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日前，导演陆川和他的宣传团队公开承认雇佣了“水军”（网络公关）团队来为其电影《王的盛宴》做“口碑维护”。一石激起千层浪，陆川是国内第一位公开承认使用了“水军”的电影导演，这算是捅破了圈内的潜规则。按照陆川与其团队的解释，他们雇佣“水军”也是无奈之举，因为《王的盛宴》在刚刚上映后就遭到了“黑水”（抹黑电影的“水军”）的恶意刷分，比如在时光网、豆瓣网等有影片打分的网站，许多刚注册的用户集中给《王的盛宴》打低分；同时在微博上也出现了大量负面评论，不过这些账号首发、转发的都是同一段针对《王的盛宴》的攻击言论，而且这些账号大都只评价了《王的盛宴》一部电影，也没有任何好友，用意非常明显。
参考评述：其实对国产电影而言，使用“水军”早就是一个公开的秘密。长期以来，由于国产电影大量的粗制滥造，在观众心目中普遍丧失了信誉，所以，“口碑维护”几乎成了国产电影宣传、发行的必备环节之一。应当说，“口碑维护”是当下广告公关业的常备内容，不单电影业，凡是竞争性行业都有这个问题。就国内而言，电影“水军”的规模其实并不大（因为大陆电影业的规模本身就很孱弱），想想前几年QQ大战360，伊利大战蒙牛，其调动的“水军”规模恐怕所有国产电影的“水军”加起来也难以望其项背。
但电影有电影的特殊性，作为一种文化产品，电影基本上没啥“使用价值”，完全由消费者（观众）观影后的体验来决定其消费价值，作为大众文化市场中的快速消费品，一部电影的首日、首周末票房基本就决定了其总体票房走向，而且是一锤子买卖，不可能先看片后买票，买票后不满意也不能退货（除非发生技术事故）。由此，在影响观众购票动机的诸因素中，“口碑”所呈现出的推介作用就至关重要。加之电影的青年文化色彩浓厚，主流消费群体大都是重度的网络使用者，片方看重“网络口碑”对于票房的影响，当然在情理之中。
公关宣传的重要性，全世界的电影从业者都心知肚明，好莱坞也一样。2009年的奥斯卡最佳影片《拆弹部队》，就爆出过制片人给奥斯卡投票人发邮件拉票并攻击竞争对手《阿凡达》的丑闻，按照国内的说法，这位制片人的做法就是十足的“黑水”。
纵观世界电影史，利用各种宣传工具来为电影做推广乃是常态，不过各种宣传手段都应符合法律规定，且不违背道德底线。但从国内的情形来看，恶意抹黑竞争对手的现象屡见不鲜；坦率地说，如果你熟悉网络购物的话，其实你会发现电商对于“水军”的使用，有过之而无不及。
陆川和片方宣称，不恶意抹黑竞争对手是他们雇佣“水军”的底线，这也算触到了国内电影“水军”的痛处。很多片方都有过打压竞争对手雇佣“黑水”的行径，去年《关云长》、《战国》联合悬赏缉拿“黑水”，言犹在耳。
不过所谓的“网络口碑”对电影票房的直接影响，其实大可商榷。一部电影的票房，归根到底还是由电影自身来决定的，同期上映的《少年派的奇幻漂流》票房逆势增长就是明证，这几年的《叶问》、《失恋33天》其实都呈现过类似的票房表现。再者，很多电影的“网络口碑”惨不忍睹，照样赚得盆满钵满；而许多“口碑爆棚”的电影，票房也惨败而归。
有趣的是，《王的盛宴》、《一九四二》在上映之前，都遭遇了众多网友的恶意低分抹黑，许多网友把他们对导演个人的不满也发泄到了影片上，使得两部并未上映的国产影片在网上呈现出空前的“低口碑”态势，如此局面耐人寻味。
2、一则《招商银行济南校园招聘爆出“拼爹门”》的帖子称“12日下午招商银行官网可下载区的面试名单上，最后一栏居然出现“备注”，内容赫然写着某某行长亲戚关系、局某领导关系、客户关系！”招商银行总行进行了回应，称“已向济南分行派驻工作组，核实相关情况。如有违规行为，将严肃处理。”（12月17日新华网）
参考评述：赤裸裸的关系链在挑战着世人的底线，还有多少“拼爹备注”不为人知？诚信二字何在？综观国内公务员、事业单位、央企招聘，似乎找关系已成为公开的秘密，这种拼关系的泛滥，对于人们心中公平感的破坏杀伤力是极大的，对于人才的流失和市场的扭曲更是不可估量的损失。
“招商拼爹门”只是招聘黑幕中的冰山一角，还有更多隐藏在深处的拼爹招聘在进行，致使整个社会
整体诚信度再逐步变低，“爱拼才会赢”是自欺欺人之举必须及时悬崖勒马。同时，相关法律法规应对“潜规则”加以整治，用机制来堵住漏洞，一旦发现严惩不贷。也希望招商银行能借此事进一步自省，重塑自身良好形象。
每一起事件，我们都可以看到权力的影子。当“拼爹”成为录用原则的时候，这样的招聘必将失信于民。“拼爹”事件一次次撕裂着社会的道德情感，是公平正义低下的表现。官二代、富二代不断撩拨着社会的敏感神经，没有背景、没有关系的贫二代，则成为时代的弃儿，如果一个社会的政治精英和经济精英都不讲公平正义了，那这个社会还有何正义可言呢？显而易见，这是整个社会风气的问题，当社会的整体诚信度很低、廉洁度不高，这个东西是很难避免和杜绝的。所以我们才呼唤权利公平、机会公平和规则公平，让个人可以通过后天努力改变自己的命运。任由“拼爹”之风蔓延扩散，只会助长利益固化、社会板结。
这种裙带关系的“家族式亲友团”应聘一方面反映出了中国就业压力巨大，另一反面也反映了中国社会的变态和腐败深入骨髓。从知识改变命运到“干爹”改变命运再到“拼爹”决定命运，平民子弟靠自身奋斗咸鱼翻身的希望日益渺茫。
拼爹门其实上已经成为一种潜规则，也是官二代的一种特权，国企招聘的时候都是这样，没有好爹学习再好也没用。如今拼爹似乎成了唯一或者必须的发展途径，这就让人扼腕了。这样的风气，让平常百姓看不到希望，这是最可怕的。
3、凭着世界第一的网民数量和增长最快的网络经济，中国已成为“网络大国”。而与此同时，由于法律的不完善，网络成为侵害公民名誉权、隐私权、肖像权等合法权益的集散地。所以，完善网络立法可谓十分迫切，而这种立法，保护公民权益是核心。
参考评论：网络热点，每天层出不穷。有感人的正能量：环卫工人扫雪后为老伴暖手。也有扰人的负效应：“末日谣言”持续传播，造成不小恐慌。
这就是互联网的常态。在正面、积极、健康的信息洪流中，也有谣言、欺诈、诽谤等等混杂其间，对其听之任之，势必威胁公众安全，损害老百姓利益，带来严重的社会危害。
网络是公共空间，养成公序良俗，需要网民共同努力。然而在5.38亿网民、10亿多手机用户组成的巨大网络平台上，仅靠自律显然很难做到规范有序。网络不仅需要“自我净化”，也需要他律机制，厘定行为边界，依法加以监管。管住不负责任的谣言，管住个人信息的泄露，防止和打击从色情到诈骗的数字化犯罪，是很有必要的。
美国1977年就为计算机系统立法，日本实行网络间接实名制，德国屏蔽不合法网页内容……互联网要向前发展，法律必须如影随形地跟进。多一些独立思考、理性判断，少一点冲动偏激、轻信盲从，是网民的责任；而在提供良好服务中依法监管，则是政府的责任。社会各方面共同努力，我们的网络才能更文明、更健康、更安全。
无论是网络发展速度还是规模，我国已居世界领先地位。互联网便利了人们的沟通，改变着人们的工作和生活方式，但由于法律和监管的缺失，网络也给人们带来尴尬，甚至造成伤害。
一个突出的问题是，网络公民个人信息安全得不到保障。从媒体披露的一些典型案例看，批量买卖和泄露公民个人信息，已成为电信诈骗、网络诈骗以及滋扰型“软暴力”等新型犯罪的根源，由于信息泄露还造成一些团伙与绑架、敲诈勒索、暴力追债等黑恶犯罪合流，严重威胁到社会稳定。人民群众对此深恶痛绝，强烈要求加大治理和打击的力度。
在信息时代，网络信息安全与否，不仅涉及公民个人信息安全，更是事关法律尊严、社会稳定的大事。依法保障公众网络权益，打击网络违法犯罪行为，营造健康的网络环境，需要立法、执法、监管等各个环节形成合力。既需要有完备的相关法律法规，做到有法可依，也需要执法部门做到执法必严，还需要所有与互联网相关行业的自律。同时，要在全社会普及个人信息安全的观念，切实提高全民的信息安全意识。
目前，我国互联网发展正面临严峻的形势。一方面，虽然涉及互联网信息安全的法律法规很多，在金融、
医疗等重要行业也有部分针对个人信息保护的法律法规，但立法等级都不高，相关规定的条款过于分散交叉，针对性和操作性不强，网络违法犯罪分子轻易地逍遥法外。另一方面，越来越多的违法犯罪分子盯上了互联网。今天的互联网早已不是虚拟空间，它与现实世界的联系非常紧密。相对于传统安全问题，互联网技术的快速发展，使得信息安全问题隐蔽性更强，已有的法律法规更容易“过时”。法制建设滞后与互联网高速发展已成为一对突出矛盾。在此背景下，围绕着维护网络安全、防治网络犯罪、规范网络秩序等方面的高等级立法工作亟待加速推进。
4、12月20日晚，漯河市普降大雪，气温降至零下8摄氏度。漯河市民政、公安、卫生系统人员对街头流浪人员开展紧急救助，在救助中，带队的漯河市民政局长戴友良单膝跪地俯下身子劝说老人，原本拒绝救助的老人终于被感动，随后被抬上救助车拉到漯河市第六人民医院妥善安置。（《大河报》12月22日)
参考评论：进入严寒冬季，流浪者暴死街头的新闻不时传来，先是毕节5名流浪儿童在垃圾箱内生火取暖中毒身亡，后有郑州相继发生农民工和走失人员大桥下死亡的事件。街头流浪者的命运受到空前关注，各地对流浪者救助力度明显加大。而与往年相同的是，在各地的救助行动中，流浪者拒绝救助仍然是常见现象，例如这位漯河被救老人，因为坚拒救助，一度救助人员差点放弃，后经过反复劝说，局长亲自上阵，才得以说服。
流浪者拒绝救助，原因很复杂。但无论如何，我们都不应苛责流浪乞讨者，毕竟他们长期生活于底层，受尽了歧视与冷漠，对外界防范心理较重乃人之常情。而且他们拒绝救助，也未必是盲目的，也许在长期与相关部门打交道的过程中，一些政府公务人员的言行给他们造成了伤害和磨难，导致他们对官方救助怀有偏见。
所以，我们不该怪流浪乞讨者固执，而该因此更对他们多一些同情和理解。而关于此事，最应反思检讨的，那些参与救助的部门和工作人员，他们需要扪心自问：在对每个流浪者的救助中，没有拿出足够的诚意、善意和耐心？如果救助人员都有“局长跪劝流浪者”这样的谦卑姿态，是否能最大程度地消除流浪者不信任心理？
“局长跪劝流浪者”，有网友说这是作秀。其实，即便是作秀，这样的“秀”不妨多一些。我们现在的街头救助，往往是居高临下式的，缺乏平等、缺乏尊重，在一些地方，收容遣送时代遗留的粗暴思维依然残存，这样的救助，怎可能获得流浪者的认同？所以，改变姿态，把公务人员拉低到与流浪者同样的高度，平等地沟通，给对方以最大尊重，这需要成为救助者最基本的素质要求。
今天，北京迎来今冬最冷一天，最低气温刷新近十年同期极值，在全国其他城市，严寒天气也在升级。可以预料，各地组织参与街头救助的人员规模，将进一步加大。为此，我想在这里提个醒，加大救助规模，也要提高救助的“温度”，街头救助需要用“心”对待流浪乞讨者，不轻言放弃，希望更多地方的官员和救助人员，都能拿出“局长跪劝流浪者”的诚意和耐心，真正尽到救助流浪者的责任，如此才能让流浪乞讨者感受到温暖，减少“拒绝救助”的遗憾，避免流浪者倒毙街头的悲剧再次发生。
5、短短两个月来，重庆市长寿区农妇张芳经历了人生中的大喜大悲：31岁的她欣喜地生下了镁棋，但不幸的是娃娃却很快被检查出是两性畸形；更让她难过的是，丈夫雷嵩因嫌弃镁棋，在孩子生下仅37天，就决然地与她离婚了。
参考评论：我想告诉雷嵩，他们的孩子根本就不是“怪物”，相反如同其他孩子一样，是上天送给他们的珍贵礼物，不仅同其他孩子一样正常，而且有可能是一名聪明可爱的人才。
事实上，在两性畸形中，大多数为假两性畸形，包括男性假两性畸形和女性假两性畸形两种。在假两性畸形中，男性假两性畸形最为常见。假两性畸形更容易通过医疗手段，如手术治疗消除畸形，恢复其本来的真实性别。这可以在随后的生长发育中以性腺为标准，若是体内有睾丸的，可以恢复其男性性别；若是体内有卵巢的，可以恢复其女儿身。
即便是真两性畸形，也可以根据孩子成长时的家庭和社会环境的影响，尊重孩子的意愿和心理感受，为其做手术矫治，成为或是男或是女的单一性别。更何况今天很多并非是两性畸形的人都可以通过手术进行变性。
所以，任何孩子都不是怪物，而是爱的结晶和上天送予的珍贵礼物。她（他）活着，父母应爱她（他）、抚养她（他），她（他）死后父母要怀念她（他）。如果雷嵩和类似雷嵩的人认为自己有残疾的孩子是怪物，那么，他们的心灵才长了怪物。
6、20日，社科院发布的2012年公共服务蓝皮书显示，打车难成为普遍问题，53.77％的人打车需要等10分钟以上。
参考评论：为什么会出现“打车难”？宏观而言，出租车的供给无法满足需求。拿北京来说，常住人口年年上涨，而出租车数量一直维持在6.7万辆上下，总体上供不应求，不出现“打车难”才怪。
供求失衡的背后是出租车的准入门槛问题。由于实行特许经营，出租车数量并非取决于市场需求，而取决于发出的经营牌照数量。管理部门对出租车牌照的严格管控，导致了需求青云直上、供给原地踏步的总体失衡。
供求之间还存在“时间错位”。越是早晚高峰，越是难打车。人们通常认为，这是因为打车的人太多造成的。而事实是，很多司机在这个时间段拒绝拉活儿。在北京一些加油站，高峰时段故意“趴窝”的出租车常常排成长龙。高需求为何没能带动供给井喷？这反映出的是出租车的定价机制和利益分配等深层次问题。
政府部门审批、公司承包运作，这样的模式，本意是加强出租车市场管理。但在实际运作中，由于出租车公司垄断经营，特许经营费演变成价格不菲的“份儿钱”，辗转摊到了司机身上。加上油补增加远远跟不上油价上涨，运营价格无法随着市场稀缺而上涨，这些因素使得出租车行业“活难干，钱难挣”。到了高峰时段，道路拥堵、油耗上升，司机自然就没有了运营的动力。黑车横行、挑客拒载、恶劣天气打车难，很多问题的出现都缘于此。
可见，“打车难”，实际上是两个问题，一个是政府与市场关系问题，政府角色应该如何定位，是否应逐步放宽出租车准入门槛，引入市场竞争机制？一个是出租车公司与司机的利益分配问题，关系到出租车公司的经营模式，如何寻求公平的利益分配机制，保证出租车司机的积极性？
破解打车难，其他国家或地区的一些做法值得借鉴。在法国，公司经营模式下，司机有薪酬司机、公司司机和股份司机三种不同模式；美国纽约的运营模式分为个体经营和公司经营两种；香港特区政府推行配额拍卖出租车牌照的制度，但个人可以参与拍卖，避免少数公司垄断。背后的基本思路，是减少市场管制，更多借助“看不见的手”来调节。
政府完全放手，可能出现车辆激增、无序竞争甚至欺客宰客的情况，这种选择并不足取。但寻找更加符合市场规律的管理方式，政府部门大有可为。比如，在适当放松管制的前提下，建立优胜劣汰机制，做到用制度管事管人。比如，成立专门机构，负责日常管理、投诉受理等工作。这更能体现服务型政府的要求。打车难，下决心解决的话，还是可以有所作为的。遵循市场规律，理顺利益分配关系，正是其中关键。
7、12月19日，贵州毕节的多个垃圾箱因喷12字警示标语——“严禁人畜入内，违者责任自负”，引发网民热议。标语落款是“七星关区何官屯镇人民政府”。当日，区政府就不当标语展开调查，何官屯镇镇长在微博道歉。
参考评论：亡羊之后，当思补牢。5名流浪儿童的非正常死亡，虽是个案，但投射出现实治理的某些缺角。按理说，悲剧过后，认真反思、汲取教训，应是公共部门自觉性的责任践履。“祸患常积于忽微”，填补责任空格，延伸关怀触角，才是对亡童的告慰，才能避免重蹈覆辙。
只可惜，在垃圾箱喷冷血警示语之举，非但难言“善后”，反而以卸责作法，构成了对民众悲悯心的第二次伤害。如果说，在悲剧后，毕节当地启动对流浪儿的救助，是种事后纠错，尚能体现出弥补诚意，那么喷
不当标语，无疑与这反思的思维向度背道而驰。
“严禁人畜入内，违者责任自负”，仅从字面看来，就不难读出冷漠意味：首先，“人畜”并列，若作负面解读，俨然跟“××与狗不得入内”式表述如出一辙。新华社就发表微评《把人当畜牲的干部是什么》，质问道：把流浪者跟牲畜并列，内心要多么寒冷、黑暗，才能说出这样的昏话？
更为重要的是，把“禁入垃圾箱”当成规避悲剧的药方，是归因上的混乱，是反思毫无深度的表露。亡童之悲，固然因发生地在脏乱的“垃圾箱”，而增添了悲怆色彩；表面上看，是垃圾箱的偏狭，加剧了“生火中毒”的可能，可归根结底，其罪魁祸首无关垃圾箱。对入垃圾箱避寒“设防”，也是本末倒置。试想，就算垃圾箱不准进，流浪者就不能钻进桥洞？
纾解流浪者的生存困境，重在救济，须给他们温暖的庇身之所。否则，就算把垃圾箱、桥洞等全“戒严”了，也无济于事，甚至会让事态恶化，将其逼得无喘息之地。只有将他们纳入到保障网络中，尤其是岁暮寒冬，以制度温情为其送暖，既着眼于常态化救济的完善，也注重在“最后一米”的紧急救助，才能消解他们的生存隐忧。
8、日前，央视对山东多地养鸡场调查发现，为使白羽鸡“速生”，一些养殖户违规喂食抗生素、违禁药。为减少白羽鸡死亡数量，个别养鸡场喂药达20多种，其中18种是抗生素类药物。而屠宰企业接收时几乎不检验检疫。（《新闻晨报》12月19日）
参考评论：原来，激素鸡的梦魇并非公众臆想，“速生鸡”40天长到5斤的神话，缘于在饲料中添加地塞米松等激素类药物；禁止兽用的抗病毒药品被疯狂使用，以至于一些病菌产生耐药性，越来越多的鸡死亡。只有退潮时才知道谁在裸泳。面对速生鸡等于激素鸡的铮铮事实，曾信誓旦旦自证清白的企业理应感到脸红。继违规使用抗生素和激素之后，对问题的故意隐瞒和欺骗无异于对消费者的第二次伤害。不过，趋利避害是资本的本能，置于风口浪尖的企业如此危机公关，虽然让人气愤，也在情理之中。相比之下，更应脸红的是监管部门。
在山西遭遇速生鸡风波之后，作为白羽鸡养殖大省的山东，似乎唯恐“城门失火，殃及池鱼”，山东省畜牧兽医局专门召开座谈会，得出的结论是消费者对激素鸡的担忧，只是对现代畜牧生产方式不了解导致的误解。会上，更有专家笑言，激素鸡、激素猪只是一个传说。怎奈仅仅数日之后，山东速生鸡也被曝光，令专家的笑言成为坊间笑谈。
无独有偶，此前山西省农业厅对外公布“速成鸡”检测结果均“符合国家标准”后，就有媒体及公众纷纷质疑此“调查结果”。业内人士指出，农业部的规定中，涉及鸡的残留物检测一共有8种，但山西此次检测却只针对其中4种。速成鸡体内的抗生素残留物，到底是哪些、含量多少，调查结果也是语焉不详。
和昔日的“健美猪”一样，“激素鸡”再次见证了养殖、贩运、屠宰、销售等监管环节的集体沦陷。由屠宰企业的检测人员编造养殖记录，就能顺利通过检疫检验上餐桌。在一些地方，甚至只要花钱就能买到动物检疫合格证明……面对这些问题，监管部门非但没有反省自新亡羊补牢，反而是文过饰非粉饰太平。
在信息化社会，媒体和公众监督无处不在，速生鸡潜规则的曝光，最终让一些自作聪明者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与其错上加错弄巧成拙，不如正视问题，亡羊补牢。当下，有关部门应深入调查，依法严处，将更多真相向社会公布，接受公众监督。即使这样做可能导致巨大的行政成本和养殖行业的重新洗牌，但从保证公共食品安全这一基本原则出发，这不仅是值得的，也是提升公众对食品安全信任度的唯一办法。
9、近日，网上“修正液3分钟毒死小白鼠”的实验视频引发热议。为验证真伪，新京报记者随机购买四种修正液、两种修正带，经专业人员检测显示，4种修正液均检出三氯乙烷，且苯含量都超标严重，连“无苯配方”的修正液也超标近4倍。而修正带中也检出甲醛，具有潜在放射性的锆和铌物质也让6种样品更添些许隐患。（《新京报》12月20日）
参考评论：实际上，修正液中苯含量超标，已经是个老问题了。在深圳市2007年的学生文具抽查检验中，
部分文具的有机溶剂苯含量超过标准规定的20～30倍。在长春市2011年的学生用品质检中，总不合格率达到10%，修正液中苯含量超标便是主要问题之一。修正液，这个学生常备的学习用具，其安全现状可谓完全失控。
在发达国家，学生用品多实行安全标志制度，如美国“艺术与创造性材料学会”对儿童美术用品的无毒认证。但在我国，违反国标的低劣产品仍大量充斥市场。按说，2008年出台的强制性国标《学生用品的安全通用要求》，已经对修正液等涂改制品做出了严格的限定。但显然，有些地方，“不符合技术规范和安全标准的学生用品，将不得在市场上销售”已成了一句空话。
为什么要对学生用品特别关心？因为不同于成年人，谁都无法预知孩童会怎样对待手中的文具。比如国家标准中，笔帽上需要有一条至少6.8平方毫米的空气通道。这个规定很“现实”，就是为了防止孩子无意把笔帽吃下去后，而阻塞气管，笔帽留有通气道，便可以减少窒息的危险。同理，修正液这种可能与学生手部、面部、眼睛、口鼻等多个部位接触的文具，无论怎样考虑其潜在的风险性，都是不过分的。
要知道，酒鬼酒的塑化剂成分DBP也不过是超标了2.6倍，便瞬间成为了众矢之的。如今孩子们手中的修正液超标多达近7倍，在封闭的教室中难免不会有慢性苯中毒的风险，难道未成年人的身体健康，还不如“酒鬼”们重要
10、一块“湖南邵阳市霸气广告牌”昨日引来网友关注，该标语牌称：“谁不加快发展，谁就是邵阳历史的千古罪人！谁不加快发展，谁就是邵阳人民的不孝子孙！谁不加快发展，谁就是邵阳今天的混世魔王！”（12月19日《南方日报》）
参考评论：无论是从排比句式，还是“吓人”的气势，这样的广告标语都为“中国式标语”家族添了新丁。即便有当地网友感叹“邵阳看样子是打算真正地发展了”，但如此霸气的广告牌，还是会令围观者五味杂陈。事实上，类似这种在外界看来雷人的语言，在很多个性官员口中都有出现，甚至还一度成为某些官员的标签。在现实中，由于语气之强，它可能会比“条条框框”式指示要有效得多。这种“个人指示”的流行，不得不让人怀疑，正常工作的推动要靠“放狠话”，才能真正有所建树？所以说，这块招牌与其说是给当地官员和市民看的，不如说是当地政府向投资商宣誓发展决心的一种展示。如果联系到一些地方为了招商引资而“不惜一切代价”的作风，这种霸气标语也就见怪不怪了。
需要看到的是，这种以广告牌标示出来的“雷句”，往往只能是昙花一现的语言暴力。既难以落实，而陷入“形式主义”窠臼，又造成一种“吓人”的气氛，最后往往使得“发展”变为空话。毕竟，语言往往是行动的表象。到底什么是发展？又怎样加快发展？标语并未说明，而只是给出了威严的“后果”。这样一来，“发展”最后就可能变成，下级官员揣摩领导意图而进行的“盲干”、“乱干”。
说到底，这些极具“中国式标语”元素的霸气广告牌，是另一种“空谈”。它可以是官员个人权威的物化和放大，也可以是为了某个看得见的政绩而出的“狠招”，但与科学发展的实质并无直接关联。
11、12月14日，犯罪嫌疑人闵拥军闯入河南光山县陈棚村完全小学，砍伤23名小学生。同一天，大洋彼岸美国发生一起更为惨烈的校园枪击案，20名儿童遇难。这似乎可以说明，校园安全在很多国家都是一个难题。但是不管问题有多大的普遍性，难度有多高，都丝毫不能减轻我们对孩子的罪责与愧疚。据当地官方消息，河南警方初步认定行凶者受“世界末日”谣言影响持刀伤人。时下各地都在打击“世界末日”谣言传播者，光山学生被砍事件让谣言重罪加身，相信各地打击谣言传播会更加用力。
参考评论：我认为，在光山县校园凶杀案中，“世界末日”谣言的影响不能被过分放大，否则事件的性质认定可能会偏离方向，对责任的确认可能会避重就轻，用孩子们的血换来的教训，可能会大大贬值。
任何一起案件的发生，都具有偶然性。美国枪击案凶犯亚当.兰札进入校园时，门口就停着一辆巡逻的警车，但因为学校职员认识他，便没有加以问询，酿成大错。可以说，再严密的防范也不能绝对消除危害，百密难免一疏。但社会在预防时，必须尽可能把各种漏洞都预想到，哪怕是万分之一的可能，也不能有半点懈
怠之心，这是社会为保护生命安全、特别是保护弱者安全必须付出的成本。毕竟，生命价值高于一切。
光山县校园凶杀案的发生，暴露了学校安保方面的严重问题。学校只配有一名保安，事发时保安也没有发挥任何作用。而据家长介绍，该校保安竟然不是全职，学校大门经常大开着，校外人可随意走进大门。这已不是什么漏洞，而是毫无防范，难怪行凶者可轻易进入学校、冲上三楼而毫无阻挡。这样的校园安保状况显然不是个别现象，事实上，光山县在近一年内就连续出现3起校园惨案。
对于校园安保，教育部、公安部曾经发文，要求每个学校配备专职的保安人员。很明显，这一要求在光山县没有发挥作用。经费不足是常听到的理由。在不发达的农村地区，财政花钱的确有些受限，但再困难，为学校聘两个专职保安的能力不至于没有。说到底，还是校园安全这根弦绷得不紧。因为群伤学生案件发生率毕竟不是很高，有些地方负责人错误估计辖区安全形势，因而产生了侥幸心理。
校园安保与整个社会的公共安全水平分不开。嫌疑人闵拥军是精神病人，当地村民反映，他有20多年的癫痫病史。医学研究表明，癫痫病会在发作多年后出现攻击行为，有社会危害性。公安部也曾要求各地开展重性精神病人排查。但闵拥军没有受到任何管控。当然，社会公共安全水平的提高不是一朝一夕的事，要以整个社会的经济发展和文明进步为前提，而校园安全却等不得，所以，必须重点把校园安全抓实。
而据媒体报道，光山县发生这么大的惨剧后，其他的学校安保却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距出事学校不远的另一所小学，大门虽然紧锁，其中的一道小门却可以自由进入。这不能不让人揪心，安保意识这么差，学生的安全靠什么保证？
希望23个孩子的血不白流，希望悲剧能换来学校安保水平的普遍提高。所以，职能部门应立即推动校园安保措施的完善。比如，严格检查学校安保人员是否落实，严查中央财政下拨专项资金是否用到学校安保上，是否存在克扣行为。特别是对不发达农村地区要重点检查，防止农村城市不一样，避免出现安保盲区；应规定各级政府将校园安保费用列入预算，专款专用；要对学校安保提出规范，保证安保人员素质过关、责任到位，避免出现聘人唯亲、职位形同虚设等现象。
12、据报道，近日中山大学校内一餐厅在办理《餐饮服务许可证》时，被要求出示其法人代表中山大学校长本人的计划生育证明，而卫生部颁布的《餐饮服务卫生管理办法》则未要求办理该证时须提供负责人的计生证明。对此，番禺区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有关负责人表示，这是“为配合番禺区当地计生局工作的需要”。
参考评论：不久前，国家计生委下发通知要求解决“计生办证难”，现在“难度”还未得到切实解决，又爆出计生证明“高附加值”的新闻，无疑让这一问题更加引人注目。
餐饮服务许可，和餐厅法人是否违反计划生育政策毫无关系，当地做此“捆绑”，既有悖常理，也涉嫌违反行政许可法。
一段时间以来，包括“准生证”在内的一些“计生政策”，遭到的批评很多。原因即在于，这些证明不仅办起来耗时漫长、程序繁琐，而且现实中和太多东西做了捆绑，比如一些地方没准生证办不了个人生育保险，母亲不上环就不给孩子落户，没有相关计生证明孩子不能入学等。现在的“办餐馆要计生证明”，则以一种更加荒诞的方式提醒：计生政策在执行过程当中究竟异化到了什么程度，甚至变成了侵犯民众权益的工具，理应进行清理。
在一些地方，“计生证明”正在变成一个“筐”，只要是一些地方公权力部门想做的，都可以往里装。因为计生是国策，捆绑相关公共服务或者行政许可时，往往更加无所顾忌。而“计生政策”承载的社会服务越多，其功能性就越强，相关操作部门的权力空间就越大，而这种因公共服务的无限捆绑带来的部门权力的膨胀，不仅于法无依，还缺乏有效的约束机制。
需要提醒的是，计生的国策固然重要，但在落实的时候，也不能无视法律法规，凌驾于法人单位或公民的基本权益之上。否则，在其他政府部门的“配合”下，计生部门表面上看是较好地控制了人口生育率，实则设置了若干人为的障碍，是以民众的权益牺牲为代价的。这显然有违计生政策的初衷。
因而，连开餐馆都捆绑上“计生证明”，不过是打着“计生”的幌子，进行行政乱作为。根治这种计生乱象，需要通过澄清和清理“计生证明”的“捆绑”乱象，彻查行政乱作为，让计生的归计生，卫生的归卫生，餐饮
的归餐饮，各行其道，各守其规，还公共服务以本来面目。
13、12月14日晚，央视6套播出电影《V字别动队》。这部曾经一度禁播的电影自上映以来首次在大陆公映，该片中的经典台词如“艺术家用谎言道出真相，政客用谎言掩盖真相”等，在网上广为议论。网友惊讶于央视会播放该片，更直呼央视越来越好看了。（《东方今报》12月17日）
《V字别动队》原名“V字仇杀队”，讲述一个关于战争、毁灭、无政府主义、法西斯的故事。故事假定德国赢得第二次世界大战，英国沦为法西斯国家，人民生活在没有政治和人身自由的境况下。一个叫“V”的保安员在街上悄悄奔走，试图唤醒人们的反抗意识，把英国从法西斯魔掌下解救出来，几乎就是一个人挑战一个国家机器。
参考评论：据说，许多国家在六年前之所以禁播该片，是因为它除了虚构的极权恐怖之外，V的反抗方式仍然是恐怖主义的。如此说来，当初被禁也是情有可原。我国电影引进审查制度，长期以来带有行政管理性质，存在较多“雷区”和“禁区”，虽然引进片数量在增多，仍集中在主流商业大片上，以场面大、视觉效果强烈、节奏快的娱乐性影片为主，对血腥、暴力以及民主、自由等敏感题材，自会拒之于国门之外。这是把握社会舆论导向的必要之举。
此番，被美国《时代》周刊评为“好莱坞制作的最怪异的电影”的《V字别动队》，在央视“解禁”，前所未有的“一刀未剪”，真的让人大感惊喜。这是否表明我国对引进片的审查尺度正在不断放宽，对所谓的敏感题材影片有了更大的宽容度，恐怕尚需观察。不过，它至少表明了管理部门的思想越越来开明。
在为其开明喝彩的同时，笔者期待，包含引进片在内的电影审查制度应越来越宽松，引进多元化的影片，给观众更多的选择。早有论者指出，“没有开放的心态，没有宽松的氛围，就不会有文化的繁荣”。确实如此，时代在变，人的思想在变，整个社会都在变，影视剧早已不是民众接受思想洗礼的唯一途径，引进片的意识形态功能也不必再像以前那样被无限地放大。
据报道，近日，导演谢飞就在微博呼吁以电影分级制代替电影审查。他认为，各种文学艺术种类应该被平等对待，专门为电影设立审查制度是制约文化娱乐市场繁荣、扼杀艺术思想探索、浪费行政管理资源的陈规陋习，应将此改为“法律制约、行政监督、行业自治、自律的电影分级制”。这个问题应该得到正视和推进。
14、先是告知公众“塑化剂安全”、“三聚氰胺无毒”，然后又为自己“对公众造成了误导”道歉，北大教授李可基最近站在了舆论的风口浪尖上。
参考评论：作为专家抛出“不当言论”而饱受抨击的，李可基并非第一人。去年，董藩就以“到40岁时，没有4000万身家不要来见我，也不要说是我的学生”的言论被戏称为“4000万教授”。诸如此类例子，不得不引发我们的思考：专家应该怎样出现在公众面前？尤其是在面对一些备受社会公众关注的热点事件时，以何种身份、何种立场、何种观点与公众交流？
借助微博的力量，一句不当的言论、一个出位的观点很有可能迅速被传播出去，造成难以挽回的影响，此事即如此。尽管有人声称：对于科学问题，我们首先应该关注其对不对，而不是该不该为企业站台。然而，作为专家，如果立场有问题，其所发表言论的真实性就将大打折扣。
当下，许多人都想“博出位”。许多专家也不顾社会潮流，故意发表一些奇谈怪论，以此提高自己的影响力。在这些语出无状甚至逻辑混乱的言论背后，反映了一个浮躁、虚妄的社会心理。尽管不排除有些专家由于不善表达、沟通导致社会认知差异，但确实有人为了名和利，一个劲地为商业和权贵“代言”，丝毫不顾及社会影响和公众感受。
作为一名专家，应该具有一定的行为规范，知道什么该说什么不该说，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无论是从科学的角度还是自身的发展，最适合科学家出现的场合应是实验室或者研讨会，而非企业的公关舞台。当科学家与公关场合、企业联系在一起时，势必会触发公众无穷的想象力。一方面，“吃人嘴软，拿人手短”，
容易在商业和经济面前失去心智，发表一些违心的观点。另一方面，即便其研究有理有据，所言亦非虚，在如此场合说出来的话也难免遭受质疑。
一个应该被重申的常识是：科学是伦理的基础，而伦理是科学的目标。基于此，科学家应该具有一定的社会责任感和道德要求。当为数众多的婴儿因为吃了含有三聚氰胺的奶粉而罹患结石，当数百家台湾企业因为含有塑化剂而被停业整顿，“两种物质有毒”已经在科学界和社会上达成共识。在三聚氰胺对公众造成的阴影尚未消除，塑化剂带来的影响还在延续时，李可基教授就认为三聚氰胺和塑化剂无毒无害，显然是在挑战公众的承受底线。这种不顾及常识、逆社会潮流的做法是有违伦理、有悖科学的，被舆论认为谋取私利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科学家也好，教授也罢，本应是社会的标杆，而在现实中许多专家却被称为“砖家”，固然有公众认知与科学实际有偏差的问题，更多的原因恐怕还在于他们的出言不当。这样的后果，除了专家越来越得不到公众的认可外，层出不穷的怪异言论往往对社会造成更大的撕裂。一方面我们要不断提高公众的科学素养，另一方面，专家们更应顺社会潮流而“发声”，并提高与公众的沟通技巧。目前来看，任重道远。
15、双脚残疾，长期无法直立行走的前国际马拉松选手郭萍，宣称甩卖自己获得的16块马拉松奖牌，以维持生计，对畸形的双脚开始治疗。不是走投无路，谁也不会出卖运动灵魂。
参考评论：郭萍的寥落，是无视科学训练规律的后果。国家体育总局曾经提出“从严、从重、从实战出发，大运动量”的训练原则，前提是必须遵循科学规律。但是，在唯成绩论的原则下，很多项目的教练采取了“魔鬼训练法”，无视科学训练原则，一味强调从严、从重、大运动量，让运动员挑战甚至超越人类极限。
这种魔鬼训练，忽视了不同年龄段青少年的训练要求，没有科学的预防、保护、恢复、调整、理疗保障体系，让运动员的小病成灾，大病成害。郭萍从13岁开始，承受了16岁以上孩子的强度，没有对双脚起到保护作用的专用鞋，受伤后打封闭（激素）坚持在16公里的陡坡上跑多个来回，错过第一时间治疗和恢复的同时，让没有发育成熟的足部肌肉长期超负荷。最终，脚掌坏死，无法行走。
如果根据不同年龄段的运动员制定科学的训练大纲，为运动员定做专门的保护鞋，健全理疗和恢复体系，不以牺牲身体健康为代价换取奖牌，就不会出现更多的郭萍。
邓亚萍等政协委员曾经提交过建立培训制度、体教一体化制度的议案，难度虽大，却切合现实。如果有关部门从小就对运动员开始生存技能的培训，把体育和教育真正结合起来，让他们退役时具备谋生手段，每年退役的3000名运动员，就不会因为无法适应社会竞争而丢掉尊严。
科学训练的同时，健全运动员的维权机制，唯有如此，今后才不会有邹春兰的“金牌曾经是荣耀，现在却是痛苦的记忆”，才能让更多运动员拥有更长久的体育人生。
16、近日，中国社科院教授唐钧做客央视《新闻1+1》节目，解读两起民工冻死事件时，惹来非议。惹麻烦的并非其专业观点，而是解读悲剧事件时的表情——从新闻截图来看，唐钧连线时一直面带笑容。
参考评论：这惹了众怒，有网民称其“冷血无情”；也有人认为“他长相就是如此”。唐钧的回应也表示：平时面相就是这样，做节目时未刻意注意自己表情。节目当晚看到了网上指责声，他就发了微博道歉，次日早上，又称“这种强制改变自己面容的事情是很尴尬的”。只是，许多网民并不领情。
我也试着在网上搜索了唐钧照片，发现其形象确实多是笑容可掬的。可在谈论冻死民工的悲剧时，这种笑果真就很好很自然，跟态度无关？非也。我以为，唐钧的笑，跟他对议题本质的认知有关系——他认为，他是在“谈论政策，并不是在谈论民工的死”，这也是解剖“笑评”的关键。
事实上，这不是一个关于社保福利、民生救济救助的学术论坛，不是《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管理办法》的修订研讨，而是一个深度评论类新闻专题节目，就民工冻死事件的专家连线。不管作何专业解读，新闻由头和话题主旨都不应偏离新闻事实——两位民工冻死街头。唐钧说他“是在谈政策，不是在谈论民工的死”，并称“熟悉的政策问题，很放松，平时习惯不自觉出来了”，这都说明，他在就一个沉重话题进行专
业解读时，缺乏对话题内容的心灵共振，说难听点，就是态度麻木，其心里充溢的是一种“轻松感”。
这种轻松，流露在脸上，就成了一抹笑容。可实质上，“笑”不仅是一种直观外化的面部表情，还包含着对事件的臧否判断、情绪呈现。依照人之常情，民工冻死的悲剧，本应激起人们物伤其类的悲悯和痛感，而非不以为然地笑对。这么说，不是要让每个人都学会伪装表情，而是说，在某些社会悲剧面前，专家们应顾忌正常的人伦诉求，建立在人本意识上的反思，才有意义。若是对悲剧无动于衷，没有对苦难的感同身受，那再灿然的笑，都只是“旁观者”漠然心态的表露。
也许有人说，唐钧面相就很温和，非得逼着人家忍住“笑”，既不真实，也是种道德绑架。听起来，别人摆什么表情，我们确实无权要求。可是，在对待某些悲剧景象时，人们的情感往往是相通的。而表情、肢体语言等，都是对此的表达。正因如此，我们无法谅解一些官员在灾难现场的一脸灿若桃花——轻佻，也该分场合；在他人苦难面前，笑终究不宜。
“笑”评冻死骨，只因共情与情感融入的缺乏。这种缺乏，导致了某些专家话语的不接地气。他们习惯了纸面上的推演，而不是基于人性的慎思和阐释。就民工被冻死事件而言，贫寒饥寒，不是书面形容词，而是冰冷的现实。对此，同情也好，针砭也罢，都无关轻松心态。
说到民工冻死事件，我想起了一个标题——《垃圾桶里的中国》，它很刺目，却不容回避。只要想到还有饥寒交迫的底层需要制度救济，只要想到社会保障还未能全面覆盖，面对这种灰暗沉重的话题，“笑”的虚线就永远不该爬到脸上
17、新华网北京12月22日电（记者邹伟）网上个人信息泄露、网络电信诈骗、网络制贩枪、黑客攻击……当前，我国网络犯罪猖獗，但打击惩处却面临掣肘。有关部门人士及专家表示，应加快立法进程，加强网络信息保护，有效打击网络违法犯罪。
今年4月，公安部组织开展了规模空前的打击侵害公民个人信息违法犯罪集中行动，抓获犯罪嫌疑人1936人，挖出非法出售公民个人信息的“源头”44个，破获各类刑事案件3024起。此次行动中，长沙警方打掉一个名为“中国资源部”的信息倒卖团伙。在犯罪嫌疑人的作案电脑中，存储的公民个人信息数据涉及全国几乎所有省份，总量在1．5亿条以上，从姓名、电话、住址、房产、车辆到通话详单、航班记录，信息内容门类众多，详细程度令人瞠目。
参考评论：随着互联网的迅猛发展，社会生产生活已越来越依赖于互联网，从收发邮件、社交到网络购物、网上银行等各种活动都需要进行网络身份信息认证。然而，网络空间普遍存在身份虚假、身份冒用、身份盗用、身份滥用、身份串通、身份欺诈等现象，严重影响网络信息安全。
对此，美国、欧盟、日本、韩国等国家和地区，针对政府数据、商业数据和个人信息保护等问题不断加强立法。近年来，随着云计算、物联网、移动互联网等新技术新业务的快速发展，网络信息保护问题更加凸显，加强网络立法已成为国际共识。
网络立法，可以依法保护公民的选择权、无障碍接入权、网络表达权、网络知识产权、个人网络隐私权等网络权利形态，形成公民各项网络权利的完整法律保护体系。并且，通过立法规定相应的处罚措施，有利于减少针对公民网络权利的侵害，保护公民合法权益。
同时，网络立法有利于保护企业商业数据。如今，网络广泛参与生产生活并作为辅助设施而存在，因此原生、伴生或共生了大量商业数据。通过网络立法，界定网上商业数据的定义与范围，明确保护网上商业数据应当遵循的原则，规范相关当事人的权利和义务，有利于保护商业数据所有者的合法权益。
此外，有利于促进互联网产业健康发展。互联网产业的发展需要可信任的网络环境，通过网络立法，对网络接入和网络应用进行各种形式、各种层次的安全认证和可信认证，明确网络参与人关于网络信息保护的义务和责任，有利于建立可信的网络环境，促进产业发展。
当然，网络立法还有利于维护社会稳定和国家安全。互联网已经成为国家关键基础设施，互联网的基础性、先导性与战略性地位显著提升，成为服务经济发展转型、带动传统产业升级、提升社会管理水平的战略重点。加强网络立法，进一步规范网络秩序，有利于维护社会稳定和国家安全。
通过网络立法，实施网络身份管理，是营造安全可信的网络空间的必由之路。比如，美国白宫发布《网络空间身份信任国家战略（草案）》，号召建立“可信任的身份生态系统”，在全美提供相互兼容、有效保护用户隐私并基于自愿使用的网络身份认证服务，以解决网络空间的身份信任问题。
总结国际经验，不难发现，通过网络立法，授权权威第三方电子认证机构对相关网站及其内容的真实性实施身份验证，实现可信网站验证升级，形成可信信息链、可信资金链，并且建立健全钓鱼网站事前防范机制，可以营造出安全可信的网络空间。
长远来看，网络身份管理更会保护用户权益。一是通过提高发送垃圾信息、实施诈骗活动的成本，使用户少受骚扰。
二是有利于互联网企业开展各类业务创新，为用户带来更多更好的服务体验，提高办事效率和生活品质。同时，随着信息通信技术的快速发展，网络业务将会与各种传统业务不断融合，衍生出网络支付、网络远程控制等多样化的增值业务，而这些业务开展的前提都必须具备完善、可靠的网络身份认证生态体系。
三是有利于塑造积极健康的网络环境。实行网络身份管理，会大大减少网络上不负责任的谩骂攻击、网络谣传，降低不良和有害信息对未成年人的危害，引导网络走向健康良性发展的道路。
18、从2012年6月开始，河南省周口市开始了一项为期数月、颇受争议的“平坟复耕”工作，300多万个坟头先后被平掉。
就在平坟运动达到高潮之时，2012年11月16日，中国政府网公布国务院第628号令，对《殡葬管理条例》第二十条进行修改，原规定“将应当火化的遗体土葬，或者在公墓和农村的公益性墓地以外的其他地方埋葬遗体、建造坟墓的，由民政部门责令限期改正；拒不改正的，可以强制执行”，其中的“拒不改正的，可以强制执行”被删除。该变动将河南“平坟复耕”运动推向了舆论的风口浪尖。
参考评论：河南周口市等地区今年持续开展“平坟运动”激起民众反感。我认为，这是一起侵犯信仰自由、破坏中国文化、伤害民众情感的行径。在我看来，“平坟运动”可休矣！原因如下：
从字体构造看，“土”“文”为“坟”，形象表明土地和中国文化、坟墓和中国人生命的天然而又紧密的联系。中国人对于“死有所葬、入土为安”的强烈渴望，超出了任何其他民族和文化的想象。近年来，有不少华侨因在祖国已无亲人，而将自己祖先的骨灰运到美国安葬。只有理解中国人为何如此重视坟墓，方能明白作家余光中“乡愁是一方矮矮的坟墓，我在外头，母亲在里头”为何如此撩人心弦！
事实上，坟墓之于中国人，早已超越风俗和文化的边界，犹如宗教和信仰的范畴。围绕坟墓发生的种种有关丧葬、孝道、仁爱、忠义等价值观念和礼仪体系，可有效解决生死焦虑，赋予短暂生命以永恒意义。如果说个体生命会遇到“舍坟墓何归”的焦虑，那么中国文化就有可能遇到“舍坟墓何在”的问题。
“国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把“平坟”和“复耕”联系起来，实为不义之举。历史上，中国逝者或已高达数百亿众，但迄今很少发生死人与活人争地的现象。由于精力有限的缘故，生者一般会更重视修缮近祖坟墓而疏于保护远祖坟茔，致使后者缓慢、自然地消失。事实上，“平坟复耕”收效甚微。以周口市为例，该市已平迁200多万座坟墓，但仅复种耕地3万亩，不到全市原有耕地面积的0.2%，但为此投入资金达数亿元，可谓得不偿失。在一些地方肆意占用优质耕地大建楼堂馆所的今天，民众情何以堪！
更重要的是，现代政治文明的一大基本要求，是政府行为公开透明、民主决策。“平坟运动”涉及千家万户情感和利益，至少需要举行社会听证，广泛征求各界意见，避免官民矛盾激化。
“礼敬祖先”不仅是中国人的传统，也是西方人的常情。我在电影中也曾看到即使在欧美，每见其乡村教堂或庭院周围的低矮坟茔之前，墓碑伫立，偶尔摆放花束，慨叹其生者与死者之相依、传统与现代之交融。倘若我们对过一种优雅而又有尊严的生活，对重建“文化中国”和“礼乐中国”抱以很大的期望，请从停止“平坟运动”做起吧
19、北大、清华自主招生加入体质测试
参考评论：北京大学今年第一年、清华大学连续第二年进行了自主招生体质测试，在招生考试中引入体质或体能测试大有必要。笔者认为这一做法值得称赞。
自主招生测体质引导考生和学校重视体质锻炼。素质教育要求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人才。近些年，中考体检、高考体检以及大学生体能检测显示，学生体质不达标者屡见不鲜。如去年高招体检中近视、肥胖、身高不足检出率达86%、22%、24%。这说明，学生越是到升学年级，越是忽视体育锻炼。因此，将体质测试纳入升学考试，势必引起考生重视身体锻炼，从而提高整体素质；引导中小学校在提高学生知识的同时，注重学生身体健康、加强学生的体能训练。
高校自主招生旨在选拔高素质、有特长的考生。大学生经过几年的学习，最终要走上工作岗位，为社会的建设与发展贡献才华和力量。在这几年中，高校、政府甚至全社会要付出大量的人力物力，极力打造社会建设的优秀人才，培养学生拥有符合各种工作岗位所需的知识和能力。“养兵千日，用兵一时”，试想，如果学生经过几年的高校培养，走上工作岗位，到了该为社会做贡献时，却因身体不给力无法完成任务，就算勉强支撑也势必影响工作质量。这样既牺牲了自身的健康和快乐，又辜负了父母、社会的期望，造成家庭财产、社会财富的损失和浪费。因此，体质测试是高校自主选拔高素质培养人才的必要条件。
清华自主招生加入体质测试具有很好的示范效应。对于青年学生来说，较重的课业负担，使他们无睱顾及身体锻炼。为了升学，有的要以牺牲身体健康为代价。“题海”、“熬夜”、“倒计时”损害了身体健康，造成“豆芽菜”、“小眼镜”、“小胖墩”的大量出现，给社会和家庭带来损失。清华从去年起在自主招生中加入体质测试，考生可自愿选择参加，学校择优给予加分。这说明清华在自主招生中充分注意到素质教育的选才要求。这种做法对中小学教育教学方向可起风向标作用，值得其他高校在自主招生时效仿和借鉴。
为了社会的发展，为了考生的健康，为了素质教育的落实，让我们对清华自主招生加入体质测试，投一个赞成票！
20、10月11日，瑞典皇家科学院诺贝尔奖评审委员会宣布，中国作家莫言获得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莫言成为中国第一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本土作家。
据国际金融报报道，对于莫言的获奖，瑞典皇家科学院诺贝尔奖评审委员会给出的理由是：莫言将现实和幻想、历史和社会角度结合在一起。他创作中的世界令人联想起福克纳和马尔克斯作品的融合，同时又在中国传统文学和口头文学中寻找到一个出发点。而法新社则表示，莫言将他青春的经验和在家乡的经历放置在了作品中。
参考评论：
启迪之一，清醒的认识自己是伟大事业的基础。莫言说，自己不要把这个当成一件了不起的惊天动地的大事，不要把这个看得太重。它就是一个奖项，得了这个奖，并不证明你就是中国最好的作家，这个我心里很清楚，中国作家有很多，写得好的也有很多，得了这个奖我很幸运，我自己心里很清楚，不会轻飘飘的。把获奖当做一种幸福，不承认自己是中国最好的作家，这不仅是谦逊，更是智慧。这是一种十分宝贵的品质，一个人无论获得怎样的荣誉，都必须清醒的认识和自己，只有清醒的认识自己，才能不被名利羁绊，才能看清自己的道路，才能走向真理的神圣殿堂，我们必须学会去从激情中走出，从热情中冷漠，回头看到自己。
启迪之二，学习的目的时候为了超越。毫无疑问两位大师对我的创作风格产生了影响，他们的写作让我开窍，让我意识到文学作品可以这样写。那个时候我就意识到一定要尽快地逃离他们，因为我觉得靠得太近的话容易失去自我，我说他们是两座灼热的火山，如果靠得太近的话，自己就被他们化掉了，所以要躲得远远的，离他们越远越好。但毫无疑问他们对我是有影响的，我自己也非常明白。这段文字很形象，他告诉我们，学习的目的不是为了模仿，而是为了创造，要学习还要学会躲避，这里的躲避，实际上就是找到自己的独特之路，在自己的道路上超越学习，这是我们所有学习人必须遵循的真理，因为只有不被学
习的对象束缚，才能走出枷锁，实现真正的个性追求，上帝派你来到这个世界，都有你独特的使命，人的区别在于有的人找到了，并很好的落实，有的人没有找到，只能在别人的身后尾随。
启迪之三，民族的，历史的，时代的才是世界的。莫言说，即便是不获奖，我也要感谢这片土地，感谢这里的父老乡亲。我生于斯，长于斯，我最早的作品也是以在这个地方成长的经验、亲身经历，甚至很多小说里好多的人物原型都是我的左邻右舍，所以我想没有这块土地，没有这块土地上的我的乡亲们，也不可能有我这样一个作家。这段话十分坦诚，他告诉我们一个人的伟大必须从自己的脚下走出，必须从自己的身边走出，树木长的高的基础是根扎的很深入。评委会给出的获奖理由是“莫言的魔幻现实主义作品融合了民间故事、历史和当代”，语言精炼，但告诉我们一个真理，只有把最先进的东西与我们的民族，我们的历史，我们的当代结合起来，才能创造出最伟大的东西，文学如此，任何学科领域都如此。因此，我们应该自尊，自理，自强，在我们的脚下打造自己的伟大，为世界做出伟大的贡献。世界应该是丰富多彩的，个性的精彩才能打造世界的丰富多彩。
莫言获得诺奖，与其说一种伟大的荣誉，不如说是一种伟大的人生启迪，我想，这样的启迪意义能够启迪出更多的中国人走进真理的殿堂，走向世界的领奖台。
21、网曝成都红十字会在汶川地震后设立的募捐箱中的善款，因多年未取，导致箱内纸币长出白毛。出资制造募捐箱的公司负责人表示，原本应放在公共场所的募捐箱，有些被严重损坏，甚至被盗，最后超过500个募捐箱被弃于仓库。中国红十字总会称，将立即组织调查，并感谢社会对红会工作的监督。（详见今日《河南商报》A25版）
参考评论：见多了零钱募捐箱，但像成都红会募捐箱中的善款发霉长毛的现象，还真是第一次听说，不知道是否还有更多多年不开积满灰尘的募捐箱。
设置了募捐箱，从民法上来讲，是对公众形成了一种要约，公众负责通过募捐箱的渠道捐款，而摆放募捐箱的机构，也应该对其负责。这些捐款，或许不多，但是摆放了募捐箱而不去收取善款，一方面是对公众爱心的极大不尊重，另一方面也破坏自身的公信力。
而且，安放这些募捐箱的工作成本非常高，实践中对募捐箱的损耗、被盗也完全没有有效地把控，回收工作更是未作考虑。这不是专业负责任的慈善机构表现出来的素质，也不禁让我们追问，除了责任心之外，是否还有其他猫腻。
追问下去，不难看到，成都红会以地震募捐名义在城区公共场所设置的这些募捐箱，是商业合作的产物。2008年地震后，成都红十字会与公司合作，计划在城区公共场所设置3000个红十字募捐箱。制作募捐箱由公司出资，通过募捐箱视频广告回收成本以及维修资金，由红会独立操作对募捐箱内现金的收取工作。商业促进慈善，也不是不可以。公司负担公益推广成本的同时谋取广告收益，而红会则通过合作布置募捐箱，同时每一个募捐箱也是一个公益慈善传播的小平台。然而，募捐箱安放后这些小额捐款根本无人收取的细节，不得不让人怀疑，合作做成这件事情的初衷，可能根本不在于这些街头捐款，而在于以慈善的名义在街头安插广告牌，挂羊头卖狗肉。
街头募捐箱不是不可以摆，商业与公益合作也不是不可以进行，但是这样赤裸裸地打着爱心的名义，却对公众捐款毫不负责的行为，以及背后还隐藏着盗用爱心名义推动户外广告产业的可能性，不得不让人感慨，长毛的不只是善款，还有好不容易重塑起来的红会形象。官办慈善机构若不专业、透明地发展，离被公众彻底放弃的一天就不远了。
22、中国纪检监察学院副院长、制度反腐专家李永忠表示，官员财产公示不能搞清算，如果腐败分子将收受的全部贿赂匿名清退了，并且在案发后，经查实退回的赃款与实际情况完全吻合即可得到赦免，以换取
他们对政治体制改革的支持。如果用“绝不赦免”的方法，抵抗会越来越顽强，最后可能出现鱼死网破，甚至鱼未死网已破的态势。（《京华时报》12月17日）
参考评论：在世界范围内，财产公开是官员从政的起码要求。在很多国家，官员财产公开被证明对反腐倡廉和民主法治建设成效显著，制度不断趋于完善，因而有现成的经验可借鉴。然而我国从1994年开始就将“官员财产公开”纳入立法规划，这么多年过去，其间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和专家学者不断呼吁，但制度就是不见出来。
从李永忠的主张，其实可以看到官员财产公开制度迟迟不能出台的原因。一是财产见不得光的污点官员太多。如果绝大多数官员的财产来路都正当，只有极少数人的财产是通过权钱交易谋来的，那么，官员财产公开用不着讲条件，因为少部分人不足以对制度出台形成破坏性对抗。只有问题官员较多，才会形成对制度的阻力。二是公民力量不足以形成对问题官员的抗衡。反腐专家早已表示，官员财产申报制度的出台，取决于社会力量的博弈，取决于社会对既得利益者的阻止能力。如果说，社会力量对问题官员处于优势，整治贪腐是不需要“赦免”之类妥协的。
贪腐行为本没有赦免理由，严重犯罪不能因为人家主动交待和退回非法所得就完全免于处罚。但当下对贪腐官员，不得不让法律作某种形式的让步，这完全是无奈之举。18年立法酝酿无结果，可以印证李永忠“赦免说”的实际性。但另一面也说明，反腐的挑战异常巨大，腐败的程度和危害惊人，当然，官员财产公开制度的重要性和迫切性也充分显现出来。
如果迟迟不实行官员财产公开，腐败程度会越来越严重。以前查处的贪腐官员，贪腐数额多在几千几万元，渐渐数字越来越大，现在几千万上亿是常事。从贪腐对象的年龄和职权上看，越来越呈低龄低职化趋势，“晚节不保”已演变为“趁早下手”；从贪腐发生的领域看，已越来越从传统“重灾区”向其他领域普遍蔓延，甚至全社会效仿；从贪腐手段看，越来越形式多样，甚至通过制定法律制度来为寻租者牟利。众多现象表明了腐败问题的严重性。
如果迟迟不实行官员财产公开，实行的难度会越来越大。制度的阻力来自腐败分子的反对，随着腐败越来越严重，腐败人数越来越多，财产公开的阻力会越来越大。不得不通过妥协的方式减少阻力，说明时机已经不早，如果还不出台，可以想见，可能性会越来越小。
不能再让那些冠冕堂皇的理由耽误时机，什么“侵害了官员隐私权”、“影响官员工作积极性和队伍稳定”、“技术条件不成熟”……这些一戳就破的理由，无非是既得利益者不想在自己身上动刀的借口。全国政协委员迟福林说得实在：财产公开没有技术问题，立法更不是难点，而是决心问题。腐败的危害，已被提到“亡党亡国”的高度。这样的忧患意识，应该能催生公开官员财产的强大决心。
23、昨日，因包含“常回家看看”条款而倍受争议的《老年人权益保障法（修订草案）》，在第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次会议上表决通过。法律明确：与老年人分开居住的家庭成员，应当经常看望或者问候老年人。而用人单位则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保障赡养人探亲休假的权利。
将“常回家看看”正式写入法律，再次引起了各方热议。爸妈可以告不回家看望自己的儿女？员工可以起诉不给自己放探亲假的公司？如果违反了会有怎样的法律后果？
参考评论：
看完这个新增条款后，很多人都会有一个疑问———这是否意味着，爸妈可以告不回家看望自己的儿女，而员工也可以起诉不给自己放探亲假的公司呢？
对于这个问题，四川大学法学院副教授王竹认为，由于新条款在本质上没有增加任何新的法律上的义务，对那些忽视、冷落父母的子女也暂无任何惩罚措施，所以该条款只是一个倡导性的行为规范，不存在强制执行落实的问题。在《国务院关于职工探亲待遇的规定》中早就有了相关规定。该规定的表述是“用人单位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保障探亲假权利”，而没有表述成“所有单位应当给予准假”，而目前的探亲假规定，只有国家机关、人民团体和全民所有制企业、事业单位适用。若要真正保障所有职工探亲假，还要先
修改相关规定。
那么，既然“常回家看看”不具备强制执行条件，为什么还要写进法律里呢？王竹解释说，法律也包括倡导性规范。这种倡导性代表着整个社会的取向，代表了立法机关对于什么是好、什么是坏、什么是善、什么是恶的一种倾向。
另外我认为，目前的法律条款有点空，不利于真正落实“常回家看看”。法院判决了子女常回家看看以后，如何执行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回家本来是一个高兴的事，如果强制其回家，就完全达不到回家看望的效果。总之，强制执行的难度很大。
24、异地高考，不光要有对地方政府的要求，还要有系统性的宏观配套支持政策。
临近年终，全国已有多个省区市异地高考方案出炉。12月29日《中国经营报》披露，持上海《居住证》A 证即国内人才引进类居住证的来沪务工人员，其子女将可以在沪参加中高考。不过，这一消息引起许多争议。
参考评论：实现异地高考，关乎教育公平，而“北上广”的方案出台为何比别的地方慢？两个字，太难！
异地高考落地的难点，其实主要集中在地区财政的教育负担和高校招生资源的再分配问题。财政负担问题在《义务教育法》的统筹和国家“钱随人走”的大政策支持下，基本得到解决（实际上主要是由“北上广”当地财政担负了）；而高校招生资源的调整恰恰又是中央有关部门没有明确、各级地方政府所不掌握的。目前，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内部都有跨地县市乡的高考，许多孩子也都不是在原户籍地参加高考，之所以这样的“异地”能行，是因为没有跨省（区、市），它不影响地方招生计划的总盘子，没有和当地孩子抢高校学位。从目前已出台的地方情况看，它们多属于非典型标本的地方，或是生源变化不大，或是生源的主要流出地、实行异地高考的实际受益方。
反观“北上广”，它们是高考生源的主要流入地，也是赞成或反对异地高考民意的主要聚集地。北、上、广三地义务教育阶段的随迁子女分别有50万、40万、330万之众，占到了当地生源的四成以上。如果中央主管部门不作大的政策调整，而要求三地在现有的政策、指标环境下去解决异地高考问题，三地现有的招生指标将大为缩水，北上广籍生源的权益势必受到很大的影响（高校的选择几率、高考的录取率都将被严重稀释）。
从另外一个层面说，假如国家的宏观政策不能配套，北上广也就不可能出台真正意义的异地高考方案。即使方案出了，我们也可以想象会是高门槛、象征性的，于实际效果将助益不大。更何况对于在此背景下可能诱发形成的移民潮，那更是三地都不可能承受的。
高考制度的调整是个牵涉面非常宽泛、复杂的问题。高校招生比例的形成，是个历史的产物，确有很多不尽合理、公平的地方。但是，我们无需挥舞道德的大棒去拷问现在户籍地的学生，他们是现实的受益者，但他们自身肯定算不上是反对改革的利益既得者。一个负责任的政府，它必定要考虑到各方面民众的感受，这个时候的慎重，是必须的，也能得到社会广泛理解。
异地高考，不光要有对地方政府的要求，还要有系统性的宏观配套支持政策。在目前的背景下，“北上广”是没法各自为政的。与其期待“北上广”拿出一个“不成熟”的方案，不如抓紧从顶层进行系统设计、积极稳妥推进。其实，大众迫切盼望的是全国“一盘棋”，出台一整套新的、符合实际的高考改革方案，而不仅仅是异地高考方案。
25、甘肃12月23日提出在不造成浪费的前提下，省委常委要逐步换乘国产自主品牌汽车。接着，湖南也出台了同样规定，严禁豪华装饰公务用车，逐步换乘国产自主品牌汽车。相关措施的出台，是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和中共中央政治局八项规定的结果。所以有理由相信，公车国产化将成为各地潮流。虽然此举主要目的是厉行节约，但毋庸置疑，这对促进国产汽车行业的发展，会有显著作用。当然，前提是相关举措会长期坚持并不折不扣地得到执行。
参考评论：发文规定公车国产化容易，但是摒弃公职人员的洋品牌情结，短期内还是比较难的。
公职人员，特别是干部的生活与消费习惯，对社会各界的示范作用不容小视。肯定有不少人会说，国产品牌质量差档次低，所以青睐洋品牌有理。理是这么个理儿，但你要懂得，质量也是支持出来的。而且一个品牌如果成了公职人员日常消费品，那么其质量就不难提升了。公职人员青睐一个品牌，会促进其对此品牌在监管与投入方面的积极性。政府对一个品牌的重视，必然也会换来该品牌对质量的重视。政府率先垂范，给国产品牌带来巨大销量和利润，会加速品牌的技术研发，这是一个良性循环。若国产品牌始终不招人待见，则难免陷入恶性循环。
所以公职人员，尤其是领导干部，应以使用自主品牌为荣，以开国产车为傲。一方面，国产品牌成色被擦亮，也是一项重要政绩，若品牌形象长期暗淡，政府脸上也无光；二是，国产品牌得到发展，不仅能为国家创造更多财富，还能成为本民族骄傲，就像奔驰宝马成为他们国家骄傲一样。奔驰、宝马之所以享誉世界，首先不就是其本国政府和国民支持的结果吗？
在很多国家，其官员座驾都是本国品牌。英国历代女王只坐劳斯莱斯，是劳斯莱斯成名主因；美国领导人多数则青睐凯迪拉克和林肯；德国领导人的座驾则是奔驰和奥迪。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韩国，其各级政府公务车只选本国品牌，而且国民绝大多数也只开本国车。可见，公职人员发挥的风向标作用，也能产生极大生产力。而咱们公职人员，不能光顾着享用别人的成果，也该身先垂范，擦亮自己的成果。
26、酝酿已久的南京公费医疗制度改革将于明年1月全面启动。据媒体报道，这一改革的核心是在全市取消公费医疗制度，机关事业单位全部参加职工医保，实现全市机关事业人员和企业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统一制度政策、统一参保缴费、统一缴费比例、统一待遇标准、统一经办流程、统一医疗服务。
参考评论：面对破除医保“双轨制”的强大民意，公费医疗制度改革已成大势所趋。近年来，全国各地不断传来取消公费医疗的消息，南京市似乎迟了一步，但出人意外，相关政策刚一发布，就引起了网民的热烈关注。
探究其中奥秘，当然应该回到政策本身，并找出南京与其他地方的差异所在。
从各地取消公费医疗的实践看，公费医疗改革之后，公务员群体所受影响极为有限，原因在于公共财政为其提供了补贴，而这种补贴大致有两种模式，一种如天津，公务员的住院医疗费用由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按规定标准报销后，个人负担的部分由国家公务员医疗补助统筹基金按一定比例予以补助；另一种如北京，公费医疗并入城镇职工医保，公务员同时享受“补充保险”。两种模式做法不同，实质则无异，都是在公费医疗改革启动后对公务员进行一定补偿。通过补贴所要达到的目标，北京市人保局一名官员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得甚为透彻，就是为了“确保（公务员）看病报销补偿水平不下降”。
而与以上模式不同，南京的“六统一”已经显示，公务员看病报销补偿水平是否下降不是改革重点关心的内容。毫无疑问，这种模式具备更大的公平性。
综观各地的公费医疗改革，给公务员什么样的“补偿”是最为敏感的议题。南京规定“参保人员参保前符合国家规定的连续工龄或工作年限可视同医疗保险缴费年限”，也可视为对公务员的一种“补偿”。但平心而论，以工龄折算缴费年限的做法相对合理，因为以往公务员不参加医保是国家政策的产物，让公务员个人为政策的变动埋单未必公平。更重要的是，如果缴费标准和享受待遇完全统一，以工龄折算缴费年限只是对历史的一种补偿，却并未产生一种新的不公平，换言之，南京的公费医疗制度改革之后，公务员看病报销补偿水平是可能下降的，但这种水平和其他人群处于同一线上。
不论一个群体看病报销补偿水平是否下降，但确保所有群体享受同等的医保待遇，这不是公费医疗制度改革的根本出发点吗？南京本次改革的最大意义正在这里。
由于牵扯到众多利益，医保、社保等改革历来被称为“改革的深水区”，不仅启动维艰，而且往往在改革的过程中变形。以往公费医疗制度改革虽然指向正确，但实践中的一个最大问题就是对既得利益群体顾虑太多。如果我们认识到了医保双轨制中的不公平，而改革的结果却是一边取消公务员的“医疗特权”，一边又利用财政资金进行补偿，以确保公务员群体看病报销补偿水平不下降为一大目标，这与传统的公费医疗的区别又在哪里呢？
任何一项改革无非是利益的调整和分配，而改革的最终诉求当为公平和正义。因此，在利益总量不变的情况下，对以往利益格局中受益过多者进行限制，对受益太小者给予补偿，才是改革的唯一正途。有论者把医保等类似改革中对既得利益群体的补偿称之为“帕累托最优”，认为只有这样才能换来这一群体对改革的支持，但为什么当年大刀阔斧地推动企业职工参保时就没有考虑“帕累托最优”？这里与经济学没有关系，有关的只是决策者的考量。
改革到了不进则退的关键时刻，必须着眼于消除获利太多者的既得利益。如果对既得利益群体顾虑太多，总是瞻前顾后畏首畏尾，改革将无法启动，即使启动，也很难避免被扭曲的命运。
南京削除既得利益开了个好头，期待其顺利实施，并为全国类似改革提供有益的借鉴。
27、昨日，一则简讯引来普遍关注。有消息称，一起外地进京截访人员非法拘禁案在北京市朝阳区法院宣判，涉案的截访人员被追究刑责，昨晚，又传出消息称“报道不准确”。据南都记者了解，确有一起非法拘禁案近日在朝阳法院开庭审理，作为证人出庭的访民目前尚未拿到判决书。从起诉书看，涉案人员是“黑监狱”老板及其雇员，河南禹州籍。有来自财新网的报道显示，今年6月，北京市昌平区法院即已判决一起参与截访的“黑监狱”经营者团伙，涉案9人被以非法经营罪和非法拘禁罪追究刑责。而北京市检察院一检察官也向南都记者证实，类似黑监狱、黑保安被判非法拘禁罪的案例并非首例，“这样的案子很多”，若国家工作人员涉嫌非法拘禁，应由检察院立案侦查。而记者从本案起诉书中看到，该案由朝阳区公安局侦查。
参考评述：现在看来，公众对本案的关切，并非完全是“空欢喜”一场，而由本案的社会热议则可窥见，各界对司法强势介入截访类非法拘禁案件，拥有普遍而强烈的期待。事实上，因截访而引发的非法拘禁案件，已列入司法机关重点侦办的案件类型，2011年底，北京警方启动了为期6个月的京城保安业清理整治，集中治理的六类违法行为中便有保安公司参与“截访”、非法限制人身自由等行为，“设立专案，依法打击”、“追究直接违法人员的刑事责任”。
在最近一年时间里已经得到侦办和查处的截访类非法拘禁案件中，犯罪嫌疑人均为参与截访的“黑监狱”经营者及雇员。与之相对的，随着对“上访-截访”这一利益链条予以深入分析，各界已达致基本的共识。那就是：正因为有一些地方政府部门及其工作人员参与其中，且不排除某些以“制度创新”名目出现的截访行为商业外包，构成了这条截访利益链最为关键的“买方市场”，需要强有力的制度化追惩、遏制与根除。
某公益广告里说“没有买卖就没有伤害”，将这句话置换到截访的语境逻辑中也同样适用。保障公民信访权利的顺畅行使，必须要从司法终裁的高度、在根本上斩断这条利益链条。公众对昨日那条新闻的亢奋点，亦在于此。参与截访的某些公职人员，其行为设若触犯刑律，便应得到依法追究———社会期待有担当的司法判例为权力者的截访冲动泼凉水、敲警钟。十八大报告中指出“凡是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决策都要充分听取群众意见，凡是损害群众利益的做法都要坚决防止和纠正”，而信访制度到目前为止，依然是执政党与民众保持紧密联系的重要途径，任何使绊子、添堵的负能量，都应被坚决纠正，涉嫌违法犯罪的，则须依法惩处。
正如新华视点昨日评论所言，“对以截访为名肆意限制人身自由行为说不，是对法律忠诚的表现，是对人民呼声的尊重……希望此事能给地方政府敲个警钟：对待社会矛盾宜疏不宜堵，若侵犯了公民的合法权利，法律不容”。央媒借此向“地方政府”的某些“堵，而非疏”的截访行为喊话，是希望其能够真正“摆正维稳与维权的关系”。因为“以侵害他人合法权益的盲目维稳，不仅营造不出和谐、稳定的局面，还会给社会平添新的不安定因素”，这已是起码的施政常识。各级政府部门必须知道，“只有尊重民众的合法权益，切实解决他们的问题，通过法律维护来他们的合法权益，坚持依法治国，才能实现社会的长治久安”。
现行《刑法》中非法拘禁罪的构成要件，其犯罪主体为一般主体，包括无权行使拘禁权的人，也包括有权行使拘禁权但滥用职权的人。据此可知，任何以非法拘禁的形式侵犯公民人身自由、并借此构成对公民其他宪法权利伤害的行为，都应当有及时、公允且强势的司法介入，对此予以根本的否定性评价。积极有为的司法，有责任、也有义务为截访滥权的彻底根绝树立标杆、探求出路。
28、如何看待中日钓鱼岛争端引发的一系列打砸抢事件。
参考评论：民粹主义在当下中国的一种发展苗头是同民族主义合流。前段时间因日本野田政权将钓鱼岛“国有化”而引发的国内抗议浪潮，就反映出这种苗头。一些人以爱国为名，大行民粹主义，暴力所致，不仅日系产品遭殃，连使用日系产品的国人也受害。更有甚者，有人借此机会打砸抢，乱伤无辜。发生这种令有良知的国人痛心的事情，一些国人的素质有待提高固然是重要根源，民粹主义的影响也不可小视。这时的民粹主义实际上是以民族主义的面目出现的，或者就如美国著名政治学家约瑟夫·奈所称的“带有民粹主义色彩的民族主义”。
如果说，民族主义仅仅表现为爱自己的国家和民族，那没有什么可非议的。这样的民族主义，实际上是爱国主义的同义语。但是，如果民族主义走向极端，把爱自己民族的情感异化成恨别的民族，那就是极端民族主义。由于在当今世界，民族主义经常表现为极端民族主义，所以在主流的政治术语中，民族主义几乎成了贬义词。小说家理查德·爱尔丁顿在《上校的女儿》中写道：“爱国主义是一种积极的责任感。民族主义是一只为自己的粪堆而啼叫的浅薄的公鸡。”法国总统戴高乐说过：“爱国主义就是当爱你自己的人民上升到第一位的时候；民族主义，就是当恨人民而不是恨你自己上升到第一位的时候。”大科学家艾尔伯特·爱因斯坦有过这样的评价：“民族主义是一种发育未全的疾病。它是人类的囊虫。”
政府对民粹主义的非理性行为，应当按照国法政纪严肃惩治。同时，还应保持警惕，不被民粹主义的舆论和行为所左右。
29、十八大报告中，中国共产党首次明确提出城乡居民收入倍增目标：到2020年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宏伟目标，实现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实现这一目标离不开合理的收入分配制度。据了解，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总体方案已明确将在2012年第四季度制定，力争年底前出台。（《东方早报》11月19日电）
参考评论：实现公平正义是全社会的责任，包括企业、民间组织和政府机关，但主要责任在政府。如果说市场行为是实现效率的主要手段，那么政府行为则是实现社会公平的主要手段。国家的法律、制度和政策是维护和实现社会公平的基本保障。从政府自身建设来看，其理想目标就是善政，公正始终是善政的一个基本要素。
政府是社会公共品的主要供给者，应当提供三个方面的公共品:一是公共政策、二是公共服务、三是公共设施。我们现在的目标是建设一个服务政府，而评价“服务政府”的主要标准就是政府提供上述公共品的数量和质量。政府要积极提供更多的社会公共品，特别是在环境保护、生态平衡、医疗卫生、义务教育、基础交通、公共安全、社会福利、社会保障等方面。
当前，在维护和实现公平正义方面，政府还存在着一些突出问题：政府提供的社会公共品数量相对较少，不少公共品的质量不高；“公共利益部门化、部门利益合法化”的现象比较严重；干部的腐败现象比较严重；政策打架、政令不一、政出多门的现象时有发生；决策科学化和民主化程度有待提高，决策失误过多；决策多变，缺乏必要的连贯性。所有这些都严重损害政府维护公平正义的能力，也严重影响政府的执政能力和公信力。
需要指出的是，政府行为的不规范会影响社会公平正义的实现，而政府行为的不规范与计划经济时代“政府管理一切”的传统有关。在公共服务领域呼吁“政府归位”的背景下，有人担心，政府会重现包办代替市场、企业和社会组织的功能。我认为，实现公平正义，需要“政府归位”，但政府“归位”，只是说政府要担负起主要责任，特别是要努力建设服务政府，提供更多高质量的社会公共品，而绝不是回到政府包揽一切的“全能主义”状态。现在，企业和民间组织正对社会生活发挥日益重要的作用，而且有些作用是政府不可取代的。因此，在维护公平正义方面，政府也应当更多地发挥市场体系和公民社会的作用。
30、最近一段时间，在青海西宁、浙江杭州、福建霞浦、湖南新邵等地，不同形式地对拟提拔的干部新增一道“门槛”——一次有关廉政法规、党纪作风的考试。不过关者，将不予任用。对这样的制度创新，有媒
体称之为“任前考廉”。
参考评论：对此做法，不乏叫好之声，但也有人质疑，廉洁守法本是从政底线，专门就此进行考试，是否“多此一举”，徒具形式意义？这样的顾虑并非全无道理，但无论是从反腐倡廉的实践还是从干部为政的需要来看，考总比不考好。
近年来查处的腐败案件中，廉洁观念缺失、法律意识淡漠是一些官员泥潭深陷的主观原因，在“履新”干部即将走上更加位高权重的工作岗位时，“任前考廉”不只是廉洁从政的制度提醒，也是对干部是否具备廉政意识、法治观念、依法行政能力的一次集中考验。通过与“官帽”紧密挂钩的考试倒逼机制，起码能督促干部加强廉政法规学习，多少绷紧一点廉洁自律的弦。
但另一方面，正如一些廉政研究专家指出的，实行领导干部任前考廉，不可能一劳永逸，必须从顶层设计上完善这项制度，在实践中严格执行这项制度。一考不能定终身，一次任前考廉，其效力毕竟有限，干部如何在干事用权过程中真正想廉、守廉、行廉，是一个复杂而长期的课题，显然不能毕其功于一次考试。刚刚闭幕的十八大，提出了“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的反腐目标，令社会各界感到振奋。如何实现干部清正廉明？从以往反腐斗争的经验教训，也从十八大报告的论述中，可以发现，夯实这条廉政之路至少需要三大路基：干部自律、制度约束、社会监督。
“任前考廉”基本上是一次廉政教育，其自律色彩较浓，而要检验一个干部的廉洁成色、规范一个干部的政务行为，还需要干部重大事项报告制度、纪检监察体制、办事公开制度、问责罢免制度等一系列制度发挥效力，也需要加强民主监督、法律监督、舆论监督等，让人民监督权力，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从这个意义上看，如同人们常说的反腐败警钟长鸣，“考廉”不应只是一次任前考试，而应拓展成与权力运行过程、干部政治生命相始终的一种廉政机制，通过其常态化作用，让廉洁从政、监督权力成为一种良性净化的社会生态。
31、今年的这个重阳节，又不知有多少老人会在孤独中度过。
民政部的数据显示，我国农村约有4000万留守老人。而近日一家手机招工平台针对近万名基层打工者的调查称，七成多打工者要半年到一年以上才能见父母一次，逾八成受访者的父母从未到过孩子打工的城市。
参考评论：在这个彰扬孝道、倡导敬老爱老美德的传统节日，儿女的陪伴本应是最好的节日礼物。然而，我们不得不又一次直面这样一个社会困境：与更强调个人独立自主的西方国家不同，中国的父母们往往更多地将儿女视作晚年最重要的甚至唯一的精神寄托，但他们中的许多人却常年见不到自己的儿女。
人们由此慨叹孝道的失落，但或许我们更该关注现实条件下尽孝的无奈。假期的不足、相对于微薄收入的高昂旅费，都是打工者们无法时常回家探望父母的现实障碍；而过高的城市生活成本等原因又让他们没有能力将父母接到自己身边照顾。
由城乡二元体系衍生出的留守父母与打工子女的大规模分离现象，是当下社会转型带来的阵痛。城市化的进程，改变着传统的社会结构，也在一定程度上重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无论从理念还是现实层面，社会转型都对传统伦理发起了严峻的挑战。然而必须强调的是，这种挑战不能仅由公民个人去应对；这种阵痛，也不能仅靠公民自身去承受。面对现实的困境，当政者是否能够尽力减少和抚平这种社会之痛？
有没有城市的当政者，考虑过为自己的治区，打造一个“最适合打工”指数，其中囊括一项指标即是能够提供多元的养老机构和价廉物美的养老服务，让打工者们在外谋生的同时，不致与父母远离？或者为低收入的外来务工者提供更好的保障和社会福利，让他们有能力将父母接到身边照顾？
那些一味追求城市光鲜的当政者，或许在一心要强力扫除城市破旧脏乱角落的时候，可以多一些考量，就像一些允许贫民窟存在的国家，虽然那些角落问题丛生，却毕竟为进城谋生的底层民众，搭建起一方狭小空间，让更多人能够享受与孩子或父母一起生活的天伦之乐，不用饱受亲人分离之苦。
而老人们留守的地区，是否能有更好的养老保障、设施和体系，帮助他们摆脱养儿防老的传统路径和局限，也让出门在外的儿女们稍感放心和宽慰……
发展是硬道理，但父母与儿女相聚的快乐和温情，是不应该被发展所牺牲的。当政者有责任通过政策的改良和调节，来创造更多的父母子女相聚的机会和可能，而这才是真正有助于维系、呵护、弘扬传统孝道美德的关键。
国家电视台今天将推出长达数小时的大型直播节目，旨在“唤起全社会对人口老龄化现状的关注，促进代际融合，呼吁全社会关爱老年群体，弘扬尊老敬老之风，为传统文化注入当代价值观”。
这些当然应该成为全社会的共识和行动，但“常回家看看”不能成为只针对民众个人的道德要求，仅仅呼吁民众的个人行动，更需要当权者的善政广开行孝之门，让那些想要多多尽孝的人，不那么充满无奈，让更多的人有能力“常回家看看”。
32、两个月前，文氏四兄弟患有老年痴呆症的老母亲在广西桂林走失了。像很多走失了亲人的家庭一样，文家印刷了很多寻亲启事，在四辆车上贴满寻亲启事，自驾车在桂林的大街小巷寻母……但跟很多寻亲家庭不同的是，他们的故事上了10月19日的《新闻联播》——这个被认为是最主流、最严肃的新闻节目。在这则寻亲新闻的最后，甚至还播发了文家的电话号码。第二天，桂林公安局出动大量干警，在全市12县5区地毯式搜寻。
参考评论：长久以来，在人们的印象中，《新闻联播》播报的都是国家大政方针、国事活动以及国际事件，但这一次却用了约3分钟片长讲述了一个普通人家寻亲的“小事”。这很大程度上突破公众对于《新闻联播》的想象，或者说《新闻联播》在努力突破自己旧有的形象。
2009年6月，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副院长喻国明曾透露：央视将对包括《新闻联播》在内的很多新闻节目做出调整，“可能是10多年来央视新闻节目最大的调整”。之后欧阳夏丹、郎永淳等主持人进驻《新闻联播》节目，新“国脸”清新亮相成为那时公众喝茶热议的话题。
自微博自媒体兴盛以来，网上寻人一直是网民参与“微公益”的主要形式之一。现在，被认为只播放国家大事的《新闻联播》也破天荒地播放寻亲新闻，以媒体之力帮助普通公民，没有宏大叙事、没有领导强调，甚至也难说一定有光明的结局，播发这则新闻只为能帮文氏四兄弟一把。这体现了《新闻联播》“以人为本、关爱老人”的国家价值观。“群众利益无小事”的国家意识形态，在这里与“勿以善小而不为”的草根立场完美契合。
理性地说，文家四兄弟是幸运的，得到《新闻联播》的关注，之后当地警方出动了大批警力寻亲。不是所有失踪老人，都能得到如此优待；《新闻联播》貌似也不可能专门开设“寻亲”的栏目。但是《新闻联播》的“寻人启事”却释放了强烈的信号——我们正在步入老龄化的社会，政府、企业和公民都有责任帮助老人，其中既包括城乡养老保险全覆盖的大事，也包括照寻找失忆老人这种“小事”。
像文家四兄弟齐心寻找老母都如此困难，那么独生子女一代，特别是“双独夫妇”未来将照顾四个老人，又该如何应付？10月17日《人民日报》的一篇评论里提出，国家有责任帮助独生子女父母解决养老问题。的确，老龄化的问题牵扯到方方面面，包括空巢老人的心理慰藉、失能老人的生活照顾、社会化养老机构的短缺、因为医保不能全国联网导致父母不便随子女共同生活、社保资金潜在的缺口，以及“失独”家庭养老问题……这一切都有待政府的宏观决策和民间的探索求解。好在官民之间对“老吾老以及人之老”的价值观达成共识，《新闻联播》“寻亲”发出了以国家之力帮助公民解决老龄化现实困难的强烈信号，我们期待职能部门在履职中能体现这种价值观，主动为老年公民未雨绸缪、急民所难，不必等着《新闻联播》的点名。同时，以温暖、有力的新闻体现国家价值观，这是国家级新闻节目应有的态度，也是新闻人民性的直接体现。
33、10月20日《华商报》报道，《陕西省老年人优待服务办法》5月1日开始实施，该办法规定65岁以上老人可免费进入旅游景点，但直到10月9日，西安大慈恩寺景区才开始执行这一决定；同样，5月20日起正式实施的《陕西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保障法〉办法》，西安市民康师傅持残疾证乘坐地铁时，也因“没有接到文件”被拒，后经残疾人法律维权才得以落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