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民事立法中价值目标的冲突与选择
关键词: 民事立法
内容提要: 在民法典起草过程中，众多疑难的价值判断问题让立法者难以选择，而对民法价值目标的研究能为民事立法者提供价值判断和选择的方向，指导立法者进行更合理的利益考量和规范设计，有利于减少争论、提高立法效率。民事立法中的价值判断问题分为三类，而民法价值目标冲突的评价与选择是其中之一。所有民法的价值目标可归结为公平和效率、自由和秩序两对既对立又统一的价值目标，在当下我国立法者应以“效率优先，兼顾最低限度的公平”; “安全优先，保障最高程度的自由”的排序作为价值选择活动的指导原则。
一、民事立法中价值因素的界定及分类
日本川岛武宜先生认为:作为实用法学研究对象的法包含着两个要素，“即赋予立法与审判以动机并决定其内容的价值判断及作为实现该价值判断的手段所采用的词语的技术”。［1］（244）据此并考察立法实践，我们可以将立法者在立法过程中面临的选择分为两类:其一是立法技术因素方面不同方案的选择;其二是价值因素层面的立法选择。立法中的技术因素是指立法者在立法过程所要考虑的将要制定的法律的形式因素，如篇章结构、体系安排、词语运用等问题。价值
因素是指由民事立法者根据国家社会控制的需要所要考虑的、应当由法律来调整的社会关系的内容，以及与这些内容相关的，可能对立法、法律适用以及整个社会控制产生影响的诸多因素，价值因素是立法价值选择的对象。回顾我国多年的民事立法实践，不难发现，立法者面临的多数疑难问题都是价值判断层面的问题，如在合同法立法中是否要规定情势变更原则、违约责任与侵权责任竞和时如何适用;物权法制定过程中争议较大的关于土地征收征用问题的立法设计、关于建筑小区车位所有权的归属问题等;侵权责任立法中无意思联络数人侵权是否构成共同侵权、安全注意义务的适用范围等问题都属于立法中要面对的价值因素。众所周知，价值判断问题向来是社会科学研究领域的深海湾，它要受一个社会政治、经济、历史、文化、习俗、民族心理、甚至价值判断者个体的综合因素等等的影响，正因如此，面对价值因素时，立法者才会有这么多争议和困难，故非常有必要研究立法中价值选择问题的方法，而对民法价值目标的研究可以为立法中进行价值判断和选择提供指导。
通过对作为民事立法中的价值因素基础的社会关系进行分析，我们发现，民事立法中价值因素可以进行分类:民事法律调整的市民社会关系所涉及的主体不仅有个体(自然人、法人)，也包群体、社会，这些主体既存在平等性，又有一定的层次性;主体的利益也很复杂，既包括物质利益，也包括精神利益;既包括人身利益，也包括财产利益;而从民法本身的社会功能目标角度讲，民法既有最终的正义追
求，又有实现宪法的平等、自由等基本价值的要求，同时还有民法自身的公平、效率、秩序、自由的价值追求。可以说，民事立法中所面临的价值因素表现出全方位、立体性的特点，并呈现为网络交叉的状态。立法中的价值选择就是对立法中彼此冲突的价值因素进行评价和选择。但是，上述价值因素本身并非不可以并存，只是在民事立法中，如果社会条件允许法律提供的资源的有限性与主体需要的无限性之间发生矛盾时，上述价值因素之间就会发生冲突，立法者就需要对彼此冲突的价值因素进行分析、评价和选择。
根据民法调整对象的特点，我们可以把立法者所面临的价值因素的冲突分为以下三类
:其一是民法的不同的价值目标之间的冲突，如民法的效率价值与公平价值之间的冲突、秩序价值与自由价值之间的冲突等;其二是不同的民事主体之间的利益的冲突，如个体利益、群体利益、社会利益之间的冲突;其三是主体的不同利益之间的冲突，如同一或不同主体之间的财产利益之间、人身利益之间，以及它们彼此之间的冲突等。只有在对社会关系中的这些价值因素进行充分、深入的认知和科学、准确的价值评价基础上，才能进行正确、合理的价值选择。民法的价值目标的冲突与选择正是立法中价值因素的冲突与选择之一种。
在这里，我们也要区分在立法中面临的价值因素与民法的价值的不同含义。民法的价值是民法能够满足人们某种需要的属性。民法从
不同的角度可以满足人们不同的需要，因此，从不同的角度可以对民法的价值做不同的分类:从满足不同主体需要的角度，可以分为民法对个人的价值、对群体的价值、对社会的价值;从满足主体不同方面的需要的角度，可以分为民法满足人们物质需要的价值、满足人们精神需要的价值;从民法对人的行为的作用角度，可以分为民法的指引价值、预测价值、评价价值、补偿价值、惩罚价值等;从民法能够满足不同的社会功能目标角度，可以分为民法的正义价值、平等价值、自由价值、效率价值、秩序价值，等等。上述所有这些都是民法满足人们需要的属性，都是民法的价值。因此，民法的价值目标仅仅从民法的功能角度对民法的价值的分类，是民法价值之一种。那种认为民法的价值是公平、效率、自由、秩序等的观点是不全面的。上述民法的价值之间发生的冲突就是民法的价值冲突。对民法的价值冲突的选择活动分析的对象是民法的价值有哪些(不仅指民法的价值目标)?各种价值之间的关系如何?在此基础上进行民法价值的选择。而民事立法中的价值因素的冲突与选择是立法者在对社会生活关系进行分析的基础上进行的价值评价与选择。
二、研究民法价值目标冲突及其对立法价值选择的意义
(一)民法的价值目标的含义
法的价值目标是“法作为客体满足主体需要的终极追求，体现了
主体对法价值的追求和期盼”。［2］同样民法的价值目标是民事法律作为调整平等主体之间的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的社会控制工具，能够满足人们的最终需要所追求的目标，也是通过民事法律规范的实施所要达到的一种社会的应然目标，如公平、效率、自由、秩序等目标。立法者在立法过程中的一个首要的任务，就是进行民法价值目标的认知，即识别出我国当前民事立法应当有哪些价值目标，这些价值目标之间的关系如何?重要性程度如何?如何在法律规范和法律原则中表现出来等，这是立法者进行价值评价和价值选择的基础。对民法价值目标的理解，我们要注意以下几点:
1、民法的价值目标具有多元性。对于民法究竟有哪些价值目标，学者们很少有完全一致的意见。有的学者认为，民法的价值目标是秩序，有的认为是平等，有的认为是正义与自由，还有的认为是正义、自由、效益与秩序，等等，不一而足。总之，关于民法的价值目标大致有:正义、秩序、公平、平等、自由、安全、效率、财产权和人身权的保障价值等，而且多数学者都认为法的价值目标是多元的，因为法是社会关系的调节器和社会控制的工具，它所追求的目标不可能是单一的，而且法律评价最终属于社会评价，社会评价标准具有多样性，又经过人们主观意识这个中介的折射，社会评价标准必然也是多样化的，不可能也不应该是单一的，因此民法的价值目标具有多元性。
2、民法价值目标也具有一定的体系层次性。任何社会都存在着对
立或矛盾着的社会关系，并同时存在着反映这一对立、矛盾的利害关系的价值体系。一个统一的社会秩序是以各种社会价值为基础的，社会秩序具有系统性，人的意识和需要也具有系统性，因此各种社会价值之间就必然存在着逻辑上的联系，法律价值目标自然具有一定的体系性。遵循法律价值的系统性，能够使民事立法者在立法时分清各个层次的法律价值的地位、作用及其关系，从而指导其进行更合理的选择。民法的价值目标的体系性表现为:
首先，民法的最高的价值目标是正义。因为第一，正义在所有的法律价值目标中具有最强的概括性和抽象性，可以说，所有的其它民法的价值目标如公平、自由、秩序、效率等都可以归结为正义。第二，正义本身就是一个动态的概念，博登海默曾言“正义有着一张普洛透斯似的脸，变幻无常、随时可呈现不同形状并具有极不相同的面貌”。［3］261随着时代的变化及各种社会条件的变化，正义的观念也在不断变化，甚至在不同的情境下，对正义都应有不同的理解，因此尽管正义为所有的法律提供了永恒的价值标准，但这并不会使法律变得僵化。“如果希望藉国家立法一次制定出恒久正确、永无更动的正法，则正义反不免被该立法原则的僵窒所牵绊;正义却正是要对历史上不同的实证法律提供不变的标准。这种理论性的、规整性的理性法所展露的质朴并不危险，因为它随时都经由新的经验与认知不断地自我修正”。［4］因此，即使在立法中没有规定，或者因社会的发展，立法出现滞后，立法者和法官还可以通过立法解释、司法解释、甚至直
接行使法官自由裁量权来实现法律的正义目标。总之，由于正义的抽象性、动态性使它为法律在不同时空下的正义预留下了足够的空间，并使法律的这一价值能够始终指引其它所有法律价值目标的方向，从而取得最高价值目标的地位。
其次，民法的价值目标要符合宪法的价值目标———自由、平等、人权神圣，这些是在正义的总体要求下对一个国家各方面法律价值目标的总体追求。
再次，是民法本身的价值目标———公平、效率、秩序、自由等，这些是在民事生活领域对民法的价值功能的要求。由于主体需要的共同性以及法律调整社会关系一定程度的重合性，导致不同的法律的价值会有一定程度的交叉和重合。民法价值是宪法价值在民法中的逻辑展开，如宪法中平等价值是民法的存在前提，宪法中的自由在民法中体现为契约自由，宪法中的保护人权价值在民法中体现在对人的财产权和人身权的保护中。总之，明确了价值目标体系性，立法者在进行价值评价时，就能有意识地注意一种价值目标的自恰性及其与其他价值目标的协调性。并避免具体进行的各种价值选择结果之间发生矛盾，从而指导其进行合理的价值选择。
(二)民法的价值目标对立法价值选择的意义
1、民法的各种价值目标都是立法者进行价值评价的标准。民事立法中的价值目标是人们在长期的民事立法和社会生活实践中总结出来的，能够更好地满足人们的民事生活需要，并实现民事法律调控社会生活的目标，并且是被实践所证明了的一些标准。可以说这些标准都是自罗马法以来民事立法理论和实践经验总结出来的价值目标，在各个国家、各个时期的民法中几乎都有所体现，只不过在不同时期不同价值目标的重要性不同。比如，尽管古代罗马法重视人的身份地位，家长的权力至高无上，但它也同样规定“家属人格权受到侵害的，可以不顾家长的意见而直接起诉”。［5］146就是说，奴隶制的民法也同样有保护人身权的价值追求。对所有权的限制也不仅仅是垄断时期民法的价值，在《十二铜表法》就有这样的法律功能，如《十二铜表法》第7表规定:相邻田地之间，应留空地5尺，以便通行和犁地。在他人土地上有通行权的，其道路的宽度，直向为8尺，拐弯处为16尺，建筑物的周围应留2. 5尺宽的空地以利通行。［5］301。再如，虽然“自由”是自由资本主义时期民法的主要价值目标，但当时法律同时也追求秩序的价值。到垄断资本主义时期，法律原则虽然已经转向社会本位，社会交易安全成为民法追求的重要价值目标，但此时，自由、平等仍然是民法的重要价值目标。“欧洲的一切民族长期以来一直尝试着去形成他们自己的一套立法;但是最终它们中大部分认识到还是罗马法适合于他们，因而他们吸收了罗马法。尽管每个民族所处的环境和时势不断变化，使他们不由自主地觉得需要进行某些变革，但是环境和时势的任何变革都不能表明要动摇这些原理”。［6］
这说明，来源于市民社会，调整商品经济的基本法律————罗马法已经具备了民法所应当具有的基本价值目标，故此，大陆法系各国才会继承罗马法，他们继承的绝不仅仅是罗马法的形式，而是罗马法的精神，其实质就是体现在罗马法中的基本价值观念。因此，可以说，上述的正义、秩序、公平、自由、安全、效率等都是民法的价值追求，只不过在不同的国家和地区，不同的历史时代，不同的制度背景，以及在同一制度的不同发展阶段，各种民法的价值目标的重要性程度以及彼此之间的关系表现出不同的态势。正如博登海默所说:“正义要求所有的法律努力都应当指向这样一个目标，即实现在当时当地的条件下所可能实现的有关社会生活的最完美的和谐”。［3］（179）因此，笔者无意解释和论证每一种价值目标在民法中的地位和作用，因为立法者在进行价值评价时，自然都会把上述价值目标作为评价考量的标准。
2、价值目标指导立法者利益考量的方向。民法的价值目标毕竟是民法作为私法这一社会控制工具的最终追求，它是从长期的民事生活、民事法律实践及民法学的发展中抽象而来，从具体中抽象出来的一般必然会反过来对其他的具体起指导作用，因此，立法中一切利益的考量都要符合民法最终的价值目标。在不同的时空下，各种民法的价值目标的重要性就会不同，在不同的特定的价值目标的组合下，利益分配的结果必然不同。比如，在自由资本主义时期，自由、公平的民法价值要重于秩序和效率的价值，因此，法国民法典就表现出对个
人利益的保护要重要过对社会利益的考量，如《法国民法典》第544条规定:“所有权是对于物绝对无限制地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利，但法令禁止的使用不在此限”。即“法令禁止”是所有权人行使权利的自由的惟一限制因素。而到德国民法典制定时，由自由竞争所带来的一系列社会问题凸现，如果再继续奉行自由资本主义时期的民法原则，最后受到损害的仍然是个人的利益，此时的民法的价值目标的总体趋势就转向更注重体现社会利益的秩序、交易安全的价值，表见代理、善意取得、物权行为无因性理论都是这一价值转向在法律制度和规范中的反映。因此在民事立法过程中立法者可以将民法的价值目标作为协调利益冲突的标准。法律规范的具体设计和利益的衡量，都应该以这一价值目标为依据，这样才能保证法律价值始终如一地被贯彻，也可以保证民法的规范体系和制度体系的和谐一致。庞德也认为“法院正在运用法律目的的观念作为衡量合理性或‘公共目的’ 的标准”。［7］因此，民事立法中立法者面临的民法价值目标之间的冲突是立法者面临的价值冲突之一。对价值目标冲突的选择合理与否，直接关系到立法价值选择的方向和体系，进而关系到民事法律规范价值选择结果的合理性问题。
三、民事立法中价值目标的冲突
(一)所有民法的价值目标可以归结为公平、效率、秩序、自由
尽管价值目标是多元的，但笔者认为，民法的价值目标基本可以归结为:公平、效率、秩序和自由。正如前述，正义是所有法律追求的最高、最抽象的目标，它包含着非常广泛的内容，可以说，所有的价值目标都可以归结为对正义的追求，因此，笔者不将正义作为民法特有的价值目标。至于“平等”如果仅仅是指主体法律地位上的平等，这是民法本质上应有之意，不应作为其价值目标，否则，就降低了它在民法中的地位。因此在我国《物权法》制定过程中，巩献田教授认为物权法违宪、应该对国家财产加以特殊保护的主张是对民法本身的特点和性质缺乏了解。当然面对国有资产流失严重的现象，法律是应该规制，但这并不是物权法的任务。如果“平等”是指当事人的机会平等、权利平等、责任平等，此时的平等实际上是“公平”之意，可以用公平的价值目标来代替。如果把“安全”理解为法律应对各种行为的法律后果加以明确宣示，从而使法律具有可预见性，使人们在行为之前即可预料到法律对自己行为的态度，可以知道自己的行为会产生什么样的法律后果，而不必担心来自法律的突如其来的义务和责任的强加，从而起到防范权力阶层人性弱点的作用，则此时“安全”仅仅是指法律本身所具有的安定性和可预见性，那是所有现代社会法律都应具备的特点，而不是法律应当追求的价值目标，更不是民法所特有的满足社会和人们民事生活需要的属性。民法上的安全价值首先是指在静态的财产保护和动态的交易过程中，人们基于对表示与外部的行为的信赖而采取一定的行动，这种行动受民法的保护，这是民法所特有的交易安全的价值;其次，民法对人身权的保护自然也可以包
含在安全价值之中;再次，现代社会民法承担了更多的社会功能，对个人权利也具有了越来越多的限制，这种限制其实是民法的安全价值的体现，总之，民法的安全价值可广义概括为秩序价值。民法对财产权利的保护则意味着权利人可以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自由行使自己的财产权利，任何人不得随意干涉和侵犯，因此财产权利的保护价值包含在自由的价值目标之中，“在资本主义早期，财产权以意志理论为基础，财产被认为是个人自由意志的表现，是其自由的外在领域”。［8］234所以，民法本身特有的价值目标可以概括为公平与效率、自由与秩序两对既对立又统一的目标。
(二)公平与效率价值目标的冲突
公平是民事立法者在立法过程中要贯彻的一项基本原则，它是指法律赋予各个民事主体的原始的机会均等、权利义务的原始分配均等、责任平等。“效率”一词源自经济学，原指以最少的资源消耗取得较大的效果的比率，在经济学领域，它与“效益”是不同的概念，“效益”是个绝对值，即效益=收益－成本。在经济学领域中更多的是定量分析，应该严格区分两者的概念，但在法学领域中主要采用定性分析的方法，从这个角度，效率和效益都是指使主体以较少或较小的投入获得较多或较大的产出，以满足主体对经济利益最大化的追求，因此效率和效益可以混用。
从逻辑上讲，机会均等、结果分配的均等与效率原本也无主次之分，因为人需要公平的环境与机会，也需要高效率地创造财富。人对于法的价值目标的追求在逻辑上必然是公平与效率的双重价值追求。但是，在一个具体的社会中，由于资源的有限性和人们需要的无限性的矛盾，不可能把所有社会的资源都以高效的速度迅速分配给所有的社会成员，因此实际机会均等、分配结果均等有时就会与效率发生矛盾。两者既对立又统一:一方面，市场经济意味着高效率，但对效率的追求又不可避免地导致收入的不平等;然而，为消除这种不平等作出的努力又往往会损害效率。另一方面，效率又是实现更大公平的基础，但如果一切以效率为出发点和目标，完全不顾基本的公平，就偏离了法律的最高价值目标———正义，到一定程度必然会使社会矛盾激化，造成社会秩序的失控，最后的结果必定是两败俱伤，因此，最低限度的公平又是维持效率的前提。总之，公平与效率总是在相互妥协中发展的对立统一体。有时追求公平而牺牲效率是为了追求更大的效率，而追求效率抑制了公平是为了追求更大的公平，二者就是这样在不同的时期、不同的阶段根据社会现实利益的变化而呈现此消彼涨的态势。
(三)秩序与自由价值的冲突
秩序“乃人和事物存在和运转中具有一定一致性、连续性和确定性的结构、过程和模式等”。［9］博登海默认为: “秩序这一术语将被用来描述法律制度的形式结构，特别是在履行其调整人类事物的作用
时运用一般规则、标准和原则的法律倾向”。［3］（227）由资源的有限性和人的需要的无限性之间的矛盾决定，一个社会必须要由一定的规范加以控制，否则必然会处于无序状态，可以说法律最初产生的原因主要就是为了维护一定的社会秩序，此后，法律就一直以为人们如何行为提供一种标准、规则和尺度的方式承担着社会控制的主要工具和手段的任务。可以说，秩序是法的目的、追求和理想，因此，秩序必然是法律最基本的价值之一。秩序的法律价值在民法中更多地表现为具体的安全价值，安全的民法价值是指社会的秩序安全、个人的人身安全，个人和群体的财产静态的保障和动态流转的安全。
自由不是任意，是法律之下的自由。孟德斯鸠进一步认为“自由主义的意义就是，一个人不被迫做法律没有规定要做的事情，一个人只有受民法的支配才有自由。因此，我们自由，是因为我们生活在民法之下”。［10］就是说在市民生活领域中主体更是自由的，他不受来自法律之外任何强制力量的干预。在民事生活里的自由主要是指民事主体在法律限度内可以任意决定是否从事某种民事行为，在从事该种民事行为时，他的意志也不受他人的约束，受欺诈和胁迫所从事的民事行为，行为人还有决定是否撤销的自由。当然，民法中的自由也包括主体自由行使自己的财产权利，不受来自法律之外的任何限制的自由。可见民法中的“自由”不仅是民法的价值目标，并且在法律的价值目标序列中处于非常重要的地位。
自由和秩序也是对立统一的:一方面，法律为了更好地维护秩序，必须要赋予人们更多的自由，尤其是民法，自由更是其灵魂。另一方面，秩序又是民法的直接追求，否则，民法的其他价值无法实现，甚至自由本身就有秩序之意。因此，两者的冲突就表现在个体总有突破整体的束缚的趋势，整体则有限制、压抑个体，维护整体相对平衡的欲望。
四、民事立法中价值目标冲突的选择
分析冲突的过程其实也是立法者对价值目标进行价值评价的过程，虽然法学家们无数次证明要想通过逻辑推理来推导出一个永恒的价值目标序位，并以此作为思考法律问题的指引的做法是不可行的，但法学家们也承认，在特定的时空下彼此冲突的价值目标还是有原则的序位的。因为，一个社会的发展在一段时期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其政治、经济体制相对不变，利益结构也相对稳定，那么，人们的价值观念自然也表现出相对的稳定性，与此相应的法律价值目标也应该具有相对稳定的序位。从我国学者们的研究结果来看，他们基本上也是承认这一点，只是对相互冲突的价值序位的排列有不同的看法，这是由我国正处于转型时期，政治、经济及利益结构都没有呈现出稳定的态势造成的，但这也恰恰从反面告诉我们:相对稳定的物质结构，会有相对稳定的价值排序，尽管这种排序不可能适用于所有国家或者一个国家的所有时期。正如川岛武宜曾说:“作为科学的法律学所能回答
的问题并不是应该选择何种价值体系，而是明确下述的问题。即，某一法律价值判断是为什么样的社会价值服务的?该社会价值处于何种价值体系之中、地位又如何?什么样的价值体系反映着什么样的厉害关系?以社会的发展规律哪一种价值体系在将来可能上升到支配地位等等”。［1］（276－277）因此，民事立法者只有将目光聚焦于特定时空下特定的社会生活事实，了解社会的大系统及各种制度系统与民法的关系;民法与整个法律系统的关系;了解贫富差距的程度及其对社会利益及个人、群体利益的影响程度;了解社会保障制度及其他相关制度的健全情况;了解民众对自由意志和行为诉求的程度，对遵守秩序的价值共识，对法律限制其自由界限及可接受程度;谨慎预测如果选择了优先保障一种价值而兼顾另一种价值，会带来何种社会后果。而不是采取对象式、封闭式的思路，这样制定出来的法律才是更有效的、活的法律。基于此，笔者认为在我国现状下，价值目标的序位的选择应遵循以下指导原则
(一)效率优先，兼顾最低限度的公平
两者不发生冲突时，它们都是法律所追求的重要的价值目标，立法者都要通过利益调节，规范设计，努力去最大限度地实现它们，但当两者发生冲突时，应有所侧重，这不仅是现实的需要，也是被我国建国后的发展历史所证明了的。我国物权法立法过程之所以那么艰难，而合同法立法比较顺畅，其内在的实质根源是物权法更多地涉及
权利和资源的原始分配问题，各方利益自然会利用立法之机展开激烈争夺。而我国现在社会的主要矛盾正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和落后的生产力之间的矛盾，要解决这一矛盾，就必须要大力发展生产力，极大地提高物质财富的供给程度，这对于当代中国走出利益协调的困境是至关重要的。建国后，我们错误地理解了社会主义的公平和平等的含义，以为在分配结果上对每一个人绝对平均对待才是公平的，于是搞大锅饭、平均主义，极大地损害了人们生产劳动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导致整个社会劳动生产效率及其低下，这不仅带来了分配过程的不公平，也在最终结果上损害了每一个人的切身利益，对每一个人都是不公平的。“从这个意义上讲效率与公平概念经常是一致的，只有在效率提高的前提下才能实现更高层次的公平”。［11］
改革开放后，政府把工作重点转向了发展经济，一切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在分配制度上采取了多劳多得，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由先富带动后富的政策，结果极大地激发了人们劳动和创造的积极性，大大地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和效率、效益的提高，这一政策得到了社会公众的普遍认可，事实也证明在短短的30年间，我们创造了前所未有的发展速度和经济成果。但是现在有很多学者认为，在改革开放后的前20年，“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是正确的，但是，现在我们的生产力取得巨大发展的同时，也带来很多负效应，如环境污染、资源巨大浪费、东西部发展极不平衡、城乡矛盾越来越深，贫富差距非常悬殊，富者更富，贫者甚至没有机会致富，这种原始机会的不平等已
经偏离了法律最根本的正义价值。因此，我们现在应当转向“公平优先，兼顾效率”。对此，笔者不敢苟同。经济发展带来的一系列负效应只能说明我们只关注了效率、忘记了公平或者没有更好地兼顾到公平。我们应当正确地理解“兼顾最低限度公平”的含义。黑格尔为我们做了恰当的阐释:“我们不能见到占有和财产的分配不平均，便说自然界不公正，因为自然界不是自由的，所以无所谓公正不公正。……关于财产的分配，人们可以实施一种平均制度，但这种制度实施以后短期内就要垮台的。因为财产依赖于勤劳。……在他们的占有来源上，是平等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每个人必须拥有财产。……但是特殊性的规定，即我占有多少的问题，却不属于这个范围。由此可见，正义要求各人的财产一律平等这种主张是错误的，因为正义所要求的仅仅是各人都应该有财产而巳。其实特殊性就是不平等所在之处，在这里，平等倒反是不法了”。［12］因此，只要我们保障每个人获得财产的机会是平等的———最低限度的公平，其结果就应该是公平的，否则对多劳者是不公平的，也不利于调动人们的创造积极性，这也是民法的重要任务。
当然，我们也要维持法律的最基本正义，即让人人都有最基本的生存条件和基本教育保障，以此来获得创造财产的机会，否则就真正地偏离了法律的正义追求。而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仍然是政府大力发展生产力，补给和提高贫者的生活水平，但这是政府应该承担的责任，属于公法问题，在民法领域过多强调结果的平等，无疑会威胁到
主体地位的平等和公平、等价有偿的民法基本原则，从而会动摇民法的基础。
“效率优先，兼顾最低限度的公平”应当是我国当下民事立法者要遵守的指导性的价值序位，并以此来进行利益协调和规范设计。我国合同法和物权法都很好地体现了这一序位的指引作用。如我国《合同法》第51条规定:无处分权的人处分他人财产，经权利人追认或者无处分权的人订立合同后取得处分权的，该合同有效。再比如关于欺诈、胁迫和乘人之危行为的效力方面，改变了《民法通则》的做法，在不损害国家利益时，赋予当事人以撤销权，而不是认定合同无效。物权法不但将“发挥物的效用”作为原则加以规定，而且在很多具体规范中也体现了这一价值目标，如共有人之间在按份共有还是共同共有约定不明时，由以前的认定为共同共有改为按份共有，这自然可以提高财产的利用和处分的效率;第92条规定:不动产权利人因用水、排水、通行、铺设管线等利用相邻不动产的，应当避免对相邻的不动产造成损害; 造成损害的，应当给与赔偿，这实际上是赋予不动产权利人以先利用后补偿的权利。再如关于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采取合同生效、登记对抗主义。这些规定都充分体现了效率优先的原则。遗憾的是在个别方面还有所欠缺，如所有权的时效取得其实是很好地体现效率优先又不违背基本公平的制度设计，“根据经济分析法学派的观点，在判断财产权制度是否有效率的三个标准中，一个重要的标准就是财产权具有可转让性。因为如果财产权具有可转让性，就意味着资
源能够流向最能有效利用该资源的主体，从而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8］（236）所有权因时效取得的限定条件是持续、和平、公然地占有他人的动产和不动产达一定时间，在符合这种限定的条件下，其实已经表明所有物对原所有人的价值低于了对占有人的价值，此时，法律将所有权分配给占有人，不仅可以促进物尽其用，提高物的利用效率，而且，可以促使原所有人加强对物的管理和利用，因此，其他国家几乎都有这项制度，这是我国物权法的遗憾。在最敏感的征地拆迁问题上也同样要运用“效率价值优先，兼顾最低限度的公平”的指导原则，目前我国面临的主要状况就是进行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和城市建设，这是我国社会快速发展的重要方面，因此在规范设计上，有权利拆迁是第一位的，但是一定要强调保障公平的补充。应该加上诸如“被征地拆迁人员的基本生活、居住条件得不到保障的，禁止征地或拆迁”的规定，以做到兼顾公平。除了具体制度设计外，物权的类型、物权的功能都越来越多样化，从总的变化趋势来看，都是越来越重视物权的效率价值。
(二)秩序优先，保障最高程度的自由
对于安全和自由的价值目标的排序，也是见仁见智，甚至这是一对受物质生活条件等客观因素影响更小的，主观性更强的价值判断。如美国虽然很多法学家认为秩序是最重要的法律价值，但是在美国人的观念中仍然视自由为生命，在美国发生的大量校园枪击事件及其它
实例融资租赁十大典型案例及法律依据 一、名为融资租赁合同，实为借款合同纠纷应当如何认定？ 案例一：某融资租赁公司与甲公司于2013年1月签订融资租赁合同，租赁期间甲公司用租赁物重复融资抵押给张三，因甲公司未依约还款，张三起诉甲公司偿还借款并执行查封了甲公司包含租赁物在内的财产，融资租赁公司提起执行异议，最终法院将案件认定为借款合同关系而非融资租赁合同关系，判断融资租赁公司不具有所有权，裁定驳回异议，融资租赁公司提起执行异议之诉。 评析：本案属于售后回租案件，租赁物最先由甲公司向其他公司购买，租赁物原始发票价值五百万，融资租赁公司签订合同时，租赁物贬值严重，买卖价款定为一百五十万元，由于本案是售后回租案件，在标的物价值、保证金、租金的约定方面偏离设备发票价值较大，导致被认定为借款合同纠纷。 在执行异议审理过程中，曾围绕标的物的价值和买卖合同价款方面争论良久，融资租赁公司认为这是市场价格，由于设备贬值造成，且是与甲公司平等自由商议确定，并没有违法法律约定，并且买卖合同在先，抵押在后，故应当认定有效，最终法院采纳的是不认定为融资租赁合同。 案例一相关法律法规：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融资租赁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
题的解释》第一条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合同法第二百三十七条的规定，结合标的物的性质、价值、租金的构成以及当事人的合同权利和义务，对是否构成融资租赁法律关系作出认定。 对名为融资租赁合同，但实际不构成融资租赁法律关系的，人民法院应按照其实际构成的法律关系处理。 第二条承租人将其自有物出卖给出租人,再通过融资租赁合同将租赁物从出租人处租回的，人民法院不应仅以承租人和出卖人系同一人为由认定不构成融资租赁法律关系。 二、融资租赁合同关系中租赁物的维修责任问题。 案例二：某融资租赁公司与甲公司于2011年11月签定融资租赁合同,租赁期间为三年,租金按月支付，2012年6月，甲公司开始违约支付租金，融资租赁公司多次催缴欠款，承租人以租赁物质量出现问题为由要求出租人承担维修费用，否则拒不支付租金，融资租赁公司遂于2012年9月起诉至约定的法院，法院经审理后判决支持了融资租赁公司诉讼请求，甲公司不服判决上诉，二审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评析：按照合同法第247条及相关司法解释规定，由于租赁物是由承租人选择，出租人主要是履行出资购买义务，出租人根本目的是融资，租赁物通常带有专用性质，并且由承租人保管和使用，租赁物一直置于承租人控制之下，负有保管责任，因此，无论是从法律还是交易原则上看，都理应由承租人负责维修和修缮，这样也能敦促承租人科学合理地使用租赁物，这一点在司法
法的价值冲突及处理原则 法律的基本价值包括自由、正义、秩序等诸多方面。法律的各个基本价值之间可能会出 现相互间的冲突。在协调上述冲突的过程中，法律能够发挥独特的作用。解决法的基本价值之间的冲突包括如下三个主要原则： 1、价值位阶原则； 2、个案平衡原则； 3、比例原则。 法的价值，是指法这个客体对满足个人、群体、社会、国家需要的积极意义。自由、正义、秩序是法的基本价值。 1、自由 自由是法的最高价值，其和法的关系是： （1）自由是法的目的 法以自由为目的，体现在： 第一，从法的权利和法的义务来看，法的权利是为自由而设定的，而法的义务也是为自 由而设定的。法的权利的设定与自由相抵触就必然违反法的初衷。法的义务的设定与自由相抵触，法的权利就成为乌有，自由也就没有法的根据和保障。 第二，从法的授权、禁止和义务的规定来看，法上的授权固然是对自由的确认，法上的 禁止和义务也是为确保自由而设立。 第三，从法的制定和法的实施来看，法的制定要以自由为出发点和归宿，以自由为核心；法的实施必须以自由为宗旨，法的保护或打击、奖励或制裁都应以自由为依归。 西塞罗：“为了得到自由，我们才是法律的臣仆。” 洛克：“不管会引起人们怎样的误解，法律的目的不是废除或者限制自由，而是保护和 扩大自由。这是因为在一切能够接受法律支配的人类的状态中，哪里没有法律，哪里就没有自由。这是因为自由意味着不受他人的束缚和强暴，而哪里没有法律，哪里就不能有这种自由。” （2）法确定自由的范围，对自由进行限制 自由必须受到法的限制，法限制自由的目的并不在于限制自由本身，而在于实现自由和 保障自由，在于扩大自由并为自由的享有提供条件和手段。 第一，法对自由的限制必须以必要为原则。这意味着法对自由的各种限制和限制程度， 相对于作为目的的自由来说，应当是必要的。法对自由的限制后果相对于不限制来说应是更有效益而必要的。也就是说，对自由的限制也有个效益问题，即以最小的自由限制获取最大的自由效益。 第二，法对自由的限制要以法为准绳。即自由的法律限制必须以法律规定作为表现形式，而不能以非法律的政策规定、道德规定、纪律规定等作为表现形式、法在自由的限制上不应是含糊的、模棱两可的，而应是清楚的、具体的。并且法对自由的限制应当是公开的，稳定的，不能频繁变化而使人不可捉摸。 第三，法对自由的限制只是自由所受限制的一个方面。自由还要受社会物质生活条件、 社会精神生活条件的限制，还可能受到自由本身的限制。自由之间存在着矛盾，一种自由可
价值工程对象的选择：因素分析法：经验。相差比较大/时间紧迫 ABC（重点）分析法：重点选择/ 强制确定法：先求出成本系数沟通能系数得出价值系数 百分比分析法：费用或资源对经济指标的影响程度（百分比）选择对象 价值指数法；零部件之间的水平为此和成本位次寻找价值较低对象 功能评价确定重要性系数：环比评分法：（DARE） 强制评分法:0-1/0-4 多比例评分法: 逻辑评分法: 功能分析 、 工程寿命周期成本分析方法有：①费用效率法（CE法）；②固定效率法和固定费用法；③权衡分析法。 方案创造方法：1、头脑风暴法：由对改进对象有较深了解的人员组成的小集体在非常融洽和不受任何限制的气氛中进行讨论、座谈，积极思考、互相启发、集思广 益地提出创新方案的方法； 2、哥顿法：主持人；哥要顿一下，让你们慢慢想。 3、专家意见法，又称德尔菲法：邮寄、专家不见 4、专家检查法：主管设计师提出，让专家给意见。 价值工程中的“价值”是指比较价值，不是使用价值，也不是经济价值和交换价值价值工程以提高产品价值为目的。 P195最后一行；最低寿命期成本；所需必要的功能。价值工程是以提高产品价值为目的一种管理技术，核心是对产品进行功能分析 P201功能整理的核心任务是建立功能系统图； P202功能计量是保证必要功能，剔除过剩功能，补足不足功能的后续活动。 P202功能评价，即评定功能的价值，是指找出实现功能的最低费用作为功能的目标成本，以功能目标成本为基准，通过与功能现实成本的比较，求出两者的比值（功能价值）和两者的差异值（改善期望值） 价值工程的一般程序：准备--分析--创新--实施与评价 功能准备：组成价值工程工作小组、制定工作计划、收集整理资料、功能定义、功能整理。分析阶段的主要工作有：收集整理资料、功能定义、功能整理、功能评价。 创新阶段的主要工作有：方案创造、方案评价、提案编写。 功能的重要程度分类：基本功能、辅助功能；按功能的性质分类：使用功能和美学功能；按用户的需求分类：必要功能、不必要功能；按功能量化标准分类：过剩功能，不足功能。
国际私法案例
答：日本法院选择法律时采用了反致制度。反致制度是指对某一涉外民事案件，受理案件国家的法院根据本国的冲突规范应该适用外国法，而根据该外国的冲突规范该案应该适用受理案件国家的法律，如果受理案件国家的法院适用了本国的实体法，则构成反致。 一个在英国有住所的阿根廷人在英国死亡，在日本留有遗产，遗产为不动产。为继承遗产，死者的儿子为继承遗产在日本法院提起诉讼。请问：如果日本法院适用日本实体法审理案件，则构成国际私法上的何种制度？请解释一下该制度。答：如果日本法院适用日本实体法审理案件，则构成国际私法上间接反致。间接反致是指对某一涉外民事案件，甲国法院根据本国冲突规范的指定应该适用乙国法律，而乙国的冲突规范规定应该适用丙国法律，丙国的冲突规范规定应该适用甲国法律，甲国法院根据丙国冲突规范的规定适用甲国的实体法为案件的准据法，这构成间接反致。 某英国公民家生前立下了 7 份遗嘱文件，其中包括 1 份遗嘱和 6 份遗嘱附录书。遗嘱和 2 分附录书是按比利时实体法规定的形式作出的，其他4 份遗嘱附录书虽未按这种规定的形式作出，但符合英国遗嘱法的规定。请问： 1．当英国冲突法规则在本案指向比利时的法律时，英国法官适用的是比利时的实体法还是冲突法？ 2．英国法官适用法律的做法有无道理？为什么？答1．这是英国法院最早采用反致的案例。所谓反致，是指对于某一涉外民事关系，甲国（法
院国）根据本国冲突规范的指引，以乙国的法律作为准据法，而依乙国的冲突法规定却应适用甲国法作为准据法，结果甲国依据乙国的法律判决案件。本案中，在确定遗属及2 份附录书的有效性时，所依据的是比利时的实体法；而在确定其余 4 份附录书的有效性时，英国法官适用的是比利时的冲突规范。 2．对于反致，各国立法和实践的态度不一。英国法官适用比利时冲突规范的做法，其目的是为了避开英国冲突规则关于“遗嘱的形式要件只能以依遗嘱人最后住所地确定”的苛刻规定，以尽可能地确认反映当事人意愿的遗嘱在形式上的有效性。而当时，与英国相邻的欧洲国家，都规定遗嘱的形式要件依遗嘱人属人法（包括本国法和住所地法）或依遗嘱制作地法皆可。因此，从这一层面上看，英国法官的做法应具有合理性。 2006 年 11 月 20 日下午，某大学工人陈强在该校校园内骑自行车向右拐弯时，未打手势示意，被从后面超车的该校留学生杰克骑自行车撞倒。 1．法院对本案应如何适用法律？ 2．假如本案的当事人双方都是外国人，法院由该如何适用法律？ [分析] 1 本案中被告杰克的行为构成侵权。根据侵权行为适用侵权行为地法的原则，应以侵权行为地法为准据法。本案侵权行为的加害行为发生地和损害发生地是一致的，都是中国，所以法院应适用中国法。我国《民法通则》也是这样规定的。 2．依照《民法通则》第 146 条第 1 款的规定：“侵权行为的损害赔偿，适用侵权行为地法律。当事人双方国籍相同或者在同一国家有住所的，也可以使用当事人本国法律或者住所地
野生动物伤人案.（2000）1 案情简介：2000年5月20日早上8时30分左右，一头野生羚牛闯入陕西省洋县四郎乡田岭村村民文宏明(化名)家，将文顶倒在地，其妻吉某亦被困屋中，当地有关部门闻讯展开营救。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第十六条明文规定，禁止猎捕杀害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因科学研究、驯养、繁殖、展览或者其他特殊情况，需要捕捉、捕捞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的，必须由国务院野生动物行政主管部门批准。由于野生羚牛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因此当地有关部门不敢擅自捕杀，只能逐级请示；当日下午1时20分才从陕西省林业厅传来指示，可以击毙羚牛；下午4时20分，羚牛终于被击毙，而此时文宏明已经死亡，其妻吉某亦因伤势过重抢救无效死亡。 分析参考：从这起案件本身来看，应当说当地相关部门是严格按照法律规定办事的。他们一面组织营救，一面向上级主管部门请求，这正是野生动物保护法所要求的。可以说当地相关部门的行动是无可指责的。但是，如果我们把本起案件中所有的具体情形都抽掉的话，那么，呈现在人们面前的确是一个古老的法治难题；在法律权威与社会正义二者发生冲突时，人们应当如何选择?这是法治理想中的一个两难命题：严格遵守法律权威(这是法治社会的基础和原则)就意味着放弃受害人夫妇的生命安全；要实现社会正义(这是法治价值的终极体现)就意味着放弃法律权威。 人类制定法律的目的，就是为了实现社会正义。然而，事物并不总是遂人所愿地发展，有时候严格实施法律，却收获的是非正义的恶果。因此，当信守法律会造成不正义的恶果时，是忍受这种不正义的恶果，而维护法律的尊严，还是以牺牲法律尊严为代价而实现社会正义呢?在回答这个问题上，引出了两大著名的法学流派：自然法学派和实证分析法学派。自然法学派认为一切法律，都必须符合人的理性，尊重和保障个人自由和人权，任何制定法如果与人的理性以及自由与人权这些基本的价值相抵触，就没有法律的效力，“恶法非法”是自然法理论自然而然的结论。这就意味着在法治实践中，如果执行法律规定所带来之结果与公平、正义、人权这些基本价值观相抵触，那么，这种法律规定就不应当被遵守和执行。但自然法理论也有其难以克服的缺陷，(1)它建立在“理性”、“自然权利”这些先验、抽象的命题之上，使其带上了逻辑上难以证明的硬伤；(2)由于“正义”、“理性”、“公平”、“权利”等一套抽象的价值体系对制定法“合法性”的评价见仁见智，很难统一，其极端化的表现就是人人都根据自己的标准来否定制定法的有效性拒绝遵守法律；(3)把某种政治权威的道德作为制定法的评价标准将会导致法律的专横。正是由于自然法的缺陷，所以实证分析法学应运而生。 实证分析法学认为，法是出自文明社会占统治地位的政治权威的规则；法的意思只能从实在法中引出，而不能从抽象的正义或者道德观念中引出。因此，要求法学研究应坚守“价值中立”，只承认实在法的存在而不承认“自然法”的存在，进一步不承认法与道德之间有必然联系，但也因此落下了“恶法亦法”的恶名。但是实证分析法学的法律观因为拒绝对实在法进行道德评价，强调实在法的最高效力，要求人们严格遵守出自一定权威，按照一定程序制定的实在法，这对一个进入正常秩序的社会，实证分析法学的法律观是树立法律权威，维护法律尊 1本案例资料摘自于：西北政法大学法理学精品课程网站。
第四节价值工程 一、价值工程的基本原理和工作程序 （一）基本原理 1. 价值工程及其特点 价值工程（Value Engineering，VE）是以提高产品或作业价值为目的，通过有组织的创造性工作，寻求用最低的寿命周期成本，可靠地实现使用者所需功能的一种管理技术。价值工程中所述的“价值”，它不是对象的使用价值，也不是对象的交换价值，而是对象的比较价值，是作为评价事物有效程度的一种尺度提出来的。这种对比关系可用一个数学公式表示为： 式中：V——研究对象的价值； F——研究对象的功能； C——研究对象的成本，即寿命周期成本。 由此可见，价值工程涉及到价值、功能和寿命周期成本三个基本要素。价值工程具有以下特点：（1）价值工程的目标是以最低的寿命周期成本，使产品具备它所必须具备的功能。 时，所在一定范围内，产品的生产成本和使用成本存在此消彼长的关系。寿命周期成本为最小值C min 对应的功能水平是仅从成本方面考虑的最适宜功能水平。 （2）价值工程的核心是对产品进行功能分析。因此，价值工程分析产品，首先不是分析其结构，而是分析其功能。在分析功能的基础之上，再去研究结构、材质等问题。 （3）价值工程将产品价值、功能和成本作为一个整体同时来考虑。 （4）价值工程强调不断改革和创新。 （5）价值工程要求将功能定量化，即将功能转化为能够与成本直接相比的量化值。 （6）价值工程是以集体的智慧开展的有计划、有组织的管理活动。 2. 提高产品价值的途径 （二）工作程序 价值工程的工作程序一般可分为准备、分析、创新、实施与评价四个阶段。其工作步骤实质上就是针对产品的功能和成本提出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过程。见表2.4.1。 表2.4.1 价值工程的工作程序
道德与法律冲突案例4篇 各位读友大家好，此文档由网络收集而来，欢迎您下载，谢谢 篇一：论法律与道德的冲突A4 论法律与道德的冲突 陈远寅，政治学院 摘要：道德与法律是调整社会行为的两种重要的社会规范，各自具有独特的功能，同时又都存在着局限，它们之间既有着相互依存的一面，又有着相互冲突的一面。本文重点探讨道德与法律相互间的关系，通过分析我国当前法律与道德冲突的现状，从“合法不合理”和“合理不合法”这两个现象探讨了法律与道德的冲突，并着重分析了产生冲突的原因，试图寻求一套对正在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中国,解决这两个方面冲突的途径，让二者在冲突的解决中推动法治不断地进步。 关键词：法律；道德；冲突；原因；
协调 Conflict between Law and Morality Chen Yuanyin,School of Political Science Abstract：Law and morality are two important social norms to adjust social behavior, each of which has a unique function, at the same time, there are limitations, they have a mutually dependent, and have conflicts with each other. The focus of this article explor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oral and law,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Chinese current legal and moral conflicts. From the “legally unjustified” and “reasonable unlawful” the two explored the conflicts of law and morality, and has focused on the causes of conflict, and attempts to find a set of under construction the socialist country under the rule of law in China, way to solve these two aspects of the conflict , and let the two
价值的含义是个人、集体或组织选择手段、方案和目标的依据；是费用对功能的关系 产品寿命周期费用是生产费用和使用费用之和 对产品总成本或总功能影响大而又不合理的零部件作为具体落实技术措施、加以改进的对象，称之为改进对象。 产品的生命期不是指产品的使用寿命，而是指新产品设计研制成功以后，经投产到被淘汰停产为止的这一段时间。 投入期：新产品研制成功投产后，初步投放市场开始销售的阶段 成长期：新产品受到用户的欢迎，开始大量进入市场的阶段 成熟期：新产品在市场上的销售量最大的阶段 衰退期：产品开始陈旧化，逐渐淘汰直到停产为止的时期 经验分析法：根据价值工程活动参加者的经验进行价值分析对象的选择 百分比法：通过分析所有产品的至少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技术经济指标各自所占的百分比从而发现问题，确定价值工程对象 ABC分析法：是一种根据局部成本在总成本中所占比重的多少以及按照“关键的少数，次要的多数”的思想来选择价值工程对象的方法。 价值工程：以最低的总成本，可靠地实现产品或作业的必要功能，着重于功能分析的有组织的活动 情报：指对实现目标有益的知识、情况和资料 功能分析：是对选定的价值工程对象应该具有的功能进行具体的分类、描述、整理和排列成树形图的系统化过程，是价值工程的核心 功能定义：描述价值工程对象及其组成部分的作用，使之与别的实物区别开来，也就是一种产品或一项作业所提供的用途和效果。 上位功能和下位功能的关系就是目的与手段的关系。每个上位功能都有其赖以保证实现的下位功能，每个下位功能都有其作为目的的上位功能。 功能的并列关系：指为了实现同一目的性功能而必须具备两个以上处于同等地位的手段性功能之间的关系。 功能评价：对功能由定性分析转为定量分析的工作。 功能评价值：功能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往往很难用数量来准确度量，更难将各项不同的功能加总起来。因此必须寻找一个可以适用并可以加总的表示功能的量，成为功能评价值 改善期待值：功能目标成本小于功能现实成本。二者之差为成本降低幅度，称为功能的改善期待值 功能成本：在一定社会和生产条件下，要实现某一特定功能，总存在一个最低费用，我们称之为这一功能的功能成本。 实际价值调查法：调查企业内外完成同样功能的产品资料，广泛收集他们的现实功能数据及成本资料而从中选出功能实现程度相同但成本缺最低的产品 经验估算法：由一些有经验的人对实现某项功能提出初步设想的几个方案，并需估算出各个方案的成本 功能评价值分配法：根据功能的重要性系数确定功能评价值的方法，是功能评价评分法中的一种 确定方案系数评价法：利用两种功能或功能区相互比较后定出的系数，对功能进行评价 头脑风暴法：本着集思广益、开诸葛亮会议的方式让与会者自由奔放地发表自己的见解和设想。相互之间进行启发和诱导，连锁反应，提出更多改进设想 哥顿法：以会议形式进行，只解决一个问题，事先将问题抽象化，用“抽象的阶梯”的方法，一步步启发与会者思考问题。
大学生之间人际交往矛盾冲突案例 分析 大学生之间的人际交往，有时难免会出现一些矛盾冲突，有哪些相关的案例分析呢？下面小编为大家详细分析一个大学生之间人际交往矛盾冲突的案例。 大学生之间人际交往矛盾冲突的案例背景 小志，男，20xx级学生，该生生长在农村，家庭生活较为困难，性格较内向，学习刻苦，成绩在班中名列前茅，立志要靠上研究生。小锐，男，和小志是同一班级、同一宿舍学生，生长在城市家庭，性格开朗，喜欢和同学交往，学习成绩一般，进入大三下学期时，也准备考取研究生。两人进入大学以来一直在同一宿舍居住，关系比较好，但因为一些小的事情两人之间产生了矛盾。 大学生之间人际交往矛盾冲突的案例问题事件 20xx年3月的一天，小志满怀心事的到我办公室说：“我实在受不了同宿舍的小锐了，他太欺负人了，我想杀他的心都有了，昨天晚上我一夜没睡着，差点我就把他杀了，我不知道下一步该
怎么办了。”听他说了几句话后，我吃了一惊，马上让他坐下，让他先平静平静心情，把发生在两人之间的事情慢慢道来。事情的起源是这样的，进入大三下学期后，小志和小锐都想考研，一天，小志要到学校8号教学楼自习室学习，小锐对小志说：“帮我占个座位，我一会也去学习”。小志应声而去，小志到自习室后，用课本占了一前一后两个座位，自己坐在后面的座位上学习，等小锐到达教室后，看了看两个座位不挨在一起，小志马上解释说：“来时已经有很多人了，没有挨在一起的座位，就占了这两个”。小锐就对小志说：“我们一起到图书馆学习吧”。小志说：“在这学习挺好的，我不去了，要去你去吧”。小锐到了图书馆后，占到了两个挨在一起的座位，打电话叫小志过去一起学习，小志坚持说自己想在教室里学习，不去图书馆了，小锐说：“你是不是不愿意和我一起学习”，小志说：“我还是觉得自己学自己的比较好”。这事引起了小锐心里对小志的不满，小志心里也很不舒服。到了晚上，在宿舍里小锐又找小志借手机充电器用一下，小志正在学习，就把充电器顺手扔给小锐，可事情不巧的是，小锐没思想准备，充电器正好打在小锐的脸上，小锐的脸被充电器划破了，而且出了血，同宿舍的同学马上拿出了创可贴给小锐贴上，小锐认为小志是故意的，勃然大怒，冲着小志大骂，并要求小志给经济陪偿。小志解释说自己不是故意的，就是破点皮，不需要陪偿，这事在同宿舍舍友的劝说下，临时结束了。到了第二天，两人又开始了手机短息交战，小志拿出手机，给我看了他们交战
案例分析的法律价值——以行政法案例分析为视角 【摘要】：案例是分析者结合事实和法律对实际的案件进行解释和认定的过程,案例分析无论在英美法系还是大陆法系都源远流长,而且具有持久的影响力。由于案例分析是一个复杂的主观认识过程,分析的方法、分析的过程和分析的目的与动机对分析所得出的结论具有重要的影响。而一切案例分析则具有同一的实用意义、法律价值和社会价值:理解法律文本、阐明基本法理;发现法律规则,引导法律的实施和适用;预测法律走向,促成法制的完善与发展;提高执法水平和行政执法效率;并最终实现保障社会公平的法律内在价值目的。 【关键词】 【正文】：古罗希腊思想家亚里斯多德时代盛极一时的“教授问答复法”,实际上在欧美经济学、管理学和法学教学中仍然适用。案例分析是分析者结合事实和法律对已经发生的案件事实结合法律进行解释和认定的过程,案例分析无论在英美法系还是大陆法系都是法律实施和适用的普遍方法。 如果说政府规制的研究视角是为传统行政法学的脸谱画上新的色彩，而如何不使其显得突兀或者又一不小心将京剧演员化成了越剧演员，关键在于行政法学者能不能找到这样一支神来之笔。叶书的创新之处——行政法三层次案例分析方法，用管制理论描绘行政法案例，通过将案例置于其所处的时代特征、管制背景、利益阶层之间的复杂结构等所组成的一个广阔背景中来观察，在传统的权利义务争议之外，发展出制度与程序、政策与策略面的考量，从而将管制理论引入行政法学，拓展了行政法学的政策功能并且又不使其以一种完全陌生的话语出现——正是叶书对新行政法学所作出的最大贡献。 具体来说： 第一层次是我们所熟知的传统以请求权为基础，当事人之间的争议和法律适用问题为核心的分析方法，从权利和救济层面，以法院的视角来审视个案所涉的法律问题； 第二个层次，以当事人主张的权利救济背后相关的制度与程序为出发点，超越个人之间的争点，更超越法院的考量，从整体制度的内涵与程序，探究事件发展过程中各种权力部门之间的互动，包括行政机关与立法机关、司法机关之间、不同职能的行政机关之间的互动，结合事件发生的各种背景原因，进而作制度改革面向的思考； 第三层，在案例检讨和制度考量的基础上，就整个体制运行的政策和策略层面予以审度。实际上是对政府对该案例所涉及的行业的规制政策和规制手段的整体考量。（见表1） 表1 三层次分析结构图（略） 该表出自《行政法案例分析与研究方法》，第43页。 实际上，三层次分析方法是在传统的分析当事人权利义务纷争为第一层次分析的基础上，架构制度与程序以及政策与策略两个面向的考量，此种多层次的分析方法，在注重私权救济之外，进一步就个案背后所隐藏的制度与政策面向的问题作深入探究，从而使行政法的案例分析具有了政策反思的功能。
我国民事立法中价值目标的冲突与选择 关键词: 民事立法 内容提要: 在民法典起草过程中，众多疑难的价值判断问题让立法者难以选择，而对民法价值目标的研究能为民事立法者提供价值判断和选择的方向，指导立法者进行更合理的利益考量和规范设计，有利于减少争论、提高立法效率。民事立法中的价值判断问题分为三类，而民法价值目标冲突的评价与选择是其中之一。所有民法的价值目标可归结为公平和效率、自由和秩序两对既对立又统一的价值目标，在当下我国立法者应以“效率优先，兼顾最低限度的公平”; “安全优先，保障最高程度的自由”的排序作为价值选择活动的指导原则。 一、民事立法中价值因素的界定及分类 日本川岛武宜先生认为:作为实用法学研究对象的法包含着两个要素，“即赋予立法与审判以动机并决定其内容的价值判断及作为实现该价值判断的手段所采用的词语的技术”。［1］（244）据此并考察立法实践，我们可以将立法者在立法过程中面临的选择分为两类:其一是立法技术因素方面不同方案的选择;其二是价值因素层面的立法选择。立法中的技术因素是指立法者在立法过程所要考虑的将要制定的法律的形式因素，如篇章结构、体系安排、词语运用等问题。价值
因素是指由民事立法者根据国家社会控制的需要所要考虑的、应当由法律来调整的社会关系的内容，以及与这些内容相关的，可能对立法、法律适用以及整个社会控制产生影响的诸多因素，价值因素是立法价值选择的对象。回顾我国多年的民事立法实践，不难发现，立法者面临的多数疑难问题都是价值判断层面的问题，如在合同法立法中是否要规定情势变更原则、违约责任与侵权责任竞和时如何适用;物权法制定过程中争议较大的关于土地征收征用问题的立法设计、关于建筑小区车位所有权的归属问题等;侵权责任立法中无意思联络数人侵权是否构成共同侵权、安全注意义务的适用范围等问题都属于立法中要面对的价值因素。众所周知，价值判断问题向来是社会科学研究领域的深海湾，它要受一个社会政治、经济、历史、文化、习俗、民族心理、甚至价值判断者个体的综合因素等等的影响，正因如此，面对价值因素时，立法者才会有这么多争议和困难，故非常有必要研究立法中价值选择问题的方法，而对民法价值目标的研究可以为立法中进行价值判断和选择提供指导。 通过对作为民事立法中的价值因素基础的社会关系进行分析，我们发现，民事立法中价值因素可以进行分类:民事法律调整的市民社会关系所涉及的主体不仅有个体(自然人、法人)，也包群体、社会，这些主体既存在平等性，又有一定的层次性;主体的利益也很复杂，既包括物质利益，也包括精神利益;既包括人身利益，也包括财产利益;而从民法本身的社会功能目标角度讲，民法既有最终的正义追
邻里纠纷调解案例 在生活中邻里纠纷往往是由于人们之间的理解和沟通不够，相互之间缺乏谅解礼让，所产生的摩擦 2011年5月，XX社区盘西组居民庄春花与庄永华就两家相邻巷子砌墙一事，发生了矛盾纠纷，双方互不相让，由口角很快发展到动手。庄春华说这条巷子经常有污水流淌，现在整治酷夏天气炎热，每天都会有阵阵恶臭散发出来，影响了自己家人的生活。于是庄春华未和隔壁庄永华商量便在在巷子里起了到隔墙。这一下污水是进不来了，但引起邻居庄永华的强烈反映：你怎么有权随便砌隔墙自己独用?这不成了你自家的巷子了吗?双方很快发生争吵并动起手来，庄永华阻止庄春花继续砌隔墙。 庄春花向XX街道XX社区人民调解委员会反映了情况，请求法律帮助。XX社区调解委员会给予了接待，并及时介入调解。调解人员先到现场勘察，并向其他居民和双方当事人了解情况。庄永华说：“我也不是没事找他家麻烦，这个巷子是公共的小道路，她凭什么把它围起来？成了她一家的吗？”社区调解人员针对庄永华提出的问题征询庄春花的意见，问她想怎么解决这个问题。没想到庄春花脱口说：“还能怎么办，他打我也打了，骂我也骂了，我岂不是白吃亏呀?现在谁怕谁啊!”调解人员严厉地说：“现在是法治国家，你说的是不对的。还有，举国上下都在建设和谐社会，邻里之间互动友爱是一种美德的体现。古人都晓得远亲不如近邻，你们怎么不明白呢”。并耐心开导她：“第一火气不要大，第二要讲法，第三要讲德。你耐心地听我讲，污水引发的恶臭，影响了你正常的生活;你可以跟隔壁商量下怎么解决而不是什么也不说就自作主张的忙活起来。还有违章砌隔墙有两个不对：第一是违章，第二是占为已有，走道是公用的，不能设障。你的要求是合理的，是为改善自己的生活环境，但行为却是违法的，要纠正。他虽然动手是不对的，但是你也有不对的地方，所以双方心平气和的坐下来协商才能解决问题。 通过调解人员的耐心开导劝说，最终双方达成协议。一、围墙南至前门小屋，北至庄永华房屋卫生间窗户北侧50厘米处，墙高不超过2米。二、北侧围墙尽头处由庄春花安装一扇门，庄永华同意在自家房屋墙上打一门栓插孔。门锁钥匙各人一把，出入时通知对方。三、建围墙及门的费用由庄春花负责，所有权属庄春花，双方签字后生效。 在社区平时生活中，邻里难免会出现一些矛盾和纠纷，如果处理不当或多或少会影响着社区安定。其实邻里纠纷大部分都是些小事，但就因为双方互不相让，导致矛盾激化。邻里双方应当按照“方便生活，团结友善和公平合理的精神”正确处理相互间的通行、通风、采光、卫生、噪音和互不干扰等相邻关系。如给对方造成妨碍或损失的，应当停止侵害、赔礼道歉、赔偿损失。 调解作为一种方便高效率、经济实用的纠纷处理方式，在处理邻里纠纷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人民调解委员会分布在我们城市的大街小巷，贴近我们的生活;人民调解工作人员是生活在我们身边的人，他们了解我们的生活。邻里纠纷也就那些小事情，不至于闹的你死我活的，更不至于闹上法庭，而人民调解就很快捷方便的满足了居民的需要，维护了邻里关系的和谐和稳定，促进了社区的健康与文明，是基层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力量。 XX社区： 2011年7月25日
案例分析之债权让与纠纷 案件事实 甲与乙在2005年3月份签订一份合同，双方约定甲应于同年5月份向乙交付10台冰箱，乙应同时向甲交付价值5万元的制冷机。后来甲企业转产不从事冰箱行业，但由于过去业务上的来往欠丙借款5万元。于是与商场丙达成合意，由丙来接受乙交付的制冷机。甲丙达成协议后，甲就此事通知了乙，乙表示到时会将制冷机交给丙企业。同年5月份，乙已准备好应该交付给丙的制冷机，但甲却于此时未向丙提供冰箱。乙于是对丙表示，除非甲对其履行，否则他为避免风险不会对丙履行。丙此时才知道甲乙之间的关系，表示这与他无关，双方发生争议。在受到乙的抗辩后，丙找到甲向其要求要么马上向乙履行，要么返还欠款。甲不同意，主张合同已签订，不能反悔，只说尽快履行其对乙的债务。 法院判决 当地人民法院经过审理认定：丙企业在受让甲对乙的债权后，债务人乙对甲的同时履行抗辩权变成了对丙的同时履行抗辩权。因此，法院对乙的主张予以支持。 律师分析 我国《合同法》第66条规定：“当事人互负债务，没有先后履行顺序的，应当同时履行。一方在对方履行之前有权拒绝其履行要求。一方在对方履行债务不符合约定时，有权拒绝其相应的履行要求。”第82条规定：“债务人接到债权转让通知后，债务人对让与人的抗辩，可以向受让人主张。” 根据上述法条可知，在债权转让的情况下，债务人仍然可以行使同时履行抗辩权。在本案中，甲将对乙的债权转让给了丙，并通知了债务人乙，债权转让对乙发生效力，作为债务人的乙享有得以对甲行使的同时抗辩权，因此在甲未为对待履行的前提下可以对抗丙提出的履行合同的请求权。丙的请求因为乙的抗辩不能实现，作为债权的受让人可以要求让与人甲承担瑕疵担保责任，承担责任的方式包括解除合同、赔偿损失。
选择价值工程对象的主要方法 一，ABC法 1，基本原理 可概括为“区别主次，分类管理”。它将管理对象分为A、B、C三类，以A类作为重点管理对象。其关键在于区别一般的多数和极其重要的少数。 基本内容 2，基本内容 ①确定分析对象的特征。可用技术指标、价值指标及效果指标来表示。 ②研究数量和特性之间的关系，找出事物规律。 ③直观表示数量和特性之间的关系。可用ABC分析表、ABC分析图来表示。 ④做出分类决策。ABC分析的目的在于有成效的管理,因此，在完成分类之后，还应进一步确定不同类别的管理方式。 3，基本步骤 第一步，计算每一种材料的金额。 第二步，按照金额由大到小排序并列成表格。 第三步，计算每一种材料金额占库存总金额的比率。 第四步，计算累计比率。 第五步，分类。累计比率在0％～60％之间的，为最重要的A类材料；累计比率在60％～85％之间的，为次重要的B类材料；累计比率在85％．100％之间的，为不重要的C类材料。 通常情况下，人们使用ABC分析表来进行上述步骤。从表1可以看出，A、B、C、D、E为A类，F、G、H、I、J、K、L、M、N、0为B类，P、O、R为C类。 对于不同的对象，分类时采用的指标是不一样的。上面库存管理，采用的是存货价值指标。对于客户管理，可以采用客户进货额或者毛利贡献额为指标。对于投资管理，可以采用投资回报额作为指标。 二，强制确定法 1，基本原理
强制确定法简称FD法,这种方法抓住每一事物的评价特性，然后把这些因素组合起来进行强制评价。这种方法在功能评价和方案评价中也有应用。 强制确定法兼顾功能与成本，具体做法是先求出分析对象的成本系数、功能系数，得出价值系数，揭示出分析对象的功能与花费的成本是否相符，不相符、价值低的被选为价值工程的研究对象。 2，基本内容 《1》、求功能评价系数F i。 零件的功能重要性是把构成产品的各个零件排列起来进行功能比较而确定的。将几位评价者的评分值作综合统计，列出功能评价综合统计表。求出平均评分值和功能评价系数。 功能评价系数大反映功能重要，功能评价系数小说明功能不太重要。 平均评分值：(K为评价人数，g为评分值) 功能评价系数： 《2》、求成本系数C i。 某零件的现实成本占产品现实成本的比例即为该零件的成本系数。 《3》、计算价值系数V i。 设价值系数V i，功能评价系数与成本系数之比为价值系数，即： 《4》、企业根据收集到的情报确定目标成本。 计算按重要性系数应分配的预期成本，根据结果选择对象。 运用强制确定法时，价值系数Vi的计算结果有三种情况： 第一、是V i > 1，说明该零件功能比较重要，但分配的成本较少，应具体分析，可能功能与成本分配已较理想，或者有不必要的功能，或者应该提高成本。
道德与法律冲突案例4篇 篇一：论法律与道德的冲突A4 论法律与道德的冲突 陈远寅，政治学院 摘要：道德与法律是调整社会行为的两种重要的社会规范，各自具有独特的功能，同时又都存在着局限，它们之间既有着相互依存的一面，又有着相互冲突的一面。本文重点探讨道德与法律相互间的关系，通过分析我国当前法律与道德冲突的现状，从“合法不合理”和“合理不合法”这两个现象探讨了法律与道德的冲突，并着重分析了产生冲突的原因，试图寻求一套对正在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中国,解决这两个方面冲突的途径，让二者在冲突的解决中推动法治不断地进步。 关键词：法律；道德；冲突；原因；协调 Conflict between Law and Morality Chen Yuanyin,School of Political Science Abstract：Law and morality are two important social norms to adjust social behavior, each of which has a unique function, at the same time, there are limitations, they have a mutually dependent, and have conflicts with each other. The focus of this article explor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oral and law,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Chinese current legal and moral conflicts. From the “legally unjustified” and “reasonable unlawful” the two explored the conflicts of law and morality, and has focused on the causes of conflict, and attempts to find a set of under construction the socialist country under the rule of law in China, way to solve these two aspects of the conflict , and let the two continuously promote the rule of law and the progress in resolving conflict in. Key words：Law;Morality;Conflict;Reason;Coordination 一、法律与道德的关系 （一）法律及道德的含义 法律是国家制定或认可的，由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的，以规 定当事人权利和义务为内容的具有普遍约束力的社会规范。道德 是一种社会现象，属于上层建筑，是由经济基础决定的，为一定 的经济基础服务。道德是一种社会意识形态，是生活在一定物质 条件下的人们通过各种形式的教育和社会舆论的力量，使人们具 有善和恶,荣誉和耻辱，正义和非正义并逐渐形成一定的意识和传统，以指导或控制自己的行为。[1] （二）法律和道德的联系 法律与道德的关系历来是古今中外的法理学所包含的一个重 要内容，也是法学家、哲学家们一直讨论的热点问题。从法律性
法学经典案例 苏格拉底之死 不论你是什么专业的，你都会知道这个人，还记得中学历史课本那句发人深省的话KNOW YOURSELF 吗？ 苏氏述而不作，性格倔辈，尤其喜好运用“辩证法”将那些自以为学富五车的人驳得哑口无言。这辩证法与咱们现在知道的不同，它是一种很伤人的辩论技术，分为“讥讽”和“助产术”两部分。具体来说，辩论者首先向对方请教学问，好像自己什么都不懂似的，然后通过一问一答的方式，逐渐使对方出现前后矛盾的回答，以达到“讥讽”的目的。因为这种辩论术以及学术上的冲突，苏格拉底得罪了一些自以为是的“智者”。于是，这些“智者”便利用雅典荒诞不经的法律，控告苏格拉底传授对诸神不敬的学问，腐化及误导青年，并且还真的把他送进了监狱。在狱中，他被判饮毒而死刑。 死刑之前，苏格拉底的学生克力通来看他，告诉他朋友决定帮助他越狱，而且一切已安排妥当。可是苏格拉底却表示不越狱。克力通认为雅典法律是有问题的可以不需要遵守。苏格拉底还反问：“越狱就正当吗？对一个被判有罪的人来说，即使他确信对他的指控是不公正的，逃避法律制裁难道就正当了？有没有一种服从任何法律的义务？”经过与克力通的辩论，最后苏格拉底还是选择了饮毒酒结束生命。 这个故事可以说大致揭示了西方法律文化和中国代表的东方法律的某些信仰不同。在古代大多数中国人看来“留的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只有自己的生命存在，为自己昭雪才有真正的意义，只要自己是真的被冤枉，往往不信赖法律，先逃狱，再找证据平反。而有些西方人似乎就不像中国人这么“坚决”。他们认为，对待自己认为不公正的法律，态度要慎重。法律就是秩序，没有什么理由可以逃避法律。 再者当某些人认为这个法律公正，而另一些人持相反看法时，能否一定会找到一个公认的标准来确定谁是谁非？当然不一定。而且，苏氏认为自己和徒弟们是正确的，但大多数雅典人不这么认为，价值判断本来就具有主观性，法律是理性而秩序的而不能为个人所左右。 该案例出现率百分之百- - 常出现课程法理学外国法制史 恶法非法之争 中国古代伟大的逻辑学家公孙龙提出的著名逻辑问题：白马非马。而从古至今，一直困扰人们的法律问题就是恶法是法吗。 1945 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眼看就要结束了。希特勒手下的一名盖世太保分子，仍然穷凶极恶地追杀犹太人以及保护犹太人的德国人。一天，经他人告密，他获悉一对德国夫妇在家里藏匿一名犹太人，便带领数名手下直扑过去，试图将这对夫妇和那名犹太人全部拿捕。当他赶到时，丈夫见状从后门逃出，盖世太保举枪射击，丈夫倒在了血泊中。妻子和犹太人则被押送到集中营。没过几天。德国宣布无条件投降这名妻子获得了自由，但是丈夫的死仍然使她悲痛欲绝。
冲突的原因：安提戈涅不顾克瑞翁的禁令埋葬了polyneices的尸体 他们各自立场的可同情之处： 安提戈涅：以神法为依据来反抗克瑞翁的命令，她所要求的仅仅是埋葬叛国者，因为毕竟那是她的兄长。polyneices再坏，血缘关系也是不可能否认的，他和她毕竟是兄妹，有义务埋葬其兄长，她不忍自己的哥哥暴尸荒野，这是可同情的。 克瑞翁：他的命令即是城邦的法律，血缘关系不能优先于或超越于政治关系。如果他同意埋葬叛国者，也就意味着纵容叛国者，也使城邦的法律如同废纸一般没有权威和尊严 最喜欢安提戈涅：因为她的美丽和她的神圣，她内心的力量，她的信念和她的坚持，她没有在新的统治力量的威慑下屈服，选择履行维护家人的神圣责任，勇敢挑战克瑞翁的政令，并为之付出生命的代价，她是神话中让人难忘的具有独立性和反抗精神的女性。 论法的人伦精神——关于“安提戈涅之怨”的法理思考 安提戈涅是古希腊著名悲剧作家索富克勒斯塑造的一个女英雄的文学形象。在《安提戈涅》这一文学作品中，普雷尼克（安提戈涅的兄弟）因犯叛国罪，触犯了国家的法律，被禁止埋葬。安提戈涅基于血缘关系和最基本的伦理，冒着生命危险，挑战城邦的法令，按当时的仪式埋葬了她的兄弟，她的理由就是：她埋葬自己的兄弟只是违反了克瑞翁（国王）的法律，而不是那种更高的法律，这种最高的法律，“它们既不属于今天，也不属于昨天，永恒地存在着。”“它们永不消亡，也无人知道它们何时起源。”但结果她还是受到了克瑞翁的严惩。但安提戈涅的形象却作为了一种符号，代表公民基于人伦精神和天理良心来对抗国家的实证法，她对城邦法的控诉在西方法学中被称为“安提戈涅之怨。”诚然，从我们今天法治国家法律至上的价值理念来看，对安提戈涅的严惩似乎是必要的，任何公民违反了法律，理应受到处罚，这才能维护国家的法律权威和司法权的有效行使。但是，如果加以仔细考量：我们的法在确立其自身权威的同时，是否还应当包容公民基于人性而生的人伦情感呢？法是否应对公民普遍的道德情感予以尊重呢？ 法的人伦精神：历史由来及表征 众所周知，中国古代社会是以自给自足的封闭的自然经济为主导的，一个个的小农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在这种小农家庭里，以长幼尊卑形成了一个相对独立的宝塔形的等级结构，而维持这一等级结构稳定的准则便是伦理的制度及观念，而中国古代社会的国家政权架构，很大程度上就是这种家族结构的摹拟和放大。统治阶级基于其维护统治和治理国家的需要，自然地选择这种伦理化的制度和观念作为其最好的精神武器，并大力予以提倡和实践，使之纳入立法和司法之中。台湾学者李钟声曾说：“我国的法律制度本于人伦精神，演成道德律和制度法的体系，所以是伦理的法律制度。”1这就直接指出了中华法系法律制度的伦理化性质。而要探究中国古代法的人伦精神，可直接追溯至一直居于统治地位的儒家伦理法思想。儒家创始人孔子首先提出了以“仁”为核心的思想体系，“仁者爱人”是处理人际关系的基本原则，“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忠恕之道”等都是这一原则的具体体现；孔子提倡“礼治”，一再强调“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宗法等级制度，而且，他把“礼”和“仁”结合起来，形成了“德治”思想，主张“以德去刑”和“无讼”，创设了一套以维护奴隶主阶级的“礼”的秩序的伦理法体系；至西汉，董仲舒集儒学之大成，以儒家思想为中心，杂以阴阳五行学说和法家某些思想成份，创造了一套为加强封建专制的法律理论。他的“三纲五常”作为一种进入理想化的人的生存境界的程序设计，密切地联系着儒学一贯的古典人文主义精神，昭告着对一种保有和谐的人伦秩序的理想社会秩序的强烈愿望。2统治者继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由此形成了统治中国达两千年之久的封建正统儒家思想。瞿同祖先生曾精辟地指出“古代法律可说全为儒家的伦理观念和礼教所支配。”3法律伦理性表现于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以伦理的儒家思想为指导原则的古代法律制度体现了鲜明的人伦精神。容隐原则可为其鲜明的佐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