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企业海外投资实践中的非市场风险及其化解对策——以资源能源类海外
投资、对外承包工程为例
2011-11-14 | 编辑：enablesite | 【大中小】
文章摘要：文章结合我国企业实践，对企业海外投资中的非市场风险类型做了总
结，即东道国政治动乱风险、政策与法律风险、文化差异风险、合同条款风险、项目
价值风险、企业内部运营管理风险等。并进而分别对我国政府和企业各自提出了五个
方面的对策建议。
近年来，基于开拓国际市场和利用国外资源的需要，我国企业开始“走出去”开
展跨国经营。海外投资作为“走出去”的重要方式之一，在政府的鼓励和支持下，也
获得了较为迅速的发展（本文中的海外投资与境外投资、对外投资含义基本相同，同
时为行文方便，文中的海外投资包含对外承包工程在内）。
根据商务部的统计，截至2009年底，中国12000家境内投资者在国（境）外设立
对外直接投资企业1.3万家，分布在全球177个国家（地区），对外直接投资累计净
额（或曰存量）2457.5亿美元，年末境外企业资产总额超过1万亿美元。2002-2009
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年均增长速度为54.4%。联合国贸发会议（UNCTAD）《2010年
世界投资报告》显示，2009年全球外国直接投资（流出）流量1.1万亿美元，年末存
量18.98万亿美元，以此为基期进行计算，2009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分别占全球当年
流量、存量的5.1%和1.3%，2009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名列按全球国家（地区）排
名的第五位，发展中国家（地区）首位（另，据商务部的初步统计，2010年中国境内
投资者共对全球129个国家和地区的3125家境外企业进行了直接投资，累计实现非金
融类对外直接投资590亿美元，同比增长36.3%）。另外，在对外承包工程领域，据商
务部统计，2010年，我国对外承包工程业务完成营业额922亿美元，同比增长18.7%；
新签合同额1344亿美元，同比增长6.5%。截至2010年底，我国对外承包工程累计完
成营业额4356亿美元，签订合同额6994亿美元。
然而，历史上跨国公司的实践经验教训告诉我们，企业跨国经营比在国内面临着
更多的风险，值得引起我们的警惕和反思。以石油为例，根据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联
合会的统计数据，截至2010年年底，我国三大石油公司海外投资的油田及工程项目总
计144个，投资金额累计约700亿美元，折合4480亿元人民币。而据中国石油大学2010
年的一份研究报告显示，受各种复杂风险因素的影响，我国三大石油公司在海外的亏
损项目达到三分之二。另据知名咨询机构埃森哲在2010年底对2008年1月至2010年
6月间中国企业120起海外并购进行的统计，并购共计涉及金额超过6000亿元人民币。
依照国际并购规律，全球范围内超过一半以上的并购案例最终会在漫长的整合期造成
亏损，因此我国企业在未来几年内将可能产生约3000亿元的投资成本失利，风险巨大。
总体来说，海外投资的风险可以分为市场风险和非市场风险。市场风险是指由于
企业对所在行业（或曰所在产业）的国际国内发展状况、市场价格涨跌、金融汇率等
形势预判错误或应对措施不力而发生的风险，具体包括成本价格、汇率等方面的风险。
非市场风险则是指市场风险之外的风险。从近年来的实践来看，非市场风险已经成为
了我国企业海外投资过程中的重要威胁。
本文中，作者通过多年以来对中国企业海外投资的持续跟踪关注，在国内首次尝
试对近年我国企业在海外投资实践中遭遇的非市场风险进行具体类型划分，并进而对
我国政府、企业分别提出了针对性较强的具体对策建议。
一、非市场风险的类型
从实践中来看，我国企业海外投资中的非市场风险主要包括东道国政治动乱风险、政策与法律风险、文化差异风险、合同条款风险、项目价值风险、企业内部运营管理风险等六种类型（实践中，上述六类风险均已对我国企业产生了实际的重大影响和损失。
（一）东道国政治动乱风险。
政治动乱风险主要是指东道国参与的任何战争或者在东道国内发生的革命、颠覆、政变、罢工、内乱、破坏和恐怖活动以及地方武装的冲击等事件而造成损失的可能性。政治风险是与东道国主权有关的不确定因素，在一些发展中国家存在发生的可能性较大，因为这些国家易产生政局不稳、政权更迭等情况。政治风险产生的根源十分复杂，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政策不稳定性、民族主义、社会不稳定、武装冲突、区域联盟等。
当前在非洲、拉美、亚洲等我国企业已进行海外投资的许多国家和地区均存在政治动乱风险。无论何种原因，只要一旦在东道国发生政治动乱风险，则我国企业均将面临产生损失的可能性。如，在委内瑞拉和赞比亚等与我友好的国家，甚至也出现了敌视我投资的现象。上述两国的在野党针对我国在该国的资源能源类投资就已经提出了强烈抗议，宣示如果能够上台执政，就将赶走中国等国家的投资者。
以2011年发生政治动乱的北非国家利比亚为例。利比亚是我国对外承包工程业务的重要市场之一。目前我国在利比亚承包的大型项目总共约计50个，涉及合同金额188亿美元（按照当前汇率换算，约折合1233.28亿元人民币）。在13家央企的投资中（中国铁道建筑工程总公司、中国建筑工程总公司、中国葛洲坝集团公司、中国建筑材料集团、中国冶金科工集团、中石油、中国水利水电建设集团公司），囊括了房屋建设、配套市政、铁路建设、石油和电信等领域。现下来看，无论利比亚战事结局如何，我国企业均面临着工程设备等固定资产损失（一些项目营地资产遭抢劫，在利万余名员工安全也受到威胁）、预期收益的损失、撤离费用的损失、未来汇率结算的损失等。而面对如此巨额的损失，中国企业却缺乏挽回损失、获得救济的权利工具。形成较大损失的两个直接原因是：一是，中国企业投保的保险覆盖面仅为合同金额的5.68%，因此中国企业在利比亚承包的188亿美元合同金额的工程项目，将只能获得不足4亿元人民币的保险赔付，并且保险方也限于我国内的国有保险公司（这是由于部分央企投保意识不强、专业知识欠缺所致。有专家指出，此次在利比亚投资的部分企业只投了工程险，但战争是工程险的除外责任。大部分企业都没想到，除了商业保险外，还有政策性的保险可以承担战争导致的经济损失）；二是，当前我国尚未与利比亚政府签订任何形式的双边投资保护条约。
（二）政策与法律风险。
政策与法律风险是指因东道国变更政策、法律而给外国投资者造成经济损失的可能性。政策风险主要包括重大外国投资政策的调整、政府禁令、政府违约、税收政策的调整、国有化政策（保括征用、征收、没收、报复性充公）；法律风险主要有立法不全、执法不严、法律冲突等。
最近的政策与法律风险以澳大利亚资源租赁税的出台最为典型。
近年来，我国企业纷纷加速了海外投资矿产资源的步伐，其中澳大利亚正是中国企业投资矿业的聚集地，赴澳投资的企业包括宝钢、首钢、中钢、鞍钢、中信泰富、五矿、兖州煤业等等企业。2010年5月2日，澳大利亚联邦政府宣布，拟从2012年7月开始向在当地注册的资源类企业征收税率为40%的资源租赁税（之前，澳大利亚主要是依据产量对矿业公司征税，各州征收的特许税税率仅在2%-10%之间）。由此，
按照联邦新的税收方案，资源类企业须将其开采不可再生资源所获利润的40%作为税收上缴联邦政府（新公司和小公司如果没有盈利则不需要缴税，小企业还将得到原地方性特许经营税的返还）。依据计算，今后资源类企业所承担的全部法定税率总计可能将从目前的43%上升到2013年的57%。2011年6月，经过一系列谈判和政府高层更替，澳大利亚政府终于就备受争议的矿产资源税问题公布了草案。草案提议，矿产资源使用税仅针对铁矿和煤矿，税率设定为30%。尽管这一草案与之前澳大利亚政府最初酝酿的计划相比，资源税的征收比例已经从最初酝酿的40%下降到30%，但这一新增的资源税，仍将对澳大利亚当地和赴澳投资的企业产生不小的影响。草案正式执行之后，除了将会增加在澳投资矿业的中国企业的成本之外，同时如果矿产供不应求的状况持续，矿产资源税增加的成本很有可能最终要由中国钢厂等矿石进口商埋单（2011年1-4月，我国进口的铁矿石中有43%来自澳大利亚，澳大利亚是我国铁矿石的第一大进口国）。
再如，最近几年，在拉美地区，从委内瑞拉到玻利维亚，再到厄瓜多尔，“拉丁美洲国家石油和天然气工业国有化运动”不断涌现，也对我国海外投资企业形成了巨大的政策与法律风险。
（三）文化差异风险。
文化差异风险是指我国企业及其管理人员与东道国当地政府、社区、员工由于中外文化上的不同而带来损失的可能性。实践中，中外不仅有语言文字上的区别，在待人接物、处理事情上更是深深烙有各具特色的民族传统文化，文化的差异往往在不经意间即招致纠纷和损失。
由于投资方不尊重东道国当地风俗文化而发生纠纷，在这个问题上，经常被提及的有一个有趣的例子：日本企业在20世纪末期大量到美国投资经营，有一家企业的12个美国女工起诉抗议日方总经理对她们实施歧视待遇，比如要求她们从事本职工作以外的“为客人端茶倒水”的事务，官司从1982年打到1989年，导致日方企业亏损很多，原因就在于日本企业把本国的管理模式、行为举止等文化照搬到了美国。在日本等亚洲国家，“为客人端茶倒水”是女员工天经地义的事情，但在美国人看来这就是对她们的歧视，要求日方对所有女工进行赔偿。此后，日本企业吸取教训，在20世纪90年代开始在东道国推行本土化，不得不在营销和人力资源等部门几乎全部雇佣美国人。
文化差异往往带来管理理念和行为的不同，实践中，我国的部分企业非常易于将一些不良的文化习惯延伸到国外使用。如，我国一些企业在拉美与工人、工会发生争执之后，往往并不通过合法手段予以积极合理解决，而是采取贿赂收买工会头目等违法方式处理，易造成无穷遗患，最终致使问题升级。再如，在非洲的赞比亚，中国企业管理人员枪击当地员工的事例，被国际媒体广泛报道，影响极坏。
（四）合同条款风险。
合同条款风险是指在我国企业与东道国方当事人签订的投资合作协议中，因对双方权利义务的约定不够具体而产生理解差异，最终出现合同纠纷而发生损失的可能性。实践中，因合同权利义务条款界定模糊极易导致我国企业产生巨大风险。
例如，中国铁建在沙特的工程承包项目即是深刻教训。2009年2月10日，中国铁道建筑总公司旗下上市公司中国铁建与沙特阿拉伯王国城乡事务部签署了《沙特麦加萨法至穆戈达莎轻轨合同》，约定采用EPC+O/M总承包模式(即设计、采购、施工加运营、维护总承包模式)施工完成沙特麦加轻轨铁路项目。截至2010年10月31日，按照总承包合同金额(66.5亿沙特里亚尔)，中国铁建确认预计总收入为人民币120.51亿
元，预计总成本为人民币160.45亿元，另发生财务费用人民币1.54亿元，项目预计净亏损人民币41.48亿元。2011年1月，中国铁建在沙特轻轨项目中的损失锁定为13.85亿元。根据上市公司中国铁建的公告，之所以发生上述巨额亏损，是因为该项目在实施过程中，实际工程数量比合同签订时预计的工程量大幅增加。而根据媒体所挖掘到的信息，中国铁建在与沙特方面签署的合同中，并没有针对这个项目列出详细的工程量，即对工程合同细节——双方的合同权利义务条款缺乏具体量化的明确约定，这致使此后在工程实施过程中，沙特方面不断提出增加工程量的要求，甚至提出新的功能需求，中国铁建经综合考量，为了将整个项目完成，不得不赔本继续推进项目进度。最近，此次因中国铁建风险防范缺陷而导致的亏损，由中国铁建将损失转给了母公司中国铁道建筑总公司。
（五）项目价值风险。
项目价值风险是指由于我国企业对海外投资项目的开发成本、影响项目开发的具体制约因素估计不足或误判而造成损失的可能性。发生项目价值风险往往基于五个方面的原因：我国企业因急于扩张规模而“饥难择食”、企业及其所聘顾问专业水平不足、情势变更、被欺诈、违反中国企业海外投资的国内审核程序等。
最近中钢集团对澳大利亚的海外投资实例中即出现了项目价值风险。近年来，中钢集团基于发展的“战略”需要，规模迅速扩大，在2009年收购澳中西部公司资产的过程中，以耗资13.6亿澳元（约合93亿元人民币）的较高价格，较快速的完成了这一敌意收购案例。但之后发现，该项目开发鉴于磁铁矿选矿技术难度大、运输赤铁矿石的港口和铁路基础设施开建遥遥无期（建设主动权掌握在其它企业手中，且预计需要资金高达52亿澳元或传闻中的70-80亿澳元）的现实困难，终致中钢不得不于2011年6月基本停滞该项目的勘探工作，裁减员工、关闭办事处。仅在此项目的前期勘探阶段，中钢的当期亏损已高达9281万元。
（六）企业内部运营管理风险。
企业内部运营管理风险是指因我国企业的内部运营管理出现问题而造成损失的可能性。对民营企业而言，主要是决策易粗糙草率的情形；对国有企业而言，主要是决策程序、考核激励、监督是否健全适当、到位的情形。由于上述情形存在，往往使得企业缺乏风险防范制度设计，或制度设计不科学、不严密。
如，2004年，中航油在新加坡亏损5.5亿美元的案例。中航油作为上市公司，本应将风险控制放在首位，但公司的奖惩机制却明显鼓励高管过度投机和冒险。该公司当时规定每年将10％的盈利奖励给老总，但却没有相应的惩戒条款。单向激励下，公司总裁年薪一度高达2300万元，但过度投机最终导致了巨亏5.5亿美元。再如，2008年，中信泰富亏损146.32亿元港币的案例。
尽管存在上述六类风险，但是，应当指出的是，我国政府、企业、学者、媒体、公众等社会各界均应当客观地认识到：在海外投资领域，遇到风险是正常的。特别是在我国企业还处于“走出去”的初期阶段，我们应当容忍和允许企业在开展跨国经营中发生损失，交纳一些“学费”进行“试错”，因为一定数量的投资失误是投资成功的必要前提和成本代价。在海外投资风险不断发生的情况下，我们特别需要注意避免出现因噎废食、止步不前的情况，而是要采取多种对策措施，尽力避免风险，将损失减少控制在尽量小的范围。
二、对中国政府的五点对策建议
（一）政府要正确引导企业客观对待“走出去”。
综合各方面的客观实际来说，我国经济发展到现阶段，在总体上确实需要企业走
出国门开展海外投资等跨国经营。但是在实践中，并不是每个企业、每个行业均具备了一定的条件，达到了必须进行国际化经营的时间节点和实际能力。我国企业在“走出去”之前切忌跟风，一窝蜂地为了“走出去”而“走出去”，甚至将企业海外投资的商业行为、市场化行为异变为“政治行为”、“国家/民族行为”，使之“意识形态化”(综合实践中的实际来看，所有的海外投资均由企业所为，真真正正实实在在是一种企业行为)。政府及有关学者在引导企业客观对待国家的“走出去”战略上负有重大的必要责任。特别是国资委等政府相关部门对所谓的“企业国际化经营程度”所占考核权重比例应当慎之又慎，要竭力避免出现“逼”着企业“走出去”的情况。
（二）政府要创造良好的多双边国际关系。
在国际而言，我国政府应充分运用政治、经济、外交、文化等各种方式为企业的海外投资创造一个良好的国际环境，为企业“走出去”利用好“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做好保驾护航工作。虽然我国走的是和平发展之路，不会象历史上西方国家通过侵占殖民地或不平等贸易的方式掠夺矿产资源。但是随着近年来我国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的不断上升，仍然引起了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的关注（包括警惕和防范心理）。
以世界各国在非洲大陆的竞争为例，我国应特别重视中非关系的巩固与发展。非洲大陆国家众多，资源丰富、市场潜力巨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计，未来几年里非洲经济增长速度将超过全球平均水平。我国企业在非洲既面临着英法等传统殖民宗主国、印度等新兴发展中大国的竞争，同时更面临着世界头号强国美国的全方位激烈竞争。如2011年6月，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对非洲的造访显示出美国对非洲经济日益增长的强烈兴趣。另据耶鲁大学陈志武教授等多位国际著名学者指出，今后一段时期非洲将是中美竞争的重点地区。值得肯定的是，在最近发生政治变动的苏丹、利比亚等非洲国家，我国政府采取了务实灵活态度，与上述国家各方面力量积极接触，意义重大，必将有利于最大程度地保护中国企业的海外利益。
因此，在上述背景下，我国政府极有必要为企业开展海外投资创造良好的国际环境，我国清醒地认识到了上述问题并积极采取了系列措施。如，2006年1月3日-5日在北京成功举办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暨第3届部长级会议、成功举办2008年北京奥林匹克运动会、定期举办亚洲博鳌论坛，同时积极参与国际事务、加强与相关国家和地区的官方接触等等。再如，我国不断加强南南合作，通过各种措施帮助广大发展中国家共同发展。经国务院批准，我国设立了“援外合资合作项目基金”。从1992年起，该基金贷款先后支持我国企业在30多个受援国探讨落实援外合资合作项目40多个，较好地促进了我国与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关系，为我国其它海外投资商业项目顺利推进奠定了良好的国际关系基础。上述工作有力地宣传了我国走和平发展、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道路的坚定国策，使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的政府、企业以及民众增强了对中国的了解和认识。
（三）政府要重视参与跨国投资领域国际条约的相关事项。
当前，跨国投资领域的相关国际条约主要有：双边投资保护协定、世界贸易组织（WTO）中有关跨国投资保护的协议、自由贸易协定（FTA）、《汉城公约》（中国在1988年4月成为多边投资担保机构的创始成员之一）、《解决国家与他国国民之间投资争端公约》、《能源宪章条约》（1998年4月16日生效）等。总的来看，我国现在仍处于接受、学习和消化现存国际规则的阶段，在国际规则的制定上发言权较小。今后我国政府应当积极全面深入地参与和影响国际投资领域规则的形成，促进多边、区域、双边等各层次国际投资规则的发展完善。
（四）政府要采取积极而具体的国内政策措施，助力和呼应我国企业的海外投资。
在国内而言，政府相关部门除了应加速起草综合性的《海外投资条例》之外，建议政府还要采取以下具体政策措施助力企业减少海外投资风险：１、尽快完善海外投资保险制度，为我国企业的海外投资提供风险分担机制。如，在利比亚战乱中，由于我国企业没有进行国际投保，仅在国内一家保险公司投保，排除了战争险赔偿责任，致使我国企业仅可能获得损失额的5%赔付。2、按行业类别，设立或加大有关产业的海外发展基金，在项目费用等方面降低企业的成本风险。３、同等支持民营企业与国有企业开展海外投资经营。因为针对不同国家、不同行业，民营企业与国有企业在海外投资经营中遇到的风险各不相同，两类企业各有优势，故我国政府应一视同仁给予支持。４、进一步完善吸引和利用外资法律制度，间接支持企业“走出去”，减少海外相类似的风险。如，加快规范资源能源的外资准入及其出口制度，依照国际惯例合理对等地对待“引进来的外资”和“走出去的内资”。中国古语有云：“欲取之，必先予之”、“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中国政府和民众也应以理性开放的态度平等对待外国来华的投资者。
（五）国务院国资委要对央企的海外投资风险承担不可或缺的责任。
国务院国资委代表国家行使中央国有企业的出资人权利，代表国家行使对中央国有企业监督管理的责任。据国资委的统计数据，截至2009年底，中央国有企业境外资产总额超过4万亿元人民币。保护中央国有企业的海外资产和人员安全也是国资委的职责所在。如，在最近的利比亚政治动乱中，国资委行动迅速，协调中远集团、中航集团等运输企业组织我企业撤离，从海路和航空两线同时启动万余名人员撤离方案，并且在利成立了4个分区指挥中心，分别由四家企业牵头负责指挥撤离，有效地降低了我人员生命和财产损失风险。
国务院国资委非常重视对海外国有资产的监督管理。在2011年6月正式对外公布了《中央企业境外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暂行办法》、《中央企业境外国有产权管理暂行办法》。此前，由于《境外国有资产管理暂行办法》（1999年颁布）、《境外国有资产产权登记管理暂行办法实施细则》（1996年颁布）的内容已不能适应我国企业海外投资的现实需要，有些企业在实践中并没有严格遵守规定。例如，依据国家审计署于2011年5月20日公布的中钢审计报告，中钢的海外项目存在较为严重的投资管理问题，违反了国资委关于内部控制、风险防范存在严重缺陷、要及时报告重大事项等有关规定。中钢国际控股进行的3个境外投资项目，未严格执行国家境外投资活动报告制度；中钢国际控股下属谨信投资有限公司开展期货交易未严格遵守套期保值原则，通过境外非法期货经纪商从事境外期货交易，导致184.68万元难以收回。因此，国资委近期进一步加大了严格监管的奖惩力度，今年出台的上述规定明确指出，中央企业是其境外国有资产管理的责任主体，对造成国有资产损失的情况，国资委将按照法律、行政法规以及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有关规定，追究相关责任人的责任。
三、对中国企业的五点对策建议
（一）企业要尽量做好做足“走出去”开展海外投资的前期功课。
企业“走出去”之前要做好人才储备，搭建好相应的项目经营平台，企业的管理层应真正具备风险管理的意识，深入了解掌握东道国当地的政策法律、民族宗教、文化民俗等方面的情况，对不同风险程度的国家（地区）制定差异化的进入策略和风险防范策略，认真做好项目的可行性研究报告及风险评估。如果风险超出预期或难以控制，则即使已经发生了一定的前期费用，项目也必须嘎然而止，避免将错就错，因小失大。
（二）中国企业海外投资可以采取灵活多样的方式方法。
例如，在那些对外来投资反应较为敏感的东道国，我国企业在海外投资（特别是资源能源类的海外投资）中，投资或合作形式方面可灵活多样，不必绝对以获得股权或控股权为最高目标，此时可以视情放弃股权之要求，代之以获取资源能源的稳定供应权益即可，以减少东道国的民族抵触情绪等所带来的风险（此种方式先前有日本经验可资借鉴）。
又如，我国企业在海外投资中可以视情选择与各国企业开展合作（包括与东道国企业、世界知名跨国公司的合作），这样不仅可以降低风险，同时也可以学习和借鉴到发达国家跨国公司对外投资的经验。我国中石油公司与BP公司合作中标伊拉克油田项目是近期成功的此类典型例子。再有中海油公司在进行海外投资时多以参股、联合竞标等方式进行（这也是中海油公司规模及现金流较小的缘故使然），使投资风险大大降低，获得了较高的投资成功比率。
（三）企业在海外投资经营实践中要避免授东道国以口实。
我国企业在海外投资经营的过程中要处理好与东道国的关系，提前预防风险的发生。一是，不违法。注重学习东道国针对外资的法律规定，认真遵守东道国当地法律（包括税法、反商业贿赂法、环保法、劳工保障法、工会法、产品质量法、反不正当竞争法、公司法、物权法、合同法等法律）、尊重当地宗教民俗和文化。二是，积极承担社会责任。注重与当地社会各阶层积极沟通交流，在社会慈善、用工制度、保护当地环境等社会责任领域以较高的标准要求自己。三是，尽力实施用工的本地化。
（四）在特定的巨额海外投资合作或工程承包项目中，我国企业应要求东道国方面提供足够的有效担保。
以所谓的“贷款换资源”为例。近几年来，我国已经与委内瑞拉、巴西、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安哥拉、加纳等多个国家签署了涉及数百亿美元贷款支出的合作协议。从“贷款换资源”合作协议的实施程序上来看，我国的贷款先行付出，而对方的资源能源之后供应，这对我国来讲就形成了一定的风险，极有可能出现“款贷出去了”，而资源能源没能“进来”的局面。这就要求我国企业在谈判合作协议时必须要求对方提供担保，并且要特别注重对方所提供担保的有效性。如对方贷款企业是国有矿业公司时，应尽可能地要求对方政府提供担保，而不是仅限于由某个企业提供担保。
（五）海外投资经营发生风险后，企业要采取积极而适当的补救程序。
风险是一种具有极大不确定性的客观存在，即使采取了投资前的预防性策略和投资中的分散风险等策略，也不可能完全杜绝风险。以东道国国有化的政策与法律风险为例，一旦面临此类海外投资风险，我国企业应当及时采取以下补救措施来减少损失。
第一，做好谈判工作。在东道国国有化政策公布以后，如果发现所公布的政策有可协商的余地，那么，我国企业就要积极与东道国政府进行沟通，在交流中阐明由此可能对双方造成的危害。在谈判过程中，企业应尽可能地作出各种友好的姿态，要向东道国政府表明企业投资给当地的社会经济带来的好处，并适当做出一些让步。当然，还要将情况尽早通报给我国的有关部门，政府和企业联手与东道国政府进行外交途径的谈判必不可少，效果也会更好。第二，争取有关方面的支持。如果风险发生后的谈判没有取得理想的结果，我国企业就应想办法争取外界的支持。包括：争取东道国“朝
野”政党等多方政治势力的同情、支持，寻求友好国家的调解和干预。不过此策略的
运用应谨慎小心。如果我国企业错误的估计了双方的力量对比和东道国的决心，就会
产生适得其反的效果。第三，诉诸法律。当谈判最终破裂，东道国政府正式启动国有
化政策，企业就应果断地将争端诉诸于东道国法院或国际法庭，以期获得赔偿。一般
是先向东道国的法院起诉，因为它的判决在东道国具有良好可执行的法律效力；另一
个选择就是向国际仲裁法院起诉，目前可受理国际投资纠纷的仲裁机构有巴黎的国际
商会仲裁院、瑞典斯德哥尔摩高等仲裁院、华盛顿的解决投资争端国际中心。第四，
放弃资产所有权，争取与东道国政府签订管理合同。对于跨国投资企业来说，与东道
国签订管理合同，也是风险补救的一条有效途径。如委内瑞拉政府征用外国的石油公
司后，同时与征用对象签订管理合同，合同规定由跨国投资者在原地继续勘探、钻井，
炼油和销售。经过实践发现，这样的处理方式也未尝不可，不一定要拥有资产、掌握
股权才能获利，交出股权同样能够获得利润。因此，当以上办法均不能有效地解决争
端时，我国企业可以考虑放弃资产所有权，换取与东道国政府签订管理合同。
2011年1-11月全国吸收外商直接投资情况
2011-12-16 14:28 文章来源：中国投资指南
文章类型：转载内容分类：新闻
据外资快报统计，2011年1-11月，全国新批设立外商投资企业25086家，同比增长3.23%；实际使用外资金额1037.69亿美元，同比增长13.15%。
11月当月，全国新批设立外商投资企业2718家，同比下降12.91%；实际使用外资金额87.57亿美元，同比下降9.76%。
1-11月，亚洲十国/地区（香港、澳门、台湾省、日本、菲律宾、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尼、韩国）对华投资新设立企业20234家，同比增长3.53%，实际投入外资金额895.85亿美元，同比增长17.98%。美国对华投资新设立企业1361家,同比下降4.02%，实际投入外资金额27.39亿美元，同比下降23.05%。欧盟27国对华投资新设立企业1554家,同比增长4.23%，实际投入外资金额59.82亿美元，同比增长0.29%。
1-11月，对华投资前十位国家/地区（以实际投入外资金额计）依次为：香港（683.52亿美
元）、台湾省（62.45亿美元）、日本（59.38亿美元）、新加坡（52.94亿美元）、美国（27.39亿美元）、韩国（23.36亿美元）、英国（15.57亿美元）、德国（11.06亿美元）、法国（7.64亿美元）和荷兰（7.25亿美元），前十位国家/地区实际投入外资金额占全国实际使用外资金额的91.6%。
说明：上述国家/地区对华投资数据包括这些国家/地区通过维尔京、开曼群岛、萨摩亚、毛里求斯和巴巴多斯等自由港对华进行的投资。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在的现状及问题探析 [摘要]当前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地区分布不尽合理,投资规模小,经济效益偏低;投资存在一定的盲目性,缺乏高效统一的宏观管理与协调机构;海外企业缺乏高素质的人才,经营管理水平不高;我国海外投资风险尚缺乏有效的防范制度和措施。 [关键词] 对外直接投资问题 一、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现状 1.对外直接投资存量与流量 从我国近几年来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情况可以看出, 虽然对外直接投资规模不断扩大, 但从总体规模上我国与部分发达国家或发展中国家还存在一定差距。根据商务部发布的数据,截至2003年底,中国累计对外直接投资净额332亿美元,相当于1990 年的13倍。2004年延续了对外直接投资的上升势头,中国2004年对外直接投资流量为36. 2亿美元,年末存量接近370亿美元。2008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更是增速惊人。在5月举行的第四届东亚投资论坛上,中国商务部副部长陈健在论坛上透露,该年一季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 FDI) 为193. 4 亿美元, 同比增长353%。 2.对外直接投资区域选择 从投资区域结构看, 近年来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分布区域更为广泛, 2006年我国对外投资合作业务已经遍及世界约200个国家和地区,其中, 在亚洲的直接投资额占我国对外直接投资额的30%,在非洲的直接投资额占我国对外直接投资额的比例约为3%,在拉美国家的直接投资额占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总额的60%,拉美已经取代亚洲成为我国对外投资的第一大目的地。可以说, 我国90%以上的对外直接投资投向了亚太地区, 相比之下, 欧洲其他地区所占份额极小。 3.对外直接投资主体与投资方式 近年来,随着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国家逐渐放宽了对外投资政策,对外直接投资主体逐渐由国有企业主导向投资主体多元化方向发展。国有企业占整个投资主体的比重由2003年的43%降至2006年的26% ,而有限责任公司由2003年的22%上升至2006年的33% ,超过国有企业跃居对外投资主体首位,私营企业则位居对外投资主体的第三位。这表明有限责任公司和民营企业已逐渐发展成为我国对外投资的新生力量,投资主体结构进一步优化。另外, 跨国并购已成为我国对外投资的重要方式。 二、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发展中遇到的主要问题 1.缺乏清晰的境外发展战略,投资存在一定的盲目性 发达国家的大型跨国公司往往都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具有完整的全球战略,以世界市场作为角逐的目标,对再生产周期的各个环节实行国际化安排。而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尚处于初级阶段,还未制定对外直接投资总体发展战略。首先,我国有些企业从事对外投资不是生产经营发展到一定程度的结果,而是带有某种试探性、偶然性。其次,我国更多的企业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目的仍是扩大出口市场,增加出口创汇,而不是依据企业全球化发展战略的实施计划而进行投资的。这样企业海外发展的持续性和全体布局性就较差,也将导致企业在全球市场的长期竞争中缺乏后劲。 2.企业缺乏核心技术 核心技术与核心产品是企业在市场中取胜的主要因素。目前, 我国还处在技术引进阶段, 在关键技术上, 还难以与国外具有高新尖技术和成熟产品的企业抗衡。从总体上看,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企业的技术优势不足。对许多引进的先进技术缺乏消化吸收, 创新能力不强, 特别是一些高端产品的核心技术仍然依靠进口, 甚至某些行业的产业结构、产品结构、技术结构不适应市场经济的要求, 根本没有竞争优势可言, 因而无力参与国际竞争, 甚至连国内的
前言 近年来，我国的非公经济取得了很大发展，民营企业越来越多，如何摆脱地域、资源、市场等多种因素制约，不断发展壮大，是当前民营企业面临的重要课题。目前，我国的外汇储备充足，不仅在总体上为资本输出提供了资金保障，也使对外直接投资成为实现国际收支平衡的重要手段。同时，我国又面临人民币升值的压力，资本输出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这一压力。另外，国际上各种贸易壁垒层出不穷，为扩大对外贸易，企业必须走出国门，到境外投资设立贸易公司等各类企业，以规避壁垒。从民营企业自身发展需求上讲，加快实施“走出去”战略，积极开展对外直接投资，吸取先进技术，拓展国际市场，提高国际竞争力，是民营企业不断发展壮大的有效途径。 一、中国民营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现状与存在的问题（一）中国民营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现状 经过三十几年的改革开放，民营企业在进出口方面己经取得了骄人的成绩，积累了一定的国际贸易经验，在产品、品牌、设备、技术、人才和管理方面逐步与国际接轨，并开始拥有自己的竞争优势。为企业进行对外直接投资、实现跨国经营、参与国际竞争，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据全国工商联与商务部有关机构的联合调查，民营企业已经成为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生力军。按企业数计算，2010年对外直接投资的母体民营企业为2573家，占我国对外投资企业总数的64%. 但是，我们仍可以看到，民营企业的海外投资规模相对较小。以浙江省为例来说，该省民营企业的境外投资项目其平均投资规模不足30万美元。这样的投资规模大大低于发达国家跨国公司国外子公司约600万美元的平均规模，也低于其他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子公司平均约260万美元的规模。 另外，就总体数量而言，中国企业在开展对外投资方面尽管已取得了一些进展，但是与发达国家相比尚有较大差距，甚至与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差距也很大。与此同时，我们可以看到，民营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也显示出了与西方发达国家和其他一些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不同的发展趋势和特点，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起步晚，但发展迅速 中国民营企业在1992年才开始对外投资，而且一直处于边缘化生存状态。直到进入21世纪随着国家相关对外政策出台，以及中国加入WTO的大好时机下，才得以进一步的发展。但是从有关数据可以看出，民营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速度是相当迅速的。商务部、国家统计局在2011年3月份发布的《2010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揭示，2010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总额55.3亿美元，扣除对外直接投资企业对境内投资主体的反向投资，投资净额（即流量）为55亿美元，较上年增长93%.截至2010年底，中国累计对外直接投资总额449亿美元，扣除对外直接投资企业对境内投资主体的反向投资，累计对外直接投资净额（即存量）448亿美元。这说明就总体而言，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在2010年迈上了一个新台阶，其流量与存量分别占到了全球对外直接投资的0.9%和0.55%.而按对外直接投资的
外商直接投资的基本形式 我国吸收外商投资，一般分为直接投资方式和其他投资方式。采用最多的直接投资方式是中外合资经营企业、中外合作经营企业、外商独资经营企业和合作开发。其他投资方式包括补偿贸易、加工装配等。 中外合资 中外合资经营企业亦称股权式合营企业。它是外国公司、企业和其他经济组织或个人同中国的公司、企业或其他经济组织在中国境内共同投资举办的企业。其特点是合营各方共同投资、共同经营、按各自的出资比例共担风险、共负盈亏。各方出资折算成一定的出资比例，外国合营者的出资比例一般不低于25%。 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是中国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各种方式最早兴办和数量最多的一种。在吸收外资中占有相当比重。 中外合作 中外合作经营企业亦称契约式合营企业。它是由外国公司、企业和其他经济组织或个人同中国的公司、企业或其他经济组织在中国境内共同投资或提供合作条件举办的企业。各方的权利和义务，在各方签订的合同中确定。举办中外合作经营企业一般由外国合作者提供全部或大部分资金，中方提供土地、厂房、可利用的设备、设施，有的也提供一定量的资金。 外商独资 外商独资企业指外国的公司、企业、其他经济组织或者个人，依照中国法律在中国境内设立的全部资本由外国投资者投资的企业。根据外资企业法的规定，设立外资企业必须有利于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并应至少符合下列一项条件，即采用国际先进技术和设备的;产品全部或者大部分出口的。外资企业的组织形式一般为有限责任公司。 合作开发 合作开发是海上和陆上石油合作勘探开发的简称。它是国际上在自然资源领域广泛使用的一种经济合作方式，其最大的特点虽高风险、高投入、高收益。合作开发一般分为三个阶段，即勘探、开发和生产阶段。合作开发比较以上三种方式，所占比重很小。
中国外商直接投资的空间分布数据 中国外商直接投资的区域分布情况单位：% 1 资评込泄：《申国蜿计年饕2000》；■顒据科們东西部II城划分忖毎计鼠 按省市划分的外国直接投资的空间分布（1990-1999年）单位：% 表2 按宵市划分的外冒克接投蚩的空间分布（*1990-1999年）单位；％ 1995 19S8 1997 1996 1999 199S 1997 1996 r 4；28.33 26.54 27 2& 2S.07 djffi0.94 0.54 o^e 0.33 江苏14 J2 14 64 11 72 12.^ 贲州0.02 0.10.110.07 9.?^9.a y os 9.7b C J7 1.03 】U4 0.72 卜一海6,86 7.$5 & 11 9.41黑龙江 C.77 1.16 ISA 1.35 山务： 5.47 4.86 5.99 6.Z9 M H0.73 0.9 0.87 1.08 北京iJl 1 79 3恥 3.71 C.G3 0.61 Ok V21天津 4.2￡<€75壮 5.14 重庆0.59 0.95 0.90漸订2,98 2 51 3西 3.65 pqjll0.5fi O.Si 。后LOS 辽宁 2.57 4.94 5.1 L15 陕西0.5ft 0.6G 1JS OJB 河」L 2.52 3,15 2 36 1 .98 0.37 0 32 0.36 oje 2.23Z.15 1 A3 1 .63 肉较古0,15 0.?0 lb 0.17 灣南 1.57 1.81 1 Q8 1 7S tt脅0.10 0.9?0.0& 0.21 广四 1.55 1.S6 1 91 1 .58 0.10 0.05 O.0J- 0.15河南 1.24； 1 3G 1 49 1 .25 宁見0 Ot 0 040 010 01 1JS 1.50 1 52 1.89 0,010 0.01 ■：j 资料来筹：（中国統计年餐M91-2000期国家计委对外经济研究所有关统计资料” 各地区外国直接投资增长速度比较
关于外商直接投资的定义 外商直接投资与国际直接投资、对外直接投资、外国直接投资等等，尽管提法不同，但它们的基本含义大致是相同的，简单的说都是指为了取得和拥有国外企业的经营控制权并获得利润和其他利益为目的的投资。 根据OECD定义，外商直接投资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居民和实体(直接投资者或母公司)在投资者所在国之外的另一个国家的企业(国外直接投资企业、分支企业或国外分支机构)建立长期关系、以获得持久利益为目的，并对之进行控制的投资活动。’其中的“持久利益”是指直接投资者和企业之间存在着一长期的关系，并且直接投资者对企业的经营管理存在重大的影响。OECD还建议直接投资企业应被定义为股份有限企业或无限企业，其中外国投资企业者拥有股份有限企业10%或更多普通股，或投票权，或在无限企业拥有与之等价的权力;该定义并不要求外国投资者拥有绝对的“控制权”。 根据IMF的定义，外商直接投资是指由一个居住在一个经济体的企业(外商直接投资者或母公司)对居住在另一个经济体的实体(国外直接投资企业、子公司或国外分支机构)进行管理控制的投资，这种直接外资涉及到一种长期关系，这一关系是对一个投资者在某个外国的持久利益的反映。 在1973年发表的《世界发展中的跨国公司》中跨国公司中心对跨国公司的定义为:“本草案中使用的跨国公司一词，是指由两个或两个以上国家的实体所组成的公营、私营或混营所有制企业，不论这类企业的法律形式和活动领域如何;该企业在一个决策体系下运行，能通过一个或几个决策中心采取一致对策和共同策略;该企业中的各实体通过股权或其他方式形成联系，使其中的一个或几个实体有可能对别的实体施加重大影响，特别是与其他实体分享知识、资源和责任”。通常情况，跨国公司是外商直接投资的主体。同属于同一个主权国家，而不是在不同社会经济制度下的几个相对独立的投资体，也不是外国投资者与我国之间的国家间投资关系。由此可知，我国的“外商直接投资”中的“外商”，既包括外国投资者，又包括香港、澳门和台湾地区的投资者。所以在本文中采用“外商直接投资”这个称谓。 根据国家统计局的规定，如果一个企业全部资本中25%或以上来自外国(包括港澳台)投资者，该企业就被称为外国(商)投资企业。我国一般将外国(商)投资企业划分成中外合资经营企业、中外合作经营企业、外商独资企业和合作开发四类，从1995年开始又增加一个种类:外商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前三类企业称为“三资企业”，当然现在有五种形式，但由于习惯在我国的统计中仍然沿用“三资企业”这个名称来代表外资企业。另外，由于政治的因素，在统计中为了将来自“港澳台”地区的直接投资与来自其他国家的投资区别开来，分别称之为“外商投资企业”和“港澳台投资企业”。为了便于数据统计计算和分析，在本文的研究中，我们将其统称为“外商投资企业”。外商直接投资作为经济全球化和资本国际化的产物已经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外商直接投资作为企业国际化的高级形式，在突破贸易保护主义和各种贸易壁垒，进行技术交流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日益受到各国的重视。根据联合国贸易组织的一项研究，外商直接投资具有广泛的正面外部性，可以为东道主国提供资本，扩大东道国的经济规模，产生广泛的新知识和技术的扩散，促进劳动者的技能的提高和流动，同时还会产生放大效应，促使系列产业和企业的跨国私人投资。国际折衷理论也认为，对外投资的企业将其优势与东道主国本国的生产要素结合比本国有利，但同时会为东道国带来先进的生产技术、丰厚的资本、管理技能、销售技巧、研发能力、组织形式及企业文化等，不管企业是自愿或是非自愿。
第一篇发展概况篇 本篇全面总结中国对外投资合作发展现状与特点，从全球国际直接投资发展的视角进行国际比较，并对中国对外投资合作的发展趋势与前景进行展望。 第一章发展现状 2014年，面对复杂多变的国内外形势，中国对外投资合作仍保持了较快增长，在众多领域取得新突破，成为对外经贸合作的亮点。 一、总体情况 2014年，中国对外投资实现持续快速增长，区域分布更加广泛，投资行业结构和主体结构进一步优化，地方投资占比首次过半，投资合作方式呈现多样化，互利共赢效果显著，同时中国企业的国际化水平不断提升。 （一）对外投资实现持续快速增长 2014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创下1231.2亿美元的历史最高值，同比增长14.2%，连续3年位列全球第3大对外投资国。自2003年中国有关部门权威发布年度数据以来，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实现连续12年快速增长。其中2010-2014年的年均增长速度达15.7%。截至2014年末，中国对外投资存量为8826.4亿美元，较上年大幅提高了33.6%。
图1-1：2002-2014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单位：亿美元） 数据来源：商务部、国家统计局、国家外汇管理局《2014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 与此同时，中国对外直接投资（ODI）与吸引外资（FDI）首次接近平衡，中国即将成为资本净输出国。 图1-2：2009至2014年中国双向直接投资对比图（单位：亿美元） 数据来源：商务部、国家统计局、国家外汇管理局《2014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 （二）区域分布更加广泛
从洲别分布来看，2014年，亚洲依然是中国对外投资流量最大的地区，投资额达到849.9亿美元，同比增长了12.4%，占当年流量总额的69%。其中，流向中国香港的投资额为708.7亿美元，占中国对亚洲投资总额的83.4%。此外，印度尼西亚、新加坡、老挝、泰国、马来西亚等东盟国家以及哈萨克斯坦等中亚国家也是中国在亚洲主要的投资目的地。 2014年，中国企业对北美洲、欧洲的直接投资增幅分别达到88%和82.2%，投资金额分别为92.1亿美元和108.4亿美元，占当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的比重分别为7.5%和8.8%，投资主要集中在制造业、批发和零售业、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等领域。其中英国、卢森堡、德国、荷兰等是中国在欧洲主要的投资目的地，而在北美洲，中国资本则主要流向了美国和加拿大。此外，由于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的投资环境持续保持较强吸引力，当年中国对大洋洲的投资流量为43.4亿美元，较上年增长18.6%。 图1-3：2014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向洲别分布 数据来源：商务部、国家统计局、国家外汇管理局《2014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 计公报》。
广东省深圳市外商直接投资基本情况数据分析报告2019版
前言 本报告主要收集权威机构数据如中国国家统计局，行业年报等，通过整理及清洗，从数据出发解读深圳市外商直接投资基本情况现状及趋势。 深圳市外商直接投资基本情况数据分析报告知识产权为发布方即我公司天津旷维所有，其他方引用我方报告均需要注明出处。 深圳市外商直接投资基本情况数据分析报告深度解读深圳市外商直接投资基本情况核心指标从外商直接投资签订项目数量，外商直接投资合同利用金额，外商直接投资实际使用金额等不同角度分析并对深圳市外商直接投资基本情况现状及发展态势梳理，相信能为你全面、客观的呈现深圳市外商直接投资基本情况价值信息，帮助需求者提供重要决策参考及借鉴。
目录 第一节深圳市外商直接投资基本情况现状概况 (1) 第二节深圳市外商直接投资签订项目数量指标分析 (3) 一、深圳市外商直接投资签订项目数量现状统计 (3) 二、全省外商直接投资签订项目数量现状统计 (3) 三、深圳市外商直接投资签订项目数量占全省外商直接投资签订项目数量比重统计 (3) 四、深圳市外商直接投资签订项目数量（2016-2018）统计分析 (4) 五、深圳市外商直接投资签订项目数量（2017-2018）变动分析 (4) 六、全省外商直接投资签订项目数量（2016-2018）统计分析 (5) 七、全省外商直接投资签订项目数量（2017-2018）变动分析 (5) 八、深圳市外商直接投资签订项目数量同全省外商直接投资签订项目数量（2017-2018）变 动对比分析 (6) 第三节深圳市外商直接投资合同利用金额指标分析 (7) 一、深圳市外商直接投资合同利用金额现状统计 (7) 二、全省外商直接投资合同利用金额现状统计分析 (7) 三、深圳市外商直接投资合同利用金额占全省外商直接投资合同利用金额比重统计分析.7 四、深圳市外商直接投资合同利用金额（2016-2018）统计分析 (8) 五、深圳市外商直接投资合同利用金额（2017-2018）变动分析 (8)
外商直接投资存在的问题、原因及对策 '1.地区结构失衡。外商直接投资集中于东部地区，新批企业数量、 外资、实际利用外资在总量中所占比重均超过80%；中部和西部所占的比例很低，合同外资和实际利用外资的比例均不超过9%.这说明外商直接投资过于集中在我国东部沿海和发达地区，直接投资的地区结构明显失衡。 2.产业结构失衡。外商直接投资高度集中于第二产业尤其是制造业，投资于其他产业的比重较低。截至2000年底，外商直接投资于第二产业的项目数量、合同外资金额所占的比重分别为73%、60.87%，外商直接投资于第三产业的项目数量、合同外资金额所占的比重分别为24.15%、37.31%，外商直接投资于第一产业的项目数量、合同外资金额所占的比重分别为2.85%、1.82%.这说明，外商投资的产业结构并未得到优化，对国内产业结构的调整没有起到重要作用。 3.存在重复引进现象，且未能有效地消化、吸收。在我国以合资方式引进的外资中，属于硬件技术的成套设备进口占了绝大部分，技术许可和技术咨询服务等软件技术引进的合同数量及金额较少，中方企业对外方存在技术依赖。 4.部分外商投资企业有偷逃避税问题。一些外商投资企业存在避税问题，其最常见的避税方式是 定价，手法主要有：在企业建立初期，对进口成套设备高定价，可多提折旧尽早收回投资，若是合资企业，又可增加其在合资企业中所占份额，以后可多分利润；企业投入运营后，高价从境外关联企业购买原材料和半成品，再将生产出来的产品以低价销售给境外关联公司，然后由境外关联公司将产品以正常价格销售给无关联企业，获取高额利润。当国外所得税税率低于我国时，上述转让定价的运用使跨国企业整体税负降低。在合资企业中，还存在着逆向避税的现象，即境外税负高于我国时，合资企业仍向境外转移利润，这样做的原因在于外商可独占转移出去的利润，而不用与中方合资者按比例分配。外商投资企业还存在滥用优惠的问题，它们通常实施“金蝉脱壳”之计，即在享受完优惠后，将原企业资金撤走，再在异地投资另成立一家外商投资企业，重新享受优惠。有的外商投资企业存在偷税问题。 1.未能正确认识税收优惠在吸引外资中的作用。有些地方政府高估税收优惠的作用，以为税收优惠越多，吸引外资越多，在中央统一规定的优惠之外乱开口子。这样做的危害是：（1）破坏了税法的严肃性，给外商留下一种投资 不好的印象。他们认为，地方政府现在越权减税，将来有可能越权增税，吓跑了一部分欲来投资的外商。（2）各地方政府在税收优惠上恶性竞争，造成地区间的不均衡。（3）造成我国税收流失。 2.税收优惠政策有不妥之处。（1）地区优惠明显。在优先 东部的政策指导下，针对东部地区设计了很多税收优惠。比如在东部沿海地区划出部分区域为经济特区，规定凡在经济特区内投资开办的外商投资企业，不论投资于什么行业，均减按15%的企业所得税税率计算纳税。（2）产业优惠不明显。我国税法规定，如外商投资于生产性企业，自获利年度起，可享受“免二减三”的待遇，但未对生产性企业再作进一步的区分。即使其投资于一般制造业，仍可享受此项优惠。很显然，有些不该享受优惠的行业也享受了优惠。另一方面，有些行业优惠不足，比如我国对投资于能源、交通的外资企业给予“免五减五”的企业所得税优惠，但由于这些行业所需资金多，投资回收期长，优惠对外商缺乏吸引力。从实际执行效果看，这些行业吸引外资的效果不理想。（3）税收优惠方式太过初级、简单。税收优惠方式有多种，如减免税、投资抵扣、提取投资准备金、加速折旧、亏损结转等，但我国所选用的仅有减免税、亏损结转等形式。 3. 税收政策欠透明。当前我国税收执法过程中依据的有法律、暂行条例、实施细则，这些资料纳税人都能通过一定的途径得到。但除此以外，还有大量的通知、答复、说明，
广东省东莞市外商直接投资基本情况数据分析报告2019版
前言 本报告主要收集权威机构数据如中国国家统计局，行业年报等，通过整理及清洗，从数据出发解读东莞市外商直接投资基本情况现状及趋势。 东莞市外商直接投资基本情况数据分析报告知识产权为发布方即我公司天津旷维所有，其他方引用我方报告均需要注明出处。 东莞市外商直接投资基本情况数据分析报告深度解读东莞市外商直接投资基本情况核心指标从外商直接投资签订项目数量，外商直接投资合同利用金额，外商直接投资实际使用金额等不同角度分析并对东莞市外商直接投资基本情况现状及发展态势梳理，相信能为你全面、客观的呈现东莞市外商直接投资基本情况价值信息，帮助需求者提供重要决策参考及借鉴。
目录 第一节东莞市外商直接投资基本情况现状概况 (1) 第二节东莞市外商直接投资签订项目数量指标分析 (3) 一、东莞市外商直接投资签订项目数量现状统计 (3) 二、全省外商直接投资签订项目数量现状统计 (3) 三、东莞市外商直接投资签订项目数量占全省外商直接投资签订项目数量比重统计 (3) 四、东莞市外商直接投资签订项目数量（2016-2018）统计分析 (4) 五、东莞市外商直接投资签订项目数量（2017-2018）变动分析 (4) 六、全省外商直接投资签订项目数量（2016-2018）统计分析 (5) 七、全省外商直接投资签订项目数量（2017-2018）变动分析 (5) 八、东莞市外商直接投资签订项目数量同全省外商直接投资签订项目数量（2017-2018）变 动对比分析 (6) 第三节东莞市外商直接投资合同利用金额指标分析 (7) 一、东莞市外商直接投资合同利用金额现状统计 (7) 二、全省外商直接投资合同利用金额现状统计分析 (7) 三、东莞市外商直接投资合同利用金额占全省外商直接投资合同利用金额比重统计分析.7 四、东莞市外商直接投资合同利用金额（2016-2018）统计分析 (8) 五、东莞市外商直接投资合同利用金额（2017-2018）变动分析 (8)
FDI对经济发展影响的文献综述 1、FDI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FDI作为一种特殊的投资方式引起了学者的关注，尤其是其对东道国的经济发展的影响，大量的学者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探究。索洛等人基于新古典经济学的观点提出了新古典增长模型，又被成为索洛-斯旺模型。这一模型认为FDI是资本的一种重要来源，其会导致总的投资量上升，而总投资的增加直接影响经济的增长。而宏观经济增长理论的乘数效应则提出投资的改变会使得产出的倍数发生改变，即当对一国的投资增多时，则该国产出的倍数也会相应的增加。内生增长理论认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不来自于外力的推动，反而依赖于内在的科学技术和人力资本等要素（Romer，1986，1987；Lucas，1988）。FDI能够对一国的技术水平、人力资本甚至制度等产生一定的影响，进而对该国的经济增长产生间接影响。此外，通常来说FDI在生产过程中更多的引进和使用新的生产技术，这一方式与国内投资研发相比具有极大的优势。 大量的国外学者就FDI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探究。Lee、Rana和Iwasaki（1986）基于多个亚洲发展中国家私人投资和外国援助数据，探究了二者对该国经济的发展和储蓄的状况的影响，结果表明外国私人投资能够有效促进该国的经济增长，而对于储蓄状况的影响相对不显著。而Firebaugh（1992）则将国内经济与FDI对经济的影响效果做了对比分析，结果表明国内资本和FDI对于国内经济发展均有着显著的影响，但是国内经济对增长的影响作用要大于国外资本的影响。Borenztein、Gregorio 和Lee（1998）则从探究缘由的角度出发，他们的研究表明FDI为东道国引进新的生产技术提供了渠道，且与Firebaugh研究结果相悖，他们的研究结果表明FDI对经济的贡献已经超过了国内投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随着FDI在东道国经济增长中扮演的角色越来越被学者所验证，甚至有的学者将一国经济不景气乃至衰退归结于外国投资的不足。Choe（2003）则基于80个国家和地区20多年的数据，对FDI和国内投资分别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了探究。基于格兰杰检验表明，FDI 与与经济增长之间互为格兰杰原因，国内投资不是经济增长的格兰杰原因，但经济增长是国内投资的格兰杰原因。Trevor Campbell（2012）使用1979—2008 年相关数据，对巴巴多斯FDI 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进行E-G 两步法协整检验，结果表明，从长远来看，FDI 流入量每增加1%，GDP 就增长0.10 个百分点，而在短期内，FDI 对经济增长的效应不明显。 国内学者，何洁（2000）用1993—1997 年28 个省市自治区的工业部门共140 个相关数据进行分析，得出FDI 在各省市工业部门中均存在明显的正向外溢效应。魏后凯（2002）利用1985—1999 年时间序列和横断面数据，对FDI 对中国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区域经济发展呈现出的典型的二元结构特征与FDI 分布的不平衡密切相关。谢兴龙、师萍、李晓峰、潘胜利（2005）用不同的数值测量FDI 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使用计量经济学模型，考察在中国、印度和巴西3 个经济转型国家FDI 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和功能以及它们之间的因果关系，实证结果表明，印度的吸收能力最好，巴西最差，中国位于二者之间，而不同类型的FDI 对这3 个国家的经济增长所起的作用不同。尹翔，王英（2006）采用中国1984—2003 年、印度1991—2004 年的GDP、FDI 数据，把FDI 作为自变量，建立二元回归模型，对两国FDI 和GDP 的关系进行分析，初步探讨两国经济增长模式的区别：认为规模巨大的FDI 对中国经济增长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但是印度数量极少的FDI 也能高效地作用于印度经济。赵奇伟、张诚（2007）对中国1997—2004 年31 个省市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随着外资大规模涌入，中国要素市场已难以为当地企业提供足够的资金和人才支持，从而造成FDI 溢出效应为负。徐婷（2009）使用1985—2005 年的数据，选取常用的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作为模型的依据，利用平稳性检验、协整检验并建立回归模型对中国FDI 与GDP 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FDI 与中国经济增长具有长期稳定的相关关系，因此高效吸收和合理利用外资是
广东省肇庆市外商直接投资基本情况数据分析报告2019版
前言 本报告主要收集权威机构数据如中国国家统计局，行业年报等，通过整理及清洗，从数据出发解读肇庆市外商直接投资基本情况现状及趋势。 肇庆市外商直接投资基本情况数据分析报告知识产权为发布方即我公司天津旷维所有，其他方引用我方报告均需要注明出处。 肇庆市外商直接投资基本情况数据分析报告深度解读肇庆市外商直接投资基本情况核心指标从外商直接投资签订项目数量，外商直接投资合同利用金额，外商直接投资实际使用金额等不同角度分析并对肇庆市外商直接投资基本情况现状及发展态势梳理，相信能为你全面、客观的呈现肇庆市外商直接投资基本情况价值信息，帮助需求者提供重要决策参考及借鉴。
目录 第一节肇庆市外商直接投资基本情况现状概况 (1) 第二节肇庆市外商直接投资签订项目数量指标分析 (3) 一、肇庆市外商直接投资签订项目数量现状统计 (3) 二、全省外商直接投资签订项目数量现状统计 (3) 三、肇庆市外商直接投资签订项目数量占全省外商直接投资签订项目数量比重统计 (3) 四、肇庆市外商直接投资签订项目数量（2016-2018）统计分析 (4) 五、肇庆市外商直接投资签订项目数量（2017-2018）变动分析 (4) 六、全省外商直接投资签订项目数量（2016-2018）统计分析 (5) 七、全省外商直接投资签订项目数量（2017-2018）变动分析 (5) 八、肇庆市外商直接投资签订项目数量同全省外商直接投资签订项目数量（2017-2018）变 动对比分析 (6) 第三节肇庆市外商直接投资合同利用金额指标分析 (7) 一、肇庆市外商直接投资合同利用金额现状统计 (7) 二、全省外商直接投资合同利用金额现状统计分析 (7) 三、肇庆市外商直接投资合同利用金额占全省外商直接投资合同利用金额比重统计分析.7 四、肇庆市外商直接投资合同利用金额（2016-2018）统计分析 (8) 五、肇庆市外商直接投资合同利用金额（2017-2018）变动分析 (8)
外商在华直接投资的利弊分析 (2009-04-09 11:29:19) 鲁月峰 一、文献回顾与理论综述 麦克杜格尔（Macdugall,1960）较早对国际资本流动的原因和影响做了理论研究，后经肯普(M.C.Kemp)等人对其分析的发展形成国际资本流动的一般模型。麦克杜格尔和肯普认为国际间的资本流动将使各国的资本边际产出率趋于一致，从而可提高世界的总产量和各国福利。麦克杜格尔以后，随着国际直接投资规模的明显扩大和越来越受到国际社会的重视，西方学者采用宏观结构分析和微观行为分析的方法对国际直接投资进行了深入研究，形成了许多国际直接投资理论。其中有海默（Hymer1960）等人的垄断优势论，哈佛大学教授维弄（R.Vernon1966）的产品生命周期理论,巴克利（P.J.Buckley）等人的市场内部化理论，邓宁（J.H.Dunning1977）的国际生产折衷论，日本一桥大学教授小岛清的比较优势论等等。在国际直接投资对发展中东道国经济增长影响的理论中，具有代表性的是美国经济学家H.钱纳里和A.斯特劳特1969年创立的“两缺口”模型，该模型认为，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历程表明，经济发展主要受三种因素约束：一是储蓄约束，即国内需求水平低,不足以支持国内投资需求的扩张，二是外汇约束，有限的外汇收入不足以支付经济发展所需要的资本品和消费品进口，三是吸收能力约束，即由于缺乏必需的技术和管理，无法有效的使用外资和各种资源，这三种约束都将阻碍经济发展。实质上双缺口模型是在新古 典增长理论的框架下得出的，而以罗默(P.Romer)、卢卡斯(R.Lucas)等人为代表的新增长理论认为，对外开放和参与国际贸易可以产生一种外溢效应（Spillover）,加速世界先进科学技术、知识和人力资本在世界范围内的传递，从而促进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在实证研究方面，西方学者主要采用两种方法：一种是通过跨国比较分析来研究外国资本流入与经济增长的关系，通常的做法是将经济增长率对外国投资水平和外国资本的积累进行回归分析；另一种做法是通过生产函数导出的增长方程研究外国资本对本国经济增长的贡献。在对国际资本流入与国内经济增长特别是发展中的东道国的各种实证分析中，有的学者认为国际资本流入促进了接受国的经济增长，有的学者对国际资本流入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持否定态度。其中，V.N.Balasubramanyam 和M.Salisu利用46个国家的样本数据检验表明，外国直接投资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东道国的经济增长，世界银行学者Husian和Jun应用时间序列和横截面序列相结合的方法对东亚国家（不包括中国）1970-1988年的经济数据进行了回归分析，发现外国直接投资对经济增长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另外如Raghuram G.Rajan，Eduardo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现状 1.中国对A国FDI的历史变化 中国是A国的地缘临近国，也是资源进口的大国。由于中国经济发展的需要，每年中国需要大量进口油气资源。A国丰富的资源为两国的合作提供了契机。下图显示了中国对A 国投资的变化。从图中可以看出，在2009年以前，中国对A国的投资处于较为稳定增长的趋势。而2009年以后，中国对A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出现了迅速的增长，这与中国的一带一路战略的密切相关的。中国出于经济发展和建立一带一路经济带的需要，对中亚地区的国家投入了更多的关注。A国作为附近资源丰富的国家，也就吸收了较多的中国资本。 2.中国对A国FDI的现状 近年来，中国一直处于对A国投资前五名的国家内，说明中国一直在关注着对A国投资。除了对外直接投资外，中国还是A国最大的经贸伙伴。2011年后，两国关系不断升温，国家领导人的互访活动较为频繁，这不仅带动了经济与企业的交流，也签署了一系列的合作协定，从国家和政府的层面保证了A国经济环境的稳定性，以及从政策上保证了外资进入的可能。 从企业的层面来看，根据A国国家投资委员会公布的报表，目前中国在A国注册的企业有一千多家，但仍处于营业状态的企业仅有89家，其中国有企业37家，民营企业52家。这一数据说明虽然两国签署了投资协定，投资额也有上升，但这还大多属于政府层面的交流，即中国对A国投资目前大多以国有企业的形式进行，企业规模较大，投资单笔金额较高。这一现象一方面是A国投资结构造成的，由于中国对A国的直接投资大多是为了获取资源，因此进入的行业也都是采矿业和制造业，这些行业往往需要企业有丰厚的资本实力才能顺利的开展经营活动。中国在A国投资的重大项目有中A国石油管道项目，中石油收购B石油公司项目，中石化收购FIOC和中亚发展项目，中A国金矿开采及相关制造加工业项目等。这些项目都不是民营企业可以单独承担的，因此中国的国有企业在这个过程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 虽然在前文中分析了FDI会促进A国经济增长，但FDI的母国公司也必须有一定的利益诉求才会进行跨国经营或并购的活动。对于中国企业而言，大多数对A国投资项目都是为了获得A国丰富的油气资源。为了更好的分析中国对A国投资的情况，本文将以中石油收购A国B石油公司为例，详细分析中国国有企业投资的过程，并通过案例分析中国FDI 对A国经济发展的影响。 二、典型案例：中石油收购A国B公司 1.案例背景 苏联解体后，A国迅速摆脱了经济困境，走上了经济发展之路，这主要得益于其丰富的油气资源。A国是世界上新兴的油气资源出口国，石油和天然气在目前世界的经济发展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各个国家的经济发展都无法离开石油和天然气等能源，因此能源问题在国家战略发展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由于这两种资源的不可再生性，许多国家都投入了大量的资本来勘探和利用油气资源。对于中国而言，中国目前已经是世界上最大的石油和天然气进口国家。由于国内储备不足，加上经济迅速发展的需要，中国每年需要从国外购买江津700万吨石油。A国与中国的地缘临近性和丰富的油气资源使得两国的合作成为可能。中国为了更好的获得油气资源，中石油在A国收购了B公司。这次合作是中国对A国直接投资的典型案例，双方在友好协商的基础上促成了此次收购，最终实现了双赢的局面。 2.A国的法律和政策环境 在对外直接投资的过程中，东道国的法律和政策环境直接影响了企业进入的难度。在中
前言 为了科学、有效地组织全国的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工作，客观、真实地反映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实际情况，保障统计资料的准确性、及时性和完整性，加强对我国企业开展境外投资活动的宏观动态监管，为各级政府管理部门掌握情况、制定政策、指导工作以及建立我国资本项目预警机制提供依据，2002年12月原外经贸部（现商务部）、国家统计局共同制定了《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制度》（外经贸合发[2002]549号）。制度所涉及的对外直接投资的定义、统计原则及计算方法等是以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关于外国直接投资的基准定义》（第三版）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国际收支手册（第五版）为基础建立的。制度规定，境内投资主体所属行业类别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4754-2002）执行，境外企业所属行业类别参照执行；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统计也包括境内投资主体对香港、澳门及台湾地区的投资。 国家统计局为《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制度》有关指标及统计方法等设定方面做了大量的指导，铁道部、司法部、国家广电总局、国家烟草专卖局、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中国科学院、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等部门在2003年对外直接投资统计数据收集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为第一次对社会公众发布我国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打下了基础，深表感谢。 本公报所发布有关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数据均为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不包括香港、澳门、台湾地区对其他国家（地区）及中国内地的直接投资。
一、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概况 2003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总额29亿美元，扣除对外直接投资企业对境内投资主体的反向投资，投资净额为28.5亿美元， 比上年增长5.5%; 截至2003年,中国累计对外直接投资总额334亿美元, 扣除对外直接投资企业对境内投资主体的反向投资,累计对外直接投 资净额332亿美元。 据联合国贸发会议（UNCTAD）发布的2003年世界投资报告显示，2002年全球外国直接投资流出总额为6470亿美元，存量为 68660亿美元，以此为基期进行测算，2003年中国对外直接投 资分别相当于全球对外直接投资流量、存量的0.45%和0.48%。
目录 摘要 (1) 引言 (2) 1对外直接投资理论概述 (3) 1.1对外直接理论的演变与最新进展 (3) 1.2 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理论 (5) 2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存在的问题及对策建议 (8) 2.1 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存在的问题 (8) 2.2 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对策建议 (11) 致谢 (16) 参考文献 (17)
摘要 经济全球化正改变着国际经济分工格局，使得各国政府越来越重视在国际市场范围内配置生产资源，对外直接投资己成为发达国家建立世界经济新秩序的重要手段，而发展中国家也越来越重视其在新的国际经济环境中的地位，并将对外直接投资作为改善目前处境的重要措施。就我国而言，对外直接投资是我国“走出去”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维护我国经济安全，积极应对经济全球化带来的挑战，主动参与国际分工，利用好两种资源两个市场，吸收国外的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规避国外贸易壁垒，获取短缺原材料以及及时掌握外部信息的积极举措。近二十年来，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持续增长。本文从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动因、产生和发展入手，回顾了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历程，并通过对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现状的分析，展现了现阶段的特点。结合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现状特点，论文运用邓宁的国际生产折衷理论、威尔斯的小规模技术理论以及拉奥的技术地方化理论对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所具有的竞争优势，投资主体、地理区位、行业部门、投资方式等方而进行了详尽的分析。尽管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取得了很大的的进步，企业也形成了一定的竞争优势，但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还存在很多问题，成为企业参与全球竞争的劣势，论文对目前所存在的主要问题进行了研究分析，并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论文旨在将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竞争优劣势系统化，希望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活动有一定的指导借鉴意义，从而使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能够更快、更好地发展。 关键词：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对策
摘要：本文从内生技术进步层面来探讨外商直接投资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文章从干中学和知识外溢理论入手，首先对外商直接投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了探讨，进而运用内生增长理论模型，分析考察了中国将外商投资存量作为产生外溢效果的知识载体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最终得出外商直接投资在一定程度上将促进经济增长的结论。关键词：外商直接投资；经济增长；干中学；知识外溢；技术进步世界银行1999年世界发展报告《知识促进发展》认为，知识已超越资本和劳动，是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要素和本源。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发展水平的差距，不是因为资本和劳动，而首先在于“知识差距”。而外商直接投资又是知识、技术和先进管理经验的载体，是知识外溢、干中学和规模经济等多种效应的集中体现，因此，外商直接投资的引入提高了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解释力。本文基于对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外商直接投资与经济增长事实的理解与思考，运用经济增长和外商直接投资的关系模型，实际测算并检验了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一、外商直接投资与经济增长的理论分析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罗（Arrow）在1962年发表的《干中学的经济含义》中提出，在生产过程中边干边学积累的经验也是一种要素投入。阿罗用生产经验作为要素投入则旨在说明：只要生产继续，生产经验可以无限增长，资本收益就不会消失，这样经济的无限发展就会得到物质保障。20世纪80年代中期，罗默（Romer，1986）继承了阿罗的研究思想，用技术外部性理论来解释经济增长，把知识作为一个要素引入模型，提出技术变革或创新是知识积累的产物，知识积累才是经济长期增长的原动力。其模型基本结论是：技术进步可以提高投资的收益率，投资又会导致知识的积累；知识的增加加快了技术进步的速度。在这种正反馈中，经济系统中出现了一个良性循环，从而保证了经济长期稳定增长。因此，一国经济要保持长期增长，不断增加资本不仅是必要的而且必须是充分的。罗默的贡献在于从知识天生具有的“外部溢出性”来说明为什么以知识作为要素投入的生产函数会有规模报酬递增的性质。他认为一国知识存量越大，各专业知识之间交流与沟通越便利；而新知识、新技术出现越快，知识的全社会劳动生产率就越高。先发国家所以形成“先发优势”，根本原因就在于此。而后发国家可以从先发国家先进技术“外部扩散”中获取巨大收益，从而形成“后发优势”。干中学和知识外溢观念的引入为内生增长理论的产生与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形成了内生增长理论的主流。巴格瓦迪（bhagwati，1978）认为，外商直接投资作为国内总资本的一部分对本国经济总量有重要影响。因为外商直接投资的增加在质量上区别于国内资本，它比国内资本有更高的效率，隐含更多的技术。正因为如此，外商直接投资被公认为发展中国家知识和技术增长的主要源泉。由于外商直接投资能够传递生产知识和管理技术，使得其具有一个区别于其他形式的利用外资的显著特点，外部性或外溢效果也被认为是外商直接投资给东道国带来的主要好处。然而技术进步对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的贡献只占经济增长的很小部分。这是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存在巨大的初始人力资本差异造成的。发展中国家R＆D投资受发达国家的外部效果限制，因为发达国家出口技术密集型产品，而发展中国家出口非技术密集型产品。差异可以通过外商直接投资消除。发达国家通过R＆D，不断创新并积累知识与技术，不断应用并扩散知识与技术，已形成了以知识为基础的“知识经济”，获得了先发优势和先发利益；而发达国家的新知识可以通过外商直接投资向发展中国家转移。另外，外资企业技术禀赋的优越性，可以迫使本国企业投资于学习和创新，以保持其在竞争中的有利地位。反过来，本国企业竞争力的增强又迫使外资企业带来更先进的技术和知识。因此，外商直接投资隐含的技能和技术提高了本国资本存量的边际生产力，加速了经济增长。[!--empirenews.page--] 从外商直接投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来看，应该承认外商直接投资是带来经济增长的潜在因素，然而，其潜能的发挥需要一个合适的经济环境。发达国家积累的技术知识无疑对发展中国家来说是一笔可供利用的巨大资源。然而，除非发展中国家自己有一定的“消化吸收能力”（包括资本引进、技术消化和管理适应等因素），否则，它们不可能利用这笔财富。因此，缺乏合适的环境可能导致相反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