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亚北非变局的背景和原因
大纲
一、西亚北非变局的经济因素
1. 自身经济发展滞后
2. 全球经济危机的影响
二、西亚北非变局的政治因素
1. “世袭共和制”国家
2. 君主制国家
三、西亚北非变局的其他因素
1. 美国等西方国家的民主推广运动
2. 新传播技术的革命性影响
知识点汇总
概念
C01：西亚北非
C02：中东
原理和观点
K01：西亚北非变局的经济因素主要有两点：一是该地区国家自身经济发展远远滞后于时代；二是全球经济危机加重了局势的动荡。
K02：西亚北非变局的政治因素主要有两点：一是该地区部分国家领导人不肯交权或希望自己后代继续掌权；二是该地区部分国家实行不符合时代发展趋势的君主制。
K03：西亚北非变局的其他因素主要有两点：一是西方国家一直坚持进行民主推广运动，对该地区的变局产生了影响；二是新的信息传播技术对该地区局势的变动起到了很大作用。
重要信息
I01：在西亚北非地区，以埃及为例，其经济状况虽然较为先进，但仍然落后于时代
I02：在西亚北非地区，利比亚、沙特、阿联酋等国的政治体制不符合时代发展趋势
正文
截止到2011年11月23日，西亚北非地区的社会动荡已经先后导致突尼斯、埃及、利比亚和也门的原国家政权垮台。自利比亚战争开始以来，国际社会对西亚北非政局的关注皆愈发密切，国内各界亦连篇报导“中东与北非政局变化”的最新消息。然而事实上，“中东与北非”这个概念，严格说来犯了分类混乱的错误。
所谓的西亚北非地区（Western Asia and Northern Africa），主要指地理政治区域划分上的西亚阿拉伯诸国以及非洲北部的埃及、利比亚、阿尔及利亚、突尼斯等国家地区，地理范围大致与过去的阿拉伯帝国相当，是一个地理概念。而“中东（Middle East）”这个概念则是一个欧洲中心论词汇，主要用于文化和政治领域，所指范围是涵盖西亚北非的。欧洲人在与亚洲进行交流的过程中，按照与欧洲距离的远近将亚洲国家分为三种。距离欧洲最近的国家和地区称之为“近东”，比如土耳其等国家地区；距离欧洲最远的国家地区称之为“远东”，比如中国和日本；而介于两者之间的则称之为“中东”。由于历史、宗教、文化、民族归属感上的统一性，通常北非诸国以及阿富汗、索马里、苏丹、毛里塔尼亚等国也被划归于中东地区。因此，“中东和北非”这种表述是不科学、不合理的。
西亚北非地区的多数居民信仰伊斯兰教，但也有一些人信奉基督教与犹太教。这里的居民主要是阿拉伯人、波斯人、犹太人和突厥人的后裔及混血后裔。
一、西亚北非变局的经济因素
1. 自身经济发展滞后
经济原因可以说是导致西亚北非政治危机最主要、最突出的原因。西亚北非地区的国家经济发展状况大多数呈现出滞后的状态，经济结构不合理，经济形式单一而易遭破坏。
以埃及为例，在西亚北非地区非主要产油国中，埃及的经济水平相对较好。埃及的经济收入主要有三个来源：第一是埃及与以色列签订和平协议后，每年美国所提供的经济援助；第二是苏伊士运河的通行费；第三则是旅游业所带来的收入。按理说，这三条都属于额外的政府收入份额。也就是说埃及的经济有着很好的基础，应该蓬勃发展、渤然而兴。但是埃及却并没有发展到理应到达的经济水平，依然呈显出滞后的状态。此外，西亚北非地区的人文发展也较为滞后，对人类文明现代化接受程度相对较低。据统计，每一百万阿拉伯人中仅有371名科学
家或者工程师，而阿拉伯国家网络使用率也仅有1.6%。
2. 全球经济危机的影响
金融危机自2007年底从资本主义心脏地带爆发后，就一直在通过各种方式从核心区向外扩散，先是由金融、货币渠道传导，引起冰岛破产、迪拜危机、南欧震荡等局势；随后开始向实体经济领域蔓延，随着失业率的上升、工作时间的延长、通货膨胀的加剧，导致了越来越多的社会抗议活动。由此可见，链条总是从最薄弱的环节开始断裂。
相比欧美国家，阿拉伯国家的承受能力更差，而且由于地理上更靠近欧洲国家，这些国家受到的影响更加直接。在现行世界经济分工体系下，高度依赖经济景气的旅游业是最弱的环节。全球危机导致了失业率的长期增高，减少了欧洲人的度假，使依赖欧洲游客的突尼斯经济犹如沙滩上的房子摇摇欲坠。加之大量失业的打工者回到本土，给原本就脆弱不堪的经济和社会带来难以承受的冲击。
沙特阿拉伯王国（简称“沙特”）等海湾产油国是这场席卷整个地区的反政府运动的幸免者。一方面，相对于埃及、叙利亚等阿拉伯国家，沙特等海湾产油国财政资源充足，运动来临之时，它们可以凭借经济手段缓解国内的政治矛盾。另一方面，美国等西方国家采取双重标准，对于沙特等涉及其石油和战略利益的海湾国家内部发生的反政府运动没有采取支持的立场。但是，沙特这些产油国也没有完全幸免于难。巴林国内爆发了大规模示威抗议，科威特、阿曼、沙特境内也发生了小规模的示威抗议。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简称“阿联酋”）虽然没有遭遇国民示威，但一封由133名公共知识分子联合签字署名、呼吁直选联邦委员的请愿书，让当局如临大敌。当局不但逮捕了部分学者，同时也严密控制了国内3个民间组织。
尽管海湾国家王室和酋长政权掌握着丰富的财政资源，但并不能解决由于国民经济严重依赖石油产业这一落后经济结构所造成的问题。石油产业虽能造就财富，但并不能产生就业。以前统治者采取的解决办法是扩大公有部门，多招公务员，但是这种方法显然是没有可持续性的。1950年，整个阿拉伯半岛人口不过800万，到了2007年，这一数字激增了7倍，达到5800万。在庞大的人口中，年龄在30岁以下的人口高达70%，15岁以下的人口占30%。就业问题也由此变得愈发尖锐。
二、西亚北非变局的政治因素
1. “世袭共和制”国家
经济和民生问题并不能解释这场席卷整个地区的街头运动的全部原因。从另一个角度而言，相对于世界上的其他国家，阿拉伯国家的政治发展明显落后于时代。
20世纪50、60年代时期，中东地区才掀起反对封建王权的斗争。1952年7月，埃及纳赛尔领导的“自由军官组织”起义推翻了法鲁克王朝的统治；1956年，卡塞姆在伊拉克成为“自由军官组织”领导人，1958年领导七月革命，推翻费萨尔王朝，建立伊拉克共和国；1962年9月，以阿卜杜拉·萨拉勒为首的“自由军官组织”在也门发动革命，推翻北部的巴德尔王朝，成立阿拉伯也门共和国；1969年9月1日，利比亚卡扎菲上校领导的“自由军官组织”运动推翻了伊德里斯王朝的统治。
客观而言，这些“自由军官组织”运动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是有着进步性的，符合历史潮流的。然而，“自由军官组织”运动并没有根本解决阿拉伯国家的政治发展问题，这些国家的政治制度最后发展成为了一种可戏称之为“世袭共和制”的制度，这些国家的领导人长期执掌政权不肯下台——埃及穆巴拉克执政30年，利比亚卡扎菲执政42年，突尼斯本·阿里执政22年，也门萨利赫执政33年。不仅如此，这些国家的领导人还试图把总统职位传给自己的后代。现任叙利亚总统巴沙尔·阿萨德从其父亲海法斯·阿萨德手中继承了权力；埃及总统胡斯尼·穆巴拉克要将权力传递给其子贾迈勒·穆巴拉克；卡扎菲则试图将权力传给其子赛义夫·卡扎菲。
2. 君主制国家
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由于英国的支持，中东地区成立了许多王朝，而经过“自由军官组织”运动以后，中东地区仍然实行君主制的国家还有约旦、沙特以及海湾地区的酋长国。这些国家所实施的君主制度显然也不符合世界的潮流。生活富裕并不是这些王国和酋长国的中产阶层的唯一诉求。他们如其他现代国家的公民一样，也有权利享受更多的参与国家事务的权利。受“阿拉伯之春”（众多阿拉伯国家和少数欧洲、美洲、亚洲国家自2010年年底开始发生的一系列以“民主”和“经济”等为议题的社会运动）的鼓舞，他们对抗王室的政治热情将进一步上升，与王室之间的矛盾很有可能将继续积累，甚至以更加激烈的方式爆发。在信息流通和人员往来日渐发达的当代世界里，王室掌握石油等主要国家财富的
生产关系模式也断然难以继续存在下去。
沙特如今还面临着国王和王储年龄严重偏大的问题。现任国王阿卜杜拉出生于1924年，现年已经87岁；已故王储生于1928年，卒于2011年，享年83岁；现任王储纳伊夫·本·阿卜杜勒－阿齐兹，生于1933年，78岁。这种统治者年龄过高的现象不仅使人们怀疑其是否有足够的执政精力、是否能够跟上时代的发展，而且由于不仅国王而且王储年龄都偏大、接近，不可避免地将形成一种政权频繁更迭的现象。这种现象又使得国家的政治稳定性具有不确定性。
三、西亚北非变局的其他因素
1. 美国等西方国家的民主推广运动
民主推广运动既是美国等西方国家对外政策的目标，也是手段。一方面，美国等西方国家将按照自己的政治模式塑造他国作为其对外政策的目标；另一方面，美国认为当每个国家都建立了类似于西方国家的政治模式，那么世界就和平了。“9·11”事件以后，美国在中东地区先后发动了阿富汗和伊拉克战争，其行为的逻辑便在于对恐怖主义根源的认识。中国等国家认为恐怖主义的根源在于贫困落后，在于两极分化，在于美欧国家推行的霸权主义政策。然而，欧美国家则认为恐怖主义的根源在于这些国家没有实行民主制度。因此，即使是通过武力途径，只要将民主制度带给他们，也就不会存在恐怖主义了。
除了政府直接进行的这些民主推广运动外，美国还通过非政府组织进行民主推广运动。全国民主基金会（National Endowment for Democracy，简称NED）是美国的非营利机构之一。美国政府为了便于管理向国外组织的捐款资金，于1983年成立全国民主基金会，总部设在华盛顿特区，其宗旨是促进及推动全球
的民主化，并向相关的非政府组织及团体提供资助。全国民主基金会的经费主要来自美国国会通过美国国务院进行的年度拨款，也有一小部分来自民间捐助。虽然该基金会依靠国会和白宫的持续支持，但是他们不是政府一部分，拨款如何使用，由独立的董事会来决定。
客观而言，将此轮中东地区的民主运动直接归咎于欧美国家推行的政策则是不公正的。因为，无论是突尼斯、埃及、还是其他国家所发生的街头运动，实际上在很大程度上都是由民生问题引发的、既有偶然性也有必然性的政治危机。西方国家长期的民主推广政策只是起到了潜移默化的作用。
2. 新传播技术的革命性影响
从历史上看，技术对社会运动革命性作用并不鲜见。印刷术曾经引发过基督教革命，报纸的广泛传播催生了欧洲的社会革命，罗斯福利用无线广播进行炉边谈话动员人民介入战争，肯尼迪通过电视与公众沟通，而奥巴马则是运用微博和网络与选民交换意见。最经典的一个案例是在20世纪70年代末，伊朗的霍梅尼利用卡式录音带从巴黎向德黑兰传递革命信息、发布革命指令，领导了一场针对国王巴列维政权的伊斯兰革命。
这次发生在西亚北非地区的动荡，在几十天的时间内就能迅速颠覆存在几十年的政府，新技术的能量确实不容小觑。网络与脸谱（Facebook）、推特（Twitter）等新型信息工具的结合，轻易地实现了大量信息实时的平面传播，这使以往需要旷日持久才能实现的政治动员和社会组织运动得以在瞬间内完成。这种传播模式打破了信息自上而下传播的权力等级，使每个人都成为社会网络中平等的节点，瓦解金字塔结构的传统主控社会，造成技术性无政府现象。