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唐文化
汉文化对世界的影响：
开通西域，形成一条贯穿中亚内地，进而连接欧洲及北非的交通干线，即丝绸之路，为中西文化的交流拉开了序幕。中国的张骞两次通西域，开辟了中外交流的新纪元。并成功将东西方之间最后的珠帘掀开。从此，这条路线被作为“国道”踩了出来，各国使者、商人沿着张骞开通的道路，来往络绎不绝。这条东西通路，将中原、西域与阿拉伯、波斯湾紧密联系在一起，成为亚洲和欧洲、非洲各国经济文化交流的友谊之路。丝绸之路使汉文化和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文化进行交流，给世界文化以极大冲击，标志着世界史的展开。
唐文化对世界的影响：
唐是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帝国,大唐盛世时期，首都长安更是世界文化、艺术中心。唐朝是中国历史上最早搞“对外开放“的历史时期，现在国外的“唐人街”就是哪个时代文化交流，中国人定居所遗留的实物见证。连很多外国人直到现在还习惯将中国人称为“唐人”,可见唐文化对世界的影响是巨大的。
唐朝与朝鲜、日本以及和东南亚、南亚各国都有深广的经济文化交流，如遣唐使、鉴真东渡，日本文化受到唐朝文化的巨大影响，其典章制度、天文历法、书法艺术、建筑技术、生活习俗（衣服、茶道）、钱币铸造、文字都和唐朝接近。唐王朝和中亚诸国的友好往来以及对西亚、北非各国的经济文化交流。唐王朝在当时世界上的地位以及唐文化对世界文化的巨大历史贡献。
一、汉唐历史的相似性
汉唐历史进程的相似性十分明显，学者已有论列（注：如王大华《汉唐历史进程相似原因初探》，《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1984年第4期；徐连达等《汉唐科举异同论》，《历史研究》1990年第5期；秦晖《汉唐商品经济比较研究》，《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1991年第2期；许兆昌《秦汉隋唐现象论略》，《社会科学战线》2000年第6期。余不备举。），兹就其主要方面分疏如下。
第一，汉唐都是前承一个强大而短祚的统一帝国（秦、隋）而建立起来的大一统王朝。一方面，汉唐分别接受了秦隋在立国规模和制度建设方面的丰厚遗产，即“汉承秦制”和“唐承隋制”（注：如《汉书》卷100上《叙传》载班彪论“汉家承秦之制，并立郡县，主有专己之威，臣无百年之柄”云云；按汉法律、历法等皆承秦制。唐承隋制，陈寅恪先生名著《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所论已详。），同时还应包括驰道、直道、长城、灵渠、大运河等维持一个庞大帝国所必须的物质条件。对于汉唐来说，通常与大规模创制立法和举办巨大公共工程相伴随的社会震荡和制度成本，遂因前有所承而大大减省；另一方面，汉唐充分吸取了强大的秦隋帝国其所以一朝覆亡的深刻教训，避免了重蹈覆辙。总之，历史老人似乎有意选择短命夭折的秦隋作为铺垫和预演，使汉唐得以成就长治久安的盛世伟业，所谓“秦兼六国，隋混南北，适为汉唐驱除”。[1](p.1167)
更重要的是，汉唐所承之秦隋，其历史进程及命运亦有惊人的相似，从而构成其继承者历史相似性的基因。
秦隋都是经过长期分裂之后（假设西周亦为统一王朝）而建立起来的大一统帝国，它们的出现顺应了分久必合、走向统一的历史大趋势。既是历史发展的趋势，就不会因秦隋的夭折而消失，历史总是顽强地为自己的发展开辟道路。汉唐的出现适逢其会，它们代表着相同的历史趋势，负载着相似的历史任务。
秦隋开国皇帝都是顺应历史发展、大刀阔斧改革的一代英主，“（秦）始皇并吞六国，（隋）高祖统一九州”，建立了强盛的统一帝国，但他们在选择接班人上均出现重大失误（秦不立长子扶苏、隋废太子杨勇），以致两朝都出现了历史上堪称典型的亡国之主（秦二世、隋炀帝）及其残暴统治，导致诸多特征相同的农民大起义，使新生的统一王朝二世而亡。[2]社会经济亦濒于崩溃：《汉书·食货志》载西汉初：“民失作业，而大饥馑。凡米石五千，人相食，死者过半。……天下既定，民无盖臧，自天子不能具醇驷，而将相或乘牛车。”《隋书·杨玄感传》载隋末：“黄河之北，则千里无烟，江淮之间，则鞠为茂草。”
吸取秦隋覆车之鉴，同为汉唐开国君臣最为关注的课题。刘邦曾请陆贾“试为我著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者何，及古成败之国”。唐太宗要求侍臣“为朕思隋氏灭亡之事”，自称“将欲览前王之得失，为在身之龟镜”。所谓“前王之得失”，也主要指隋亡教训（注：《史记》卷97《陆贾传》，第2699页，中华书局1982年第2版。《册府元龟》卷554《国史部·恩奖》，第6657页，中华书局1960年；吴兢《贞观政要》卷1《政体》，第21页，卷8《务农》，第279页，岳麓书社1996年。）。在记载太宗与侍臣论政的《贞观政要》以及当时成书的官修《隋书》中，“亡隋之辙、殷鉴不远”，是一以贯之的主题。
魏徵曾在《隋书》卷70末“史臣曰”中，指出“隋之得失存亡，大较与秦相类”。按秦隋之亡，有一个共同的原因，就是过役民力，急政峻刑。因此汉唐之初，都相应推行了轻徭薄赋、简政缓刑、与民休息的清静无为政策。两朝建立不久，汉约二十余年，唐仅十余年，即分别出现彪炳史册的“文景之治”和“贞观之治”。有关这两个治世的研究极多，无庸赘述，这里只指出一点，若就人口繁庶、经济军事实力强弱而言，两个治世都远没有恢复到此前的秦朝和隋朝，它们为后世所津津乐道者，即在于一反秦末、隋末之暴政，政治清明，社会稳定，慎用民力，农民负担稍轻，生产生活条件有所改善，“无饥寒之弊”而已（注：关于社会稳定：《汉书》卷4《文帝纪》末“赞曰”：“（孝文）专务以德化民……断狱数百，几致刑措”。《贞观政要》卷1《政体》：“商野旅次，无复盗贼，囹圄常空，马牛布野，外户不闭。”关于慎用民力，经济回升：《汉书》卷23《刑罚志》：“及孝文即位，躬修玄默，劝趣农桑，减省租赋……化行天下，告讦之俗易，吏安其官，民乐其业，畜积岁增，户口浸息。”《贞观政要》卷8《务农》、卷6《俭约》载，唐太宗以“兵戈屡动、土木不息”，必夺农时，“所以抑情损欲，克己自励”；“于是二十年间，风俗简朴，衣无锦锈，财帛富饶，无饥寒之弊”。）。
第二，凭借前期“治世”的基础，汉唐中期分别出现了汉武帝盛世和唐玄宗开元盛世，无论文治还是武功，二者都臻于汉唐极盛，并堪称中国历史上盛世的典范。两个盛世在诸多方面表现出相似的特征，进一步显示了汉唐历史发展中的相似性。
汉唐盛世都以社会经济高度发展、综合国力明显上升著称。《史记》卷30《平准书》称汉武盛世：“至今上（武帝）即位数岁，汉兴七十余年之间，国家无事，非遇水旱之灾，民则人给家足，都鄙廪庾皆满，而府库余货财，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开元盛世则如杜甫《忆昔》所颂：“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九州道路无豺虎，远行不劳吉日出。齐纨鲁缟车班班，男耕女织不相失。”《平准书》所谓数十年“国家无事”，以及《资治通鉴》卷217玄宗天宝十四载（755年）十一月条载安禄山起兵南下前，“海内久承平，百姓累世不识兵革”，不无夸张地描绘了当时仓廪富实、国泰民安的盛世之象。长期承平，使小农经济取得长足发展，与之相应，国家控制的在籍小农数量，也在汉唐盛世分别接近或达到两朝高峰（注：汉武帝时无户口总数，至平帝元始二年（公元2年）有户1223万余，口5959万余，见《汉书》卷28下《地理志》。唐在籍户口数，以天宝十四载（755年）为最高，凡户891万余，口5291万余，见《通典》卷7《食货）。）。在籍编户是国家的赋役承担者，其数量的增长意味着国家财力的增长。
正是凭借着开国以来长期积累的雄厚国力，汉唐成为中国疆域扩大的两个重要时期，也是境内各民族间接触和交往空前发展，中国多民族国家壮大、发展的两个重要时期。
在汉唐前期的北边，分别存在着一个强大的游牧民族——匈奴和突厥，双方关系的发展亦颇有相似之处：“汉、唐之初，兵革才定，未暇治边圉，则屈意以讲和。承平之后，我力有余，而外侮不已，则以兵治之，（汉）孝武之于匈奴，（唐）太宗之于突厥颉利是也。”[3](p.9957)汉初因匈奴强盛，囿于国力，不得已与之和亲，至汉武帝主动出击，将匈奴驱逐至漠北以远，张骞“凿空”的西域，终于与内地联为一体。武帝还出兵西南夷和东北、东南各民族地区，开广三边，设置郡县。唐初东突厥强盛，一度兵抵渭北，威胁长安，唐高祖甚至准备迁都山南以避其锋。[4](p.29)至太宗朝遂发兵反击，灭东突厥，高宗时继续对周边各族主动用兵，当玄宗开天极盛之时，疆域“东至安东府（治今辽宁义县东），西至安西府（治今新疆库车），南至日南郡（治今越南清化北），北至单于府（治今内蒙呼和浩特），南北如前汉之盛，东则不及，西则过之”。[4](p.1393)而六都护府所辖羁縻州之所及，更远至今伊朗、俄罗斯境。汉唐全盛时的疆域，奠定了中国版图的基础，赵宋时疆域渐蹙，而言及中国故境，时人仍“以汉唐为正”。[3](p.10750)
汉唐帝国作为当时东方的“超级大国”，其实力足以与欧亚大陆西端的强大帝国罗马帝国和阿拉伯帝国相抗衡，在经济文化的发达程度上亦未尝稍逊。汉唐又凭借其强大的综合国力参与境外角逐，争夺亚洲霸权，当汉唐盛时，她们作为东亚宗主国的地位不容置疑，隋唐两朝先后倾国力东征高丽，即缘于此。
中国传统文化在处理周边民族和国家的关系时既重夷夏之防，又有以德怀远的传统，而夷夏之别又“重在文化而不在种族”（注：《论语·季氏》：“故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既来之，则安之。”第172页；同书《子路》：“近者悦，远者来。”第139页。杨伯峻《论语译注》本，中华书局1980年。夷夏之别重文化而不重种族，陈寅恪先生有精辟论述，请参拙撰《内藤湖南和陈寅恪的“六朝隋唐论”试析》，《史学理论研究》2002年第3期。）。当汉唐全盛之时，凭借其强大的军事威慑力和足够的文明吸引力：在民族政策上和亲与征战并重，悦近而来远，故汉臣有“汉与匈奴合为一家”，[5](p.3801)“诸侯宾服，威振四夷，……天下平均，合为一家”之言，[6](p.3206)唐帝有“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之语；[7](p.6247)在国际交流上则因充满自信而视野广博、胸襟开阔，既大胆开放、积极输出，又勇于引进、广泛吸纳，中外的使节，商队，复有传法的僧侣，更仆往来于海陆交通线上，络绎不绝。汉武帝时丝织品及铜镜、玉器等手工业品的西输，西域乐舞以及苜蓿、葡萄、乌孙天马、大宛汗血马等动植物的东传，以及唐代国际化程度之高，因各种目的来唐并长期居住的异族异国人数量之多，均为众所周知的史实。
第三，汉唐的典章制度沿革、国势盛衰替变及其原因，也有诸多相似之处。汉唐的政治制度，随着两朝历史的发展，很多方面都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其中有不少相似的变化。
汉代的三公制，因武帝时建立中朝，削弱相权，至东汉时“虽置三公，事归台阁”，[8](p.1657)三公制破坏。唐初的三省制，军国大事由三省长官合议于政事堂，其后尚书省长官须加同中书门下三品称号才是真宰相。至玄宗时将政事堂改名中书门下，他官加同平章事之衔参政，三省长官渐次被排除于宰相之列，三省制名存实亡。
又如兵制，西汉推行郡县普遍征兵制，包括戍守宫城的南军，均征自郡国定期番替的卫士。武帝为加强中央军力，创建八校尉，为中央常备军，士兵多来自招募，其后募兵制逐渐发展，至东汉明帝永平元年（58年）七月，“募士卒戍陇右，赐钱人三万”，[8](p.99)被认为标志着汉代募兵制全面取代了征兵制。唐前期行府兵制，府兵征自民间，分番宿卫京师，防守镇戍，或奉命出征，发生战争时往往征发兵士征行或远镇，称为兵募。府兵和兵募的集兵方式都属于征兵制。及至玄宗时开始招募南衙宿卫及长征健儿，开元二十五年（737年）诏令招募兵防健儿，募兵制遂最终取代了征兵制。[9](pp.405-428)
汉唐鼎盛时大规模的开边拓疆，或以重兵屯边保卫国土，都必须维持一支数量足够的常备军。而帝国辽阔的疆域和漫长的边境线，则在战略上必须要求屯集重兵于要害之地，建立防守反击均机动有力的边防体系，这就决定了庞大的军费开支和高额的统治成本不可避免，从而形成巨大的财政压力。史载汉武帝“外事四夷，内兴功利，役费并兴”，文景以来的公私积蓄用光、“府库并尽”、“县官大空”，“大司农陈臧钱经用，赋税既竭，不足以奉战士”，以致“天下虚耗，人复相食”，[5](pp.1136-1162)“关东流民二百万口，无名数者四十万”。
[5](p.2197)当此之际，为了缓解财政危机，于是“兴利之臣自此而始”。汉武帝不惜打破商人不得任官的旧规，任用大商人东郭咸阳、桑弘羊等主持财政事务，[5](pp.1157-1164)通过他们相继采取盐铁官营，均输平准，统一铸币，以及重征商贾财产税（告缗）等重大措施，以缓解财政危机。玄宗时代集兵方式上的变征为募，边境节镇系统的形成，导致“边缘数十州戍重兵，营田及地租不足以供军”。[10](p.1373)“自开元中及于天宝，开拓边境，多立功勋，每岁军用日增”。[11](p.110)“开元初每岁边费约用钱二百万贯，开元末已至一千万贯，天宝末更加四五百万矣”。[11](p.3780)当时玄宗“慨然有制御夷狄之心”，而苦于“国用不足”，于是有宇文融等“揣摩上旨”，“欲竭人（民）财乘主之欲，殚天下之力以供国”，[12](p.3907)于是“财利之说兴，聚敛之臣进”。[10](p.1342)《旧唐书》卷105字文融、韦坚诸人列传，就是这批“聚敛之臣”的合传。本于《礼记·大学》“与其有聚敛之臣，宁有盗臣”的传统，唐人柳芳、李德裕各撰有《食货论》一篇，[12](pp.3907-3908)对桑弘羊、宇文融辈大加讥刺。
唐代开边拓疆及在要害缘边之地设立军事重镇，更严重的后果是造成内轻外重，节帅最高地方长官化，“既有其土地，又有其人民，又有其甲兵，又有其财赋，以布列天下”，[10](p.1328)最终酿成安史之乱，形成藩镇割据局面，所谓“边兵弱则夷狄为患，畿兵弱则边兵为患，推唐弊源，只缘开边太广，……（安）禄山反以边兵制变，则吐蕃、回纥乘间而人”。[1](p.1172)此弊不独唐代，汉代亦然。汉代地方行政制度为郡县两级，郡以仰达君相，县以俯亲民事，郡统地不广，而权力极重，故汉武帝时又在郡之上设立了一级监察区——州，长官为州刺史，直接对中央负责，带有钦差性质，事权仅限于监察，监察的事项也有具体规定，所谓六条问事，且无固定治所。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州刺史对地方权力的浸夺以至凌驾，至迟在东汉后期，州已由中央派出之监察机构演变为最高一级地方机构，刺史（或称州牧）则成为最高一级地方长官，东汉末年割据一方者大都起自州刺史。推翻唐朝的后梁开国皇帝朱温，以及五代十国其他开国君主，大抵起于节度使。
汉唐各立国数百年，同样经过了多次重大变乱的考验，汉有武帝末年各种矛盾激化的危机，以及王莽之变、绿林赤眉起事，唐有武周之变，安史之乱及藩镇割据，与之相应则有所谓昭宣中兴、光武中兴，中宗反正、宪宗中兴，统一帝国才得以继续延存下来。汉唐之最后灭亡，主因当然是阶级矛盾激化，最终爆发了大规模的农民起义（黄巾起义、黄巢起义），而就统治阶级内部矛盾而言，则都与宦官专权、政治黑暗有关，诚如《新唐书》卷208《宦者传》末“赞”语所云
汉唐帝国的兴衰 汉唐帝国的兴衰 版次:RB17 版名:名家在线稿源:南方都市报 2011-04-20 作者:许倬云 许倬云说历史 自从秦始皇统一了中国，中国进入帝国阶段，所谓帝国是两个意义，一个国内只有一个皇帝，国家是统一的；第二，对于四邻而言，中国这庞大的国家，绝对是主控力量。这两个条件合在一起的时候，中国的帝国是天下帝国，理论上，天下帝国没有边界，边缘和核心的关系只有远近、没有敌我。但实际上，中国还是有不属于他管辖的邻居，尤其是北边草原上的游牧民族，难得属于中国管辖，更常见他们向中国挑战，甚至于侵入中国、征服了中国、统治了中国。譬如说，著名的是五胡乱华和金元王朝。 秦和两汉是一个连续体 秦帝国的出现，真正为中华大帝国的核心划下基本的疆域，我们有时候称之中原，可是中原常常会改变，实际上中原的核心又时时转换。不过，以中国和欧洲大帝国来对比，最显著的就是，中国是一个相当固定而且坚实的核心，因此
中国对外是一个相当庞大的地理单位，往往这核心本身比任何一边的边陲要广袤富足很多倍。这么庞大的核心，自然有他自己的引力，核心可以抓住边缘，边缘难得可以挑战核心。 回到秦汉帝国，秦和两汉应该是一个连续体，不必当作三个朝代，秦帝国设定了庞大帝国的内建系统，包括道路和管理组织，两者都被汉帝国继承。秦帝国的内建系统是从上而下、从核心向外缘。秦朝的郡县制度，从考古学数据看得见，甚至于最小的县镇、县长或县令，往往是秦帝国军队的中下级军官转任，中央的命令一条鞭达到地方，效率相当不坏。秦国的道路系统，在中原是两横两直，对外是辐射线。这样的内建系统，传达命令很有效，得到神经末梢回馈的讯息却是有所不足。秦帝国在秦始皇时代，运转并没有太大困难。 秦王朝的使用资源，筑长城、开驶道，建宫殿和陵墓，再加上戍守边疆的兵役，用尽了以农业生产为主的国家力量。秦始皇在世，由于他常常巡视各处，可能还得到地方的讯息，秦始皇一死，各处变乱，包括六国之后和陈胜、吴广、刘邦这一类的农民起义，风起云涌，中央根本无法得到预警，也无法有适当的反应。所以这一短命的王朝，他的兴是由于三代经营，建立了一个非常有效的战争机器，但不是最好的管理机器。在资源力量用尽之时，中央完全无法应付，庞大的帝国就垮下来了。秦代的兴和衰，其实就这么简单的一件事。
浅析西方马克思文艺理论主要观点对艺术本质的思 考 一、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文艺理论——艺术是如何产生的 （一）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关于“进化论”的问题。 1.“生物进化论”的观点。 “进化论”从自然科学的角度来看，是一个生物学领域内的问题。在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文艺理论中这样论述：“劳动是一切财富的根源，和自然界一起是一切财富的源泉……劳动创造了人本身……在平地上行走时就开始摆脱用手的习惯，渐渐直立行走。这就完成了从猿转变到人的具有意义的一步……手越来越多的从事于其他活动，在猿类中，手和脚的运用已经有了某种分工”1。在这个分析中，存在人类在生物学意义上的进化、渐渐成熟的过程，通过直立——手的解放——确定语言的符号性意义——大脑思维及心理发展过程，经历了三个层级的跨越，劳动在创造了人本身之后，通过人的身体与思维建立起与自然对话的关系，进而也产生了艺术，艺术作为人类意识形态领域独特的一种存在方式，随着“劳动创造人本身”的进化应运而生，因此也不难理解在艺术起源理论中关于“劳动论”的思考和分析。 与此同时，正是手的开发对信息的传递范围有了极大的拓展和开发。就舞蹈艺术本体而言，其身体语言，在索绪尔语言学核心内容中涉及的“身体语言的能指与所指”的发展程度，直接影响着舞蹈艺术张力的效度问题。必须明确的是事实上劳动只是通过所应用的传递媒介与艺术建立联结，所以在大脑的进一步发育，思维心理在发展的过程中不断成熟起来，进而完成这三个层级的的进化过程。 2.“社会进化论”的观点 这是“进化论”从社会层面的角度来解释艺术的产生。也就是说，在社会进化论所提出的问题中，其实存在着一个物质与精神的不对等
古代城市文学资源与城市文化特色构建 ———以洛阳为例 王建国，王蔚乔 （洛阳师范学院河洛文化国际研究中心，河南洛阳471022；上海师范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上海201418） 摘要：古代城市文学资源既为一座城市保存了许多永恒的文化记忆，也为城市文化的传承和发展创造了条件。在当今特色文化城市建设中，如果充分挖掘城市中丰富的古代文学资源，把具有地域特色的文学经典转化为现代城市的文化标志和景观坐标，实现传统与现代的结合，使城市更富有人文内涵、高雅意趣和地域个性，无疑对城市品位的提升能起到重要作用。 关键词：古代城市文学资源；特色文化；城市个性 中图分类号：K901．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4970（2012）07－0005－04收稿日期：2012－02－12 基金项目：2008年国家社科基金“永嘉以后的侨寓士人与东晋南朝文学的勃兴”（08BZW033）；河南省教育厅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项目“唐代洛阳城市文化研究”（2010－JD－14） 作者简介：王建国（1967－），男，河南上蔡人，文学博士，洛阳师范学院河洛文化国际研究中心、文学与传媒学院副教授；王蔚乔（1992－），女，河南上蔡人，上海师范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本科生。 德国著名的历史学家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在《西方的没落》一书中认为：人类所有的伟大文化，都是由城市产生的。［1］79中国古代社会虽然以农耕文明为主，但城市在中国起源很早，日本学者曾指出，“城市”一词的语源，应出自中国。在城市的历史发展上，中国曾营造很多世界名城，像西汉长安、北魏洛阳、南朝建康、隋唐长安、宋代汴梁和临安、元大都、明清北京等，都创造了灿烂的城市文化。许多城市文化如建筑、园林、市井生活、闾巷风俗等等往往随着时代变迁而消失。幸运的是，城市又是文人的汇集之地，文学家生活其间，将自己对城市生活的感悟通过文字记录下来，传抄刻印，代代流传，成为城市文化的永恒记忆，为我们保存了极为珍贵、丰富多彩的城市文化材料，也为城市文化的传承和发展创造了条件。同时，文学家在他们生活的土地上留下许多令人难忘的遗迹和美丽的传说，如果追寻他们的足迹，打捞出沉睡于地下的浪漫文学记忆，让它们成为城市的文化标志和景观坐标，无疑将对城市品位的提升起到重要作用。因此，在当今特色文化城市建设中，古代城市文学资源是构建城市特色文化的宝库。 上海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教授、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研究中心主任阮仪三曾说：“在21世纪全球化的国际背景下，中国历史古城的安危，不仅仅在于城市特色，而是牵涉到我们民族文化生存的根基。”［2］洛阳作为中国最古老的都城之一，宫殿、城防、坊里、街道、园林、市场等构成了洛阳城市生活最基本的物质结构。这些城市建筑在历史的战火中常常被毁灭殆尽，考古发掘和文学记载则是我们认识这座古老城市的金钥匙。对洛阳进行较为全面记载的文学作品是汉魏时期的京都赋，班固《两都赋》以都洛、都雍为题材，开创京都赋的范例，作品盛赞洛邑制度之美，充分体现了班氏以礼乐文明为美的京都观；张衡《二京赋》模仿班固《两都赋》，在对东都城市构筑、宫殿建设的描绘中，呈现东汉君主的文治武功；左思《三都赋》，实际上仍以魏都洛阳为描写重点，以其高超的写作技艺引发文人争相传抄，一时洛阳纸贵。他还在诗歌中多次写到过洛阳，如《咏史》诗之四：“济济京城内，赫赫王侯居。冠盖阴四术，朱轮竟长衢。朝集金张馆，暮宿许史庐。南邻击钟磬，北里吹笙竽。”《咏史》诗之五：“列宅紫宫里，飞羽若云浮。峨峨高门内，蔼蔼皆王侯。”诗歌描写宫殿和王侯宅邸的森严以及贵族生活的豪奢，应是西晋洛阳的真实写照。陆机这位南方士子，似乎对洛阳情有独钟，来到洛阳后，竟被都城的气度所折服，写作了一部《洛阳记》。虽然它已经散佚，但对我们了解汉魏洛阳城仍有辅助作用。北魏是一个佛教狂热的王朝，孝文帝迁都洛阳，寺庙大量增加。“招提栉比，宝塔骈罗”，“金刹与灵台比高，讲殿共阿房等壮”。鼎盛 2012年7月 第31卷第7期 洛阳师范学院学报 Journal of Luoyang Normal University Jul．，2012 Vol．31No．7
地域文化—关于汉唐文化的报告 对于一个土生土长的关中学子，能够根植于这片沃土来研习艺术，无疑是幸运的。也许是这片土地太具神秘感了，对于我来说熟悉和陌生经常会交织在一起，如果把关中大地比拟成一个人的话，他必定是具有多面性的。这种丰富性格的形成也源自于他历经了十三个王朝漫长的洗礼，然而在这千余年的历史长河中对其鲜明个性影响最深的莫过于周、秦、汉、唐四朝。 关中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缘于它得天独厚的地理形势。中国地势西高东低，自西向东分为三个阶梯。关中位于中国地势的第二级阶梯，背靠第一级阶梯的高原山地，下临第三级阶梯的平原地带。关中南有秦岭横亘，四有陇山延绵，北有黄土高原，东有华山、崤山及晋西南山地，更兼黄河环绕，可谓山川环抱，气势团聚。关中腹地为渭河、泾河、洛河及其支流形成的冲积平原，号称“八百里秦川”。关中土地肥沃，河流纵横，气候温和，《史记》中称其为“金城千里”、“天府之国”和“四塞之国”。此外中华文明的摇篮在黄河流域，而黄河文明的摇篮是在渭河流域（关中）。从神话、传说和考古发掘看，出自中国西部的炎帝和黄帝是公认的最早圣王和“人文初祖”。炎帝和黄帝的族居地和墓陵都在关中地区。经考古发掘证实，关中是华夏古文明最重要、最集中的发源地之一。关中平原是当之无愧的中华文明摇篮，也是整个亚洲最重要的人类起源地和史前文化中心之一。 谈到文化离不开历史，关中的历史几乎就是陕西的历史了。在这段历史当中既有残酷、血腥、闭关自守，也有温情、宽厚与兼容并包。 汉唐文化是中国文化繁荣阶段的代表，同时又是中华民族勇往直前的向上精神的一种象征。汉代正是中国思想文化的辨证期，西域的开通为中西文化的交流拉开了序幕。丝绸之路使汉文化和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文化进行了广泛的交流，对世界文化给予极大的冲击。而唐代当时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帝国，大唐盛世时期，首都长安更是世界文化、艺术中心。唐朝在中国历史上最早进行“对外开放”。作为文化的代表汉唐艺术所体现出的是更多的是宽容与自信并存。 中国古代以“温柔敦厚”为诗之旨，这和中华民族的气质、生活条件、地理环境、哲学思想、伦理道德观念及其他文化因素密切相关。表现在造型艺术上便
重评汉唐时期的文化精神 ——兼论汉唐儒学的宇宙论 冯达文 (中山大学哲学系教授) 2005年8月24日演讲于广州市社会科学院“相知论坛” 很高兴有机会和朋友们一起，讨论讨论汉唐时期的哲学与文化精神。 一、问题的提出 选取汉唐时期的哲学与文化作一番讨论，首先是出于这样一种情况：先秦时期由于近十多年出土文献的不断增多，已经很自然地带动起学界的研究热潮，宋明时期则因海外新儒学的研究成果被引进，也激发了学界重新审视的兴趣。相比之下，汉唐思想研究，就显得有些疏落了。所以我有意鼓动年青学人提起劲头关切汉唐哲学及其体现的文化精神。 然而，选取汉唐思想作为话头，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那就是汉唐社会发展的繁荣状况与对汉唐思想现有的许多评价有一个巨大的反差。 我们都知道汉唐为中国古典社会的繁荣期。汉朝经“文景之治”后，至汉武帝时，其国力实际上超过了古罗马。唐朝的长安更成为当时世界经济文化的中心。费正清撰写的《中国：传统与变迁》称，长安市的人口总数达到196万。长安城墙周长有38公里，布局井井有条，一派繁荣景象。那时的中国，遥遥领先于世界各国。汉朝时中国与地中海地区还可以说并驾齐驱，而从唐朝开始的一千年中，中国成为世界上最为强大、富裕和先进的国家。①与汉唐时期社会的这种繁荣状况相比较，学界对汉唐之际的哲学思想与文化精神的研究与评价，却使人感到很不相称。这种状况也许在近代已开其端，如章太炎就以为“汉得一人”，只有一人可以值得称道的，就是王充。②上个世纪五十至七十年代，因为汉唐流行的是宗教，故内地批判之声浪更甚；及八十年代，开始有所肯定，也只是觉得汉唐流行的宇宙论有系统论或科学认知的因素。海外学者如牟宗三先生，所著《历史哲学》对“气论”与英雄人格的关联有不错的评价。③然于《中国哲学十九讲》中，竟然没有用一讲专门讨论汉唐儒学。其中涉猎“气论”或宇宙论的，也只肯定《易传》《中庸》一系，而并不看好董仲舒一系。④唐君毅先生比较有宗教情怀，在《中国哲学原论·导论篇》中，从比较宗教的角度认肯董仲舒与汉学有特色，但在价值评判方面着墨亦不多。⑤及劳思光先生更说：自汉至唐末，中国文化精神之衰落及哲学思想之混乱，皆已至极可惊之程度。两汉经术，为后世所称。然按其实 ①参阅费正清：《中国：传统与变迁》，张沛译，世界知识出版社，2002年版，第117－121页。 ②章太炎所撰《检论》卷三《学变》篇称：“董仲舒以阴阳定法令，垂则博士，神人大巫也。使学者人人碎义逃难，苟得利禄，而不识远略。……（王充）作为《论衡》，趣以正虚妄，审乡背。怀疑之论，分析百耑。有所发擿，不避上圣。汉得一人焉，足以振耻。至于今，亦鲜有能逮者也。”（见《章太炎全集》第三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444页）章氏此间即极力贬斥董仲舒而挺王充。 ③参阅牟宗三：《历史哲学》第三部第一章《天才时代之来临》，台湾学生书局，1988年版，第149－163页。 ④牟宗三称：“依儒家的立场来讲，儒家有《中庸》、《易传》，它可以向存在论那个地方伸展。它虽然向存在方面伸展，它是道德的形上学（moral metaphysics）。他这个形上学还是基于道德。儒家并不是metaphysical ethics，像董仲舒那一类的就是metaphysical ethics。董仲舒是宇宙论中心，就是把道德基于宇宙论，要先建立宇宙论然后才能讲道德，这是不行的，这在儒家是不赞成的，《中庸》、《易传》都不是这条路。”（《中国哲学十九讲》，台湾学生书局，1983年版，第76页）牟氏于此即贬斥董仲舒。 ⑤参阅唐君毅：《中国哲学原论·导论篇》，第十六章第四节：《董仲舒之天人关系、及受命论》，台湾学生书局，1986年，第568－579页。
文化.汉代装饰艺术题材特点与内容分类.在造物层面就形成了工艺造物已由先秦时期“事鬼神”走向为人服务.按照组合物可以分为“云纹与文字组合”纹.动物纹饰不论是 公元前206年一公元200年，长达四百多年的两汉时期是中国经济、文化、艺术发展的第一个高峰。封建社会的快速发展，形成了汉文化深沉雄大、粗犷有力的总体风格。 在装饰艺术中，汉代奢靡的生活方式、厚葬之风的流行，加上与楚文化的内在纠结，使汉代装饰艺术呈现出感性与理性、写实与浪漫相融合的特点。田自秉先生以“质、动、紧、味”归纳概括出汉代独具时代特色的装饰风格。“质，它具有古拙、朴质的特点。但古拙而不呆板，朴质而不简陋。动，流动的云气纹，使装饰面产生多样的变化……紧，汉代的装饰是满而不乱，多而不散。它是密中求疏，疏中有密……紧凑而不是繁缛，填充而不是堆砌。味，这里指的是装饰味。汉代的纹样具有它独特的风格，即样式化的装饰美。这种装饰美耐人寻味，富有韵味”。①总之，汉代装饰风格形成了”古拙之中见深沉，飞动之中显宏大”，在造物艺术中表现出汉民族处于前进过程中的热情与活力。 一、汉代装饰艺术题材特点与内容分类 经过秦时期文化的统一，南北方文化的交融成为汉代文化最为显著的特点。交通工程论文南方具有巫术精神的道家思想与北方具有现实主义的儒家思想融合，在造物层面就形成了工艺造物已由先秦时期“事鬼神”走向为人服务，强调实用功能与审美功能的结合，同时由于受到秦汉各朝帝王追求长生不死、羽化成仙的思想影响，再加上汉文化中楚文化强劲的生命力，致使汉代附着于工艺造物之上的装饰题材具有了更为广泛的内容，深刻的象征意义，并能够集现实性与想象性为一体。汉代装饰艺术题材大致可以分成以下三类： 1云纹与动植物纹 (1)云纹：作为汉代主体纹样，被广泛地运用于汉代青铜镜、彩陶、染织装饰工艺中。东汉许慎在《说文解字》中阐释：“云，山川气也”②。从字面解释可以看出，云纹从视觉观察到物体特性，与“气”相关联应出现时间较早。从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刺绣织品来看，按照当时同墓出土的竹简记载，汉代云纹刺绣主要有信期绣、长寿绣、乘云绣三种。这三种云纹变体虽名称差异较大，但是纹饰的组织结构却十分相似。至东汉时期，根据出土织锦，云纹有了较大变化，形成一种异物组合关系，常常与汉字及祥禽瑞兽结合形成，按照组合物可以分为“云纹与文字组合”纹，与“云气灵兽纹”。“云纹与文字组合”纹是汉代所特有的图、文结合的装饰方式，常用“万事如意”、“长宜子孙”“延年益寿”等吉祥用语，职业教育论文填充于云纹之中，甚或在汉代漆器或是织履中，文字就是一种独立的纹饰。“云气灵兽纹”则是流动云纹之中，夹杂龙、虎、鹤、鹿等祥禽瑞兽。纹饰组合中，云纹或是采用带状分割的方式，将祥禽瑞兽规整地排列其中，或是将动物纹嵌于云纹之中，形成动物或游走于云中，或在云中奔腾跳跃、展翅飞翔。汉代云纹充满动势飘逸的线条和丰富多变的动物形象组合，形成恢弘大气的汉代纹饰态势，富有装饰意味。 (2)植物纹：在汉代铜镜及丝织品中运用较多，如柿蒂纹，取其根固的涵义；茱萸纹，茱萸，又名“越椒”、“艾子”，是一种具有杀虫消毒、逐寒祛风功能，带有香味的中草药。西晋《风土记》中记载：“九月九日，折茱萸插头可辟恶气”。茱萸也就逐渐演变为驱恶辟邪的吉祥纹样。除此以外，汉代还流行花叶纹、树形纹等其他植物题材纹样。 (3)动物纹：动物纹饰包括两种，一种是现实生活中的动物题材，如鹤、鹿、虎、羊、鱼等多种；还有一种是想象中的神灵怪兽，政治哲学论文如龙、凤、辟邪等纹饰。动物纹饰不论是现实中的动物还是想象中的动物，在纹饰运用中都强调动感，要么是形体的夸张变形，富有动势，要么是直接在动物身体两侧加一对翅膀，使之轻盈腾飞。这种造型语言与先秦时期，特别是夏商时期追求动物造型的严肃、凝重，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汉代民族的自信可见一斑。2反映现实生活的纹饰与图像题材
平凉的历史文化资源 作者：来源：平凉新闻网-平凉日报添加日期：12年03月30日 □张怀宁 《国家“十二五”文化改革发展规划纲要》中指出，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人民的精神家园。在我国五千多年文明发展历程中，各族人民紧密团结，自强不息，共同创造出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为中华民族发展壮大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力量，为人类文明进步做出了不可磨灭的重大贡献。要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建设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体系。这为我们进一步保护、挖掘、利用平凉的历史文化资源，开发平凉的历史文化产业提出了大政方针，指明了方向。 平凉的历史文化资源非常丰富，积淀深厚，特色明显。 平凉是中华文明的发祥地之一，考古发现的旧石器、新石器、陶器、古人类化石，证明在远古时代就有人类在陇山两翼、泾渭河流域繁衍生息。泾川大岭被认为是甘肃境内首次发现的旧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存，距今60至20万年。在泾川牛角沟发现智人阶段人类头骨化石，距今5至2.8万年，这是在泾河流域第一次发现的古人类化石。以马鞍型口罐为特征的安国式类型文化出土后，考古学界非常重视。在中华文明起源阶段的伏羲、女娲文化、西王母文化、黄帝问道为标志的崆峒文化等，都是中华文明源头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商周早期文化中的阮、共、密、卢等方国，公刘农耕，文王伐密，穆王西游，西周历史文化名城———灵台的青铜器，国内外闻名。平凉境内已发现各个时期的文化遗址465处，全市现已普查公布的文物保护单位有2196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有南石窟、武康王庙、延恩寺塔、云崖寺和陈家洞石窟、王母宫石窟等5处，省级文物保护单位70处，县级文物保护单位222处，全市8个博物馆，馆藏文物3.3万多件，居全省第二。灿烂的文物，光辉的遗存，陈述着平凉悠久的历史，古朴的文明。 平凉历史长河，波浪滚滚，古代戎、羌、五胡等民族，频繁活动。秦皇、汉武西巡登崆峒，汉唐丝绸之路穿过平凉，东西方经济文化交流，平凉各族人民对丝绸之路畅通有重大贡献。以泾川南石窟寺和百里石窟长廊等为代表的平凉石窟文化，是丝绸之路上民族、宗教文化的璀璨明珠。平凉历史舞台上，龙腾虎跃。李世民西征薛举，刘昌筑平凉城，李元谅筑良原、崇信城，李商隐登安定城楼，蔡挺开拓柳湖，刘沪筑水洛城，范仲淹开府泾州，明韩王封于平凉，清朝平定王辅臣叛乱，左宗棠西征栽杨柳……平凉大地，人才辈出，乌氏倮、皇甫谧、梁肃、牛僧孺、吴玠、吴璘、刘锜、赵时春等代表人物，各领风骚。红军长征过平凉，三大主力红军会师静宁、会宁地区，以静宁界石铺、泾川红军楼为代表的红色革命文化在平凉历史上谱写了新篇章。 平凉历史文化资源类型多样，基本可分为中华文明的源头文化、丝绸之路文化、石窟文化、多民族文化、陇东民俗文化、红色文化等类别。平凉的历史文化具有源头性、开放性、民族性、边疆性等特点，与“包容、和谐、务实、进取”的平凉精神一脉相承。多年来，平凉人民集中力量和智慧，培育和打造出古城纪文化、崆峒文化、西王母文化、皇甫谧文化4
中央美术学院人文学院美术学专业贺西林汉唐视觉文化研究考博参考书- 考博分数线-专业课真题 一、专业的设置 中央美术学院人文学院共招生14人，下设2个专业，分别是美术学、艺术学理论。 二、考试的科目 院系所、研究方向指导教师初试科目复试科目同等学力加试 备 注006人文学院 130400美术学 06汉唐视觉文化 研究 贺西林教授 外语（英法德日俄选一） 中国美术史 中国物质文化史 专业论文 面试 政治 美术概论 中外美术史三、导师介绍 贺西林：1964年12月出生，陕西清涧人，1988年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并留 校任教，2000年获文学博士学位，现为中央美术学院人文学院文化遗产学系教授，中国考古学会会员、中国秦汉史研究会会员、《中国墓室壁画全集》编委。长期从事中国美术史、美术考古教学与研究，重点研究方向为汉唐视觉文化。出版专著2部、教材3部，发表论文20余篇。 育明教育考博分校解析：考博如果能够提前联系导师的话，不论是在备考信息的获取，还是在复试的过程中，都会有极大的帮助，甚至是决定性的帮助。育明教育考博分校经过这些年的积淀可以协助学员考生联系以上导师。 四、参考书目 专业课信息应当包括一下几方面的内容： 第一，关于参考书和资料的使用。这一点考生可以咨询往届的博士学长，也
可以和育明考博联系。参考书是理论知识建立所需的载体，如何从参考书抓取核心书目，从核心书目中遴选出重点章节常考的考点，如何高效的研读参考书、建立参考书框架，如何灵活运用参考书中的知识内容来答题，是考生复习的第一阶段最需完成的任务。另外，考博资料获取、复习经验可咨询叩叩：捌九叁，二肆壹，二二六，专业知识的来源也不能局限于对参考书的研读，整个的备考当中考生还需要阅读大量的paper，读哪一些、怎么去读、读完之后应该怎么做，这些也会直接影响到考生的分数。 第二，专题信息汇总整理。每一位考生在复习专业课的最后阶段都应当进行专题总结，专题的来源一方面是度历年真题考点的针对性遴选，另一方面是导师研究课题。最后一方面是专业前沿问题。每一个专题都应当建立详尽的知识体系，做到专题知识点全覆盖。 第三，专业真题及解析。专业课的试题都是论述题，答案的开放性比较强。一般每门专业课都有有三道大题，考试时间各3小时，一般会有十几页答题纸。考生在专业课复习中仅仅有真题是不够的，还需要配合对真题最权威最正统的解析，两相印证才能够把握导师出题的重点、范围以及更加偏重哪一类的答案。 第四，导师的信息。导师的著作、研究方向、研究课题、近期发表的论文及研究成果，另外就是为研究生们上课所用的课件笔记和讨论的话题。这些都有可能成为初复试出题的考察重点。同时这些信息也是我们选择导师的时候的参照依据，当然选择导师是一个综合性的问题，还应当考虑到导师的研究水平、课题能力、对待学生的态度和福利等等。 第五，时事热点话题分析。博士生导师在选择博士的时候会一般都会偏重考查考生运用基础理论知识来解决现实热点问题的能力，这一点在初试和复试中都有体现。近几年的真题中都会有联系实际的热点分析。所以考生在复习备考时就应单多阅读一些本专业本学科的最新研究方向研究成果，权威的期刊上面“大牛们”都在关心、探讨什么话题，以及一些时事热点问题能不能运用本专业的知识来加以解释解决。
汉唐艺术研究论文 摘要：关中土地肥沃，河流纵横，气候温和，《史记》中称其为“四塞之国”。中华文明的摇篮在黄河流域，而黄河文明的摇篮是在渭河流域（关中），关中是黄河流域古代文化的发源地。中国鼎盛时期的代表汉唐艺术体现了宽容自信、热情向上、积极进取、坚忍不拔民族精神。 关键词：中国式审美关中人文汉唐艺术 引言 对于一个土生土长的关中学子，能够根植于这片沃土来研习艺术，无疑是幸运的。也许是这片土地太具神秘感了，对于我来说熟悉和陌生经常会交织在一起，如果把关中大地比拟成一个人的话，他必定是具有多面性的。这种丰富性格的形成也源自于他历经了十三个王朝漫长的洗礼，然而在这千余年的历史长河中对其鲜明个性影响最深的莫过于周、秦、汉、唐四朝。 一、关中的地域与人文 关中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缘于它得天独厚的地理形势。中国地势西高东低，自西向东分为三个阶梯。关中位于中国地势的第二级阶梯，背靠第一级阶梯的高原山地，下临第三级阶梯的平原地带。关中南有秦岭横亘，四有陇山延绵，北有黄土高原，东有华山、崤山及晋西南山地，更兼黄河环绕，可谓山川环抱，气势团聚。关中腹地为渭河、泾河、洛河及其支流形成的冲积平原，号称“八百里秦川”。 关中之名，始于战国时期，关中本是一个极富战略色彩的说法，意为四塞之中。四塞是一种笼统的说法。关中周围大小关塞甚多，历代亦时有损益。一般认为西有散关（大散关），东有函谷关，南有武关，北有萧关，取意四关之中（后增东方的潼关和北方的金锁两座），四方的关口控制着关中地区几个主要方向的出入通道。闭关可以自守，出关可进取。形势有利，就出关进取；形势不利，则闭关自守。再加上陕北高原和秦岭两道天然屏障，使关中成为自古以来的兵家必争之地，尤其是在冷兵器时代,这四关堪称一夫当关,万夫莫开。 关中土地肥沃，河流纵横，气候温和，《史记》中称其为“金城千里”、“天府之国”和“四塞之国”。此外中华文明的摇篮在黄河流域，而黄河文明的摇篮
西安汉唐时期地域文化总结 “八川分流绕长安，秦中自古帝王州”。西安古称长安，是中华民族的重要发祥地和文化发源地之一。远古时代，“蓝田猿人”就在这里繁衍生息，六千多年前半坡先民在这里种植狩猎，开掘出了别具特色的“半坡文化”。自公元前12世纪，周文王在此建立沣京，揭开了西安作为帝王京师历经千年，雄踞华夏，成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辉煌历史。西安成为与雅典、罗马、伊斯坦布尔等城市齐名的世界历史古都。直至今天，西安城中的塔与碑，城外的陵与墓，连绵的城垣与宫殿遗址，保存的大量珍贵文物以及周乐秦声、汉风唐韵等文化艺术，仍在昭示着这里曾经呈现过的尊贵和豪华、开放与风流。随着「唐皇城复兴计划」大唐芙蓉园、大明宫、曲江池、不夜城等地标式建筑，可以梦回大唐、穿越历史。换个场景，现代文明的高楼林立、立交环绕、道路纵横、西安，在古老中洋溢朝气、厚重中展示等大气。 话说一方水土孕育一方文化，一方文化影响一方经济、造就一方社会。在中华大地上，不同社会结构和发展水平的地域自然地理环境、民俗风情习惯、政治经济情况，孕育了不同特质、各具特色的地域文化。八百里秦川文武胜地，五千年文明光耀全球。尤其像西安是享誉国内外的历史文化名城，有着深厚的经济社会根基、丰富的文化底蕴和久远的文明传承。在中华民族发展的历史长河中，古都西安处于极为重要的地位，发挥了重大的历史作
用，拓印下无比瑰丽的史诗和波澜壮阔的画卷。 谈西安，不能不谈文化取历史。身为十三朝古都，西安曾确为外国古代文化的焦点，而今所见西安之一山一水、一砖一瓦，皆可视为古时文化积淀所成。再比如看到秦岭，让人不由想起韩昌黎之千古绝唱：一封朝奏九沉天，夕贬潮阳路八千。欲为圣明除弊事，肯将衰朽惜残年。云横秦岭家何正在？雪拥蓝关马不前。知汝近来当成心，好收吾骨瘴江边。 唐代建筑的主要特点: 第一、规模宏大，规划严整。 唐都城长安原是隋代规划兴建的，面积83平方公里，是今西安市区（明西安城）的8倍。使之成为当时世界最宏大繁荣的城市。长安城的规划是我国古代都城中最为严整的。其他府城、衙署等建筑的宏敞宽广，也为任何封建朝代所不及。 第二、建筑群处理愈趋成熟： 隋唐时，不仅加强了城市总体规划。宫殿、陵墓等建筑也加强了突出主体建筑的空间组合，强调了纵轴方向的陪衬手法。这种手法正是明清宫殿、陵墓布局的渊源所在。唐代帝陵多利用自然地形，因山为坟，因此比秦汉时的人造巨冢更有气势；陵墓的神道极长，石雕刚健雄伟，数量也较前加多，墓内壁画尤为生动。 第三、木建筑解决了大面积，大体量的技术问题，并已定型化：到了隋唐，大体量的建筑已不再象汉代那样依赖夯土高台外包
浅析文化资源的整合在旅游景观设计中的应用 摘要：随着人们参与自然、人文审美需求的增加，旅游景观设计在挖掘、整合景区的文化资源方面，应该有更高要求。其中文学资源，是文化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文学资源的整合对于提升区域旅游景观的文化审美功能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文化资源整合;文学;旅游景观 一、文化历史资源整合之文学资源 旅游景观的历史、文化、自然资源是支撑景点的核心竞争力。文字是让受众理解地域文化、扩展景观点的游览内容最直接的方式。常见于中国古典园林中的有古建匾额、对联、题字，现代景观装置、雕塑等作品上的说明标示性文字，或将文字直接赋予各类景观小品之上。其应用以直述居多，识读性强。本文所举的松潘县松州古城景区城墙上的汉唐边塞诗长廊即是在文化资源的整合应用上采取直述文学作品的方式创作的景观节点。 二、文化资源的整合应用在旅游景观设计中的现状 近年来我国文化产业、旅游业、基础建设发展较快，旅游投资持续增长，各类旅游景观项目如雨后春笋般得到开发。在参与旅游规划、景观设计项目实践中，感受到文化因素在规划与设计中正日益成为备受关注的问题，甚至成为核心竞争因素，是展开设计的依据。许多遗址类旅游景点直观再现历史场景，对其历史、文化的挖掘重视程度高，还原历史的脉络明晰，其历史、文化价值得以保留，成为成功景点的案例比比皆是。部分新开发景区，对其历史、文化资源的挖掘，整合工作仍有进一步细化、深化的空间。 三、松州古城汉唐边塞诗长廊 据阿坝州旅游发展委员会发布的2014年12月旅游经济运行情况信息显示，"2014年1-12月，阿坝州共接待海内外游客2876.17万人次，实现旅游收入242.74亿元人民币，较2013年同期分别增长25.62%和24.06%。"发展旅游业对于促进区域经济发展有重要意义。而其文学资源，是文化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文学资源的整合对于提升区域旅游景观的文化审美功能具有重要意义。位于四川阿坝松潘县境内，地处边陲的松州古城，1992年被列入四川省省级历史文化名城，是整个川西北高原唯一一座兼具军事戍
试析苏轼的艺术观念及其文化意义(一) 论文关键词:苏轼艺术观念审美追求庄禅思想人生态度 论文摘要:苏轼是中国文学史上伟大的文学家，他的诗文创作及其艺术观念对中国艺术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认识和把握苏轼的艺术观念，并揭示这种观念形成的文化原因，探索苏轼在他的时代的人生态度和处世原则，对现代人生的价值取向与创作亦大有裨益。 在中国文化的天宇里，苏轼是一颗璀灿的星斗，他是继李白、杜甫之后，在中国文坛上影响深远的艺术巨匠。他的诗、词、散文、书法、绘画在宋代艺术天地里独放异彩。他以聪慧的察赋才华、全面的艺术修养、坎坷的人生道路、超然的生活态度，对后代的文人及传统思想文化产生了重要影响。这是值得我们不断去认识和思考，并帮助我们来把握自我、体悟人生的一份宝贵精神财富。 苏轼不仅有丰富的艺术创造实践，而且对艺术的本质有自己独到的见解与思考，形成他别具一格的艺观念。苏轼艺术观的核心是写意传神，当然写意传是中国艺术的传统理论，是中国传统哲学与美学话语中重要的思想资源。最集中地表现在《庄子》和魏晋玄学的知识谱系中。“意”是道家哲学提倡和推崇的最高的内在意向性精神感觉，是从自然中体悟出来的自然理性。庄子的“言者所以明意，得意而忘言”，“言有尽而意无穷”，“可以言论者，物之粗也，可以意致者，物之精也”等论述表明，意与道是紧密相连的，是一种表里关系。这是一种超越了社会伦常的自然生命感觉，是一种无已无待的自由精神，是对儒家修身齐家、经世安民的社会理性的一种消解。应该说，魏晋风度就是老庄思想在一个特定的政治症候中的充分演示，越名教而任自然、追虚尚无、游心太玄，生命的内在意向已从汉儒的那种功名道德的追求转向个体心性的快适与得意。由于种种原因，苏轼对庄学、魏晋玄学有独到的理解和热情的向往。他的诗文的内蕴与创作观念都以此为出发点。因为他的写意传神，既不是儒家那种社会人事之意之情，也不是程朱理学的道德伦理之意之情。他的文艺观念中的意与情，更多是从庄子哲学出发，是一种对本体生命的情意感悟，也就是他非常推崇的陶渊明那种“此中有真意、欲辩已忘言”的不可言说的真意。他的诗文最倾心于这种情意表达。如在《前赤壁赋》中，无论是一世之雄的曹孟德，还是“侣鱼虾而友糜鹿”的凡夫俗子，都是历史的匆匆过客，“惟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耳得之为声，目遇之成色，是造物者之无尽藏也，而吾与子共适。”这种“意”、“快适”是苏轼反复吟诵的主旨，也是他的诗学所提倡和推崇的艺术观念，苏轼的一系列艺术主张都是这个根本观点的枝梗。 苏轼在他的诗文中强烈地表达了他对庄子和魏晋风度的倾慕，如“清诗健笔何足数，逍遥齐物追庄周”(《送文与可出守陵州》)，“随行有陶渊明集，陶写伊郁，正赖此耳”(《答陈全文十二首》)。苏轼的艺术观念不只单纯是老庄哲学，魏晋风度的遗响，他的“意”更受到禅宗的熏染，以及北宋政坛的风云变幻及个人的生活际遇的决定。苏轼通过作品创造展现出的“意”、“意趣”折射出他的艺术观念，是他独到的人生体悟和生存感觉的表达。当然，他的作品在不同时期，也会因为他的境遇、表现对象的不同而有差异，但纵观他的创作，总体上我们认为他的艺术观念可以概括为:即心即物，身心俱遣，物我两忘，空诸所有，天马凌空，无所粘滞。 苏轼艺术观念的这种总体性质，许多诗人和理论家都曾论及。同时代的黄庭坚说苏轼“横说竖说，了无剩语”;叶燮说:“举苏轼一篇一句，无处不见其凌空如天马，游戏如飞仙，风流儒雅，无人不得，好善而乐与，嬉笑怒骂，四时之气皆备，此苏轼之面目也。”(《原诗·外篇》)刘熙载说:“东坡诗善空诸所有，又善无中生有，机括实自禅悟中来。”(《艺概》)掌握了苏轼的艺术观念，我们才能明白他的一些艺术思想的根抵。如对陶渊明“质而实绮，瘦而实肤”的审美风格的倾慕，对“萧散简远，妙在笔画之外”的艺术境界的推崇，对“虚静”的审美心境倡导，都是他的艺术观念的具体表现。苏辙在《东坡先生和陶渊明诗引》一文中引用苏轼信中原话:“古之诗人，有拟古之作矣，未有追和古人者也。追和古人，则始于东坡。吾于诗人，
2011中国?西安汉唐文化国际论坛 活动方案 援引 新形势下，开展两岸文化教育交流，既有巨大需求和潜力，也显得更为重要。我们要比以往更加努力地开展两岸文化教育交流，共同传承和弘扬中华文化，增进中华文化认同、中华民族认同。 ——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 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要着力构建有利于文化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不断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 打造文化领域的骨干企业，大力发展新兴文化产业，鼓励民营资本进入文化产业。要积极推进文化创新，推出更多具有自主知识产权、自有品牌的文化产品和精品力作。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长春 要保持我省良好的发展势头，必须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汇聚一切积极力量，进一步形成建设西部强省的强大合力。 加大文化资源的深层次开发，积极实施重大文化产业项目带动战略，打造一批富有陕西特色的知名文化品牌。 ——中共陕西省委书记赵乐际 主题语 举办一次盛会： 以西安举办2011世界园艺博览会为契机，举办2011中国?西安汉唐文化国际论坛，加强陕西与海内外文化经济交流与合作，让世界关注陕西、使陕西走向
世界，为陕西建设文化强省、西部强省贡献力量。 助力两大领域： 以2011中国?西安汉唐文化国际论坛的成功举办为载体，加快陕西文化产业发展步伐，促进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推动海内外文化经济交流，整合资源，为实现可持续发展鼓劲。用历史烘托当代,以传统承载未来。 实现三大愿景： 宣传西安城市国际化大发展，创立西安文化产业化新品牌，建设汉唐文化产业园新景观；整合资源，创新业态，为国家文化产业振兴贡献力量。 打造汉唐文化国际论坛知名品牌，提升陕西经济发展的文化动力；与时俱进，以科学发展观统领构建和谐陕西，为陕西建设文化强省、西部强省献计献策。 以汉唐文化国际性研究为基础，增进海内外华夏儿女的文化精神交流；打造中国文化交流的国际平台，促进中华文化的世界传播和中西文明的融合。 关键词 汉唐文化文化产业文化产业振兴文化交流文化强省 导言 2011中国?西安汉唐文化国际论坛是在中共中央统战部、陕西省委宣传部的指导下，由陕西省文化产业促进会、陕西省弘扬汉文化研究中心、西安华美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等单位联合台湾文化机构举办的国际性文化发展战略论坛活动，定于2010年12月召开前期会议，2011年3月开始向国内外征集有关汉唐文化研究及文化产业发展的学术论文、产业成果，2011年9月在西安举行论坛峰会。 一、活动背景 五千年的中华文化是人类文明的巨大财富，而曾经发源于关中大地的汉唐两朝的辉煌则是其中的明珠瑰宝。这是中华儿女的骄傲，也令世界人民所赞叹。中华各民族文化溯源，海内外华夏儿女精神寻根，往往会不约而同地在汉唐文化的节点上契合相遇。
关于文化创新的理论与实践探讨 苏涛（湖北省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 文化，是一定社会的经济与政治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创新是其实现效能与价值、获得活力与魅力、不断开拓与进取的内驱力。在当代中国，文化越来越成为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的构成要素，成为智慧能力和国民素质的集中体现，成为时代风貌和社会风尚的鲜明标志。文化要担当起如此重大的使命，关键就在于不断创新，以创新来增强民族文化的生命力、感召力和吸引力。 一、理论、观念、体制是文化创新的根本要素 实现文化创新，必须站在时代的前沿，广泛吸收全人类的优秀文化成果，以理论创新为核心，以观念创新为先导，以体制创新为保障，通过理论创新推动观念和体制创新。 １．文化理论创新是核心 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紧紧抓住时代提出的重大文化课题，深入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实践中的各种新情况、新问题、新经验、新特点、新规律，努力作出符合时代和现实要求的理论阐释和说明，不断推动先进文化理论的创新，这是繁荣社会主义文化的根本所在。从创建新中国到进入新世纪的５０多年中，党的几代中央领导集体不断丰富、创造着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实现了几次重大的文化整合，确立了社会主义文化在当代中国文化中的主体地位。毛泽东以《新民主主义论》和《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为起点，在领导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过程中，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文化理论，整合了中国传统文化、近代以来的资产阶级旧民主主义和“五四”以后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文化，使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成为中国社会主义的主流文化。邓小平站在新世纪社会发展走向的高度，整合了全球化浪潮中的现代文化资源，提出了以马克思主义为主导、以现代科学技术为武装、借鉴西方文明成果、现代化和民族化相统一的社会主义文化理论，建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体系。从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到党的十六大的１３年中，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把经济建设、政治建设与先进文化紧密联系起来，对建国以来的先进文化进行了新的整合，实现了我们党在指导思想上的又一次与时俱进。现在，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新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率领我国人民把科学发展观贯穿于经济社会发展的全过程，更好地推动着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与和谐社会建设的全面发展，并顺应时代发展的潮流和我国社会发展进步的要求，尊重世界的多样性，突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主体地位，在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中，对影响和平与发展的文化力量进行新的整合，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提供了更为坚实的文化基础①。 党的十六大以来，我国注重文化理论创新，提出了关于文化的突出作用论、指导地位论、文化生产力论、文化创新论、文化权益论、文化产业论、文化体制改革论、国家文化安全论、“三贴近”论、提高建
国家形象对一个国家的发展和国际地位的影响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重要、更直接。许多国家都越来越重视文化软实力和国家形象建设，谋求增强自身思想文化影响力。比如，美国小布什政府先后成立“公共关系办公室”、“全球交流办公室”，奥巴马政府提出运用“巧实力”重塑美国形象；俄罗斯总统办公厅成立专门负责改善俄国家形象的委员会；韩国设立国家形象委员会。种种情况说明，加强对外宣传、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树立良好国家形象，对于维护国家战略利益，增强国际影响力和竞争力，提高国际地位，使我国在复杂激烈的国际舆论斗争中争取主动，实现新世纪新阶段发展目标，都具有现实和长远的重要意义。 “软实力”（SoftPower）的概念最先由美国哈佛大学教授小约瑟夫·奈提出来。他认为，一个国家的综合国力既包括由经济、科技、军事实力等表现出来的“硬实力”，也包括以文化和意识形态吸引力体现出来的“软实力” 当今世界，综合国力的竞争已不仅表现在经济、技术、信息和军事等方面，而且也非常明显地表现在文化方面。发达国家的综合实力很大一部分来自于文化产业。据一些统计资料显示，在美国，文化产业所创造的社会价值占社会总产值的30%以上，每年达到近9000亿美元。美国400家最富有的公司有72家是文化企业，美国的音像业仅次于航天工业居于出口贸易的第二位，占据了40％的国际市场份额，仅美国巨片《泰坦尼克号》的发行收入即达20亿美元；英国文化产业年产值近60亿英镑，平均发展速度是经济增长的2倍；日本娱乐业的年产值早已超过了汽车工业的年产值；加拿大文化产业的产值也超过了诸如农业、通讯及信息技术等行业，文化产业已成为发达国家经济发展的支柱产业。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发达国家依靠其发达的文化产业，对发展中国家实行文化扩张，以异常丰富的、无孔不入的和多层次的文化产品渗透到发展中国家，吸引消费者。不管是以学术为代表的思想文化，以艺术为
简述关中文化与中国汉唐艺术的兼容性 摘要：关中土地肥沃，河流纵横，气候温和，《史记》中称其为“四塞之国”。中华文明的摇篮在黄河流域，而黄河文明的摇篮是在渭河流域（关中），关中是黄河流域古代文化的发源地。中国鼎盛时期的代表汉唐艺术体现了宽容自信、热情向上、积极进取、坚忍不拔民族精神。 关键词：中国式审美关中人文汉唐艺术 引言 对于一个土生土长的关中学子，能够根植于这片沃土来研习艺术，无疑是幸运的。也许是这片土地太具神秘感了，对于我来说熟悉和陌生经常会交织在一起，如果把关中大地比拟成一个人的话，他必定是具有多面性的。这种丰富性格的形成也源自于他历经了十三个王朝漫长的洗礼，然而在这千余年的历史长河中对其鲜明个性影响最深的莫过于周、秦、汉、唐四朝。 一、关中的地域与人文 关中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缘于它得天独厚的地理形势。中国地势西高东低，自西向东分为三个阶梯。关中位于中国地势的第二级阶梯，背靠第一级阶梯的高原山地，下临第三级阶梯的平原地带。关中南有秦岭横亘，四有陇山延绵，北有黄土高原，东有华山、崤山及晋西南山地，更兼黄河环绕，可谓山川环抱，气势团聚。关中腹地为渭河、泾河、洛河及其支流形成的冲积平原，号称“八百里秦川”。 关中之名，始于战国时期，关中本是一个极富战略色彩的说法，意为四塞之中。四塞是一种笼统的说法。关中周围大小关塞甚多，历代亦时有损益。一般认为西有散关（大散关），东有函谷关，南有武关，北有萧关，取意四关之中（后增东方的潼关和北方的金锁两座），四方的关口控制着关中地区几个主要方向的出入通道。闭关可以自守，出关可进取。形势有利，就出关进取；形势不利，则闭关自守。再加上陕北高原和秦岭两道天然屏障，使关中成为自古以来的兵家必争之地，尤其是在冷兵器时代,这四关堪称一夫当关,万夫莫开。 关中土地肥沃，河流纵横，气候温和，《史记》中称其为“金城千里”、“天府之国”和“四塞之国”。此外中华文明的摇篮在黄河流域，而黄河文明的摇篮是在渭河流域（关中）。从神话、传说和考古发掘看，出自中国西部的炎帝和黄帝是公认的最早圣王和“人文初祖”。炎帝和黄帝的族居地和墓陵都在关中地区。经考古发掘证实，关中是华夏古文明最重要、最集中的发源地之一。关中平原是当之无愧的中华文明摇篮，也是整个亚洲最重要的人类起源地和史前文化中心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