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世界性金融危机及实体经济危机已经持续了2年多时间。在这场世界性的灾难中，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遭到了重创。世界经济何时才能真正恢复生机、迎来繁荣？中国经济怎样早日迎来新一轮健康而持续的快速发展？这一切都不断考问着我们。
眼下，“十一五”即将过去，“十二五”正在向我们走来。
严峻的经济现实要求我们立足中国实践，提出真知灼见、能够真正解决问题从而有效促进中国经济健康发展的应对策略。
基于我国的现实国情，针对当前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大背景，建议国家在“十二五”规划中进一步强调科技创新，并倡议建立起举国科技创新体制。
纵览世界经济危机历史，我们可以发现一条走出危机、迎来繁荣的不二法则———那就是：依靠重大科技创新，推出具有重大影响、深刻改变人类生活状态的新产品、新产业。这些新产品、新产业开拓新的生产、流通、消费体系，同时有效带动上下游相关产业的发展，由此产生乘数效应并促使经济走向繁荣。
美籍奥地利著名经济学家熊彼特（J.A.Schumpeter）曾对人类近现代史上三次产业革命进行过比较分析，他指出：技术创新是资本主义长期波动的主要起因，正是技术革命才带动了经济的起飞，并基此提出了创新理论。德国经济学家门施（G.Mensch）利用现代统计方法，通过对112项重要的技术创新考察发现，重大基础性的创新高峰均接近于经济萧条期，技术创新的周期与经济繁荣周期呈“逆相关”。由此认为经济萧条是激励创新的重要推动力，技术创新是奠定经济发展新高潮的基础。
世界各国的经济竞争，从表象上看，是GDP的竞争；从本质上看，则是科技的较量。因此，我们中国绝不能满足于甚至陶醉于“制造大国”的虚荣，而应坚定不移地朝着“科技创新大国”的方向迈进。我们要看到，当前出现的全球经济危机对于中国既是挑战，更是机遇，是一个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崛起的重大机遇。如是，我们认为，我国应实行“举国科技创新体制”。主要建议如下：
1.创新科研管理体制，催生更多更好的科研成果。
为了确保我国尽快成为世界科技创新大国，我们必须努力营造一个彰显公平竞争、充满创新活力、去行政化的、自觉赶超世界先进水平的良性科研生态，从而要求革除积弊，创新现行科研管理体制。建议：在科研项目立项方面，每次均应从大幅度扩充的专家库中随机选定评委并严守机密；要建立严格的立项评委违规惩处制度；要全面推行匿名双盲申报审阅、量化打分终选制；而且，在不涉及保密的情况下，每次初步立项后都要上网公示所有申报项
目（包括没有初选上的项目）的得分和专家评语，即引入具有强大威慑力的舆论监督制约机制。在成果鉴定方面，要对研究成果尽最大可能实行双向匿名鉴定；要明确规定被鉴定方无权指定鉴定专家，鉴定专家由鉴定管理机构根据成果的细分类别进行遴选确定；要建立违规鉴定举报渠道和具有震慑力的惩处制度。在成果评奖方面，要坚决克服权奖交易、钱奖交易、情奖交易等腐败现象，要建立评奖初选、终选结果公示制度———在公示内容中要尽最大可能链接获奖初选项目的具体内容，还要提供成果得分和评奖专家的评语等，以接受社会的监督、评论、举报并及时取消有问题奖项且对相关违规违纪人员进行法纪处理。
2.实行高校体制改革，尝试公立大学转制为民办（私立）大学。
无论中外，高等院校都是国家科技研究的重要基地（更是诺贝尔科技奖获得者的重要基地）。就发达国家来看，他们的私立高校占有绝大比重；而在我国，公立高校占有绝大比重。公立高校具有体制上、机制上的明显弊端：一是占有消耗国家和地方的大量财政投资；二是“铁饭碗”、“大锅饭”、养懒汉、人浮于事、效率低下。可以说，公立高校病就是国企病，公立高校是我国“国企改革”最后的一个“领地”。为了克服如上弊端，最大限度地激活我国高等院校的科研能量，建议：采取试点先行、循序推进的办法，将我国一定数量的公立大学转制为民办（私立）大学。公立大学转制为民办（私立）大学，教职员工必然具有前所未有的压力和动力，其科技人员就会全力以赴从事科研事业，从而推动我国科技事业的快速发展。
3. 采取多种方式加大科技成果的奖励力度。
为了更好更多更快地推出中国独创、世界领先、具有重大影响力的科技成果，为了更多更快地培养出科技拔尖人才，我们必须采取多种方式，显著加大国家和地方的科技成果奖励力度。就目前来看，我国设立的国家级科学技术奖主要有：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国家自然科学奖、国家技术发明奖、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这五项奖每年评审一次。其中，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报请国家主席签署并颁发证书和奖金，获奖者的奖金额为500万元人民币，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由国务院颁发证书，如上两个奖项不分等级。其他三个奖项由国务院颁发证书和奖金，分为一、二等奖两个等级。对作出特别重大科学发现或者技术发明的公民，对完成具有特别重大意义的科学技术工程、计划、项目等作出突出贡献的公民、组织，可以授予特等奖。
我们补充建议：
（1）为了更好地激励科技创新（同时考虑到通胀的因素），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奖金额应大幅度提高，建议将其标准提至1000万元。与此同时，其他奖项奖金金额也相应提高。
(2) 除了一次性发放的奖金外，对于如上五种奖获得者（后三项可限于一等奖获得者），
国家还应对其发放终生奖励津贴，比如每年发放10万～20万元的津贴，直到获奖者逝世为止。
（3）对于为国家科技事业做出重大贡献者，除了物质激励外，还要有多元的精神激励。比如授予其“人民功臣”、“国家栋梁”、××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科技10杰”等光荣称号等。
（4）为了奖掖青年，培养科技新生力量，建议将现由中央组织部、人事部、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共同组织实施的部级“中国青年科学奖”升格为国务院、科技部、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共同组织实施的国家级“中国青年科学奖”，其时间间隔依然规定为每2年评选一次（这是为了与以上5奖相区别，同时为了保证获奖成果的含金量）。
四大发明已经是宋朝以前的事了，要研究这1000多年来中国对世界文明的贡献为什么这么少，不如去看看西方的成就为什么这么大。
西方的产权制度，让创造发明的个人和企业得到了好处。这种基于私有产权的激励力量是无可比拟的，没有这个激励，科技发明是逼不出来的。
以股票市场为代表的快速财富兑现机器，会激发更多人投身于科学研究。美国的股票市场，从19世纪后期开始，就掀起了铁路、电话、汽车、电脑等领域股票交易的高峰，以往要几十上百年才能兑现的财富，通过股票市场几年就实现了。财富兑现周期的加快和提前，肯定会吸引更多的追随者。
这几年，很多中国的IT、互联网、手机企业到纳斯达克上市，就是利用了全球化的机会，把许多年轻人的创造力在短期内变成了财富。广泛报道这些事情，会激发很多年轻人对科技的兴趣。让他们每个人都意识到通过创新自己也可以是下一个李彦宏，创建下一个百度。这类故事在过去150年的美国社会已经有千万个，你能想象其示范效果对美国创新文化的意义吗？事实上，由于中国IT行业通过到美国上市创造了一个个财富故事，这已经使该行业的创新活力为中国各行业之首。
中国自然科学奖曾经连续4届一等奖空缺，国家技术发明一等奖也曾经连续6年空缺。这说明国内的科学研究缺少原始创新，缺少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重大发现。这中间的问题很多，归纳下来主要有这样一些原因：
科技管理的行政化问题。政府对科技活动的管理手段非常传统，计划色彩相当浓厚，最主要的表现就是“立项—申请—研究—报奖—评奖”这样一个过程。这就决定了人才的评价、选拔、流动都被一些行政人员把持，科研机构普通的行政人员，应该是给专业人员做辅助工作的，却常常能领导和指挥专家。世界上没有任何重大发明是由行政官员计划出来的，计划和创新本身就是互相矛盾的事，能够计划出来的肯定就没有创新。
对知识产权的保护欠缺，这必然挫伤人们进行科学研究的积极性。
资本市场不发达。国内股票市场的作用很大程度上是为国有企业解困的，民营公司上市批准的程序非常麻烦，得到批准的可能性也很小。这种股票市场对创新文化的激励几乎没有。
旧式思维方式认为，要发展科技创新，一是要有科技人才，二是要有研究资金。我们现在有了千千万万个一流的科技人才，通过国家的投入也有了大量的资金，但却还没有突破性的科技创新，这到底怎么回事？如果继续沿用这种思维，继续依靠公有制和国有企业来发展科技，充其量只会提高军事、国防等领域的科技水平，民用科技不可能有大突破。历史上，二战前的德国、日本、前苏联都采用这样的科技体制，其共同特点就是拼命发展军事技术，忽视民用。前苏联的航天技术、核技术都曾领先于世界，但现在看来，似乎没有多少造福人类的技术是这些科技发展带来的。
英美在科技方面的投入很少，没有什么科技部、工业部。个人搞研究，就要自己去找钱，向别人证明自己的创新能带来收益，而只有成千上万人欢迎的技术，才会带来收益。这无形中导致了钱主要投向那些改善人民生活的科技上。
而官僚化的科技体制，注意力往往放在官僚们所能理解、想象，能立即带来效果的方面，而不是科学发展的真正需要和方向。比如研发“银河”计算机时，对其成效的衡量标准完全是指标性的：一秒钟能计算1亿次。没有人计算它的成本和后果，也没有人有动力去开发应用软件，发挥“银河”计算机的潜能。这种科技发展，除了会在未来给计算机博物馆多一样展品外，没有多少进步可言。可是，“银河”计算机还在一代接一代地研制，国家还在大量投入，究竟为了什么？
中国不能再犯前苏联的错误，国家对科技发展大包大揽的必然结果，就是个人的创造力被压抑和抹杀。只有在私人无力解决的基础研究领域，才需要国家出手。在科技发展上，国家的作用就是搭建鼓励创新的机制和平台。为什么许多人出国后发展得比较好，不是因为他变聪明了，而是因为那里的平台比较好。
我个人认为，“神舟6号”的成功，仍然是在一种类似前苏联、德国的科技体制下获得的成果，成本是很高的。“神舟6号”确实说明了中国在航天领域的科技进步，但它能给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带来什么好处呢？人们应该多想想这个问题。在对科技进步的激发作用上，我认为“神舟6号”的作用还不如百度上市来得大。
“曼哈顿”计划和“阿波罗”计划确实是美国政府主导的，但它们的大部分实际工作是由私人企业完成的。在这种情况下，科技很容易就市场化，转化为民用了。所以，美国人才能从登月计划中获得3000多项专利，并依靠空间计划获得的技术为美国经济增加2万亿美元的
收益。
综合国力竞争实际上就是科学技术实力的竞争，是各国科技创新能力的竞争。由于科学技术在现代世界经济发展中的巨大作用，各国经济竞争的焦点已经从产品竞争深入到生产要素的竞争，发展到科学技术的竞争，特别是国家科技创新能力的竞争。
国家科技创新体系是现代经济发展的产物，一国的历史传统与社会文化等对于国家科技创新系统的形成与发展有着极为重要的影响。由于国际竞争性质和形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自80年代以来，西方国家政府已经全面介入科学技术知识的产生、扩散和应用过程之中。从科技创新的角度看，综合国力竞争使政府的职能发生了两方面的变化：一方面，由于综合国力竞争的主体是国家，其实质是国家总体实力的较量，竞争的层次由科研机构和企业一级上升到国家一级，因而是一种更为综合、更为激烈的竞争。在这种情况下，科技创新的主体虽然仍是科研机构和企业，但是，科技创新已不再仅仅是科研机构和企业自身的事情，而是政府和科研机构及企业共同的事业。政府应当从总体上对于科学技术知识的生产、扩散及其应用进行规划和引导，直接参与科技创新的全过程。另一方面，在国际经济关系这个层次上，由于科学技术已经成为最重要的战略资源，所以各国政府在技术的民族主义与技术的全球主义之间求得某种平衡，既要控制科学技术的输出，以免使其产生飞镖效应，同时又要最大限度地鼓励科学技术的输入，以免使自身孤立于世界科学技术发展的潮流之外。在这种情况下，传统上由科技界和企业自行决定的科学技术的国际交流等问题现在被政府以国家利益的名义加以严格控制。
当今世界的政治同科技的关系日益密切，一个国家科技发展的快慢，首先决定于政策的保障程度及这个国家精神风貌对群体创新意识的影响。当代科学技术已经从生产力体系中的直接因素变为主导因素，而资源、生态环境同科技的制约和互动关系则主要表现在科技既能够促进生态系统的有效管理，同时又能够极大地改变资源的利用方式和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进而推动和促进经济的健康发展，保障可持续发展综合国力的提升。
进入21世纪以来，科技创新已成为国际竞争中成败的主导因素，科技竞争力将决定一个国家或地区在未来世界竞争格局中的命运和前途，成为维护国家安全、增进民族凝聚力的关键所在。建设国家创新体系，促进科技创新，成为世界各国关心的重要问题。早在1990年，《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就在一篇文章中指出：“90年代的竞争将集中在下述战场进行：用于研究和投资的资金，科技、人力和基础设施，以及国外市场的竞争力”；“至关重要的竞争将是发展科技，创造高附加价值的产品和高薪职位”。美国总统克林顿在1993 年公布了一项技术支持计划，计划中指出“投资于技术就是投资于美国的前途”。1996年
7月，日本政府通过了一项计划，决定在其后的5年内向科技投入1550亿美元的研究开发经费，以资助“争夺地盘的战斗”。
显然，科技发展领域的竞争已经演变成为国际竞争的一个焦点，国家科技创新体系建设也恰恰因此而成为必然。根据综合国力竞争的国际发展态势和中国自身的发展需要，中国适时地提出了建立中国科技创新体系的计划，并迅速地采取了一系列积极有效的实施步骤和保障措施，取得了极具实际价值的成效，推动和促进了中国经济的健康发展，保障了中国可持续发展综合国力的不断提升。
构建中国国家创新体系，核心是要构造有利于提高我国科技创新能力，促进科技与经济紧密结合的体系。我们既要着眼近期中国科技的发展，又要考虑中长期科技发展；既要立足国内现有基础和条件，又要考虑尽快构建适合科技创新自身规律和国际竞争的需要，特别是我国加入WTO后科技创新的国际竞争将更加剧烈；既要在制度、体制、机制方面进行改革创新，又要注重创造有利于科技创新思想产生的环境和条件，注重创新文化的建设和发展。目前，我国正处于经济的转型阶段，初步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但仍不完善。只有从整体上推进，才能使我国在现有体制和基础上，构建起功能齐全、符合国民经济发展需求和国际竞争需要的创新体系。在进行整体推进的过程中，我们也要注意突出重点，抓住关键。更重要的是，在建设和发展国家创新体系的过程中，我们要站在21世纪发展的战略高度，从提升国家的可持续发展综合国力出发，根据国际形势的不断变化并结合我国的国情和特点，不断调整创新体系建设战略，把创新战略研究作为国家创新体系的构成要素之一纳入创新体系之中。
虽然我们在科技创新体系的建设中取得了很好的成绩，并且已经建立起来了具有较好基础的国家科技创新体系，但应当看到，与世界上的发达国家相比我们还有一定的差距。所以，中国应当在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宏观框架下，在目前已经建立起来的比较好的国家科技创新体系的基础上，进一步从国家的层面上对国家科技创新体系进行组织、管理和调控，进一步从资金、体制、机制、政策等各方面强化国家科技创新体系建设，推进中国国家科技创新体系的建设和快速发展，促进中国可持续发展综合国力的不断增强和迅速提升，保障中国在国际竞争中具有坚实的基础和有力的地位，为世界的和平、发展与进步作出更大的贡献。
注释专栏5.1
中国国家科技创新体系
国家创新体系是社会经济与可持续发展的引擎和基础，是培养造就高素质人才、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社会进步的摇篮，是综合国力竞争的灵魂和焦点，其主要功能是知识创新、技术创新、知识传播和知识运用。
“十五”计划《纲要》首次提出：“建设国家创新体系”；“建立国家知识创新体系，促进知识创新工程”；实施“跨越式发展”的宏伟战略。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同年11月，中国科学院成立。随后，政府部门的科研机构、企业的科研机构、大学的科研机构、地方科研机构都相继建立。可以说，中国国家的创新发展是和新中国的成长同步的。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创新系统在不断发展演化着。从总体上看，在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中，我国的国家创新体系不断完善和加强。
中国的国家创新战略的演化大体上可以分为四个阶段（张凤等，1999）。
1. 形成阶段（1949—1977年）
这一阶段的主要特征是建立各类科研机构，制定国家科技发展计划，逐步形成国家创新体系。这个时期的科技计划主要有“12年科技发展规划”等。这—阶段主要是为了国防安全的需要，中国的高新技术发展倾向于军事方面，在高能物理、化学物理、近地空间海洋科学等方面进行了不懈努力，“两弹一星”的研制成功是其重要的标志。这些科技的成就，不但大大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威望，而且促进了此后中国高新技术的建立和发展。
此时的国家创新模式主要是“政府主导型”，由政府直接控制，相应的组织系统按照功能和行政隶属关系严格分工；创新动机来源于政府认为的国家经济的社会发展和国防安全需要，等等；创新各级政府制定；政府是资源的投入主体，资源严格按计划配置，创新的执行者或组织者进行创新是为了完成政府任务，其利益不直接取决于它们的现实成果，同时也不承担创新失败的风险和责任。
2. 发展阶段（1978—1995年）
这一阶段的主要表现是探索国家创新系统的发展模式和创新政策，出台了改革政策和措施。
在这一时期，创新模式主要是计划主导模式，即设立国家科技计划，在国家科技计划中引人竟争机制。这种模式的形成是伴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进程而出现的，随着国有企业自主权的不断扩大，市场对企业的调节作用不断增强。通过改革拨款制度、培育和发展技术市场等措施，科研机构服务于经济建设的活力不断增强，科研成果商品化、产业化的进程不断加快，这一切都加速了我国国家创新体系的发展。在这一时期，国家科研经费大多以国家科技计划的形式出现，政府工作人员管理着科研经费的配置。国家先后出台了一系
列的计划：国家重点科技攻关计划、高技术发展计划（863计划）火炬计划、星火计划、重大成果推广计划、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攀登计划等科技计划。与此同时，为迎接世界高新技术革命浪潮，中国也像许多国家一样兴办了许多科技园区。自1985年7月中国第一个高科技园区“深圳科学工业区”成立以来，中国已建立起国家级高新技术园区52个，总面积达676.16平方公里。此外，还有省、市级高新技术园区或经济开发区70多个。
3. 国家技术创新系统阶段（1995—1998年）
在这一时期，突出了企业的技术创新模式，这一阶段的显著特点是确立了市场经济的目标，从企业做起，进行企业制度和产权制度的改革，强化企业的创新功能。宏观管理体制也发生了重大变化，政府制定重大科技计划逐步由科技和经济主管部门联合制定，出现了新的参加对象，如国家工程中心，生产力促进中心等，加快了科技成果的商品化、市场化。1995年，国家启动了“科教兴国”战略。1996年，国家决定启动《技术创新工程》，重点是提高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
4. 国家创新系统阶段（1998年至今）
1997年12月，中国科学院提交了《迎接知识经济时代，建设国家创新体系》的报告。该报告提出了面向知识经济时代的国家创新体系，具体包括知识创新系统、技术创新系统、知识传播系统和知识应用系统、报告受到了国家领导人高度重视。1998年6月，国务院通过了中国科学院关于开展知识创新工程试点工作的汇报提纲，决定由中国科学院先行启动《知识创新工程》，作为国家创新体系试点。
资料来源：1）陈立等编著. 中国国家战略问题报告.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2.2）张凤, 何传启. 国家创新系统—第二次现代化的发动机. 高等教育出版社, 1999.
（中国科学院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组撰写）
中国网2003年3月19日
技术创新体系是科技创新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推动技术创新的组织系统、关系网络以及保证系统有效运行的制度和机制。一般由与企业技术创新活动及配置相关、与利用创新资源相关的各种机构在相互作用中形成，主要包括企业、大学和科研院所、中介机构、政府部门等技术创新活动参与者、它们的相互联系，以及其运作机制构成的系统。有系统性、经济性、创新性等基本特性。基本要素包括组织系统、规则系统、资源配置系统与决策系统。其中，参与者是构成技术创新体系的要素，企业是技术创新的主体。有利于推进企业技术创新的进行、有利于形成核心技术能力，是构建技术创新体系的原则。[1]
技术创新体系是科技创新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钱学森的开放的复杂巨系统理论强调知识、技术和信息化的作用，特别强调知识集成、知识管理的作用。知识社会环境下科技创新体系的构建需要以钱学森开放的复杂巨系统理论为指导，从科学研究、技术进步与应用创新的协同互动入手，进一步分析充分考虑现代科技引领的管理创新、制度创新。科技创新正是科学研究、技术进步与应用创新协同演进下的一种复杂涌现，是这个三螺旋结构共同演进的产物。科技创新体系由以科学研究为先导的知识创新体系、以标准化为轴心的技术创新体系和以信息化为载体的现代科技引领的管理创新体系三大体系构成，知识社会新环境下三个体系相互渗透，互为支撑，互为动力，推动着科学研究、技术研发、管理与制度创新的新形态，即面向知识社会的科学2.0、技术2.0和管理2.0，三者的相互作用共同塑造了面向知识社会的创新2.0形态[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