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法律思想对比
柏拉图师承苏格拉底，古希腊伟大的哲学家，也是全部西方哲学乃至整个西方文化最伟大的哲学家和思想家之一。他和老师苏格拉底，学生亚里士多德并称为希腊三贤。另有其创造或发展的概念包括：柏拉图思想、柏拉图主义、柏拉图式爱情等。他一生著述颇丰，其教学思想主要集中在《理想国》和《法律篇》亚里士多德又是柏拉图最为著名的学生，同样也是世界古代史上伟大的哲学家、科学家和教育家之一，堪称希腊哲学的集大成者。他更是著名的亚历山大大帝的老师。
在著名的绘画作品《雅典学院》中有这样一个场景，那就是亚里士多德和柏拉图一个手指天空一个手指地面，似乎在争辩着些什么，那他们到底在争论什么呢，当然是因为双方的思想发生了激烈的碰撞。
在画面中，柏拉图指向了天空，象征着他的理念论。他认为我们所感觉到的这个世界之上有一个理念世界，其中是永恒不变的理念与形式，而我们的感官所呈现的这个世界只不过是这个理念世界的投影。而亚里士多德则指向了大地，代表着他作为西方文明现实主义的鼻祖。他关注的重点是现实世界中各种特定具体的形势与理念，他强调经验，他钻研物理，生物，地理等各种自然科学就是最好的注解。具体到政治学方面，柏拉图指向了他的理想国，而亚里士多德则指向了现实的国家。柏拉图的理想国是一个乌托邦，一个他心目中的完美永久的社会，柏拉图认为人的知识（理念的知识）是先天固有的，并不需要从实践中获得。他认为，人的灵魂是不朽的，它可以不断投生。人在降生以前，他的灵魂在理念世界是自由而有知的。一旦转世为人，灵魂进入了肉体，便同时失去了自由，把本来知道的东西也遗忘了。要想重新获得知识就得回忆。因此，认识的过程就是回忆的过程，真知即是回忆，是不朽的灵魂对理念世界的回忆，这就是柏拉图认识的公式。他还认为，这种回忆的本领并非所有的人都具备，只有少数有天赋的人即哲学家才具备。因此，他肯定地说：除非由哲学家当统治者，或者让统治者具有哲学家的智慧和精神，否则国家是难以治理好的。这种所谓“哲学王”的思想即是他理想国的支柱。他希望我们所存在的国家能成为理想国的投影，他的政治思想就是希望人类社会尽可能趋近于理想国这个理念。
亚里士多德则直接考察现实的国家而不去构想一个完美理念，他从国家的社会现实入手，寻求国家政治文明进步的最为现实可行的方法，他的政治立场也是现实主义的，国家政治的发展只能以一种务实的态度，从国家的实际情况出发。他在《政治学》里提出了一个关乎法治的著名论断：“法治应包含两重意义：已成立的法律获得普遍的服从，而大家所服从的法律又应该本身是制订得良好的法律。”他的法治观虽已距今2000多年了，但对现代法制建设来说，仍具有重要的现实启迪和借鉴意义。
两位大哲学家思想上激烈的碰撞，并没有导致雅典的思想混乱，反而显现了雅典思想文化上的开放和包容，最终也对人类文明法制的发展起到了极大的启迪和推动作用。
柏拉图的法律思想 雪莱说:"我们全是希腊人:我们的法律,我们的文学,我们的宗教,我们的艺术,根源都在希腊" 罗素说:"柏拉图是古代,中世纪和近代一切思想家中最有影响的人." 无可置疑,柏拉图对整个西方文明产生的巨大影响是不可替代的.其法律思想不仅在历史上对西方法治的发展方向起到导航的作用,而且对于今天的整个人类法治事业都有着不可磨灭的影响和贡献. 学习其法治思想,意义深远.柏拉图的法律思想主要体现在他的著作里,主要有<理想国>,<政治家篇>和<法律篇>. 从著作中可以看出,他认为国家与法律的伦理基础是正义论，正义论是柏拉图国家和法律思想的出发点和归宿点。他倾向于把正义看作是个人和国家的美德。他认为，每个人都具有理性、意志、和欲望三种品性，理性是使人获得知识的能力，表现为知识和智慧；意志是使得人具有愤怒的能力，如果接受理性的支配，就表现为勇敢；欲望是人的冲动要求，如果接受理性的支配，就表现为节制。当理性支配意志和欲望时，人们就获得正义的德性。因此，他认为，在一个理想的国家中，应该具备智慧、勇敢、节制和正义四种美德。而且这四种分属于不同的阶级的人所享有。他的理想国家是由
三部分人组成，治国者阶级、卫国者阶级和生产者阶级，由于他认为理性所产生的智慧是由少数的崇尚并掌握哲学的治国者掌握，因而他所认为的理想国家应该是“哲学王”统治的国家。国家正义存在于社会有机体各个部分的和谐关系中，每个阶级专心于自己的事情并不去干涉另一个阶级的事情，那么就是正义的。因此，他所认为的正义就是“自己做好自己的事情且不兼做他人的事情”。同时，柏拉图从正义论出发，认为法律应该是同正义相一致的东西，维护法律就是维护正义，遵守法律就是服从了正义，以此强调法律的权威。 柏拉图前期倾向人治，在《理想国》中，强调的是掌握哲学的人治国家。不过虽然柏拉图的哲学王统治和中国古代的贤人治国最终都会导致人治，但是两者有本质的区别。柏拉图那里更强调分工合作，哲学王劳心而不劳力，立法而不行政，以知识为贵，以智慧指导国家，目的在于求知、求真；而中国贤人而治更强调全心全意，劳心劳力，强调统治者美德和内在修养，目的在于求善、求治。中国古代贤人治国论必将导致集权，形成对一种专制的认同，在这种情形下，盛世的出现就必然依赖执政的贤人各方面的美德。相反柏拉图的哲学王统治依赖的并非某个贤人，而是掌握各方面美德的不同阶级，各阶级间有一定的制约和合作。因此，他认为哲学王统治是最好的政体。同时，他认为现实中可能存在四种
浅谈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摹仿论的异同 从古希腊、古罗马时期到中世纪,很多对于文艺的论述几乎都要论及摹仿,这成为这一时段文艺理论形态的显在话语。以往一般把柏拉图关于摹仿的文艺思想视为西方文艺理论摹仿论的起点,其实,从现有的资料上看,在柏拉图之前,古希腊学者们就已经开始论述摹仿了。最早的“摹仿”观念是与原始巫术相联系的。从原始巫术的“摹仿”观念,到描述与僧侣祭祀活动相联系的音乐和舞蹈的摹仿,到毕达哥拉斯学派的“万物摹仿数”,构成了古希腊早期摹仿观念的发展轨迹。其中的代表学者有克塞若芬尼、赫拉克利特和德谟克利特，他们的理论反映了早起古希腊对文艺的朴识，但是只是从外部触及了瘟疫的本源，显得十分片面。 柏拉图是古希腊集大成的思想家，他的文艺理论是建立在他的唯心主义哲学基础上的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一般说来，古希腊人的“艺术蓦仿自然”的看法本来是一种朴素的唯物主义艺术观，到了柏拉图手里才起了本质的变化，成了他的唯心主义艺术理论的一个组成部分。在柏拉图看来,只有“理式”(即共相、一般、普遍)才是真实的,一切具体的个别事物都只不过是“理式”的影子。在他的哲学理式思维里,最高等级的是“理式”;第二等级的是现实世界,他称为影子;第三等级的则是对于现实世界的反映,他称为影子的影子。李秀斌在《西方文艺理论名著论要》中对柏拉图蓦仿说作了言简意赅的说明:“从探求艺术的本质看，柏拉图认为感性的现实世界是由蓦仿观念世界来的，艺术世界是由摹仿感性的现实世界来的。因此，艺术世界就成为
理念的‘摹本的摹本’，‘影子的影子’。这就是柏拉图从理念论出发;对他以前所流行的艺术幕仿现实的传统观点所给予的客观唯心主义的解释，从而形成了柏拉图的‘幕仿说’。” 亚里斯多德文艺思想的核心是“摹仿说”。在《诗学》中亚里士多德说:“史诗和悲剧、喜剧和酒神颂以及大部分双管箫乐和坚琴乐——这一切实际上是摹仿。”可以说，“蓦仿”是《诗学》的中心概念和出发点，是亚氏文艺理论的基础。亚里十多德的摹仿说则放弃了柏拉图的理式哲学，系统地讨论了模仿在诗歌乃至艺术当中的作用，肯定了模仿的地位，拉近了文学与真理的距离。在《诗学》中，亚里十多德从模仿艺术的本质、对象和方式等不同的角度进行了论述，以此说明文学模仿是人与自然目的相一致的体现。他不仅肯定了艺术是对现实的模仿这一事实，并进一步指出模仿是用以区分艺术作品的重要因素。在这里，模仿成为区别诗和自然科学论著的特征。他认为模仿是人类的本能，人们可以从模仿中得到快感。根据亚里十多德的理论，获取知识是人类的本能，模仿则是人类最初获取知识的途径，对人来说，获取知识是一件“最快乐的事; 另外，技术处理、色彩或其他因素也能够引发人的快感。亚里十多德拉近了文学与真理的距离，并从具体的模仿对象和方式等角度进行探讨。 由此可见，二人的“摹仿说”有着本质的不同，下面，我将就两人理论进行比较。 1、两种“幕仿说”的哲学基础不同 “理念”是柏拉图哲学研究的核心间题。“他称这种实在为‘理
1.比较亚里士多德和柏拉图的法治思想 柏拉图的哲学王统治重视统治者对智慧的运用，亚里士多德的法治思想浸透着对法律的推崇。但二者都是都是强调理性的作用，只是通过不同的治理手段而达到理性的目的而已。柏拉图的人治思想 柏拉图《理想国》中一个核心观点便是主张贤人政治，即“哲学王”统治。这种统治的基础是学者所设想的知识精英统治社会的理想。柏拉图的贤人政治，主要依靠哲学家的智慧治理国家。《理想国》反复强调这种贤人政治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而忽略了法。柏拉图认为，哲学王通过知识进行统治，比法律同志具有很大优越性，法律远不能和哲学家的智慧相比。推崇人治，轻视法律是柏拉图早年的思想特征，但柏拉图并没有完全否认法律的作用能够或根本不要法律，柏拉图在以人治思想为特色的《理想国》中也论述法的问题。 但在柏拉图的晚年时期，它的法律思想开始转变，由于统治国家具有最高才智的人难以找到以及实践中的挫折，他又提出了法治，并认为“法治国”是统治人类的第二等好的选择。柏拉图在《法律篇》中认为，政治学是研究公共的善，而为了实现公共的善，单靠教育是不行的，因为人的本性只考虑个人利益而不是公共利益，所以必须有法律来制裁或者惩罚人们的不善行为。柏拉图后来论述的法治理论开创了西方法治理论的先河。柏拉图称，法治的关键是树立法律至高无上的权威，如果统治者可以不受法律制约，甚至可以以言代法，那么不管在这个国度里有多少法律，也谈不上什么“法治”。法治的基础是节制。以法治国不仅要有法可依，还要做到人人自觉守法。普遍的守法观念是实现法治的前提条件。 总的来说，他前期重视人治，后期重视法治。 亚里士多德的法治 法治，一种治道，其源头可以一直追溯到古希腊的城邦政治，尤其是雅典的民主式的城邦政治体制。在西方法律思想史上，亚里士多德是一个可以超越但却无法绕过的人物。他对法治思想和理念的贡献在于：首先，他是提出法治优于人治的法治理念的第一人。其次，他还最早提出并阐述了法治的两大要素——良法之治与法律至上。在其经典著作《政治学》里，他给出了关于法治的经典语义解释：“法治应包含两重意义：已成立的法律获得普遍的服从，而大家所服从的法律又应该是本身制定得良好的法律。”而良好的法律是法治而前提。这其实也是法治的两个基本属性：法治之法应是良法，法应具有至上的权威性。专制政体的法律是“恶法”，服从“恶法”不能称作坚持法治，亚里士多德坚持柏拉图“恶法非法”的主张。 亚里士多德认为法治应具体体现在立法、执法、守法的各个环节之中。国家的执政人员要严格实行法律，要加强对公民守法观念的培养和训练。他在《政治学》中对比和权衡了法治和人治的利弊，认为法治优于人治的地方在于：1.法律是经过众人的经验审慎考虑后制定的；2,法律没有感情不会偏私，有公正性；3.法律具有稳定性；4，法律借助规范形式具有明确性5,人治容易误国家大事6,时代要求实行法治。 亚里士多德主要强调了法与道德的关系。其观点是：法治之法应具有特定的道德价值。首先，法治之法应以理性为基础。其次，法治之法以善为其终极追求。次，法治之法以民主意志为其基本品格。 思考柏拉图构思的是由哲学王实行人治的理想国家；亚里士多德则倾向于由中产阶级实行法治的国家。柏拉图追求理想化的精英统治，而亚里士多德虽未完全放弃贵族的统治方式，但他更加诉诸多数人的较温和的民主统治。柏拉图主张哲学王的人治方式，是因为他们为只有哲学王才能懂得怎样治理国家的道理，所以柏拉图实际上强调的是理性（知识）是统治的基础。亚里士多德强调要重视法律,也是因为法律是按照理性来规定的,是以知识为基础的。所以他们两人所强调的实际上都是理性。重视理性的作用,这是从苏格拉底到柏拉图,再到亚里士多德的一贯主张。
摹仿论之文艺本质 一、摹仿论的哲学基础不同“理念”论是柏拉图哲学体系的基础。他认为：“理念不仅有本领创造出一切器具，而且造出一切从大地长出来的，造出一切有生命的，连他自己在内；他还不以此为满足，还造出地和天，各种神，以及天上和地下阴间所存在的一切。”在柏拉图看来，“理念”是世界的本源，现实世界是“理念”世界的影子，而艺术是对现实世界的摹仿。故此，艺术双倍地脱离真实，只能算“影子的影子”。在《理想国》卷十中，柏拉图以三种床为例阐述自己得观点：木匠所造之床依存于床之为床的“理念”，而画中床则摹仿了木匠所造之床。 和柏拉图以“理念”论为基础的唯心哲学体系相反，亚里士多德肯定具体存在的事物是“第一实体”。例如柏拉图所言的“木匠所造之床”，从而肯定了艺术的真实性。不仅如此，他进一步确定，艺术比具体存在的个别事物还要真实，“因为诗所描述的事带有普遍性，历史则叙述个别的事”。换言之，艺术能够揭示事物的本质和规律。 二、文学的含义不同首先是摹仿的外延不同，柏拉图的“摹仿”不包括颂歌，他把歌颂神和英雄的颂歌，叫做“非模仿艺术”。而亚里士多德认为，一切艺术都是摹仿；其次是内含不同，虽然柏拉图完成了“摹仿论从自然观点到社会观点的转变”，但是他给“摹仿真实的本体论定位低于被摹仿对象的定位”艺术被看作是“属于游戏性质”的虚假。亚里士多德直截了当地指出艺术摹仿的对象是“行动中的人”。 摹仿论之文艺活动 在《伊安》篇中，柏拉图借其师苏格拉底之口告诉伊安：“凡是高明的诗人，无论是在史诗或抒情诗方面，都不是凭技艺做成他们的优美的诗歌，而是因为他们得到灵感，有神力凭附着”。依柏拉图之见，诗人写诗依靠的是灵感，即诗神的迷狂，“若是没有这种诗神的迷狂，无论谁去其敲诗歌的门，他和他的作品都永远站在诗歌的门外”。另外，他还认为，，灵感的获得是完整的灵魂“见到尘世间的就回忆起上界里真正的美”，是对理念世界的直接摹仿，而不是对现实世界的“和真理隔了三层”的摹仿。 如果说柏拉图关注创作意图的萌发，从而区别文艺创作与技艺制作，那么亚里士多德就是注重创作构思的完成，指出艺术创作的关键是重要的三种方法。 亚里士多德说：“诗人既然和画家与其他造形艺术家一样，是一个摹仿者，那么他必须摹仿下列三种对象之一：过去有的或现在有的事、传说中的或人们相信的事、应当有的事”。对应这三种模仿对象，实际是三种创作方法，用时下的话概括依次便是：“再现”、“表现”、“再现与表现的统一”。 悲剧论是在亚里士多德文艺理论中占极其重要的地位。亚里士多德说：“悲剧是对于一个严肃的、完整的、有一定长度的行动的摹仿”，而且“诗人的职责不在于描述已发生的事，而在于描述可能发生的事，即按照可能律或必然律可能发生的事”。在此看来，亚里士多德认为诗比历史更加真实，从而“悲剧比史诗更受雅典人的青睐，悲剧按照真实性再现行为，其摹仿成分更明显”。 亚里士多德在《诗学》里提出悲剧的六大因素：情节、性格、思想、言词、形象和
柏拉图的政治法律思想 摘要：柏拉图的政治法律思想从理想国到法律篇，经历了一个从理想到务实，从人治到法治的转变过程。这与他所处的时代和个人的经历是分不开的。柏拉图见证了以雅典为代表的古希腊城邦逐渐衰落的过程，这促使他探求政体的改革，以挽救危在旦夕的城邦。柏拉图的政治法律思想对后世影响极为深远重大。 关键词：柏拉图正义哲学王法治 柏拉图是古希腊对后世影响最为深远的理想主义思想家之一。过度民主自由的暴民所导致其老师苏格拉底的悲惨命运，让他看到了古希腊政治的衰变。从而造就了柏拉图构建理想国家的终身学术志向。他有过理想国家哲学王的最优方案，也有过依法而治的次优方案。现在就让我们一起去看看柏拉图的理想国家是如何构建的，看看他是如何从追求人治而转向追求法治的。本文就柏拉图的政治法律思想做了一个简单的介绍。 一、背景资料 <一>柏拉图的个人简介 柏拉图（Plato，公元前427年－前347年），生育雅典名门贵族，他的母亲是雅典立法者梭伦的后裔。柏拉图原名阿里斯托勒斯（Aristokles），却又何以改称“柏拉图”呢？溯其源，阿里斯托勒斯自幼身体强壮，胸宽肩阔。因此体育老师就替他取了“柏拉图”一名，“柏拉图”希腊语意为“宽阔”。后来，柏拉图的名字被延用下来，流行至今。柏拉图20岁时师从苏格拉底学习哲学，成为苏格拉底的忠实信徒，苏格拉底被平民政府判处死刑后，柏拉图逃离雅典。逃亡期间，柏拉图游历了地中海沿岸的很多地方。公元前387年，柏拉图返回雅典，创办了“阿卡德米学园”，专门从事著述与研究，构建他的理想国。这个学园一直是古代欧洲的思想文化研究中心。 柏拉图，是古希腊伟大的哲学家，也是全部西方哲学乃至整个西方文化最伟大的哲学家和思想家之一，他和老师苏格拉底，学生亚里士多德并称为古希腊三大哲学家。柏拉图一生著述颇丰，其政治法律思想主要体现在《理想国》、《政治
试比较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政治思想的异同 提起古希腊文明，人们无疑会想起这两位在诸多领域中取得影响后世的成就的学者：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柏拉图是苏格拉底的学生，是唯心主义哲学最伟大的代表。亚里士多德是柏拉图的学生，在哲学、教育学、物理学、天文学、生物学，气象学、政治学、诗学等方面建树颇丰，诗希腊古典文化的集大成者 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是师徒，在学术见解上自然会有相通之处，亚 里士多德继承和发展了其师的思想，但他同时也说过这样一句名言：“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足见他与柏拉图还是存在许多分歧的。 首先，关于城邦的思想。无论是柏拉图还是亚里士多德，都对自由城邦的政治研究倾注了极大的热情，在古希腊时代，城邦制度可称是最先进、最理想的政治建构，在希腊文中，城邦一词为polis,不同于今天英文中的city或country，这样一个特殊的政治形态，是柏与亚政治思想的实践对象，而且他们的政治思想也只适用于城邦，随着亚历山大帝国的确立，城邦的衰落也使这一系列政治思想失去了适用价值（当然，从西方近代以来，这种对政治构建的最初观念对今天的影响是不可忽视的） 柏拉图在《理想国》中阐述了正义城邦的思想，城邦分为统治者、军人和财富生产者三个阶层，正义的城邦是三个城邦发挥各司其职、相互和谐的统一体，前两者是国家的治理者，第三阶层则是财富的创造者，这也引申出专业化的原则，在正义城邦中，人人需各司其职，统治者和军人也需经过严格的专业训练，而且他们适合于他们的这一地位所要求的条件。正义城邦的统治者，在《理想国》中，便是柏拉图著名的“哲学王”哲学家执政是柏拉图挽救城邦危机的根本措施， 是正义国家实现的关键，也是他的政治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哲学家执政的根据：(1) 人的品德是政治的基础，保持公民完善的品德， 矫正人们品德的堕落，有赖于具有完善品德的哲学家。(2) 知识是美德的基础。它是对“理念”的认识与回忆，而非源于物质世界。只有哲学家才能掌握这种知识，回忆这种知识。(3) 治国需要知识、美德和权力的结合。(4) 哲学家的培养是一个长期的教育、训练过程。柏拉图的哲学家执政思想，其实质是要恢复奴隶主贵族政体，以挽救城邦的危机。亚里士多德的城邦观念于柏拉图有明显的不同，他提出“人是政治的动物”，并作了一个生动的比喻，个人于城邦的关系，好比一只手，只有当它与活着的身体结合在一起时才能实现它的目的（如拿取物品）一样，个人没有独立的意志，必须成为城邦的一部分，通过城邦发挥个人价值，在柏拉图的《理想国》中，个人同样没有独立性，他们的生活和行为完全是为城邦的存在而服务的，这一点上二人的观点很相似。
政法系 10行政 100303158 贾秉政柏拉图的法律思想
目录 一、柏拉图简介 (2) 二、国家与法律的伦理基础——正义论 (3) 三、哲学王统治 (4) 四、理想国与政体理论 (4) 五、《法律篇》中的法律思想 (5)
柏拉图的法律思想 【摘要】西方法律思想史同西方政治思想史有着密切联系，前者是在后者的基础上创立的。学习西方法律思想史有助于正确认识和把握西方法律思想的产生和发展规律，扩展知识面，有助于推进我国的民主法制建设和依法治国。本文通过对古希腊伟大思想家柏拉图的法律思想的解读，深化了对西方法律思想史演进的认识，获得了较大的启蒙。 【关键词】正义论；法治与人治；政体理论；法制与遵守 柏拉图是古希腊的最伟大的思想家之一。作为苏格拉底的学生、亚里士多德的老师，柏拉图对于开启西方思想文明的确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从法律思想角度来说，在柏拉图之前，虽然已有多位思想家对法律问题发表了颇有见地的看法，但是，真正形成体系化的法律思想并对西方后世法律文明产生实质性影响则是从柏拉图开始的。 一、柏拉图简介 柏拉图（Plato,公元前427-公元前347）出身于雅典贵族，他的母亲是雅典立法者梭伦的后裔，青年时从师苏格拉底。苏氏死后，他游历四方，曾到埃及、小亚细亚和意大利南部从事政治活动，企图实现他的贵族政治理想。公元前387年活动失败后逃回雅典，在一所称为阿卡德米（Academy）的体育馆附近设立了一所学园，此后执教40
年，直至逝世。他一生著述颇丰，在政治思想方面，有《理想国》、《政治家》和《法律篇》。① 二、国家与法律的伦理基础——正义论 正义论是柏拉图国家和法律思想的出发点和归宿点，《理想国》就是从讨论正义问题开始的。那么，什么是正义呢？柏拉图倾向于把正义看做是个人和国家的“善德”。他认为，每个人都具有理性、意志、和欲望三种品性，理性是使人获得知识的能力，表现为知识和智慧；意志是使得人具有愤怒的能力，如果接受理性的支配，就表现为勇敢；欲望是人的冲动要求，如果接受理性的支配，就表现为节制。当理性支配意志和欲望时，人们就获得正义的德性。因此，他认为，在一个理想的国家中，应该具备智慧、勇敢、节制和正义四种美德。而且这四种分属于不同的阶级的人所享有。国家正义存在于社会有机体各个部分的和谐关系中，每个阶级专心于自己的事情并不去干涉另一个阶级的事情，那么就是正义的。因此，他所认为的正义就是“自己做好自己的事情且不兼做他人的事情”。同时，柏拉图从正义论出发，认为法律应该是同正义相一致的东西，维护法律就是维护正义，遵守法律就是服从了正义，以此强调法律的权威。总之，为了体现正义的要求，国家的一切都应制定成法律，而法律也必须根据正义的原则制定。
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政治思想比较 一、相同点: 1、二人都非常注重寻本探源，追求终极。这便是二人政治思想中理想的部分，如柏拉图的“理念论” 他把理念当成宇宙万物的本质，唯一的真实存在，认识事物的基础，并且据此而设计了他的《理想国》；而亚里士多德则认为宇宙万物都是向善的，都有一善的目的。 2、两人都把教育看成一个重要的问题。 ①柏拉图认为实现城邦团结统一的一项措施是对公民（哲学家和军人）的教育。他相信只有通过正确 的教育，才能培养出合格的军人和哲学家，也只有依赖哲学家的教化手段，才能塑造人性，培养优秀的公民，从而建立一个理想的国家。他把教育称为“唯一重大的问题”，认为城邦首先是一个教育机构。 ②亚里士多德将人性分为三种善德即天赋，习惯和理性，而理性是人们的追求的目的。他指出教育培 养人的理性，进而理性培养习惯，习惯改变天赋。认为后天教育可以改变人。相反，柏拉图基于“潜能不易挖掘”的忧患意识而提出全面教育，以便于充分发掘人的天赋品格和美德，最后走向已经分配好的“工作岗位”。由此可见师生二人对教育实施的方针目的和具体的措施方面有一样的地方，但背后的原因本初目的是不一样的。不仅如此，亚里士多德还提出“优生优育”和“因时而教”的具体教育方法。 3、整体主义 柏拉图所著的《理想国》中阐述的政治哲学的突出特征就是整体主义或集体主义。他把社会整体（城邦）视为唯一的目的，个人是为了整体服务的工具。个人没有任何独立的价值和意义，他的价值只能是作为整体的有机组成部分，个人完全被消融于整体之中。柏拉图把城邦的统一强盛作为压倒一切的目标，把献给国家作为公民的最高道德。具体地说，个人不再有自己的一切，不再有自己的财产、妻子、利益、愿望、要求、情感、判断，每个人与其他人都利益一致、情感一致、意见一致，这样，城邦就真正形成了“一个国家”，不用复数表示的国家。也就是完全消灭了个人主义，形成了一个整体。 亚里士多的在个人与社会的整体关系上也持整体主义立场。他把城邦理解为有机整体，而个人只是其有机组成部分。公民只有在城邦生活中，在为城邦服务于献身中才能完善自己的本性。城邦是公民生活的总体，其目的是公民的优良生活，所以公民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包括在城邦生活之中，谈不上私人的领域和范围。他将公民的家庭、婚姻、子女教育、音乐、文学等，都赋予政治意义，那人城邦事务范围。主张由城邦进行统一规划与控制，不承认个人独立与自由的权利。他明确否定“公民可以私有其本身”，认为“任何公民都应为城邦所公有”。但是，亚里士多德的整体主义框架里，为个人留下了一些余地。他主张，在承认个人利益，“划清了个人所有利益范围”的基础上实现一定程度和一定范围的统一。他强调必须尊重个人权利。 不难看出，在整体主义的基本观点上，亚里士多德继承了柏拉图的思想。但亚氏的整体主义显然是比较温和的，没有走极端，对个人以及个人利益、权力和价值给予了一定限度的承认。 二、不同点： 1、对于国家起源，柏拉图认为国家是社会分工的产物。亚里士多德认为城邦(国家)完全是自然进化的 产物。 ①柏拉图认为，起初人们为了满足最基本的物质需要，就需要农民、牧人、各类工匠等，而后随着经 济生活的复杂化，又出现了商人等，他们构成了生产者等级。后来有了战争，需要一个专门从事战争的集团，即“护国者“或军人等级。最后就是统治者等级，主要是精心培养的哲学家来执掌国家的权利，管理国家。至此国家正式形成。所以社会分工是国家的基础。 ②亚里士多德认为“人类自然是趋向城邦生活的动物”。起初，由男女和主奴这两种关系的结合而组成 了家庭，这是人类为满足日常生活需要而建立起来的社会基本形式。然后，组成了村社，最自然的形式就是部落。最后若干村社又进而联合起来组成城邦。至此，社会组织就进化到了高级而完备的境界。 所以，城邦完全是自然进化的产物。 2、对于国家阶级的构成。柏拉图认为国家分为统治者（哲学家）、辅助者（军人）和生产者等级； 亚里士多德认为要组成城邦只有享受平等政治权利的公民才能组成这样的政治团体，也就是说他
论柏拉图的法律思想 内容摘要：柏拉图是古希腊政治思想家、唯心主义哲学的杰出代表。柏拉图以理念论为基础,从抽象的人性出发,提出了人性正义的理论,并用逻辑推理的方法,将人性的正义等同于国家的正义。他以法律概念的二元论为依据,提出了人治乌托邦的理论。在政治实践受挫后,他又发展了自己的法律理论,走向了法律概念的一元论,提出了法治乌托邦的理论,最终实现了法律理论的转变。柏拉图的人治乌托邦和法治乌托邦在最终目的上是统一的,即实现国家正义,在逻辑上也是相通的。他的法治理论奠定了西方法治思想的价值基础,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关键词：柏拉图、理念论、人治、法治 “法律是一切人类智慧聪明的结晶，包括一切社会思想和道德。”这句话出自著名的古希腊政治思想家之口，他就是柏拉图。古希腊伟大的哲学家，也是全部西方哲学乃至整个西方文化最伟大的哲学家和思想家之一。作为古希腊一位伟大的思想家，他一生著述颇丰他一共留下了23篇对话和3件书札，其中关于政治法律的对话，依次有这样三篇：《理想国》、《政治家篇》、《法律篇》。这三篇对话反映了柏拉图法治思想的发展历程。可以说,《理想国》是柏拉图探讨哲学和道德哲学的重大智慧结晶,《政治家篇》和《法律篇》才真正在《理想国》的基础上构建城邦的政治法律制，而晚期的《法律篇》更是系统地阐述了他的法律思想。 一、柏拉图法治观的哲学基础——客观唯心主义理念论 柏拉图是西方客观唯心主义的创始人，其哲学体系博大精深，对其教学思想影响尤甚。柏拉图的法律思想以其“理念”论为哲学基础。“理念论”是柏拉图整个法哲学思想的哲学理论基础，其法律正义论、人治观和法治思想都构筑于“理念”这一基本的哲学范畴之上。他认为，理念法则即是理性法则，理性法则构成法治、政府、国家之现实存在的深刻根基。不可否认，在古代很多哲学家思想中都牢牢把握着“理性”这一条线，因此柏拉图划分了两种美德，神圣的与人类的，他认为应该按此种美德次序调整一切关系，确定各种善恶状态。正如柏拉图所言：“就是一方面，我们说有多种美的东西、善的东西存在，并且说每一种美的、善的东西又都有多个，……另一方面，我们又曾说过，有一个美本身、善本身，以及一切诸如此类者本身；相应于上述每一组多个的东西，我们又都假定了一个单一的理念，假定它是一个统一者，而称它为每一个体的实在。”这里所谓“多种美的东西、善的东西”是指多数的个别事物，所谓“美本身”“善本身”就是指美的东西、善的东西的“理念”。有些学者将“理念”汉译为“相”，“相”是事物的“本真”，“正义”指人的德性，“善”是一切事物的原因，又是最高的正义。因此，“相”的哲学思想本身已蕴涵了对宇宙本质和人类道德生活的终极关怀。柏拉图的相论确实存在着一个发展过程。前期的相论不仅侧重目的论的伦理道德，而且搞不清具体事物中已包含着事物普遍本质，后期柏拉图在这两个方面都有觉醒和发展，所有事物都有普遍本质，也应该有其相应的“相”。这为他后期继续探讨城邦政治和具体立法活动打下了坚实的哲学理论基础。 二、柏拉图法律思想的发展 （1）《理想国》中关于正义的思想；柏拉图首先以一个例子引入城邦正义和
柏拉图认为，国家产生于人类生活的需要，个人生活的多样性和个人才能的片面性必然导致社会的分工，而这种分工最终导致了国家的产生。他指出:“在我看来，之所以要建立一个城邦，是因为我们每一个人不能单靠自己达到自足，我们需要许多东西”，因此，“我们每个人为了各种需要，招来各种各样的人，由于需要许多东西，我们邀请许多人住在一起，作为伙伴和助手，这个公共住宅区，我们叫做城邦”。在这里，柏拉图看到了“一个人分一点东西给别人，或者从别人那里得来一点东西，每个人都觉得这样有进有出对他自己有好处。这种分工合作，各求所需、各尽其能的原则就是柏拉图立国的基础。柏拉图进一步指出，劳动必须成为人们的第一需要，国家必须根据人们的性格、专长安排他们从事一定的工作。他说:“只要每个人在恰当的时候干适合他性格的工作，放弃其他事情，专搞一行，这样就会使每种东西生产得更多又好。;因此，分工合作、各尽其能，专司一事就是国家的正义，这种国家“我认为是真正的国家……可以叫做健康的国家。在柏拉图的后期思想中仍在一定程度上认为国家起源于分工。他在《法律篇》中指出，在人类开始时是作为牧人生活于独居的家庭生活状态中，当时并没有使用多种多样的技艺，这种“自然世纪”是在家长权威的统治之下的;以后，随着人口的增长，各种新的技艺的发明，农业生产的出现和增长，若干个家庭聚居在一起组成乡村，后来从中出现了政治家，把若干个乡村联合起来组成城邦，这样国家就产生了。可见，在柏拉图的后期思想中仍可看到共同生活，分工合作的国家状态，不过这里更加接近于“自然生成论” 亚里士多德在国家起源问题上坚持“自然生成论”。他指出，人类不同于其它动物的特征就在于他的合群性(即社会性)。人类在演化史上，虽然经历了家庭、村落到城邦(即国家)的漫长发展过程，但真正体现人类本性的只能是国家。亚里士多德指出，人类最初为了繁衍后代就发生了两性的结合，“这就得先成为配偶……配偶出于生理的自然。”困因此，人类最原始、最基本的结合方式是自然的，这种自然的结合使人们发生联系以保证个人的生存和种的延续。随着人类的发展，社会组织也随之产生，社会团体由“两个以上群众所组成”，它有三种形式:家庭、村坊和城邦，而它们的产生在亚里士多德看来都是自然的，“家庭是人类满足日常生活需要而建立的社会的基本形式”，村坊则是“为了适应更广大的生活需要而由若干家庭联合起来组成的初级形式”f而城邦则是由若干村坊组合而成。随着城邦的产生“社会就进化到高级而完备的境界，在这种社会团体以内，人类的生活可以获得完全的自给自足。只有到这时，人类的本性才能最充分地表现出来。可见，无论是两性的结合，家庭的出现，还是村坊的产生、国家的形成，在亚里士多德那里都自始至终贯穿着“自然”的精神，而国家则是这种自然发展的最高阶段，是人类本性的完成。显然，在亚里士多德的国家起源观中，特别强调人与人的关系，强调人与人的交往与结合，看到了人的合群性的特点，而这一切都来自于人类自然性的表现。因此，“自然生成论”就构成了亚里士多德国家起源论的核心思想。 关于国家起源的两种不同理论体现了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各不相同的政治风格。一个把国家的起源规定为严格的社会分工;一个把国家的产生定义为社团的自然发展。由前者所产生的国家必然带有分工本身所固有的特色，社会的整齐划一，国民生活的单调枯燥必然成为国家的突出特色。相反，由后者所产生的国家必然处处体现出“自然”的特点，一切依照自然，顺应自然，这就更加适应人类本性的发展。多角度发展，多层次需求，多阶层杂容并包就成为这种国家应有的特色。但无论是柏拉图的“社会分工论”还是亚里士多德的“自然生成论”，都突破了过去国家宗教起源说和国家神造说的束缚，没有从社会以外、城邦成员以外寻求国家的成因，而是从社会及其成员的内在活动和发展中寻求国家产生的原因，这显然具有一定的合理因素。 (一)两者对国家起源的看法之比较在国家起源问题上，与柏拉图的社会的分工导致国家产生的理论不同，在亚里士多德那里，国家被看成是由人的本性所决定的，在历史的长河中自然而然产生的。他指出，自然赋予人类的目的是过优良的生活，人类不同于其他动物的特征就在于他的合群性(社会性)，是人类生存和过优良生活的前提。有了这一前提，人类就可以结成社会，作者简介：王栋梁，中南大学政治学与行政管理学院。·政法论坛·186组成城邦,过有组织的生活。亚里士多德指出,人类最初为了繁衍后代、生育子女,就发生了两性结合，这自然的结合使人们发生联系，以求得人类的生存和衍续。随着人类的发展,社会组织也随之发生。社会团体有三种形式:家庭、村坊和城邦(国家)。这三者的产生都是自然的。亚里士多德的国家起源说,是从社会及其成员的内在活动和发展中寻求国家的起源,认为城邦是由于人们的需要并且沿着由家庭而村坊而城邦的进程“自然地生长起来的”。随着城邦的产生“社会就进化到高级而完备的境界,在这种社会团体以内,人类的生活可以获得完全的自给自足”。⑤而关于国家起源的两种不同的理论也体现了柏拉图和亚里士
柏拉图《法律篇》的特点 杨芳 （内蒙古大学外国语学院，内蒙古呼和浩特010021） 摘要：《法律篇》是一部重要的法理学著作，书中强调以法治国，对以后的罗马法和自然法理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法律篇》也是一部重要的政治学说著作，书中为马格尼西亚理想国构拟了详细的组建方案，所提出的混合制政体理论直到现在仍是政治领域的重要原则和重要制度。《法律篇》设计的城邦是一个教育城邦，书中提出的系统教育方案在西方教育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法律篇》对经济、宗教、伦理道德以及家庭和婚姻等问题也进行了有意义的探索，可谓内容丰富，博大精深。《法律篇》仍是一部超于现实的著作，但它比《理想国》更接近现实，《法律篇》不仅影响着西方的古代，也影响着西方乃至世界的近代和现代。 关键词：柏拉图，《法律篇》，思想 分类号：文献标识码：文章编号： 柏拉图是从理论上探讨国家、法律和政治问题的先驱，在他的全部著作中，对国家、法律和政治问题的分析居于首位。《法律篇》是柏拉图的最重要的著作，也是西方政治学和法学史上的一部重要经典之作。在柏拉图看来，《理想国》是以正义观与人治观为理论基础的哲学王统治的最佳理想模式，《法律篇》则是以法治国的次佳理想模式。《法律篇》不仅改变了《理想国》中的许多重要原则，而且提出了一系列对西方社会主流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的新方案。《法律篇》的影响实际上超过了《理想国》，探讨这部名著不仅有重要的学术价值，而且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一《法律篇》的思想来源 柏拉图创作《法律篇》，有着丰富深厚的思想来源。在《法律篇》中，柏拉图以“正义”做为他的法律思想的出发点，强调了法治的重要性，展示了新观念，新的论证形式和新的辩证推理技巧，提出了新的问题，并以新的方式对熟悉的问题进行了探讨。和《理想国》相比，文笔虽略显晦涩，但思想更趋现实。柏拉图在年迈体衰的情况下一改以往的思想体 收稿日期： 作者简介：杨芳（1966-），女，江苏省南京市人，内蒙古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
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异同 在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思想体系中，有关教育的观点和理论是各自的一个重要环节，因为教育思想一方面是其哲学理论的反映和实践，又和两者的政治观有着密切的联系，不仅如此，两者各有特色的教育理念也是人类教育史中的重要里程碑，因而分析比较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教育理论有其重要的意义所在。 本文的分析和比较，主要从三个方面来进行，一是形成教育观的背景和缘由，二是教育的内容与方式，最后则是两者的教育观对当时和后世的影响。分析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形成各自教育观的原因主要是从两个角度来看，一个是个体的角度（也可以说是本质的角度）。在这个角度中，两者在形成各自教育观的认识论基础上就存在着明显的不同。在柏拉图看来：学习即回忆，人在出生以前就已经获得了一切事物的知识，当灵魂依附于肉体（也就是人降生）后，已有的知识就被遗忘了，人通过感性事物引起思维，才重新“回忆”起已被遗忘的知识。为何柏拉图对学习的定义是如此？因为作为最早提出完整的客观唯心主义见解的哲学家，他认为“灵魂在取得人形以前，就早已在肉体以外存在着，并存在于理念世界之中，认识理念世界中的许多东西，以至可以洞察最高理念。”而因为肉体是灵魂的监狱，在灵魂与肉体结合成为人时由于“惊恐和骚乱”就失去了对最高理念的认识和记忆，所以才会有“回忆”这种说法。而亚里士多德关于灵魂的论述与柏拉图完全不同，他认为人的灵魂正如一本什么也没有写上的书，或什么也没有写上的白纸，或者是一块白板，它能接受对象的知识，这就说明学习应是使知识从外面经过感觉进入意识的过程，而不是什么“回忆”的过程。两者在认识论基础上的差别直接导致两者在教育理念上的不同，柏拉图的教育的目的在于使人回复到灵魂原有的“善”，使其无愧于身为某一阶层一员的使命；而亚里士多德要求认真的对待灵魂的这块白板，通过教育来培养人，发展他的人格。 由于两者在认识论基础上的差异使他们在教育必要性的分析上也有很大的差别。在柏拉图看来，既然以理念、实在为对象的知识是不朽的灵魂所固有的，凭借可感事物的启示，就可以回忆起灵魂中固有的理性认识，它只是因为受到了蒙蔽或者向着一个黑暗错误的方向观察。“它不是要在灵魂中创造视力，而是肯定灵魂本身有视力，但认为它不能正确地把握方向，或不是在看该看的方向，因而想方设法努力促使它转向”，而教育就是促使灵魂转向的技巧，教育的必要性就在于释去阻碍灵魂转向的重负，使其转向真理。在亚里士多德关于教育必要
亚里士多德的法律思想 亚里士多德是古希腊历史上伟大的思想家哲学家政治家，也是古典自然法学派的创始人，因其曾师从柏拉图，所以他的思想深受其师柏拉图和前辈苏格拉底的影响。其代表著作是《政治学》和《雅典政制》。他继承并发扬了柏拉图法律思想中关于良法，法与正义等最有优秀的部分，从而也形成了他自己的思想体系，对后世有深远影响。 亚里士多德坚持法律的正义性。他从正义论出发，认为法律就是正义的体现，法律的好坏完全以其是否符合正义为标准。在他看来，社会关系中，人们服从法律就是在服从正义，而立法的根本目的也恰恰是要促进正义的实现。法律是建立在正义基础之上的，由正义延伸出法律。正义的原则寓于实体法之中。自由正义导致了自然法的形成，而这成为国家制定实在法的依据。 根据自己的思想，亚里士多德为法治下了定义，认为其应包含两重含义，已经成立的法律获得普遍的服从，而大家所服从的法律又应该是制定的良好法律。他用简洁的语句将良法与普遍服从相联系，却为我们指出了法治的基本标识。到现在，良法和法律的权威，仍然是法治的重要标识。所谓法治，即良法与守法的结合。 在立法方面，亚里士多德强调立法要反映中产阶级的利益，还要符合国家的现状。三是考虑对公民的加强教育，也要灵活性与稳定性相结合。守法是法治的关键。国家必须加强对公民守法观念的培养和训练。 亚里士多德与柏拉图一样，也是从伦理学入手来探讨理想的政治生活方式，由此开创了西方法哲学的理论传统，将法与政治合而为一进行研究，使法律社会学或者政治法律学的学科构造奠定了基本的原型。他的思想具有鲜明的现实主义的特点，分析问题的立足点是重在考察现实。推崇法治的精神，对于西方成熟的法治理论的建立，有着重要的意义。 亚里士多德的法律观念尽管是在古希腊时代提出的，在经历了千年的磨砺后，仍对我国的法制文明建设有重要意义。我国法制建设还不完善，我们应该从他的法律体系中吸取其精华，服务于我国现代化法律建设。
浅谈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之法学思想 摘要：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是古希腊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及哲学家。在《理想国》中，柏拉图为我们讲述了正义的理论，设想了一个理想的国度，并提出哲学王统治的思想。亚里士多德师从柏拉图，其法律思想在继承老师的基础上也衍生了自己的理解与想法。本文通过分析两者的法学思想的比较，印证了我国依法治国理念的正确性，从而更加坚固依法治国的步伐。 关键词：正义；法治；法学思想 一、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简介 柏拉图是古希腊乃至西方文化历史中著名哲学家、思想家之一。他一生有很多著作，其法律思想主要在《理想国》与《法律篇》中集中体现。在《理想国》中，提出只有有一个富有思想智慧的人来管理国度才可以实现正义。在《法律篇》中他强调人类需要制定一部法律并遵守法律，才能拥有良好的社会秩序，否则人们将会像最野蛮的兽类一样生活。 亚里士多德是古希腊百科全书式的学者，不仅是伟大的哲学家思想家，还是教育家。他一生标榜公正的价值，并对正义进行了系统的分类。与老师柏拉图相对应的是其更加注重法治的价值与作用，他认为法律是客观正义的，对每个人都是平等的，一个国家要想获得安乐稳定的生活，就必须实
行“法治”，用法律武器来实行统治。 二、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法学思想 1.正义的思想理念 柏拉图在《理想国》中提出了一套系统的正义理论。柏拉图认为城邦正义就是各个等级各守其职，各安其份。个人正义就是合理的安排自己灵魂中的理性，欲望和激情，并且使三部分相互协作，相互配合使整个心灵处于和谐状态。首先他认为正义是一种等级分工。柏拉图把正义分为城邦正义与个人的正义，他在《理想国》中指出城邦的正义就是城邦的三个阶层各守其职、各安本分，治国者靠智慧把城邦治理好，卫国者凭勇敢保卫好疆土，劳动者以节制搞好生产，从而使城邦处于安全稳定之中，正义就是每个人坚守本分，履行职责。其次他认为正义是一种和谐美好的秩序。他说：“我们建立这个国家的宏伟蓝图和理想目标并不是为了某个突出阶级的利益，而是为了全体公民最大的利益。”在柏拉图看来，理想的国度和正义是存在联系的，正义理念得以实现从而造就理想国，然而理想国又是因正义的普遍实现而形成的。 亚里士多德在《尼各马科伦理学》著作中曾说：“所谓公正，一切人都认为是一种由之而做出公正的事情来的品质，由于这种品质，人们行为公正和想要做公正的事情。”亚里士多德认为法律与正义密不可分，法律可以看作正义的
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的教育比较 学前二班彭佳慧 摘要：亚里士多德与柏拉图虽为老师与学生的关系但在教育目的，教育对象与教育环境等方面有很大分歧。我们并不是要从中选择一个，而是站在中间者的角度，客观的评价二者思想。方便后人对二者思想 进一步的了解。 亚里士多德（前384——前322）不仅是哲学家，还是博学的思想家。他曾经说过：“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亚里士多德虽为柏拉图（前427——前347）的徒弟，但在教育思想，哲学观等方面与柏拉图有许多不同的地方。 一．教育的目的及教育对象的不同。 对于教育目的，二者都提出要培养有德行的公民，但柏拉图更主张培养哲学家，军人。 对于教育对象，柏拉图将等级划分看的十分重要。他认为只有奴隶主的子女才可以成为军人，而手工业者和农民的子弟在完成基础教育后就要成为劳动者。并且在合格的军人中只有金质的奴隶主子弟才能继续接受发展智慧这阶段的教育，以成为哲学家。而亚里士多德并不注重等级的划分。他认为取得主人或治人地位者，并不保证子子孙孙都属社会的上层阶级；而现在降为治于人者或奴隶，也不必感叹后代都屈居他人之下。只要各凭本事，都有力争上游的机会。① 二．教育环境的不同 在西方教育史上，柏拉图是第一个提出学前公共教育思想的教育家。儿童的教育，要在奴隶主国家最“优质”的男女公民监督之下进
行：三至六岁的儿童都要送到附设在神庙的儿童游戏场，他们的教育也由奴隶主国家特地“委派”的女公民监督。从六岁开始，男女儿童分别进入国家所办的初等学校。 但亚里士多德认为孩子应该过“家庭”生活，接受父母亲人的照料，而非从小即断离“亲情”。尤其在童年时刻，“爱”的感受，尤重于“理”的运作②。这与柏拉图所设计的教育环境大不相同，他的“存理去情”理论则表明生的子女归国家所有，举国上下都以“理”行事，这也是他为什么提出国家照顾孩子的原因，为的就是方便统一思想。 当然，因为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是老师与学生的关系在教育内容，教育作用的看法上大致都是一样的。他们都是从身体，情感，理智三个方面进行教育。在儿童时期，教育内容为游戏、讲故事、音乐、唱歌。柏拉图认为在儿童时期最重要的不是知识教学，而是要发展健全的身心，培养良好的习惯。因此他坚持讲给幼儿的故事要经过挑选，剔除不健康的；选择那些能激发幼儿勇敢、正义和高尚品德的故事。在组织游戏时，方式和内容都是经过精心的安排，他认为这些不要经常变化，否则会影响其成人时对国家和法律的忠诚。我其实十分同意柏拉图这一想法的提出。他这么做就是为了让孩子们接受最纯粹的教育，没有外界不健康信息的干扰。但是他这么做也很容易造成教育内容与当时的时代分割开来的局面。导致孩子们接受的教育不能与当时的时代有机结合。因此，有些教育内容要时常更换。但是正确的思想要一直沿用，并且抵制那些不良的信息。 对于教育作用，他们都十分肯定教育在国家施政中的重要地位。只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