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在解决“三农”问题上的巨大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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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选题依据
道路关乎党的命脉，关乎国家前途、民族命运、人民幸福，关乎世界社会主义的兴衰成败。中国共产党成立90多年来，紧紧依靠人民，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结合起来，独立自主走自己的路，历经千辛万苦，付出各种代价，取得了革命建设改革的伟大胜利，开创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前途命运。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指出：回首近代以来中国波澜壮阔的历史，展望中华民族充满希望的未来，我们得出一个坚定的结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毫无疑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鲜明的优越性，是确保我们实现未来发展宏伟目标的根本保证。
农业、农村、农民（以下简称“三农”问题）是中国的根本问题。作为湖南农业大学的学生，我们非常关注“三农”问题。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业农村形势持续向好,为实现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保持社会和谐稳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提供了重要的支撑，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但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还面临不少困难和问题，农业稳定发展和农民持续增收难度加大。从今后长期的发展看,农业和农村的稳定仍然是我国经济社会健康发展的关键环节，强化农业农村发展基础是一项既重大又紧迫的任务。稳定粮价和农业对稳定物价、管理通胀预期至关重要，增加农民收入对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增长意义重大。做好城乡统筹，进一步促进农业农村发展,推进城镇化建设,提高农民生活水平，任务十分艰巨。
而对上述种种困难和挑战，党和政府高瞻远瞩，指出中国总体上已进入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工农互惠、城乡一体的发展阶段，要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统筹兼顾，将统筹城乡发展放在五大统筹之首来逐步改变城乡二元结构；对农业实行“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针；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战略目标，让广大农民平等参与现代化进程、共同分享现代化成果。这些战略部署和举措无不体现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在解决“三农”问题上的巨大优势。
当然，解决好“三农”问题任重道远，我们要认真总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在解决“三农”问题上的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以健全城乡发展一体化体制机制为重点，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
路的巨大优势继续运用到我国农业、农民、农村的建设和发展之中，发展现代农业，繁荣农村经济，培育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农民，走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
二、研究综述
在中国这样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家实现农业现代化，道路问题至关重要。国内学者们普遍认为，必须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作为过河的桥或船，发挥其在解决“三农”问题上的巨大优势，从而探索出符合时代要求的农业现代化和新农村建设的路径。
温铁军（2013）从制度比较的视角，将我国解决“三农”问题的举措与印度进行对比，认为同样是人口大国，印度因为没有通过集体化形成农业规模经营，从而无法快速实现工业化，相对于印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主义道路在解决“三农”问题上具有明显优势。
辛向阳（2013）认为利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优势，我们先后建立了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等，使越来越多的人民群众享受到改革发展的成果。
张丽萍（2006）认为面对异常复杂的国际国内局势带来的难得的机遇与严峻的挑战,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指引下,我国农业发展取得了伟大的成就。
杨梅枝（2008）认为如果“三农”问题解决不好,工业化、城镇化乃至整个经济社会发展都将难以持续进行。党中央从全局出发,针对我国农业农村发展的新情况、新变化、新形势、新任务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为我国农业发展进一步指明了方向，突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优势。
苏明（2008）认为为切实解决“三农”问题，我们加大了对“三农”投入的倾斜力度，建立了规范的支农资金管理机制，进一步深化了县乡财政管理体制改革，逐步建立了城乡统一的现代税收制度，这些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优势的体现。
刘志礼，姜秉权（2013）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优势是由其独特的体系构成、作用机理与价值诉求决定的,它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不断发展和各种目标的逐步实现提供根本政治前提、有效体制保障和现实机制支撑，顺应时代发展要求。
当前，理论工作者和政府机构人员虽然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在解决“三农”问题上的优势进行了富有启迪性的探讨，但是尚未形成系统的理论观点，解释力也还不足，需要社会各界人士继续发力，对这个问题作出更具说服力的解读。
三、研究结论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在解决“三农”问题上的巨大优势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以家庭承包为基础的统分结合的双层土地经营制度在解决农业生产问题上具有巨大优势
中国农业问题的核心是土地问题。中国传统的乡村社会以小农经济为主，而小农经济最基本的经济单位一直是家庭，其生产、交换、积累和消费都是以家庭为单位来进行的。尽管农户拥有的土地并不多，但无论是在自有的土地上，还是在租佃的土地上，都是以家庭作为农业经营的主体。1970年代末的农村改革首先就是从恢复家庭在农业生产的地位开始。当时在全国各地进行探索的农业承包制有三种主要形式：包工到组、包产到户、包干到户，其中，包干到户是最受农民欢迎的承包制形式，后来也成为新时期全国土地承包的基本形式。它的基本做法是：“交够了国家的，留足了集体的，剩下全是自己的”。那么，农民为什么最欢迎“包干到户”这种形式？或者说，家庭经营对于发展农业生产到底有什么优势呢?
1.家庭经营适应农业的基本特点，在农业生产上具有独特的优势
中国新时期农村改革的重要推动者杜润生曾这样总结农业的特点：农业受自然界变化多端的多种因素的制约，需要有人细心地、随机应变地以高度主人翁的责任感来照管它；农业的收益集中在最终产品上，这就要求把生产者的利益和最终经济成果挂上钩；农业的主要生产资料——土地是一种特殊的生产资料，要努力地养地，使生产者从长远利益出发，高度关怀土地。①陈锡文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指出，农业的生产过程具有特殊性，动植物生命的变化与自然界的变化相结合，这就使得农业成为世界上最复杂的产业之一。农民要在这两个变量的结合中做出正确的抉择，就必须要有充分的经营自主权，必须能够在田间现场随时做出决策。因此，农民不能像工人那样按时上下班，农产品也不能像工业品那样在流水线上按规定的程序进行标准化的
①杜润生：《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农村合作经济的新发展》，载《杜润生文集》，山西人民出版社2008 年版，第84－102页。
生产。这就引出了一个大问题：怎样才能对农业经营者的劳动进行监督和计量? 人民公社时期为了解决这个问题采取过不少措施，如定额管理、小段包工、评工计分等等，但都是因为无法有效解决这个问题才出现了吃“大锅饭”现象。只有把庄稼从种到收的全过程都交给一个人或一个家庭去负责，才能在不需要监督的情况下也能让农民自觉自愿地全力去做。不是家庭经营选择了农业，而是农业选择了家庭经营。①
正是基于农业上述的基本特点，家庭经营在农业生产上才具有独特的优势，这是因为小农家庭是一个集生产、消费、教育、抚养于一体的社会基本经济细胞，土地是这个细胞的经济命脉，男耕女织是它的基本经济结构，它具有持久的稳定性、分工的自然性、决策的灵活性和权威性，这些使家庭经营具有其他经营形式不可比拟的优势。乡土中国的民情决定了家庭是中国农业生产、决策和分配最适合的基本单元。
实践证明，家庭承包制极大地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2008年，全国粮食总产量达到10574亿斤，比1949年增长3.7倍，比1978年增长70%，创造了用占世界10%的耕地，养活了占世界20%的人口的奇迹。2014年全国粮食生产再获丰收，实现十一连增，总产量达到12142亿斤，比2013年增加103亿斤。据测算，各项农村改革对1978～1984年的农村产出增长贡献率总和为48.64%，其中，承包经营制的贡献为46.89%，可谓是贡献显著。②
2.“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制度适应农民对均平的执着追求，在发展集体经济上具有独特的优势
新时期的农村改革确立了家庭在农业经营中的主体地位，但并不是简单地回到传统的土地私有制。在摈弃了所谓“农业社会主义”的狂热追求和“大锅饭”的制度安排后，1970 年代末开始的农村改革依然吸纳了社会主义的新传统因素，这即是对土地的集体所有制形式的坚持。因此，农村改革实行的是所谓“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那么，为什么我们在走过了几十年农业集体化的弯路后还要坚持土地所有制的集体所有呢? 这就需要把中国城乡二元的治理格局以及小农对均平的执着追求联系在一起。
①陈锡文：《关于解决“三农”问题的几点考虑》，《中共党史研究》2014年第1期。
②林毅夫：《制度、技术与中国农业发展》，上海三联书店1994 年版，第95 页。
在城乡二元社会结构中，农民无法享受城市单位制下“父爱主义”的荫庇，土地就是其安身立命的根本。在人地关系高度紧张的压力下，只有土地的集体所有，才能确保农民不失去这一根本。即使在1990年代以后农民开始大规模进城打工，但只要他们因为户籍制的限制而无法真正在城市落户，就仍须为他们保留这一最后的退路。这条退路实际上也是社会安全和稳定的底线。此外，也只有土地的集体所有，才可能发挥引导农民再组织化，即发展集体经济的作用。当前,农村集体经济的发展主要有两条道路：（1）以某些“明星县市”（如浙江温州、福建石狮、广东东莞等）为代表的走个体、私营经济道路的模式，通过非公有制企业的发展，间接使集体经济组织有充足的资金、技术和物资来组织农业生产的集约化和现代化发展，集体经济组织在引导农业的适度规模经营中起到积极作用。（2）以某些“明星村镇”（如江苏华西村、河南南街村、深圳南岭村、浙江滕头村等）为代表的走集体经济道路的模式，通过在二、三产业的集体所有制企业或企业集团积累资金，直接壮大集体经济，带动农村建设、农民富裕以及农业现代化。
（二）土地承包合同和村民自治制度在解决农村治理问题上具有巨大优势
在新的“三农”问题视野中，中国农村问题的实质是治理问题，涉及到如何处理城乡关系、工农关系，如何在农村进行社会整合与社会动员，如何在农村塑造社会主义新人等诸多方面。
在人民公社时期，国家垄断了各种社会资源，并通过公社对农民的生产和生活等各个方面进行控制，农民在政治上高度依附于国家，在经济上和社会上高度依附于人民公社，在人身上高度依附于从公社到生产队的各级干部。而实行家庭承包制以来，特别是人民公社制度终结以来，家庭成为农村基本的生产经营单位，超经济权力从生产领域退出，农民不仅获得了经济自由，而且获得了人身的自由，获得了对自身劳动力的支配权。与此同时，家庭也成为国家对农村进行治理的基本单位。
1983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实行政社分开建立乡政府的通知》，其中明确提出：乡政府的职能是“制定本乡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并组织实施，对各级经济组织和农户下达国家规定的生产计划和销售任务，监督各级经济组织和农户执行与国家签订的经济合
同”等。①而所谓“生产计划和销售任务”都是通过经济合同来体现的。土地既然此时成为家庭最基本的利益载体，那么，土地承包合同就不单纯是家庭与村集体之间的租赁契约，它在一定程度上就如同集体化时期的口粮和工分分配一样，成为地方政府和乡村干部在人民公社解体后对农民进行治理的一个枢纽和杠杆。农户是通过对“交够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利益承诺，从而获得对承包地的使用权和经营权的。因此，国家和集体在新时期对农户的治理关系首先就体现在通过土地承包合同而对农业税和集体提留的征收上。不仅如此，国家、政府、干部往往还通过土地承包这个关节将种种政治的、经济的、社会的治理目标加载到农民的头上。对政府和干部来说，承包合同成为他们手中力臂最长的一个杠杆。通过这个杠杆，计划生育、农田基建、农业补贴、修桥修路这些通常难以实现的目标，往往都是通过这种间接而省力的方式去达到。因此，土地承包合同就成为种种复杂的权力关系的一个集结。②
村民委员会是“村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海选”、村民会议与村民代表会议作为“四个民主”的具体体现被写进了《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这部法律中。这部法律正式推行后，村民自治制度实现了历史性的跨越，迎来了发展的大好时机。村民自治制度的确立使农民的民主权利得到了充分的行使，农民的基本意愿得到了更好的保障，是中国农村改革的又一伟大创造，是中国几千年来未曾有过的草根民主实践，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的重要标志。
（四）有序转移农村劳动力的制度安排在解决农民增收问题上具有巨大优势
在新的“三农”问题视野中，中国农民问题的重点是农民增收问题。
为了长期地、可持续地增加农民收入，我国采取的最主要的办法是：通过转移农村劳动力来克服农产品收入弹性低、价格弹性低的特性对农民增产增收的限制。著名经济学家林毅夫在其著作《解读中国经济》中用大量统计数据表明：农业劳动力数量与农业收入增长基本
①中央文献研究室、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新时期农业和农村工作重要文献选编》，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220－222 页。
②赵晓力：《通过合同的治理》，《中国社会科学》2000年第2期。
上呈相反的趋势，在农村劳动力得不到转移的情况下，农民收入自然增长缓慢。而从我国情况看，“十一五”期间，农民收入实现“七连快”，就是连续七年都保持了持续较快幅度的增长。2014年农民人均收入达到5919元，扣除物价因素实际增长了10.9%，高于城镇居民的收入增幅，这是历史上少有的。2003年，城乡居民的收入比是3.23：1，2014年还是3.23：1，也就是说，这五年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比没有持续扩大。这也是难能可贵、历史少有的。这种成绩的取得得益于我们顺应时代潮流，科学制定了适合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的战略，不断完善经济体制，建立劳动力有序转移的户籍政策，充分体现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在推动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中的优势。具体来看：
第一阶段，1978～1991年，农村开始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农民由从事农业的单一经营向多种经营转变，农业产出大幅增加。大力支持乡镇企业发展，形成了“离土不离乡”的农村劳动力转移模式。允许符合条件的农民自备口粮到“集镇”落户，乡镇之间、城乡之间公民迁徙初步放开，城乡二元结构出现松动，城乡居民生活水平的差距逐渐缩小，城乡关系得到了改善，城乡二元分割矛盾得到一定程度的缓解。
第二阶段，1992～2000年，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确立和民营经济的快速发展，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由乡镇企业转移为主渠道逐步向建立要素市场、加速城镇化、扩大基础设施建设、治理生态环境等多渠道转移，形成了“离土又离乡”的转移模式。这一时期，户籍政策主要体现在城市户籍的指标控制随着全国范围内粮票流通的终止和粮油市场价格的放开而放松，明确“具有合法固定的住所、稳定的职业或生活来源”为基本落户条件，相继出台了城市暂住人口管理办法，打破了禁止农民迁徙城市的坚冰，初步形成了城乡互动的良好机制，农村劳动力转移比较顺畅。
第三阶段，2000年以后，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化、现代市场体系的初步完善和加入世贸组织，为了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大规模有序转移，国家取消了就业上的城乡分离的用工制度，建立了公平竞争、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市场；初步实现农民工与城镇居民同等享受劳动报酬、公共卫生、住房租购等待遇；改善农民工劳动生产条件，保障劳动生产安全，扩大农民工养老保险、工伤保险、医疗保险等覆盖面；
小城镇户籍制度改革在全国全面推开；农业部等六部委联合制定了《2003-2010年全国农民工培训规划》，陆续推出了公共就业服务免费、职业培训和职业技能鉴定补贴等政策法规，实施了“阳光工程”、“雨露计划”等就业促进工程。在密集的“政策组合拳”的推动下，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开始由盲目型向目标型转变，由自发型向政府引导型转变，由无技能、低素质向技能型、高素质转变，流动的区域由过去的“孔雀东南飞”向“孔雀全国飞”转变。
相比较而言，中印两国不同的政治架构与行政生态，使两国政府在推进农村劳动力转移中呈现出不同的理念、模式和策略。印度政府在城乡人口迁移上采取了自由化、市场化的原则和立场，农村劳动力更多地是在“看不见的手”的支配下自主向城镇转移，政府在这一过程中只扮演“守夜人”的角色，在制度和政策层面上都没有留下限制农民进城的历史痕迹。自由放任的城乡人口迁移体制加快了印度城市化的进程。据印度人口普查数据，1961－2011年印度从农村到城市的总迁移人口累计达1.27亿，永久城镇化率从1971年的19.9%上升到2011年的31.2%，平均每10年提高2.8个百分点。但与此同时也使一些大城市的城市化病日益突出：城市容量超载，基础设施不堪重负，生活供水、环境卫生等公共服务短缺，贫困与贫民窟问题严重，犯罪率上升，社会安全问题突出。印度2001年人口普查显示，4030万人口（相当于印度城市总人口的14.2%）居住在贫民窟中，其中绝大多数是18岁以下的年轻人，他们构成暴力犯罪的主要群体来源①。在印度的四个特大城市——加尔各答、孟买、新德里和马德拉斯则有将近一半的人口居住在贫民窟。2009年，印度全国城市贫困人口数超过8000万，贫困发生率高达25%。“大城市病”不仅降低了城市生活的品质，也使印度城市的发展背上了沉重的包袱。因此，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开始反思和批评政府的城市化政策，并努力探求破解“贫困的城市化”问题的方法。从巴西的情况来看，受极度不平等的土地占有制的影响，在农业劳动力快速转移的过程中,一方面大量农民无地可种,不得不进入城市,而另一方面却有大量的土地被闲置。城市化的过度发展和城市人口的过度集中,使巴西染上了以农村凋蔽、城乡和区域差距扩大以及以城市人文、生态环境恶化为特征的“发展病”
①熊景维，钟涨宝：《中印农村劳动力转移中的政府角色差异、成因及启示》，《中国软科学》2013年第7期。
和“城市病”,深深地陷入了城市化的困境之中。
（五）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重大历史任务，其基本要求是：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分别是从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提出发展要求，有机结合。
“生产发展、生活宽裕”是新农村建设的首要任务。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指导下，坚持以发展农村生产力为中心任务，协调推进农村经济建设，促进农村生产力发展。其中，促进粮食增产和农民实际增收，着力解决广大农民生产生活中迫切的实际问题，使广大农民的生活有明显的改善，让农民得到实实在在的物质利益和各方面的实惠。应当坚持和完善改革开放以来行之有效的农村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积极推进统筹城乡发展。
四、研究存在的问题和下一步研究设想
（一）研究存在的问题
1、多理论分析，少实证研究
本研究主要基于马列主义普遍原理的科学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现实性、社会主义本质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断的适合性、“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正确性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在解决“三农”问题上的优势进行理论分析。缺少反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改革成就的数据资料的支撑，未能开展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在解决“三农”问题上的优势的实证研究。
2、因果关系的论证不很充分
本研究对“优势”概念的界定存在模糊之处，缺乏明确的标准，对“道路”、“优势”、“成就”之间的关系不是很明确，未能形成清晰的“道路→优势→成就”的研究路径，未能达到对“道路”、“优势”、“成就”之间因果关系的有力论证。
3、对“优势”的总结不很全面
历任中共领导人在带领人民群众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过程中，所形成的“优势”涉及多方面，包括适合中国国情的理论思想、制度体制、战略路线、政策措施。本研究对历任中共领导人执政时期
在理论思想、制度体制、战略路线、政策措施方面形成的具体“优势”的挖掘、整理、研究还不够全面。
（二）下一步研究设想
1、根据中共领导人执政时期的更迭，系统研究各个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在解决“三农”问题上的优势
分执政时期，对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各个中共领导人在解决“三农”问题上的优势进行系统研究。
2、从不同维度，分析历任中共领导人在解决“三农”问题上的一脉相承、与时俱进
按照2015年中央一号文件的内容结构，从以下几个维度研究历任中共领导人在解决“三农”问题上的一脉相承、与时俱进。一是围绕建设现代农业，加快转变农业发展方式；二是围绕促进农民增收，加大惠农政策力度；三是围绕城乡发展一体化，深入推进新农村建设；四是围绕增添农村发展活力，全面深化农村改革；五是围绕做好“三农”工作，加强农村法治建设。
3、按照“道路→优势→成就”的路径，对三者的因果关系进行科学论证
将“道路”具体化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立足基本国情，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社会主义生态文明，促进人的全面发展，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将“优势”具体化为“理论思想、制度体制、战略路线、政策措施”；将“成就”具体化为“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的发展速度与水平”。运用数据、案例，科学论证“道路→优势→成就”之间的因果关系。
4、在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的比较中，凸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在解决“三农”问题上的优势
开展中国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的比较研究，通过理论分析和实证研究，凸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在解决“三农”问题上的优势。
五、研究性学习过程中的体会收获
一是增强了我们的思想政治素质。通过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
路在解决‘三农’问题中的巨大优势”这一主题的研究性学习，不但丰富了我们的理论知识，更为重要的是使我们的思想政治素质得到了进一步增强。我们明白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一条中华民族崛起、人民幸福的必由之路，这条道路植根于中华文化沃土、反映中国人民意愿、适应中国和时代发展进步要求，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和广泛的现实基础，在解决“三农”问题中显现出的巨大优势。我们懂得了“三农”问题解决得怎么样事关中国“两个一百年”目标的实现，事关中国现代化的最终实现。解决这个问题，主要出路在于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在推动农业现代化进程中，推动城乡经济一体化、农村现代化和农民现代化。同时，通过本次研究性学习，增强了我们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进而帮助我们确立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信仰、树立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科学地分析各种社会思潮的性质，并坚决抵制其对大学生的消极影响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二是培养了我们的团队合作精神。在这次研究性学习中，我们也看到了合作的巨大力量。在任课老师的指导下，我们组成了五人学习小组，选定了研究性学习的主题，并按照竞赛的文件要求对研究性学习进行了分工。我们小组先后5次碰头对具体题目的确定、材料的查询收集和筛选整理、研究成果的撰写等方面开展了集体讨论、学习和研究。通过本次研究性学习活动的开展，加深了同学间的情感交流，培养了我们团队精神与合作意识。
三是转变了我们的学习观念。本次研究性学习成果虽然在很短的时间内完成，只是一个参加竞赛的成果展示，还不是很完美，但在这一研究性学习过程中，我们体会到实践学习的重要。实践学习过程包括从提出问题、分析问题到解决问题、求得结论、做出评价的整个过程，改变了我们“死读书”的学习方式，培养了我们的创新精神，使我们尝试到了运用科学知识解决现实问题的乐趣。
四是提高了我们的研究能力。研究性学习，能使我们大学生学到课堂上学不到的东西，对提高我们的学习能力有着极大的推动作用。在本次研究性学习中，我们深刻感受到学习内容的综合性与开放性、学习主体的参与性与自主性、学习过程的创造性与多样性的特点，培养了我们积极主动、科学严密、不折不挠的学习态度，提高了我们发现问题的能力、制定计划的能力、解决问题的能力和创新思维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