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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二三十年代诗经研究特色

20世纪二三十年代诗经研究特色
20世纪二三十年代诗经研究特色

20世纪二三十年代《诗经》研究特色

Vol.28

No.5

Journal of Suihu aUniversity

Oct .2008

***第28卷第5期

绥化学院学报2008年10月

在经历了新文化运动的洗礼后,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社会呈现出自由、开放、多元的态势,各种近现代思潮几乎都可以在这一时期找到踪影,其中对古典文学研究产生重要影响的思潮有进化论思潮、科学民主思潮、疑古思潮、个人主义思潮等等,这些思潮带给古典文学研究以前所未有的发展,也使这一时期的《诗经》研究染上了这个时代独有的色彩。在短暂的20年里,《诗经》研究发生了令人瞠目的转变,并以其丰富繁盛的成果,异彩纷呈的方法,宽广博大的视野,学贯中西的大家……显示出现代《诗经》研究模式的优越性,从而开启了现代《诗》学的历程,成为《诗》学链条上的一个重要节点。当然受时代影响,二三十年代的《诗经》研究也存在着不尽人意的地方。文章试从宏观角度,从六个方面来把握这一时期的《诗经》研究特色。

一、反经学,尊文学,探究《诗经》多面价值的研究走向

否定《诗经》的经学性质,肯定其文学价值是这代学人的普遍共识。最先提出这一观点的是胡适,主张最为激烈的是钱玄同。这代学人主要是通过对《毛诗序》的批判和对孔子删诗等问题的探究来实现对《诗经》经学性质的彻底反叛的。这一时期围绕《毛诗序》展开的文章多达18篇,著作4部,从《毛诗序》的内容到作者、时代都进行了旨在推翻其神圣性的研

究,以郑振铎的《读毛诗序》最为代表。郑文从《诗序》内容入手,运用比较的方法,归纳出《诗序》说《诗》美刺成见在先,附会穿凿在后的弊病。同样针对《诗序》说《诗》的弊病,张西堂在《<诗辨妄>序》中开列出《毛诗序》的十大缺点,如附会书史、妄生美刺、自相矛盾、曲解诗意等。《诗序》的时代、作者问题也是这一时期《诗序》研究的热点。仅《诗序》作者问题就出现了一系列专题性著作、文章,如黄节的《诗序非卫宏所作说》、王大韬的《诗序的作者———孟子》、全国斌的《诗序的作者》、黄优仕的《诗序作者考证》、李嘉言的《诗序作者》、李淼的《诗序作者考》等。对这一问题的主流看法是《诗序》后出,出于后汉人卫宏之手。解《诗》纰漏的揭发,成书时代的后移及作者身份的平民化,打破了《诗序》的权威性,对《诗经》经学性质的否定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对孔子删诗问题,这一时期的学者们普遍持否定态度,相关文章达14篇之多,如张寿林在《诗经是孔子删定的吗?》一文中罗列了历史上六种否定孔子删诗的说法,虽未提出新的论证,但也具有相当的说服力。

在推翻《诗经》圣经地位的同时,这代学人充分肯定《诗经》的文学价值,从这一时期部分《诗经》研究文章的篇名如《诗经的文艺观》(谢无量)、《三百篇之文学观》(张寿林)、《诗经的文学价值》(北鸥)、《诗经在中国文学上的地位》(吴烈)等上面便可看出。由于受新文化运动确立的平民化基调和民俗学运动的影响,大多数学人将《诗经》视为民间歌谣集,并从歌谣

白宪娟

摘要:作为《诗》学史上的重要转折点,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诗经》研究具有不同于之前及之后的《诗经》研究的独特之

处。这主要表现为:反拨《诗经》的经学性质,确立起文学本位原则,并展开对《诗经》的文学和史料价值的探究;研究局面新旧杂陈,以新为主;研究视野大气开阔;研究态势急剧变动;研究方法自觉、创新;学术思维存在绝对片面的偏颇。

关键词:20世纪二三十年代;《诗经》;《诗经》研究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8499(2008)05-0074-03

(山东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

山东济南

250100)

*[收稿日期]2008-06-17

**[作者简介]白宪娟(1981—),女,山东泰安人,山东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2006级博士,研究方向:先秦两汉文学与文

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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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的特点如比兴、重章叠句等角度探讨《诗经》的语言修辞艺术,如顾颉刚的《从诗经中整理出歌谣的意见》、《论诗经所录全为乐歌》、魏建功的《歌谣表现法之最要紧者——

—重奏复沓》、钟敬文的《关于诗经中章段复叠之诗篇的一点意见》都是由歌谣复沓特点而入手进行研究的。对《诗经》文学研究的展开还表现在立足于文学的译诗、新解,以郭沫若的《卷耳集》、俞平伯的《读诗札记》以及刘大白对《绿衣》、《葛生》、《鸡鸣》等10篇诗歌的新解为代表。郭沫若的《卷耳集》采用意译的方法,诗体的形式,将《国风》中的40首诗歌译为现代新诗,改变了传统注疏寻章摘句,冗繁破碎,缺少直观的弊病,为《诗经》的普及树立了良好的榜样。俞平伯的《读诗札记》和刘大白的诗歌新解都能注意对诗歌文学特性的揭示。俞平伯的《读诗札记》在词义训释的基础上直面《诗经》本文,分析诗篇结构、感情脉络、人物形象,揭示诗旨。提出了考辨、鉴赏并重,鉴赏为主考辨为辅的解诗原则,确立了“不远乎人情物理,而又能首尾贯串,自圆其说”[1](p462)的说诗标准。刘大白的诗歌新解常用后世诗歌进行印证,对诗篇题旨提出独到见解。此外,朱自清从文学批评史角度研究《诗经》而写作的《诗言志说》、《赋比兴说》则反映了《诗经》文学研究的另一个侧面。

这一时期的《诗经》研究对《诗经》的史料价值给予了充分重视,并进行了风俗、宗教、政治、经济、天文、史地等多方面的探讨。如何磐石的《由诗经中观察周代人民的宗教信仰》、汪馥录的《透过诗经看周代经济状态》、卢元骏的《诗经中古代社会风俗考》、李建芳的《诗经时代的女性生活研究》等,其中郭沫若的《<诗><书>时代的社会变革与其思想上之反映》以《诗经》等古籍为史料,运用辨证唯物主义研究上古社会性质,首次将唯物主义与《诗经》研究挂钩,开启了唯物主义方法研究《诗经》的先声。

二、新旧杂陈,以新为主的研究局面

20世纪二三十年代是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社会转型、文化更替、学术转轨,一切都处于新旧杂陈,日渐趋新的状态。在《诗经》研究领域中,研究主体方面既有传统旧式学者如章太炎、吴闿生、林义光等,又有接受过现代教育,学贯中西,具有较高综合素质的新式学者,如胡适、闻一多之辈。这批后起之秀大多于20年代中后期步入学术正轨,并在之后的学术研究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其中部分人在20年代前期便崭露头角,以锐利的锋芒遮盖了传统旧学者的学术研究。在研究成果方面,传统学者在经学思想的支配下,延续着传统的传注笺疏之学,并取得一定成就,以吴闿生的《诗义会通》和林义光的《诗经通解》为代表。虽是经学研究的继续,但其中颇有通达之举,如吴作多能发挥独立思考进行诗旨解析,林作在字词训诂中注重吸收钟鼎铭文的研究成果等等,这些举动暗合了现代《诗经》的研究原则。是新旧杂陈研究局面的一种表现。新式学者以现代研究理念为指导,在新研究模式下取得的学术成果是这一时期《诗经》研究的主流,代表了二三十年代《诗经》研究所能达到的水平。顾颉刚的《<诗经>在春秋战国间的地位》、朱自清的《赋比兴说》、朱东润的《诗心论发凡》、闻一多的《歌与诗》等现代学者的著作,以其系统、条理、缜密的特性远胜传统《诗》学著作。即使采用札记、训诂等传统形式,由于《诗》学观念的转变,研究方法的革新,而与传统同类著作存在着质的差异。最具代表性的是闻一多的《诗经新义》(二南)、《诗经通义》(召南)。虽是以考据学方法为主导的训诂之作,但对卜辞铭文研究成果的吸收,对神话学、民俗学、现代语言学等学科方法的借鉴,以及性文化角度的意象解析,词义训释的审美追求等都体现了现代《诗》学的特色,代表着《诗》学发展的走向。

三、大气开阔的研究视野

之所以说二三十年代的《诗经》研究视野大气开阔,主要是就其对古今中外《诗》学成果的容纳及《诗》学自身研究的宏观取向而论的。

二三十年代《诗经》研究的主要任务之一便是对《诗经》经学研究体系的推翻,对传统《诗》学的彻底反拨。但即使如此,这一时期学人对传统《诗》学成果并非一概摒弃,而是对《诗经》学史上的大量著作进行了翻刻,这里面既有他们所批判的经生儒士的《诗》学著作,亦有他们所推许的异端学者的《诗经》研究著作,其中汉人著作1种,六朝人1种,宋人12种,元明人12种,清人32种。对新发现的文物材料,这一时期的学人亦能予以关注,如对敦煌《诗经》卷子的研究,罗振玉写作了《敦煌古写本校记》。在引进外国《诗经》研究成果方面,二三十年代的学人译介了日本人儿岛献吉郎、森谷克己、野尻抱影、饭岛忠夫、狩野直喜、冈崎文夫等人及瑞典汉学家高本汉的《诗》学成果,开拓出《诗》学史上海外《诗经》研究的园地。

二三十年代《诗》学自身研究的宏观取向一方面表现为对《诗》学史的思考研究。这一时期几乎所有的《诗》学大家都有其自身对《诗经》研究史的认识,如顾颉刚以历史观念、伦理观念的有无将从古到今的《诗经》研究分为三期。出现了专门着眼于《诗经》研究史的著作、论文如胡朴安的《两汉诗经学》、《诗经学》,李相珏的《春秋时代之诗学》,而何定生的《诗经之在今日》总结了当时《诗经》研究的整体状况,算得上是一篇当代《诗》学史研究文章。这些著作、文章因处于《诗》学史研究的起步期而显得有些粗糙简单,但对后世《诗经》学史的研究总结引出了一条路。另一方面表现为在宏大的史的背景或文化背景下展开研究,前者如对《诗经》所反映的时代、思想背景的研究,张寿林的《三百篇所表现的时代背景及思想》、曾宪雄的《三百篇中时代的大概丰姿》可为这方面的代表。后者则以闻一多建立起的以文化人类学为框架,力图实现文化还原的《诗经》研究为代表。再者表现为《诗经》与其他作品的对比研究,较突出的是《诗经》与楚辞的比较研究。这方面的文章有郑振铎的《诗经与楚辞》、沅君的《“楚辞”用韵之格式与“三百篇”》、张静华的《“三百篇”与“楚辞”的比较论》等。

四、急剧变动的研究态势

因分科设系、文史分家,二三十年代的大学步入现代化建设的正轨,一批专门的文史研究机构也纷纷成立,专业性的学术期刊出现并发展成熟,为这一时期《诗经》研究提供了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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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外部学术环境,尤其是专业性学术期刊的建设对《诗经》研究的发展起到直接的推动作用。除学术期刊外,其他期刊杂志对学术问题亦多有关注。这一时期涉及《诗经》研究的期刊多达40余种,其中较为集中的有以下几种:《小说月报》(20篇)、《晨报》(15篇)、《制言半月刊》(14篇)、《益世报》(13篇)、《复旦周刊》(10篇)、《中山大学语言历史研究所集刊》(9篇)、《国学论衡》(8篇)、《燕京学报》(8篇)、《民彝》(7篇)、《歌谣周刊》(7篇)、《文学周报》(6篇)、《语丝》(6篇)、《清华学报》(5篇)、《清华周刊》(5篇)、《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5篇)等。快速便捷的期刊杂志为学者们了解学术前沿,发表学术成果,进行学术交流提供了良好的平台,加上自由、开放、多元的时代环境所激发出的学者们的学术积极性,促成了诸如“言”字解、《诗序》、《野有死麇》、《静女》等《诗》学热点的形成、展开,使《诗经》研究以急速快进的态势迅速发展。以当时学者投入极大热情的《静女》的讨论为例,大约有十余位学者分别于1926年的2月20日、4月1日、4月12日、5月2日、6月7日、6月14日、7月18日、7月24日、8月2日,1929年7月,1931年6月20日发表文章参与讨论,文章之密集,反映之迅速都是之前的《诗经》研究所未曾有过的,充分反映了这一时期《诗经》研究的活跃。

五、方法论的自觉与创新

方法论的自觉与创新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诗经》研究非常重要的特色。学者们专门撰文探讨《诗经》研究方法,如胡适的《谈谈诗经》、金受申的《诗经研究法》、萧树朴的《高邮王氏诗学方法论》等。其中胡适的《谈谈诗经》在学界产生的影响较大,他提出的用好的方法、多的材料进行《诗经》研究的主张为当时多数学人所接受,并对《诗经》研究产生长远影响。在《诗经》研究具体实践中,这代学人依然推崇传统考据学方法,以“考”命题的研究文章触目皆是,如魏佩兰的《毛诗序传违异考》、闻惕的《毛诗郑笺汉制考证》、李永儒的《三家诗源流考》……很多有影响的《诗》学成果虽未标题为“考”,但采用的主打方法仍是重事实、重材料的考据学方法,如朱东润的《国风出于民间论质疑》、朱自清的《赋比兴说》、顾颉刚的《诗经在春秋战国间的地位》、闻一多的《诗新台鸿字说》等。但他们并未局限于考据学方法,而是融粹西方学术方法,积极寻求《诗》学方法的创新突破。这一时期《诗经》研究所取得的成绩是与研究方法的创新突破分不开的。在《诗》学方法的创新性、丰富性及运用的灵活性方面以闻一多的《诗经》研究为典型代表。闻一多往往综合运用考据学、语言学、民俗学、文化人类学等多种方法研究《诗经》,每每因此得出新颖独到的《诗》学见解,也因而奠定了他在《诗经》研究史上的重要地位。

六、绝对、片面的学术思维偏颇

20世纪二三十年代《诗经》研究处于新旧学术范式交替的特殊时期,决定了其学术思维必然存在绝对、片面的一面。急于推倒传统经学研究模式,打开《诗经》研究的新局面,使这代学人多注目于传统《诗经》研究的种种不足,尤其排斥正统《诗》学观点。如胡适将传统《诗经》研究视为“一屋子的烂帐簿”[2](p375);闻一多批判汉人功利观念太深,宋人说《诗》满是道学气,清人以训诂学方法解《诗》,都是悖异于《诗经》文学性的。在对《毛诗序》的认识上,这一偏颇尤为明显,普遍否定《毛诗序》及以其为代表的经说的价值和合理性。郑振铎视历代注疏为压在《诗经》身上的瓦砾,而《毛诗序》是最沉重的一堆,表示要将它们清理干净。这种认识带有鲜明的时代色彩,有其特定的历史价值与意义,但其缺陷与不足也是毫无疑问的。长此以往,必将导致历史虚无主义,妨碍研究的客观公正和继续深入。受时代风气影响,学者们多将《诗经》看作一部民间歌谣集,着重于民歌艺术手法的探讨、爱情诗歌的解析及对《国风》的研究。比如这一时期无论在研究文章的数量还是研究角度上,《国风》的研究较《雅》、《颂》都占绝对优势。此期专门针对《国风》中的诗篇进行研究的文章多达120余篇,而《雅》、《颂》合起来才30余篇,且多是对字词名物制度的考证。研究用力的偏颇必然会影响人们对《诗经》的全面认识,同时这也不是恢复《诗经》真相的正确做法。

二三十年代《诗经》研究是《诗》学内在规律的必然发展,又与时代学术环境密切相关。新文化运动中形成的独立、理性、富有创新性的学术精神和自由、开放、多元的学术氛围以及日渐成熟的现代学术运行机制,为《诗经》研究提供了良好的发展契机;而这个时代的偏激、片面和独特的文化取向也给《诗经》研究的发展造成了不良的影响。可以说,这一时期《诗经》研究的特色、成就与不足都带有鲜明的时代色彩。

参考文献:

[1]俞平伯.俞平伯学术精华录[M].北京:北京师范学院出版社,1988.

[2]胡适.胡适文集(第三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

[责任编辑高文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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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90年代以后的管理理论

1.资源学派与核心能力理论2.学习型组织理论3.有关超越竞争的战略管理理论4.最新趋势 1.资源学派(1)进入90年代以后,企业环境变化频繁性和程度增加,行业的利润高低不再成为决定企业竞争优势的决定因素。学者们发现,即便是处于利润水平低的行业,也可以获得竞争优势,而且同一行业中的企业在经营绩效上也会存在很大差别。因此,主张以企业所拥有的资源和能力为战略制定基础的理论迅速兴起。密西根大学的普莱哈莱德( C.K. Prahald) 和伦敦商学院的哈默(Gary Hamel)是这一学派的代表人物。1990年,他们分析了一些世界上的知名公司后,提出,一个企业竞争优势的根源在于各种核心能力的集合。从长期来看,企业的竞争力来自比对手以更快的速度和更低的成本建设核心能力的能力。他们还指出核心能力具有延展性、对于顾客有潜在的巨大价值和难以模仿性等特点。 2.资源学派(2)资源学派认为,每个组织都是独特的资源和能力的结合体,这一结合体形成了战略的基础。另外,该学派假定各个公司的资源和能力是各不相同的,同一行业中的公司不一定拥有相同的战略资源和能力。这样,资源的差异性和公司利用这些资源的独特方式就成为公司竞争优势的来源。因此,战略管理的主要因素是培植独特的战略资源和对资源的独特的运用能力,即核

心能力。核心竞争力 (一).基本概念:核心竞争力是“组织中的积累性学识,特别是关于如何协调不同的生产技能和有机结合多种技术流的学识”。(二).观点基本:(1)企业经营战略的关键在于培养和发展企业的核心竞争力。核心竞争力的形成要经历企业内部资源、知识、技术等的积累、整合过程。(2)并不是企业所有的资源、知识和能力都能形成持续的竞争优势,而只有当资源‘知识和能力同时符合珍贵、异质、不可模仿、难以替代的标准之时,它们才成为核心竞争力,并形成企业持续的竞争优势。 2.学习型组织理论彼得·圣吉1990年的著作《第五项修炼》从组织的角度对战略管理理论进行了阐释。作者认为,战略管理的最终目的是动态适应环境的变化,而组织学习就是适应环境变化的有效方法。对于企业的成败兴衰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尤其是在已经到来的信息社会和知识经济时代,组织学习变得特别重要。作者也具体提出了成为学习型组织所必须具备的五项修炼:自我超越、改善心智模式、建立共同愿望、团队学习和系统思考。其中:系统思考贯穿于其他四项修炼的全过程,它整合其他四项修炼而成一体。对组织来讲,单独进行某项修炼并不难,但这并没有多少意义,必须把这五项修炼结合在一起进行,才有可能建成一个学习型的组织。

20世纪90年代中国美术发展的社会文化背景(一)

20世纪90年代中国美术发展的社会文化背景(一) 在历史的年轮刚为20世纪最后的一个十年划上句号的今天,回头考察一下这段历史,人们会发现,这是一个特殊的阶段,差异巨大、彼此矛盾的各种物质和精神存在,都在这十年的现实舞台上拥有着自己的空间。它们纠缠杂糅在一起,形成一道奇异的共生景观。正是这种复杂的社会文化现实孕育了20世纪90年代中国美术发展的多种可能性。 一、85新潮美术运动的影响 对当代中国美术,85新潮美术运动是一段难以忘怀的火热记忆。尽管到1989年的《中国现代艺术展》,它在褒贬难辩的争吵中匆匆落幕。但仍然给整个美术界烙下了深深的印记,并对90年代美术产生了深远影响。 事隔十年,我们已经能以较为冷静客观的目光评价这场运动。85新潮美术运动的起点是对“文革”期间美术异化为政治话语工具的反拨,是一次向美术艺术本体回归的潮流。但是在80年代中后期整个社会文化情境的影响下,它迅速偏离了原来的轨道,被卷入了一场民族精神解放与文化革新运动,并在其中充当了急先锋。“它所思考、关注与批判的问题已远远超出了以往的所谓艺术问题,而是全部的文化社会问题。85运动不是关注如何建立和完善某个艺术流派和风格的问题,而是如何使艺术活动与全部的社会、文化共同进步的问题。因此,它对艺术的批判是同全部文化系统的批判连在一起的。”1](p.206) 80年代初期,经历了十年的“文革美术”话语权力压抑,获得解放的美

术界表现出对美术艺术本体——形式和情感因素的强烈渴望。伤痕美术、惟美画风、乡土自然主义一时间成为潮流。伤痕美术以写实再现“文革”现实为手段,突出它留给整个民族几代人的心理创伤。它抛弃了“文革美术”虚假的“高大全”和“红光亮”模式,将目光对准普通人在这段历史中的生活场景,用冷、灰、暗的色调和细腻的笔触渲染记忆中的伤痛情感。程丛林的《1968年×月×日雪》、何多苓的《我们曾经唱过这支歌》等都是其中的代表作品。伤痕美术以有限的语言方式开启了新时期美术的情感表现闸门,将美术引领到关注人性深层感受的方向上来。乡土自然主义的题材从“文革记忆”转向更宽泛的小人物生活和风土人情,愤懑、感伤的情绪让位于平静的人性慨叹和风景陶醉。其中以陈丹青的《西藏组画》和罗中立的《父亲》最为突出。与此同时,惟美画风在追求形式美、反对主题先行的旗帜下开始了对美术形式因素的张扬回归。袁运生的机场壁画《泼水节——生命的赞歌》、吴冠中的江南小景、靳尚谊的人体、人物油画使美术语言形式因素得到极度的突出。其间伴随着“抽象”、“形式美”“艺术本体”的理论探讨,为新时期的美术形式和语言研究确立了地位。 至此,美术界开始走出在政治话语中充当工具的命运,呈现出按自治原则发展的趋势。但是时代并没有赋予它足以相对独立发展的充分稳定的环境,随着85文化运动的兴起,它很快就被卷入了这场急风暴雨式的文化思想运动中。应该说,在85新潮美术运动的全过程中,语言的开掘尝试是一条显而易见的发展线索。在短短两三年内,当代美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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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寓言诗《鸟的评说》:1、任选寓言诗中的两种鸟,展开想像,以《××与××的对话》为题,写一个200字左右的对话片断;2、根据《鸟的评说》,自选角度,自拟题目,联系生活实际,展开议论,写一篇不少于600字的议论文。 ·1996年 仔细观察《给六指做整形手术》和《截错了》两幅漫画,完成两道作文题。 1、用说明文字介绍两幅漫画的画面内容; 2、以“我更喜好漫画《×××》”为题写一篇议论文。 ·1997年 材料1:小新背双腿瘫痪的同学小牧到1公里外的学校上学,从小学五年级到现在高中一年级,一背就是6年,1000多个日子。 材料2:某杂志社作调查:“你对同学最赞赏的品质是什么?”调查结果,排在第一位的是“乐于助人”。 材料3:某单位在一些青少年中作不记名问卷调查:“你如果遇到别人碰上麻烦事时会怎样对待?”回答“悄悄走开”的人不少。 根据材料1描写背同学上学的情景;根据材料2和材料3,自选角度,自拟题目,联系实际,写一篇议论文。 ·1998年 现在中学生心理承受力差异较大,有的像鸡蛋壳那样脆弱,有的却很坚韧,那么你是怎样的呢?从后面两个题目中,选择一个适合你的情况的题目,举出实例,写一篇关于你自己的心理承受力的文章,《坚韧——我追求的品格/战胜脆弱》。 ·1999年 随着人体器官移植获得越来越多的成功,科学家又对记忆移植进行了研究。据报载,国外有些科学家在小动物身上移植记忆已获得成功。他们的研究表明:进入大脑的信息经过编码贮存在一种化学物质里,转移这种化学物质,记忆便也随之转移。当然,人的记忆移植要比动物复杂得多,也许永远不会成功,但也有科学家相信,将来是能够做到的。假如人的记忆可以移植的话,它将引发你想些什么呢? 请以“假如记忆可以移植”为作文内容的范围,写一篇文章,除诗歌外,其他文体不限。

20世纪90年代管理理论的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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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90年代管理理论的新发展 冷战时代的结束,计算机尤其是个人计算机的广泛普及,互联网的广泛运用,人类进入了新经济时代。信息化、网络化、知识化和全球化成为经济时代,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的显著特征。 20 世纪90年代以来,产生了一些体现时代特征的管理理论,主要有精益思想、核心能力理论、人本管理理论、组织扁平化理论、超越竞争的战略管理理和最新趋势。 一: 精益思想: ?精益思想的产生背景 精益生产(LP—Lean Production)是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教授詹姆斯.P.沃麦克等专家通过“国际汽车计划(IMVP)”对全世界17个国家90多个汽车制造厂的调查和对比分析,认为日本丰田汽车公司的生产方式是最适用于现代制造企业的一种生产组织管理方式。 ?精益思想 精益生产:企业把客户、销售代理商、供应商、协作单位纳入生产体系,同他们建立起利益共享的合作伙伴关系,进而组成一个企业的供应链。 精益思想:是指根据用户需求定义企业生产价值,按照价值流组织全部生产活动,使要保留下来的、创业价值的各个活动流动起来,让用户的需要 拉动产品成产,而不是把产品硬推给用户,暴露出价值流中所隐藏的muda,不断完善,达到尽善尽美。 ?精益思想的五个原则 (一)根据客户需求,重新定义价值 精益思想的关键出发点是价值,价值只能由最终客户来确定。即价值只有在由具有特定价格、能在特定时间内满足客户需求的特定产品 来表达时才有意义 (二)识别价值流,重新制定企业活动 识别价值流的含义是在价值流中找到哪些是真正增值的活动、哪

些足叮以立即去掉的不增值活动,即浪费。精益思想要求价值流域中的 各个企业重新思考其经营方法,共同发现浪费,消除浪费。 (三)使价值流动起来 由于根深蒂固的传统观念和做法,如部门的分工、大批量生产等等。阻断了本应动起来的价值流。精益将所有的停滞视为企业的浪费, 用持续改进、JIT、单件流等方法创造价值的连续流动。 (四)依靠客户需求拉动价值流 理解拉动思想的最佳途径,要从一个实际客户表示对一件实际产品的需要开始,然后倒推至,把合意的产品交给客户所需要的各个步骤, 而不是把用户常常不想要的产品硬推给他们。拉动原则更深远的意义在 于能抛开预测,直接按用户的实际需要进行生产。 (五)追求尽善尽美 价值流中浪费的步骤不可能通过一次改善彻底消除,浪费是被不断发现和具体化的。这就要求我们根据当前的价值流状况设定一个新的 目标,重新开始流动和拉动的过程,发现和消除更多的浪费,不断地持 续这改边过程。 二:资源学派和核心能力理论: 资源学派(1)进入90年代以后,企业环境变化频繁性和程度增加,行业的利润高低不再成为决定企业竞争优势的决定因素。学者们发现,即便是处于利润水平低的行业,也可以获得竞争优势,而且同一行业中的企业在经营绩效上也会存在很大差别。因此,主张以企业所拥有的资源和能力为战略制定基础的理论迅速兴起。密西根大学的普莱哈莱德( C.K. Prahald) 和伦敦商学院的哈默(Gary Hamel)是这一学派的代表人物。1990年,他们分析了一些世界上的知名公司后,提出,一个企业竞争优势的根源在于各种核心能力的集合。从长期来看,企业的竞争力来自比对手以更快的速度和更低的成本建设核心能力的能力。他们还指出核心能力具有延展性、对于顾客有潜在的巨大价值和难以模仿性等特点。2.资源学派(2)资源学派认为,每个组织都是独特的资源和能力的结合体,这一结合体形成了战略的基础。另外,该学派假定各个公司的资源和能力是各不相同的,同一行业中的公司不一定拥有相同的战略资源和能力。这样,资源的差异性和公司利用这些资源的独特方式就成为公司竞争优势的来源。因此,战略管理的主要因素是培植独特的战略资源和对资源的独特的运用能力,即核心能力。 核心能力理论产生背景 1、对波特产业结构分析理论的不满:波特的产业结构分析理论虽然提供了对企业进行战略分析的完整框架,说明了产业吸引力对企业利润水平的决定作用。但越来越多的事实表明,同一产业内企业间的利润差距并不比产业间的利润差距小,在没有吸引力的产业可以发现利润水平很高的企业,在吸引力很高的产业,也有经营状况不佳的企业。这些都是波特战略理论不能很好解释的现象。另外,波特的战略理论还往往诱导企业进入一些利润很高、但缺乏经验或与自身优势毫不相关的产业,进行无关联的多角化经营,这方面不少失败的案例也对该理论提出了疑问。为了弥补上述缺陷,波特后来又提出了以企业内部价值链分析为核心的战略分析模式,但是由于其几乎涉及企业内部所有方面,反而使主要问题得不到反映,不能很好地把握战略重点,因而其局限性仍然非常突出。

期末考试重点掌握

重点掌握: 1、中国策划行业现状有哪些特点? 答:策划应用广泛化、策划活动产业化、策划方法多样化、策划工作职业化、策划理论学科化 策划业目前存在的问题:策划行业缺少规范、策划科学含量不高、策划过分推崇明星 2、中国商务策划的发展分为哪几个阶段?各阶段有什么特点? 答:分为三个阶段,分别为 1 自发阶段:20世纪80年代中期——90年代初期 特点:这个时期也可称“点子时代”。由于中国市场经济处于初级阶段,全社会对市场和经营知识的普遍缺乏,所以出一个与众不同的点子,对于企业来说仿佛如获至宝。在当时,一个点子就能救活一个企业或使一个产品红遍天下、有时甚至可以创造惊人的奇迹。 2 自觉阶段: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 特点:也可以称为“战术策划时代”,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由于策划业的迅速衰落,迫使策划界的一些仁人志士开始反思,这就是策划必须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中国策划必须与专业和学科结合,必须注重战术的组合运用。此后.一大批实战性策划专家,开始向策划的广度和深度进军,他们将策划与热门专业或新兴行业结合起来,通过整合资源,发挥个人的专业特长和策划智慧,创造了一大批策划成果 3 学科建设和职业化阶段:21世纪以来 特点:这个时期也可称“战略策划时代”。随着知识经济的到来和中国加入WTO,企业之间的竞争越来越激烈,战术策划治表难治本的问题越来越突出,企业对策划的要求越来越高,进而引发了“企业全程策 划”和“战略策划”的新概念。与此同时,创新人才的严重短缺和自身发展的局限性,也正在成为企业发展的瓶颈之一。为解决这些问题,一批现代商务策划理论专家,致力于将中国谋赂智慧与西方管理科学进行整合,从人才规范和学科建设两个方而深入进行了积极的探索,取得了一些突破性的进展。 3、企业专题策划有哪些? 答:广告策划、品牌策划、市场定位策划、销售渠道策划、市场推广策划、促销策划、公关策划、企业形象策划、企业文化策划、企业重组策划。 4、策划的五大领域是什么?

20世纪60年代服装风格要点

读书笔记 ─关于20世纪60 年代西方时尚时装潮流 以及对后世的影响 姓名:李芬 专业:服装设计与工程 学号:14121030130

关键词:年轻风潮、迷你裙、连裤袜和平底靴、沙宣、比基尼、波普艺术、嬉皮士、摇滚风、安德烈库雷热、未来主义、中性服装、伊夫圣洛朗、 20世纪60年代作为服装史上的重大变革时期,其基本改变了20世纪上半叶高级时装一统天下的格局,在这样一个时期里,多种不同的艺术文化和不同的服饰风格都得以共存,成衣业兴起并大力迅速发展,几乎主导20世纪后期的服装产业。现在的人们都称这个时期为“成衣时期”。设计理念的转变,特别是Mary Quant推出的迷你裙的出现,是整个时装界的重大革新。 ◆“年轻风潮”─西方社会在经历了二战之后,经济迅速发展战 争后的人口急剧发展,于是一个巨大的年轻消费群体出现。再 不用担心物质的缺乏,整个社会的思维方式发生了巨大的变 化。至此,由高级时装一统天下的格局被打破,时尚的引领者 也有高级时装设计师和贵妇名媛转变为朝气蓬勃的年轻人,嬉 皮士与摇滚风也在这个时期诞生。 ◆“迷你裙(mini skirt)”─50年代末,Marry Quant 开始进行短裙的实验,这导致了1965年迷你裙的出现。这种 长度在膝盖20厘米上的裙子被称为男女平等、女权运动的标 志。这种裙子在当时的代表人物有名模Twiggy、美国第一夫 人杰奎琳。现在的人们,即使是年纪较大的人们,对于日常生 活中的超短裙都已经习以为常了。但是我们可以想象这种裙子 对整个时装界、整个社会的女性产生了多大的冲击。

Marry Quant Marry Quant和迷你裙 名模Twiggy 名模Twiggy 杰奎琳杰奎琳

20世纪90年代中国美术发展的多种可能性

20世纪90年代中国美术发展的多种可能性 摘要:在历史的年轮刚为20世纪最后的一个十年划上句号的今天,回头考察一下这段历史,人们会发现,这是一个特殊的阶段,差异巨大、彼此矛盾的各种物质和精神存在,都在这十年的现实舞台上拥有着自己的空间。它们纠缠杂糅在一起,形成一道奇异的共生景观。正是这种复杂的社会文化现实孕育了20世纪90年代中国美术发展的多种可能性。 一、85新潮美术运动的影响 对当代中国美术,85新潮美术运动是一段难以忘怀的火热记忆。尽管到1989 年的《中国现代艺术展》,它在褒贬难辩的争吵中匆匆落幕。但仍然给整个美术界烙下了深深的印记,并对90年代美术产生了深远影响。 事隔十年,我们已经能以较为冷静客观的目光评价这场运动。85新潮美术运动的起点是对“文革”期间美术异化为政治话语工具的反拨,是一次向美术艺术本体回归的潮流。但是在80年代中后期整个社会文化情境的影响下,它迅速偏离了原来的轨道,被卷入了一场民族精神解放与文化革新运动,并在其中充当了急先锋。“它所思考、关注与批判的问题已远远超出了以往的所谓艺术问题,而是全部的文化社会问题。85运动不是关注如何建立和完善某个艺术流派和风格的 问题,而是如何使艺术活动与全部的社会、文化共同进步的问题。因此,它对艺术的批判是同全部文化系统的批判连在一起的。”() 80年代初期,经历了十年的“文革美术”话语权力压抑,获得解放的美术界表现出对美术艺术本体——形式和情感因素的强烈渴望。伤痕美术、惟美画风、乡土自然主义一时间成为潮流。伤痕美术以写实再现“文革”现实为手段,突出它留给整个民族几代人的心理创伤。它抛弃了“文革美术”虚假的“高大全”和“红光亮”模式,将目光对准普通人在这段历史中的生活场景,用冷、灰、暗的色调和细腻的笔触渲染记忆中的伤痛情感。程丛林的《1968年×月×日雪》、何多苓的《我们曾经唱过这支歌》等都是其中的代表作品。伤痕美术以有限的语言方式开启了新时期美术的情感表现闸门,将美术引领到关注人性深层感受的方向上来。乡土自然主义的题材从“文革记忆”转向更宽泛的小人物生活和风土人情,愤懑、感伤的情绪让位于平静的人性慨叹和风景陶醉。其中以陈丹青的《西藏组画》和罗中立的《父亲》最为突出。与此同时,惟美画风在追求形式美、反对主题先行的旗帜下开始了对美术形式因素的张扬回归。袁运生的机场壁画《泼水节——生命的赞歌》、吴冠中的江南小景、靳尚谊的人体、人物油画使美术语言形式因素得到极度的突出。其间伴随着“抽象”、“形式美”“艺术本体”的理论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生活方式的转变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生活方式的转变 (以下内容为经由本人实践调查原创写作) 1990到2000年间,世界经济发生了很大变化,而中国正是改革开放开始大踏步前进的时期。经济的飞速发展,带来了生活方式的巨大转变。作为九零后的我,从有记忆以来亲眼见证了我身边的变化,小到吃穿住行,交通通讯,大到生活方式与生活观念的转变都不断发生着变化。 这一时期国家做出了一项关乎中国国未来经济走向的重大决定——1994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中国开始实行。这一经济体制的发展无疑是继改革开放之后又一推动中国与国际经济接轨的重要转折点。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中国经济实力不断提升,人们的生活水平也得到了相当大的提高。 九十年代以前,由于物质条件较差,所有的生活必需品基本都是定量供应。在粮食方面,供给的大部分都是粗粮,每人每月仅供28斤左右,勉强达到温饱,至于想要种类丰富的蔬菜水果更是天方夜谭。而九十年代以来,吃的问题上有了明显的改观。到九十年代中期,定量供应制度取消,食物的数量与种类明显增多。细粮的大量上市,改变了从前粗粮主导的饮食结构。 在服饰方面,九十年代的中国已经不再是从前的单一款式与色调,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人们日常的衣着穿戴也逐渐有了新的流行趋势,踩脚裤,文化衫,松糕鞋,流苏裙等成为了人们热捧的时尚。大波浪,富成头更是成为九十年代的经典发型。 这一时期,家电的普及也改变着人们的生活方式。冰箱,电视,洗衣机作为新的“三大件”在家庭生活中占据着重要位置,它们不仅仅方便了人们的日常生活,更是对这一时期经济与生产力发展的有力见证。 交通与通讯状况在九十年代也有了很大的改观。九零年以前,一小时才有一趟的公交车都是奢侈品,更不用说私家车什么的了。进入九十年代,公交车的数量大幅提高,车次明显密集,另外还有计程车的普及,更是给人们的日常出行带来了相当的便利。这一时期,电话在家庭中基本普及,逐渐改变着写信——邮寄——等待——焦急而不得回信的局面。而BP机更成为了通讯的新宠,这种可移动通讯设备的流行与现在人们对Iphone的追捧相差无几,更大程度的方便了通讯联络。而手机作为一种新生事物,已经开始出现在人们的视线里。 电脑与互联网开始进入家庭,同样成为这一阶段经济进步的见证。虽然仍处于萌芽阶段,但就它的便捷与速度而言,已然为日后的普及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其实这一切的经济发展与进步都与当时一个非常流行的词汇密不可分——下海经商!由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实行,政府对个体私人的经营不再严格限制,正相反,甚至更加鼓励“一批人先富起来”,“先富帮后富”。各行各业的人们纷纷抓住机遇,加入到下海经商的行列,一时间市场经济空前活跃,从而十分有效的促进了国民生产总值的大幅提高。加之我国积极推进与国际市场的联系,初出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断成熟并逐渐向国际靠拢。财富不断的积累,生产力与生产水平不断提高,使这一时期的经济发展达到了空前的盛况。截至九十年代末,人们的平均收入甚至可达到九十年代初期的十倍以上!这样的经济发展速度绝对是生活水平提高的重要前提。 1990年到2000年这一时期,可以说是中国经济大踏步发展的阶段,千千万万的中国家庭正走在由温饱向小康发展的路上。生活物资的空前丰富,使人

人们似乎渐渐淡忘了20世纪90年代的亚洲金融危机

人们似乎渐渐淡忘了20世纪90年代的亚洲金融危机,然而,最近几年里,资产价格的大幅度波动,以及各国政府担心由此引发经济动荡而频繁实施高强度的宏观调控政策,又让人们重新反思现代经济中有关泡沫的一系列理论问题。事实上,经济学家们一直在思索:泡沫是如何形成的,又是怎样扩张的?金融危机不可避免吗?本文把泡沫问题放到现代金融经济这个大框架内来讨论,以揭示泡沫扩张向金融危机的演变过程,以及在这一演变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 一资产价格、金融不稳定假说与经济泡沫 根据《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经济中的泡沫指的是这样一种状态:某种或一系列资产在一个连续的过程中陡然涨价,使人们形成远期价格将继续上升的预期,从而吸引新的买主。这些买主中,大多属于只想通过买卖牟取利润,而对资产本身的用途及其盈利能力不感兴趣的投机者[1]。但是,资产价格上升通常伴随着预期的反向变化并带来价格的暴跌,最终导致金融危机。K·加尔布雷斯不仅详尽地描述了历史上发生过的泡沫事件,而且还将 由金融过度投机而引起的资产价格飚升,继而价格狂跌并使经济陷入大萧条的现象称之为“泡沫”[2]。 J·斯蒂格利茨在他的《关于泡沫的讨论》一文中认为,如果投资者相信某种资产能以高于他们的预期时,这种资产的现实价格就会上升。事实上,到目前为止,学术界尚未达成对泡沫状态的一致定义,但是一些基础性的解释却是共同的: (1)泡沫最直接的表现是资产价格的暴涨和暴跌; (2)泡沫期间的金融投机活动异常的盛行和猖獗; (3)基础经济因素对资产价格变动几乎不会产生影响; (4)泡沫发生的主要载体是股票和房地产市场。 费雪是最早对市场经济条件下产生金融不稳定性的机制与经济泡沫进行系统性研究的经济学家。费雪认真总结了以往经济学家的观点,认为同时出现负债过度(over-indebeteness)和通货紧缩(defla-tion)现象是多种市场产生大动荡和经济泡沫的最根本原因。在“负债过度”和“通货紧缩”并存的情况下,各经济主体为减轻债务而采取的行为导致物价下跌,以致陷入实际利率上升、借款人实际负债增多的恶性循环之中。负债-通货紧缩理论对1873-1879年的美国经济不景气、1929-1933年的全球性大萧条具有很强的解释意义。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莫尔顿利用这一理论对上述两次危机产生时的情形作了富有说服力的详尽描述。但是,未来是不确定的、无法进行定量的测算,财富最容易受到未来不确定性的影响,因此,负债-通货紧缩理论难以解释财富效应。为了解释经济主体在不定的情况下所作出的各种选择,以及以此为基础的金融不稳定的运行机制,凯恩斯提出了“不确定性”模型[3]。 凯恩斯以前的主流经济学家认为,生产的诸要素是确定的,其他的相关情况也都是预知的,所以,对未来的预期是可以计算出来的,风险也是可以测量而不是变幻莫测的。而在凯恩斯构建起的宏观经济模型中,将市场经济中的金融交易作为不确定的、充满风险的经济行为来分析,并十分重视考察与经济主体行为密切相关的变量,诸如货币持有量、利率、资产价格、设备投资等。在凯恩斯模型中,列举出了“危机”的概念,重点关注的是在不确稳定条件下人们的预期,对风险形成的判断以及信心。尤其需要强调的是,凯恩斯建立了一个在不确定前提下,投资的变化使得整个经济态势发生变化的模型:投资由资本资产的预期收益折算成现值的贴现率决定。由此推断危机的形成机制在于,在组织有序的投资市场上,如果一旦人们意识到存在“过度乐观引致抢购风潮的市场”,觉醒的力量将势不可挡,资本的边际率倘若受到冲击,则可能使经济出现泡沫。1987-1977年日本经济泡沫、以及20世纪90年代美国经济为凯恩斯“不确定性模型”的应用性提供了佐证。 海曼·明斯基提出的“金融不稳定假说”( thefinancial instability hpythesis)进一步完善、丰富了凯恩斯理论,特别是在下列三个方面所作的贡献,为当今理论界研究经济泡沫提供了一个实用性很强的分析框架: (1)在“以投资为中心解释经济周期”中融入“投资的金融理论”,并将金融制度、金融惯例的变革等因素一并考虑进去; (2)在资本资产的价格形成和设备投资决定方式的框架下,考察经济主体的债务结构及将来还本付息的合约内容; (3)重视预期的形成,并强调贴现率与金融市场的利率随资本资产的流动性评估情况的变化而变化; (4)根据借款人金融债务派生出的本息及其实际经济活动带来的收益,将资金借方的金融理财划分为套期保值金融、投机金融和庞兹金融三种类型,并强调景气时期泡沫的扩张过程,其实就是借款人从避险金融向投机性金融的转移过程,而在金融缩水和泡沫崩溃过程中,主要的变化趋势是由套期

20世纪90年代中国美术发展的社会文化背景

20世纪90年代中国美术发展的社会文化背 景 导读:本文20世纪90年代中国美术发展的社会文化背景,仅供参考,如果觉得很不错,欢迎点评和分享。 在历史的年轮刚为20世纪最后的一个十年划上句号的今天,回头考察一下这段历史,人们会发现,这是一个特殊的阶段,差异巨大、彼此矛盾的各种物质和精神存在,都在这十年的现实舞台上拥有着自己的空间。它们纠缠杂糅在一起,形成一道奇异的共生景观。正是这种复杂的社会文化现实孕育了20世纪90年代中国美术发展的多种可能性。 一、85新潮美术运动的影响 对当代中国美术,85新潮美术运动是一段难以忘怀的火热记忆。尽管到1989年的《中国现代艺术展》,它在褒贬难辩的争吵中匆匆落幕。但仍然给整个美术界烙下了深深的印记,并对90年代美术产生了深远影响。 事隔十年,我们已经能以较为冷静客观的目光评价这场运动。85新潮美术运动的起点是对“文革”期间美术异化为政治话语工具的反拨,是一次向美术艺术本体回归的潮流。但是在80年代中后期整个社会文化情境的影响下,它迅速偏离了原来的轨道,被卷入了一场民族精神解放与文化革新运动,并在其中充当了急先锋。“它所思考、

关注与批判的问题已远远超出了以往的所谓艺术问题,而是全部的文化社会问题。85运动不是关注如何建立和完善某个艺术流派和风格的问题,而是如何使艺术活动与全部的社会、文化共同进步的问题。因此,它对艺术的批判是同全部文化系统的批判连在一起的。”[1](p.206) 80年代初期,经历了十年的“文革美术”话语权力压抑,获得解放的美术界表现出对美术艺术本体——形式和情感因素的强烈渴望。伤痕美术、惟美画风、乡土自然主义一时间成为潮流。伤痕美术以写实再现“文革”现实为手段,突出它留给整个民族几代人的心理创伤。它抛弃了“文革美术”虚假的“高大全”和“红光亮”模式,将目光对准普通人在这段历史中的生活场景,用冷、灰、暗的色调和细腻的笔触渲染记忆中的伤痛情感。程丛林的《1968年×月×日雪》、何多苓的《我们曾经唱过这支歌》等都是其中的代表作品。伤痕美术以有限的语言方式开启了新时期美术的情感表现闸门,将美术引领到关注人性深层感受的方向上来。乡土自然主义的题材从“文革记忆”转向更宽泛的小人物生活和风土人情,愤懑、感伤的情绪让位于平静的人性慨叹和风景陶醉。其中以陈丹青的《西藏组画》和罗中立的《父亲》最为突出。与此同时,惟美画风在追求形式美、反对主题先行的旗帜下开始了对美术形式因素的张扬回归。袁运生的机场壁画《泼水节——生命的赞歌》、吴冠中的江南小景、靳尚谊的人体、人物油画使美术语言形式因素得到极度的突出。其间伴随着“抽象”、“形式美”“艺术本体”的理论探讨,为新时期的美术形式和语言研究确立

20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的中国城市化进程也拉开了中国的公共艺术狂潮的序幕

20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的中国城市化进程也拉开了中国的公共艺术狂潮的序幕。 公共艺术在中国也叫“城市雕塑”,这个不太贴切的名称实际上也象征了中国公共艺术从幼稚状态开始的起点。 20世纪90年代后期,中国城市雕塑和公共艺术这条路基本上通过市场招标来作为主要方式来进行。中国的公共艺术主要分两大块:一块只由政府建设和规划项目内设立的城市雕塑和公共艺术项目等。 这主要是通过政府城市雕塑委员会来负责实施。另一块是由企业、地方政府等通过市场进行招标的地产项目来设立的城市雕塑和公共艺术。 市场面前人人平等,但这个平等在中国的公共艺术市场上并不存在。因为这是一个不完全成熟的市场,诸多非市场元素还在其中产生影响。另一个影响中国公共艺术的重要因素是中国现代化公共艺术启蒙的缺乏。民众不太理解现代艺术和城市公共艺术,决定城市雕塑和公共艺术项目交给谁创作的政府官员和企业家也不太具备现代艺术和城市公共艺术的基本素养。在这样一个背景下,学院培养公共艺术人才是当下急务所需的。作为一名公共艺术家,一个能进行商业谈判和企业管理市场经营者,一个对中国社会和传统有深入了解的文化实践者。在公共艺术实践中,大部分雕塑家习惯将自己的架上纯雕塑作品放大做成城市雕塑,这样的雕塑往往不是过于个人趣味,就是离公众的文化心理隔得太远。这种将城市雕塑纯艺术化的做法使中国的公共艺术一直没有定位清楚真正的公共艺术概念。这也使中国的城市雕塑和公共艺术一直没有能够真正成为公众文化的一部分。这使得很多雕塑家在公共艺术市场上不是很成功,同时也让那些个人趣味极强的跟公共空间不搭调的城市雕塑在城市街头成为一种强制性和文化暴力。 “什么是公共艺术”

中国当代文学题目及答案

《中国当代文学》 一、大作业题目(内容): (一)名词解释(20分) 1.茶馆戏 答:《茶馆》是中国当代话剧艺术的经典之作,作者老舍是“人民艺术家”和“文艺界的劳动模范”。戏剧运用侧面透露的表现方法,以北京裕泰茶馆为典型环境,以茶馆的变迁和一些小人物悲剧命运来表现时代的主题。戏剧采用了人物展览式的结构,塑造了具有时代特征的人物群像,反映了清朝末年至国民党统治时期近五十年的历史变迁,深刻表现了“埋葬三个时代”的主题。 2.寻根小说 答:产生与八十年代中后期,是迄今为止当代唯一有理论有实践的小说思潮,但它始终没有获得明确的概念和公认的范畴。它的理论主张体现在韩少功《文学的“根”》及阿城《文化制约着人类》等理论著作中。以现代意识观照现实与历史,反思传统文化,重铸民族灵魂,探寻中国文化重建的可能性;作品题材和文化反思对象呈现鲜明的地域特点,在表现手段上既有中国传统文学的手法,又运用现代派的象征、暗示抽象等手法,丰富和加深作品的文化意蕴。代表作品:1985开先河的韩少功《爸爸爸》;王安忆《小鲍庄》;汪曾祺《受戒》《大淖记事》;贾平凹“商州系列”;阿城《树王》等等。寻根文学提倡广义的文化,扩大了当代小说的领域,也使民情风习不再是小说中可有可无的点缀,甚至于成为小说的主题。寻根即寻找民族文化之根,二民族的根甚至于民族的文化之中,散落在民间。这种文化寻根是审美意识中潜在历史因素的觉醒,也是“重铸和度亮”民族自我形象的努力。传统文化的原初精神散失在民间,对民族文化之根的探询过程实际上也就是对民间的发现过程。 3.“双百”方针 答:在1956年5月召开的一次最高国务会议上,毛泽东正式公开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指“艺术上不同的形式和风格可以自由发展,科学上不同的学派可以自由争论”。中宣部部长陆定一代表中央对这一方针做了权威性的阐释:“提倡在文学艺术工作和科学研究工作中有独立思考的自由,有辩论的自由,有创作和批判的自由,有发表自己的意见、坚持自己意见和保留自己意见的自由”;双百方针的提出,活跃了当时的文艺创作,开创了文艺理论批评与研究的新局面。 4.文化散文 答:在80、90年代散文创作中,有些作者是一些从事人文学科或社会科学研究的学者,他们在专业研究之外,创作了一些融会学者理性思考和个人感性表达的文章,这类随笔式的散文被称为学者散文或者文化散文。如金克木、张中行、余秋雨等;学者散文作者大都有较为丰厚的学术修养,往往将学术知识和理性思考融入散文的表达中,不特别注重文体规范,而将其视为专业研究之外的另一种自我表达或关注现实的形式。在风格上大多较为节制,通常会以较为智性的幽默来平衡情感的因素,学理知识的渗透,也使其具有特

60年代服饰风格对现代服装的影响

第一章流行是在回归中不断前进的 当今的社会处于一个信息多元化的时代,瞬息万变的服饰流行常常是猝不及防地就出现在我们旁边,同时又转瞬即逝,而这一切都是因为人类对美的追求。美,是一种感性的认识,而流行正因为美所以存在。人们千百年来都在追求美,创造美。美的标准不断发生变化,流行随之也不断变化着。“小脚女人”在昨天看来是美的,而今己变得十分丑陋。那是因为人的审美观发生了变化,过往的“流行”变得不再为人们追捧,于是便会有一种新生事物代替旧有的流行,成为新的流行。 第一节服饰流行的历史进程 服饰是时尚产品,它是沿着社会历史发展的轨迹而同步向前的。服饰本身具有历史延续性,这种延续性如同洒落在服饰史长河中的点点繁星,指引我们找出服饰流行的奥秘。一路伴随时光走来的不只有时代的变革,更有服装风格的不断变化。 18世纪后半叶,由于西方工业化文明崛起,经济飞速发展,使近代的流行在范围和速度上逐渐向现代化靠拢。到了二战后期,服装的流行特征开始呈现出来,高级时装设计师开始执掌流行的领导权,流行的商业性开始出现,个人品位成了选择服饰的重要元素之一。这时服饰界真正的流行出现了。这时的服饰受战争影响,相当多设计师的作品都不同程度地表达了人们战后所迸发出的对美、对和平盛世是强烈期待,设计倾向从最初几何形的硬直的女强人式,向柔和的外形变化。 到了现代的社会,流行作为一种现代生活模式,成为了工业化社会大量生产到大量消费之间的重要桥梁,流行也不再只有过去那种单一的流行模式,而是显现多元化的发展趋势。这时流行的主导权也不再是只由高级时装设计师来掌握,而是由消费者自行选择来决定的。 第二节服饰流行的基本模式 服饰文化作为人类社会文化的组成部分,承载了无数的社会进步与人类文明,它在人类社会中起到了一种表征作用,不仅反映了物质生活的流动、变迁和发展,还反映了同时代人们世界观、价值观的转变。服饰文化的流行传媒不胜枚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

摘要 随着二十一世纪的到来,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有了进一步的提高,城市化水平越来越高,人们对精神层面的追求越来越高,看看周围物欲横流的社会,我们不难发现,随着我国以优秀传统文化为主要内容的国学流逝,我们的道德也被一点点地冲刷掉了,道德矛盾也越来越突出,因此在当今社会,我们亟需正视国学以及国学教育,但国学教育如何有效地展开发挥其德化育人的功能值得我们研究,而想要了解这个问题,我们必须从现在正在接受国学教育的青少年尤其是小学生入手,从他们学习国学的过程、内容等多个方面审视当下的国学教育。。本研究从校外培训机构中接受国学培训的小学生入手,通过发放问卷辅以访谈,了解了当下小学生国学教育的现状以及原因。小学生学习国学之后取得了显著的效果,但是也暴露了很多问题。当下小学生有多种渠道接触国学,但小学校国学教育缺位,小学生深入接触国学机会较少,参与培训的小学生参与意识较强,但多是带着功利心目的学习,而在课外学习中缺乏主动性。校外培训机构中所学国学内容上贴近生活,内容多样,但无法形成系统,教材权威性让人质疑。针对小学生国学教育存在的问题,本研究提出了相应的解决措施。首先,要加强小学对国学教育重要性的认识,将国学融入校园文化中去;其次,关注小学生的现实生活,合理引导小学生对国学教育的看法,避免盲目跟风或全盘否定的倾向;再次,注重教材编写,加强师资培训;最后,社会多方助力增加小学生接触国学的机会。 关键词:国学;国学教育;小学生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伴随着一股“文化热”的发展,“国学热”在中国大地上悄然兴起。国学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代名词,在我国国力不断增强、民族意识苏醒、民族自尊心增强的背景下,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关注和重视。进入新世纪我国的社会经济文化等繁荣发展的同时,各种社会矛盾也逐步凸显,社会道德沦丧、人心不古、官员腐败、子女不孝、各种大学生伤害事件等情况接连出现,尤其是小学生一代出现的道德问题让国人倍感焦虑。十八届三中全会中指出“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坚持立德树人,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教育,完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形成爱学习、爱劳动、爱祖国活动的有效形式和长效机制,增强学生社会责任感、创新精神、实践能力。”国家将传统文化提到了发展的关键点上,以传统文化为依托的国学,也日益成为社会大众学习关注的焦点。随着国学研究的深入,人们试图从国学中所包含的经义中来寻找解决社会问题的办法,尤其是国学强大的道德感化能力让社会各方投以瞩目的眼光,一次次拨动着大众的神经,于是国学就从高校专门研究的象牙塔中走出来,开始在大众中普及。2006年1月,《光明日报》推出了国学版专栏,基本的国学知识开始走进普通大众的生活,同年10月,中央电视台和于丹女士合作讲授《论语与人生》,开启了国学系列栏目《百家讲坛》的序幕。随着栏目的播出成功,2009年国学普及开始走向小学生,在央视二套财经频道推出了以“开心学国学”的一系列知识竞赛为主题的《开心辞典》栏目,并在社会上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在主流媒体的参与下,国学越来越多被国人了解,国学教育也渐渐进入人们的视野,人们己经不再满足于对国学的简单了解,而是想对其有深层次的学习,于是学校变成了国学教育展开的一大阵营,社会上的校外培训机构也积极筹建各种国学学习班,读经运动、私塾书院的出现在当下看来也已是司空见惯。然而小学生接受国学教育、尤其是在蓬勃兴起的校外培训机构中接受国学教育的的现状到底如何,却很少有人关注,希望通过此项研究调查从这个角度出发了解现状发现问题,也希望能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一、绪论 (一)问题的缘起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伴随着一股“文化热"的发展,“国学热”在中国大地

20世纪90年代以来宋代士大夫研究综述

二十世纪90年来以来宋代士大夫研究综述 作者:高晓东 提要:士大夫作为中国古代封建社会的中坚阶层一直是学术界较为关注的课题。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 诸多学者从士大夫与政治、士风, 士大夫与文学艺术、思想文化, 士大夫主体特征等方面对宋代士大夫进行了多角度研究, 取得了丰硕成果。宋代士大夫研究仍有诸多需要开拓的领域, 如对于士大夫阶层还没有形成宏观甚至中观把握, 与同时期它国知识分子的比较研究尚缺乏, 对宋代士大夫社会建设思想关注不够, 与社会学、政治学、民俗学等学科的融合亚待加强。 关键词:宋代;士大夫;综述。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 宋代士大夫是宋史学者们研究比较集中的领域之一,可谓成绩斐然。现将研究成果综述如下: 一、专著简介 郭学信《宋代士大夫文化品格与心态》[1]将宋代士大夫的文化品格置于当时社会历史的具体环境中,结合当时时代背景的变化,进行全面系统的综合考察,多层次多角度地探讨了宋代士大夫文化品格在政治、哲学、文学、史学等领域的体现,总结出其外在形态最突出的表现为严格的道德自律、宽大的胸襟、以天下为己任、强烈的忧患意识、炽盛的禅悦之风等。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宋代士大夫“表现出强烈的以天下为己任的信念和‘仁以行道’的人世精神”,他们既治学、修身、独善其身,也忧国忧民,兼善天下,其文化品格的内在特质就是内圣与外王的统一。 沈松勤《北宋文人与党争—中国士大夫群体研究之一》[2]把握了北宋文人融参政、文学、学术三位于一体的主体特征和社会角色, 对北宋党争的历史背景与主体精神、理论依据与主体性格做了细致的分析和总结,重点突出了北宋文人士大夫既志在当世而又党同伐异的矛盾特征,对由此特征产生的文士群体的分化组合和政治命运及由此造成文学创作的价值取向和创作倾向等方面内容进行了考察和辩论, 综合考察了党争与学术、文学在相互渗透、交互影响中的正面促进或负面效应。作为续篇,《南宋文人与党争》[3]揭示出南宋党争乃是南宋政治的主要表现形态与南宋多层面文化活动中的一个轴心。著者对南宋近一百五十多年间延续不断的党争历程做了较为清晰的梳理,将宋金和战之争、道学与反道学之争、文学命运及其走向提升到党争层面上来深人剖析,对南宋党争的动力和文化性格作了深人的论述。并着力于对党争这一文学生态的描述,充分关注了南宋文人的主体性格以及政治、文学命运的走向, 从宏观的角度论证了南宋党争与文学之间的互动关系,从而为南宋士大夫群体研究提供了一个更为广阔的研究视野。 马茂军、张海沙《困境与超越: 宋代文人心态史》[4]认为北宋文人在继承与革新的文学历程中,留下了辉煌的成果,也留下了偏颇的足迹。南宋文人更迫切地感受到外族侵略的威胁及耻辱,因此在对文学的思考中,会带上更为浓郁的社会政治内容的色彩。方如金等《陈亮与南宋浙东学派研究》[5]对南宋浙东学派主要领袖人物陈亮以及整个浙东学派进行了整体研究。李华瑞《王安石变法研究史》[6]从学术发展史的角度分述南宋时期否定王安石变法的由来和发展,元明清时期对王安石变法的评议和20世纪学者对王安石及其变法研究的学术史,对影响南宋以来最高统治者、理学家、浙东学派、史家、四库馆臣、士人、近现代学者及其各类官私史籍和研究论著认识、评议王安石及其变法的价值取向,从政治因素、学术思想和社会结构的变化等理论层面作了详细的剖析和诊释。邓小南《祖宗之法—北宋前期政治述略》[7]一方面深刻分析了宋朝“祖宗之法”的具体内涵以及其与现实之间复杂多变的关系,另一方面又指出“祖宗之法”寄托了士大夫的某些理想情结,士大夫成为其推衍主体,因而它既是统治者的政治规则,又成为士阶层的政治信念。此书着重把握政治与文化间的复杂互动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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