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题一近代中国贫穷落后的根源
一、鸦片战争前的中国与世界
1、鸦片战争前的中国
1840年的鸦片战争做为中国近代史的开端，以后中国一步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要了解这个过程，我们有必要熟悉中国传统的国家和社会形态，因为这些形态制约了中国对19世纪外来挑战所作的反应。西方的入侵做为外部因素，促使传统中国转化为畸形的中国，但是，如果对原先的机制缺乏相当的了解的话，我们就很难理解这种转化的效果。鸦片战争前的中国，其政治体制、社会结构、经济制度和思想状况，本质上仍然与过去两千年的情形颇为相同。其政体是一个由皇族统治的王朝；经济基本上是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社会结构的特点是族权和政权相结合的封建宗法等级制度；支配性的意识形态是儒家学说。无论近代以来的中国怎样落后，我们都不能离开中华文明的灿烂历史去把握她。（古老文明的中国见教材第5页。）古老的中华文明概括起来有如下特点：
一是源远流长。早在七八千年前，我们的祖先就在黄河流域、长江流域进行耕作。三千多年前的甲骨文，最早记录了我国的农事活动。战国末期我国已经有了关于农业耕作技术的详细记载。公元6世纪北魏时贾思勰的《齐民要术》是我国最早的最完整的农学名著。南朝晚期制造的司母戊大方鼎重达875公斤是现今世界上发现的最大的精美青铜器。公元前5世纪前半叶，我国已发明韧性铸铁技术。战国时期我国又率先发明了炼钢技术。大运河、长城、都江堰、赵州桥，显示了中国人民的创造才能。造纸、印刷术，指南针、火药四大发明更是中华民族对世界文明的杰出贡献。在中国大地，无论东西南北、大陆海岛、内地边疆，到处可见悠久的中华文明风采。
二是博大精深。中华民族的文化丰富多彩，在政治、经济、军事、哲学、历史、教育、文学等许多方面，创造了曾经领先于世界或被世人至今奉为圭臬的思想和理论。我国古代的学术，诸子百家，微言宏旨；经史子集，浩如瀚海。《诗经》、《楚辞》、汉赋与乐府、唐诗、宋词、元曲、昆剧、京剧等既相互继承又各有创新，不乏千古绝唱；《三国演义》、《西游记》、《水浒》、《红楼梦》等文学作品中的人物性格生动鲜明，场面恢弘，寓意深远，绘声绘色。又如绘画雕刻，秦陵兵马佣和敦煌、麦积山、云冈、龙门四大石窟，鬼斧神工，不愧世界奇观。孔子、老子、孙武、李冰、屈原、司马迁、张衡、祖冲之、李白、杜甫、关汉卿、郑和、汤显祖、李时珍、曹雪芹等思想家、史学家、文学家、科学家、艺术家、军事家、航海家多如繁星，他们至今仍被称为世界文化名人。
三是影响深远。中华文明是各族人民共同创造的，并随着中华民族的发展而不断丰富，它对中华民族的形成、繁衍、统一、稳定、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使中华民族以其伟大的创造力、强大的生命力和巨大的凝聚力，屹立于世界的民族之林。中华文明丰富了世界文明宝库。唐朝时，各国派至长安来学习和经商的人数很多，日本曾13次派遣唐使到中国，每次都有留学生、学问僧同来，最多一次达651人。17、18世纪欧洲启蒙运动曾受到中国文明的影响，莱布尼茨、伏尔泰等启蒙思想家都程度不同地倾慕中国文明，并从中吸收养分，成为他们提倡理性主义的思想渊源之一。我国的《孙子兵法》，历来被称为兵经，早为各国军事家、思想家所称道。
四是包容性。中华文明以博大的胸怀，拥抱来自印度、阿拉伯以及地中海沿岸等地的文化，以丰富自己。张骞、班超、玄奘、郑和等许多先人，通过各种途径，既把中华文明向外传播，也把东西方文化带回中国。明清之际来到中国的西方传教士也传播了西方有关天文、测量、历算、水利等技术与原理，促进了中国科学文化的发展，影响了徐光启等科学家。中华文明就是在与世界范围的交流和融合中，得到丰富和发展的。
同任何民族的文化有两重性一样，中国传统文化也有封建性的糟粕，需要剔除。如“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的封建特权思想，“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因循守旧、反对进取与变革的形而上学思想等，对中国社会的发展起过阻碍的作用。
鸦片战争宣告了一个时代的结束，即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的终结。
中国的封建社会从战国时期（公元前475～前221年）到1840年鸦片战争，前后延续了2300多年。（关于中国古代社会形态问题，学术界有观点认为中国的封建社会是在西周。秦帝国是中国历史上实行中央集权的第一帝国，它以郡县制废除了封建制。汉承秦制。汉初高、文、景三帝时代一度复辟封建亲王的采邑制度。但自汉武帝行“推恩制”，废除了各封王子孙对领国的长子继承制后，“封建”制度在中国历史上即不复存在。也就是说，中国秦汉以后的社会政治制度，早已不是本来意义上的“封建制度”了。秦汉以下的中国古代社会，是传统社会，是农业社会，是君主制度。李泽厚、何新等学者持这种观点。大多数学者之所以赞同把中国古代史和欧洲中古史套在一个社会模式中，主要是受欧洲中心论的历史模式影响。在欧洲，“封土建领邑”是发生在希腊、罗马的奴隶制社会之后。因此，尽管中国的历史情况与欧洲模式完全不合，历史学家却宁可置概念的混乱于不顾，也要把早已不存在“封建制”的中国古代社会定名为“封建制度”——以便使之与西方语言中的封建主义一词相合。更主要的还是因为两个社会体系至少存在着这样两个相同点：一是都以经营农业为主要的生产方式；二是都存在地主占有土地资源的所有制形式。现在持此观点的学者越来越多。）与欧洲国家相比，中国封建社会的兴起与发展过程有着极为突出的特点。
首先，中国封建社会由奴隶社会演变发展而来。战国时期铁器的广泛使用，使社会生产力获得发展。地主土地私有制代替了奴隶主的井田制，一家一户的小农经济逐渐取代了商周时期的集体耕作。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又推动了商业和城市经济的繁荣，商品货币关系已经明显地出现于社会生活之中，使代表新兴地主阶级利益的封建政权在中国渐次兴起。而在西欧，封建制度从公元5世纪罗马帝国的崩溃开始。建立在废墟之上的西欧封建社会从奴隶社会继承的仅仅是基督教和一些破烂不堪的城市，甚至人们难以看到城市与农村的区别。生产力低下，罕有商品流通，闭塞的农村成为社会主要的基层政治和经济组织。
其次，中国封建社会经历了由分散的数个封建政权统一为一个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过程。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六国及周边的一些少数民族地区，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中央集权封建国家。秦始皇还制定和推行了郡县制及法令，实行统一的货币、度量衡、文字等，使封建的政治经济文化制度在中国基本确立。秦以后的中国封建王朝，大都承袭秦制。反观西欧，它在步入封建社会后的相当一段时间，由于经济的分散性和缺乏国内市场，政治上分裂割据，诸公国、侯国林立，从来没有形成一个统一和相对稳定的封建国家。教会的横行和宗教迷信盛行，严重地阻碍了思想文化的进步。直至11世纪，西欧才开始出现一些小型工商业城市，而且城市人口数量很少超过一万。（所以，有观点认为，中国的封建社会是在西周以前，而秦则以郡县制废除了封建制。是农业社会或称传统社会，是君主制度。李泽厚、何新等学者持这种观点。大多数学者之所以赞同把中国古代史和欧洲中古史套在一个社会模式中，不能否认受欧洲中心论的影响，更主要的还是因为两个社会体系至少存在着这样两个相同点：一是都以经营农业为主要的生产方式；二是都存在地主占有土地资源的所有制形式。）
最后，中国封建社会非常漫长，历时达2300余年。秦以后，王朝更迭，中央政权数次易手，至唐朝达到中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封建的政治、经济、文化制度更显得完备和成熟，社会文化发达程度超过历朝，首都长安成为亚洲的经济文化交流中心。明清两代进入中国封建社会的晚期，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达于极致，社会商品经济的发展导致了资本主义萌芽的产生。封建主义社会在西欧兴起之后，经历了大约6个世纪，于11世纪趋于成熟，尔后约5个世纪即16世纪，西欧封建社会便分崩离析，资本主义社会随后在各国宣告建立。从兴
起到寿终正寝，西欧封建社会大约只经历了1100年。与之相比，中国封建社会不能不谓之漫长。
在历史的长河中，同一生产方式在不同的国家或地区的持续时间相差一倍以上，本不算十分奇特之事。然而，通过前述的简单比较，人们不禁要问：为什么像中国这样起点较高并且早就实现大一统的封建社会反而持续时间漫长？有人认为是停滞不前，有人认为是“循环式的发展”（【意大利】翁贝托·梅洛蒂：《马克思与第三世界》，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综观中国封建社会的兴衰及其长期盛行的政治、经济、文化制度和政策，我们可以从以下几方面探究中国封建社会漫长的原因。
第一，中国封建社会经济结构的坚韧性。中国封建社会的根基是地主阶级土地私有制，其经济结构是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在封建生产方式下，地主将土地分块租给农民耕作，也有一些自耕农拥有自己的小块土地，小农业与家庭小手工业相结合。地主阶级土地私有制与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长期保持着动态的平衡趋势，为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延续提供了经济基础。在西欧，封建社会经济是以城乡对立态势的存在而出现的，城市商人资本日益侵蚀瓦解封建经济。而中国的城市商品经济与小农经济长期共存发展，二者之间并无尖锐矛盾。农民可以从事商品活动，商人也可以拥有耕地。在“重农抑商”传统意识的驱使下，商人购置土地以收取地租则成为风险较小、收入较稳定的谋利途径。中国封建社会商人资本的这种流向，预示着新的生产关系在中国社会的兴起发展必将充满艰难与坎坷。
第二，土地自由买卖制度。中国封建地主私有制是伴随着自由买卖制度而兴起发展的，是小农经济和地主土地私有制赖以长期存在的温床。对于地主阶级而言，可以通过各种合法或非法的手段，大量购进土地，进行兼并，坐收地租以积累财富。一些官僚地主的失意及其子孙的花天酒地等原因导致他们政治经济文化地位的丧失，而另外一些新兴的地主官僚则可以在官场崛起并扩大私有土地数量。至清代前期，农业生产力有所发展，土地收益有所提高，更促使官僚地主阶级热衷于购买土地。广大自耕农和佃农往往因丧失土地、遭受剥削导致家破人亡，但也有一些小农经过“力农致富”并兼营商业而成为地主，一些农家子弟亦可能因科场得中而跻身官僚阶层并拥有大量上地。在西欧，封建领主通过分封制度和庇护制度占有土地，他们凭借统治封建特权，用各种形式剥削城市中掌握货币权力的商人和高利贷者。而在中国，由于盛行土地自由买卖制度，地主、商人和高利贷者共同分享土地权和货币权，基本不存在土地权和货币权的对立。中国封建社会政权和地主土地私有制在城乡均有较为稳固的社会基础和统治力量，再次预示新的生产关系兴起发展之不易，以及中国民主革命的症结所在。
第三，封建生产关系的地区性延展。中国封建社会兴起发展以及封建生产方式在社会中取得支配地位，是以存在于一定时间和空间之内为前提的，即在某一地区的某一时间占据优势。秦汉时期取得统治地位的封建生产关系，基本上还限于中原地区。因战乱等原因，一些封建地主和农民迁徙江南，使封建生产关系由中原地区延展至江南地区。统治北方的少数民族不仅使封建生产关系在中原地区恢复活力，也使封建生产关系向北延展。此外，中国历代许多封建政权曾多次采取措施促使某些经济落后的边远地区逐渐封建化。总之，封建生产方式在中国相当广阔的地区尚有发展的余地。这些，既与大一统形式出现的中国封建王朝及国土广袤有关，也显示出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极端不平衡性。
第四，中国封建意识形态的稳定性。中国封建意识形态的核心是“三纲”，即所谓“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在这种封建意识形态的支配下，中央集权的专制制度被视为天经地义。即使农民起义推翻了旧的王朝，也不可避免地建立新的封建统治秩序，重构传统的封建意识形态。族权制度作为皇权制度的补充，更多的是与封建国家政权相结合，宣扬封建伦理，维护封建制度，以血缘亲属关系掩盖阶级关系。随着“君权神授”浸透到宗教文化、日常生活甚至儒学之中，使神权与君权、族权、夫权比肩而立，长期禁锢人们的思想。以“三
纲”为核心的中国封建意识形态，在中国封建社会中长盛不衰，显示出超乎寻常的稳定性。历史唯物主义告诉我们，在阶级社会中，统治阶级的思想便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中国封建社会之所以漫长，封建意识形态所起的作用无疑是巨大的。
2、鸦片战争前的世界
按照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人类社会大致经历原始共产主义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尔后将发展到共产主义社会。在世界历史上，近代史通常指1640年英国资产阶级革命至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国内外史学界对世界近代史起讫时间的另一划分大约是从I6世纪初至19世纪末。）资本主义在欧美诸国的胜利和确立，并由自由资本主义向帝国主义过渡和帝国主义最终形成这一历史时期。
15世纪以后，随着西欧生产力的发展，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日渐成长，来自城市的工商资产阶级和具有资产阶级倾向的乡绅在国家政权中占有一席之地。英国在15世纪末至16世纪下半叶，封建专制王权采取重商主义，对资本主义原始积累起了保护作用，并进行诸如宗教改革、政府机构改革、注重起用新人，加强封建王权统治，又使资产阶级有了更多的发言权和更高的社会地位，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扫除了一些障碍。但自16世纪末至17世纪，资产阶级的力量日益壮大，与封建君主专制统治的矛盾也越来越尖锐，终于爆发了资产阶级革命。
西欧的封建国家政权，对外拓土殖民，鼓励对外贸易和发展航海业，发展殖民经济。随着15世纪末至16世纪初的新航路开辟，世界市场骤然扩大，西欧各国政府更成立诸如东印度公司、非洲公司等海外殖民机构，对殖民地国家或落后国家进行了大肆掠夺，残杀或贩卖了难以计数的奴隶和土著人，使大量金银财富不断流入国内。荷兰、西班牙、葡萄牙、法国、英国等国，也曾先后实施对外殖民掠夺，组织各种海外贸易公司，使本国资本主义得到迅速兴起发展。马克思曾经严厉谴责资本主义是建立在殖民侵略和奴隶贸易之上的，他就此写道：“美洲金银产地的发现，土著居民的被剿灭、被奴役和被埋葬于矿井，对东印度开始进行的征服和掠夺，非洲变成商业性地猎获黑人的场所：这一切标志着资本主义生产时代的曙光。这些田园诗式的过程是原始积累的主要因素。”（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节选），《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 年版，第265页。）
在西方资本主义的兴起发展过程中，新兴资产阶级为彻底摆脱封建主义的桎梏在思想文化领域进行了反对封建的文化、建立资产阶级新文化的斗争，从而为资本主义的兴起在思想上做了准备。这场斗争以文艺复兴运动为主要内容，它经历了早期的意大利文艺复兴（13世纪末14世纪初）后，至15世纪末16世纪初先后在西欧各国广泛传播。对文艺复兴运动具有指导意义的是人文主义，运动中涌现的大批思想家、科学家、艺术家，同时也是著名的人文主义者。他们按照资产阶级的价值观和道德观，极力反对封建主义的王权、神权，抨击以神为中心的宗教桎梏，鼓吹人的意志自由和个性自由，宣扬科学知识的作用和人的全面发展。它是一场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代表欧洲近代资本主义文明的最初发展阶段，为欧洲资产阶级革命作了广泛的舆论准备。
正是在政治、经济和思想文化方面的巨大变化和震荡，铺垫了欧洲资产阶革命的成功。英国在17世纪中叶进行了资产阶级革命，宣告了资本主义时代到来。此外，欧美其他许多国家也相继确立了资本主义制度。资产阶级革命为经济的迅速发展扫清了道路。英国于18世纪中期开始工业革命，蒸汽机和其他新机器不断地运用于工业生产，使工业品产量迅猛增长，占世界总产量一半，为当时最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法、美等国也先后进行工业革命，生产力迅速发展，法国工业品产量跃居世界第二位。殖民扩张是资本主义的本性。鸦片战争以前，印度、新加坡、缅甸、阿富汗、越南等亚洲国家已经饱受西方殖民者铁蹄的践踏。物产丰饶、人口众多的古老中华帝国，一直为西方殖民者垂涎，即使没有中国的禁烟斗争，英国等侵略者迟早也会发动侵华战争。
3、中国封建社会的迟滞与衰落
与西方资本主义的兴起扩展形成强烈的反差，中国封建社会在经历了它的辉煌时期以后，自明朝中叶后步入迟滞与衰落。其原因在于封建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结构，在巩固和维系中国封建社会的稳定和延续的同时，也使其前进缓慢甚至迟滞。
第一，中国封建专制制度统治的根基是地主阶级土地私有制，长期以来实行重农抑商的政策。封建地主阶级是封建专制制度统治的阶级基础，中国历代封建王朝都毫无例外地维护地主阶级的利益。自隋唐科举取土制度问世，中国封建统治阶级的官吏便主要从深受封建教育的知识分子中选拔，使封建统治机器不断充实和完善，中央集权逐步得到加强。明朝中叶以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萌芽已经在丝织、瓷器、冶炼等行业中出现。但早期的资产者经济实力一直非常软弱，社会地位低下。明清时期全国不少城市爆发过反对封建专制统治的市民运动，仍免不了失败的厄运。工商业者在政治上没有自由独立活动的余地。不能形成一种独立的社会力量与封建统治阶级相抗衡，反而只能依附于封建国家政权，在官府的控制下进行工商业活动。更由于自然经济的主体地位难以撼动，不仅封建地主贵族热衷于土地集中；工商业者也购买土地，将相当部分资金注入封建生产关系领域，不自觉地充当了封建生产方式维护者的角色。尽管清朝曾有百余年的“康乾盛世”，却没有采取过把中国社会导入近代化轨道的任何措施。相反，自乾隆末年起，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停滞不前，土地兼并日益严重，吏治败坏，民不聊生。
第二，中国明清两代的封建政府实行闭关锁国政策，限制对外贸易和航海业。尽管中国封建社会发展缓慢，但是，自明代开始，中国社会内部也已开始产生资本主义萌芽，并在缓慢地发展着。然而，明代中期以后，为了防范东来的西方“陌生人”，封建统治者却执行了一条自我封闭的经济政策，实行海禁，限制对外贸易。清朝自1757年开始，实行严厉的闭关政策，只留广州一地对外通商。军火、粮食、铁器等许多商品均被禁止出口，严重地阻碍了对外贸易和国内生产的发展。闭关政策的实施，是自给自足自然经济的产物，也曾经作为一种消极防御手段而起过一定的民族自卫作用，但它却使中国的封建统治阶级长期昧于世界大势，故步自封，沉湎于“天朝上国”的梦幻之中。同时，也不利于中国人民了解世界。学习和借鉴外国的先进事物，严重地阻碍了科学技术的发展和国内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使中国丧失了走向近代化的契机，拉开了中西之间的综合国力对比差。马克思就此写道：“一个人口几乎占人类三分之一的大帝国，不顾时势，安于现状，人为地隔绝于世并因此竭力以天朝尽善尽美的幻想自欺。这样一个帝国注定最后要在一场殊死的决斗中被打垮”。（马克思：《鸦片贸易史》，《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 年版，第716页。）
第三，中国的思想界在封建主义的高压钳制之下，日趋沉寂，难有作为。而此时西方文艺复兴运动蓬勃发展，封建专制主义受到前所未有的抨击以及资产阶级的政治思想文化得到广泛传播。明末清初的进步思想家曾经对封建君主专制进行批判，呼唤民本主义。但清代康、雍、乾时期，推行文化专制，大兴文字狱，使知识界噤若寒蝉，讳言时政。嘉庆、道光时，一些有识之士提倡经世致用，但他们的“变革”并非要改变整个封建制度，仅局限于对封建制度的枝节修补。龚自珍看到了这个“日之将夕，悲风骤至”的“衰世”，并进行了辛辣的抨击讽刺，龚自珍《乙亥杂诗》有一首这样写道：
九州生气恃风雷，
万马齐喑究可哀。
我劝天公重抖擞，
不拘一格降人才。
对中国近代知识界影响甚深。但是，他的补救方案只能流于空想。
列宁指出：“资本主义如果不经常扩大其统治范围，如果不开发新的地方并把非资本主义的古老国家卷入世界经济的漩涡，它就不能存在与发展。”（列宁：《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列
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32页。）面对着西方资本主义的不断叩关渗透侵略，腐朽的清朝统治者竟只能采取闭关一途。中华有识之士如包世臣在1828年就已经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英夷去国五六万里，与中华争，势难相及。”而占领了新加坡之后的英国殖民者“则近在肘腋，易为进退。”他大声疾呼，“十数年之后，虽求如目前之苟安而不能。”（包世臣：《致广东按察姚中丞书》，《包世臣全集·齐民四术》，黄山出版社1997 年版，第487～488页。）惜乎封建统治阶级闭目塞听，一再丧失了解西方和世界大势的契机，也就不可能采取有效的自卫措施来抵挡外来侵略。
二、近代中国的基本国情
1、近代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程
自英国发动侵华的鸦片战争后，西方资本帝国主义势力侵入中国。从此，近代中国中断了封建社会内部的资本主义萌芽向资本主义阶段的缓慢发展，开始了变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程。
鸦片战争以前的中外贸易，主要是中英贸易。在自然经济条件下，广大农民自给自足，因此，英国输入中国的纺织品、布匹等长期滞销，英国商人只能携带大量白银换取在西方畅销的中国生丝和茶叶等。这样，在鸦片战争前的近70年里，中国基本处于出超的有利地位。英国资产阶级为了扭转贸易逆差，便向中国走私和倾销鸦片，并企图借此打开中国大门。美国和沙俄也不甘落后，竭力向中国走私鸦片。
鸦片走私给英国资产阶级和鸦片贩子带来巨额的非法利润，也改变了中国对外贸易的出超的地位。据统计，鸦片战争爆发前的20年间，英国从中国掠走的白银，累计达3亿余元。白银外流造成银贵钱贱，物价上涨，国库空虚，财政拮据。此外，烟毒泛滥，使吏治更加败坏，军队战斗力愈加低下，严重地影响了中国人民的身心健康和阻碍了中国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在是否禁烟的重大问题上，政府内部出现了严禁和弛禁之争。弛禁论者主张准许鸦片贩子将鸦片照药材纳税，并发展本国烟土以抵制外来鸦片。严禁论者驳斥了弛禁派企图使鸦片贸易合法化的谬论，力主禁绝鸦片贸易并重惩吸食者。主张严禁的代表人物湖广总督林则徐，一面雷厉风行采取查拿烟贩和禁食戒食等措施，一面上书道光皇帝，严正指出禁烟的必要性：“若犹泄泄视之，是使数十年后，中原几无可以御敌之兵，且无可以充响之银。”（林则徐：《钱票无甚关碍宜重禁吃烟以杜弊源片》，赵靖、易梦虹主编：《中国近代经济思想资料选辑》上册，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81页。）为了维护封建统治，道光皇帝于1838年底委任林则徐为钦差大臣前往广东查禁鸦片，林则徐以民族利益为重，实施了卓有成效的禁烟措施，进行了震撼世界的虎门销烟，也尽力做了抵抗外来侵略的准备。
对于发动鸦片战争，英国资产阶级蓄谋已久。中国严禁鸦片的正义之举，被英国资产阶级视为挑动侵华战争的借口。1839年10月，英国内阁会议正式决定向中国出兵。1840年6月，侵华英军总司令懿律率领由40余艘舰船和4 000余名土兵（后增至15000人）组成的“东方远征军”到达广东海面，封锁珠江口，发动了鸦片战争。这次战争三起三落，持续两年多时间。英国侵略者所到之处，烧杀抢掠，无恶不作，腐朽的清政府和战不定，无理惩处林则徐，执行“防民甚于防寇”的方针，加之经济技术落后、武备松弛等原因，不可避免地在一场正义战争中连遭败绩。1842年8月29日，中英双方代表在南京下关签订了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即江宁条约）。1843年7月至10月，清政府又被迫订立中英《五口通商章程》和《五口通商附粘善后条款》，作为对《南京条约》的补充。这三个条约的主要内容是：中国割让香港岛；赔偿英国2 100万元；开放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作为通商口岸（通商口岸也称商埠，是外国人居住、贸易的城市。中国近代的通商口岸，主要是列强迫使中国开放的，是一种在不平等条约约束下的特殊的通商制度。列强在这里享受种种特权，包括：第一，贸易、居留和租地建屋权。即可以在这里自由居住、自由贸易，并不受中国法律制约。第二，设立领事权。名义上是“专理商贾事宜”，实际上还享有司法
特权。第三，免税权。外商输入通商口岸的洋货，改运另一通商口岸之洋货，以及在通商口岸购买土货出口，均只纳正税后，再运至另一口岸销售，只纳半税，不纳正税。第四，设厂权。《马关条约》规定，允许日本在通商口岸自由设厂，而其他列强依据“一体均沾”的原则，都取得了设厂权。），英国可在五口设立领事馆、派驻领事；协定中国关税，规定了“值百抽五”的海关税则；英国取得领事裁判权和片面最惠国待遇。1844年，美、法两国要挟清政府订立中美《望厦条约》与中法《黄埔条约》。这两个条约扩大了领事裁判权的范围，使列强又攫取了军舰可到通商口岸“巡查贸易”、建立教堂、传教自由等侵略性特权。葡萄牙、比利时、荷兰、西班牙、瑞典、挪威、丹麦、普鲁士等国，亦先后胁迫清政府订立了不平等条约。
毛泽东指出：“自从一八四0年的鸦片战争以后，中国一步一步地变成了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毛泽东：《中国革命和中国其产党》，《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26页。）《南京条约》开创了资本帝国主义国家用条约形式掠夺和奴役中国人民的恶劣先例，造成了严重的后果：首先，鸦片战争以前，中国是一个领土完整、主权独立的国家；战后，中国的领土与主权都受到破坏，开始丧失了政治上的独立地位。第二，鸦片战争以前，中国是一个经济上自给自足的封建国家，《南京条约》的签订和实施，加速了外国资本主义对中国的经济侵略，破坏了中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中国开始卷入资本主义的世界市场，逐步沦为资本主义国家的商品销售场所和原料产地。第三，它对中国人民的生活带来了灾难性的影响。鸦片战争的巨额赔款和鸦片大量输入所产生的银荒，使清政府的财政危机日益严重，中国人民所受到的毒害和负担更加沉重。
第四，鸦片战争以前，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地主阶级与农民阶级的矛盾；战后又增加了外国资本——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的矛盾，而且逐步发展为最主要的社会矛盾。从此，中国人民开始肩负起对外反对外国侵略者的民族革命和对内反对封建地主阶级的民主革命双重任务。由于这一系列深刻变化，鸦片战争便成为中国近代史和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开端。鸦片战争后，英国的对华商品输入额虽一度迅速增加，但从1846年起，却又急剧下降。英国资产阶级对此极为不满，决心以战争手段扩大自鸦片战争以来取得的侵华特权。它联合美、法两国，向中国提出“修约”要求。在遭到拒绝后，英、法分别以“亚罗号事件”和“马神甫事件”为借口，挑起了新的侵华战争。由于这次战争是鸦片战争的继续和扩大，故称“第二次鸦片战争”。这次战争从1856年至1860年，持续时间达四年之久。英法联军先后攻陷广州、大沽口、天津，侵入北京西北郊。侵略军所到之处，依然是烧杀抢掠。驰名世界的圆明园惨遭洗劫，侵略军将园内收藏的金银珠宝、珍贵文物、各种艺术品洗劫一空，并放火将圆明园烧毁。
在侵略者炮口的威胁下，清政府先后被迫签订了中英、中法《天津条约》、《通商章程善后条款》和《北京条约》，规定：将香港岛对岸的九龙半岛南端和昂船洲割让给英国；增开牛庄（后改营口）、登州（后改烟台）、台南、淡水、潮州（后改汕头）、琼州、汉口、九江、南京、镇江、天律为通商口岸；外国公使常驻北京；鸦片贸易合法化；掠卖华工合法化；外国人可以入内地“游历”、经商、传教；外国商船可在长江各口岸自由航行；洋货运销内地，只纳货物价值2 .5%的子口税，免征一切内地税；邀请洋人帮办海关税务；向英法各赔款800万两白银。美俄两国以“调停”有功，也迫使清政府签订《天津条约》。沙俄还利用英法联军侵华之机，于1858年出兵瑷珲，胁迫黑龙江将军奕山订立中俄《瑷珲条约》，强占中国黑龙江以北、外兴安岭以南除江东六十四屯外60多万平方公里土地；并把乌苏里以东40万平方公里定为中俄“共管”。后又通过中俄《北京条约》把“共管”土地掠为己有。1864年，又迫使清政府签订《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占我西北地区领土44万多平方公里。
第二次鸦片战争对中国社会的影响很深。中国领土主权再次遭到严重破坏，外国侵略者的魔爪伸进了中国腹地，清政府开始成为列强侵华的工具，中国社会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进一步
解体。
第二次鸦片战争的直接后果是中外反动势力由相互对立发展为相互勾结。外国侵略者认识到，两次鸦片战争中得到的权益，只有通过清政府才能实现。清政府也看到，只有遵守不平等条约，不仅可以维持封建政权，而且还会得到列强的支持。《北京条约》订立后，中外反动势力握手言和，列强并表示愿意帮助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随后，英法联军迅速撤离北京。1861年，咸丰皇帝病死热河，年幼的同治皇帝继位。慈禧太后与得到列强赏识的恭亲王奕 合谋，发动北京政变，夺得清朝最高统治权。同年，清政府在列强要求下，设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专门办理洋务。60年代以后，外国公使相继进入北京，凌驾于清政府之上，粗暴干涉中国内政。中国海关大权也主要由英国人赫德一手把持。他还插手中国的内政外交。在列强的胁逼和教唆下，清政府统治机构日益半殖民地化。
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列强加紧对中国的经济侵略，输入中国的商品数量急剧增加。1864—1894年，30年内中国进口商品增长2 .5倍。其中机器工业制品的比重增加，鸦片比重下降。同时，中国出口贸易增长速度缓慢。70年代后期，中国几乎年年入超，而且入超额越来越大。第二次鸦片战争后，主要为商品输出服务的列强对华资本输出也有一定程度的发展。至甲午战争前，外国资本在中国的投资约为2～3亿美元。列强在中国设立洋行，到19世纪90年代前后即达500多家，其中著名的有英国的怡和、沙逊、太古，德国的礼和，美国的旗昌等。银行是列强对中国进行资本输出的枢纽，其中势力最大的是英国汇丰银行。外国银行在中国经营国际汇兑，发行纸币，对清政府贷款，操纵中国的金融财政。
列强对中国的经济侵略，使中国的自然经济进一步解体，突出地表现在家庭手工棉纺业的衰落及其与农业分离的趋势。廉价洋纱的大量输入，导致纺与织的分离。继而洋布的倾销，又引发耕与织的分离。自然经济的进一步解体，还促进了中国农村经济商品化程度的提高，棉花、大豆、烟草等适应市场需要的经济作物种植面积日益扩大。中国农村经济的上述变化，首先服务于西方资本主义，使中国农村经济不得不成为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附属品。
为了巩固封建统治，自19世纪60年代起，清朝统治阶级中以奕 、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等为代表的洋务派，以“求强”、”求富”相号召，倡导了洋务运动。洋务派创办的军事工业和编练的陆海军，“制中土则有余，御外侮则不足。”洋务运动时期中国边疆危机频发，70年代中期，日本武装侵略台湾，英国在云南挑衅，英俄企图利用阿古柏瓜分新疆。清政府执行“曲全邻好”媚外政策，以签订不干等条约、赔款等满足侵略者胃口。尽管左宗棠征伐阿古柏获胜，沙俄还是掠夺了我西北约10万平方公里领土。80年代，福建水师在中法战争中惨败。中日甲午战争中，号称世界第四的北洋水师更是全军覆没。从洋务派标榜的“求强”、“求富”来看，洋务运动是失败的。
但是，洋务运动也有其积极的历史作用。洋务运动引进了先进的生产力，其民用性企业中也有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还传播了近代科学知识，培养了一批近代科技人才和技术工人，客观上为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起到推动和刺激作用。
在19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中国民族资本主义企业开始产生。至甲午战争前，由一部分官僚、地主、买办商人和华侨投资创办的民族资本企业，共约145个左右，资本约500万元。兴起时期的中国民族资本主义有如下特点：
第一，与西欧国家资本主义工业兴起经过简单协作、工场手工业、机器大工业三个发展阶段不同，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主要受外国资本主义入侵和洋务运动影响，直接引进机器而创办。
第二，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在技术、设备、资金、市场、税收等方面，受到外国资本一帝国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的压迫和束缚，不能正常、顺利和充分地发展。
第三，中国民族资本企业的投资者多为官僚、地主、买办、商人，在政治经济方面与外国资本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有天然的血缘关系，常常依赖它们来寻求经济发展和政治庇护。
第四，中国民族资本主义企业一般资金少、规模小、设备简陋，而且多属轻工业，绝大多数分布在沿江沿海的通商口岸或大中城市，布局极不合理。
从19世纪70年代开始，资本主义向帝国主义过渡，在世界范围内进行了争夺殖民地和落后国家的斗争。但这时世界殖民地已经基本瓜分完毕，于是像中国这样尚未被瓜分的落后国家便成为列强争夺的主要对象。在中国发生包括中法战争在内的一系列边疆危机中，帝国主义的贪婪骄狂暴露无遗，清政府的腐朽媚外也随处可见。所有这些，加上西方列强的怂恿，极大地助长了日本侵略中国的野心。
日本曾一度遭到西方列强的侵略。1868年明治维新后，日本走上资本主义道路，并且带有强烈的军国主义特征，一开始就表现出对外“开疆拓土”的野心。1868年以天皇名义发布的《晨翰》中宣布，要“开拓万里波涛，布国威于四方”。朝鲜和中国成为它对外扩张的首要目标。19世纪70年代，日本侵犯台湾，吞并琉球（今日本冲绳）。至1893年，日本在“大陆是日本生命线”这一军国主义论指导下，基本完成侵略中国和朝鲜的战争准备。
1894年5月，朝鲜发生东学党起义，日本费尽心机劝诱清政府出兵。清政府应朝鲜政府请求，于6月派兵2 000余人进驻距汉城不远的牙山地区。日本政府趁势派兵10 000余名控制仁川至汉城一线战略要地，占领朝鲜王宫；组织傀儡政权。7月25日，日本军舰不宣而战，突然袭击中国运兵船只和护航舰，正式挑起战争。8月1日，中日双方同时宣战。这一年是农历甲午年，史称甲午战争。这次战争经历了三个阶段，双方进行了大规模的战争，战火烧至中国。日本侵略军攻城掠地，烧杀淫掠。在旅顺，屠杀四日，全城两万人仅存36人，留作掩埋同胞尸体之用。尽管邓世昌、左宝贵等一批清军将士浴血奋战，但清政府最终遭到惨败。
1895年4月17日，清政府全权代表李鸿章与日本首相伊藤博文在日本马关（今下关）签订了《马关条约》。规定：中国承认日本对朝鲜的控制；割让辽东半岛、台湾及附属各岛、澎湖列岛给日本；赔偿日本军费白银2亿两；增开沙市重庆、苏州、杭州为通商口岸，日船可沿内河驶入以上各口，日本可在通商口岸设立领事馆；日本可以在通商口岸投资设厂，其产品免征各项杂税。1896年，中日两国根据《马关条约》，又订立了《通商行船条约》，日本又取得了在华的领事裁判权、片面最惠国待遇等侵略性特权。
《马关条约》是《南京条约》订立以来丧权辱国最甚的一个不平等条约，对中国造成了极其严重的危害。这主要表现在：条约规定清政府承认日本对朝鲜的控制，将朝鲜变成日本侵略中国的跳板；中国被迫割让大片领土，并且第一次成建制地将一个行省（台湾）割让，使中国的领上主权受到空前的损害；条约允许日本在华设立工厂，其他列强即可群起效尤，竞相向中国进行资本输出，此后中国不仅是帝国主义的商品倾销市场，也成为帝国主义的资本输出场所，这就更加严重地打击了中国的民族工商业，阻碍了中国生产力的发展；条约规定新辟四口通商和日本取得内河航运权，使列强的经济势力得以深入到中国内地和长江上游地区，加深了中国经济的半殖民地化；巨额的战争赔款，进一步加剧了清政府的财政危机，更加重了中国人民的负担。清政府不得不依靠借贷以苟延残喘，列强则通过贷款进一步控制了中国的经济命脉。总之，《马关条约》的订立，使列强对中国的侵略进入了一新的历史时期，即“资本输出时期”，使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化程度空前加深。
沙俄为了向中国东北伸张势力，联合法、德两国迫使日本放弃领有中国辽东半岛，中国则以
3 000万两白银交付日本作为赎金。此后，列强加速了掠取侵华利益的步伐，在中国掀起了瓜分狂潮。至1899年，中国东北、山东、福建分别成为沙俄、德国、日本的势力范围，两广及云南的大部分地区、长江流域成为法国、英国的势力范围。美国由于忙于同西班牙夺菲律宾的战争，来不及在中国取得势力范围。它于1899年提出所谓“门户开放”政策，承认列强在华势力范围和掠取的特权，同时要列强开放在华的租借地和势力范围，使美国享有均等的利益和机会。英国首先赞同，其他帝国主义国家也陆续表示接受。从此，美国在中国的
侵略势力迅速扩大。
在帝国主义掀起瓜分狂潮之时，1899年我国北方爆发了以农民为主体的义和团运动，这场声势浩大的反帝爱国运动是民族灾难空前严重的产物，是中国人民自鸦片战争以来反侵略、反瓜分斗争的深入和发展。1900年6月，英、德、法、俄、美、日、意、奥八国组成联军，发动镇压义和团和侵略中国的战争，义和团和清朝爱国官兵共同作战。给侵略者以沉重打击。随着战争的失利。清政府积极向帝国主义谋求妥协，与外国侵略者联合，血腥地镇压了义和国反帝爱国运动。在东南地区，清朝封疆大吏们则始终赤裸裸地扮演帝国主义代理人的角色，采取与英国勾结的政策，实行所谓“东南互保”，压制这些地区人民的反帝斗争，使列强得以集中兵力在中国北方进行侵略战争。在东北地区，沙俄乘机于1900年7月派军15万大举入侵，制造了血洗海兰泡、江东六十四屯和火烧瑷珲等历史惨案，妄图建立“黄俄罗斯”。八国联军在华期间，烧杀抢掠，北京、天津等城市再次遭到洗劫。
1901年9月7日；清政府被迫与英、德、法、俄、美、日、意、奥、西、比、荷11国订立了《辛丑条约》。主要内容有：清政府向帝国主义认错道歉，惩办“得罪”列强的官员；赔款白银4.5亿两，分39年还清，本息合计近10亿两，以海关税、盐税、常关税为担保，作为偿付赔款之用；北京东交民巷划为使馆区，准许列强派兵保护，不准中国人居住；拆毁大沽炮台，在北京、天津到山海关铁路沿线的重要地区允许外国军队驻守；由清廷严令永远禁止中国人成立或参加反对外国的各种组织，违者处死刑；改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为外务部，位列六部之前。
《辛丑条约》是空前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其危害性亦前所未有：清政府的主要财政收入为帝国主义所控制，中国的财政经济命脉进一步操于西方列强之手；清朝中央政府完全处于帝国主义的军事控制和监督之下，成为帝国主义镇压中国人民反帝斗争的工具；极其严重地损害了中国人民的民族自尊心，助长了列强的嚣张气焰。总之，《辛丑条约》是清政府对中国主权的大拍卖，它确立了列强与清政府之间的主子和奴才的关系。《辛丑条约》的订立，标志着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基本形成。
列宁指出，“必须向一切国家、特别是落后国家的最广大的劳动群众不断地说明和揭露帝国主义列强一贯进行的欺骗，即打着建立政治上独立的国家的幌子，来建立在经济、财政和军事方面都完全依赖于它们的国家”（列宁：《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提纲初稿》，《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21页。）20世纪初帝国主义大肆在中国掠夺，清政府则曲意逢迎。1901年后，清政府在列强的呵斥下，开始施行新政，其目的之一即在“正期图报各大国之惠”，“将来中外必能益加修睦，与各大国永享无穷之利益。”（《光绪朝东华录》第4册，中华书局1958年版，第4616页。）1902年至1903年，英、美、日三国先后与清政府订立《通商行船条约》，增开一批通商口岸，便利洋货在中国的倾销及对中国民族工业的压迫。1904年至1905年，日、俄两个帝国主义强盗在中国领土上厮打，清王朝完全放弃保卫国家领土和主权的职责，居然宣传“局外中立”，将辽河以东划为“交战区”，让“友邦”放心争斗，给中国人民带来巨大灾难。此外，巨额的洋债和赔款，均通过清政府在全国摊捐派税，搜刮豪取；人民的反帝斗争，一般也假手清政府施行镇压。
在“保全主义”的掩盖之下和清政府卖国媚外政策的施行，列强达到了“不劳兵而有人国”的目的，对华生产资本和借贷资本加速膨胀。据统计，资本在10万元以上的外资厂矿，从1840年至19I3年共设立159家，其中有107家是在1901年开办的。至1911年，中国已修成的铁路的93.1%控制在帝国主义手中。至1913年，外国资本占机械采煤投资总额的79.6%，占新式采铁和冶铁企业投资总额的100%。至1911年，清政府的外债累计高达12亿两。1902年后，每年用于外债本息在4 000万两以上。外国银行在20世纪初已经形成在中国金融系统中的垄断地位，操纵中国汇兑，经办对清政府奴役性借款和路矿企业贷款，大量发行纸币。总之，帝国主义对中国的控制权，已经涉及内政外交、财政金融、交通贸易、工矿企业、文
化教育，乃至军事国防等各个领域。
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侵略势力不断扩张。袁世凯长期得到帝国主义的扶植，辛亥革命后窃取了民国大总统职位。他多次宣布，“凡从前缔结之条约，均当切实遵守；其已缔约而未办之事，迅速举办。”（《表大总统书读汇编》卷首，1936年上海版，第4页。转引自胡绳《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下册，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919页。）按照袁世凯的逻辑，中国人只该老老实实承认自己被奴役的半殖民地地位。1913年，为了筹集镇压革命党人的战争经费，以全国盐税为担保，与英、法、德、日、俄五国银行团签订2 500万英镑的“善后大借款”。扣除折扣及到期的借款和赔款，袁世凯到手的只有760万英镑，而规定47年还清的本利则为6785万英镑，使列强又在中国发了一笔横财。1914年，日本乘第一次世界大战之机，以对德宣战为借口，派兵侵入山东省。袁世凯政府仿清政府故伎，宣称“局部中立”，划出战区，听任日本武装占领青岛及胶济铁路全线。1915年，为了换取日本对复辟帝制的支持，袁世凯甚至不惜基本接受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对于全国人民掀起的反帝爱国斗争，却下令“严加取缔”、“严拿惩办”。
1916年袁世凯死后，日本、美国、英国操纵、支持北洋军阀的各个派系进行无休止的争斗和混战，中国人民陷入前所未有的苦难深渊，而帝国主义特别是日本帝国主义则在中国得寸进尺、横行无忌。段棋瑞控制北京政权期间，日本对华各项贷款总额约2亿日元，控制了中国东北的吉长、吉会铁路和所谓满蒙五铁路以及吉林、黑龙江两省的森林、金矿，还有中国的电讯事业、兵工厂和各省煤铁矿。俄国十月革命爆发后，段棋瑞政权于1918年5月与日本订立《中日陆军共同防敌军事协定》和《中日海军共同防敌军事协定》，让日本取得了在中国驻兵和军队自由出入我国东北和蒙古的特权。一批以“顾问”、“教官”身份来华的日本侵略分子。对中国的政治、军事、经济横加干涉和控制。至1919年，在华日本企业投资额，达88亿多日元，较1913年增加132%。日本在华纱厂是其直接投资的支柱，1919年的纱锭数达33万枚。在对华贸易方面，日本已取代英国居第一位。
美国也趁世界大战之机扩张在中国的势力。1914～1918年，其对华商品输出年平均达4.2亿美元。1919年，美国对华贸易额在中国外贸总额的比重由1913年的7 .5%增加到16.4%，在华企业也大量增加。此外，还取得了在中国开采石油、修建铁路的特权。英俄等国因直接卷入第一次世界大战，一度放松对中国欺凌压榨，但它们并没有停止对中国的侵略。沙俄先后在蒙古、新疆策动分裂中国的侵略行径。英国亦妄图制造所谓西藏“独立”。英国在中国的经济势力在某些方面还有所扩张。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欧、美、日侵略势力纷纷加紧侵略中国，使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化程度不断加深。
中国北洋军阀的各个派系以及其他地方军阀官僚，是帝国主义、地主阶级和买办阶级等反动势力的代表，除了卖身投靠洋主子和相互厮杀之外，它们均以各种方式强占大量土地，投资控制工业企业，疯狂地扩军，大肆增派苛捐杂税，为所欲为地搜刮剥削中国人民。广大农民除沉重的地租和赋税负担外，还遭受高利贷剥削、天灾兵祸，他们被迫背井离乡，相率逃亡。工人劳动条件极为恶劣，工资极低而工时甚长加上封建把头、工头的暴虐凶残，工人群众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在北洋军阀统治时期，中国的社会性质依旧，中国人民的政治地位和经济地位没有丝毫改变。不仅如此，由于中外反动势力进一步相勾结，“国家的情况一天一天坏，环境迫使人们活不下去。”（《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7O页。）
2 、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基本特点（重点讲述）
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中写到：“帝国主义列强侵略中国，在一方面促使中国封建社会解体，促使中国发生了资本主义因素，把一个封建社会变成了一个半封建的社会；但是在另一方面，它们又残酷地统治了中国，把一个独立的中国变成了一个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的中国。”（《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30页。）
关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概念，主要是指”半殖民地”与“半封建”是一个统一的整
体以及它们各自的含义和相互的关系。
两个“半’字在于表明二者的并存，二者是密切不可分的整体，不能机械地用统计数字的百分比来理解。
用半殖民地半资本主义的提法取代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提法，以之为中国近代社会定性，既没有如实反映近代中国的历史现实，也不能正确指明中国未来的发展方向。近代中国经济的格局是“微弱的资本主义经济和严重的封建经济同时并存”，封建经济是个汪洋大海，资本主义经济则是零星孤岛。政治上、思想文化上也是封建主义因素占据绝对优势。如在政权构成形式上，尽管有过从君主制到共和制的演变，但在广大农村仍是地主阶级专政，资产阶级也只是短暂地掌握南方政权。在观念形态上尽管出现了反映资产阶级政治和经济的新文化，但占统治地位的依然是反映半封建政治和经济的旧文化。因此，近代中国的“半封建”不等于“半资本主义”。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同步同趋，相互制约，“半殖民地”与“半封建”这两个概念不能截然分割。这是因为：在近代，中国的国家地位成为非常突出的问题，其影响十分重大。中国由独立国家变为半殖民地，不仅严重削弱了中国的国家地位，而且直接间接地改变着社会的面貌。由此，‘半殖民地”也就成为说明、概括中国近代社会性质的一个不可少的方面。由于帝国主义的侵略，中国变成了“半殖民地”，与此同时又刺激了中国资本主义的发生，使中国成了“半封建”社会。帝国主义为了侵略的利益，又保护和支持中国封建主义，遏制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所以，中国近代社会是半殖民地条件下的半封建，又是半封建基础上的半殖民地。
半殖民地在揭示国家丧失独立的同时，也揭示了被卷入世界市场的资本主义生产，民族资本就是相对于外国资本和买办资本的半殖民地产物，不能把半殖民地理解为单一的政治概念。近代中国由于处在帝国主义分割世界的历史条件下，没有发展到典型的资本主义社会。因此，无论是”半殖民地”，还是“半封建”，都应当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两个方面来把握和理解，都包含着政治、经济和文化的特定内容和属性、兼顾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两个方面，概括了“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的内涵，二者相互关联、相互制约。“半封建”支撑着“半殖民地”，而“半殖民地”又制约着“半封建”。近代中国在从独立国家变为半殖民地并向殖民地演化的同时，逐步地从封建社会变为半封建社会。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提法既全面地概括了近代中国的社会性质，又突出了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任务。
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特点见教材第12页。
三、近代中国贫困落后的主要原因
从上述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帝国主义的侵略及其与中国封建势力相勾结对中国人民的统治是近代中国贫困落后的主要原因。（要注意内外因的主次）
首先，清朝国运由盛而衰，是近代中国被列强欺凌的根本原因。可以说是近
代中国贫困落后的内在原因。
清朝历经康、雍、乾三朝盛世之后，到嘉庆年间，走向衰落。具体表现在：
第一，行政效率低下。由于清政府对汉族官员始终怀有疑虑，故而采取相互牵制政策，所有官员都屈从于一套严密的规章、限制和牵制网络。对官员来说，最慎重的做法是尽可能少地承担责任——多注意在形式上遵守成文的章程，少去做那些利君惠民的事情。因此，官场的指导原则便是免生事端。形成了一种息事宁人、作表面文章和敷衍了事的倾向——凡事不要破坏现状。第二，严重的腐败。早在乾隆朝的最后二十年腐败已经非常严重，御前侍卫和珅侵吞国家财产几达二十五年之久，积蓄了8亿两巨额财富（约合15亿美元），据称比国家二十年实际总收入的一半还多。令人难以置信。（徐中约著：《1600～2000中国的奋斗》第98页，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8。）和珅现象只能是一个现象而已，正如《清史稿》所言“源浊，流何能清？”因此，文武百官中收受贿赂、敲诈勒索和非法聚敛的情形司空见惯。正所谓“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第三，满人和旗人堕落。因为要符合征服者的身分，在清
朝，满族人无论其门第和社会地位如何，都是不准经商或务农的。他们雇用汉人耕种田地收取地租。悠闲和寄生的生活培养了懒惰和放纵的习性。曾经是开国时满清军队骨干的旗人，因获得优厚待遇而养尊处优，连同他们的家眷大约150万人。第四，财政愈加窘迫。清初的统治者曾为帝国打下了良好的经济基础，康熙为后人留下了800万两，雍正留下了2400万两，乾隆留下了7000万两。然而乾隆在位时，追求奢华的铺张浪费倾向已开始了。嘉庆对白莲教和其他秘密会社长达九年的征讨花费了2亿两。加上官场的贿赂腐败，耗干了国库，导致银价持续上涨。乾隆朝（1736～1795）初年1两银值700文（铜钱），嘉庆朝（1796～1820）时期则涨到了1300或1400文。到1800年，清帝国的经济基础已被严重损坏了。第五，人口压力。清代的人口增长远远快于耕地的增长，这引起了老百姓生活水平的下降。1660年中国的人口可能在1亿到1.5亿之间，到1800年上升到了3亿。但是，可耕地却没有相应地增长。1661年时全国有5.49亿亩耕地，1812年时仍只有7.91亿亩。因此耕地的增长不到50％，而人口的增长却超过了100％。背井离乡者、穷人和失业者经常沦为盗匪，或加入到起义的行列。第六，士人失责。受文字狱之威胁，学者们避开了政治而试图在古书堆中寻求庇护，造成学问与现实脱节。他们自夸为学问而学问，不再追求经世致用，经科举登第为官的人便在这样一种气氛中受训练。许多官员都是软弱之辈，并不希望做治国能臣。到1800年时，统治力量已盛极而衰，使国家暴露在内乱外祸的双重灾难面前。
其次，帝国主义的侵略使近代中国贫困、落后，在实现现代化的道路上步履
蹒跚。
从1840～1949年，在长达109年的时间内，中国的国家独立地位和主权大量丧失，极大地阻碍了中国经济的发展和社会进步。列强通过不平等条约攫取许多权益，使中国沦为它们倾销商品、掠夺原料、输出资本的场所。据统计，外国在华资本总额的比重，1894年为60.7%，1913年为80.3%，1920年为70.4%，1936年为78.4%（吴承明：《中国资本主义发展述略》，载《中华学术论文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303～346页。）在外国资本的压迫下，中国民族资本主义无力与之抗衡，许多民族工业逃避不了破产或被兼并的命运。例：提倡实业救国的张謇，创办了大生企业集团，曾经有所发展，但在帝国主义侵略加深的情况下，最终失败了。被认为是中国自己经营最成功的开平煤矿，1900年就在中外合办的名义下，被英国资本吞并。此后，英资又挟其优势，吞并了滦州煤矿。轻工业中的棉纺织业是发展较迅速的，但在1918年到1927年间，因欠帝国主义债务无力偿还而被拍卖和吞并的中国纱厂就有7家。1931年，日本在天津尚无一家纱厂，到1936年已收购了华商纱厂中的4家，控制了天津纱厂纱锭的71.34%。(龚书铎《近代中国的革命与改良》，《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06年第10期。)列强还多次以战争手段勒索中国赔款。至1901年，中国对外8次主要赔款及利息，总计约合19.53亿银元，相当于清政府当年收入总额的16倍。清政府只能以关税和盐税为担保。也就是说，清政府税收的大部分用于偿付外债。外国资本还通过在中国设立银行，控制中国的金融。此外，《辛丑条约》规定，改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为外务部，位列六部之首，北京东郊民巷划为使馆区，准许列强派兵保护，在京畿地区允许外国军队驻守等。表明帝国主义不仅操纵了中国的财政、经济命脉而且控制了中国的政治和军事力量。总之，列强已经成为支配中国的决定性力量。
第三，封建剥削制度是中国走向进步和发展的主要拦路虎。
鸦片战争以后，帝国主义与中国的反动势力结成同盟，竭力保护封建主义的
生产关系，阻碍和打击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清政府统治时期，土地兼并和土地集中的情况十分突出，官僚、地主、高利贷者热衷于以各种手段占有土地。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大大小小的军阀官僚依仗权势，采用暴力手段吞并土地。据统计，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全部农村人口中，有55%（1.86亿人）是无地的佃农、雇农、游民；有45%（1.5亿人）是有地的，其中，地主占地62%，富农占地19%，中农占地13%，贫农占地仅6%。换言之，
占农村人口总数14.4%的大中小地主及富农占有土地总数的81%，这就是中国农村土地分配的基本情况。
地主剥削农民的主要手段仍然是收取地租。地租率通常占佃户收获的5成以上，有的高达8成，甚至9成。此外，地主的婚丧嫁娶、节日送礼等，又给农户增加了各种明目的附加租。中国的反动政权总是向地主阶级提供武装支持，常常以暴力向农民进行逼租活动，维护封建剥削制度。
在中国近代资本主义工业极不发达，农村人口占全国人口绝大多数的情况下，中国农业总产值的比重长期大大高于近代工业的总产值。据统计，农业总产值在工农业总产值中的比重，1920年为89.2%，1936年为79.5%，1949年仍高达67.9%。上述统计数字表明，在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封建剥削制度在全部社会经济生活中仍占据优势，成为中国走向现代化和民主化的严重障碍。
事实说明，帝国主义与中国的封建势力相结合，把中国变成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帝国主义是中国封建势力的靠山，中国封建势力是帝国主义统治中国的社会基础。在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联合压迫、统治下，中国国家不能独立，经济不能发展、政治不能进步，因此，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构成了近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而且前者是各种矛盾当中最主要的矛盾。（关于近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学术界争论很多，见毛泽东：《矛盾论》、《正处》、《历史研究》等。我们采用教材观点。）近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决定了近代中国革命的基本任务就是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伟大的近代中国革命就是在这种矛盾激化的基础上发生和发展起来的。
思考题：
1、如何认识中国古代灿烂的文化及其近代以来发展的迟滞？
2、资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给中国带来了什么？
3、近代中国国情有哪些特点？
参考书目：
1、茅海建《天朝的崩溃》
2、柏杨《中国人史纲》
3、徐中约著、计秋枫等译：《1600～2000：中国的奋斗》，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8。
4、[美]费正清、刘广京编：《剑桥中国晚清史》（1800－1911）上下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