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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损害赔偿案例

【篇一：医疗损害赔偿案例】

上诉人（原审原告）刘全清，男，汉族，1939年1月2日出生。

委托代理人江孔顺、高磊，河南天昭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巩义市阳光医院，住所地巩义市新华路南段。法定代表人曹遂茹，系该院董事长。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张本周，男，汉族，1964年11月27日出生，巩义市阳光医院医生。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郝特罗，男，汉族，1963年2月22日出生，原巩义市阳光医院医生，现为郑州市第三医院医生。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曹遂茹，女，汉族，1956年2月17日出生，系个人独资企业巩义市阳光医院的投资人和法定代表人。

四被上诉人委托代理人席红霞，河南魁达律师事务所律师。

上诉人刘全清因医疗事故损害赔偿纠纷一案，不服巩义市人民法院（2008）巩民初字第1695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审理了本案。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查明， 2005年12月27日下午5点多，原告刘全清在310国

道民族饭店门口处被一辆机动车撞倒，机动车逃逸。原告于2005年12月27日晚7时50分许，以“摔伤后左小腿肿痛十分钟余”为主诉，入住被告巩义市阳光医院。入院诊断：左胫腓骨骨折(上段)。12月

28日下午2时行左胫腓骨骨折切开复位内固定术。术后患者平卧硬

板床，患肢制动抬高，生命体征平稳。2006年1月1日下午6时20分，患者突然出现昏迷，呼之不应，立即给予抢救，急测血糖

2.5mmol／l，头部ct示脑梗塞。晚9时，测血糖为11.9 mmol／l，9时20分症状有所缓解。2006年1月2日，患者中度昏迷，双侧瞳孔等大等圆，对光反应灵敏，呼吸浅慢规律，生命体征平稳。经治

疗患者神志清，精神好，能简单对答，智力、思维能力差，心肺听

诊正常，肢体活动自如，左下肢石膏固定好。2006年3月13日，

患者出院。2006年8月21日，根据原告的申请，巩义市卫生局委

托郑州市医学会对刘全清与被告巩义市阳光医院医疗争议案依照

《医疗事故处理条例》进行医疗事故技术鉴定。该会根据医患双方

提供的医疗事故技术鉴定材料，专家现场调查，分析认为：1、巩义

市阳光医院对患者“左胫腓骨骨折”的诊断明确，实施“左胫腓骨骨折

切开并复位内固定术”符合手术指征，治疗效果满意。2、刘全清为

老年患者，骨折后卧床，应用降糖药物后发生低血糖昏迷并出现持

续意识障碍。3、低血糖昏迷是脑梗塞发病的诱因之一。院方存在的

缺陷与不足：1、巩义市阳光医院对患者糖尿病的诊断依据不足，患

者出现血糖偏高时，未进行内科会诊，指导用药。2、院方为患者应

用降糖药物不当，导致患者发生低血糖昏迷。郑州市医学会作出郑

州医鉴[2006]064号医疗事故技术鉴定书，认为巩义市阳光医院对患

者的治疗过程中存在的缺陷、不足与患者目前的症状之间存在一定

的因果关系，构成四级医疗事故，医方承担次要责任。原告支付鉴

定费2000元。因患方不服该鉴定结论，巩义市卫生局委托河南省医

学会组织再次鉴定。2006年11月24日，河南省医学会医疗事故技

术鉴定工作办公室主持医患双方确认了病历资料，并正式受理鉴定

委托，2006年12月13日，河南省医学会作出河南医鉴[2006]088

号医疗事故技术鉴定书。该鉴定结论分析意见认为：1、患者入院时，医方诊断患者“左胫腓骨骨折(上段)”正确，行“左胫腓骨骨折切开并

复位内固定术”符合治疗原则。2、医方根据患者12月27日(随机)、28日、29日(空腹)三次血糖测定(分别为9.28mmol／l、6.77 mmol

／l、6.43 mmol／l)，未请内分泌科会诊即给予优降糖(格列本脲)、

二甲双胍降糖药不当，且选择老年患者慎用的“格列本脲”，在未确

诊患者糖尿病的情况下，12月31日又加大降糖药物用量，违反诊疗原则。3、患者再昏迷后医方所采取的措施符合抢救治疗原则。4、

过失行为：降糖药应用不当。5、因果关系：医方的过失行为与患者

因低血糖昏迷及目前轻度反应迟钝、左手细微颤动有一定因果关系。

6、责任程度：患者高龄，有伤后头皮下血肿、短暂昏迷，手术创伤

等均对预后有一定影响。故医方承担次要责任。根据《医疗事故处

理条例》第二条、第四条、《医疗事故分级标准(试行)》、《医疗事

故技术鉴定暂行办法》第三十六条等，本例属于三级戊等医疗事故，医方承担次要责任。原告为此支付鉴定费3000元。诉讼中原告要求

再次对原告进行医疗事故及伤残鉴定。其理由如下：1、郑州市和河

南省医学会所做的两次医疗事故技术鉴定材料不真实，病历资料虚

假有涂改现象，病历记录不全；2、张本周没有可于2005年底至2006年初在被告处执业的许可证；3、鉴定程序违反公开公正原则。同时查明：被告巩义市阳光医院系2005年4月1日开办的民办非营

利性质的民营企业法人，从开办之日至今均经巩义市民政局年检合格，法定代表人及实际投资人为被告曹遂茹。被告张本周，河南中

医学院毕业，1999年5月1日由河南省卫生厅颁发证书，取得执业

医师资格，2001年4月28日经河南省中医管理局注册发给《执业

医师执业证书》(执业证书编码为141410*********)，该证书载明

其执业地点为巩义市中医院，执业范围为骨伤科。2007年6月14日，其执业地点由巩义市中医院变更到巩义市阳光医院，原执业证

书被河南省中医管理局作废，由巩义市卫生局于2007年8月1日发

给新的执业医师执业证书(编码为141410181000081)。被告郝特罗，开封医专毕业，1999年5月1日经河南省卫生厅审核颁发证书，取

得执业医师资格。2001年4月30日注册为巩义市人民医院外科执

业医师(执业证书编号为110410000013018)，2007年2月8日由巩

义市人民医院变更至巩义市阳光医院执业，2007年11月1日由巩

义市阳光医院变更至郑州市第三人民医院执业。

宣判后，刘全清不服，上诉称，一审判决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

错误，请求二审法院依法予以撤销，支持上诉人刘全清进行伤残鉴

定的请求，并依据人身损害赔偿标准判决四被上诉人连带赔偿上诉

人刘全清各项损失人民币30万元。四被上诉人辩称，一审判决认定

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依法驳回上诉人的上诉请求，维持原判。

本院经审理查明的事实与原审判决认定的事实一致。

本院认为，上诉人刘全清上诉称，巩义市阳光医院在一审审理时提

交的2005年12月至2006年3月期间的《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

上加盖的巩义市卫生局的公章是2007年9月才启用的，不能证明巩

义市阳光医院在当时是合法执业。因该证据加盖了巩义市卫生局的

公章能证明巩义市阳光医院在上诉人刘全清住院治疗时具有合法执

业资质。在一审审理时，本案已经过郑州市医学会和河南省医学会

两次医疗事故鉴定，两份医疗事故技术鉴定书均表明已构成医疗事故。上诉人刘全清未提交相应的证据对其上诉请求加以证明，四被

上诉人均不予认可，本院不予支持。故本院认为，原审判决认定事

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

讼法》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400元，由上诉人刘全清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判长刘宪敏

审判员马婵娟

代理审判员于岸峰

二○○九年十月二十八日

书记员申国辉（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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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一：法律知识详解医疗事故死亡赔偿案例专家

医疗事故死亡赔偿案例专家详解

双胞胎王文翰、王文林今年仅3岁，他们的母亲在三年前的医疗事故中永远地离开了他们，死于“一级甲等医疗事故”;赖君平，25岁，由于医院漏诊，错过抢救时机，最终丧命，经鉴定为“一级甲等医疗事故”;王颖捷，因医院未按规定诊疗，死于“一级甲等医疗事故”。悲剧发生后，当受害者的家属向医院索赔时，却发现，《医疗事故处理条例》当中“漏列”了死亡赔偿金。他们最多只能获得几万元的精神损害赔偿金。而相比之下，同样是为“生命的代价”补偿，交通

事故、故意伤害等一般人身损害赔偿中，受害者家属不仅可获赔“精

神抚慰金”，还可获得数十万元的“死亡赔偿金”。

□◆医疗事故致死，只有精神抚慰，却没有死亡赔偿

医疗事故，曾夺去许多生命，也破灭了许多幸福家庭。但医疗事故

死者的家属，只有精神抚慰金，没有死亡赔偿金。

为什么医疗事故会没有死亡赔偿金呢?这一“漏列”是对医院的保护，

还是对公民生命权的忽视?在当前的情况下，受害者家属应该采取怎

样的措施，才能尽量维护自己的权益?导报记者陈捷梁张磊

□◆医院“漏诊”儿子丧命

于医疗事故已经整整21个月。这一天，赖君平的父亲接到医院的答复。医院表示接受法院一审判决结果，愿意为“漏诊”赔偿7万多元

精神损失抚慰金给赖家，不再上诉。

据法院查明，2005年3月29日凌晨4点多，赖君平驾驶摩托车被

汽车撞伤。当天凌晨5点多，他因“头部和面部疼痛流血，胸痛”就

诊于杏林医院。当时赖君平神志还算清楚，但口腔和鼻腔出现渗血

症状。

虽然医院ct显示赖君平“颅脑损伤”，x线显示“心影明显扩大”，但是，医生竟然漏诊，没有及时发现。当天6：50，医院方面决定将赖君平转院治疗。大约在7：42，也就是到达转院目的地的三分钟前，赖君平发生呼吸和心跳停止。8：10，他被宣布临床死亡。

经省医学会鉴定，医院在诊疗过程中存在漏诊，本病例属于“一级甲

等医疗事故”。近日，法院作出一审判决，判处医院为这起医疗事故

承担85%的责任，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71094元、医疗费1427元、误工费10667元、丧葬费7801元、交通费630元。

对于这个结果，医院没有异议，判决并没有要求他们支付死亡赔偿金。在这起医疗事故中，医院不用为死者赖君平的生命“买单”，只

需要赔偿精神损失费和丧葬费。但是，老赖对这个结果愤愤不平，

却又无可奈何。“在医疗事故中，是没有死亡赔偿金的。”老赖的代

理律师陈志恭说，《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第50条的赔偿项目中，列

有“医疗费”、“误工费”、“丧葬费”、“精神抚慰金”等11项赔偿项目，惟独没有死亡赔偿金。

□◆双胞胎刚出生就没了妈妈

双胞胎王文翰、王文林今年已经3岁，他们的母亲死于医疗事故也

已经三年。这三年来，他们的父亲一直在为双胞胎的妈妈吕玉丽的

死寻求公正。近日，省医学会针对吕玉丽一案作出“医疗事故技术鉴

定书”，结论为“一级甲等医疗事故”。随后，思明区法院作出一审判决，有精神抚慰金，有双胞胎等被抚养人的生活费，但还是没有死

亡赔偿金。

据双胞胎的父亲王声电说，2003年10月，吕玉丽三次到医院就诊，被确诊为“妊高症、低蛋白”，10月16日，她住院边治疗边待产，次日行剖腹产，一对可爱的双胞胎诞生，但同时，他们的母亲产后大

出血。王声电起诉说，当时医院没有存血，临时到中心血站取血，

耽误了一个多小时。孩子出生的第二天，吕玉丽被诊断出“急性肾功

能衰竭并发严重酸中毒”，紧接着，她病情逐渐恶化，10月19日晚

9点死亡。

王声电等家属认为，吕玉丽的死，根源在于医院对病情判断失误，

抢救不及时，耽误了抢救时间。对此，福建省医学会组织的专家组

分析认为：医方在诊疗过程的缺陷，与患者的死亡有一定的因果关系。

因此，家属状告医院提出了高价索赔。其中死亡赔偿金28万多元、

精神抚慰金10元，双胞胎和家中老人等被抚养人生活费31万多元，再加上其他费用，索赔总额高达64万元。

近日，思明区法院也针对本案作出一审判决，判令医院赔偿6万多

元精神抚慰金，另外，双胞胎等被抚养人的生活费、医疗费等6万

多元，共计12万多元，但还是没有死亡赔偿金。

□◆生命的价值还不如头牛

医疗事故，只有精神损害抚慰金，没有死亡赔偿金，这种现象普遍

存在。对此，陈志恭律师很感慨，他说：“一个活生生的生命就这么

没了。难道生命的价值就这么几万元，这还不如一头昂贵的奶牛。”

王颖捷，同样死于“一级甲等医疗事故”，同样没有死亡赔偿金。

据王颖捷的父亲起诉说，2003年3月5日，王颖捷因呕吐被送到医院。经化验，血常规报告单显示王颖捷“血细胞异常”、“血象非常高”。但医生没有充分注意，没有按规定要求患者转院，只认为“考

虑胃炎可能”。

儿子死后，老王怒告医院，请求法院判令医院为王颖捷之死赔偿人

身损害赔偿金279911元、精神损害抚慰金10万元。但是，一审判

决的赔偿金远远低于老王的诉讼请求，仅判决支持医院赔偿精神损

害抚慰金56754元，再加交通费、医疗费和医疗事故鉴定费等，一

共仅有7万元。

据记者了解，目前医疗事故死亡赔偿纠纷不少，但能够调解的案件

微乎其微。究其原因在于，患者家属心中“生命的价值”与“医院愿意

赔偿金额”相差太远。医院坚持《医疗事故处理条例》中没有“死亡

赔偿金”这一准则，只愿意付数万元精神抚慰金，而患者家属却坚持

认为，医院既然存在过错，就要为生命“买单”。因此，他们无法调解，只能闹上法庭。

□◆北京高院率先制定条例

不过，针对《医疗事故处理条例》“漏列”死亡赔偿金问题，近日，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在全国率先出台了《关于审理医疗损害赔偿纠

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其中在医院赔偿责任方面，明确规定：“如参照《医疗事故处理条例》处理将使患者所受损失无法得到基本

补偿的，可以适用《民法通则》及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适当提高赔

偿数额。”

这意味着医疗事故赔偿，可以像交通事故和故意伤害的一般人身损

害赔偿一样，不仅可以获赔“精神抚慰金”，还可获赔“死亡赔偿金”。陈志恭律师说，立法的精神应该“以人为本”，《医疗事故处理条例》“漏列”死亡赔偿金不论出于什么原因，都不符合法的精神。任何理

由都不足与人权对抗。因此，他认为，修改《医疗事故处理条例》，将“死亡赔偿金”列入赔偿项目将是未来的一种趋势。

法学专家认为，《医疗事故处理条例》倾向于保护医疗机构，侵犯

了受害者的合法权益，即使从保护公众利益，降低全社会医疗风险

的角度而言，《医疗事故处理条例》也只能是权宜之计。长远来看，必须有合适的制度来取代它。

因此，专家建议，建立医疗事故保险制度，分散医疗机构风险，最

大限度保护受害人合法权益。目前，通过强制机动车辆上第三者责

任险，实现了分摊交通事故风险保护受害者的目的，我国的医疗机

构亦可借鉴此类制度。

□◆修改不公平条例

保障生命健康权

厦门大学法学院副教授、研究生导师黄健雄：法律是为适应利益调

节的需要而产生的，法律的变化与发展根源于各种利益关系即人们

利益要求的变化与发展。

在对医疗事故的死亡赔偿问题上，立法的着眼点在于何种价值选择

是利益各方力量的均衡点。具体说来，从国家和社会的角度看，医

院必须保障患者的生命健康权;从医院的角度看，医院具有公益性，

并且医疗具有一定的风险性，因而死亡赔偿将加大医院的运行成本，不利于其发展;但从患者的角度看，因医疗事故的发生而使其丧失生命，若得不到死亡赔偿金，则显然地，医院对其医疗行为与损害后

果之间应承担的民事赔偿责任“极其不对等”，对患者而言显失公平。2002年9月1日施行的《医疗事故处理条例》是在综合考虑上述各

方利益的基础上对社会公平、效率、秩序之立法价值试图作出均衡

的结果。在这诸多价值理念中，秩序被置于首位。但这一立法选择

在此后的司法实践中纰漏频出，如与国家其他有关赔偿法律相冲突、易诱发医护人员的道德危险(因为医疗事故导致患者伤残而产生的赔

偿金额远远高于因此造成死亡的赔偿金额)、加剧医患关系的紧张程

度等等。

因此，在当前追求和谐稳定社会的时机下，有必要修改《医疗事故

处理条例》，明确医疗事故中的死亡赔偿金，进一步保障患者的生

命健康权。就赔偿项目方面，对于人身损害的赔偿，精神抚慰金与

死亡赔偿金并列存在，因此那种一方可包容另一方的说法实在不可取。

此外，在相关条例作出修改前，在当前情况下，受害方可根据《民

法通则》和《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的解释》中对于

死亡赔偿金的规定，请求法院判决医院承担相关责任。

篇二：医疗事故致人死亡的赔偿项目应包括死亡赔偿金

医疗事故致人死亡的赔偿项目应包括死亡赔偿金

沈大琼、王世蓉与金堂县高板中心卫生院医疗事故纠纷案

案例编写人/论证人：谷金霞发布时间：2010-01-18 14:48:54

[示范点]

医疗机构发生医疗事故致人死亡是否应赔偿死亡赔偿金是理论和实

务界长期争论的问题。按照医疗赔偿案件处理的一般原则，构成医

疗事故的赔偿范围应参照《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的相关规定，但在《医疗事故处理条例》中却没有规定死亡赔偿金的赔偿项目，导致

医院过错程度轻重与承担责任大小、患者受到损害程度与获得赔偿

数额的极不平衡。本案在参照《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的基础上，适

用《民法通则》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

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相关规定，将死亡赔偿金明确纳入医疗

事故致人死亡的赔偿范围，不仅较好平衡了双方利益，也最大限度

地实现了社会实质公平正义之理念。

[案情]

上诉人（原审原告）沈大琼。

上诉人（原审原告）王世荣。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金堂县高板中心卫生院。

2007年1月5日晚9点40分，沈大琼、王世荣之女王英因身体不适，由父母陪同到高板卫生院就医。入院诊断：1、寒颤待诊，急性上呼吸道感染？2、晕厥原因待查。入院后予抗炎、补液、对症等治疗。次日早上7点15分，王英突然出现神志不清，呼吸微弱，经抢救无效于7点50分死亡。1月7日，尸体送至四川华西法医学鉴定中心解剖，报告死亡原因为右侧输卵管妊娠破裂出血致失血性休克死亡。2007年2月6日，沈大琼、王世荣在高板卫生院领取丧葬费用10 000元，当天王英尸体火化。另，沈大琼、王世蓉支付王英尸体冰冻费用17 000元。

2007年8月8日，成都医学会鉴定认为：1、医方对患者急性上呼吸道感染作了相应的处理；2、医方对患者失血性休克的症状、体征及腹部症状体征认识不足，未作相应的检查，对病情的变化观察不仔细，处理不及时，违反了诊疗护理规范、常规，延误了对疾病的诊治，与患者死亡有直接因果关系。根据《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第二条、第四条，《医疗事故分级标准(试行)》，《医疗事故技术鉴定暂行办法》第三十六条的规定，本病例属于一级甲等医疗事故，医方承担主要责任。

沈大琼、王世蓉诉至法院，请求判令：被告赔偿死亡赔偿金167760元，丧葬费7910元，其他丧葬费用5000元、冰冻费18000元、交通费10000元、误工费20000元、精神损害抚慰金100000元，合计328670元。

[审判]

原审法院认为，经成都市医学会鉴定，高板卫生院对王英实施的医疗行为，存在医疗过失且与王英的死亡有直接因果关系，“属于一级甲等医疗事故，医方承担主要责任”。高板卫生院主张按照《医疗事故处理

条例》进行赔偿，原审法院予以采纳。理由是：1.国务院制定《医疗事故处理条例》是处理医疗事故的行政法规，具有普遍约束力，本案事故经鉴定系医疗事故，故属于该条例调整范围；2.最高人民法院于2003年1月6日通知，《医疗事故处理条例》施行后，人民法院审理因医疗事故引起的医疗赔偿纠纷民事案件，在确定医疗事故赔偿责任时，参照条例第四十九条、第五十条、第五十一条和第五十

二条的规定办理。原审法院酌定高板卫生院承担赔偿责任的比例为90％。

尸体的冰冻费17 000元应由高板卫生院承担，扣除高板卫生院已支

付的10 000元，尚欠7 000元；关于死亡赔偿金。因《医疗事故处

理条例》未规定该赔偿项目，故不予支持。

原审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一十九条、《医疗事

故处理条例》第五十条、第五十一条的规定，判决：一、金堂县高

板中心卫生院赔付沈大琼、王世荣物质损失20 281元。二、金堂县

高板中心卫生院赔付沈大琼、王世荣精神损害抚慰金45 150元。

宣判后，原审原告沈大琼、王世荣不服，上诉称：原审法院适用法

律有误。本案上诉人沈大琼、王世荣是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

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提起的人身损害赔偿，原审法院却适用《医疗事故处理条例》进行赔偿，导致赔偿金

额过低，且未判决高板卫生院承担死亡赔偿金，未充分保护医患纠

纷中患者一方的合法权益，违背了法律的公平原则。请求撤销原判，依法改判。被上诉人高板卫生院答辩称，一审判决正确，请求维持

原判。

二审法院认为，高板卫生院对王英实施的医疗行为，经成都市医学

会鉴定，“属于一级甲等医疗事故，医方承担主要责任”，故高板卫

生院应当依照法律、行政法规、司法解释的具体规定，承担与其医

疗过错程度相适应的民事侵权赔偿责任。最高法院《关于参照医疗

事故处理条例审理医疗纠纷民事案件的通知》规定：“《医疗事故处

理条例》施行后，人民法院审理因医疗事故引起的医疗赔偿纠纷民

事案件，在确定医疗事故赔偿责任时，参照条例第四十九条、第五

十条、第五十一条和第五十二条的规定办理。” 故原审法院按照《医

疗事故处理条例》第五十条有明确规定的赔偿项目确定赔偿标准予

以赔偿并无不当。上诉人沈大琼、王世荣主张按照《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进行赔偿的

上诉理由，本院不予采纳。

对于《医疗事故处理条例》未规定的“死亡赔偿金”。本院认为，高

板卫生院应当按照《民法通则》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

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确定的赔偿标准予以赔偿。

其理由如下：

1.由于《医疗事故处理条例》与《民法通则》规定的赔偿项目、赔偿标准不一致。构成医疗事故的，医院过错程度较重适用《医疗事故

处理条例》，但赔偿数额较少；不构成医疗事故的一般人身损害赔

偿案件，医院过错程度较轻，适用《民法通则》及相关司法解释，

但赔偿数额较多，导致两种类型的医疗纠纷案件裁判结果明显有失

公平。2。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

问题的解释》，已将死亡赔偿金从精神抚慰金中分离出来，作为一

项单独的财产损害赔偿项目。3.《民法通则》是基本法律，《医疗事

故处理条例》是行政法规，行政法规的效力层次低于法律。最高人

民法院《关于参照医疗事故处理条例审理医疗纠纷民事案件的通知》中，措词是“参照”而不是“依照”、“按照”，给司法者留有适度的自（一）项、第（三）项的规定，判决如下：一、维持四川省金堂县

人民法院（2007）金堂民初字第528号民事判决第二项，即金堂县

高板中心卫生院赔付沈大琼、王世荣精神损害抚慰金45 150元。于

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支付。二、变更四川省金堂县人民法院（2007）金堂民初字第528号民事判决第一项为：金堂县高板中心

卫生院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赔付沈大琼、王世荣丧葬费、冰

冻费、交通费、误工费、死亡赔偿金合计208 276元。

[论证]

医疗事故纠纷中是否应将“死亡赔偿金”列为赔偿项目，是本案的焦

点问题，同时也是在理论界和司法实践中长期争论的问题，一种观

点倾向于医疗事故纠纷案件一律适用《医疗事故处理条例》（以下

简称“《条例》”），主要理由是：《条例》相对于《民法通则》或《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而言，系

国务院制定的专门处理医疗事故的行政法规，充分考虑了医患双方

的利益平衡，应优先适用，该条例中没有规定死亡赔偿金，则不应

纳入赔偿范围；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在《条例》没有将死亡赔偿金规

定为赔偿项目时，仍应从公平的角度出发，适用《民法通则》以及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确定的赔偿标准予以赔偿，本案的处理结果正是采用了第二种

观点。主要理由如下：

一、死亡赔偿金的性质在立法和司法层面经历了从精神损害赔偿向

物质损失赔偿的转变

1991年1月1日生效实施的《民法通则》第一百一十九条规定对死

亡赔偿作了简略规定，“侵害公民身体……造成死亡的，并应当支付

丧葬费，死者生前扶养的人必要的生活费等费用”，其中没有关于死

亡赔偿金的规定。1994年11月1日施行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首次使用了“死亡赔偿金”概念。该法第四十二条规定：“经营者提供

商品或者服务，造成消费者或者其他受害人死亡的，应当支付丧葬费、死亡赔偿金以及由死者生前扶养的人所必需的生活费等费

用。”1994年5月12日通过的《国家赔偿法》第二十七条第（三）

项规定：“侵犯公民生命健康权造成死亡的，应当支付死亡赔偿金、

丧葬费，总额为国家上年度职工年平均工资的二十倍。对死者生前

扶养的无劳动能力的人，还应当支付生活费。”2000年5月8日修

订的《产品质量法》第四十四条规定：“因产品存在缺陷造成受害人

死亡的，并应当支付丧葬费、死亡赔偿金以及由死者生前扶养的人

所必需的生活费等费用。”2001年3月10日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

称《侵权精神损害解释》）第九条规定：“精神损害抚慰金包括以下

方式：（一）致人残疾的，为残疾赔偿金；（二）致人死亡的，为

死亡赔偿金；（三）其他损害情形的精神抚慰金。”至此，从立法和

司法解释上，确定了死亡赔偿金在性质上为精神损害抚慰金。

2003年12月4日出台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

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人身损害赔偿解释》）

将“死亡赔偿金”定性为物质损失。其第十七条规定：“受害人遭受人

身损害，因就医治疗支出的各项费用以及因误工减少的收入，包括

医疗费、误工费、护理费、交通费、住宿费、住院伙食补助费、必

要的营养费，赔偿义务人应当予以赔偿。……受害人死亡的，赔偿

义务人……还应当赔偿丧葬费、被扶养人生活费、死亡补偿费以及

受害人亲属办理丧葬事宜支出的交通费、住宿费和误工损失等其他

合理费用。”该司法解释将死亡赔偿金与住院费、护理费、营养费、

丧葬费、交通费、误工费等并列，构成物质赔偿的一部分，并与精

神损害抚慰金在理论上构成了死亡民事赔偿最主要的两部分。

二、将死亡赔偿金纳入医疗事故损害赔偿范围符合法律解释方法

2002年9月1日实施的《条例》规定了十一项医疗事故赔偿项目，

即医疗费、误工费、住院伙食补助费、陪护费、残疾生活补助费、

残疾用具费、丧葬费、被扶养人生活费、交通费、住宿费、精神损

害抚慰金，由此可见《条例》并未将死亡赔偿金列入医疗事故赔偿

项目，因为当时最高人民法院《侵权精神损害解释》

第九条已明确将死亡赔偿金定性为精神损害抚慰金一种。我们认为，从立法技术层面考虑，《条例》当时未将死亡赔偿金列入赔偿项目

的立法安排是妥当的，符合法律体系解释规则。所谓体系解释系指

应将被解释的法律条文放在整部法律乃至整个法律体系中，联系此

法条与其他法条的相互关系来解释法律的方法；简言之，法律应被

作为一个整体来解释，以避免出现内部矛盾。具体到本案，尽管

《条例》规定的赔偿项目不包括死亡赔偿金，但其包括精神损害抚

慰金；此时我们不能孤立地看待《条例》中精神损害抚慰金的含义，结合《侵权精神损害解释》明确将死亡赔偿金定性为一种精神损害

抚慰金之规定，不难推理得出《条例》所指的精神损害抚慰金应包

括死亡赔偿金的妥当结论。此时若《条例》再单独列入死亡赔偿金

难免有重复立法之嫌。然而，在最高人民法院《人身损害赔偿解释》出台后，死亡赔偿金因被定性为一种物质损失而从精神损害抚慰金

中剥离出来，并与精神损害抚慰金作为两种不同项目分别规定。但《条例》并未根据上述立法的变化及时将死亡赔偿金单列规定，导

致从整个侵权损害赔偿法律体系来看，出现死亡赔偿金被完全排除

在医疗事故赔偿项目外的法律真空地带。

另外，根据法律目的解释规则，在解释法律时应当首先了解立法机

关在制定该部法律或该法律条文的目的，并以这个目的为指导去说

明法律的含义；相对于其他解释方法，目的解释可赋予解释者更大

的自由解释空间。从上文分析可以看出，在《条例》制定之初，结

合其与最高人民法院《侵权精神损害解释》之相关规定，将死亡赔

偿金纳入医疗事故纠纷的赔偿范围，给予医疗事故受害人更充分的

保护无疑属于《条例》立法的重要意旨。只是后来最高人民法院

《人身损害赔偿解释》的出台导致死亡赔偿金性质发生改变，而

《条例》未及时作出相应变更，致使从其条文规定来看其赔偿项目

不包括死亡赔偿金。但这种规定显然已经落后于新的法律理念和社

会现实，不符合《条例》立法的原有目的和精神。本案法官从目的

解释方法出发，在不拘泥于条文字面含义的基础上，将死亡赔偿金

纳入医疗事故致人死亡的赔偿项目，遵循了医疗事故侵权立法的重

要意旨，较好发挥了侵权立法救济弱者的社会功能。

三、将死亡赔偿金纳入医疗事故损害赔偿范围符合公平原则

随着人权保护观念的加强，现代侵权法以追求实质正义和法律的社

会妥当性为目标，这就需要从维护受害人的利益考虑，尽可能地对

受害人提供公平合理的充分补救，以最大限度地体现对人的终极关怀，最终实现社会的公平和正义。

在当前医疗事故纠纷的司法实践中，受害者或其亲属获得的补偿额

偏低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这种补偿根本无法实现侵权法救济补偿弱

者的主要功能，不能体现对人身权利的价值。我们认为，在医疗事

故纠纷中，患者相较于医疗机构而言总体上属于弱势地位，因此尽

管医疗行业属于具有公共福利性质的行业，且医疗行为的风险性比

较高，但绝不能因此而一味限制或降低医疗机构的赔偿责任。基于

现代社会所倡导的实质

公平正义理念，医疗机构应向患者支付包括死亡赔偿金在内的赔偿

项目，使得在大多数情况下患者及其亲属的损失能得到及时、全面、有效的补偿。

而且，医疗事故纠纷与一般医疗损害赔偿纠纷虽然分别由《条例》

和《民法通则》及相关司法解释所管辖，但归根结底均属于因医疗

诊治行为引起的人身损害赔偿纠纷，从性质上讲均为医疗侵权纠纷

的法律范畴，因此相关的赔偿范围不应过分悬殊。但因《条例》的

立法明显滞后于人身损害赔偿司法解释，使得两种类型的医疗纠纷

案件裁判结果明显有失公平：医疗行为构成医疗事故，医院过错程

度较重，但赔偿数额较少；医疗行为不构成医疗事故，医院过错程

度较轻，但赔偿数额较多。这种情况一则显失公平，使得判决结果

与社会价值评判明显偏离，无法实现侵权法正确的价值评判及引导

功能；另一方面使得患者宁愿选择一般医疗损害赔偿纠纷起诉，而

不愿以医疗事故纠纷起诉，使得《条例》实际被虚置，这显然不是《条例》的立法本义。

四、将死亡赔偿金纳入医疗事故损害赔偿范围符合法律适用的基本

规则

《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第八十三条明确规定：“同一机关制定的

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规定、特别

规定与一般规定不一致的，适用特别规定。”由此可以看出，“特别

法优于普通法”的含义是指同一位阶的法律、法规、规章等的特别规

定与一般规定不一致的，特别规定优先于一般规定，而并非是指下

位阶的特别法可以优于上位阶的普通法。《条例》从位阶上看是国

务院颁布的行政法规，其从法律层级上低于《民法通则》，故其虽

为特别规定，却不能“优于”《民法通则》而适用。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参照〈医疗事故处理条例〉审理医疗纠纷民事案件的通知》中，对于《条例》的适用方式也仅仅为“参照”使用而非“依照”适用，这就赋予了法官在处理具体案件时的自由裁量权。本案法官适用人

身损害赔偿司法解释，将“死亡赔偿金”纳入医疗事故赔偿范围是其

行使自由裁量权的体现，并未违反法律规定。

同时，医疗事故纠纷相较于那些存在医疗过错但尚达不到医疗事故标准的一般医疗损害赔偿纠纷而言，医疗机构的过错程度更高，给受害者造成的损害更为严重，因此，医疗机构在医疗事故纠纷中的义务更大，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应更重。而在司法实践中，根据《民法通则》及相关司法解释之规定，一般医疗损害赔偿纠纷的赔偿项目尚且包括死亡赔偿金，根据举轻以明重原则，医疗机构在医疗事故纠纷中的赔偿项目当然应包括死亡赔偿金。

综上所述，本案中将“死亡赔偿金”纳入医疗事故损害赔偿的范畴是合乎法理和情理的，从判决效果上看也取到了极好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判决书说理充分，逻辑性强，对于今后的类似案件有一定的示范作用。

篇三：医疗事故死亡赔偿标准

医疗事故死亡赔偿标准

一、医疗事故死亡赔偿标准

1、职工死亡抚恤补助。

在《工伤保险条例》与《解释》之前，企业或事业单位大多执行的是因病死亡一次性抚恤(或工亡补助)10个月工资，因公（工）死亡20个月，烈士40个月，这是福利政策规定的性质。而《工伤保险条例》规定为48-60个月，是保险赔付性质。

2、《民法通则》虽然作了总体民事侵权责任的赔偿规定，但其通篇只有第一条，即“第一百一十九条侵害公民身体造成伤害的，应当赔偿医疗费、因误工减少的收入、残废者生活补助费等费用；造成死亡的，并应当支付丧葬费、死者生前扶养的人必要的生活费等费用。”这一规定，虽然是赔偿性质的法律规定，但按此规定来计算，造成伤者的赔偿，可以达数万元甚至十几万元，但造成死亡的只能约数千元。因此当时社会上流行一句话“要撞就撞死”，119条的规定明显瑕疵在于：健康权远远高于生命权，残疾属于赔偿范围，而死亡只是支付一些“费用”，基本上是象征性的补助。

3、《民法通则》后的其他法律法规规定。

1988年1月26日最高人民法院出台了《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对维护公益而致害的损失赔偿、误工损失赔偿、医药治疗费赔偿、护理费赔偿、丧失劳动能力生活补助费赔偿、以及致死前、致残前受害人扶养的人的必要生活费的赔偿作了规定，对《民法通则》作了一些补充。

1991年9月22日《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失效]第37条规定“（五）残废者生活补助费：根据伤残等级，按照交通事故发生地平

均生活费计算。自定残之月起，赔偿二十年。但五十周岁以上的，

年龄每增加一岁减少一年，最低不少于十年；七十周岁以上的按五

年计算。（八）死亡补偿费：按照交通事故发生地平均生活费计算，补偿十年。对不满十六周岁的，年龄每小一岁减少一年；对七十周

岁以上的，年龄每增加一岁减少一年，最低均不少于五年。这里是“死亡补偿费”。

1993年2月22日《产品质量法》规定为“第三十二条因产品存在缺陷造成受害人人身伤害的，侵害人应当赔偿医疗费、因误工减少的

收入、残废者生活补助费等费用；造成受害人死亡的，并应当支付

丧葬费、抚恤费、死者生前抚养的人必要的生活费等费用。”“因产

品存在缺陷造成受害人财产损失的，侵害人应当恢复原状或者折价

赔偿。受害人因此遭受其他重大损失的，侵害人应当赔偿损失。”2000年5月8日《产品质量法（修订）》修改为“第四十四条因产

品存在缺陷造成受害人人身伤害的，侵害人应当赔偿医疗费、治疗

期间的护理费、因误工减少的收入等费用；造成残疾的，还应当支

付残疾者生活自助具费、生活补助费、残疾赔偿金以及由其扶养的

人所必需的生活费等费用；造成受害人死亡的，并应当支付丧葬费、死亡赔偿金以及由死者生前扶养的人所必需的生活费等费用。” “因

产品存在缺陷造成受害人财产损失的，侵害人应当恢复原状或者折

价赔偿。受害人因此遭受其他重大损失的，侵害人应当赔偿损失。”

直接规定了“残疾赔偿金”与“死亡赔偿金”是个进步。

1993年10月31日《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四十一条经营者提供

商品或者服务，造成消费者或者其他受害人人身伤害的，应当支付

医疗费、治疗期间的护理费、因误工减少的收入等费用，造成残疾的，还应当支付残疾者生活自助具费、生活补助费、残疾赔偿金以

及由其扶养的人所必需的生活费等费用；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

事责任。”“第四十二条经营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造成消费者或者

其他受害人死亡的，应当支付丧葬费、死亡赔偿金以及由死者生前

扶养的人所必需的生活费等费用；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也使用了“残疾赔偿金”与“死亡赔偿金”。

1994年公布了具有重要意义的《国家赔偿法》，规定“第二十七条

侵犯公民生命健康权的，赔偿金按照下列规定计算：

（一）造成身体伤害的，应当支付医疗费，以及赔偿因误工减少的

收入。减少的收入每日的赔偿金按照国家上年度职工日平均工资计算，最高额为国家上年度职工年平均工资的五倍；

（二）造成部分或者全部丧失劳动能力的，应当支付医疗费，以及

残疾赔偿金，残疾赔偿金根据丧失劳动能力的程度确定，部分丧失

劳动能力的最高额为国家上年度职工年平均工资的十倍，全部丧失

劳动能力的为国家上年度职工年平均工资的二十倍。造成全部丧失

劳动能力的，对其扶养的无劳动能力的人，还应当支付生活费；（三）造成死亡的，应当支付死亡赔偿金、丧葬费，总额为国家上

年度职工年平均工资的二十倍。对死者生前扶养的无劳动能力的人，还应当支付生活费。

前款第（二）、（三）项规定的生活费的发放标准参照当地民政部

门有关生活救济的规定办理。被扶养的人是未成年人的，生活费给

付至十八周岁止；其他无劳动能力的人，生活费给付至死亡时止。”《国家赔偿法》较其他法律的具体规定在于：(1)、对残疾赔偿金与

死亡赔偿金的赔偿计算作出了具体规定。(2)、规定了赔偿减少收入

的标准。(3)、规定了赔偿生活费的标准。

4、地方法院的实践作法发生了变化。1998-2000年期间，江苏、天津、吉林、湖南等高级法院承认死亡赔偿而舍弃“补偿、补助”，在

赔偿项目认定上的同时也包括了人身损害赔偿与精神损害赔偿两个

项目，一直延续到2003年。

5、最高法院人身损害赔偿司法解释为其确名。

直到2003年底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法释[2003]20号)出台（但并

未立即施行，而是与《道路交通安全法》、《工伤保险条例》配套），确认与确立了人身损害赔偿的两个重要赔偿项目，即死亡赔

偿金与精神抚慰金。其中，对于精神损害赔偿，在2001年3月8日(3月10日施行)最高人民法院先行公布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

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

[2001]7号)，《解释》规定“第十八条受害人或者死者近亲属遭受精

神损害，赔偿权利人向人民法院请求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的，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予以确定。”。此外，在《解释》前最高人民法院还出台了《关

于审理触电人身损害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解释》(2001年1月10日，2001年1月21日施行)与《关于审理涉外海上人身伤亡案件损害赔

偿的具体规定（试行）》(1992年5月16日，1992年7月1日施

行)，这两个司法解释仍采用的是“死亡补偿金”，但其因适用范围较小，实际影响不大。

经历了约15年的过程，虽然死亡补助发展到了死亡赔偿，但仍停留

在死亡赔偿基础上的精神抚慰，人们仍无法直接理解与认识死亡赔

偿的性质。多数人仍认为死亡赔偿金属于精神抚慰性质。

二、死亡赔偿金的性质

1、前面已述，对于机关、企事业单位的职工的死亡，其单位支付给

死者亲属的款项，是依福利政策或福利待遇的、以精神为主物质为

辅的、对未来生活的一些补助。由于是政策福利性的，它本身不就

具有赔偿性质，甚至连补偿也谈不上。正所谓当时流行的“人都是国

家的”，金钱就不重要了，故一般回避了侵权赔偿。

从实际发放操作来看，从事人事劳资管理部门、社保机构以及他们

的从业管理者，均认为抚恤金与工亡补助金的发放的对象是死者的

直系亲属。他们习惯认为，抚恤金与工亡补助金死者的亲人都有份，随之产生了一个问题，即这“份”是多少，是均分还是有所区分？由

于缺少政策依据，最后多数人接受“遗产假说”的观点，即将此看作

为“准遗产”，按我国《继承法》的规定办理来处置分配“抚恤金或工

亡补助金”。这样的作法基于两个主要原因：一是，抚恤是国家福利

待遇，是国家给死者家属的关爱，是精神安慰而不是赔偿，即不具

有民事赔偿的法律特征与属性；二是，减少不必要的纷争，化减矛盾，最大限度地减少了单位领导与管理者的工作难度，“妥善处理”

的工作目标成功率也较高。

2、自《民法通则》施行至2003年12月期间，虽然法律对民事侵权责任的法律后果需要承担民事赔偿作出了文字条款规定，但不论在

理论上，一般人们的认识上，还司法实践上，仍依赖在原有福利政

策基础上，或称具体民事赔偿计算上不可避免地要以福利待遇标准

相比较。形成这样的原因是我国在人身损害赔偿这块上长期立法混乱，政策观点为主导所致，同时也是过去的特定历史产物与渐进过

程中必须，法学界的知晓侵权行为法的专家，法院系统的专家也不

能左右。

由于我国法律长期以来基本不支持精神损害或者精神损失赔偿，至

今也没有任何法律明确地直接规定民事侵权责任的精神损失赔偿

（除原侵犯肖像权外）。而行政法规、政策规定根本就更不可能涉

及到精神损失赔偿的问题。2001年3月8日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

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该精神损害司

法解释终于公开承认了民事侵权精神损害与赔偿，同时其又作出了“第九条精神损害抚慰金包括以下方式：（一）致人残疾的，为残疾

赔偿金；（二）致人死亡的，为死亡赔偿金；（三）其他损害情形

的精神抚慰金。”，从而将“死亡赔偿金”与“残疾赔偿金”人为地归入

了精神抚慰之列。这样的做法可能有它的合理性方面，同时也暴露

做出这种做法的诸多严重问题与隐患，人身损害的赔偿应当体现在

财产损失赔偿与精神损害赔偿两个重要方面，按照该司法解释的规定，加害人支付了残疾赔偿金或死亡赔偿金，也就支付了精神抚慰金，这起码在逻辑上也说不通，人为地将两个赔偿重要部分归为大

小包含的一个简式赔偿，问题非常突出。

3、人身损害赔偿司法解释对于残疾赔偿金、死亡赔偿金采用了“继

承丧失说”原则来确定。

这点非常重要，可称之为我国人身损害赔偿法律制度初步建立的标志。自然人因遭受人身损害而死亡，其权利能力消灭，法律主体资

格不复存在，因此，死者不能以权利主体资格主张死亡赔偿。此时

的赔偿权利人，实际上是死者的近亲属即间接受害人。对间接受害

人而言，其因直接受害人死亡所蒙受的财产损失可以有两种计算方法，其一是以被扶养人丧失生活来源作为计算依据的扶养丧失说；

其二是以受害人死亡导致的家庭整体收入减少为计算依据的继承丧

失说。依据扶养丧失说，受害人死亡后，其生前依法定扶养义务供

给生活费的被扶养人因此失去了生活来源，赔偿义务人对此应予赔偿。因此“继承丧失说”采用表明司法解释将“死亡赔偿金”的性质确

定为收入的财产损失，而非“精神损害抚慰”。如果它属于精神抚慰，那么又回到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

若干问题的解释》第9条之规定上，赔偿权利人只能获得一个财产

损失赔偿，而不能另提出精神损害赔偿的请求，即使提出，按照司

法实践习惯做法，法院也给予支持，但其具体金额必然是少得可伶。在人身损害赔偿司法解释前，重庆、四川高级法院行文以完全突破

了以往实践的限制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

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的规定，四川地区精神抚慰金的上限是5

万元；重庆市地区最高不超过10万元。

其次，既然司法解释已清楚地划分收入的财产损失赔偿与精神损害

赔偿，从逻辑上讲，财产损失赔偿就不是精神抚慰。其次，死亡赔

偿金是对死者假设未死亡可能获得的收入的赔偿，从死亡发生收入

就没有了，这对于死者以及其亲属（死者身前直接供养人，包括非

亲属的直接供养人）是一项重要的经济损失，这一损失是损害行为

的因果关系，即侵权行为所致，理应赔偿，当然是财产赔偿，而不

是补助，更不是精神安慰。

第三、简单比较，财产损失赔偿与人的生命期限有关，而与死者亲

属遭受的痛苦无关；精神损失赔偿直接与死者亲属所遭受的精神打击、损害程度相关，而与死者的生命期限无直接关系。即使死者生

前没有工作或收入也要赔偿（即法律预设），而精神损害赔偿在理

论上必须是伤者或死者亲属实际遭受精神损害方可请求赔偿。很显然，死亡赔偿金的对象直接是死者，而精神损害赔偿的对象是死者

亲属，或者伤者本人以及伤者亲属。

三、死亡赔偿金的相关问题

自《解释》生效以来，人们对死亡赔偿金的性质给予了极大的关注，可谓众说纷纭，主要争论的原因是死亡赔偿金对赔偿权利人的法律

属性，其法律属性直接关连到赔偿权利人对死亡赔偿金的权利与分配，以及与死者生前形成债权债务关系中的债权人（本文简称：债

权人）能否对此主张权利等诸多相关法律问题，即赔偿权利人之间、赔偿权利人与死者生前债务关系中的债权人之间，因死亡赔偿金而

形成了利害关系，已有多起对薄公堂。在众多的意见中，归纳起来

不外乎集中到两种观点，其一，是收入财产损失赔偿属于遗产，应

当用其偿还死者生前债务；其二，是精神赔偿不是遗产，死者亲属

人人有份，这些亲属不承担死亡生前债务。

1、死亡赔偿金不属于精神抚慰，这一点不容置疑。

2、死亡赔偿金不能简单认定为一般意义上的遗产。

假设，死亡赔偿金的性质属于财产损失赔偿的前提下，按照我国

《继承法》遗产是公民死亡时遗留的个人合法财产的规定，死亡赔

偿金具有遗产的全部法律特征，应当是遗产。如果作简单的认定就

会出现的诸多相关问题。按照我国《继承法》规定，一般情形下，

遗产应当由法定继承人按份承继，而死亡赔偿金是对死者的收入损

失赔偿，死者的收入应纳入家庭整体收入，除去死者个人使用、家

庭或个人积累外，对于家庭成员以及非亲属供养人的使用比例不可

能是按份的，一般讲孩子、老人使用要相对多些，如果按份继承，

就会出现赔偿权利人的利益失衡，无法做到相对公平。按照遗产承继，死者生前供养人中的非亲属被抚养（被扶养人）或者非第一顺

序法定继承人就不可能获得救济，这样也失去了司法解释的原意，

因此，不能简单地将死亡赔偿金认定为一般意义上的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