大卫?波德维尔《香港电影的秘密——娱乐的艺术》的《序言》，何慧玲译，海南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版，第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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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 台 电 影 研 究Hongkong & Taiwan Movies
献。
在导演方面，资料馆以作者论的方式，重点评述了几位具有跨时代意义的导演，旨在希望推介出自己的电影大师，如《李晨风──评论?导演笔记》、《黎民伟日记》、《张彻──回忆录?影评集》、《剑啸江湖──徐克与香港电影》等，把天才和产业间的互动关系统一起来，全面肯定多年来香港电影发展的历程。
香港电影资料馆是一个常设性的研究和服务机构，藏有大量珍贵的胶片和史料。它的设立，为香港电影研究的发展提供了完备的条件，当影像资料和历史史料都充足的时候，也是香港电影研究迈向深度研究的一个契机。
３、回忆录和传记
由于早期的较多影人并没有很好的知识背景，他们的著述就多是回忆录的样式了。香港有着宽松的出版环境，香港影界人士也多爱把自己的一生记录下来，这些回忆录的作者多是香港电影发展多年的亲事人，他们的回忆也让人有亲历历史的感觉。这类回忆录实在太过繁多，可以参看余慕云《香港电影八十年》中的三页列表，下面略微介绍几本较为重要的：
关文清的《中国银坛外史》。关文清从二三十年代起就一直从事电影事业，而且和大观片厂有着直接的关系，他的回忆录中对很多当年的电影事件、影人有着清晰的记载，是一本不可多得的电影史资料。
《邵逸夫传》，作为控制了香港电影六七十年代的邵氏公司的老板，邵逸夫的生平是香港电影史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他所带领的邵氏制片策略和资本流动关系，至今影响着香港的影视业。
薛后所写的《香港电影的黄金时代》，作为一个左派影人，薛后先生所描述的五六十年代的香港电影界是完全另外一个角度出发的。林黛、夏梦、张仲文等一些老明星的轶事，“长凤新”和国内电影界的关系，和香港业界的关系，及其８０年代内地开放后怎么率先拍摄《少林寺》把香港电影和内地业界联系起来的历史，这些史料具有独特的意义。
另外，上面所介绍的香港电影资料馆的口述计划，也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两次口述计划的主题分别是“南来香港”和“理想年代——长城、凤凰的日子”，被采访人全部是重要的当事人，这份资料对研究中港电影之间的资本、人才关系，香港五六十年代社会和电影业状况，有着极大的价值。
总体来讲，香港众多的回忆录和传记本身并不具有太高的学术价值，但随着历史的当事者逐渐老去，历史渐渐就只能成为一个符号来被理解了。能够保存这些珍贵的当事人的记录，并非一个功利性的学术课题，而是保留历史的财富，以供后人享用。
４、影评人
王赓武编的《香港史新编》中提到，香港报纸繁多，专栏是报纸的重要特色，而电影专栏则需要专门的影评人，对新片和电影现象发表意见，香港主要的影评人有石
琪、罗卡、李焯桃、舒琪等人。（５）
石琪是香港电影界的资深评论人士，从７０年代开始，每月必有几篇关系全港的影评，连香港国际电影节的主页上也专门刊登每月石琪的影评，他主要的文章多发在《中国学生周报》（早年）和《明报》及其副刊上。石琪的所有影评也曾汇集成书，浩浩荡荡八卷本《石琪影话集》，香港电影界天南地北的八卦琐事，无不一网打尽，对香港电影研究有很好的辅佐价值。他的影评从无破坏性的批评，而多是中肯之言，切实理解业界的关系。
罗卡可以说是香港电影业界最重要的学者、策划人、理论家之一，不论是资料馆的成立、电影节的创办，还是国外学者的组稿和请教，罗卡都有份参与，但因为他没有专著出版，所以放在此处介绍。罗卡是香港六七十年代最重要的文学刊物《中国学生周报》“电影版”的编辑，石琪、林年同等人当年都在他的刊物上发表文章。罗卡本人仅著有《电影之旅》少数几本书，但他的文章总是关注香港电影最关键的问题，极具启发意义。在历年的电影节回顾特刊上，均可看到他的文章。罗卡的文章，并非简单的评论，而是上升到批评意义的学术观点，他的观点极具权威价值。
李焯桃曾从１９８０年开始主编香港最著名的电影刊物《电影双周刊》达７年之久，期间支持新浪潮运动，发表个人论点，颇有法国《电影手册》主编安德烈?巴赞的影子。李焯桃的论文结集有《八十年代香港电影笔记》、《观逆集——香港电影篇》、《观逆集——中外电影篇》、《淋漓影响馆——抛砖篇》、《淋漓影响馆——引玉篇》，深度与广度俱佳，李焯桃文中极具国际视野，是一个学者型的影评人。
另外的香港影评人众多，也办有“香港电影评论学会” 、香港影评人协会等团体。从好的方面看，繁荣的评论和批评环境，是电影产业链中必要的一环，负责着联系公司意图和观众观看心理的作用。香港电影的多年繁荣发展，影评人的地位功不可没。
５、香港电影评论学会及其刊物
香港电影评论学会作为一个非日常性的学术团体，有着５０余人的作者队伍。自１９９５年３月成立以来，其宗旨是：团结一群志同道合的影评人，促进电影评论的独立自主精神；倡导从文化和艺术角度评论香港电影；对香港电影的成就重新做出评价。
香港电影评论学会每年都会出版一本回顾香港电影的评论文集，可以作为对一年来电影资料的总汇。他们也经常会在油麻地百老汇电影中心的ＫＵＢＲＩＣＫ书店举办讨论活动，颇具时代小先锋的意义。需要一提的是，香港电影评论学会编辑的几本书籍颇为重要：
他们编辑、译著的书籍有《然后有了光——２２位导演作品选析》、《诗人导演——费穆》、《丈八灯台看电影》、《戏缘》、《从新浪潮到后现代》、《香港电影王国——娱乐
（５）转引自黄维墚《香港文学的发展》第十三章，参见王赓武编《香港史新编》（下），香港：三联书店１９９７年版，第５５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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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艺术》、《经典２００——最佳华语电影二百部》、《江湖未定——当代武侠电影的域境论述》、《后九七与香港电影》、《王家卫的映画世界》、《我和电影的二三事》。从题目可以看出，他们的文章多反映的是时代紧要的问题和人物，其中颇为重要的有《王家卫的映画世界》、《江湖未定》这几本书，角度新颖有趣，提出的问题别具一格。
通过上面的一番简单描述，可看出香港本土在电影研究上的多方面努力。凭借天时地利人和之便，香港本土在电影研究上有着自己独特的一面，资料翔实，切中实际问题。但有些现象早就暗示了危机，例如专著太少，论文太多的情况，说明本土缺乏足够的实力和立场来进行总结性的专题研究。在香港电影业萧条的今天，一些评论性的文章的作者可能会因为大环境的困难而放弃写作，到时香港电影面对明天将会更迷惘。开展更广泛的文化交流，是香港电影业界和学术界应该重视的问题。
五、小结
电影学科自从２０世纪６０年代才开始进入高校，并多设立于文学系下，着重点在于欧洲充满思考性和艺术创新的大师。同样的情况可以引用到关于香港电影研究中来，内地、香港、台湾三地普遍是在８０年代之后开始引入电影学科，进行专业的电影研究，而最初的兴趣点多会关注中国第五代、台湾新电影运动、香港新浪潮电影之类的问题。而面对充满商业气息的都市香港，一种暗含的对立情绪经常会渗透出来，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无人问津香港电影的研究。而“九七”前后对香港电影研究的观众同样是如此的吊诡，政治化和文化性的介入，吸引了人们对于香港电影的关注？
香港电影研究的复杂性，超过任何一个地域的华人电影，因为商业电影和艺术电影的范畴、高雅性和低俗性的判断，在这个领域全无意义。它是凭借着百年的历史、近万部的电影、众多的奖项和成就强制吸引了学者们的关注，而并非因为学院派对香港电影的娱乐性感到津津有味。对于香港电影来说，没有任何一部电影不涉及到观众和票房的问题，这种条件下艺术能够生存的空间微小得有限，但仍旧能够体现出体制下天才超越的能力。在１９９４年王家卫《东邪西毒》上映之时，香港掀起了一股关于雅俗高低的争论，但继石琪在《明报专栏》中批评之后，出现了大量以市民兴趣和经济价值为出发点的批评文章，专栏作家游清源讽刺那些拥护王家卫电影的人为“盟塞”的知识分子，并且影射那些解读王家卫电影的影评文章为“猪肉”，并非珠玉。当时，李焯桃在面对这种两极化现况时，有以下的见解：
“这种论调（即强调电影的商品本质的看法）其实是个陷阱，港台两地的影坛，由于没有真正的独立制作及另类发行系统，根本从来没有足够‘个人创作’的空间。而长期面向大众的影评，更一直充斥犬儒的情绪及反智的倾向，只崇尚直接简单的作法，对稍为脱轨的作品，往往口诛笔伐讥为闷艺、造作扮嘢、故作玄虚、自恋自溺（甚至自渎！）。”（６）
从这个视角来看待香港电影的研究，更是无法适时地做出判断。这也是香港本土如此缺乏专著，而个人论文集很多的原因。虽然香港有较为成熟的社区和文化形态，但它缺少足够的政治、文化身份和立场，无法对模糊的香港电影现状加以指导和判断。本土学者同电影业界一样，在边缘化的身份中失落自己的立场。
这种对娱乐性的偏见，限定了香港电影研究的发展，无法认真严肃地对待香港电影的众多现象，并进行深度的反思。香港本土的学者有着身份的缺陷，中国内地的研究碍于刚刚起步，台湾的政治身份导致无法做出正确判断，所以众多的英文学术研究成为了香港电影研究最具国际化视野、最具学科前瞻性的研究。有个学科的比喻会让人感到惊叹：埃及学研究的中心，在欧美而不在埃及！
但好在形势并非如此恶劣，众多中国内地、香港的学者在不断做出突破。近年来关于香港各方面研究的学术专著在不断出现，钟宝贤女士的《香港影视业百年》图文并茂、观点鲜明，罗卡和法兰?宾的英文香港电影史《Ｈｏｎｇ Ｋｏｎｇ Ｃｉｎｅｍａ： Ａ Ｃｒｏｓｓ－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Ｖｉｅｗ》已经出版，而广州的李以庄、周承人的香港电影全史也正在进行。
目前香港电影正在经历“冰河期”的低谷，但对于电影研究来说并非坏事，而要从现象中观察必然的逻辑。战后香港电影几经转折，这次绝对不是最恶劣的一次。而历史和文化的沉淀，回归７年后的香港应该有个自己的选择，如何定义香港电影的文化渊源、发展走向、研究思路。
台湾电影市场一度和香港电影市场紧密相连，但今日已经不同往日了。台湾电影的片花，曾是拖垮香港电影的原因之一，（７）而台湾境内摇摆的政治风云，以及在东亚地区所处的政治立场，其意识形态触及的各个方面都影响他们关于电影研究的发展前景，委实不能让人对他们在这方面研究上有任何信心。
学习西方香港电影研究的同时，中国内地和香港电影学界的交流值得让人期待。方言、距离、业界差异固然不可避免，但面对的是一个良好的契机，内地电影学研究的发展，在于政府仍没有放弃挽回电影产业的努力。市场的逐渐联姻，奠定了文化寻求合作的基础。香港的发展，从来就没有离开过中国内地的基础，经济发展固然如此，文化上又未尝不可。在香港电影研究的发展上，更需要在美学、民族化、产业模式上走出新的思路。
（刘辉，博士研究生，中国传媒大学２００３级，１０００２４）
（６）张美君《文化建制和知识政治：反思“严肃”与“流行”之别》，陈清侨编《文化想象与意识形态：当代香港文化政治论评》，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７年版，第２０６—２０８页。
（７）１９８８—１９９３年间，台湾资金流入香港电影影市形成“片花潮”。台资的涌入，不单抬高了香港明星的片酬，推高了港片卖埠版权费，而且在滥拍风潮的恶性循环下，“烂尾”投资不计其数，即使能够完工的影片也难以依靠票房收入成本，破坏了香港本土的院线制度。而１９９３年５月２８日，八大台湾发行商组成台北市片商工会国片海外联谊小组，提出压抑制片成本，抵制演员上涨的片酬，并提出三个不利港片的要求。同年，台湾新闻部放宽西片和日本片在台湾上映的拷贝数量限制，使得港片压力增大。原本在制片和票房领域占有起码三分之一的台湾市场，顿时消失，拖垮了香港电影产业链。参见钟宝贤《香港影视业百年》，香港：三联书店２００４年１０月版，第３６０—３６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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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晶：“拿来主义”的商业创作 王晶于20世纪80年代成为香港最重要的商业片导演之一。王晶本人在片场摸爬滚打了几十年，深谙香港观众的观影心理，熟透商业电影规律，他的影片创作从内容到形式都具有纯粹而鲜明的商业美学指向。甚至他拍电影不为叫好，只为赚钱，他需要的是能吸引住观众眼球，以观众需求为第一要素。其中虽有对经典和流行的嘲弄，但社会讽刺意味大为减弱，且取材和表现手法上更偏于俗。王晶这一时期执导了许多周星驰主演的“无厘头”喜剧片。在这些影片中，周星驰大牌明星的光环尽管遮住了幕后的王晶，但周星驰电影中“无厘头”风格的形成亦有王晶的贡献。1996年之后，王晶不再满足于仅担任导演角色，开始往监制和制片人的方向发展。和其他强势电影人一样，王晶监制的影片一般也主要由他操控，亦属于王晶电影。 将各类商业类型元素集于一身、形成高密度噱头的杂烩式风格，是王晶电影的首要特色。在王晶电影中，往往集中了动作、喜剧、悬疑、情感、传记、色情等多种类型元素，且将各种元素推向极致；此外，叙事情节点密集，“是集体创作剧本的典型，噱头层出不穷，开场即叫人喘不过气，60秒钟内若非出现笑料，便有追逐或悬疑场面”[1]。其中各种胡闹元素穿插的搞笑手段、赌术、骗术特别是色情和人体排泄物等是其营造噱头的主要部分，其《鼠胆龙威》（1995/新峰，导演：王晶，主演：李连杰、张学友）便是这种杂烩风格的最佳体现。该片有元奎极之生动的动作设计，有如泉涌现的笑料，有不讲章法的调子极转弯，也有屎尿及色情笑话，如酒店大堂里守卫大开杀戒的一场，一个重伤男人
爬到龙威藏身之处，龙威吓得半死，男人却死命抓住龙威的那话儿，求他相助。王晶电影的这种杂烩式风格，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后现代主义电影中的“拼贴”特色。然而，纵观其影片，剧作结构则几乎全为传统的戏剧式结构，具有较强的故事性，王晶只不过是“把由来已久的片段式结构发挥到喧哗的极致……彻头彻尾是用最传统的方法，把流行电影传统翻新，使之重现生气”。[2]他将繁荣时期香港电影各种类型元素集于一体的手法，从某种程度上可称得上对香港商业电影成就的完美总结。 王晶电影的第二个特色表现为“拿来主义”式的模仿，也是其标志性特色。对经典的电影桥段进行跟风、模仿，在香港影坛来说早已是见怪不怪的现象。特别是当某一类型的影片卖座时，大家群起而跟之，直到将这类影片拍滥。作为商业导演的王晶，同样也会跟风、模仿。但王晶毕竟不是平庸之辈，他深知“像我者死，似我者生”的道理，在模仿与跟风时采用“拿来主义”的方式，即不是完全的照搬，而是在拿来的同时，再进行适合自身特色的美学改造，“创新”与“跟风”双管齐下，取得了明显效果。如《鼠胆龙威》有好莱坞影片《虎胆龙威》的很多影子，由于香港影片的投资规模和特技技术都不能跟好莱坞比，王晶就把重头戏放在擅长的武打场面，在此基础上加适量的爆炸场景，既保持了自己的风格，又兼顾了影片的可观赏性。稍后，在《无间道》（2003）震撼香江，抗起救市之大任时，王晶用《无间道》中男女一号之外的原班人马，写就一部《黑白森林》（2003/中国星、市委，编剧：王晶，导演：王晶、麦子善，主演：黄秋生、刘青云），其跟风之快，改编之妙，令观众咋舌。但和当时风头强劲的《无间道》不同，王晶作品依然固守了他
1 人们对进步文化的基本要求和期望，是继承传统文化中的精华，融合我国各民族、各地区文化的优长，吸收外来文化的积极部分，并使之适合时代的需要。在这个熔铸过程中，传统主义与反传统主义，固步自封与全盘西化，都是不足为训的。因之，科学的扬弃和时代精神的焕发是构筑进步文化须臾不可离的理论、方法论的基点。以此为出发点，本文对岭南文化的地位与特点、发展与演变进行了鞭辟入里的分析，并在此基础上对繁荣与发展岭南文化的路径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张磊张苹 岭南文化在华夏文化中有着重要地位和作用，是中国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毫无疑问，它不愧为祖国文化百花园中的一枝具有独特色彩和香味的奇葩。 开放与商品经济是岭南文化两大特色 岭南文化之所以特色鲜明，是与岭南的环境分不开的。海洋的环围和五岭的隔绝，在古代的经济与社会条件下起着屏障的双重作用———利于防御；弊于阻抑。但是，由于秦朝的统一和中央集权制的逐步形成，又使岭南文化较早地接受了中原文化和周边文化的影响。在最初促进文化交融的人物中应当突出赵佗的作用，他在两千余年前率军进驻岭南的过程中带来了中原文化。此外，周边文化———如湖湘文化的影响也日益扩展。到中世纪的后期，尤其是迄于近代，岭南还成为中西文化交流的津梁，海洋文化对岭南文化的作用趋于明显。要之，远古时期的岭南文化是颇为初始的，与中原文化相较，当时的岭南文化的差距是明显的。中原文化跨越五岭，加上南来部属与越人结合，才有力地促进了岭南文化的演变，使之在南北融会中进入新阶段。例如，“百越无姓”的状态就此结束。到了封建社会中叶后，岭南文化的发展较快，明清以降特别是近代，则在不少方面走在全国的前列。当然，这个过程是与经济、社会的发展同步的。 在研究岭南文化的内涵和特色的时候，必须充分估计两个因素。一是开放：随着科技和经济的发展，五岭不再是难以逾越的；航船则使大海成为坦途，利于走向世界。因之，南疆成为开放的前沿。南越王墓的一些珍贵器物（如琉璃等），应当是由外地或异域输入。从汉代到唐宋之际，内外交流日趋繁密。明清以后，则是对外交流的主要渠道。二是商品经济：自唐宋尤其是明清以降，广东的商品经济颇为发达，珠江三角洲更是如此。佛山曾是古代中国的四大名镇之一。从封建末期的一些地方志中的附图里可以看到，圩镇的市场已经颇具规模，行业的划分布置井井有条，有出售粮食、副食品乃至棺木的专业街区。近代中国民族资本的头生子———继昌隆机器缫丝厂，就于19世纪70年代初诞生在南海县。创办者陈启沅曾是侨商，他提供了资本和技术。无论在内容或形式方面，开放与商品经济对岭南文化的形成和发展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在文化研究中，必须把握社会历史的“具体流程”，不能仅仅积囿于观念领域，局限在范畴之中。所以，在研究岭南文化时要密切结合社会历史的演变。广东的社会历史进程可以大致概述如下：较为绵长的原始公社时期，不发达的奴隶制，封建制的中后期发展较快，近代则成为剧变的焦点之一。至于岭南文化的发展，基本上与此相应、同步。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明、清时期出现了岭南文化的高峰，而近代中国向西方寻求真理的先进人物的代表又大都诞生于珠江三角洲地区（如以广州为圆心，半径都在百公里左右）。 融合与交流是岭南文化形成之基石 关于岭南文化基本内涵及其形成过程，论者意见颇为参差。取得的共识可以扼要表述如下：岭南文化有它自身的根本，源头上溯到马坝人、柳江人。氏族文化被较为完整地保存下来，如西樵山文化和石峡文化。岭南地区在远古时期存在着一种初级的、层次较低的“原型
土木工程与力学学院交通运输工程系 实 验 报 告 课程名称：交通仿真实验 实验名称：基于VISSIM的城市交通仿真实验 专业：交通工程 班级： 1002班 学号： U201014990 姓名：李波 指导教师：刘有军 实验时间： 2013.09 ---- 2013.10
实验报告目录 实验报告一： 无控交叉口冲突区设置与运行效益仿真分析 实验报告二： 控制方式对十字交叉口运行效益影响的仿真分析实验报告三： 信号交叉口全方式交通建模与仿真分析 实验报告四： 信号协调控制对城市干道交通运行效益的比较分析实验报告五： 公交站点设置对交叉口运行效益的影响的仿真分析实验报告六： 城市互通式立交交通建模与仿真分析 实验报告七： 基于VISSIM的城市环形交叉口信号控制研究 实验报告成绩
实验报告一： 无控交叉口冲突区设置与运行效益仿真分析 一、实验目的 熟悉交通仿真系统VISSIM软件的基本操作,掌握其基本功能的使用. 二、实验内容 1.认识VISSIM的界面; 2.实现基本路段仿真; 3.设置行程时间检测器; 4.设置路径的连接和决策; 5.设置冲突区 三、实验步骤 1、界面认识： 2、（1）更改语言环境—（2）新建文件—（3）编辑基本路段—（4）添加车流量 3、（1）设置检测器—（2）运行仿真并输出评价结果 4、（1）添加出口匝道—（2）连接匝道—（3）添加路径决策—（4）运行仿真 5、（1）添加相交道路—（2）添加车流量—（3）设置冲突域—（4）仿真查看 四、实验结果与分析
时间; 行程时间; #Veh; 车辆类别; 全部; 编号: 1; 1; 3600; 18.8; 24; 可知：检测器起终点的平均行程时间为：18.8; 五、实验结论 1、检测器设置的地点不同，检测得到的行程时间也不同。但与仿真速度无关。 2、VISSIM仿真系统的数据录入比较麻烦，输入程序相对复杂。 实验报告二： 控制方式对十字交叉口运行效益影响的仿真分析 一、实验目的 掌握十字信号交叉口处车道组设置、流量输入、交通流路径决策及交通信号控制等仿真操作的方法和技巧。 二、实验内容 1.底图的导入 2.交叉口专用车道和混用车道的设置方法和技巧 3.交通信号设置 4.交叉口冲突区让行规则设置
编辑| 删除香港电影人物研究之四：徐克 赵卫防发布于：2007-07-08 11:49 银幕上的动感时空——论徐克电影 （原文发表于2007年第一期《当代电影》杂志） 作为香港影坛重要的商业片导演之一，徐克始终能把握个性与商业、偏锋与主流的有机融合。无论作为监制或导演，徐克对创作总是全方位地控制，使其影片具有明显的徐克烙印；无论是喜剧或动作类型，徐克影片总是以追求动感为主要美学指向，并试图对香港的动作经典类型片进行主题和形式方面的颠覆与超越。 与众多香港影人的经历相似，徐克亦于上个世纪70年代在国外修读完广播电视电影课程后返港效力于电视台。1978年，他在香港“佳视”推出了古装武侠电视连续剧《金刀情侠》，以悬疑气氛的营造和快捷利落的镜头语言显示出了求新求变的美学追求，也奠定了他之后以古装武侠片类型为主的创作路线。转入电影后，徐克更是显示出剑走偏锋、急激险怪的风格，然而他却又能巧妙地汇入商业电影的主流并不断创新突破，由“新浪潮”的旗手转变成为举足轻重的商业片导演。他在1984年创办“电影工作室”的时候，曾明确提出过对导演的要求：“1、要有自己的风格。2、要言之有物——即使功夫片，也要有话说。3、要…走群众路线?……商业片定要娱乐观众，让他们得到宣泄，心情转佳。”（1）上述三个要求既是徐克长期创作实践中的美学追求，又可以看作是他将偏锋与主流有机融合而赢得观众的法宝。他导演或监制的一系列影片，形成了鲜明的美学风格，奠定了其在香港影坛和观众心目中的地位。同时徐克又是一个力求创新的电影作者，他亦在不断创新中超越自身、颠覆经典。个性化的风格加上创新与超越，成就了徐克的辉煌，并使80年代以来香港商业电影的面貌不断更新。 关于徐克电影 在香港电影史上，由于一些影人具有特殊的票房号召力，不论他们的身份是监制、导演或是主演，他们都是影片创作的核心，主宰影片的风格，影片完成后被贴上他们的姓名标签，而其他主创均处从属地位，比如李小龙电影、成龙电影、周星驰电影等等，徐克电影亦是如此。这种约定俗成的概念既具有吸引观众的品
基于智慧教室环境的个性化教学实践研究 课题研究方案 一、课题提出的目的、意义及其所要解决的问题 国家《教育信息化十年发展规划(2011-2020年)》在基础教育信息化发展水平框架中提出，学校教育方式的变革要在学生多样化、个性化教学方面取得突破。“十二五”教育信息化的核心目标与标志工程是要建设“三通二平台”，其中的“网络学习空间人人通”作为其重要组成部分为学生的个性化学习提供了平台支持与政策保障。可见，国家信息化政策要求教育信息化的推进必须为学生提供个性化的学习环境，进而促进学生的个性发展。从教育媒体技术发展的实践轨迹来看，、社交网络、平板电脑、智能手机等技术与设备与教育的逐步融合，反映了媒体技术在以支持学生个性化学习为目标的导向下自卫性的结果。因此，无论是教育政策还是教育技术应用，促进学生个性化学习是教育信息化发展的核心诉求和价值取向。而作为教育信息化发展的潮流——智慧教室的建设势必将个性化学习落到实处。 本课题主要对智慧教室环境下的个性化教学实践更为全面、系统的研究，给出课堂教学中的方法和途径，并对各环节做了详细的说明，使个性化教学具备了较好的可操作性。在此基础上，本课题针对实际教学中涉及的问题，给出具体的案例，并利用问卷调查等研究方法对实验过程收集到的数据进行了定性和定量的分析，得出实验的阶段性结论。为进一步开展课堂教学研究提供初步的理论和实践的基础。 二、课题的核心概念及其界定 1．智慧教室 智慧教室是数字教室和未来教室的一种形式，是一种新型的教育形式和现代化教学手段，基于物联网技术集智慧教学、环境智慧调节于一体的新型现代化智慧教室系统，是推进
未来学校建设和课堂教学的有效组成部分。使学生通过智慧教室实验平台，实现师生交互式课堂教学，更好地实现个性化教学，提升学生的学习能力，促进学生核心素养的形成。 2．翻转课堂 翻转课堂实质是将“知识传递”与“知识内化”进行了翻转。学生由“被动接受者”变为“主动探究者”，课堂也由封闭转向开放，更有利于培养学生终生学习的能力。翻转课堂成功的关键是通过课前自主学习任务单、配套教学视频和课堂学习任务书，确保学生达成课前学习目标。学生在任务单“问题导向”学习任务的指导下，在家按照自己的步骤学习，有困难的时候，可以反复观看视频，直至完成学习任务，达成课前学习目标。课堂上，学生接受检测（含协作评价），完成进阶任务（含协作评价），参加微项目学习（包含协作探究和展示、质疑、阐释），达到内化知识和发展核心素养的目标。 3．个性化教学 个性化教学是通过对特定学生的全方位评价发现和解决学生所存在的学习问题，为学生度身定制不同于别人的学习策略和学习方法，让学生有效的学习。每一个学生都是与众不同的，有自己独特的天赋特性、偏好和天生优势，也有不同于别人的弱点。解决学生的学习问题，应该用个性化的方法去适应学习上的要求。实现个性化教学不仅可以帮助中小学生迅速提高学习成绩，还能使之人格更完整、知识更全面、能力更突出、身心更健康、阅历更丰富，并具有更强的独立创新能力。 三、国内外同一研究领域现状与研究的价值 1．国内外相关研究领域现状评述 被誉为大数据商业运用第一人的维克托·迈尔-舍恩伯格提出，大数据改善了学习的三个核心要素：反馈、个性化和概率预测。智慧教室应用系统的移动端APP，PC、平板电脑、智能手机都成为了数据采集的渠道，借助互联网、物联网和移动网，任何一个学生在任何时间、地点，以任何方式做任何事情都会有记录，这样就形成了智慧课堂的特色。这些大数据来自学生、家长和老师，记录内容包括学生自画像、学期总结，还有同伴、老师、家长的个
目录 1 交通仿真 (2) 1.1 国内外交通仿真研究概况 (2) 1.1.1 国外研究概况 (2) 1.1.2 国内研究现状 (3) 1.2 道路交通仿真研究的意义 (3) 2 研究思路 (6) 2.1 考虑道路交通仿真的研究阶段 (6) 2.2 考虑微观交通仿真模型的基本模块 (6) 2.2.1 交通网络模块 (6) 2.2.2 交通需求模块 (7) 2.2.3 车辆行驶模块 (7) 2.2.4 交通控制管理方案生成模块 (7) 2.2.5 仿真输出模块 (7) 2.3 常用微观交通仿真软件简介 (8) 2.4 利用微观仿真软件进行交通分析的一般流程 (9) 2.4.1 对象界定 (9) 2.4.2 选用合适的仿真工具 (9) 2.4.3 数据收集 (9) 2.4.4 数据输入 (9) 2.4.5 模型的校核和标定 (9) 2.4.6 仿真输出分析 (9) 2.4.7 不同方案的比较分析 (9) 3 基于VC++微观城市交通仿真系统的研究与实现 (10) 4 VISSIM软件介绍 (11) 4.1 系统的模块构成 (11) 4.2 系统的功能 (13) 4.3 VISSIM的应用领域 (14) 4.4 VISSIM的实践应用 (15) 4.5 VISSIM关于微观交通仿真的运用 (15) 5 结语 (23) 致谢 (24)
1 交通仿真 交通仿真是20世纪60年代以来，随着计算技术的进步而发展起来的采用计算机数字模型来反映复杂交通现象的交通分析方法。交通仿真是计算机仿真技术在交通工程领域的一个重要应用，交通仿真是复现交通流时间空间变化的技术，交通仿真模型的建立以及交通仿真实验系统的开发是交通仿真研究的两个核心内容。 根据交通仿真模型对交通系统描述的细节程度的不同，交通仿真可分为宏观仿真，中观仿真和微观仿真。 （1）微观交通仿真模型 其对交通系统的要素及行为的细节描述程度最高，例如，微观交通仿真模型对交通流的描述是以单个车辆为基本单元的，车辆在道路上的跟车、超车及车道变换行为等微观行为都能得到较真实的反映。 （2）中观交通仿真模型 其对交通系统的要素及行为的细节描述程度较高，例如，中观交通仿真模型对交通流的描述往往以若干辆车构成的队列为单元的，能够描述队列在路段和节点的流入流出行为，对车辆的车道变换之类的行为也可以简单的方式近似描（3）宏观交通仿真模型 其对交通系统的要素及行为的细节描述处于一个较低的程度，例如，交通流可以通过流密速关系等一些集聚性的宏观模型来描述，象车辆的车道变换之类的细节行为可能根本就不予以描述。 1.1 国内外交通仿真研究概况 1.1.1 国外研究概况 国外的交通仿真研究发展阶段基本上经历了20世纪60年代，70年代至80年代以及80年代末90年代初以来的3个较为明显的发展阶段。 （1）20世纪60年代 国外交通仿真研究始于20世纪60年代，其中TRANSYT交通仿真软件是当时最具代表性的成果。TRANSYT模型是由英国的D.L.罗伯逊于1968年提出，以后又经历了8次修改。它是一种宏观仿真模型，用以确定定时交通信号参数的最优值。这一时期的交通仿真系统主要以优化城市道路的信号设计为应用目的，模型多采用宏观模型，模型的灵活性和描述能力较为有限，仿真结果的表达也不够理想，这也是由当时的计算机性能所决定的。 （2）20世纪70~80年代 20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由于计算机的迅速发展，交通仿真模型的精度也迅速提高，功能也更加多样。这期间的典型代表当属NETSIMU模型。该模型是
广东文化现状及发展之思 刘蒙复旦大学商学院 摘要：广东是经济大省，但是在文化上的发展却远远赶不上文化大省的标准。广东文化在发展上既存在先天不足，后天发展也处在弱势，在文化产业上也存在诸多不足之处。提升广东的文化软实力，可以参考这样一些途径：借助市民社会，增强主流意识形态凝聚力；提高思想原创力，弘扬岭南文化，塑造“新广东人精神”：建设一批文化大品牌等。 关键词：广东；文化；现状；发展 一、关于“文化软实力” “软实力”的概念是由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前院长约瑟夫·奈教授提出的，1990年，他分别在《政治学季刊》和《外交政策》杂志上发表《变化中的世界力量的本质》和《软实力》等一系列论文，并在此基础上出版了《美国定能领导世界吗》一书，提出了“软实力”的概念。约瑟夫·奈指出，一个国家的综合国力既包括由经济、科技、军事实力等表现出来的“硬实力”，也包括以文化、意识形态吸引力体现出来的“软实力”。其中，硬实力是在国家实力中有形的国际要素，一般是可以量化和测量的，包括人口、地理条件、自然资源、经济力量、军事力量和科技力量；软实力是指一国的文化、价值观念、社会制度、发展模式的国际影响力与感召力，归纳起来为四个方面的影响力，即制度安排上的影响力、意识形态影响力、文化影响力和外交事务中的影响力，这些影响力均要通过大众传媒体现出来。另外，相对于具体的国民生产总值、科研成果及转化率、国防力量等硬实力而言，哲学与社会科学也属于国家“软实力”范畴。软实力是一种软的力量，具有扩张性和传导性，可以超越时空，产生巨大的影响力。而且软实力产生的效力是缓慢的、长久的和内生的，而且更具有弥漫扩散性，更决定长远的未来。因为这些特性，软实力需要长期的艰苦建设，绝对不会像有些硬
(1/20)、“客家人”这一称谓，获得官方定称是在（）时期。那时在户藉立册中，凡是广府语系和潮洲语系的人都列入主册，而北方来的人，多被列为“客藉”。(3分) ?A、两晋 ?B、两汉 ?C、两宋 ?D、明清 (2/20)、据统计，广东省内纯粹使用客家话的县市（纯客）有（）个，而非纯客县市约有50个。(3分) ?A、10个 ?B、13个 ?C、17个 ?D、21个 (3/20)、汕头成为潮汕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是在（）之后。(3分) ?A、唐朝之后 ?B、北宋之后 ?C、明清之后 ?D、近代鸦片战争之后 (4/20)、粤语的声调至少有（）。(3分) ?A、6个 ?B、8个 ?C、9个 ?D、10个 (5/20)、“广州府”的设置始于（）。(3分) ?A、汉代 ?B、唐代 ?C、宋代 ?D、明代 (6/20)、粤西的雷州话和中山的隆都话（或叫“村话”）是属于（）。(3分)
?A、粤方言 ?B、闽南方言 ?C、客家方言 ?D、ABC都不是 (7/20)、秦汉以后，因北方游牧民族入侵中原或中原战祸、天灾等因素，引发中原地区汉人多次大规模向南迁徙，最终在岭南形成了今天的（）。(3分) ?A、广府民系 ?B、潮汕民系 ?C、客家民系 ?D、谅雷民系 (8/20)、“宁卖祖宗田，不忘祖宗言”是（）的祖训。(3分) ?A、广东人 ?B、潮汕人 ?C、客家人 ?D、广府人 (9/20)、广东省内纯粹使用客家话的县市（纯客）有（）。(3分) ?A、10个 ?B、13个 ?C、15个 ?D、17个 (10/20)、在宋代移民潮中，（）是移民入粤的重要中转站。(3分) ?A、南雄珠玑巷 ?B、广州西来初地 ?C、肇庆封开县 ?D、广信县 (11/20)、闽人大量移居潮汕地区，始于（）。(3分) ?A、唐朝 ?B、北宋前期 ?C、北宋后期
交通仿真技术国内外详情分析及发展概述 1、国外的发展概况 交通仿真技术发展较快，发展较早的国家是美国，世界其他国家的仿真软件全部都是在美国的交通仿真技术的基础上进行的发展的。美国在1967年有计算机专业的专家组织建立了美国的计算机仿真学会（SocietyforComputerSimulation），仿真学会的建立极大的推动了美国在交通仿真研究的发展。在美国成立了仿真学会之后，世界上许多国家慢慢地开始了对交通仿真的研究，与此同时，也陆陆续续开发设计了许多不太成熟的交通仿真软件，到现在为止，有很多开发设计的仿真软件发展已经较为成熟，许多都已经基本实现了仿真软件的商业化。 从整个交通仿真软件的发展历程来看，交通仿真软件经历了初步阶段、飞速发展阶段和商业化阶段。 1.1交通仿真软件发展初步阶段 初步阶段交通仿真发展的主要目标还是实现交通信号的合理设计，这个阶段，设计模型
主要还是运用的宏观设计模型，这种模型具备一定的局限性，他的机动性以及表述性不够理想，通过这种模型的到的结论自然也就不具备真正意义上的真实性。虽说这个阶段的仿真系统有一定的局限性，但也可以进行一些简单的模拟，如车辆的跟驰行为、超车变换车道、车流的速度密度流量模拟等。初步阶段出克可以对车辆速度、延误、里程、排队等常规性指标外进行模拟仿真之外，对于车辆的燃料消耗、废气废物的排放也可以进行模拟计算，对于道路几何条件、交通标志标线以及交通设施的描述也有很强的机动性。 初步阶段交通仿真模型的领头羊以罗伯逊在开发设计的仿真软件TRANSYT实至名归，这款软件主要定位还是一款宏观软件，它的最大特点是可以较为合理的计算出交叉口配时的最佳信号周期；在1963年由Ger-lough仿真专家开发设计出的适合用于道路面控信号配置的仿真软件TRANS可以与TRANSYT媲美。此外，美国政府部门开发设计的美国SICOP 仿真系统也是这一时期具备代表性的交通仿真软件。 在交通仿真初步阶段交通仿真模型的发展主要还是收到了当时计算机技术的滞后的影响导致发展比较缓慢，由于计算机技术的的限制，交通仿真模型处理数据问题的准确性以及仿真效果的可视性都不高。 1.2交通仿真软件飞速发展阶段 1970年到1980年间，交通仿真软件迎来了发展的高速时期，计算机技术的飞速发展，推动了计算机相关产业的同步飞速发展，这其中交通仿真软件便是一个比较经典的例子。有电子计算机飞速发展作为基础，仿真软件的仿真模拟精度有了很大的提升，同时，软件的功能也倾向了多元化色彩。在宏观软件全力飞速发展的同时，微观交通仿真也踏上了时代的高速列车，这其中最为突出的两款软件便是NESTSIM、AIMSUM2交通仿真软件，两款软件中，有以美国政府开发设计的NETSIM仿真软件为代表。这款模型是对于单个车辆的运动状态的网络微观交通仿真，NETSIM的出现将城市道路的交通现象的描述推到了一个新的
在之前香港电影人物研究系列中，除杜琪峰外其他均为1990年代之前的香港影人，他们的创作高峰基本集中在1990年代之前（其中徐克跨越这个时代）。在之后的这一系列中，本博主将陆续推出1990年代之后的香港影人研究文章，如周星驰、成龙、王晶、王家卫、刘伟强、陈果、关锦鹏等人的研究。而且这些文章将不像前面的那样系统、全面，大都是就某一方面的分析，故难免有偏颇之处，希望喜爱电影特别是香港电影的朋友们给予批评指正，本博主将不胜感激！ 成龙：续演英雄神话 （本文主要探讨90年代之后的成龙电影，在此之前的成龙作品不作深入展开） 和周星驰电影的概念一样，成龙电影亦是泛指成龙主演的影片，这些影片绝大部分为动作片，成龙除是主演外，有时还承担兼职、编剧、导演等其他角色。总之，这些影片中成龙为创作灵魂，他主宰着影片的风格，也成为香港电影的品牌之一。成龙电影从70年代的功夫喜剧一鸣惊人，到80年代的警察片趋于成熟，逐步完善了商业美学模式。90年代后，成龙在银幕上演绎最多的形象依然是警察，继续以往警察片中英雄神话的叙写。成龙的形象在强化后逐步被定型：象征不平凡的英雄，充满斗志、永不言败；而国际化背景、挑战身体极限的动作以及独特的电影语言，利用高科技手段来营造爆炸、追逐、烟火灯光特效等特技等也定型于这一时期成龙电影的美学模式中。
这一时期成龙电影的第一个特征，表现其英雄形象起落沉浮的变迁。1995年之后，成龙电影开始由香港背景转移至国际化的背景，以更为广阔的视觉空间来凸现这一香港警察英雄，也成功打入了欧美市场。早在80年代初，成龙便在“嘉禾”的安排下与好莱坞合作制片，主演了“嘉禾”在美拍摄的《杀手壕》（1980）、《炮弹飞车》（1981）等影片，但在好莱坞并未获得大的反响。1995年成龙推出的以美国纽约为背景的动作片《红番区》（1995）却在美国引起轰动，首周票房高达1000万美元[1]。该片的成功改变了成龙电影的制片方针，之后他的大部分影片都以国际化大制作为主，背景移至海外。开始阶段，其故事空间以西方国家的城市为主；而且片中成龙的“警察身份”也有了很大的变化：从一般的香港本岛警察升级为超级警察，进而成为国际刑警，甚至是超级特工。这种空间与角色的扩展，更能显示出成龙跨国界、跨民族的动作技艺，无论是《红番区》中的纽约街头追逐、《霹雳火》（1995）中日本赛车场上的竞技，还是《简单任务》（1997）中乌克兰雪山上的惊险逃亡、《我是谁》（1998）中的非洲土著舞蹈以及《特务迷城》（2001）中土耳其迷城内的连环恶斗，都使成龙的英雄神话得到进一步的张扬；成龙面对的已不再是本土的黑帮势力，而是庞大的国际犯罪集团，除身体打斗与枪战外，更加凸现了成龙在各类危险场面中展露的个人智慧[2]。 国际化路线的成功，让成龙渐渐离开了他滋生的母体——香港，1999年他凭《尖峰时刻》登上了美国《时代》杂志，，一举奠定了他在好莱坞动作明星的地位，在好莱坞连续拍摄了《上海正午》（2000）、
2015罗湖区小学智慧课堂小课题研究结题报告 深圳市罗芳小学体育课题组 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专家，老师们： 大家好！我校申报的“罗芳小学体育课堂教学中风险识别的研究”课题，今天我代表课题研究组做此结题报告，将本课题的有关情况向各位领导、专家和老师们汇报如下，请领导和专家对课题研究实施方案进行指正、审议： 一、课题提出的背景 一、研究背景 国内：众所周知，学校体育活动过程中存在着各种各样的风险因素，体育风险事件时有发生(表1)。据教育部、公安部和卫生部等部门的初步统计，意外伤害事故已成为我国中小学生第一死亡原因，其中60％的意外伤害事故发生在户外(教育部，2006年全国中小学安全形势分析报告)。 现状：一些学校为了避免体育风险事件的发生，总是采用风险回避的方式，取消或禁止开展那些难度大、危险系数高以及身体活动比较剧烈的运动项目，牺牲大多数学生的身心健康为代价。这种做法是极为消极的，不仅影响了党中央国务院提出的“学校教育要树立健康第一的指导思想"的贯彻执行，也阻碍了学生的全面发展，违背了体育的精神。这种所谓的安全，从长远看不仅仅是一个人或几个人，而是一代人乃至一个民族的基因。 本研究就是在这种现实的情况下提出，以我校体育课堂教学中风险的识别为研究对象，以我校体育工作的执行层——体育教师为调查对象，对我校体育风险管理的现状展开问卷调查和实地考察，正确认识我校体育风险管理工作的开展情况，掌握学校对体育风险的认知、识别状况，找出学校在风险管理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对我校体育风险管理进行广泛而深入地研究。 二、研究方向 1、学生能够养成体育课堂上学会保护自己，不做危险动作的良好学习习惯。 2、体育教师对体育课堂教学中风险的识别。 3、学校对体育课堂上风险领域应对的识别。 三、课题延伸
岭南广府文化及传统民俗深度研究广府文化及传统民俗 广府人主要由早期移民与古越族杂处同化而成。广府民系文化特征以珠江三角洲最为突出，既有古南越遗传，更受中原汉文化哺育，又受西方文化及殖民地畸形经济因素影响，具有多元的层次和构成因素。广府民系分布的地域西江、北江流域及珠江三角洲在广东是封建文化最早开发的地区。两宋以后，珠江三角洲的开发已初具规模，到了明代，是当时岭南著名的粮食和多种经济作物的生产基地，顺德、南海、中山、番禺等地基塘农业驰名于世。多层次的农业经济架构，又有广州这个世界贸易大港为依托，农副产品和手工业产品市场广阔，产销活跃。明代后期，珠江三角洲的农业生产商品化倾向日渐明显，成为岭南最活跃、最具商品意识，因而最富有反传统精神的地区。广东近代工业的新兴产业，主要从19世纪末叶从珠江三角洲一带兴起。经济发达推动了文化的兴盛，珠江三角洲地区从宋代以来，人文兴旺，一直居于全省人才优势的地位。广府文化的中心城市广州，自古以来是广东乃至岭南区域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在建筑、艺术、宗教、戏剧、音乐、文学、绘画、工艺、饮食、园林、风俗等各个文化领域，处处表现出悠久的历史渊源和鲜明的个性，给人以多层次、立体的和丰富的感受，使广府文化在广东各民系文化中占有优越的地位。 由于至少从汉代开始与海外文化的接触交流不断，故广府民系的 人民，在三大民系中最具开放性，比较易于接受外来新事物，敢于吸收、摹仿和学习西方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并将传统文化与之相互融合。广府人还具有敢于探索和尝试的拼搏精神，视野较为宽广，思路较为开阔，商品意识和价值观念较强，精明能干，善于计算，创造了珠江三角洲多元化农业商品经济，以广府人为主干的“广帮商人”清中期就已驰名全国。同时，也带来了投机性、市侩性的负面作
地域文化—岭南民间文化任务一 一、单项选择 15 、追求精细化的生活方式是（）的文化特点之一。 A、广府民系 B、潮汕民系 C、客家民系 参考答案：B 7 、文白异读是（）的特色。 A、潮汕话 B、客家话 C、广府话 D、壮侗语系 参考答案：A 5 、把普通话的“冰淇淋”说成“雪糕”，这是（）。 A、广府方言的说法 B、潮汕方言的说法 C、客家方言的说法 D、雷州话的说法 参考答案：A 9 、把普通话的“方便”说成“荒便”，把普通话的“飞机”说成“灰机”，这是（）。 A、广府方言的说法 B、潮汕方言的说法 C、客家方言的说法 D、雷州话的说法 参考答案：B 3 、粤西的雷州话和的隆都话（或叫“村话”）是属于（）。 A、粤方言 B、闽南方言 C、客家方言 D、 ABC都不是 参考答案：B 17 、“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这赞美岭南诗句的作者是（）。 A、东坡 B、愈 C、梁启超 D、黄遵宪 参考答案：A 8 、过去，称为“湾”的地方是（）。 A、江门 B、 C、 D、雷州 参考答案：C 18 、从（）开始，就是对外贸易的中心。
A、代 B、汉代 C、唐代 D、宋代 参考答案：C 10 、在地区，有“中国犹太人”之称的是（）。 A、客家人 B、广府人 C、潮汕人 D、雷州人 参考答案：C 11 、广府民系使用的是（）。 A、粤方言 B、闽南方言 C、方言 D、南越方言 参考答案：A 4 、在宋代移民潮中，（）是移民入粤的重要中转站。 A、南雄珠玑巷 B、西来初地 C、封开县 D、广信县 参考答案：A 6 、“桑基鱼塘”是（）独有的农业经济形式。 A、潮汕平原 B、珠江三角洲 C、客家山区 D、雷州半岛 参考答案：B 2 、（）是广府人与其地方人相比非常明显的一个特征。 A、平民意识 B、经商意识 C、贵族意识 D、农民意识 参考答案：A 20 、闽人大量移居潮汕地区，始于（）。 A、唐朝 B、北宋前期 C、北宋后期 D、元后期 参考答案：C 13 、“工夫茶”是（）一件讲究的茶事活动。 A、广府人 B、潮汕人
香港武侠电影与中国传统文化精神 【摘要】：武侠电影作为中国独有的和影响巨大的类型片种，在中国电影发展演变的历史中占据重要的地位，武侠片把香港电影推向国际化、品牌化和明星化的时代，形成了中国整体文化结构中一道独具魅力的景观。武侠电影之所以如此受欢迎，与其中反映的中国传统文化精神密切相关，电影中“侠”的英雄好汉形象和英雄表现出来的精神深深吸引了观众，所以武侠电影主要是从心理上得到了广大观众的认同。 【关键词】：香港武侠电影中国传统文化精神 “凡有中国人的地方，就有人在看武侠”，这一点也不夸张，武侠电影作为中国独有的和影响巨大的类型片种，在中国电影发展演变的历史中占据重要的地位，早在1928年推出的《火烧红莲寺》造成轰动效应以后，武侠电影渐臻成为中国电影图式中一个独具文化内涵的传统电影类型。20世纪60年代以来，武侠电影成为香港影坛的中心，至70年代达到鼎盛，80年代和90年代的香港武侠片又与多种类型片结合，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就。武侠片把香港电影推向国际化、品牌化和明星化的时代，形成了中国整体文化结构中一道独具魅力的景观。香港武侠影片的产品至今早已超过千部，作为香港社会精神圈最好的展示，某种意义上说，正是这些武侠影片在视听的层面上支撑起了特定时期的香港文化。 武侠电影之所以如此受欢迎，除了扣人心弦的故事情节，紧张暴力的画面，帅气潇洒的演员，更重要的原因是武侠电影它所反映出来的精神，一种“侠”的形象，深深感动了观众。 金庸在《神雕侠侣》中借郭靖之口说出了他对“侠”的理解：“侠之小者，锄强扶弱，匡扶正义；侠之大者，为国为民，鞠躬尽瘁。”金庸的小说侧重于一个“侠”字，其笔下几个脍炙人口的主角，往往都是从乱世之中成就侠名的英雄，萧峰、郭靖、杨过、张无忌、袁承志等等，突破了旧武侠小说中传统侠客的作用，即不仅限于行侠仗义，更是要进一步为国家与民族而出生入死，退一步为了天下苍生而奋不顾身，这也是儒教伦理所规定的侠之大者素有的风范。 侠的形象在各部武侠电影中都被饱满的塑造了起来，侠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深深体现了中国传统精神，形成了一种“侠文化”。
沙坪坝区教育科学规划办2012年度规划课题“提升教师教学智慧的实践研究”课题研究方案 滨江小学课题组 一、问题的提出： 学校要发展，教师是关键。随着新课程改革的不断深入，课堂对教师素质的要求也越来越高，简单、固定、僵化的教学思维和方式已越来越不适应现代社会对人才的培养需求和学生的需要，教师必须注重学生在课堂生成的教学情境，灵活机智地处理一切教学活动，这就需要教师的教学智慧。近两年来，我校结合区“十一五”规划课题“特色课堂行动研究”开展了“智慧课堂”的研究，我们发现，智慧的课堂更需要智慧的教师。然而，在我们的课堂中，教师的教学智慧却成了制约课堂的短板，面对课堂中的一些生成的问题，我们往往缺少睿智的思考，机智的应对，灵活的处理，课堂少了一点生气和灵性。提升教师的教学智慧，打造高素质的教师队伍，是学校未来发展的必然要求。所以，我们提出“提升教师教学智慧的实践研究”课题，其研究的核心是“教学智慧”，其落脚点是提高教师的专业素养。 二、课题界定 智慧是指对事物的认识、辨析、判断、处理和发明创造的能力。概括地说，智慧就是指人在活动过程中，在与人的交往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应对社会、自然和人生的一种综合能力系统。它是个体在一定的社会文化心理的基础上形成的安身立命、直面人生、应对生活的一种最高境界的品质和状态。它与一个人所在的社会文化背景、个体的
智商、人生的阅历、能力的水平、知识程度等密切相关，更与教育的质量有着特殊的关系，一个人所受的教育程度会影响到一个人做事时所表现出来的智慧水平。 教学智慧在《教育大辞典》中被定义为：“教师面临复杂教学情境所表现的一种敏感、迅速、准确的判断能力。”理解教师智慧的内涵，需要分析它所强调的三个关键词：一是教学“复杂性”，二是教学的“情境性”，三是教学的“实践性”。具体地说教学智慧是教师个体在教学实践中，依据自身对教学现象和教学理论的感悟，深刻洞察并敏锐机智、高效便捷地应对教学情境而生成融通共生、自由和美的境界的一种综合能力。教学智慧是实践性存在方式的一种表达，实践性是其基本属性。 提升教师的教学智慧就是在具体的教学实践过程中，教师个体借助理论学习的积淀和教学实践的反省，逐步地使自己从低层次的技能熟练且恰当运用的教学智慧阶段，经过中间层次的机智应对突发性教学情景的教学智慧阶段，最终达到最高层次的圆融贯通、自由和美的教学智慧境界。 三、理论依据 近十年来，教师的教学智慧备受人们的关注，对教学智慧的研究既有专门的学者，又有教学第一线的老师。前者偏重于理论研究，理论性较强，如赵建军认为:“所谓教学智慧，指的是作为教主体的教师对教学所做的观念运筹、经验调度、操作设计等的种种努力及其体现于教学实践各环节的主体能动性。”王鉴认为：教师的教学智慧是
1.3.1国外交通仿真技术的研究现状 交通系统仿真技术是随着电子计算机和系统仿真技术的发展而发展起来的。在国外大体上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tl3〕。 第一阶段，20世纪40年代末至60年代初，为诞生期。该时期的工作大多讨论的是如何进行交通流仿真，直到大约1%O年，用仿真技术研究交通流状态的可能性和可行性才得到普遍承认，并且开始开发一些交通系统仿真软件。 第二阶段，20世纪60年代初至80年代初，为发展期。该时期，发表了大量的论文和专著，主要都是关于交通流仿真方法及其模型建立的内容。与此同时，大量的交通系统仿真应用软件被开发出来，这些软件可以分为两种类型，一类以宏观交通仿真模型为基础，另一类则以微观交通仿真模型为基础。 第三阶段，20世纪80年代初至现在，为成熟期。这一时期，交通系统仿真技术在美国已经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和广泛的应用。本阶段，交通系统仿真技术的发展呈现如下特征: ①系统建模开始突破微观模型与宏观模型，出现了混合模型。一个典型的例子是由schwerdtfeger于1984年提出的DYNEMO仿真模型，采用交通流的一般关系式来描述车流运动，而将每辆车看作是一个基本单元。另外，、乞nAerde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发的INTEGRATION，混合使用了微观和宏观交通流模型，被认为是准微观模型。 ②仿真软件开始向大型化、综合性方向发展。例如，由Hubschnelder
从1983年开始研制的MlsSION软件，既可用于高速公路，又可用于城市道路;既可用于一般的交通流仿真，又可用于公共交通系统的仿真试验。再如，由英国M琳公司开发的T班PS和美国caliper公司推出的肠anscAD软件包，都是以四阶段模型为基础，用于区域交通规划。值得一提的还有，由英国Quadstone公司从1992年开发奴它ARAMIcs，能够持100万个结点，，_400万个路段，32000个区域的路网。除此之外，这一时期还研制出用于信号交叉口的CALSIG(1988年)、CAPSSI(1986年)、POSIT(1985年)、SIDRA2.2(1986年)、sIGNA 乓55(1986年)、soAP一84(1984年)，用于高速公路的CoRQ以及用于乡村道路的TWOPAS等。 ③研究重点从软件开发逐渐转向了系统模型的改进，包括模型的精炼，如加入优化子模型和加入有效性测定、仿真模型集成、向个人计算机移植等等。于是，己开发出的软件不断推出新的版本，比如，到1983年，sIGOP己上升为SIGOP一111;到1987年，TRANSYT已经上升为TRANSYT7F;到1985年，FREQ已上升为FREQSPE，TRARR 己提出了第三版等等。 中国智能交通网https://www.doczj.com/doc/6517181260.html, 国内外交通仿真技术的研究现状https://www.doczj.com/doc/6517181260.html,/tech/show-8818.html ④新的计算机技术开始用于交通系统仿真，主要表现为仿真界面更加友好，人机交流更加方便。另外，计算机图形技术的应用使得仿真过
本文不对周星驰电影进行全面的分析，只是简要论述其“无厘头”风格的转型。 周星驰：“无厘头”[1]艺术的转型 言及香港“无厘头”喜剧电影，自然会提及其主演周星驰，他鲜明的表演风格总是主宰影片的基调，形成了经典的“无厘头”风格。在周星驰主演的影片中，作为演员的他逐渐成为影片的核心，导演等其他主创越来越显得微不足道，他们已经慢慢降级成为每次轮换的道具和增添删改的票房调料，所有人认可的只是“周星驰的电影”。[2]周星驰原在电视台作儿童节目主持人，1990年他因主演影片《一本漫画走天涯》而奠定了明星地位，并开创了“无厘头”风格。他的前期作品如《赌圣Ⅱ》（1990）、《整蛊专家》（1991）、《逃学威龙》系列片（3集，1991—1993）、《审死官》（1992）、《鹿鼎记》系列片（两集，1992）、《武状元苏乞儿》（1992）、《唐伯虎点秋香》（1993）等影片不仅屡破香港单片票房纪录[3]，而且奠定了其“无厘头”式喜剧的基本形态。在主题形态上，这类喜剧片对现实、历史中的经典、权威、秩序等统统采取调侃和消解的方式，来契合“九七”前特定时期港人的社会生活方式、焦虑心态和行为价值取向。具体表现为对现代时尚进行滑稽模仿，对过去经典进行调侃，最终对现代、传统和经典都进行嘲讽和否定。如《逃学威龙》（永盛、三和，编剧：黄炳耀，导演：陈嘉上，主演：周星驰、张敏）通过警察假扮学生到学校做卧底，实则对
现代教育制度和英雄观进行嘲讽和解构；《武状元苏乞儿》（永盛、中国电影合拍公司，编剧：陈建中，导演：陈嘉上，主演：周星驰、张敏）中把现代考试作弊手段搬至古代考文状元的考试现场，把考武艺拍成中国古式谐趣奥运会，对古今中外都进行了一番嘲讽；更有甚者在《唐伯虎点秋香》（永盛、中国电影合拍公司，编剧：陈文强，导演：李力持，主演：周星驰、巩俐）中，江南四大才子竟然扭着时装模特步滑稽不堪，美女都是一些丑八怪，经典文学中的“才子佳人”母体得到了史无前例的嘲讽和解构。在人物塑造方面，“无厘头”喜剧中的主人公均类似玩世不恭的街头骗子，他们言谈举止随意粗俗，没有理想、没有优秀品行，甚至没有正常人的思维，显示出强烈的反英雄、反传统特色。无论是《逃学威龙》中被人捉弄的警察，还是《鹿鼎记》（永盛，导演：王晶，主演：周星驰、张敏）中花言巧语、到处蒙骗的韦小宝，以及《武状元苏乞儿》中受尽社会曲折、被迫乞讨的苏乞儿等等均是如此。在形式表现上，“无厘头”喜剧无论叙事或表演等方面都显示出了强烈的反传统、反逻辑特征，对传统的电影叙事与表演予以无情甚至是刻薄的嘲讽，并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传统法则被完全否定。其每一部影片均有标新立异的情节构思，交错杂糅的故事结构，怪诞奇异的时空转换，稀奇古怪的道具设计以及令人啼笑皆非的无逻辑噱头，而且这些光怪陆离的电影时空任意穿梭于传奇野史、古代想象和现代科技中[4]，充满了对规则和逻辑的颠覆。这类喜剧片的对白形态也颇有特色，其中混合了广东俚语、港式英语以及地道的街头痞话，形成了一场精彩的语言游戏，又以夸张式口语化和重复性加以表现，进而体现出了刻意的玩世不恭和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