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张爱玲笔下女性的心理畸变
张爱玲于40年代开始小说创作，在当时的沦陷区上海，愁云惨淡的市民生活中，她的名字却风靡大街小巷。张爱玲是带有浓厚传奇色彩的女作家，在我国现代女性文学中，她占有属于自己的一席之地。张爱玲系出封建贵族世家，祖父张佩伦乃晚清军政重臣李鸿章之女婿，由于父母早期离异，张爱玲在家里并没有得到多少的亲情。在这种家庭背景下，不幸的早年生活，使她过早成熟，使她对男权统治下的大家庭女性的不幸命运有着透彻的了解，使她能够用一种超然、冷漠的态度展示着封建大家庭内部摆不脱男性的奴役支配女性的血泪史。她以犀利的笔锋毫不留情地捅开沪港两地半新半旧的家庭的天窗，让人们看清生活在这里的男女组成的两性世界的虚伪真相。张爱玲在作品中突出描写了一批民国时期残存着的女奴形象，她笔下的女性骨子里都惊人一致地拥有一具扭曲的灵魂。本文将从以下三个方面浅析张爱玲小说中的女性心理畸变的原因和过程。
一、时代更迭、观念混杂，造成女性畸变心理
张爱玲创作的小说时代背景大多是二十世纪初的上海，正是社会大动荡、大分化、大变革和新旧交替的时代。当时中国正处于封建社会末期，新的社会制度还没有正式形成，封建专制制度、封建家长制度、封建婚姻制度等在人们生活的环境里还占有重要地位，而这些制度所附丽的封建思想早在人们的头脑里根深柢固，所以，它深入渗透到社会的各个层面乃至各个角落，封建性的因素对人的价值观念产生巨大的影响和制约。同时，上海又是一个开放型的大都市，外来文化首先从这里侵入，资产主义金钱至上的观念也是从这里涌入，直接影响人们的价值观念。这两种意识形态相互排斥又相互渗透，产生的内在矛盾力就推动着人们滑入更深的生活漩涡，走向腐化和堕落。这样的时代，女性深陷在封建礼教和人性压迫的窘境中，女人的爱是浅面的，谋生才是“爱”的本质，正是由于封建意识的侵蚀、性的压迫和金钱的异化作用，使得女性远离“人道”而趋近“兽道”。
小说《金锁记》中的曹七巧是最具代表性的，刻画一个戴着金钱枷锁舞蹈的女人，一个戴着封建镣铐挣扎的女人；像一个充满病态的灵魂、一株渗透毒汁的罂粟花，她以其凄艳和狰狞风姿给人一个措手不及，是让人怜悯还是让人憎恶？曹七巧是麻油店人家出身的下级阶层的女子，可是她的大哥为了攀附权贵，把她嫁入了没落大族姜家，她丈夫是个自小就卧床不起的骨痨病患者。七巧虽出身平民，却有着勇敢刚强直爽的一面，突然进入了死气沉沉、勾心斗角的封建家族，而且嫁于一个废人，这就注定了是一个悲剧故事。在姜家她处处遭到排斥和冷眼，就连下人也瞧不起她；无助、无依，让她苦楚不已，疼痛不已，孤独不已，内心承受着怨恨与愤怒。后来丈夫和婆婆相继死后，姜家瓜分家产，七巧终于得以脱离封建大家族的桎梏——一把金锁。在七巧的下半生，虽然没有经济压力，可是她过得并不如意。旧时曾托以幻想的意中人三爷季泽来找她，她毫不犹豫揭穿了他骗财的把戏，把自己生命中唯一一点的爱情葬送了；儿女长大要成婚出嫁了，可是七巧偏要和儿媳过不去，终于气死了儿媳；女儿三十岁了仍未婚嫁，好不容易找了对象，七巧偏从中破坏。最后，这么一个不幸的女人终于在郁郁中死去，结束了她不幸的一生。曹七巧，作为一个正常女人，本有可能拥有真正的爱情，组建一个幸福的家庭，可是在那个半殖民半封建的年代，女性没有经济能力，没有社会地位，她不得不听从命运的安排。低微的出生，在封建大家庭里谈何立足？生活在尔虞我诈的大家庭中，没有任何人真正关心她、疼爱她、同情她，丈夫又是一个“废人”，她没有得到精神和物质上的依靠，就像一叶飘浮在大海里的扁舟，没有方向，只得用争钱夺
利的方式来保护自己。她作为妻子，没有得到爱情；作为儿媳，没有得到婆家人尊重；作为母亲，她对孩子们所谓的“爱”是想在他们身上得到心理的满足。对曹七巧来说，生活在这个无爱的大家庭里，她感觉到生命在沉沦与消逝；感觉到亲情、爱情离自己是多么地遥远；并且让这种感觉一直延续到自己的小家。生活的无奈迫使她渐渐发生了蜕变，一步一步走向了变态，使她不能正确理解幸福与爱情，所以自然而然就成为幸福和爱情的扑杀者。女儿长安的婚姻被她设计破坏，儿子长白的婚姻也屡遭她的离间；她成为孤家寡人，她需要儿女的陪伴，她的儿女也一同成为孤家寡人，离开了常人的生活。曹七巧的一生是女性生涯中最苍凉的一生，她几乎扮演了双重角色，是被害的女奴又是迫害女奴的奴隶主。这种非人非鬼的女奴生涯已经演进了几千年；却并没有谢幕，于是张爱玲在小说的结尾处写出了给人以无限启示的句子：“三十年前的月亮早巳沉下去了，三十年前的人也死了，然而三十年前的故事还没有完——完不了。”[1]
《十八春》是张爱玲第一部完整的长篇小说。小说描写了处在半殖民半封建社会的大上海，少女曼桢和同事沈世均相爱了，姐姐曼璐因父早逝而做了舞女养活一家人，在风尘中拣上了投机金融的祝鸿才而企图托以终身。嫁给祝鸿才，她不求锦衣玉食，但求一个归宿，一个安稳，可是命运却再一次捉弄了她。早就对曼桢有非分之想的祝鸿才发财后更加放肆地玩女人，而色衰爱弛的曼璐求生的本能促使她不择手段地牺牲曼桢，希望借此栓住鸿才的心。曼桢被关后，曼璐对找上门来的世均说，曼桢嫁给了曾是自己未婚夫的张豫瑾，以此断绝了世均的念头。曼璐在父亲——家庭的顶梁柱倒塌后，出去当舞女承担起一家老小六口人的生活重担，本应赢得大家的同情，可后来却成为妹妹幸福的“拦路虎”，成为一个“恶人”！是什么原因导致曼璐对亲情的冷漠做出为人所不齿的事呢？我们从小说中看到，当弟妹逐渐长大了，妹妹曼桢也找到了工作，曼璐也想过正常人的生活——拥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小家。所谓的“家”倒是有了，并且竟然发了财，可丈夫不是一个规矩的人，她害怕失去他，失去这个好不容易才拥有的所谓的“家”；此时她觉得命运对她太不公平了，想当初为了这个家，在当时的大上海，靠一个弱女子找份正当的工作养一大家子谈何容易，不得已当了舞女，而后当了暗娼；自己为此失去了爱情，身心也受到了摧残。现拥有一个安稳的小家也是一种奢望，于是她的心理慢慢开始失衡。尤其是看到妹妹曼桢在自己的扶持下，现在拥有一份体面的工作，有人真正关心、爱护她，而且自己当年的未婚夫也喜欢她，现在的丈夫心仪她；此时曼璐对社会的无奈和憎恨全部转变成对妹妹的嫉妒和愤恨。姐姐曼璐为了稳住丈夫的心，为了能保住这个家，竟然听从母亲那一套“妈妈经”——借腹生子，设计用妹妹的姿色与贞操作为代价的帮凶。她为了自己的利益，良知也丧失了；其结果她不但没有改变自己的命运，相反，自己却一步一步地走进了绝境。“阳光正照在曼璐的遗像上，镜框上的玻璃反射出一片白光，底下的照片一点也看不见，只看见那玻璃上的一层浮尘。”[2] 镜框里的照片连面目看不清，固然是因为玻璃的反光；但张爱玲这样的描写，也是颇有用意，引领读者去思考曼璐的这一生，虽然曾活过，可是在没有灵魂的状态下苟活，活得轻飘飘的，死得也是如此，只落得个“一层浮尘”。曼璐由一个受害者逐渐演变成一个扼杀别人幸福的“凶手”，是无爱的社会导致的。在那个“拜金主义”的年代，女人没有经济基础，没有社会地位，女人只是男人的附属品，是一个玩偶，没有独立的人格和尊严，使得女人不择手段保护自己所谓的“利益”。
《沉香屑：第一炉香》中的上海姑娘葛薇龙，本是破落家庭的小姐，因为想读书，被迫投靠一个给阔人做姨太太、以勾引男人为能事的姑妈，薇龙明明知道环境不好，但她想：“只要我行得正立得正，不怕她不以礼相待，外头人说闲话，尽他们说去，我念我的书。”可是三个月工夫，“她对于这里的生活已经上了瘾了。”她变了，对于好吃好穿好玩这些普通女孩子
所憧憬着的一切的迷恋，是止不住的物质欲望使她在现实面前败下阵来，逐渐成为姑妈勾引男人的诱饵。她有过追求新生活的念头，但就像她姑妈说的，“要想回到原来的环境里，只怕是回不去了。”她先是斩钉截铁地宣称要回去，买了船票，收拾了东西，可是临到走时生了一场病，她又怀疑生这场病“也许一半是自愿的；也许她下意识地不肯回去，有心挨延着……”薇龙抵抗不了物欲的诱惑，还是留下来了，留在那个她明知可怕的“鬼气森森的世界”里。她所有的挣扎，最后剩下的是对姑妈说的一句话－－“你让我慢慢学呀！”葛薇龙由一个单纯、自信、希望保持自己人格完整的少女到幻想的贬值、自信的破灭终至人格的丧失，这一过程是对她先前所抱有的“出淤泥而不染”的幻想的有力嘲讽。对于葛薇龙来说，投奔到香港姑妈家，姑妈的家就是一个“鬼气森森的世界”，要想在姑妈家里能生活下去，她不得不听从姑妈的安排，导致她变成了一个用情、用色、用机巧的成熟“女人”。正因为这无爱的家、这畸变的家产生了畸变的“人”，同时畸变的“人”又延续了畸变的家。
作者通过这些作品揭开了病态社会的一角，展示温情下的“作秀”，亲情下的酷虐，爱情名义下的交易。她笔下的“家”是畸形的、破碎的，不论是《金锁记》中的封建大家庭，还是《十八春》中平凡的人家，小说里的人物都封闭在狭小的空间里，生命散发着古朽根基上汲取的都市社会浓重的铜臭气息，都生活在一个没有“温情”的环境中，人与人的关系更多的是一种以金钱为纽带的关系，家此时成为了自私所在。“人人都关在自己的小世界中，她撞破了头也撞不出来。”这就是张爱玲小说中诸多女性的共同命运，她们不是毁于家，就是被家所遗弃而毁于家外，家与她们密不可分，可家从不是提供生命活力的一方圣土。[3]
二、金钱欲膨胀导致人的畸变
《金锁记》中的曹七巧是一个被金钱欲与情欲异化的女性。由于性爱和情感的空缺，人性中的负面因素潜滋暗长，发展为对金钱的变态追逐。这是一个在特殊的文化环境中滋生的女人，也是一个把自己锁在黄金枷锁中的女人，是一个由金钱的牺牲品沦为金钱的奴隶、一步步丧失了人性的女人。曹七巧与姜二爷的婚姻并非良缘，而是以曹七巧的青春、健康去换取姜家的地位和金钱。贪婪的兄嫂把她当作摇钱树卖给了高门大户的姜家，在姜家受尽奚落。因自己的丈夫是一个“废人”，没有能力支撑起这个家，更没有能耐出去做官赚点钱使手头活便些，她不得不为自己以后的生活着想。于是，当丈夫和婆婆相继死后，曹七巧只有靠争夺夫家财产为将来打算。曹七巧的人格变异是有其社会文化根源和心理根源的，她的变态行为的形成更主要的是来自于当时社会文化因素的影响。因为她首先是一个被买卖婚姻制度迫害的妇女，但明明知道婚姻是陷阱，是带着黄金枷锁的监牢，她也愿意往里跳，因为她喜欢金钱，所不同的是她一边陷落反抗，一边挣扎报复，对金钱疯狂的追求使得她成了既残缺又畸形变态的女性形象。曹七巧一生戴着封建的镣铐，披着沉重的黄金枷，压抑着情欲，一步一步走进没有光的所在。从此后，她失魂落魄，变得乖戾，残忍，开始以一种变态的方式报复周围的人，甚至包括自己的儿女。正因为曹七巧的生活中有了强烈的金钱意识，而又无法摆脱封建婚姻制度，才使她把封建吃人者的本性和现代物质生活欲望扭结在一起，迸
发出比封建时代更强大更可怕的能量，疯狂地毁掉了自己，毁掉了别人。但是，她最后无法平衡那种病态残缺的心理，戴着黄金枷锁老此一生。在曹七巧的身上汇集了所有女人的缺陷与不幸，这是一段令人痛心的血泪史，也是一段令人作呕的丑史。由于长期封建文化的浸淫，像七巧这类女性意识早已僵硬变形，最终没能救出自己。
作者在《怨女》中同样也塑造了一个被金钱欲异化的悲剧女性——“麻油西施”银娣。
她和曹七巧有很多相似的地方，只是她更侧重“怨”，没有七巧的泼辣劲。《怨女》的女主人公银娣也像芸芸众生一样，逃不脱人生困境。她自幼父母双亡，在兄嫂家长大。她本是“麻油西施”，年轻美貌，却因兄嫂贪钱而耽误了婚事。银娣自觉地拒绝了外婆介绍的药店的小刘，而选择了有钱的姚瞎子。按理说，如果银娣一再坚持，兄嫂也不会强迫她与姚瞎子成婚，因为以前银娣曾成功地抵制过兄嫂包办的婚姻。在姚家与刘家两桩婚事中，她也进行了深思，但最后，因为“没有钱的苦处她受够了”，她自觉自愿地选择了有钱的姚瞎子。而因为出身低微，银娣的喜事办得冷冷清清，回门也一拖再拖；老太太对她冷嘲热讽，妯娌们也对她横眉冷眼；就连佣人们对她也是挖苦、顶撞；三奶奶丢了首饰，明明是三爷偷的，人们却首先怀疑银娣……小说中的银娣为了怕过穷日子而选择了瞎丈夫，而嫁了后却因自家地位低微而备受奚落和欺负，可见金钱在当时人们的心中占非常重要地位，人人都成了金钱的俘虏。银娣在这样的境况下便自然而然地逐渐变成了小奸小坏的、“人不人、鬼不鬼”的庸常之辈。《怨女》充分地体现了女性在经济压抑下的恐怖与无奈。
三、情欲被压抑导致女性心理畸变
历史的重负，现实的挤压，使女性的心灵扭曲变形。无爱婚姻如一把锁，锁住了女性活生生的欲望，当这种欲望不能通过正常方式来满足时它便转了方向。《金锁记》把女性的情欲异化、生命的隐秘揭示得淋漓尽致，触目惊心。性意识是一种自我意识，是人格发展的必经阶段上的表现。性意识一定程度上的满足，是人格发展的一个必要前提。然而，曹七巧生活在“灭人欲”的文化背景下，生活在一个对性讳莫如深的年代，封建婚姻、伦理道德、金钱枷锁剥夺了她作为一个正常女性满足“性”和“欲”的权利。曹七巧被压抑在潜意识里的性欲不可遏制地发泄出来，变相地“为非作歹”。情欲欲速则不达的压抑并没有使曹七巧的自然欲望销声匿迹，反而更加刺了她的性心理。她以一种更加疯狂的施虐行为扼杀了儿女的情爱，在他们重复自己的悲剧中获得快感。曹七巧由一个被侮辱者变成了一个乱伦的荡妇，妒忌的母亲，虐待狂婆婆，这是一个被毁灭的女人的故事。她让新婚的儿子通宵达旦陪她烧烟泡，打听儿子媳妇的床地之事；又在牌桌上公布媳妇的隐私，羞得亲家母涨红了脸，媳妇几乎发疯，她却得到了发泄式的满足。这是她长期的性压抑造成的心理畸变，即潜意识中的乱伦意志。“这些年来，她的生命中只有这一个男人”，“可是，因为他是她的儿子，他这一个还抵不了半个……现在，就连这半个人她也保留不住——他娶了亲。”这样想着，就“把一只脚搁在他肩膀上，不住地轻轻踢他的脖子”，[4]潜意识里把儿子当作自己渴求的男人来看待。然而她必竟是一位母亲，只能通过打听“隐私”折磨儿媳来满足邪念。因为情感缺失，曹七巧也不让别人得到幸福。干涉儿子的私生活，给儿子娶姨太太，两个年轻女性被她折磨而死。对女儿长安更是绝情，她也用这样施虐扼杀了女儿的爱情，断送了女儿的婚事。当曹七巧在心理上扮演一个“施虐”的性角色时，在她的肉体上正经受一个正常女性最痛苦的“受虐”，这种蹂躏的快乐已完全接近了病态的自虐。她虽也曾挣扎，但更多的是认同生命的荒芜。她把自己幽闭于家中，在家中建立起一个疯狂的世界。就像儿媳芝寿所说：“丈夫不像丈夫，婆婆不像婆婆，不是他们疯了，就是她疯了”。[5] 晚年的曹七巧就是这样不断地和自己儿女斗争，其实正是她一生情欲被压抑的反映。她故意气死儿媳，因为在他们身上找到她自己青春的影子，她妒忌他们的性生活，因此近似变态地加以报复，这正是因为她没有得过幸福的性生活；她拆散女儿的婚事，因为她对男人已经是一律敌视的态度，因为她就是被自己所爱的男人欺骗，这是心理变态。性的压迫是违反人的生理的自然规律，也会造成人的抑郁、绝欲，使禁欲者的性格扭曲，变得暴戾、孤独、残忍、多疑、行为乖张等。曹七巧把自己套在婚姻、金钱、情欲这三重枷锁之下，疯狂地变态和扭曲，变成恶人。
《怨女》也是一部渗透着情欲方面等原因被压抑揭示女性所受外部压力导致心理畸变的小说。低微的经济地位使银娣矮人三分；情欲又把银娣折磨得死去活来。情欲本是人类最基本的要求，而不是奢求，但银娣的这点基本要求也不能满足。被金钱绑在一起的银娣与二爷没有感情，于是移情于三爷。在给老太爷做阴寿与三爷相遇时，她豁出性命来寻求爱情的满足，但三爷却在关键时刻权衡利害，使银娣的愿望落了空，并受到更深的伤害——银娣因怕别人抓住把柄，联想到平日婆家人的尖刻、歧视，她充满了恐惧，巨大的压力迫使她选择自杀。这不是壮烈的殉情，而是强大外部压力下的无奈，它显现了生命的悲凉。虽然自杀未遂，但这情欲引发的折磨又影响到下一代身上。后来，三爷因爱情恩怨而报复银娣，他得不到她，就去挖她的心头肉———儿子玉熹。三爷教玉熹抽大烟、逛妓院，伤透一个母亲的心。小说中描写当银娣和三爷单独相处后，回到自己的房间，看到一身死气的二爷，她感到无比的压抑和失落，怨气冲天，他把二爷的念珠一只只夹破，足见其怨愤之深。当银娣到庙中为老太爷祝阴寿，她盼望见到三爷而没有见到时，她把怨气撒在手中的孩子身上，“她把孩子抱紧点，恨不得她是个猫或是个枕头，可以让她狠狠地挤一下”。后来，她又虐待儿媳，为亲戚倒霉而幸灾乐祸……这些深积的怨变成了恨，银娣用畸形的方式反抗，但这反抗是这样的软弱无力；更可悲的是，在如此软弱的反抗后面，银娣又回到了屈服：她发泄的只是怨气，无损于任何人的一根毫毛，而到头来，她还是一无所有，满目荒凉。银娣的变态心理，被张爱玲描绘得入木三分，苍凉无比，同时也道出人类自身的弱点是构成人生困境的重要原
因。《怨女》通过女性外部压抑、自我压抑和怨而无奈，突出了人物命运的悲凉，道出了张爱玲“最想说的话”，即对人生的看法。对人生，张爱玲不重飞扬、热闹的一面，而重“人生困境”、“人生苍凉”的一面；对人，张爱玲更关注被忽略的普遍的人性——物欲与情欲；对女人，张爱玲更重视揭示女性自身软弱、不愿自拔的一面；为的是引导人们直面惨淡的人生，正视人生的困境，进而奋进、抗争。
“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子，好像爬满了虱子”。张爱玲对爬满虱子的女性的揭示达到了当时其它女作家难以企及的高度。由于她自身的身世及当时的环境影响，她对人性人类文明怀着深深的失望。通过对饮食男女的描写，展现了现代人尤其是女性心灵的千疮百孔，从她的作品中透着一股深入骨髓的荒凉与绝望。特别是透过《金锁记》中曹七巧的形象，我们可以洞悉那一代人精神素质的复杂性和由这些复杂可怕的人际关系编织成的社会网络深刻认识那个封建社会的丑恶本质和百态人生。
总之，张爱玲小说是一种悲观的感叹，一种女性化的敏锐细腻的感叹！时代、国家、革命等一切的大题目都被浓缩在家庭生活的一幕或一角，社会的波澜是遥远而短暂，长久的是那些平凡的悲欢，其间的曲折、跌宕才是生命的底蕴。正如作者所说，她作品里的人物“不过是软弱的凡人，不及英雄有力，但正是这些凡人，却比英雄更能代表这时代的总量”。尤其是《金锁记》中的曹七巧，是张爱玲倾注心血最多的一个女人，她给予她的更多是生活的无奈，在男权社会中女性生存的艰难境界。张爱玲笔下的女性打破了传统爱情悲剧的深层结构，以“爱情”的世俗性消解爱情的神圣性、纯洁性，以女性视角观照女性。她站在女性的立场审视女性自身意识，将其笔触伸进那个时代的社会文化结构的最深处，揭示了中国广大妇女依附男权的“原罪”意识。
浅论张爱玲小说中的女性形象 [摘要]张爱玲是一位具有传奇色彩的女性，她把她的生活经历经过酝酿加上她独特的观察力升华成一部部旷世之作；在中国文学史上谱出华美的乐章。她笔下的女性形象或可悲或可恨或可怜，本文对张爱玲作品中的主要女性形象进行了深入分析并通过小说中的女性形 象进行社会反思。 读张爱玲的任何一篇小说，我都可以理解为何说她不是一名普通的女子。她用漫不经心的笔触刻画出一个个或含泪或泣血或可怜或可恨的女性形象；她用瘦弱的指尖轻轻挑起千年来蒙在家庭、婚姻、爱情上的温情脉脉的面纱；就让人看到触目惊心的真实，她把笔端伸向上帝看不到的地方，伸向太阳照不到的黑暗的角落；让那些华美袍上的虱子赤裸裸的暴露给世人面前。 一个个可悲的女性，一个个吃人的女性，一个个可怜的女性活灵活现的在读者面前，让读者为她们颤动，让读者为她们伤悲。因此张爱玲小说的成功之处不在于她所反映的当时的时代背景和特征；不在于她的语言有多华丽；而仅仅在于她所刻画的女性形象。这些女性形象与大多数作家所描写的女性有太大的差别，她们以独特悲凉和屈辱震撼着读者，张爱玲也因此在中国甚至世界文坛上折射出熠熠光辉。 一、人物形象具有的自传色彩 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上，张爱玲是一位带有传奇色彩的作家。① 我们先来看一下她的出身：祖父是清朝的大臣，祖母是李鸿章的女儿，外公则是天津提督，可谓是出身显赫，属于贵族后裔了；但张
爱玲出生时已经是家道中落，父亲吸烟土、逛妓院、养姨太太，幼时的张爱玲生活在父母的争吵中，直至父母离婚。张爱玲幼时没有家庭的温暖，封建大家庭中的尔虞我诈，在她内心深处刻下了深深的烙印。尽管在创作中一举成名，在文坛上响当当，但是张爱玲的婚姻如同她的作品中的人物一样，是不幸福的。一九九四年在张爱玲创作的顶峰时期，她与汪伪宣传部次长，伪《中华日报》总主笔胡兰成签订婚约，但这次婚姻让张爱玲受到很大打击，因为它只维持两年。晚年的张爱玲孤独落莫生活着，最终客死异乡。纵观张爱玲的众多著作，我们都可以从中感受到她悲观敏感独特的性格，作品中的男性大多玩世不恭，抽鸦片，逛窑子；作品中的女性无一不是以悲剧结束，这不能不说是由她个人的生活经历所影响的，“总之，生命是残酷的看到我们 ②缩小又缩小的，怯怯的愿望，我总觉得无限的惨伤。” 她的作品大多以沪港两地为背景，事实上张爱玲是出生在上海的，又长期生活在香港。读书期间，她亲身经历了港岛被围，抵抗及沦陷的全过程。而她在《倾城之恋》中描写“炮火却逐渐猛烈了，邻近的高射炮成为飞机汪意的焦点，飞机营营的在顶上盘旋～～～”如果不是亲身经历，很难写出当时战争的真实与紧张。 张爱玲的《沉香屑第一炉香》一经发表，就引起读者的哄动，书中的女性葛薇龙是一个寄居在姑妈家被诱惑而论为交际花的女性。无独有偶，张爱玲也因战争而中断学业，因此同她姑母住在一幢西式公寓里，在张爱玲的小说中，很多女性是家道中落的名门淑女，而张爱玲用不厌其繁的笔墨描写了大家族的种种陈设丫头佣人及大家族的
《学术界》(双月刊) 总第118期,2006.3 ACADEMICS IN CHINA No.3May.2006 龚自珍笔下的女性世界 ○杨柏岭 (暨南大学中文系,广东广州510632) 〔摘 要〕龚自珍有较为明显的两性文化观念,男性世界已经工具化,失去了生气,于是他的批判对象主要是男性世界,而乐于通过描绘女性世界承载他的人性启蒙信息,由母性教育强化童心体验、由美女形象谱写爱恋体验、由女性气质张扬自由价值,直至借助女性安顿失落情绪。 〔关键词〕龚自珍;女性世界;人文启蒙 龚自珍“但开风气不为师”,强烈的批判性是其思想突出特点。然细思之下,龚氏批判的多是已经工具化的男性世界,与此相对的则是他乐于歌咏的女性世界,以此承载他的人性启蒙信息。 童心体验与母性熏染 童心追问即成为人文启蒙者的常用思致。龚氏早年写过《童心箴》,说自己追思童心如“一物摩挲,有湿在眶”,但因现实阻碍,致使养护童心“惧伤其神髓”,于是“弃尔幼志”,进入神明淡止之境。不过“箴”是从规劝告诫角度写作的,因此“弃尔幼志”正说明童心的可贵。此种心迹一直延续,《己亥杂诗》第170首即云:“少年哀乐过于人,歌泣无端字字真。既壮周旋杂痴黠,童心来复梦中身。”面对童心,锄之不能却反而尊之,是因为他主张“实悟实证后,无道亦无魔”〔1〕。人当自尊其个体的生命体验,闲居静思,悬挂个体历时的经验及桎梏自由人性的道与魔,逆向内省,保留童心这个最纯粹的天然形式。《宥情》篇云“龚子则自求病于其心,心有脉,脉有见童年”,“内自鞫”的醒悟方式即是童心追问的突出表现,追 作者简介:杨柏岭(1968-),安徽定远人,暨南大学中文系博士后,安徽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读张洁《方舟》 ——思考现代女性的精神困境 李爱萍桐乡市凤鸣高级中学浙江省桐乡市环城北路832号314500 马格里特·阿特伍德在谈到“女人的小说”时又说:“男人的小说是关于男人的,女人的小说也是关于男人的,但观点不一样,男人的小说里可以没有女人,女人的小说里却不能没有男人。”③马格里特·阿特伍德的这句话虽然带有某种性别上的霸道，但在一定程度上却强调了一个女作家在创作时必然面临的文本限制。寻求女人与男人之间的情感呼应和被呼应，是每个女作家，尤其是张洁创作的中心意向所在。 如果说张洁在写作《从森林里来的孩子》时只是停留在对时代和时代中人性 的光明面的描写，还没有触及到爱情，在写作《爱，是不能忘记的》时，是在呼 唤爱情，寻找让呼唤的一方和被呼唤的一方适当而完美地进行回应的方式。那么， 在写作《方舟》时，张洁已经对爱情产生了质疑，对由爱情衍生出来的婚姻产生 了置疑，甚至对制造爱情的男性都已经开始质疑。只不过这个时候的张洁还没有 她后来在《无字》中因为绵延不尽的爱一次次的在所爱的人那里遭到毁灭性的打 击后，所衍生出来的那种大恨。因此，《方舟》中的批判和嘲弄仍然是含蓄的、 谦和的，既有对吞噬女性个体有价值的情感的传统心理积淀的揭示，也有对普通 世俗人情中繁难困惑的透视，这些以平静的叙述语气书写出来的文字是三个女性 天然的受了委屈之后的暗自饮泣。 在这篇小说中，作者张洁再一次让男性从她的世界里隐去，和《爱，是不能 忘记的》不同，这一次，是张洁觉得这些男人已经没有资格和她的女主人公相提 并论。所以，这篇小说是专为在爱情中受到伤害的三个女人写的。是真正的女人 的小说。小说塑造了三个女性形象：荆华、梁倩、柳泉。这是三个性格迥异的知 识女性，但在最后得到的却是相似甚至雷同的结局。她们无一例外的被爱情抛弃， 又无一例外地毅然决然地抛弃了只有躯壳的婚姻，开始了惹人非议、让她们倍尝 艰辛的独身生活。 荆华，一个让人无法不被感动的女性。有着最古典的女子情怀和品质。她坚 韧、善良、包容。为了养活被打成反动权威的父亲和从此失去依靠的妹妹她嫁给 了那个一身蒜味的森林工人。因为森林深处的冰雪和冷风，她的腰椎被冻伤，几 乎成为一个废人，但是却仍然义无返顾地在暴雨和狂风来临的夏日午后，帮那个 只带给她们伤害从来没有给过她们温暖的曹主任把所有的蜂窝煤搬了上去，自己 却只能无望地忍受疼痛。作为一个极其有才华的马列主义研究员，因为时代，因 为生活，她却整整七年失去了本应是她生命中一部分的哲学。她的思想，她的才 华都被她为了亲人的牺牲抹杀掉了。她的婚姻自然是没有爱情的，甚至连一丝让 人温暖的亲情都没有，离婚是必然。疲惫之后，荆华最希望的是能重新找回那颗 仁爱、宁静的心。
浅析张爱玲小说中的女性形象特征 中文 04本函滨海点掌成龙 [摘要]： 张爱玲是上海最时髦，最前卫的文学才女，是漂泊不定的流浪者。张爱玲的生命在不断的放逐中越来越流离，一路不断跌落，这注定张爱玲的书写是一连串被压抑的历史。张爱玲在作品中塑造了众多的艳异女性，描写的女性人物都生活在病态社会里，这样笔下的女体形像是丰满的，她不但丰富了女性书写体，更丰富了女性美学，是女性书写体中一道亮丽的“文学风景”。 [关鍵词]：张爱玲小说女性形象虚无 五四新文学运动中的中国女性文学，响应“个性解放”口号，多是激进而亢奋的，塑造的多是从旧的封建牢笼里脱身而出的新女性的形象，她们或追求婚姻自主，或崇尚爱情至上，或加入了轰轰烈烈的社会革命中，非常鲜明地印着那个如火如荼时代的烙印。然而在40年代低气压的上海孤岛，张爱玲为我们展现的，却是一个内囿的女性世界。与这一时期的文学主流相比，它显得阴暗和晦涩。 张爱玲笔下的女性们，是生活在古老中国屋檐下最普通的女性。她们历经多少世代，却一如既往地生活在她们几千年已经习惯了的挣脱不开的心牢里。她们全然没有为时代气息所掀起的骚动和憧憬。张爱玲笔下的女性，受过新式教育，过着“新时代”的女性们享受的现代都市生活，她们各具不同时代所赋予的色彩，间或也有受过西洋教育的知识女性。她们坦然地，无所困惑地接受现代文明的馈赠，或做职业女性，交际花；或跳舞，谈西式恋爱，但是她们与左翼作家笔下新女性不同，大多只是具有“新女性”表象的旧女性。她们大都是生长于旧家庭，生活于行将破灭或已经破落的书香门第，没有新的思想，甚至丝毫没有受到当时革命运动和革命思潮的影响，满脑子都还是封建主义的东西，都是深深陷在中国传统意识型态之中卑微可怜而平风庸俗的小角色。在她们的骨子里，却都惊人一致地拥有一颗女奴的灵魂,在她们身上，总一样弥漫着一种阴暗的气息，整个心态和生存状态都充满了鬼魅之气，她们仍是为男性世界所苦恼、抽泣，她们“一辈子讲的是男人，念的是男人，怨的是男人”［1］，依赖男人成为她们表达自立的方式，自尊成为自卑外化的表象。刚刚过去不久的火热时代留给她们的，仅仅是生活形式上的变革。她们的意识仍被男性世界所支配和控制，仍旧只属于生活在阴暗中的女奴。正如张爱玲在《谈女人》中谈到的，“在上古时代，女人因为体力不济屈伏在男人的拳头下，几千年始终受支配，因为适应环境，养成了所谓妾妇之道。”［2］她们全被一只巨手扼制着，这只巨手来自代代相传的封建传统意识，来自女性生生世世因袭的
庐隐《或人的悲哀》解读 庐隐说：“我是一个心里藏不下丝毫渣滓的人。”“在文章里，我是一个易感多愁脆弱的人，——因为一切的伤痕，和上当的事实，我只有在写文章的时候，才想得起来，而也是我写文章唯一的对象。”读庐隐的小说，总是伴随着抑郁难平、苦涩凝重的心情，以及挥之不去的伤感。也许，《或人的悲哀》正是典型的体现。 《或人的悲哀》是我非常喜欢的一部作品，并窃以为堪称经典。要想真正读懂一部作品，必须首先知道作者为什么写，在什么背景下写，我查阅了一些关于庐隐写作《或人的悲哀》的背景资料，以下将详谈。 一．为什么写？ 矛盾发表《庐隐论》说：“庐隐与“五四”运动，有血统关系。她是被“五四”的怒潮从封建的氛围中掀起来的，觉醒了的一个女性。庐隐，她是“五四”的产儿。”① 《或人的悲哀》作于1924年，当时正处五四运动落潮时期，新青年们经历了大解放的时代，已经逐渐觉醒，对世界时局有了一定的了解，十分急切地渴望能够学有所成，挥洒出生命的每一份热量来，有一番作为。然而，五四运动并没有带给他们意想中的结果，他们并没能 正如矛盾所说，庐隐是“五四”的产儿，她完整地经历了五四运动，对于运动的产生、发展、消亡有着深刻独到的认识。她意识到了在当代青年中普遍存在的渴望有所作为却迷惘、不知所措、对前途渺茫的矛盾心理，她企图通过文章来展现五四时期女性的复杂心理。 二．主要内容 这部作品以书信体形式演绎了女主人公亚侠的一出生命悲剧，最终沉湖自尽是她的宿命。 这是一种青年的心路历程，在五四个性主义思潮的感召下，兴奋于探索人生而最终被人生的大车轮粉碎成沙石的命运。她曾经很努力地配合治疗，渴望能够保全自己的生命，以继续与朋友畅谈人生究竟的问题。然而“敏感脆弱的心灵使亚侠坠入感情的漩涡而终于导致病痛折磨，理想爱情的缺失同时令她茫然无助，陷入了积极介入者与无用零余者的泥沼。”② 整部作品由主人公“我”和好友KY从前一年6月10日到次年的1月9日历时半年的九封信组成。情节很简单：亚侠是一位文学女青年，患有较严重的失眠症和心脏病，很长时间都在日本治疗。很有自己的想法，充满热情，但终究解不开“生命的究竟”难题，不知道自己应该如何走自己的人生道路，对前途充满了迷茫。在她写给KY的信中多次出现“死亡”的字眼，令人触目惊心。后她还是
山东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JOURNA L OF SH ANDONG NOR M A L UNIVERSITY (Humanities and S ocial S ciences ) 2005年第50卷第2期(总第199期) 2005 V ol.50 N o.2(G eneral N o.199) 张洁小说的女性意识浅谈 3 张 莹1,马 芸2 (1.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四川成都,610066;2.四川大学文学院,四川成都,610061) 摘要: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张洁彻底告别了热情高歌的理想主义文本,始终坚持一方面用中性眼光观照社会生活,超越女性意识感情,创造一种不分性别的文学作品;另一方面又不断地寻找“女性自我”,用笔记录下女性“成长”的历程。本文分析了张洁真爱理想的演变过程、女性自我的寻找历程,试图梳理出张洁女性意识的变化成长。 关键词: 真爱理想;解构;女性自我;定位 中图分类号: I20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5973(2005)02-0071-04 3收稿日期:2004-04-19 作者简介:张莹(1965— ),女,四川成都人,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马芸(1981— ),女,四川峨嵋人,四川大学文学院硕士研究生。 沃林格提出决定艺术活动的“艺术意志”来源于人的应世观物所形成的世界态度,即人面对世界形成的心理态度。沃林格把这种态度界定为“世界感”。所以,个体“世界感”的差异决定了在“艺术活动”中的差异。而女性作为普遍意义的人和纯然的女性在“世界感”上必定是双性的。虽然文学自来不缺关于女性的话题,但长久以来都只限定在男性的视野中。只有在女性作为自觉的书写者,从女性立场出发创作关于女性生活和心理的作品,才形成了真正的女性文学。张洁作为一名女作家,一方面在用中性眼光观照社会生活,超越女性意识、感情,创造一种不分性别的文学作品;另一方面则更是在纯然女性眼光下,观照女性自我世界,创作女性心灵外化的女性文学。像大多数女作家一样,张洁同样将男女情感作为自己女性文学创作的基点,关注着女性的生存状况和心理世界。从第一篇涉及到两性关系的小说《爱,是不能忘记的》开始,张洁始终没有放弃探讨“爱”以及“爱”中的男女两性,尤其是女性。 一 虽然女性对爱有天生的渴望,但几千年的父权制使女性始终处于被统治的地位,自然也失去了追求爱情的权利。事实上,“由于女性意识、女性自我与当时主导意识形态相冲突,因此几十年来始终受到强大压抑和斥责,广大女性除了做与男人同样的人以外,不能有任何女性意识、特质或特定的流露,这种讳莫如深把女性降到‘空洞能指’的最低水平, 其背后深处深藏着那种千百年来顽固不化的传统文化精神 ———对女性的鄙视和忽略”[1](P56) 。而女性主动对爱情、婚姻 的追求更是被主流文学作品所避讳。作为一名女性,张洁必定在生活中感受到了历史、社会对于女性的压制,她开始试图用笔探索女性心理、思考女性问题,延续自“五四”后断裂了的对女性的思考。 张洁的女性文学创作是从女性最初“寻找男性”、“寻找爱”开始的,长久以来压抑在女性心中对于理想爱情的呼唤在张洁的笔下终于喷薄而出。既然女性已经获得了经济上的独立,已不在物质上依靠男性,那么,对于爱情她们更希望精神上的契合,追求心灵价值的美好。这种对精神生活的追求相应地造就了一种“理想男性”的形象。就像《爱,是不能忘记的》中的钟雨和《波希米亚花瓶》中的梧桐,她们一个爱着与自己相处不足24小时,连手也不曾握过的“老干部”,一个爱着不能过年轻夫妇那种生活的简,都在享受精神上的爱。她们从旧式的婚姻中解脱出来,被“老干部”和简强大的“精神力量”所吸引,爱的是“成熟而坚定的政治头脑”、“在动荡中的革命年代里出生入死的经历,他活跃的思想,工作上的魄力,文学艺术上的修养”……这是80年代新女性心目中的男性标准。她们开始自主地摆脱对有金钱、有地位的男性的依附关系,在婚恋问题上有了崭新的价值观念,这是女性在追求自我历程中的一个进步。张洁大胆突破了传统观念的束缚,敢于“冒天下之大不韪”为自己也为女性喊出了“爱”的心声。
“硬汉”背后的女性世界 美国现代著名小说家海明威在作品里创造出了很多富有魅力和打动人心的“硬汉”形象，其第一部小说集《在我们的时代里》的主人公尼克常被认为是海明威笔下“硬汉”的雏形，或是“海明威系列硬汉第一人”61，他无惧死亡失败、勇敢果断坚毅，富有典型的“硬汉”特征。 正是因为作者刻画了很多丰满的“硬汉”形象，给很多学者造成了海明威只关注男性角色不关注女性角色的错觉。事实上，海明威绝对“不是一个对女性世界麻木不仁的作家，也不是一个所谓的男权崇拜者。”71他曾在不同时间、不同场合谈过自己对塑造女性人物的感受：“我一直认为，同样是生活在严格死板的准则之下，男性要比女性容易得多。没有一个男人像自己想象的那样与女人有着同样良好的道德准则，除非真正努力去做。”461 结合海明威所处的成长背景和创作环境，有必要重新审视海明威笔下早期的女性形象和在创作之初就已显现的女性意识。本文将从海明威的第一部小说集入手，结合主人公尼克的成长历程来客观准确地认识《在我们的时代里》这部作品中女性角色在生产重压、道德重压、爱情重压和男权重压下体现出来的优雅风度。 一、生产重压下的风度——无名的坚韧 小说的第一章《印第安营地》中，少年尼克跟随做医生的父亲去给一个印第安女人接生，目睹了印第安女人漫长生产、折磨煎熬的全部过程。由于那个印第安女人生了“已经两天了，孩子还生不下来。”所以尼克的父亲要给她动手术进行剖腹产。等待生产的时候，“她正好又尖声直叫起来……她的头侧向一边。”生产的痛苦历程难以想象，这个女人在不打麻药的极端痛苦之中，只是选择尖叫来发泄，通过侧目来逃避。生产了之后，“她安静下来了，她眼睛紧闭，脸色灰白。娃娃怎么样，她不知道——她什么都不知道。”事实上没人告诉她，她也不需要知道，她只知道在生产的时候用尽全力，忍耐痛苦，“全身的肌
龙源期刊网 https://www.doczj.com/doc/671936352.html, 浅谈张洁小说的艺术风格 作者：齐松珍 来源：《消费导刊·理论版》2008年第16期 [摘要]张洁小说的艺术风格是多方面的，但主要体现在重抒发的创作个性上，尤其是取材和立意表现的尤为突出，她还擅于借助人物的塑造反映生活，章法灵活，笔法多变。 [关键词]重抒发塑造人物章法笔法 作者简介：齐松珍，内蒙古师范大学中文系毕业，大兴安岭职业学院师范教育系主任，中文高级讲师。 张洁的许多作品我是很喜欢的，因为好的作品比较细腻，感情色彩比较强烈，也可称之为是当代一位较有影响的女作家。张洁小说明显地呈现出重抒发的艺术特色，这也是她最为鲜明的创作个性。 下面我就从三方面来谈谈她在艺术风格上的这一特点。 一、张洁小说重抒发的创作个性，从取材和立意开始，就已经表现出来 从张洁已经发表的几部长篇和十几个短篇来看，她的作品很重视探究人特的思想感情活动。即使是一些反映当前尖锐的矛盾冲突的作品，她也不是从正面揭露现实矛盾，开展人特冲突，表现重大主题；而是将很大的艺术力量，用在对于人物内心活动的开拓和表现上。如《忏悔》所触及的，是当时社会上大量存在的纠正历史错案的问题。作者并不去揭露铸成错案和纠正错案过程中错综复杂的矛盾斗争，却热心于去探究和表现受害者内心深沉的忏悔。又如《用三概弦奏成自己的歌》写小学教员帮助一个畸形孩子学习音乐。作者不正面提示畸形孩子教育工作中的具体矛盾，却用很多笔墨抒发这位教师对人的社会责任感、道德观、美丑面的思索。但这些还不是最能体现张洁创作个性的小说。 张洁还有别一部分小说，生抒发的特色表现得更为鲜明：如《爱，是不能忘记的》、《漫长的路》、《未了录》。这些小说探讨的问题是人们不大注意的一些社会课题。作者的笔锋深深地深进了人的感情最为隐秘的角落。《爱，是不是能忘记的》是张洁小产的代表作。它通过一个女作家与一位老干部的爱情悲剧提示了婚姻与爱情分离的社会现象，宣传了以爱情为唯一基础的人生理想。张洁通过《爱，是不能忘记的》，喊出了这种痛苦，尖锐地揭露出婚姻与爱情分离的不合理性，热烈地呼唤真正合乎道德的理想和婚姻。其实，这篇小说的侧重点并不在宣传改变已有婚姻现状，而是在于宣传建设未来的理想婚姻。《漫长的路》抒写了十年动乱期
浅谈张爱玲笔下的女性形象 张爱玲是20世纪40年代在上海红极一时、极富传奇色彩和神秘魅力的著 名作家，当时她母亲为她上学匆匆起就的名字，却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个 用刀刻过般的名字，岁月流逝，时代变迁，这一名字伴随着她奇丽而又精美的 佳作流传到今天，并逐渐在风云中流露处她丰厚而又瑰丽的魅力。认识张爱玲，是为了认识她的小说，唯有小说，才是张爱玲的意义，①唯有小说中女性形象 才是意义中的核心。翻开小说，就是阅读一部“爱恨情愁”的历史。张爱玲第 一次在传统通俗文学的形式中，展示了时代崩溃与转折的过程“小说是以它自 己的方式，通过它自己的逻辑，依次发现了存在的各种不同的纬度。”②以女 性的纤细与敏感从生活中发现真谛，从男女性爱、亲子之爱的感情细微处揭示 出人们的生存状态，展示了沪、港、洋场高等华人的空虚、腐烂、堕落、变态 的灵魂，因此写尽了人世沧桑、人情世态。于青曾在《张爱玲全集》书中写道：她寻的是女奴时代谢幕后女性角色的方式，表达了她深深的渴望，渴望女性能 挣脱历史的、文化的、生理的、心理的、诸般枷锁的桎梏，成为自在的女性优 美地生存。她的作品为我们文学宝库又增添了一批独特的女性形象。给当时的 精神食粮匮乏的读者以一种新鲜的滋味。 对张爱玲的小说作品进行考察，我们能够发现，两性关系，婚嫁迎娶是她 揭示生活底蕴的切入点和主要视角，“欲的自由”和“生的苦闷”是她自己作 品的主旋律，描写的是“香港”和大上海“十里洋场”社会的“现代文明”和 封建文化交织渐变的文化背景下的普通女性，她们的生活、心理、感情寄托着 作家无限的情思。综观她的小说中的女性形象，笔者认为大致可以分为以下五 种形象。 笼中鸟心甘情愿地被囚禁被封闭在家庭的城堡之中，依附于 丈夫或依附于“物质”，以“物质金钱”为第一位作为择爱的目的与标准。失 去了追求自由的勇气和力量，成为了一只又一只“绣在屏风上的鸟”，囚禁在 家庭的牢笼之中。如《倾城之恋》中的白流苏、《留情》中的敦凤、《茉莉香片》中的冯碧落、《沉香屑第一炉香》中的狠毒、残忍的母老虎梁太太等。 “现代婚姻是一种保险，由女人发明的。”③或有意或无意，张爱玲笔下的许 多女人都仿佛如笼中的鹦鹉，从不想高飞，也不尝试高飞，还竭力避免飞翔， 甚至是在笼门大开的时候。 《留情》中的女主角敦凤出身于旧式的家庭，寻找一个能给予她饮食依靠 的男女就是她生活的全部目的。经过冒险的婚姻，这个36岁的寡妇，“完全是为了生活”嫁给了59岁的米先生，在乘车时“和自己的男人挨着肩膀，觉得很平安”，回到可靠的人手中，“很快乐”她以青春、爱情、幸福为代价，换来 了衣食生活的无忧。正如敦凤心里想的“我还不都是为了钱？我照应他，也是 为了我自己的打算，反正我们大家心里明白。”一纸婚书维系着他们之间的物 质利益关系，结婚及再婚之后敦凤的想法是“曾经有过一个时期对杨太太这件 事很感兴趣，现在她本身的情形与以前不同了，已是安然结了婚，对于婚姻外 的关系不由得换了一副严厉的眼光。”这严厉的眼光其实就是在物质第一的基 础上，别无所求。在灰色的老式洋房，阳台上挂着一只大鹦哥，凄厉地呱呱叫
张洁笔下的女性形象 [摘要] 女作家张洁以写作具有女性意识和反映女性问题的作品著称, 张洁的小说作 品倾注了对女性的满腔热忱和深切关注，塑造了诸多栩栩如生的女性形象。张洁作为先觉者，其作品中贯注一气的女性现代意识。张洁为具有中国本土特色的女性主义文学的现代衍进，作出了杰出的具有开拓性的里程碑意义的贡献，也为具有中国特色的女性主义文学理论的建构奠定了扎实的实践基础——这是张洁之于中国女性文学的意义，也是张洁之于中国当代文学的意义。 [关键词] 张洁女性意识女性问题女性形象女性文学 引言 女作家张洁以写作具有女性女性意识和反映女性问题的作品著称，她于1979年发表的第一篇小说《从森林来的孩子》，以清新、流丽的叙述语调而引起注目，她早期的很多作品如《爱，是不能忘记的》、《祖母绿》和《方舟》等，都以女性人物为主人公，写女性感伤、细腻而富于利他精神的恋爱心理，以及单身女性所面临的社会问题。80年代中期以来，张洁的一部分作品有了明显的变化，从诗情的追求转向反诗情，从浪漫诗意转向叙述上夸张的粗鄙化。张洁的一系列小说作品，主要是以塑造女性知识分子的形象为主。 随着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女性文学研究的地位不断提升直至成为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中的一门显学，张洁作为“新时期以来女性文学的旗手” 的地位一再被人提及。近几年出版的几部影响颇大的当代文学史著作便从张洁的文学史地位中凸显出这一点。洪子诚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指出了“张洁作品的‘女性意识’和作为‘女性文学’的先导地位”，
陈思和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也称“张洁那一路富于勇气的探索，事实上成为新时期女性主义文学的先导”，王庆生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修订本)则肯定了张洁后期作品“对开拓女性文学的视野、冲决男权话语有其不可忽视的作用”。 与之相应，从女性主义文学的角度研究张洁，考察其作品中的女性意识极其发展演变是近十年张洁研究的焦点之一。著名的女性批评家戴锦华的《“世纪”的终结:重读张洁》一文以诗意盎然的语言、新颖独特的视角和睿智又深刻的观点成为这一阶段张洁研究中最华美的果实之一。她认为张洁的重要作品序列是“一个女性的话语由想象朝向真实的坠落”，并最终“宣告了所谓来自男性拯救之虚妄”①。荒林认为《爱，是不能忘记的》、《方舟》和《祖母绿》三篇小说“呈现了作家对女性问题思想的连续深人和统一性，表现了作家对女性新的价值确立的强大热情”②。另一位重要的女性批评家徐坤自觉运用西方女性主义文论解读《世界上最疼我的那个人去了》，将其归入对“母系谱系的梳理与母女关系的重新书写”—母女的血缘相续“是‘我们’身体的源泉，亦是‘我们’身体未来归处的指向”。 ①戴锦华:《“世纪”的终结:重读张洁》，《文艺争鸣》1994年第4期。 ②荒林:《女性的自觉与局限—张洁小说知识女性形象》，《福建师范大学学报》潜社版)1995年第2期。 论者并由此判断作者的视线从此又重新回到了对女性自身生命的关注.周哗全面回溯了张洁过去二十年的创作中真爱理想建构与解构的全过程，认为这表达了女性对于平等美好男女关系最为坚执的追求，也形象反映了中国女性自我解放的艰难。梁旭东的《新时期女性小说的崛起与张洁的<方舟>》也是较有分量的一篇研究论文，论者肯定了《方舟》在新时期女性小说崛起之初的先驱意义和启蒙意义，并称这篇小说“已经触摸到女性主义的内核” ③。同时，一些论者也指出张洁女性观中的矛盾、局限、欠缺与偏颇之处。牛玉秋
张爱玲笔下的女性形象分析 以《倾城之恋》、《金锁记》为例 摘要：张爱玲在中国的文学史上无疑是一个惊艳了时光的存在，她的文字、她的旗袍似乎已经牢牢地嵌入了上海的一砖一瓦中，烙进了上海的肌理中。同时在她的文字中也塑造了形形色色的女性形象，这些女性各自有着属于自己的个性。本文将就《倾城之恋》中的白流苏和《金锁记》中的曹七巧为例，进行一个大致的比较分析，以此来增进我们对于张爱玲的了解与认识。 关键词：出身经历性格结局 “一座城市的覆灭，成就了一段无望的爱情。”有多少人因为这样一句话的吸引而去找到《倾城之恋》这本书来看？张爱玲将白流苏与范柳原这两个“自私的人”放到了香港这个繁荣与危机同在的城市，让“自私的女子”与“自私的男子”在这样一个动乱的城市里相互依靠却又相互利用，最后终于互诉衷肠、表白心意，成就了一段传奇，成为了许多男男女女的向往。 而在张爱玲的另一部作品《金锁记》中的主人公曹七巧的故事却让人不怎么喜欢。一个无忧无虑的小姑娘，爱上了一个男人，却偏偏嫁给了他病怏怏的哥哥，做了他的嫂嫂，整日里面对一群善于搬弄是非的妯娌，连丫头也可以肆无忌惮地欺辱她。在这样的处境下，丈夫无法给与她庇佑，心上人也对她避之不及，娘家人只当她是全家的摇钱树，贪婪地频频伸手。于是之后的曹七巧变得相当厉害，斗败了妯娌，拽住了婆家的大权，主宰了儿子女儿的人生，报复了心上人的无情，将其他人的人生变得与自己一般痛苦。最后她的儿子恨她、女儿怨她，心上人远离她，所有的人都对她恭恭敬敬。于是，她成功地引起了读者的厌恶。 白流苏与曹七巧，同为女人，怎么就一个终得圆满，一个孤老终身呢？ 流苏，一个听起来就比其他的七巧之类的名字要美得多的名字，出身世家，虽然家族早已败落，家中也是人丁旺盛，所以通晓人情世故，天真无邪却也不乏心机；曹七巧，麻油店老板的女儿，自小被派到柜台买油，接触到的是最最底层的老百姓，见识到的是最最平凡不过的家长里短，可以说是在人民内部成长起来的好孩子，拥有的是劳动人民特有的淳朴，真正天真质朴。两个人比较起来，似乎是自然成长起来的曹七巧更讨喜一些，“买油西施”，人们如是称呼。
浅析张爱玲小说笔下的女性悲剧 学生：指导老师： 【摘要】张爱玲凭借着她个性化的体悟和独到的笔调，创作出一个个满目疮痍、格调苍凉的故事，故事中活跃着一个又一个女性。这些女性无论怎么挣扎、怎么拼搏、怎么奋斗，最终命运都是一样的苍凉凄美，没有出路。张爱玲的家庭和爱情婚姻带来的人生悲凉感是其作品中女性苍凉命运的表层原因；张爱玲意识到“她的时代”“仓促”，感到“惘惘的威胁”是其作品中女性苍凉命运的深层原因。 【关键词】女性；悲剧；人生；审丑；婚姻 【Abstract】Zhang Ai-ling's with her realization of personalized and unique style, style authoring devastated, bleak stories, active with another woman in the story. How do these women no matter what struggle, strive, struggle, melancholy and poignant of the final destiny is the same, there is no way out. Zhang Ai-ling's love marriage and family life in the sense of desolation is the work of female desolate surface of fate cause; Zhang Ai-ling's realized that "her age", "rush", "feel frustrated feel frustrated by the threat" was bleak destiny of the underlying causes of women in their work. 【Key words】female；tragic；life；ugly；marriage 张爱玲的小说以悲剧故事见长，而“苍凉”是其悲剧叙事风格的内核。她笔下的人物虽然经历各异，但无不演出着一幕幕生存悲剧。她最注重的是女性人物，她笔下的女人们因袭了女性生理、心理的历史陈迹，一代又一代地挣扎、堕落，
在分歧的人生路上，我想不止是沙侣是一个怯生的旅行者，我也一样，或者更甚。不停地徘徊歧路，她还能悄问何处是归程，而我连问的勇气都没有。 从知道有客人来开始，沙侣就开始想起了以前，种种事物开始浮现在眼前，不知现在的她们过得怎样，不知是否她们会看不起现在的自己，一个家庭主妇，为了丈夫和孩子忙得团团转的昔日好友兼姐妹，喜悦和着一丝淡淡的忧愁就这样充斥着沙侣的内心了。 一大早，忙着吩咐佣人打扫，接待事宜等，在客人到来之前的沙侣。忙碌似乎也难以掩饰她的紧张，即使是很熟络的人来。左顾右盼的终于来了，一阵惯有寒暄之后，竟各自不约而同的聊起了关于人生归宿话题的探讨。认为学成归国的玲素姐就像是那光芒闪烁的北辰，为几乎处于黑暗沉沉夜里的我，放来了一丝的光明，为一切的迷路者指引前程。 在谈话中涉及到的三妹妹和姑姑，都和玲素姐一样，是新时代的女性，都有着自己的理想和信念，并一直在为自己的梦想努力。即便说到姑姑因此没有结婚，不免有些遗憾，对之前不该如此轻易放弃结婚的机会多少的懊悔和惋惜。但这并不影响这几个女性对于自己理想的追求，而是更是清楚地认识到了人生在世，拥有婚姻和事业也并不是不可能的事。这样的思想在当时“男为尊，女为卑”的年代来说，无疑是一大突破，敢冒不韪，有着如此清晰且坚定地信念。这与现代社会里的女人也是“半边天”的观点有着异曲同工之妙。虽然小说中的几个女性没有成为今日我们所说的女强人，但也正是在那样的时代一步步才发展之今日的。 在初步了解了庐隐的概况之后，我意识到这篇小说的写作与作者的人生经历有莫大的关系。第一次短暂的婚姻生活让她一时绝望了，婚前婚后的反差之大，使她愕然了，促使她在今后的生活里一直在坚持着自己的写作，尽管还是拿着微薄的工资和稿酬。自由独立的思想使她又一次“重生”了，但这也并不是说庐隐就成了一个独身主义者，不要爱情和婚姻。关于爱情，庐隐自己说：“我自然不会主张恋爱要以金钱地位年貌为条件，可是也不相信是绝对无条件的。”她的条件是什么？精神！她自己对待爱情便是这样的，她说：“在我的生命中，我是第一次看见这样锐利的人物，而我呢，满灵魂的阴翳，都被他的灵光，一扫而空……”这大概就是她从第二段婚姻里得到的精神财富，也是他们相爱的基础。 庐隐的作品大都是写女性的，关于爱情、婚姻的探索。爱情，这个永恒的主题，尽管在古今中外关于此话题的作品数不胜数，但关于人生归宿，这种进步思想还是较为少见的。 读罢此文，我不禁的想起我的归程会在哪？每个人的人生不同，归程的何处也只有我们自己去努力地追寻，至少在尽力之后，不会让自己有所遗憾。最后用庐隐的一首诗作结：云端一白鹤，丰采多绰约。我欲借据缴，笑向云端搏。长吁语白鹤，但去勿复忘。世路苦崎岖，何处容楚狂？
张洁作品中的女性意识 摘要张洁笔下的主要女性是当时社会中的“另类”，而又是“普遍类”，在此，我将从这几个方面解析在张洁小说作品中的女性意识：她们强烈 的事业心，要求独立和解放，争做强者。以及易被忽视的“女性自身 价值”。 关键词张洁的小说女性意识 “男人的雌化和女人的雄化，将是一个不可避免的、世界性的问题”，张洁，她是这样的定义着当时的社会趋向，预言着后来的世界，女人必将强大起来。她作品中的女人们很多都不愿意雄化，却不得不被迫雄化。 在张洁的作品中体现出来的女性意识主要有女性的反抗精神，强烈的事业心，要求独立、解放。 首先，我们可以很明显的看到，张洁的作品中的女性，都是离了婚或是不愿意结婚的女性，而且离了婚的她们也不愿意再婚。她们在一起承受着各种的磨难，追求着自己的事业，无论她们的事业之路有多么的艰辛。如《方舟》中的荆华、柳泉、梁倩，三个离婚后的女人自小学毕业分开后，再次聚到一块儿。她们有着同样地痛苦婚姻，她们同样地离了婚，她们同样的在工作上有着重重困难，但又同样的不懈地为事业奋斗。 在小说《方舟》中，我们可以看到两位热忠于事业的女性：柳泉、梁倩。 柳泉，在工作上一丝不苟，能够把所有的工作都安排的井井有条，在短时间内精准的记住那些外宾的住房，她可以轻松自若地翻译。她是那么的用心的将自己的工作做好，在工作中，她会自然地流露出那种自信，在工作之后的酒宴上，她表现出了那种“知识妇女，在意识到自己的聪明才智时才有的微笑”，可以使“每一个正直的男人肃然起敬的微笑”。这充分的透露着她在强烈的事业心的驱使下，工作上得到肯定后的满足与自信。 梁倩，在电影的拍摄上，精益求精，最求高的艺术造诣，竭尽能力的要想做出高的成就，摆脱父亲的名望的荫庇，她要通过自己独立的奋斗，让世人都看见她的成就，认可她的工作，她的付出，她的工作成绩，她要实现她的信仰：电影
女性形象分析开题报告 开题报告是指开题者对科研课题的一种文字说明材料。这是一种新的应用写作文体，提供了有关女性形象分析开题报告，希望能够切实的帮助到大家。 一、课题论证： （一）国内外研究： 著名女性文学研究者谭正璧先生的《论苏青与张爱玲》，对两位女性作家进行比较，他认为张爱玲是重视人情甚于世情的作家，他重世情因而有后来不能居上的看法，与傅先生看重其对人性情欲的挖掘刚好相左。或许谭先生指出了张氏部分作品内容的某种局限，但评论者自己对作品内容的理解未必是没有局限的。不错，爱情婚姻两性关系是张爱玲观照人生的基本角度，但在她描写的媒妁婚姻、金钱婚姻、高等调情、通奸姘居及其它种种畸型变态的两性纠结中，包含着十分丰富的人性与社会文明的冲突。正是在这一点上，张爱玲超越了一般的海派小说家。对于此方面，谭先生显然注意得不够。 台大中文系教授张健先生主编过一部题为《张爱玲的小说世界》一书，这是其专门研究张爱玲的研究生的论文集。主要包括人物形象分析和艺术分析两大内容，亦有不少新锐敏捷的看法，但感悟多于理论，流畅却欠深透似为该书的共同点。 （二）选题意义： 我之所以选择《浅谈张爱玲笔下的女性形象》这个论题，是因为在阅读了张爱玲的大部分作品后，感受到了在封建家庭和金钱枷锁
禁锢下的那个时代的女性所遭受的身体和灵魂的压迫。张爱玲在从贵族到平民转换的生活经历过程中，深深感受到了女性地位的不平等，她在母亲与姑姑先进思想的影响下，寻求时代女性的归宿，再现时代女性的命运并以自己的经历为基础。本论文对张爱玲作品中的主要女性形象进行了深入分析并通过小说中的女性形象进行社会反思。 二、方案设计： 此论文旨在研究在张爱玲笔下的形形色色的女性形象，通过影响张爱玲创作的几方面因素，将她笔下的女性主要概括为典型的几种类型，以及这些女性形象的特点，从而深刻揭示出在封建家庭和金钱枷锁禁锢下的女性所遭受的身体和灵魂的压迫的悲剧原因。 大纲： （一）1、简要概括张爱玲的生平及其对她作品创作的影响。（家庭因素） 2、东西方文化差异对她作品创作的影响。（文化因素） 3、上海沦陷以及战争经历对她作品创作的影响。（社会因素） （二）张爱玲作品中各种各样的女性形象。 1、插翅难飞的女性，及其这一类女性的特点和代表人物。 2、心灵扭曲的女性，及其这一类女性的特点和代表人物。 3、漂泊不定的女性，及其这一类女性的特点和代表人物。 4、红颜薄命的女性，及其这一类女性的特点和代表人物。 （三）张爱玲创作的出发点及其笔下女性的特点。 （四）通过张爱玲创作的形形色色的女性形象进行社会反思。
收稿日期:2006-04-20 作者简介:王亚娜(1983-),女,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电影学2004级硕士研究生。 男性导演视角中的女性世界 关锦鹏和他的女性三部曲 王亚娜 (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江苏南京210097) 摘要:影片 胭脂扣 、 人在纽约 、 阮玲玉 构成了导演关锦鹏的女性三部曲。在这些影片中,体现了作为一位男性导演对女性主题的深刻的人文化的关注,对女性的欣赏甚至膜拜,同时他还善于运用各种细腻圆熟、精雕细琢的手法对女性的喜怒哀乐进行书写,构成了独特的女性化的话语诉说,为这些女性谱写了属于她们自己的哀歌、悲歌和挽歌。 关键词:女性视角;哀歌;悲歌;挽歌 中图分类号:J9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5365(2006)09-0082-03 电影是一个神奇的东西,一个好的导演就像一个琴手,一个画师。只要轻轻拨一下,抹一笔,你的心弦就震撼了,你的视线就模糊了,于是整个世界缩小在那块幕布上,也放大在那块幕布上。关锦鹏就是这样一个导演,他的风格婉约,手法细腻,当你看到他的影片,就会沉浸在那种唯美当中。他的电影能让我们在细微之间与他共鸣,就像一道轻轻架起的浮桥,搭建在人与社会,少数人与多数人之间。 关锦鹏祖籍广东,1957年出生于香港,成长于传统的中国家庭。父亲早逝,身为长子的他便顺理成章的扮演父亲的角色。但事实上,他无力取代父亲而成为一家之主,在潜意识当中他对女性有种特别敏感的触角。在他的性格当中,阴柔的部分往往要胜于阳刚,这与他成年后构筑自己独特的寓刚于柔的女性电影世界积累了丰厚的经验。 香港电影中一向充满着大男子主义,荧幕上常常血气方刚、砍砍杀杀。女性总是作为配角出现,充当花瓶,真正的女性电影寥寥可数,而其中被香港电影学术界公认为 最虔诚,最用力,成绩最显著的 1 便是关锦 鹏。在香港电影或搞笑或强化暴力与性的感官刺激的大气候下,关锦鹏始终坚持人文的终极关怀。他的作品中充满了阴柔之美,在描绘女性并在女性文化心理刻画上有独见深度的风格特色。女性角色处于叙述的主位,男性永远是女性的配角。(除近作 蓝宇 )自1985年的独立影片 女人心 ,他的作品多为女性题材。痛苦、孤独与无助是关锦鹏爱情世界中对女性的最直接的理解,而悲剧是他为所有爱得纯粹的人设计的共同结局。关锦鹏在他的电影中给予女性角色其应有的人性内容及尊严,她们具有自身独特的生命形态和心理内涵。他给予女性同等于男性的地位,甚至在很大程度上,男性作为一种对立的有些委琐的形象出现,如在 胭脂扣 中片尾已是风烛残年的落魄的十二少。作为男性导演,关锦鹏用男性的视角去观察女性世界,他会发现一些女性自身所未关注的或已习惯到麻木的方面,从某种意义上讲,他比女性更了解女性本身。但同时他并不是一个漠然的窥视者,在他的影片里,投注了对女性角色命运的深深的悲悯 情怀,这些在 阮玲玉 的临终吻别众人, 人在纽约 三人醉酒狂歌纽约街头中都有明显的体现。关锦鹏曾说过: 我得承认自己是男性,但同时亦不能否认自己有许多较女性的感触。以前电影中女性的感触,不多不少是自己的投射。 2 从1985年关锦鹏独立执导的 女人心 开始,他就开始了对女性视角的探索。尽管影片是延续的轻喜剧的通俗剧的模式,关已经显示了自己的特色。在接下来的 地下情 中显示了他对处于社会底层女性人生挣扎及其情感无所归宿的关注,较之上一部的轻喜剧风格,多了一份社会责任的沉重感,对女性的内心世界有了更深一步的挖掘。这两部片子依然处于关锦鹏女性电影探索的不自觉期,里面有很多商业因素。而在随后的 胭脂扣 (1987)、 人在纽约 (1989)、 阮玲玉 (1991)这三部片子可以构成关锦鹏作品的女性三部曲。在此中关锦鹏独辟蹊径,努力探索电影与历史现实的关系以及电影本质的问题,在历史与现实之中找到一条桥梁 诗情画意,充满了人文的终极关怀,这进入了关的女性电影探索的自觉期。关锦鹏一惯以细腻的女性笔调来描述女性的心理,在其影片 胭脂扣 中,他也是遵从原作家李碧华的女性主义及女性话语表达。与其他男性导演不同的是,关常常以女性主义的观点对女性重新定位,其文化视角充满了对父权中心文化的颠覆、消解、和反叛。因此关锦鹏对片中的女性角色投注了更多的悲悯情怀,为展示她们的个性及在这个世界上的尊严及价值,提供了一个更大的舞台。在关锦鹏的电影中,女性是所有故事的集合,是情节的 戏核 ,同时也是影像表述的重点,他运用各种细腻圆熟,精雕细刻的手法对女性的喜怒哀乐进行抒写,构成了独特的女性化的话语诉说。 胭脂扣 (1987):女性命运的一曲哀歌 这部片子是根据香港作家李碧华的同名通俗小说改编而成,在香港上映之后,票房奇佳,盛况空前;同时在艺术上也连获殊荣,在国内国际载誉而归。 胭脂扣 可以说给关锦鹏带来了盛名。就这部影片的题材取向 82 第9期 NO.9 宜宾学院学报 J ournal of Yi bin Universi ty Sep.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